《奇葩说》有一期议题是“”，仅在爱奇艺平台上就引来了好几千万的点击量，之后更是引起超乎往期的热议。随后，这期节目因涉及话题敏感而被迫下架。

“出柜”，也就是“你身边人知道你是同性恋吗？”，在 LGBTQ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的圈子里是一条“线”。跨过这条线的时候，大多数人是抱着“我要做我自己”的决心，或者是卸下自己心理上积累的负担。

社会变得比以往宽容了，至少网络节目可以讨论“出柜”；但它并没有宽容到足以平等的程度，可以讨论，但不能堂而皇之。

根据 2016 年底由“同志商务”统计的“第三届年度中国 LGBTQ 群体生活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 LGBTQ 人群中，完全出柜（包括亲属、朋友和同事）的人群甚少，仅占5%。有 20% 对一些家人出柜； 56% 对好友出柜；还有 30％ 的 LGBTQ 完全没有出柜。

我们采访了已经对父母（或其一）公开出柜的年轻一代，幸运的是，在我们采访的七个人中，都没有因此与父母反目的。但一切也并没有走到阳光底下。

后的松阪牛说，“我是过年的时候跟我父母说要找他们吃顿饭，他们在聊谁谁谁结婚的话题，我就顺势说：‘我就不准备找女朋友了，我也会结婚的，你们也不用担心会没有人跟我在一起。’然后气氛就变得比较严肃。我妈听到这句话后说了一句：‘乃么要西了。’但我爸当时就说，‘我早就知道了。’”

松阪牛回想起当天的场景，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但饭桌上自己还是一身冷汗。

这一场饭局，本质上说来，就是对父母一种义务上的告知，是以一种婉转却有力的方式向父母传达“我有所爱，不必担心”。“我觉得可能他们自己可以接受，可是他们担心周围的人，让我不要跟别人说，担心我工作上会被排挤。”

下了饭桌，松阪牛说，“我们家之后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在松阪牛一旁的伴侣大雄说：“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有压力的人都会选择不出柜，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这样。”

压力，来自于父母的关切，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尤其重视家庭的国度来说。而倘若关系疏远，就会自然导致压力的减轻。

在大雄大一的时候，他买了《17 岁的天空》的“同志喜剧” DVD，放在包里没有拿出来，当时就被爱翻包的妈妈发现了，但母子二人都默契地选择了不提。

“到后来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妈背对着睡在床上，我妈就默默地来了一句：‘你是不是喜欢男孩子？’当时我汗就下来了！我回答说：‘我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想干嘛。’第二年她再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嗯，对。’”

如今，大雄和离异的母亲就这么相安无事地保持着联系，“关于性取向，我在家里没遇到什么负面的事。我妈从小把我当女孩子养，从小就给我穿裙子，她大概觉得好玩。现在我妈唯一担心的是我会生病。”大雄笑着说。

但在大雄生活里缺席的父亲，至今还是不知道的状态。“其实我妈跟我爸离婚的时候，我跟的是我爸。我觉得我爸肯定清楚，但只是没有说破过。”大雄说。

其实，出柜的前提未必是一对“开明的父母”，家庭关系疏离和“出柜”的难易程度存在一定关联。

与孩子关系疏离的父母，大多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至于孩子是不是同性恋，和他们要去哪个城市生活、有没有纹身一样，是他们自己的世界。

已出柜的乐老师也这样跟我们说，“出柜一点都没压力，他们就这样知道了。后来也没什么不一样，因为我原来和爸妈也不是很近……因为我爸妈本质上是怕麻烦的人吧。他们的开放，是基于不给他们添麻烦。”

选择出柜的人心里会抱着这样的期许：父母那么爱我，最终会理解我的吧。事实上，出柜后被父母接受的人并不在少数，但这种接受要加一种形容——“默默地 ”。仿佛是，家丑不可外扬。

在中国，当下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大多数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倾注了所有的爱和精力。无论孩子做了什么事情，选择包容、接受、承担是为人父母的天性所致，也是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让这唯一的孩子变得不可失去。所以面对孩子，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调整自己去接受；但是一旦面对外界，他们的内心依然残留着“这不是件好事”“这不正常”的暗示。

不同于上面几位男士，小锤子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在成长过程中，可说是无话不谈。

“我是初二的时候，直接跟老师说，让爸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的。”小锤子说。

在寄宿制初中的时候，她就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同，“我那时候就和爸妈很坦白地说，我喜欢小姑娘，我很痛苦……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发了我，大概初中时候那种悸动吧。”

当然，看医生没看出什么病症，“其实在医院的走廊上，等所谓的医生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想通了，我就是喜欢女生，又怎么了？”

“但那时候年纪还小，但父母会觉得是玩玩，他们没有把它认作一个很认真的事情。可他们应该知道，我和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就是有点‘不省心’……我其实给他们埋下了一个种子，他们开始不安了。”

小锤子的父母真正明白她性向的时候，是大学时她因为感情问题反复和父母说过好几次。“我以前和我妈散步的时候，会跟她讲，喜欢哪个女生啦，之类的。我想跟他们分享。出柜，也是因为我想和他们更亲近。”小锤子说。

她整个出柜的过程，父母认同的过程，路漫漫，终于看到了光亮。

“现在过年的时候，亲戚吃饭总会问到什么时候结婚这类的，爸妈就会帮我挡一挡，说‘她还小，还要工作’这类的。”小锤子说，“虽然这样已经很好了。”

相比之下，Crown 的妈妈却是在一个很寻常的吃饭时刻，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她就问我是不是，说我外婆想知道。我就说是的，妈妈就‘喔’了一声，继续吃面条了。”

真正不淡定的反而是 Crown，她隔天就告诉了好友妈妈开口问她性取向的事，因为这太难得了，不是所有母亲都有问出这个问题并坦然接受的能力。Crown 说妈妈的思想一直很西化，“她很尊重我的私人生活。她很少造访我家，即使要来，也会先礼貌地站在家门口，不会像其他家长那样主动侵入。我觉得我妈妈特别开明，特别牛。”

和小锤子一样，和妈妈坦诚了性向之后，Crown 觉得母女之间的关系更近了，很多以前不会讲的话，现在也慢慢打开了话题。“只是妈妈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是自己的错，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让我变成了同性恋？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很激烈地反对说，不是的！妈妈，这是生来如此的。”她说。

对于 LGBTQ 群体来说，他们的挑战在于战胜社会的不公和偏见，为自己、为这个群体发声。

对于 LGBTQ 的父母们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自己接受已有价值观里不存在的，或者是反感的存在，如何被迫接受这一场“内心的倒戈”。

推翻已有的，建立新的——并且是从整个价值观上重新来过。这一点上，面临“出柜”最大难题的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的父母。

Bon 的妈妈，则是在她与大学时期的女友私奔时，知道她的性向的。

“我和当时的女友在一起，她家里人不同意，我们就私奔了。然后双方父母都见了面，闹得很难看。” Bon 说，“但其实我父母没什么不同意的，他们是很开明的父母，没有什么斗争吧。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自己的做法欠妥。后来我妈妈也见过我的一些历任女友。”

而现在的 Bon 和女友维持着稳定的感情，她的妈妈也常会来一起吃饭，见到她俩成双入对。

在一次早餐时，Bon 的妈妈对她们说道：“我接受你们，不像其他父母，我接受你们。只要你们开心就好。对我来说，我就像养了两个女儿，挺好的。”

“只要你开心就好”，很多时候，这句话是父母说给自己听。但这一条理由也足够让他们和自己的孩子站在一起，共同抵抗外界的偏见。

Kiya 是我们这次采访中，唯一有过形婚经验的人。

她的形婚，很大程度上因为亲戚的压力。他们并不施压于 Kiya 本人，转而对准 Kiya 身体抱恙的母亲。他们跟 Kiya 的母亲说，“你看都是因为你影响了你女儿”、“到那么大了还嫁不出去”，这样的话，听上去简直像针似的扎人。“我妈妈一开始还算是个比较要面子的人吧。”Kiya 说，“所以她也希望我结婚，觉得我不这么做的话，会让她在亲戚面前有点抬不起头来。”

在 33 岁的时候，Kiya 决定踏出这一步，因为“妈妈压力太大了”。

“我找了个 Gay，准备形婚。一开始都说得很清楚，我说我不生孩子，所有东西都 AA 制。然后所有东西都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做很多准备工作吧。”

Kiya 也找了个律师朋友，咨询了很多相关的内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Kiya 爆发了。

“朋友跟我说，协议只是协议，如果真的办了结婚证，都是法律来控制的。然后那天回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忽然崩溃了。回来就和我妈说，‘妈，我不结婚了，行吗！？’我记得我那天就一直哭，一直哭。我不是个会说谎的人啊，我想着要是结完婚之后，我要编多少借口去圆这个谎呢？要骗一辈子吗？去做这一场秀，有什么意义呢？”

在 Kiya 压抑已久的痛哭声中，妈妈也泪流满面。

这场母女间的理解在眼泪中达成。

我们到访 Kiya 家里的那天，她的母亲正好也在，也了解我们究竟缘何而来。一阵热闹寒暄后，她悄悄带上门去为女儿烧晚饭。临近饭点时，Kiya 的妈妈还热情地推开门来，问我们要不要一起留下吃个便饭。

母亲的接受态度，慢慢在她周围形成了保护罩，给她勇气，也给她动力。她不再会像从前那样一个人孤军奋战，Kiya 说，现在还有些街坊邻居会看到 Kiya 和女友在附近活动，转而来问东问西的时候，她妈妈就会主动和别人说：“啊，那是我干女儿！”在 Kiya 向我们形容的语气里，满是幸福。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和父母出柜后遭遇各种不解、冷漠、恶言相加，甚而断绝关系。只是采访的这七个人，恰巧都是幸运者而已——但这“幸运”背后，离彻底的“接受”又存在着距离。

这些父母的态度大多数是：

但哪怕是这些幸运者，也没有出现“同性恋本来就是正常人，我来和你一起走出去”这样的父母。他们只是接受自己的孩子，但究其实质，是接受孩子的“不一样”，而非“和大家一样”。他们的接受，更多是出于爱。

这让我们看到希望，也看到了社会大环境的进步依然缓慢。

在采访的最后，Kiya 和我们说，“就在前两个月，我的脚意外受伤，不得不住院手术了。当时手术我特别希望是我女朋友给我签字，但是没办法。我会忍不住去想，但以后我年纪大了，老了，真要有什么事，我的女朋友根本没办法替我签字，她不是我的‘亲属’，可能连手术室也进不去。怎么办呢？”

在这很长的路上，希望爱你们和你们爱的人会在左右，掌着你心里的灯。

《飞克船长》系列：摘星计划

来自北京的插画师，画中充满着探索的气息与科幻的意味，每一幅画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铁皮怪鸭的插画融入了很多幻想的元素，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太空宇宙、外星人、怪兽、野兽、街头滑板、自行车、改装汽车、服饰潮流、欲望性感和北京文化，以及一切很酷的想法”。

《飞克船长》系列：飞克船长在土星玩玩具

《飞克船长》系列：船长的实验室 她们都说船长认真研究的样子非常英俊 眉毛一挑世界地动山摇

《飞克船长》系列：北海公园营救计划

《科学怪青年》系列：北京飞碟

哪一刻，你觉得你长大了？

“当我觉得日本姜变得好吃了。”（Kaori Watanabe）说。

渡边佳织于 1984 年出生于日本静冈，毕业于京都嵯峨艺术大学。她画中的少女让人印象深刻。在形象上，长发、和服、富士山、白白净净的脸庞，就像是从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中走出来“雪子”；然而在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上，那些沉默和倔强显得暧昧而充满意味——女孩们想要挣脱——挣脱什么？飞向什么？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渡边佳织的少女时期，日本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动荡。

但经济滑铁卢刺激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更多的女性主动或被动地涌入社会寻求工作，日本女性主义在那个时期得以高度发展。1985 年，日本颁布了《男女雇佣均等法》，为女性在就业中遇到的性别歧视提供法律保护。

另一件事就是促使日本流行文化行业进入“黄金期”。人们对经济不抱希望，急需在情感上得到抚慰和娱乐。

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越来越多富有不同个性的女性偶像成为渡边佳织一代的“青春记忆”。

在渡边佳织的青少年时期，就爱上了朋克和艺术。“要说我青春期的三个关键词，就是 MTV、户川纯、梶原緋佐子 。自从我们家装上 MTV 以后，我就迷上了它，一有空就看；户川纯是 80 年代很火的一个朋克风格的创作女歌手；梶原緋佐子是我很喜欢的以日本传统风格为主的京都女画家。我很喜欢朋克乐，但那时我找不到和我一起组乐队的朋友，所以我就通过写诗来表达我的情感。现在我仍然会在一些画上写诗。”

渡边佳织笔下的少女形象中，传统的外形符号似乎在和叛逆不羁的灵魂无休止地斗争、共处。在她的几张典型风格的作品中，日本传统文化里的“千纸鹤”元素反而为画面注入了灵动和不安的气息——仿佛是少女的灵魂，美丽、脆弱、飞翔、如影随形。

画上这些千纸鹤，渡边佳织当然是用意的，却说不清明确的理由——“它象征着某种情感，亦或像是那种日本民间神话中可以摄人心魂的神灵，就像是《阴阳师》中阴阳师所役使的灵体 Shikigami，或是一种寄居在纸制人偶中的叫做 Shikifuda 的灵体。”渡边佳织将这些看起来没有生命却极具神秘感的元素融入她的人物绘画中，现实与虚构、古代与当下的界限就这样被打破了。

这种表面的乖巧与内心的反叛之间的矛盾，充斥在日本女性的成长经验中。渡边佳织说：“我可能并不寄希望于男女能完全平等，但我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活得自由和快乐。”哪怕在当下，呼吁女性权利的声音越来越高，但不平等依然存在。少女在挣扎与妥协中成长——传统遗留在她们身上，千纸鹤却不停地鸣。

“当我觉得日本姜变得好吃了，就是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的那一刻。”

少女的成长就好像吃姜，生脆、酸甜、辛辣。对于小孩子来说，口感太复杂了，远不如一颗糖甜得那么简单喜悦。

但是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能接受这复杂，从这生命赋予的丰富层次中找到自己的满足——大概这就是长大成人的那一刻。

生长留下的斑纹，你有没有注意过？

它歪歪扭扭，盘踞在身体隐秘而不为人知的地方。很多人对它的存在遮遮掩掩，更有甚者会选择激光祛疤。身体的小小瑕疵，总是让人难堪。

来自台湾的摄影师，开启了一个摄影系列《Bodylines》，即“生长纹”之意。

Chang 开始这个系列的创作，是想借此让更多人将焦点放在女性的思考方式和能力上，而非“外貌完美达标”。

“‘生长纹’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跟你说不好看才不好看的吗？还是它真的本身不好看？以前我小时候也曾经难过到想要激光镭射掉，因为没钱也办不到就作罢，长大以后因为习惯它的存在也没感觉了。我希望我能将我的内化经历，带给现在也正在挣扎的女性，有点类似用某种装饰它的方式去诠释生长纹。”

因为想要大家试着“当个说实话的人”，所以 Chang 就开拍了。

去找这些照片中的模特，说难不难，却也并不容易。因为，“同温层以外的人，是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拍摄。”

或许大多数人，都还忘不掉广告里的模特那“全方位无死角”的身姿和肌肤，所以对上镜的自己有着种种苛求，以期它也一样要完美无暇。

但“真相”却并非如此，成长，也不是这么回事儿。

“就好像隔壁的邻居妹妹，她不用赚钱，每天就是上课放学……唯一的难受就是明天要约会，脸上长了大痘痘，那是多难过的事。痛苦是不能比较的，我只能用我相信的方式，去让大家对于自己的不完美再更放松一点。”Chang 说。

是的，回首成长的过程，好像从来不是十全十美。但也许正如这系列的名称“生长纹”一样，成长的纹路蜿蜒向上，而我们就在这个旅途中，渐渐认清了自己的不完美，又再度与它拥抱、与它和解。

“我做的这个计划，不是要为想变漂亮的女性贴上标签，而是要告诉每一个自我挣扎的女性，你的美丽不是因为别人（尤其是男性）说了什么你才美丽，如果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跟你聊天，看到了你的双下巴，那你就是不美丽的吗？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虽然这样很八股，但拍摄了这么多女人，我的结论，一路的感受，还是相信，有自信的女人，从容、不嫉妒、相信自己，那才是真正的女力。”

“我是，90 后处女座，最大的爱好是拍照画画和吃东西。”

这样坦白却可爱的自我介绍，和她的画一样，看起来让人不禁莞尔一笑。她的作品很少有那种“悲天悯人”“我见尤怜”的感觉，因为画中的人，大抵都在眉开眼笑地吃吃吃。

是的，这就是叶纸君从文字、从画面传达过来的个人魅力，让人倍感亲近。

三年前从伦敦艺术大学毕业后，叶纸君觉得很迷茫，在那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虽然每天都在画画，但不知道未来的人生会怎么样。”

当时，她经常会独自去很多小店吃东西，却意外地发现，无论再多迷惘和孤独，当面对美食的那一刻，“整个人就瞬间被治愈了，心想着那不如把这些美好的食物画出来吧。”

“动手画的第一道菜是超级简单却又十分美味的葱油面。小葱切末，放在沥干的面条上，撒入生抽和白糖，热油浇在面条上，此刻你会听到滋滋滋的声音，再过一会儿，整个厨房都弥漫着葱油的香味。搅拌均匀，大吃上一口，简直是心满意足。”

自此之后，吃与画，成为她日常的绝大部分。“画画占60%，吃吃吃占35%，不过画画中大部分的主题还是跟吃相关了。”

一年多后，叶纸君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绘本《一定要画出来才好玩：伦敦》。

从肉夹馍到煲仔饭，从奥利奥到法式蛋糕，各种或传统或新奇的零食、小吃和主食，叶纸君都画——当然，也可能是都爱吃。

要问为什么对吃如此执念，叶纸君的回答很正经：“美食不仅仅可以填饱肚子，更能抚慰人心。每一道菜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个故事，菜的味道或许能随时被更好吃的东西代替，但所关联的人与事，是无法取代的。它能够久久留存在我们心里，难以割舍与忘记。”

殊不知最让她喜欢的一道菜，“煎馒头片”，也正因为其承载了满满爱意。“因为这是大厨给我做的第一道菜。”叶纸君说。

大厨是她的男友，也充当着日常主厨的角色。“记得和大厨开车回北京的高速上，我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对我这么好，第一次体会到这样的温暖。大厨笑着说，因为我爱你啊，这些饭菜都是我愿意为你做的。大厨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动到不行。每天都在感叹，遇见你真是太好了。”言辞之间，尽是甜蜜。

画里那个肉嘟嘟的女生，叶纸君说那“算是我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人都有想表达美好的意愿，而画中的女生，就是她输送爱、希望与信仰给这个世界的窗口。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中遇到的所有事情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好与不好的处决权在自己的手中。希望看到叶纸君漫画的朋友，无畏结果，都可以尽可能地享受生命里遇到的人与事。”

毕竟，那句诗怎么说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3515.2 万人，占总人口的 27.7%。虽说对日本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诸般问题早有耳闻，但真正看到数据时，却依然显得触目惊心。

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的摄影师 ，已经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他的这个摄影系列《The Old》，正把镜头聚焦于在日本生活的垂垂老者──车水马龙的大路上，他们依然蹒跚地走着；沿街的小店里，他们依然勉力维持着生计。

“我是先为东京较古老的城区所吸引，而这些地方往往聚集着大量的老年人口，因此一系列以他们为特色的照片才逐渐建立起来。” Chapman 说。

所以镜头里的老人们绝大多数都是 Lee Chapman 在街上随机遇到的，而并非经过层层挑选的拍摄对象，“他们基本上都是我在街上、酒吧或餐厅看到的人。他们是对我而言至少有意思的人。他们的脸上，或者我拍下他们的那刻情景里，似乎都在讲述一个故事。”

最让 Lee Chapman 感到动容的一张照片故事，是这个拉卷帘门的老婆婆。

“这是我很满意的一张照片。她站在卷帘门背后，起初我只看到她的手和脚，当卷帘门缓缓上升，她的脸最终出现的时候，我当即按下了快门。” Chapman 说，“但我最喜欢这张照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她看到我站在那里，她立即，甚至是不容分说地，请我帮她拉开卷帘。然后老婆婆还邀请我进屋聊聊天。”

这次经历几乎算是 Chapman 在拍摄这一系列中唯一与之“共度时光”的老人了。聊天里，Chapman 得知照片里拍的是老婆婆从前开的小店，但因为她年事已高，疲于经营，现在这里只算是她的住所，早已不作商铺。

“如果我没有拍这张照片的话，我们就不会共度非常有趣的半个多小时。可惜的是，现在我再也没撞见过这样拉卷帘的瞬间，也没有再见过这位婆婆了。”

但是街上随处可见的老人，让人不得不对日本的高龄化现象萌生隐忧。照片中的老人们，难道一直离群索居、独自生活吗？他们真正的生活境遇又是如何呢？

“就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拉卷帘门的老太太来看，她一个人生活，显然很孤独。她的孩子不住在附近，她也无法独自出门。” Chapman 说，“鉴于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很遗憾这样的事只会变得更加普遍。”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夹缝中，老人们用自己缓慢而不得已的节奏生存着。因此拍摄这个系列，让 Chapman 更加意识到了周围世界的无常性。

“我经常拍摄的这些区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各处迷人的古老建筑正在被拆除。当然，这不仅仅是建筑物正在消失，还有曾经在其中居住的人。这也让我的摄影工作看起来更加紧迫，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更为重要。”

“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圆圆的”，是 给某个系列写介绍时说的。目前生活工作于上海的她，日常画画、做设计，采集生活里能够感动自己的细枝末节，画着圆圆圈圈，配上简单的颜色和一些拼贴元素，就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

但真要为“圆”找出个所以然来的话，Yayi 却说，其实只是因为喜欢这个形态罢了。“一直觉得圆是个微妙的形态，是柔软的、饱满的，有时活泼有时慵懒的感觉。”

在一方方的小世界里画圆，Yayi 形容是“时不时在自己臆想的‘断层世界’里做着‘清醒梦’”。

以“遛弯儿爱好者”、“公园爱好者”和“小故事爱好者”的身份来分类的《路过》系列，Yayi 放上了一些脑回路的场景画面，非常随意，也相当个人化。在生活里看到的某一个场景和画面的延展，比如凌晨商场里的垃圾桶，夏日深夜空旷马路边被交通警示灯反射过的禁止通行路牌，等等。这些过去的画面，被 Yayi 捕捉在记忆里，又重新翻出来构图创作。

而在想创作又没有想法的时候，Yayi 会玩拼贴。她的回答很温柔得可爱：“算是通过把零碎的画面重组来刺激自己有些新的想法。所以我把我拼贴的系列叫做‘失心疯’。”

殊不知，拼贴的素材或灵感来源，背后都会或多或少地融入她沉迷的星球和宇宙的元素。“从 1902 年的《月球旅行纪》，到后来苏联的《飞向太空》……再到近几年的《彗星来的那一夜》。关于宇宙和星球题材的电影，仔细想想我喜欢的还真的挺多的。”

她毫不掩饰她对当代装置艺术家 Olafur Eliasson 的钟爱，还有蔡国强。“最近看的纪录片有蔡国强的《天梯》。他用男孩天真的一面去表达对外星世界的探索，做的一系列‘为外星人做的计划’行为和装置艺术都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作品。”

对生活细腻的感知与记忆，对宇宙星球的喜爱与憧憬，让 Yayi 的圆形作品显得玲珑且浪漫。

这些圆，可以被赋予形形色色的含义，也可以干干净净地理解为圆本身。要说 Yayi 所想要搭建的那座桥梁，不过是“我自己的情绪出口，同样也希望大家解读出自己的情绪。”

我们与 VSCO 携手走进上海仅存的二手服装交易市场之一“金煌煌”，试图向大家记录和呈现这个市场所经历过的辉煌。本文中所有照片都通过 VSCO X 强大的预设及编辑工具。

尽管此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我终于找到“金煌煌综合批发零售市场”的时候，内心还是震惊的。

整个市场，坐落在浦东南路高架与高科西路中间极其不起眼的一个位置，甚至哪怕依照着导航指示，司机师傅都仍走过了一条岔路。可以说，这里由外至内都有如迷宫，旧家电、老古董、二手服饰，一溜烟地铺陈开去，但视野范围内的人，却屈指可数。

纵然对以前“安西二手服装市场”有所了解的我，也不禁一愣：它变样了。

如今的“金煌煌”有两层楼，由以前浦东新区云台路和长宁区安西路两地的二手市场集合而成。虽说试图平衡各种类的二手货物，但仍主要是二手服装交易市场（这个市场的替代英文名称甚至被称为“金色纺织市场”）。

这里空间虽然不小，却和所有二手交易市场一样，到处充斥着一股陈年的、潮湿而晦涩的味道。这或是因为店面之间的空间都过于逼仄，久不通风采光所致。但即便如此，这里的店家对能找到此地也颇为“感激”。

我到访的那日，遇上不少从前从旧市场迁址而来的老板和老板娘，但凡有顾客路过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都会热心又腼腆地和人打招呼：“进来看看！”当得知我是以往的熟客时，谈话便显得更顺畅。

“这块虽然偏，但地方还算蛮大。阿拉从定西路搬到这里一年都有了喔！”听这位店老板的口音，是纯粹的上海人。

“噶长辰光！阿拉才听到消息，今天还是听朋友的朋友介绍的，特特为为跑过来！”

从前的安西市场，据说是因为消防原因不过关，早说要拆，却迟迟不见动工。到了真的拆迁时，几乎进行得悄无声息，不过几周，市场早已不见了踪影。

“那时候拆得太快，没几天工夫就都清场了。最后那些时候的价格实在是‘放血’甩卖，因为卖不掉的也都不会带走了。”老板说着，言语里竟听不出是遗憾还是感叹。

“这个地方实在难寻，要不是有熟人带路，根本不晓得哪能走。”我感叹道。

因为在找到市场大门之后，我又迷失在偌大的市场里面，几经兜转，才摸索着找到某个摊位边的楼梯口，昏暗的台阶上贴着“安西服饰楼”，才算重会了“故地老友”。

老板一笑，说：“是的咯，刚搬到这里来，整个市场简直是空荡得吓人，完全没人的。”

好在现在由于熟客的回流，生意比开始要稍好一些。“但跟以前是没法比的。”老板又半带感慨地说了一句。

或许是因为人少，显得这里的服装货物尤其多。无数漂洋过海而来的各国二手服装，在这里堆积如山，等待熨烫出售。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二手服饰批发的市场很大，“走货”速度也很快，衣服一捆捆地来，不日又一捆捆地被批走。

“最早的时候，市场还在老定西路靠近愚园路的地方。那时候是真忙，每天早上九点多就有人来了，最热闹的时候要到晚上十一点才好关门。”老板娘小陈与我说道，“那时我的儿子才只有几岁，现在已经 29 了！”

“那你算是这里的老牌啦！”我说。

“哪有，以前老的那批人都不做啦！我们还算是年轻的喽。”她笑着说。

我和老板娘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一边随手翻着这里的衣物，试图找到合眼缘的一些。

这里的衣物分类方式与众不同，主要也是因为各家店主们的选衣定位不同。有很多店铺的衣服直接铺陈在外面，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明码标价；有些店铺则精挑细选，或是专卖外套、内搭，或是主营国际大牌的二手老款，很多诸如 Gucci、LV、Dolce & Gabbana 等国际品牌，也会在此露脸，并且以低于市场价好几倍的价格抛售。

老板娘小陈告诉我，以前市场里的衣服种类更多，还有专门卖皮衣皮鞋皮包的。那些知名的复古买手店，也有不少是从这里进货，“我这里常来一些中老年的客户，也有固定的大客户，一次进好多咯。”

这些大客户倘若来，老板娘们会拿出很多刚进的、没来得及整理挂烫的衣服，直接装在袋子里，熟客来的时候优先让他们挑选，权当送个人情。

一件衣服的一百种搭配方式

对于上海日益攀升的物价，这里的衣物价格拥有与之完全不符的亲切。

所以周边大学里的热衷服装搭配与设计的学生也会选择来此地消费，一来便宜量多，二来风格迥异，可供选择的余地也多，再有，就是这里的店主，尤其是老板娘们，对穿衣打扮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眼光，能说出不少门道。

尤其是这家老板娘，俐子。

这家店我是慕名而来，未曾想真的收获颇丰。

“他人高，又瘦，要穿宽大一点的衣裤，显得更好看。”“你别看这西裤格子颜色花，但配素一点的上衣，上身绝对好看。”……

老板娘俐子热情地拉着我，分享着她的穿搭心得。

“阿姨眼光这么好，个么（那么）会给儿子女儿打扮伐？”

“以前我儿子他不肯穿，嫌弃是二手的。但现在工作了以后，‘识货’了，慢慢接受起来。但他现在倒要跟我说，‘妈妈这个牌子的衣服太贵了喔！我老板才穿几千块一件的（品牌衣服），我倒要穿上万的！’”

俐子阿姨爽朗地笑着，她身上的衣服也是一件设计独特的针织衫，款式十分雅致。

在这里，独到的眼光往往能让简单的搭配异常出彩，点亮不少看似平凡的旧衣；在这里，选搭衣服的时候，甚至也并不是依靠消费能力，而要考验各人的品味与耐心——四处兜转了半天，有些人很可能一无所获，有些却能满载而归。

连问几家店铺的老板娘：“阿姨名片有伐？”得到的回答却都是“没有”，热络地招揽之余，那些防备的神色也显得格外突出。

介于这里的灰色属性，店家们往往带着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当然希望知晓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好带来更多客流量跟生意；但另一方面，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这种过度曝光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加速推动市场的再一次消亡，“这里迟早也是要拆的。”

天色渐晚，我慢慢踱出市场，回身一看，那块红色的招牌好像用它仅剩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力气追赶着印着“ GOLDEN GLORY TEXTILE MARKET ”，但一穿过车流不息的高科西路，一切都被巨大的天桥挡住，什么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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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它只能在 600 – 1000 ℃ 的高温下慢慢融化，化作一滩火色的水，再一点点降温，凝结成冰的形状。它就是玻璃。

来自北京的玻璃艺术家，在我们的镜头前支起一根吹管，把一团流动的火焰吹了起来。热烈的橙色引诱着你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也引诱着你一步步向危险靠近。

在中央美院念本科的时候，杜蒙学的是平面设计。这个看似“前途无量”的专业，却让杜蒙一次次感到疑惑──的确，对一个热衷亲手塑造艺术品的艺术家来说，这有些太快了，也有些太多了。

毕业那年，在去美国首次接触到了玻璃的艺术表演形式之后，杜蒙心动了：“就是因为那次展览改变了我对玻璃的看法，让我觉得原来它也是可以有艺术表现的这么个方向的。”

而初初接触玻璃所带给杜蒙的感受，着实说不上容易──“又热又烫又容易受伤 ”，“开始用炉子吹制的时候，满手臂都是烫出的泡”。那时候的杜蒙，不是没有过抵触。与动辄上千度的热玻璃共事，那就像在刀刃上跳舞一般，充满危险，又精彩万分。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玻璃要求创作者无时不刻的全神贯注，也要求动作与心意的紧密联结。“它折射的光线，和光线透过玻璃洒落在整个空间当中的那种感受，你会觉得这种材料是活着的，它会呼吸，而且它有记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杜蒙说。

杜蒙喜欢称自己为“一个用玻璃讲故事的人”，一来是因为玻璃的确是讲述她与身边人的故事的媒介，二来，是因为用玻璃创作的确与写故事无异──它永远在“现在进行时”，既拥有无穷发展的可能，也随时面临着功亏一篑的挑战。

“在你用其他材质做作品之前，你就会先想到要做什么，并不是会有一个大体的方向，但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所有的都是同时发生的，就是一边做一边去调整。”杜蒙说，“所有的作品，都仿佛是一个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但把它们互相组在一起，又会产生一个新的故事。”

慢慢地，杜蒙与玻璃之间的关系变了。

一开始，杜蒙的作品充满个人化风格，在“梳理清楚自己和自己在创作之间的这种关系”；而如今的杜蒙觉得，真正成功的玻璃艺术品，诞生于“把它整个的故事情节梳理清楚的时候”，随之也会更多地“去探讨人、空间，然后以及自然，以及生物、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隔阂，这之间的错综的关系”。

这是玻璃给她带来的全新的角度。从前亦步亦趋的那种危险关系，变成了某种财富：“我觉得其实在跟玻璃工作的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思考的方式和对生活的态度。特别是做吹制，一秒就能看出人的性格的……然后，就是你在学这个吹玻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很多很多状况，未知的元素特别多。那你如果东西破了，你要怎么样去反应，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失败？我觉得工作时间久了好像心里也变得坚强了一些，特别从容吧。”杜蒙笑着说。

目前，杜蒙的个展正在展出，欢迎前往参观。

时间: 周二至周日，早上10点半至下午6点（最后入场5点半）

上海玻璃博物馆设计新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