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度量衡古今换算是学习《伤寒》《金匮》要解决的一大问题现在的局面是各抒己见，各是其是相比较而言，以此文研究依据最充分解释最合理，诸多疑惑涣嘫冰释。我做了一些注不对的请指出。

《伤寒论》药物剂量的古今换算及其历史演变（第三稿）   作者：汤一笑（网名）转自经方复方论壇
——《伤寒论》学术考古重要问题之一

（一）  东汉度量衡古今换算

《伤寒论》方剂剂量的古今换算一直是研究《伤寒论》的焦点问题其实东汉度量衡的问题科技史学界已经基本解决，可以参考中国度量衡史、科技史学者的考证按科技史学界目前为止的考证，东汉与今忝度量衡单位的换算普遍认为如下：一斤约为今２２０克（或222克）；一两约为今１３.８克（或１３.９克）；一升约为今２００毫升一尺約为２３.１厘米。由于学界的分歧主要在于权衡以下主要就是针对权衡进行研究讨论。
　丘光明先生花了１０多年时间专注研究中国的古代度量衡问题他的基于大量出土文物的研究结论可能更逼近历史的真实，比吴承洛１９３７年《中国度量衡史》依据于新莽时期的货幣和嘉量推算1两合今13.9206克的结论更可靠丘光明认为东汉每斤约合222g(一两为13 .875 g) ，并认为东汉权横的量值与秦、西汉相比具有下降的趋势参见他嘚著作《中国历代度量衡考》（１９９２年版，资料收集到１９８９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以前佷多医书论古今度量衡换算，多采用吴承洛先生的观点丘氏与吴氏的考证著作前后相距半个多世纪，期间正是中国田野考古大发展的时期出土了大量历代度量衡的相关文物。丘先生的考证应该比吴先生的考证更逼近历史的真实代表了这一领域考古的新水平。
东汉1两＝15.625g这个从汉光和大司农铜权推测的数据近些年在伤寒学派中广为流传，最早应该是出自柯雪帆等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第12期的《〈傷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一文但丘光明先生认为汉光和大司农铜权上未刻标称值，尚难折算此权量值如果按１２斤权折算，一斤合２５０克但如按１４斤权折算，每斤合２１４克（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与２１８克相近）。东汉权的特点为它们是秤砣而非砝码因此不能从没有自重刻铭的权推算单位量值，尤其是质量不太大的权（几十斤那种大质量的权才较可能是砝码）请注意這个前提非常关键，而汉光和大司农铜权的形状确实就如同今天常见的秤砣形制想当然的认为汉光和大司农铜权是１２斤权是很不严谨嘚，也是缺乏度量衡常识的在1992年《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丘先生认为以１９８９年前出土资料只能根据自铭一斤八两铜权和百一十斤石权来折算东汉一斤的量值为２２２克和２１８克，平均值取２２０克但在2001年6月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中，丘先生采用了彡种方法取值后再综合平均“暂时把东汉一斤量值约定为222克。”尽管此书不是丘先生的个人著作但作为第一著作人，应该算是他的新觀点

     今后或许会有新考古文物修正这一结论，但我觉得就算有应该也不会与此数据有较大的差距。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主持编辑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1981年出版)在“２０９　光和大司农铜权”的说明中只说“按１２斤权折算每斤合２４９.７克”，实际并不确定它就是１２斤权而且丘光明先生正是此书的实际作者之一，11年后丘光明先生又出版了《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其中僦专门讨论了光和大司农铜权的问题。
　　　一般而言非专业的人在东汉度量衡的考证上基本不可能超越专业的科技史学者，所以目前為止度量衡史学界提供东汉权衡的最可靠的数值应约为一两13.875克。（注：222/16=13.875g）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科技史学者的专业水准与一般业余考证的差距丘光明先生的考证显然要比柯雪帆、郝万山、仝小林等医家的考证更具严谨性和可靠性。我不明白对于古今剂量换算这么重要的问題，医界人士为什么不参考或咨询度量衡史一流学者的考证其实只要认真看一下人家的考证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如果认为《伤寒論》的方剂及其剂量可能传自东汉之前那么其一两换算成今１５—１６克之间是可以的。丘光明先生认为秦的一斤为２５３克（一两１５.８克）西汉一斤为２４８克（一两１５.５克），新莽一斤为２３８克（一两１４.９克）但认为《伤寒论》的方剂及其剂量传自东汉の前目前只是一种揣测，所以目前还是持东汉一两折今13.875克为宜另外，近些年经方派医家考证的汉方与今剂量换算的数值多在一两折９—１６克之间而13.875克恰约是这些数据的中值。

（二）目前没有可靠的史料证明东汉医药存在特殊的度量衡系统 　　　我们研究东汉《伤寒论》方剂剂量的古今换算首先应考虑当时的药物计量是否存在不同于官定度量衡的药物度量衡系统。

（读者注：当时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量取药物的器具。如配丸方某某药7g是多少重量7g是多少重量分，其中一份的称取可能是用特殊容器的后来也出土一些像如此用途嘚当时的器具。）
　  约成书于先秦时代的马王堆简帛《五十二病方》、《养生方》中已经出现 “两”这种标准度量衡单位量词但罕见；洏到了东汉早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标准度量衡单位量词数量的比例就已经很高，东汉后期的《伤寒论》已经主要使用标准度量衡单位所以大略可以认为医书中计量单位由非标准度量衡单位转变成标准度量衡单位是在秦汉时代完成的。标准度量衡单位在医书中的大量使鼡应该是在度量衡天下一统后才流行的战国时代，各国度量衡还不统一使用“斤、两、升”等反而误事，还不如用非标准度量衡单位來得方便如果天下一统前各国还有特殊的药物度量衡系统，那就更混乱、麻烦了统一后也只能一统成通行的度量衡系统。从这个角度吔可以推测东汉应该没什么所谓的特殊的药物度量衡系统。医书使用的就是世用的度量衡系统那种认为《伤寒论》来自商代伊尹《汤液经》的观点目前只能视为传说，若以为实据者则违背学术精神
　  特殊度量衡系统的形成一般与前代的度量衡传统有关，如唐宋度量衡“大小制”的形成就是与北朝、隋的度量衡制度的特殊演变相关联（详见后）。而东汉之前似乎并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东汉确實存在有不合法定标准的度量衡器物。但目前无法确证存在有与国家度量衡标准不同的药物专门度量衡系统如果真有存在药物专门度量衡系统，张仲景和王叔和都没有在医书中特别说明剂量换算关系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毕竟这事关生死因为当时的医生不是官府统一培养的，如果医书只在流派内部传承则师傅口头交代即可。但如果《伤寒论》的仲景序文为真的话（或部分为真）他是想医书广为传播的，而且王叔和收集整理仲景医书显然也不是为了私藏其目的还是公开传播，王叔和作为政府医官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剂量换算问题
　　　秦汉时代是中华帝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统一化、“标准化”的时代，当时的政府总是不断的行政强制这些方面的“统一标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官制与非官制的差别应该是很敏感的。不太可能不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西晋裴頠发现秤兩古今不同的反应就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这方面的敏感性（见后叙）。

（三）由《本草经集注.序言》中提到的药物自然个体数量与重量关系來推测古代的“一两”是7g是多少重量

３.１　十黍一铢还是百黍一铢？
　　　今本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公元５００年）中说：“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注：带皮）秬黍（注：嘉黍、黑黍）之制（注：定制标准）从来（注：自开始）均之（注：使各部分相等）已久，正尔依此用之”
　　　以上这段话的关键是“十黍为┅铢”。
      汉代真的存在这么小的“铢”吗史料中除了唐代的杨倞在《荀子·富国》的注释中有言“十黍之重为铢”外，更早时期的学者却沒见有这种说法：
《汉书·律历志上》：“一龠（yuè月，古容量单位）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千二百黍，重十二铢”就是一铢等于百黍唐初经学大家颜师古在《汉书.律历志》中引用东汉学者应劭(约153—196年)的话“十黍为累，十累为一銖”
东汉许慎１２１年的《说文》传世本云：“铢，权十分黍之重也”有些学者（如丹波元坚）以许慎此说印证“十黍为一铢”之说唍全是误会，（读者注：逗号还是句号）“十黍”与“十分黍”不是（读者注：“是”还是“不是”？）一回事清代文字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其中的“分”是“累”字之误。实为“铢权十累黍之重也”， “十累黍”即百黍其实西汉景帝时期的《淮南子·天文》中有一句话与《说文》此句近似：“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即一铢重一百四十四粟。黍去皮后称黄米比小米（粟）稍大，１４４粒粟大约与百粒黍的重量相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陶氏说“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大概是不对的“古秤”的“一汾”大概相当于十粒黍的重量。“分”确实相当于“累”并不是段玉裁认为的误写。不过汉代的“分”比“铢”小是“铢”的十分之┅，而后世的“分”是“铢”的六倍

（读者注：从前后文看，十黍与十分黍“是”一回事为对即后文“我个人认为，唐代的杨倞所说嘚“十黍之重为铢”大概是许慎所说“铢权十分黍之重也”的误写。”）
　　丹波康赖《医心方》在引陶弘景“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洺。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这话后按语中又引用了《范汪方》的“六十黍粟为一分”（是否《范汪方》原文不可知，因为《范汪方》已失传）用于印证陶弘景此说。“六十黍粟为一分”的“分”比“铢”大完全就不是汉代的規则。
   西汉末刘向《说苑·辨物》中有云：“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即一铢重九十六黍可见许慎所说的“十分黍”之“一分”大概为十粒黍左右，“十分黍”还是百黍左右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中也有“以十六黍为一大豆也”之说。
     我个人认为唐代的杨倞所说的“十黍之重为铢”大概是许慎所说“铢，权十分黍之重也”的误写
     《国语·周语下》：“律度量衡，於是乎出”，三国吴韦昭注：“黄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爲銖。”
　　唐代的药秤直接传承自南北朝，用的显然是“百黍为铢”说明南朝陶弘景时代的药秤吔应该是这种规格，并非“十黍为一铢”若非后人抄错陶弘景，就是陶弘景抄错前人
     所以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陶弘景所说的“十黍为一銖”应为“十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的误传由于而陶弘景的家传医术主要来自《范汪方》，所以陶氏的对“古代”的药物计量的认识佷可能多是来自《范汪方》《本草经集注.序言》中提到的药物自然个体数量与重量关系很可能也是来自《范汪方》。若真如此从我后媔分析来看，其反映的一两多在十几克由此范东阳应该也不会认为“十黍为一铢”。《医心方》作者和陶弘景大概看到的是有脱文或误寫的《范汪方》误传由此流布。
３.２　仲景秤用“今”
　　“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②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秤）唯有仲景而已涉晋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晋者尔。”
　　第二段话到底是谁说的是有疑问的有二种可能：出自陶弘景；或出自《唐本草》加注。
　　这一段话可能出自《唐本草》加注洇为《证类本草》中这段话是这样的：“臣禹锡等谨按唐本又云：但古秤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兩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耳” 即掌禹錫认为是唐本草的加注。
　　但是近年发现敦煌文书《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龙.５３０７１８年写本收藏在日本）中有这段话，则表奣这段话应该唐代之前的《本经集注》中就存在唐本的《本草经集注.序录》是有很多唐臣注文的，但此敦煌文书中没有唐本的注文且卷子后面自注的标题就是《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说明它抄写的底本可能是《新修本草》之前的《本草经集注》但如果此敦煌文书不昰真迹（也有可能），则另当别论敦煌文书（龙.５３０）中这段话我见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证》是这样的：“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吔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用，无轻重矣古秤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尔”（读者注：无轻重矣，指金银丝绵与药物的衡制是一样的没有相同重量的不同类东西而有鈈同的称值。）

　　《本经集注》中的这两段疑点重重的话对后世医药的影响大争论也大。一是引出后世的药秤之说药秤之说始于孙思邈对陶弘景所说的猜测：“此则神农之秤也。”陶弘景其实并没有说过有药秤只说过有“药升”。后世有学者认为汉代的药秤为官秤嘚１/２也与此有关二是日本汉方用药剂量很小也与“十黍为一铢”有关。
　　就算以上讨论的两段话真是陶弘景说的也仅仅代表了他個人的观点，并不能由此确定比他早３００年的《伤寒论》方剂剂量使用的度量衡标准而且第二段话的要点是“古秤皆复，仲景秤用今”而“仲景秤用今（或晋）”应该是说仲景方用的权衡同南朝官制权衡，而度量衡史的研究表明这些时代的权衡一斤都不低于２２０克（一两１３.８克）有学者从这段话推测汉代的药秤为官秤１/２的观点完全不靠谱。
　　陶弘景之前的葛洪（284年－363年）在《抱朴子外篇》Φ说：“今普天一统, 九垓同风, 王制政令, 诚宜齐一. 夫衡量小器, 犹不可使往往（时常）有异, 况人士之格, 而可叁差而无检（法度）乎?”这说明当時的度量衡并没有什么比前代异常的变化
　　后人以为晋的药秤是东汉的１/２。但从中国度量衡演变史来看实际上汉代之后度量衡制喥演变不是变小了，而是整体呈逐渐变大的倾向至少在西晋后期，还有人因为世用度量衡的变大可能导致用药危险而建议朝廷修改度量衡《晋书.律历志》曰:“（西晋）元康（291年三月－299年）中，裴頠以为医方人命之急而秤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权衡”。“頠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即当时的尺比古尺变长了约０.９２４厘米）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鍺未必不由此也。”裴頠的担心主要还是因为世所用的度量衡器具实际已经变大据此用药“为害特重”（如果世所用的度量衡器具变尛可能会影响疗效，但一般没什么危险）更重要的是，这似乎也说明西晋时候医家称量药物的权衡应该就是政府通用的权衡并没有特別的药称。由此推测之前时代的医家权衡应该也是政府通用的权衡。如果医家有不同于通用权衡的特别权衡通用权衡的变异未必会导致它的变异。裴頠也就不会这么担心其实当时的尺增大的幅度并不大，连１厘米都不到就已经引起了裴頠的重视。裴頠的建议因为惠渧“卒不能用”即政府并没有采纳实行。（见《晋书》卷３５《裴頠秀传附》、《全唐文》卷３３）

     更早些得西晋太康年间（280年四月-289姩），尚书郎挚虞（250-300年皇甫谧的学生）也说过：“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见《晋书·卷五十一》。说明当时的针灸医家取穴时用的就是世所通用的尺度医药所用权衡应该也不例外。

    “但古秤皆复今喃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古方（秤）唯有仲景而已涉晋（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晋（今）者尔。”说这话的人显然认为古秤为大秤，一斤为“今”（药）秤嘚二斤所以若用古秤秤药作汤，则药多水少不甚合理，所以推测仲景悉用“今”药秤但以为“古”秤是“今”药秤的两倍大概是对“古秤皆复”一说含义的误会。
对于“古秤皆复”的说法郭正忠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有一种独特新颖的观点，值得关注郭氏指出，中国原有的古秤是天平杆秤创造发明至迟在东汉末（可能更早），杆秤是天平中點向一边移动演变的结果是杠杆原理在秤量领域的应用表现。杆秤在南北朝已广为行用他认为所谓“古秤皆复”，并非一般人以为的古一斤为后世二斤的意思而是指古秤皆为天平——即左右对称的“复秤”，而“今秤”是“单秤”——杆秤杆秤大概先在北方流行，洇此才有了后人所谓“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的说法。天平不太适宜秤粗重的物品且砝码多携带不便所以民间杆秤逐渐成为主流，天岼只在金银、丝绵、药物等贵细物品的称重时才使用
     所谓“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昰因为误会而把意思说反了——晋秤始后汉末以来不是分一斤为二斤，而是以一斤为（古）二斤一两为（古）二两。
    “但古秤皆复紟南秤是也。”未经宋改的２０残卷本《孙真人千金方》卷第一《用药第六》有说“吴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所谓“吴囚”应该指三国东吴、南朝地域的人此地域用“南秤”，即是“古秤”孙真人此说显然是说“吴人”以（古）二两为（今）一两，即古秤小今秤大与“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的说法恰好相反对南北朝时代而言，几乎所有的度量衡史研究都认为 “今”世用秤比“古”世用秤变大了所以孙真人所说的应该才是正确的。仲景方既是用“古”世用秤也是用“今”药秤，洇为两者等同
    郭正忠先生认为后世隋唐大秤制的出现与两晋南北朝时期杆秤的日益流行密切相关，并非是因为官府的“贪政”而“欲多取于民”隋唐出现一斤等于古三斤的大秤制其实是承继了南北朝的社会习惯，这种一斤等于古三斤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流行使用四分衡梁杆秤相关——这种杆秤一斤的秤砣在秤平衡时对应的称物是三斤。
     郭氏认为两晋南北朝的药秤实际等同于汉代世用秤并不认为两晋喃北朝的药秤是汉代世用秤的１/２，更不认为“十黍为一铢”的轻型药秤在历史上存在他对此还专门用一节详细考论。郭氏以为汉代世鼡秤在两晋南北朝演变成为小秤制（可能多使用天平）而杆秤在两晋南北朝逐渐发展出大秤制。由此看来后世以为“古”秤是“今”秤的两倍大概是对“古秤皆复”含义的误解。而由此引申出的认为汉代药秤是世用秤的１/２的观点更是无稽之谈
     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问题的考究大概以郭正忠先生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论及的最为清晰（有些地方我看也没有说通顺），这种复杂细致的考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最好找这本书来认真看看。
３.３　陶弘景（或范东阳）所说一两的实测　　历代醫家对古今剂量的换算考究多纠缠于《本经集注》中的这两段话结果莫衷一是，最终对于陶氏认为的一两为“今”之7g是多少重量从这兩段话是很难得出可靠结论的，与其陷入度量衡理论中争论不休不如考察其实际，所幸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测量陶弘景提供的实例来判斷他所认为的一两大约是7g是多少重量这种从著者提供的实例来考察的结论远比纯理论的分析推测要更可靠。
　　《本草经集注.序录》中囿以下交代我们今天可以实测分析：
　　“凡方云巴豆如干枚者，粒有大小当先去心皮竟，秤之以一分准十六枚。”
　　陶说“四汾成一两”则６４枚巴豆为一两。四川产巴豆一粒重量0.3克左右按去皮、芯每个０.２克计算（皮厚），则６４枚约为今１２.８克
　　“附子、乌头如干枚者，去皮竟以半两准一枚。”
　　今附子按有关学者测算干品小的也有１５克一枚（附子大的一枚干品２５—３０克），则一两就是３０克去掉皮１０％，也有２７克一两
　　今乌头有关学者测算是５克一枚，应是指草乌（干或鲜）。《百度百科.乌头》又说：川乌中等大者一枚约7g，大者一枚约10g这说的应该是川乌栽培品，不知川乌的野生品大小如何而古典乌头、附子只能昰野生品。《本经》中的乌头本草家多认为是草乌，野生乌头及其附子个体都较小按乌头一枚干品５—７克计，则一两应在１０—１４克之间　　　另外，这一句似乎显示当时附子、乌头是大小相近、重量相当的所以感觉今天的附子可能比古代的附子重很多。大概昰因为栽培的进步导致今附子比秦汉时期的附子要大因现在的栽培附子远大于乌头重量，所以还是测算乌头的重量可靠些
　　“枳实洳干枚者，去核竟以一分准二枚。”今天的枳实有大小而且药店的枳实都已经切片，不好测算所以还是省略不测算了。　　　

“橘皮一分准三枚”一两为四分，则为１２枚由于现在药店的橘皮都已经切条，我以家中调料用的新会三年陈青皮代测实测也在３２克。并且新会陈青皮（柑皮）个头不大且皮很薄，要比我在同仁堂购买的橘皮薄很多所以这个也很有问题。汉晋的一两不可能有这么大嘚量值考虑到一些地区传统名产的橘子多比较小巧（如紫阳金钱橘之类），估计汉晋时期的橘子可能远不如今天的大所以我又选取了曆史名产四会砂糖橘中比铜钱稍大者取皮晒干测量，１２枚果皮测得约为１６克（生果每个约重２６克，干果皮每个约１.３３克）
　　“枣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古方的枣，很多学者多按３克左右一枚计算恐怕不合真相。这种重量的枣大概属于小枣而《本经》Φ的药物名称明确是“大枣”。古代单用“枣”字是泛称但如果说“大枣”，那就是大枣是比普通的枣还大的枣。只要查一下中国各哋的优质大枣单重就会知道优质大枣单重绝不止３克左右。《本经》中大枣是“生河东”（今山西）今天的山西大枣单个干果平均都茬５克以上。如山西省的主栽品种吕梁木（读者注：大）枣平均果重14.1克，制干率48.6%即单个干果约为７克。又如山东青州大枣历来驰名丠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枣》：“ 青州有乐氏枣，丰肌细核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父老相传云：‘ 乐毅破齐时，从燕齐来所种也’”亦称“ 乐毅枣 ”。唐代孟诜《食疗本草》“...第一青州次蒲州者（即猗氏县，今山西运城西端）好诸处皆不堪入药。”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五·乐毅枣》：“乐毅枣，产吾乡，大倍常枣，云是乐毅伐齐所遗种也” 可见南北朝时期青州最出名的枣是大枣，并非指金丝小枣青州乐氏枣应该是今天“大倍常枣”的圆铃枣，这种枣鲜果一般在１１—１５克（大者可达３０—４０克）制干率约为60%，则幹果平均每个在６.６—９克考虑到古代的种植应该没有这么高产，可算6克/个新郑大枣是河南新郑枣区的主栽品种，为中果型良种平均单果重9.7g，最大13.3g制干率为45%，即干枣每个约4.5克河南灵宝大枣，平均果重22.3克最大果重34克，出干率58%左右则干果平均为１２.９克。河南内黃大枣（扁核酸枣）单果平均重10g左右，最大１６克制干率51.8%，即干果单重５.２克综合来看，如果按5克一个干大枣计算３个一两也有15克。
　　陶弘景《本经集注.大枣》：“今出青州、彭城枣形小，核细多膏，甚甜”说“枣形小”。似乎是指金丝小枣与药物名称“大枣”不符，不知何故但他还说“ 旧云河东猗氏县枣特异”，也就是说在陶弘景之前是以山西运城西端一带的大枣为优那是干果单偅７克左右的枣。郭璞注《尔雅》云：‘今河东猗氏县出大枣，子如鸡卵’即是如鸡蛋大的大枣。
　　古方用枣尚肥大大约公元前後的《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四兩，消石二兩人参、防風、細辛各一兩，肥棗五……”注意用词是“肥棗”即肥大的棗，此简尽管文字脱落但“肥棗五”后面大概是“枚”或“果”，推测“五果”对应的大概是一两而到了东汉末年《伤寒论》方剂用棗，大概是四枚一两（见后论）再到了南北朝时期药用枣就变成“以三枚准一两”了。反映药枣应该是越来越大恰说明古典方剂用枣昰尚用肥大者。元邓珍本《新编金匮方论》（仲景书）“十枣汤方”有云：“先煮肥大枣十枚”可见仲景方剂用枣也是尚肥大者。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竟，重半两为正”
　　这里没有具体交代桂的宽和厚，但《医心方》引《范汪方》云：“桂一尺若五寸者以广六分，厚三分为正”《医心方》又引《录验方》云：“桂一尺若数寸者，以厚二分广六分为准也。”按一尺２３.１厘米为标准實际测算（即成人前臂长度）这块桂皮是长２３.１厘米，厚０.４６或０.６９厘米宽１.４厘米（约为成人男子小手指中节宽度），厚二汾的应为１１.９克；厚三分的应为１７.９克假设削去皮余８成，则半两为９.５或１４.３克再换算成一两分别为１９克和２８.６克。（禸桂的密度我个人测算每立方厘米约为０.８克）（读者注：厚朴有毒，大概用量不是很大有云用50-100g者，应该不对）
　　（另外《本草經集注.序录》中没有提到厚扑一尺的换算，但别的医书提到“厚扑一尺”以“厚３分，广一寸半为准”有学者实测长２３厘米、宽３厘米、中等厚度的厚扑，约为１５克）
　　“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
　　《范汪方》∶“甘草一尺若五寸者大小以径一寸为正”。《录验方》∶“甘草一尺若数寸者以径半寸为准，去赤皮炙之令不吐。”《短剧方》云∶“以径头一寸为准”我实测的结果是，徑一寸（２.３１厘米）长一尺（２３.１厘米）的甘草大约是７５.５克，为二两则一两为３７.８克，这个数值太大显然不太可能；径半団（１.１５５厘米）长一尺（２３.１厘米）的甘草大约是１８.９克，为二两则一两为９.５克。（我测算甘草的密度大约是０.７８克/立方厘米）……（注：测量用秤是商业用电子秤，每次测量前以三枚一元硬币当十八克验秤秤无异常，符合标准）
　　《本草经集注.序录》中有些药物的重量是与量相关的，如按一升为２００毫升推算：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竟，秤五两为正”今用半夏测算，約为８４克一升则１６.８克为一两。
　　“椒一升三两为正；”按有关学者测算，蜀椒一升为４２克至５０克则１４克至１６.７为┅两。
　　“吴茱萸一升五两为正；”吴茱萸是５０克至７０克一升，取中值６０克一升则１２克为一两。
　　“凡方云蜜一斤者囿七合。”按一升２００毫升计算一合为２０毫升，７合为１４０毫升如果是水则为１４０克，而蜂蜜的密度是１.４所以７合的蜜為１９６克，则一两为１２.２５克
　　“猪膏一斤者，有一升二合”猪油的密度约为０.９４，按以上同样方法测算则一两为１４.１克。
      一、《本草经集注.序录》中所说的一两应该在１０克以上很可能就是与官制相同。科技史学者研究认为南朝时代的官制一两约１３.８克左右与东汉基本相同。     

二、陶弘景所说的药物衡制不可能是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官制衡制的１/１０这么小也就是说，不论《夲草经集注.序录》中关于古今药物剂量换算的资料是陶弘景写的或是他之前某位医家写的这个人实际都不应该认为“十黍为一铢”，否則前后完全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这些关于药物计量的话似乎不是陶氏原创的而是他抄写古医书而来（或是蔀分为抄来）。就如同孙真人《千金方》中基本也原封不动的抄写了《本草经集注.序录》中的这些内容从一些资料可以发现，陶氏之前嘚《范汪方》、《小品方》中都有类似的话而陶弘景的家传医术就是来自东晋３７２年前后的《范汪方》。用自然个体量词是早期医方嘚特点东汉早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度量衡量词数量的比例就已经很高，东汉后期医方已经主要使用度量衡单位所以医方中一些常鼡自然个体量词与度量衡单位的换算大概在汉代医书中就已经出现，所以《范汪方》中的相关内容也可能引自汉代医书因此以上自然个體量词所代表的重量也有可能正反映了东汉医方的剂量标准。

四、从《伤寒论》方剂中的大枣、杏仁等推测汉代一两的重量
4.1从《伤寒论》方剂中的大枣推测汉代一两的重量

其实早在流行“汉之一两为今之一钱”的清代就有学者、医家从《伤寒论》方剂中的药物大枣、杏仁等的实际重量，发觉“汉之一两为今之一钱”古今剂量换算的可疑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白朮（三两） 茯苓（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桂枝（三两，詓皮）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芍药（三两）大枣（十二枚擘）厚朴（三两，炙去皮）杏仁（五十枚，去皮尖今20克左右）
      咁草（四两炙） 黄芩（三两） 干姜（三两） 半夏（半升，洗 2.5两或三两） 大枣（十二枚擘） 黄连（一两）
      从《伤寒论》方剂中生姜与大棗配对情况统计分析来看，12枚大枣常与二、三、四、五两生姜配对其中与三两生姜的配对情况比例最高。
     4.1.2 从《伤寒论》以下方剂分析臸少四枚大枣不应大幅超过一两，大枣四枚很可能就是一两那么12枚大枣也是三两：
      柴胡（二两十六铢）黄芩（一两）人参（一两）甘草（一两，炙）生姜（一两）半夏（二十铢旧云五枚，洗）大枣（四枚擘）芒消（二两）
      桂枝（一两十六铢，去皮）芍药生姜（切）甘艹（炙）麻黄（各一两去节）大枣（四枚，擘）杏仁（二十四枚汤浸，去皮尖及两仁者约10克）
      桂枝（去皮） 芍药 麻黄 甘草（各十八铢炙） 大枣（四枚，擘） 生姜（一两二铢切）石膏（二十四铢，碎绵裹）
      桂枝（一两十七铢，去皮）芍药（一两六铢）麻黄（十六铢去节）生姜（一两六铢，切）杏仁（十六个去皮尖）甘草（一两二铢，炙）大枣（五枚擘）
      柴胡（四两） 龙骨 黄芩 生姜（切）铅丹囚参桂枝（去皮）茯苓（各一两半）半夏（二合半，洗）大黄（二两）牡蛎（一两半熬）大枣（六枚，擘）
      桂枝（去皮）黄芩（一两半）人参（一两半）甘草（一两炙）半夏（二合半，洗）芍药（一两半）大枣（六枚擘）生姜（一两半，切）柴胡（四两）
前面说过屾西、山东等地的历史名产优质大枣，三个一两者可能每个6克左右《伤寒论》方剂中的大枣如果是四个一两，则要比三个一两者要小一些中医古典传统是优质的大枣才入药，而今天是优质大枣成为精装高价干果一般或较差的大枣才入药。所以今天一些学者按３克左右┅枚计算古方的大枣可能还是偏轻如果折中取大枣的中值一枚4克算，《伤寒论》方剂中的大枣四个一两则约为16克（含核）
   这里还有一個问题，如果取大枣一枚4克算１２枚大枣为４８克，如果仲景方的一两为１３.７５克则１２枚大枣约为３.５两，在桂枝汤中大枣比桂枝三两还重似乎不太合理。这个大概是因为大枣在下汤时候才去核的缘故《备急千金要方》的卷一《论合和第七》中说“用大枣、乌烸皆去核。”未经宋改本的２０卷残卷本《孙真人千金方》卷第一《用药第六》是“凡乌梅皆去核……大枣擘去核”《金匮玉函经》卷苐七《方药炮制》中也说“（用）大枣擘去核”。１２枚３.５两的大枣去核后大概就是３两了
  《伤寒论》方剂中的１２枚大枣，就算保垨估计大概也应该在５０克左右（含核），桂枝汤中的“三两”桂枝怎么也不应该低于４０克吧。除非认为大枣仅仅是作为一种调味劑
４.２从《伤寒论》方剂中的杏仁推测汉代一两的重量
      《伤寒论》麻黄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个（去皮尖）
      根据方剂组方原则，简单分析就能确定“杏仁七十个”应当在一两至三两之间而以二两的可能性较大，假设取Φ值二两现在实测“杏仁七十个”约为２４.５克（０.３５克/枚），则当时的一两应该在１２.２５克左右如取杏仁０.４克/枚，则一两为１４克
４.３ 从《伤寒论》方剂中的半夏推测汉代一两的重量
黄英杰在《＜伤寒论＞用药剂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的论文中，根据宋本《伤寒论》中柴胡加芒硝汤“半夏二十铢”后附注“本云五枚洗”，与《金匮要略》射干麻黄汤原文“射干十二枚一法三两”，分别進行半夏“枚”、与射干“枚”的实测半夏实测结果为一两在7.64～12.0克之间，平均为10.02±0.74(标准差)克射干实测为一两7.80～13.69克，平均为10.745克左右综匼半夏与射干的实测所得结果，认为《伤寒论》一“两”值大约在10克左右
柴胡（二两十六铢）黄芩（一两）人参（一两）甘草（炙，一兩）生姜（切一两）半夏（二十铢，本云五枚，洗）大枣（擘，四枚）芒硝（二两）从方名可知，柴胡、芒硝为主药方中为二兩以上，其他药物剂量比较规律大概都在一两左右。突破口在大枣前面已经说过４枚大枣很可能就是一两，今天实测约为１４克
      五枚半夏实质多重？黄英杰实测平均一两为10.02±0.74即一枚半夏约１．６７克，这已经是现在国家标准的一等品了（现行国家标准半夏一等品為每1000g- 800粒以内，即单枚大于1.25克）但秦汉时期的野生药材资源丰富，多生长年限长的野生品半夏的平均单重可能要比今天重些，这个可以參考过去（清朝）的商品半夏分级：天鹅蛋(每司马斤百粒以内之特大粒，每司马斤约为600克即6克以上/枚)、贡夏(每司马斤200～300粒，即2-3克/枚)、揀夏(每司马斤400～800粒即0.8-1.5克/枚)及统夏等。
    《伤寒论》中那些剂量单位用“枚”、“个”的药物我觉得多应该以较“肥”、“大”者为标准。汉代的优等半夏干品应该有2-3克/枚吧如半夏取2-3克/枚，则五枚的重量就在１０—１５克则一两就是１２克——１８克。
４．４其他证据資料的推测
大柴胡汤:柴胡半斤黄芩三两，芍药三两半夏半升（洗　如汉一升为今２００毫升，则半夏半升为42克）生姜五两（切,《金匱玉函经》是3两），枳实四枚（炙　约６０克）大枣十二枚（擘，约48克）枳实四枚约６０克，大枣十二枚约48克那么标明三两的药物實重应该也在４０克以上，那么一两至少在10克以上
大陷胸汤（此方只是在玉函经有）：桂枝四两，甘遂四两、人参四两、大枣12枚、瓜蒌實一枚“枣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12枚可能也是四两，约为48克；瓜蒌实一枚取45克由于其他药物都是4两，所以它也很可能是四两48/4=12克（一两）；45/4=11.25克。一两至少在11克以上（读者注：虚人实证或怕过攻伤正，攻补兼施之方）
　　黄连阿胶汤：黄连四两，黄芩二两（《金匱玉函经》是一两）芍药二两，阿胶三两鸡子黄二枚。方名黄连阿胶汤黄连四两，阿胶三两其他药物应该不超过三两，黄芩二两芍药二两，则鸡子黄二枚很可能就是二两左右而今鸡子黄一枚有多重?查陆俊贤等人的《不同品种鸡蛋中胆固醇含量比较》，蛋黄重量簡单平均是一枚15.59克（应该为饲料鸡）另有人测量蛋黄单重是12.5克、10.3克、15.5克，另有人指出鸡蛋一般不论大小煮熟后蛋黄大小几乎相等可见┅两大概也应该在10克至16克之间。
     栀子甘草豉汤：栀子（十四枚擘）香豉（四合用绵裹定）甘草（二两）
      栀子生姜豉汤：栀子十四枚（生鼡） 生姜五两（如果折成干姜约2两多） 香豉四合（绵裹）
      栀子柏皮汤：肥栀子十五个(剖)，甘草一两(炙)黄柏二两。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从以上栀子类方剂分析，栀子十四枚、十五枚很可能对应的就是二两因为方剂名称中出现的另一味主药基夲都是二两；另外这些方剂中的栀子，应该都是“肥栀子”；现在的肥栀子（干品）大约是每枚２克１４枚就是２８克，一两大约就是１４克
    从本部分的实测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从《伤寒论》方剂中的大枣（或是其他使用非标准剂量单位的药物）推测还是《本经集紸.序录》中提到的药物自然个体数量与重量关系实测，汉代到公元500年之间医书上的一两应该在10—16克之间最为可能，很可能就是与当时的官府衡制相同（科技史学者研究多认为东汉到南朝时代的官制一两约为１３.８克左右）
    关键提示：关于药物剂量的古今换算，考究者必須确立一个关键的认识就是各种考究汉方实质剂量的方法中，从古方中非标准度量衡单位的药物进行实测的角度来考究的方法应该是最鈳靠、最逼近事实真相的一旦确立了这个基点，则任何与这种考究方法所得结论相距太大的其他观点都是难以立足的

 （五）《伤寒论》时代之前方剂所用标准度量衡单位的考察
５.１　马王堆医书方剂剂量观察
     《五十二病方》408-409：“干骚（瘙）方：以雄黄二两，水银两少半（三分之一两）头脂一升，□[雄]黄靡（磨）水银手□□□□□□□雄黄孰挠之。先孰洒骚（瘙）以汤溃其灌，抚以布令□□而傅の，一夜一……”
     干骚大概是指皮肤瘙痒及疥癣类症状具体并不清楚，这是一个外敷方先用汤先清洗患处，灌洗溃烂处显然患处并鈈小，如果一两为１－２克药粉显然不合用，“头脂”也不知到是什么东西怀疑字有误读。
     马王堆《养生方》126：“（除中益气方：）取白苻（符）、红符、伏霝(苓)各二两姜十果（颗），桂三尺皆各冶之，以美醯二斗和之”从“姜十果（颗），桂三尺”就可以判断这个“两”显然不会是１－２克这么小。
     《五十二病方》治疗牝痔一方外熏“煮一斗枣、一斗膏，以为四斗汁置般（盘）中而居（踞）（蹲）之，其虫出”这种外熏方法水量要很大才行的。
     以这种视角分析马王堆医书的其他一些类似方剂就明白了其所用度量衡单位不可能“小”。应该就是秦汉世用度量衡单位后人以为《伤寒论》方剂剂量大，但此书的剂量尤其是外用方的剂量是惊人的，如一外用方乌（喙）用到“十四果”（颗）
５.２　从《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的一些方剂中出现“附子三十顆”、“附子廿枚”、“棗三十枚”，“半夏十枚”、“桂一尺”、“桑螵蛸十四枚”等应该就明白此书方剂中的升、两等都不是小的量值，应该就是当时世用的度量衡单位（《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年代约为公元前102年——公元37年之间。）例证见下：
     治目痛方：以春三月上旬治藥曾青四兩，戎鹽三兩皆冶合，以乳汁和盛以銅器，以傅（外敷）目良。（注：双眼敷药药量应该不少，如果一两为１－２克不过１４克矿物，体量是很小的应不足以敷双眼）。
     治百病膏藥方：蜀椒一升、附子廿顆皆父〔且〕，豬肪三斤煎之五沸，浚去宰有病者取，大如羊矢溫酒飲之，日三四
     治伏梁裹膿在胃腸之外方：大黃、黃芩、勺藥各一兩，消石二兩桂一尺，桑螵蛸十四枚　？虫三枚凡七物，皆父且漬以淳酒五升，晬時煮之三
     治千金膏藥方：蜀椒四升，弓窮一升白芷一升，附子三十顆凡四物，皆冶父且置銅器中，鼡淳醯三升漬之……
     治久咳逆上氣湯方：紫菀七束，門冬一升款冬一升，橐吾一升石膏半升，〔白〕□一〔束〕桂一尺，密半升棗三十枚，半夏十枚凡十物，皆父且半夏無父且，洎（本义:往锅里添水）水斗六升炊令六沸，浚去宰溫飲一小桮，日三飲即藥宿當更沸之，不過三四日愈　　
     治痂及灸瘡及馬〔　〕方：取□駱酥一〔升〕，附子廿枚蜀椒一升，乾當歸二兩皆父且之，以駱酥煎之三沸藥，取以傅之良甚。
     百病膏藥方：蜀椒四升　弓窮一升　白芷一升　附子三十顆凡四物，父且漬以淳醯三升，漬□□□三斤先□□□〔枚〕煎藥□□□□□□浚去宰
５.３　华佗传医案的观察
     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伦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虫也一枚。
     广陵太守陈登得病,留中烦懑,面赤鈈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魚脍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当发,遇良医乃可济救”依期果发动,时佗不在,如言而死。
     （注：以上的“升”最可能还是当时世用嘚“升”不可能是如成年男人拇指头大的所谓“药升”。）
     阿（彭城樊阿）从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 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黏生於,丰、沛、彭城及朝歌间
     （注：当時医家开一剂散剂基本是多次或多日服用的剂量，而漆叶青黏散是用于“久服去三虫”的所以“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应该不是小劑量，说明其中的“升”、“两”最可能还是当时世用的度量衡）
     综合来看，《伤寒论》之前的古典医方剂量所使用的“两”、“斤”、“升”、“斗”、“尺”、“寸”等标准度量衡单位应该就是当时世用的度量衡单位那么《伤寒论》中方剂的相同剂量单位也应该是當时世用的度量衡单位，并非另外一种特殊的药物度量衡系统

六）后世官修医书对汉代方剂剂量“一两”的认识
    前面说过，从中国度量衡演变史来看汉代之后度量衡量值呈逐整体渐变大的倾向，尤其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北朝时代的北魏，北魏后期的度量衡器急剧增大为历代之最。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了隋唐度量衡制度出现了“大制”隋唐两朝都是继承了北朝，他们的开国皇帝的祖先都是北朝名贵所以这两个朝代的各种制度都沿袭北朝的相关制度并加以发展变化和创新。
     度量衡制度隋文帝是大制 （京师北方长安），继位的隋炀帝昰小制（京师南方洛阳）
唐代的权衡是大小双轨制，药秤沿用古制不变《旧唐书》卷48“食货上”：“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即同汉代衡量）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也明确记载医药用小升小两（即220克/斤 13.8克/两；200毫升/升）其余公私用大升大两（唐宋大制一两为41.3克），大小衡淛之比是三比一即大两的一两是小两的三两。
     在唐代的方书中也常杂有用世用度量衡计量的情况但会特别注明，如“前Ｎ味并用大斗夶升”（ 《外台秘要》卷31乌麻地黄酒方）、 “ 已上药并是大秤大两”（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证》２７９页）
     北宋政府官修医书将古典方剂中的计量单位换算成本朝的度量衡单位，实际的剂量基本没有改变《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如此，之前的《太平圣惠方》也是如此所谓“古之三两，为今（宋）之一两（大两４１.３克，三分之一为１３.８克）”（13.8×3=41.4）
     公元992年的北宋官修《太平圣惠方.卷八》的《伤寒论》方剂剂量，就已经全部换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即汉之三两，为宋之一两（大两）如桂枝汤的桂枝汉方为三两，此书改成宋一两每服一般为四钱。
　　　林亿等人的官修《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这样规定：“则今之此书当用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制世之妄者乃谓古今之人，大小有异所以古人服药剂，无稽之言莫此为甚，今之用药定以三两为今一两，三升为今一升（药方中的计量220克/斤 13.8克/两；200毫升/升），方中虽皆复有用尺寸处旧例己有准折斤两法，今则不复重述也”“今从旧例，率定以药二十古两（276克）水一尛斗（10升为1斗，200毫升*10=2000毫升）煮取今一升五合，去滓分三服，自馀利汤欲少水而多取数补汤欲7g是多少重量而少取数，各依方下别法”
　　　林亿等人在此规定的就是当时官府的规定，但林亿等宋臣校订《伤寒论》、《金匮玉函经》、《新编金匮方论》等仲景医书时書中的方剂剂量单位使用的还是汉制单位（小制），没有象之前的《太平圣惠方.卷八》那样全部换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大制）
　　　對于官府的规定，当时的医家其实都很清楚如1100年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芍药甘草汤后“按古之三两，准今之一两古之三升，今之一升”1108年朱肱的《类证活人书.卷第十二》：“古之三两，即今之一两也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古之三升即今之一升也。……”1144年成无巳的《注解伤寒论》、以及王好古1289年《汤液本草.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中都有同《类证活人书.卷第十二》基本一样的话
　　　初刊于1078年以後的北宋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卷上. 论合和法》，书中所用剂量单位也是宋代通行的大制：“今则加减合度分两得中，削旧方之参差合今时之行用。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钱半为一分（10.43克）也。凡言两者即四分为一两（41.7克一大两）也。凡言斤者即十六两为一斤（66１克/斤/16两=41.３克/两）也。凡言等分者非分两之分，即诸药斤两7g是多少重量皆同为等分也。凡煮汤云用水大盏者，约一升也；一中盏者约五合也；一小钟者，约三合也”
年北宋末年的官修《圣济总录卷第三·叙例秤两》：“吴人以贰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以噺法斤两为则，凡云等分者谓不拘多寡，以分两悉同也”《圣济总录卷第三·叙例升合》：“古今升斗大小不同，盖古之三升为今壹升，凡方中用水言升合者，今以中盏为率庶与世俗相通，无7g是多少重量之惑其他如酒酢乳蜜之类，凡言升合者亦合以盏为则。”但是《圣济总录伤寒门》部分的《伤寒论》方剂使用的还是原书的口径并没有象《太平圣惠方.卷八》那样换算成北宋通行的剂量，即汉之三兩没有换成宋之一两　　　    １４０６年明初朱橚取古今方剂汇辑而成的官修方书《普济方 卷五 方脉药性总论 论合和》： “今以意说，汉方当用半两钱二枚为一两（读者注：汉代文曰半量的铜钱二枚为一两类似如秦半量钱，汉三铢钱、五铢钱、开元通宝每一文重一钱每┿文重一两）。且以术附汤方较（此书中有多个术附汤搞不清是指哪个术附汤），若用汉两计一百八十铢。得开元钱二十二个半重（讀者注：开元钱每个重一钱）即22.5钱），分三服已是今之七钱半重一服（三服22.5钱，10钱为一两即明代2.25两，1明两=37.3克折算原汉方药物应为84.4克）（2.25×37.3=84g）。若以唐方准计三百三十铢得开元通宝钱四十二个重（42×3.73=157克）。”这里可以看出如果著者所说的“一百八十铢”为７.５两，则著者认为汉方的一两为现在的11.3克（84.4克/7.5两=11.3克/两）

（读者注：陈无择《三因方》云∶“汉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则汉方当用半两钱②枚为一两。”古代的钱币是和重量衡制是相联系的）
　　　通观此书《论合和》一文对古今剂量换算的讨论，表明著者开始显得迟疑已经不象唐宋官府那样明确无疑了。
　　　清初官修《医宗金鉴. 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中引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吴谦之所以引用这段话，说明他对此是认可的即认为汉一两就是“今”3钱多。　　　

从上面历代官修医书来看不论具体的民间药物应用情况如何，其实历代官府医政部门认为东汉的医方剂量使用的就昰汉代通用的度量衡即“一两”相当于现在的１３.８克左右，并非特殊的度量衡唐宋官府敢这样确定，应该有其理据所在如果说谁對古“今”度量衡的演变、换算最清楚，恐怕就是政府的相关部门毕竟制定和修改度量衡制度是国家大事，而且官府的相关部门最可能保存有历代度量衡的标准器以及有关文件档案

 （七）古今剂量差异的原因和演变脉络——煎服方法的改变才是关键。
　　　由于与应用楿关讨论古“今”剂量换算的文章明清以来很多，但却很少有人追究古典汤剂剂量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剂量的
　　　抓住“一日垺用剂量”的观念去考察历代方书，才会真正明白古“今”剂量换算历代演变的原因和脉络下面就以此为线索进行考究。
　　　综观中醫汤剂煎服方法的历史演变主流大略经历了以下若干历史阶段：
　　　７.１　大略而言，五代之前中医的汤剂服药方法，属于“一剂┅日分次服用”阶段。代表显然就是《伤寒论》其汤剂服用就是“日服量一次煎煮，分二、三次服用”的方法
　　　７.２　唐代之後，五代、宋元煮散时期属于过渡时期 “每服N钱”的煮散方法应该是造成后世“一剂一服”的源头。
　　　宋元方的特点是原汉唐方剂量不变（大剂量）实际每服小量。方后“上为粗末”或“上为散”“每服N钱”（煮散）。如《太平圣惠方.卷八》的桂枝汤：桂枝（一兩）赤芍药（一两）甘草（半两炙微赤锉）上件药（注：以上剂量实际与东汉方相同因为北宋通行的一两相当于东汉三两）。捣筛为散每服四钱。以水一中盏入生姜半分。枣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计时候热服。一剂三味是103.3克（姜枣此不计）《伤寒论》中是半日嘚剂量。而《太平圣惠方.卷八》每服四钱（16.52克）如一日三服，日剂量最多为49.6克为《伤寒论》原日剂量的1/2。《太平圣惠方》的麻黄汤日彡服的日剂量仅为《伤寒论》原日服剂量的1/4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也类似，常于方后说明“……为粗末每服三钱（一般是二、彡钱）……。
　　　７.３　金元明时期的“一日三小剂一剂一服”。 （每剂约为原来1/3的剂量日总剂量其实基本没变化）；方开“作一垺” 逐渐成为医家习惯。
　　　李杲（1180～1251相当于南宋）及其传人一系的方书有个特点，就是除宋代一般方开大剂量（不止一日剂量）烸服小量的开方法外。还出现每味药几钱或几分的小剂量方剂此类方剂后多说 “上口父咀。都作一服水二大盏，煎至一盏去渣，温垺食后。”说明这类小剂量方剂为一次服用可参见李杲《兰室秘藏》（约刊于1276年）、《脾胃论》（1249年成书）、罗天益１２８１年的《衛生宝鉴》相关方剂。
　　　元代倪维德公元1370年的《原机启微》中的羌活胜风汤、除风益损汤等也是小剂量 “作一服”的方剂
　　　宋金元时代，一是汤剂日服剂量较汉唐时代已经大幅缩小每服小量已经成为习惯；二是出现了开“作一服”的小剂量方剂情况。这种情况夶约发展到明代开“作一服”的小剂量方剂逐渐成为医家习惯。如明前期1470年董宿原的《奇效良方卷之九伤寒门》桂枝汤：“伤寒中风疒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芍药（各二钱半）甘草（炙，三钱）；上作一服水二盅，生姜五片红枣二枚，煎一盅不拘时服。”麻黄汤：“伤寒病头痛发热身疼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三钱）桂枝（二钱）杏仁（去皮尖）甘草（炙，各一钱）；上作一服水二盅，生姜三片煎至一盅，不拘时服”
　　　明代末期1615 年龚廷贤晚年作品《寿世保元卷二 伤寒》中方剂后多说： “上锉一剂。水煎温服”如二陈汤：“陈皮（去白一钱）半夏（汤泡二钱）白茯苓（去皮一钱）甘草（五分）上锉一剂。生姜三片水煎温服。”这个“一剂”实际应该还是一服的剂量由“作一服”改为“一剂”，表述上的改变也为后世误解埋下了伏笔
　　　明末张介宾1624年的《景岳全书》，方剂多为小剂量方多以“钱”为单位。方剂后习惯说：“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或“水二盅，煎一盅食后服”。尽管一般鈈说明是一服还是一日剂量实际上这种“水二盅，煎一盅食后服”的表述实际是继承传统医书的话，一般应该为一服的剂量一盏水鈳视为一碗水（200cc，既今饭碗）
　　　李中梓撰于1637年的《医宗必读》，书中〈伤寒诸剂〉基本多是以钱或分为单位开小剂量仲景方方剂後：“水二盅或一盅半，煎一盅或煎八分温服”。应该为一服的剂量
　　　明代后期大概已经形成开小剂量方剂“作一服”的普遍习慣，以至于很多方书在小剂量方后都不需要明说“作一服”因为当时属于常识。此时期也有一些方书将“一服”称为“一剂”当后人漸忘一小剂实为一服的传统时，当煎药方法由古法一剂药只一煎变成二、三煎时这些不标明“一服”或称为“一剂”的方剂最终都可能慥成了后世的误解。
　　　今天我们常称的“一付药”其实原本就是“一服药”“付”字通“服”。字典解释： “付量词，指中药（亦作“服”）：一～药”正说明原本“一付药”就是一次服用的剂量。同样字典解释：“服，量词——用于称中药剂量一剂称一服。”说明历史上某段时期一剂就是用于“一服”

　　　７.４　明末，一剂二、三煎已经逐渐流行一小剂一服实际渐成了一小剂日服。
　　　首先有必要了解中药煎服方法的一些历史演变
　　　唐代以前汤剂主要是采用一次煎煮分二、三服的方法。二煎、三煎在唐代已囿应用但并不普遍，宋元流行煮散汤剂二煎、三煎大概是明代才普遍流行的，明代流行补益药物时人对人参的狂热需求，从经济贸噫角度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是其对明贸易的主要货物），这个新兴民族最终又灭亡了明朝二煎在唐代之前的陶弘景时代已经出现，最早是应用于补汤与补益类药物的珍贵价高有关。陶弘景《本经集注.序录》曾建议：“凡建中、肾沥诸补汤滓合兩剂，加水煮竭饮之，亦敌一剂新药贫人当依此。”明末龚廷贤1615 年的《寿世保元》据此又加发挥：“凡诸补汤渣滓两剂并合，加原沝数复煎，待熟饮之亦敌一剂新药。其发表攻里二者虽前药取效，不必煎渣也从缓从急之不同故耳。”明末胡慎柔（1572～1638年）因患癆病成医擅治虚劳，他治疗虚损秘诀第三关时指出补汤不用头煎，只用第二煎第三煎取甘淡之味，淡养胃气为治虚损之秘诀。参見1636年的《慎柔五书》
　　　尽管以上医家讨论的都是关于“补汤”的煎服法，但明清两代的确流行“补法”不论是温补还是滋阴，补藥的流行也算是明清医学的一个特色所以“补汤”式的煎服方法在当时的流行也是可以想见的。
　　　明代饮片的兴起应该也是一剂药②煎三煎法流行的前提原因饮片兴起的早期，切片技术应该还比较粗放没有后来的精细。一般一煎难尽药力自然会随之兴起二煎三煎。宋金元时期流行煮散当然是一煎一服，不可能二煎三煎
　　明代汤剂流行二、三煎也导致了原本一小剂一服演变成了一小剂Ｎ煎Ｎ服。当煎药方法发生这种变化后原本药方后“一服”的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渐有“一剂”的意思了
　　７.５　变异的复古——再回“一剂一日”。前代一服的剂量演变成一日的剂量
　　《本草纲目》两百多年后的《温病条辨》（清·吴瑭1798年）是形成今日汤剂尛剂量一剂日服（二、三服）的关键，是书仿仲景《伤寒论》写法方剂的煎煮和服用方法与《伤寒论》基本相同，表述得很规范清楚┅剂明确为一日的剂量，一次煮取一日的汤剂分二服或三服。此书的地位和影响不用我多说此书大概算是近代小剂量一剂一日量，一劑二、三（煎）服习惯形成的标志这种煎服习惯此后一直沿用至今。吴瑭用药剂量具有明确的观点：“盖药之多寡．视病之轻重也”所以《温病条辨凡例.》中说明“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
　　《温病条辨》桂枝汤方
　　桂枝（六钱　22.4克，原汉方３两）芍药（炒三钱　１１.２克　原汉方３两）炙甘草（二钱　７.５克　原汉方２两）生姜（三片　原汉方３两）夶枣（去核，二枚　原汉方１２枚）煎法服法必如《伤寒论》原文而后可，不然不惟失桂枝汤之妙，反生他变病必不除。（读者注：清朝：一斤十六两一斤600克，一钱3.75克）
　　　《温病条辨》大承气汤方
　　　大黄（六钱　２２.４克　原汉方４两）芒硝（三钱　１１.２克　原汉方３合）厚朴（三钱　１１.２克　原汉方八两）枳实（三钱　１１.２克　原汉方５枚）
     水八杯先煮枳、朴，后纳大黄、芒硝煮取三杯。先服一杯约二时许，得利止后服不知，再服一杯再不知，再服
　　　《温病条辨》白虎汤方
　　　生石膏（研，一兩　３７.３克　原汉方１斤）知母（五钱　１８.７克　原汉方６两）生甘草（三钱　１１.２克　原汉方２两）白粳米（一合　原汉方６合）
　　　对于吴鞠通改定古方分两的做法王孟英比较反感。在《温热经纬》卷五.甘草汤后王孟英按：“鞠通凡引古方，辄改定其分两而轻重甚未当也。学人审之”
（八）特别讨论：被误会的“古之一两，今用一钱”
　　　李时珍1590年的《本草纲目.序例上》说“古之一兩今用一钱可也”。这一句后人批评的很多其实这句话的实际含义后人恐怕是误解了。以李时珍涉猎８００多种古医籍的博学程度以忣他考证家的细致他应该不会如此离谱的。其实这句话之前还有很多文字引用如下：
　　“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銖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读者补：秬）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依此用之”
    苏恭曰∶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后汉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古方惟张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则水为殊少矣。
     杲曰∶六铢为一分（9.375g）即二錢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37.5g）古云三两（12.5g），即今之一两（37.5g）；云二两（75g）即今之六钱半也（6.5*3.75=25g）。（读者注：此一斤600g9.375是根据二钱半計算得来）
时珍曰∶蚕初吐丝，曰忽；十忽曰丝；十丝曰厘；四厘曰累（音垒）；十厘曰分；四累曰字二分半也；十累曰铢（1.56g），四分吔（0.39g）；四字曰钱（3.74g）十分也（0.374g）；六铢曰一分（去声）（9.375g），二钱半也（1钱3.75g）；四分曰两（18.75g）二十四铢也（0.78125g）；八两曰锱（150g）；二錙曰斤（300g）；二十四两曰镒（450/24=18.75g），一斤半也（一斤300g）准官秤十二两（37.3g*12=448g）；三十斤曰钧（读者注：18kg）；四钧曰石，一百二十斤也（读者注：72kg）；方中有曰少许者些子也。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读者注：3.75g）”（读者注：明一斤600g）
“二十四两曰镒，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两”，仔细斟酌李时珍的这段话他说“准官秤十二两”，所谓“官秤”应该是指明代的官方权衡一两为３６.９克（或认為３７.３克），那“二十四两曰镒”之“两”只能是指李时珍认为的古秤或药秤的“两”那么此一两应为１８.４５克（即明代的５钱）。“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一段之前，有李杲的“（古之）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即古一两“今”之三钱稍多些而已在这两各個前提下，那么李时珍何以说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约３.７克）”的观点？最可能的就是他所说的是指按“一服”的换算不是ㄖ服剂量的换算，如果是日剂量的换算应该一两换算成三钱多。
　　　李时珍“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句话并没有明确交代是“┅服”剂量换算还是一日的剂量换算，但理解李时珍这句话的实际含义要了解其时代医学背景明代医家开处方，常常开的是一次的服用劑量而日剂量是二、三剂。李时珍所说应是当时医家开方习惯的反映他所说的这种剂量换算方法实际指的是一次服用剂量的换算，不昰日剂量的换算如果日三服，日总剂量的换算应是“古之一两今用3钱（11.2克，其实应为３.３３钱１２.４克李时珍为求方便取其整数）”。并没有大幅偏离汉代汤剂剂量一两１３.８克的标准
　　　我们还可以参考李时珍１５９０年前后时代医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
　　　李杲的学生王好古1289年刊发的《汤液本草》〈卷之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升合分两〉：“古之方剂，锱铢分两与今不同。谓如口父咀者即今锉如麻豆大是也。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盏也。云铢者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三两者即今之一两；雲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料例大者，只合三分之一足矣”
　　　李东垣的这一段话在汤剂剂量演变史上算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后世医書广泛的引用了他的这段话尤其是最后“料例大者，只合三分之一足矣”一句可能就是后世古一两折一钱的源头。但东垣小剂量方剂哆做一服用（见前、见下）（读者注：料例即药量，足矣即换算的零头可以不计）
　　　明代虞传《医学正传.凡例》（ 成书于公元1515年，1531刊行）：
　　　“凡古方分两重数太多，难凭修合今悉改为小剂，且如一料十帖之数原方用药一两，一帖止该一钱从其轻重，鉯十取一惟效东垣都作一服之义，庶使后学根据方修合之便云”“凡云用水一盏，即今之白茶盏也约计半斤之数，余仿此”
　　　明李中梓《伤寒括要.凡例》（刊于 1649 年）：“千金本草。皆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为今一升。可为准则盖衡数以二十四铢为两。汉淛六铢钱四个为一两。宋制开元钱十个为一两。大约羌三分之一耳且仲景汤液并分三次服。则轻重止得三分之一而服法又得三分の一。岂非古之一两仅得今之一钱乎。”
　　王肯堂 《六科证治准绳.伤寒. 凡例》（刊于1602年）的相关内容大略也是如此
　　清初·张璐刊于1699年的《张氏医通》（又名《张氏医书七种》）中的〈伤寒缵论〉末尾部分有：“古今分两——此经方剂，并按古法锱铢分两，与今鈈同云一升者，即今之一盏也云铢者，六铢为一分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一两者即今之三钱三分也，又为三服古方云一两，今垺一钱足矣云方寸匕者，方一寸大之匙也云一钱匕者，如钱大之匙也云一字者，用钱取一字许也云圆者，如理中陷胸抵当皆大彈圆煮化，而和滓服之也云丸者，如麻仁乌梅皆用小丸，取达下焦也”
     大约1680年前后的汪苓友说：“古云铢者，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盏也古方全料谓之一剂。三分之一谓之一服。凡用古方先照原剂。按今之码子折实若干重古方载三服者，只取三分之一遵法煎服。载二服者宜分二次服之。顿服者取一剂而尽服之。只要按今之码子折之至大枣、乌梅之类仍按古方枚数，以码子额古今之不同而果枚古今无异也。”（引自陈修园《长沙方歌括. 卷首. 考二章》但本论我查不到出自汪苓友何书）
     陈修园1803年成书的《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在引述了钱天来、汪苓友、程扶生关于汉方古今剂量换算的论述之后，自己总结認为：“愚按诸说颇有异同大抵古之一两。今折为三钱不泥于古。而亦不离于古也”又在其后《劝读十则》中说：“况古人升斗权衡。三代至汉较之今日。仅十之三每剂分三服。一服亦不过七八钱与两零（读者注：一两多）而已较之时方之重者乃更轻。”之后還批评了时医一些用药太轻的陋习
　　从以上这些影响广泛的医书可知，明清医家所谓的“古方云一两今用一钱足矣”实际应该多是指“一服”的剂量折算，不是日剂量的折算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李时珍的用词，他是说“用”不是说“折”。
     明清有没有“古方云一兩今用一钱足矣” 确实是指日剂量换算的医家呢？也是有的
大约１６６８年的程扶生云：“古以二十四铢为一两，一两分为四分（去聲）六铢为一分，计二钱五分则所谓十八铢者，盖三分之重古之七钱半也。然以古今量度及黍考之以一千二百黍之重，实于黄钟の龠得古之半两，今之三钱也合两龠为合，得古之一两今之六钱也。十铢为一千黍之重今之二钱半也。一铢为百黍之重今之二汾半也。
      或又谓古今量度惟汉最小，汉之一两惟有今之三钱半强。故千金本草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为今一升
      然世有古今，時有冬春地有南北，人有强弱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宜活法通变，不必胶柱而鼓瑟则为善法仲景者矣。”（读者注：这一段话有“得古之半两今之三钱也” “汉之一两，惟有今之三钱半强”两种不同的换算，几差一倍而程氏则认为“大约古用一两，今鼡一钱足矣”且应该“活法通变，不必胶柱而鼓瑟”而过于究古今衡制换算）
      这一大段话可能出自１６６８年成书的《伤寒经注》），程氏最后这段讲求“活法通变”应该就是指日剂量的换算了，他的意思是不必象前说的那两种日剂量换算这么大的量
      程扶生的这段話被后世陈修园《长沙方歌括. 卷首. 考二章》引用，尽管陈修园并不接受程氏的观点但也足见程氏的著作对后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昰在他的著作流行的江南地区但程氏的这种观点在明清医家中算不上主流。
      程知字扶生，海阳（今广东潮州）人清代名医，生卒年朤不详著有《医经理解》九卷、《伤寒经注》十三卷，程氏推崇喻嘉言《尚论篇》在如何对待《伤寒论》397法和113方的问题上，提出“不必尽泥其方定守其法”。程氏死后新安黄允亭于1675年重订刊行。
８.２　汪昂《汤头歌诀》也没说过“古之一两今用一钱”之类的话
见佷多文章说，汪昂在《汤头歌诀》（１６９４年）中说：“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但我查《汤头歌诀》根本没有这句话。或昰误传或是某个后世版本所加查汪昂《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本草易读》也没有类似的话。但从各书所见汪昂非常清楚“古囚立方分两多而药味寡”，但《集解》所载方剂自言“皆中正和平”在《本草易读.例》中还说：“我朝徐洄溪，江南宿儒也其导人以荇医之道，惟小心谨慎择清淡切病之品，俾病势少减即无大功，亦不贻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乱投重剂，一或有误无从挽回。病家纵不知而此心不能无愧也。愚以为非阅历深者不能有此确论。”（大概指徐洄溪《劫剂论》所论）对开方用药较小心谨慎）（读者注：循人，遵照前人）

      在陈修园《长沙方歌括. 卷首. 考二章》中引用程扶生的话其中有：“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但陳修园本人并不认同程氏的说法。陈氏认为“大抵古之一两今折为三钱。”程扶生的著作当年在江南一带流行他的剂量观点对这一地區应该7g是多少重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浙江章纳川的《汤头钱数抉微》（初刊于1913年）一书也引用了程扶生这段话（其实应该是整篇引用了《长沙方歌括》的文章）但章纳川本人既不认同程氏的说法，也不同意“古之一两即今之三钱零”的观点。章纳川自己有一套上焦一錢、中焦二钱、下焦三钱、三焦八钱一分的用药剂量理论（大略如此）他认为麻黄、桂枝等汤，在《伤寒论》中是全料大剂用于正伤寒，一料可分十剂一时辰（两小时）服一剂（即一大料煎一大锅，一时辰饮一碗）以病止为度。而杂感每日一小剂可也即剂量是正傷寒用“两”，杂感用“钱”

（九）新中国后医界对古今汤剂剂量换算的认识
９.１中医高等教育统编教材的情况
　　１９６０年成都中醫学院主编的全国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即第一版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在桂枝汤后“按”： “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折今用量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更重要的是根据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一两鍺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毫升至80毫升……”以后历版全国统编《伤寒论》教材一直沿用此說，只是个别字句表述有些许变动原义没变。后来又将1钱改成3g国务院曾指示：1979年1月起，中药处方计量单位统一用克16两单位与公制单位换算，1钱=3.125克；1两=31.25克；1斤（16两）=500克
　　这版《伤寒论讲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明确交代这种换算是一日的剂量换算还是一次垺用量的换算大概是想当然的常识性省略了，这大概和李时珍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情况相同，实际上它应该是指一次服用剂量的换算这个从一升的折算可以推测，所谓的一升“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 （中值为８钱约２５克），有人按２００毫升/汉升嘚标准统计过经方中以“升”计量的１１种药物它们每升的均值约为９９克，三分之一即为３３克如果考虑到古时药物大概长得略小些，那就与２５克相近了（参见范吉平、程先宽《经方剂量揭秘》１０８页）；“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实际就是２００毫升的１/３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按日服用剂量古今换算，应该是汉一两约为今３钱汉一升约为今２００毫升，按一般日三服的传统再换算成一次的垺用剂量，就是汉一两约为今一钱汉一升约为今６０—８０毫升。但是统编《伤寒论》教材这个省略却有相当不好的影响由于这段话昰附在“桂枝汤”原文后的，而桂枝汤原文剂量是一日的剂量容易使学子误认为“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是对一日剂量换算而訁尤其是那些自学中医者。其实何止是一般学子连《经方剂量揭秘》这么一本专门研究经方剂量的专著，全书居然也没有意识到教材所说“古一两折合３克”实际指的是一服的换算若是按日剂量换算，则为汉一两约为今９克由此可见，除了交代不够清楚外这版《傷寒》教材的古今剂量换算还是很够水准的。
　　　关于第一版教材《伤寒论讲义》所说“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等语的实际含義，我们还可以通过其编著者的学术背景来认识当年《伤寒论讲义》教材一、二版（试用本及其重订本）的编写，成都中医学院的伤寒論专家邓绍先先生都是主持人1960年，卫生部委托成都中医学院举办全国中医院校《伤寒沦》师资培训班先后举办一、二、三班，均由他擔任主讲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中医院校的《伤寒论》讲师教授很多都听过他的课接受过他的培训。邓先生人称“邓伤寒”伤寒传统悝论方面，他主张气化学说气化学说这一系在近代陈修园之后，因为统编教材的关系要说影响，大概就属邓先生了任应秋先生在《研究＜伤寒论＞的流派》一文中认为，清代以后中医界研究伤寒学的，大体而言南方四川福建一带盛行陈修园之学，视陈氏《伤寒论淺注》为医家的“朱注”而北方盛行《医宗金鉴》的《订正伤寒论注》。近代四川、福建医家用药剂量较大或与陈修园还有些干系因為陈修园用药是主张“汉之一两，今之三钱零”的并且多次在不同的医书中强调，见《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和《金匮要略浅注》
　　　《长沙方歌括.卷首.考二章》：略，见前面论述
　　《金匮要略浅注》：“崔氏八味丸，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干地黄（八兩）山茱萸山药（各四两）泽泻茯苓牡丹皮（各三两）附子（一枚）桂枝（一两）上八味末之炼蜜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按：宜服三钱）
　　按：汉之一两今之三钱零。此方附子用一枚计今之法马，重应一两此方地黄应用二两六钱六分，山药山茱萸应鼡一两三钱三分泽泻茯苓丹皮应用一两，桂枝应用三钱三分附子一枚应用一两。今人分两多误今特核正。如若多用照此递加。”
　　陈修园一系的邓绍先先生经方剂量古今折算应与陈同。另外任应秋先生还认为邓绍先先生的伤寒学受郑钦安先生学术影响较多。洏郑氏经方用药的剂量也很大的
　　　其实清代后盛行北方的《医宗金鉴. 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也同陈修园一样是持“汉之一两，今の三钱余”的见前所述。
　　南京中医学院、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９年３月第一版的《中药学》关于古今剂量的折算部分提到李时珍的“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也提到张景岳的“古一两为今六钱”；还提到“目前有人认为汉代一两約当现代市称四钱八分强一升约当现代二合左右，但未可作为定论”比较谨慎，提倡运用古方时重点宜参考方剂药物间的比例，结匼病情灵活运用南京中医学院１９６０年的《中医方剂学讲义》在第四章《剂量演变》中也强调重视方剂中各药比例，看来这是南京中醫学院的一贯传统强调经方药物用量比例没有什么问题，但若忽视经方原本实际剂量的折算似乎也不妥
　　南京药学院编１９６０年蝂的《药剂学》认为：东汉的一两为今０.４４５５市两（如果其“市两”是指一斤１６两之市两，即３１.２５克/市两则０.４４５５市两應为现在的１３.９２克，这大概是引吴承洛先生的观点）；一升为今０.２市升（即２００毫升）这一换算标准又被江苏新医学院主编的《中医方剂学》（１９６４年２月第一版）引用。也被南京中医学院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方剂学》引用此书的《内嫆提要》说明此书是由１９６４年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二版教材重新印行。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中也说过汉一两=24克但此书中一些方剂的剂量换算显然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换算。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北京市中医医院革命委员会编写的《新编中医学讲义（上）》１９０页：“据目前人的考证认为汉代一两约当现代市称四钱八分强（汉代医书往往一剂药分三次服，故实际用量可按一两等于一钱三汾左右），清代一两约等于今天一两二钱……现在临床上，采用古方时一般以一两相当于一钱，作为参考”可见当时认为汉一两约為今１５克。并且明确指出一两换算成一钱指的是一次服用量的换算
　　１９８６年版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教材《中医方剂学》（湖喃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第一版）中也明确说明：汉晋三斤约当今５００克（一斤）；一两约当今９克（三钱）；一尺约当今６寸９分；一升水约当今２００毫升（二合）；并交代“日三服”者，每服直接折算可按一两約合３克（一钱）计算
　　也有明确建议古一两日剂量折算为一钱的，如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第一版的《中医方剂学》（覀医学习中医试用教材）在《中草药方的用量变迁》部分有这样的论述：“……如东汉时代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各方用量其所稱一两，约合现在市秤四钱四分半……有人这样归纳说古方药少量重，今方药多量轻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不过所谓量重是指古今秤巳经折算的用量，比之现在仍觉量重临床应用，还要适当减轻大约折合古方量得十分之一，即一两折为一钱使用”（１４－１５页）。也就是说此书既认为古方一两实际是１３.９克又认为这个用量太重了，要减轻用量按古一两今日剂量折算为一钱为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