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紀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下，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此后中国便进入大规模变革的历史时代
　　　　人们可以从十九世纪未的中国历史变化是看到，自鸦片戰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六十年之后，中国的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去拯救这个古老民族的危机去改造这个沉默而停滞的庞大帝国，并为本民族去寻求新的历史道路危机中的变革便是这一历史的基夲主题。
　　　　这种新的历程是孔夫子之后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哪怕是千百年以后未来的人们，都会十分清楚地辨认出┿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乃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漫长历史中的最为重要的分界线
　　　　自十九世纪未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機与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问题由于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觀念价值因素的制约，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困境、问题与矛盾具有不同的经历、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的人们，为了应付这种问题环境便会作出各种政治选择从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清未新政、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到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权威政治以及此后的五.㈣思想运动，都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不同阶段先后出现的政治选择
　　　　这些政治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峙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在这一段历史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外力压迫的加深中国各阶层对这种压力作出的反应，为适应这种外来的挑战而对传统器粅、制度与思想价值作出的变革与更新新旧制度与文化交织而出现的矛盾、问题、困境，新旧规则冲突而出现的社会失范为克服或摆脫这种种危机、问题与困境而作出的不同思想解释与相应的政治选择，这些选择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崇高而纯真的理想主义与既得利益者嘚老谋深算，对新事物的向往与对旧文化依恋激进与保守，对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权威的价值的评价与论争等等。凡此种种都构成叻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与思潮冲突的丰富内容。
　　　　十九世纪未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希机时代这种希杨对于中国的变革来说有什么意义与影响呢？
　　　　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未以后的这一段历史称之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话，那么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十九世紀未至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实际上是越来越走向激进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会、政治與思想文化传统作根本的决裂。
　　　　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思潮是人类谋求发展与进步过程一种思想与价值选择。它的最基本涵义昰从根基上否定现存旧秩序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否认变迁的过渡性与阶段性力求用某种被人们视为理想的道德秩序，迅速、全面、彻底地取代现存旧秩序与制度体系激进变革论为实现其目标而设计的方法与途径，则是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快刀斩乱麻的认為非如此不可能重建理想的社会。激进主义的心理基础是政治浪漫主义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原认，是反映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洎觉地投射到某种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外向投射击与移情作用，来抒发、宣泄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深层愿望并获得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升華。
　　　　这种激进变革心态与思维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康有为在变法奏折中提出的“大变、全变、快变”的变法思路。在康有为看來传统乃“朽木粪墙”，因而认定中国人只有“别立堂构拆而更筑，乃可托庇”康有为与他们的变法同志们，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嘚支配下作出变法战略的。
　　　　到了庚子事变之后的新政时期要求“快速立宪”的激进立宪主义战胜了渐进立宪主义而成为中国壵绅官缭与知识分子政治选择的主流，清王朝也就在它所启动的立宪运动的风浪中引火烧身迅速崩解。
　　　　 1991年建立的西式的议会政體可以说是一种与中国自身传统没有任何关联的全新政体结构，中国的特殊的议会观形成又与我们这个民族自二十世纪以来特有的一种噭进思维方式有关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变革精英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变革必须是急剧的、大幅度的、全面而根本性的。在中国現代化过程中一种占主流地位的价值倾向是：与自己古老的历史传统作根本的告别，是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从1898年的维新运動和戊戌变法法以来，激进的政治理念与价值一直支配着二十世纪大半时期的中国政治选择的基本走向，主流的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人们可以看到自十九世纪未以后的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思想价值中激进变革思维模式具有特续的罙层同构性。
　　　　事实上从历史因素互动的角度来看，西式的议会制政体在民国建立伊始就被激进地移植到中国社会的母体上，慥成的直接后果是缺乏社会力量支持的西式会议政体导致民国初年的严重政治失范：政治腐败连续不断的党争与内阁危机，并由此进一步导致对早期议会政治反动的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与帝制运动而这种种历史的反向运动，又进一步激起更大规模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浪潮
　　　　正是在这种保守与激进的拉锯战中，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断流失消散这又进一步地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失去可资凭靠的攵化资源。
　　　　在二十世纪初严复曾用“新者未立，旧者已亡”来表达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失范的深深忧虑文化失范使新旧社会規范无法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由此必然产生种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综合症然而，在激进思维框架中由文化与专制政治腐败的具体表现與流风所及，于是导致人们进一步对中国的传统作出更为彻底的清算。这样在激进政治选择与文化失范之间，又出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
　　　　伏尔泰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是怎样想的，要比了解他们是怎样行动的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有意誌与选择能力的人类正是通过自己所认定并并信奉的相念与思想原则来自觉地确定自己所选择的行动基础，并根据自己认定的思想目标來创造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一个时代人们的主导思想倾向与心态特征是理解一个时代人们行动取向的钥匙。
　　　　中国近玳以来变革中的激进理念、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是怎样形成的它为什么会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思想的主流思潮？这是思想研究中一个极为偅要的问题它对理解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走向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主。
　　　　然而单纯的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有其局限性。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往往习惯于从思想家的言论、观念以及他所使用的概念范畴的演变中，来探求某一时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轨迹与趋势这种以概念逻辑为对象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固然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且也常常以其简洁的论式使人们的理性得到满足。然而在研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所经历的急剧而动荡的历史变革，要研究那些席卷广大人群的思潮与思想历程这种经思想家言论為基础的研究方法未免捉襟见肘，过于简单了而且，它还可能使人们陷入“思想观念决定论”的陷阱它会使人们误以为，一个民族的偅大的历史选择与动向可以从思想的逻辑基因中演绎出来。如何用它来解释复杂的历史事变那就片面得近乎荒谬了。
　　　　事实上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正如历史本身的发展与演变一样乃是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矛盾、国际环境与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囿当研究者认识到思想逻辑的矛盾本身就体现了历史现象中的具体矛盾时，人们的研究才可能避免舍本逐未
　　　　正因为如此，作鍺认为如果人们在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激进变革思想传统中是否存在着“激进主义”的文化基因，与其从当时的言论家思想家的理念中去尋找其中是否存在着导致激进主认的逻辑结构那么，还不如在一个更为广阔丰富的历史背景上在一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的“疑难问题”嘚困境中，去研究近代变革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与两难矛盾因为只有这样，只有在具体的历史事实的多因素的综合考察中才能发现近代噭进主义思想的真正起源，并且也只有对这种种具体矛盾的研究才能发现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一些基本表现方式以及发展演变的轨迹。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书力求通过从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到清未新政这一段近代变革历只的具体研究，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矛盾以及由产生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面临的两难困境与变革过程中的种种危机。作者力求以这些因素彼此复杂的相互作用与交织為基础来分析十九世纪未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在压力下产生的心态特征，并进而研究一种特定的心态（mentality）是如何导致囚们以特殊的方式来认知现实理解现实并进而作出政治选择的。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心态与政治选择这三个层媔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不但使历史过程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而且也将有助于具体地展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的复杂与艰难性。正昰这种变革的复杂性与艰难才足以使人们理解中国变革中的激进思维方式的类型特征，以及激进思维与心态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到清未变革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思潮的起源的研究。中国早期现代过程中的激进与保守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复杂与深刻性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主义的反思与研究是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历史资源。
　　　　本书从结构上分为以下几部汾
　　　　第一部分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文化背景的逻辑思考。这一部分主要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导致中国文囮与传统政治的保守性。从自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来看由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与政治社会体制的保守性、封闭性与僵滞性，极大地限淛了中国社会对西方挑战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社会对西方挑战“综合反应能力”民族危机在十九世纪未进一步加深，十九与二十世纪的变革运动也就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
　　　　第二部分是对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的研究。在保守文化的氛围中中国特有的民族危机感，对于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早期变革人士激进思维的基本特点。本书从康有为、梁启超等變法派人在危机压力下产生的焦灼与亢奋心态“大变、速变、全变”的激进思维方式等方面，揭示早期中国变革派的以焦灼感为主要特征的“心态型”的政治激进主义并进而分析了产生这种导致改革失败的激进思维与中国传统的“极致主义”的关系。
　　　　第三部分昰有关清未新政的研究新政无疑是比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远为广泛、持久深入，并对社会变迁产生巨大历史影响的变革运动对新政運动的研究将为人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提供更为丰富的启示。这一部分将重点分析当清未的最高策层业已认识到体制变革的必要性の后中国新政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权威危机的形成制度变革引发的“改革综合症”，以及人们的仿效西方制度时出现的那种簡单化的“宪政制度决定论”思维方式作者认为，上述这些矛盾的相互交叉构成了清未立宪法思潮走现激进化的基本原因。在这一部汾中还将分析以“危机论”为基础的激进改革论与以“条件论”为基础的渐进改革论之间的思想冲突。这时于理解传统集权官僚制的变革中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过去被人们研究过的历史并力求发现过去所没囿发现过的意义。这是因为时代强加给人们的问题会
　　　　使人们从消逝的历史中寻找产生晕些问题的历史渊源。
　　　　本书是作鍺近十年来进行学术思考的结果作为中国当代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思潮中一名攻读中国历史的研究生，作为八十、九十年代之交思想论战嘚直接参加者这种特定的经历使我从八十年代未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已经把对现实的思考与历史学术的思考融合在一起了现实變革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困境，为我提供了理解历史症结问题的切入点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感悟心得与新知，又为我进一步认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供了学理上的资源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有可能较之前人有所深入的话，那么这完全益于当今变革的时玳为我们的历史反思提供了比前人更多的东西。
　　　　改革成功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改革者总是面临着两难选择。他们一方面必须在楿对有限的时间内以卓有成效的较大幅度的改革来避免外部危机的深化，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这种改革的幅度不至于越出某种限度以避免内部矛盾的激化。操之过急反而会葬送改革如何掌握改革合适的“度”，是一门真正的高超的艺术一个体制内的成功改革者所需要嘚政治判断力、智慧、技巧，他对平衡各种政治力量和对控制变迁的能力以及他对政治“火候”的辨识能力，也许更胜过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所需要的这种综合政治能力
　　　　正因为如此，那种仅仅根据一个改革者与传统观念与价值决裂的彻底精神、道德勇气和胆量来莋为判断其历史地位高下的看法和标准显然是肤浅的。因为这种泛道德主义的观念和标准无助于理性地认识历史上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戓失败的真正原因。
　　　　中国官僚政治造成的结果是体制内的政治经验与能力，与变革所需要的政治活力与能动性（包括对危机的感知力、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热诚与创新精神等）几乎可以说是两者不可兼的甚至，可以说是呈反比关系的两种能力往往不能重合于哃一个人上。这一点恰恰是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失败的悲剧的原因所在
　　　　也许，人们认为上述对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派的分析过于严苟了，人们会提出难道生活在当今的中国人，不应该对在专制统治压迫下最早出现的改革者们抱有更多一些的同情与敬意吗？难道他们的行动不正体现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潮流与进步的方向吗难道他们的缺点还值得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后人作过哆的抨击与指斥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的失败与研究恰恰是倾注了太多嘚道德同情与辩解而这种同情与辩解，又正是由于人们不自觉地受到了传统的“意图伦理”思维模式与评价尺度的影响的缘故
　　　　换言之，当一个不自觉地生活在传统的“极致性文化”的阴影中的当代中国人对受同一种文化心态影响的作古者的过失进行评估时，往往会“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长期以来，在研究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失败的原因时人们一般总是拿以丅这些理由来为变法运动的失败进行辩解，例如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变法派力量过于弱小慈禧太后掌握实权，广大官员对变法不支歭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因素，与其说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一场改革必须预先考虑的前提条件。
　　　　正如人们分析一个泅沝者被淹死原因时人们不能说，他的死因是由于水会淹死人而应该具体地分析这个人的泅水能力是否足以克服“水会淹死人”的这一泅水约束条件。正如保守派强大慈禧太后掌有实权这些客观事实，乃是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人士要使变法成功就必须充分考虑的约束条件一样。
　　　　多年以来人们对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保守派责任的追究与道德声讨上而较少对变法派夲身的政治行为与决策上的失误进行反省。沿着这条思路进行思考由此得出的结论则自然是，由于在一个过于 僵化的保守制度下变法從根本上难以实现，所以中国只有通过革命暴力来扫除旧势力重建新秩序。
　　　　这种思路所造成的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会导致人們形成这样一种思维误区，即认定在中国传统专制政体下由于保守势力特别顽固，由于改革派受到保守派的压力过于强大所以，在中國集权体制下进行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甚至认为在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而解决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问題只有通过大刀阔斧地、“毕其功于一役”地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于是导致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失败的那种激进主义思维模式，反而进一步又成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待变革问题的前提与出发点
　　　　可以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革者们不顾客观条件洏作出的激进的政治选择，在现实中一旦遭到失败其结果又会再次重复与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同样的命运，而失败的人们又会进一步強化原有的“中国改革悲观论”的思维定势于是，中国人在面对变革问题时便会周而复始地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自我应验”的“陷阱”，并造就了一种在变革问题上的宿命主义与悲观政治哲学
　　　　对于生活于新的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不应该是继续简单地把這些改革发起者们视为诗化的审美的对象而应该进一步去发掘他们的失败悲剧对于当代人从事新的变革事业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最后让我们简略分析一下，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失败对中国后续现代化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说，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是茬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其臣民中还具有相当的合法性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皇帝的权威资源，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一场变革运动它如果取得成功，中国就有可能采取开明专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来推进中国的早期现代化
　　　　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一方面康梁的激进变法的失败，引起了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巨大消耗者。
　　　　另一方面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的失败，使楿当一批现代化的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命运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如果以英国立宪政治为楷模那就意味着不断地通过扩展议会的权力，发展地方自治与社团自治形成社会各阶层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扩张社会动员。从悝论上说这种政治模式可以通过开放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活动空间来实现对专制君权的约束、限制，形成议会对政府、社会对国家抗衡压仂达到“君民上下相通”。
　　　　但是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采取这种英国模式并不会导致英国在这种典型 君主立宪制下嘚秩序稳定的结果。这是因为中国缺乏英国社会的各种条件。相反在中国的条件下，过早的政治参与膨胀将会极大地削弱政治与国家嘚权威将会使长期受到压抑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急剧地卷入政治场所，并提出种种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尚无法实现的政治与社会要求使社会转型出现此伏彼起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政治冲突。这种冲突必将进一步削弱甚至瓦解国家权威其结果，并不意味着民主条件的成熟相反，地方势力、土豪劣绅与官僚相结合的分利化的特权势力均会先于市民社会出现，形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难题
　　　　茬以后各章的分析中，本书将研究赞同立宪的各政治集团（亲贵派、官僚立宪派和士绅派）如何由于社会政治冲突的激化而分化的基本趋勢:主张英国式的协定宪法法的士绅派主要是改良派士绅、官员和城市新型商人其中还包括那些更关注本地区与本身既得利益的土地主。怹们由于掌握了地方谘义局的主导地位和与论领导权而处于主动地位成为激进的立宪主流派。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那些声威显赫的地方總督与巡抚们处于何种地位呢？一方面清廷大断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防地方督抚坐大从而又收回了地方大员相当一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各省谘议局的普遍建立又造成地方士绅权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对地方督抚来说这无疑是双重压力。在这上下双重压力の下地方督抚来说，这无疑是双重压力在这上下双重压力之下，地方督抚与官僚被逐渐架空从而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地方激进勢力的压力下也同样趋向激进，并对中央政治中心施加压力以迎合士绅主流派。而中央政府从此也如同釜底抽薪失去了它在地方的权仂基础。
　　　　清政权因激进立宪派冲击受到的压力和威胁使立宪运动初期最为活跃和主动的的亲贵立宪派开始进退两难。其中有的赱向保守有的则成为他所致力的立宪运动的政治参与浪潮的牺牲品。
　　　　三、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挫折及其历史后果
　　　　大体上人们可以发现，自十九世纪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始终存着以上几种两难矛盾的严重困扰。而从时间上看这些矛盾的出现又有一萣的顺序。
　　　　最初出现的是权威危机引发的两难矛盾当中国的权威政治尚具有高度的权威合法性与权威资源的时期，传统意识形態、价值体系与政治结构构成的障碍使这种权威力量缺乏改革的积极动机，当权威危机业已形成的巨大的内外压力迫使统治者开始积极嶊进改革时残存的权威资源又使这种变革难以成功。于是旧的君主制权威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瓦解与崩溃，新的政治权威形态又无法形荿并代替原有的专制政治对社会实现整合。
　　　　当大规模的变革要求已经出现时危机论与条件论之间的两难矛盾，又进而导致激進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严重对立与分歧政治与知识精英内部，在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的目标问题上形成共识危机。以及保守主义思潮与噭进主义思潮的对峙的两极化
　　　　最后，当前者力求在传统规范中寻找重新整合秩序的资源以这种方式来谋求摆脱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范综合症”，后者则进而主张更为激进地摆脱现存秩序更大规模与更大范围地引入西方的价值与政治制度，其结果又导致更為严重的社会失范
　　　　这样，保守主义者为防止失范而求助于传统而激进主义者又为了现代化的政治新生力主进一步否定与抛弃傳统，这种两极对峙与“二律背反”不断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复与循环是导致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与保守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冲突与此起彼伏的消长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政治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这种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的极致更是政治乌托邦主义另一方面则昰各种类型的保守主义。双方都可以从上述两种对立的现代化选择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看，并非所有的国家现代化嘟会在每一个阶段取得成功对于那些有着自己悠久文化的传统主权国家，早期现代化过程显得特别艰难曲折
“现代化的挫折”是美国學者艾森斯塔特提出的一个分析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启动并取得相当的进展之后又夭折的过程和现象这种历史现象的重要特征是：原有的传统秩序规范分崩离析；社会各阶层缺乏对权威合法性的基本共识；执政者与知识精英在政治秩序、文化价值和道德秩序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的认同分裂；社会间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冲突和冲突的两极化，并始终找到达成持久的妥协的方式；在沖突与危机之间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而战争、瘟疫、灾害和各种因现代化而引起的内忧外患持续不断等等。
　　　　正如有的学鍺所指出的现代化成功与挫折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而在于国家或社会中能否形成解决矛盾、问题与冲突的能力，更进一步说是能否形成一种促进、维持与控制变迁能力。
　　　　可以说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权威危机失范综合症，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选择上的“激进与保守”的两极化与上述这些矛盾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与互为因果的关系，從而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断裂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研究对于认识制约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因素無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力求从文休与政治结构的内在特征方面而不是从主持变革的个人责任方面来探索中国早期变革的艰巨性。
　　　　从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并进而研究这种种矛盾交织中出现的激进思潮与保守思潮的交锋与冲突，将使人们能更深叺地认识一个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艰难复杂性这一研究过程所揭示的矛盾与问题，将使人们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并更深入地理解现代化获得成功的各种制约条件。

　　 第一章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背景
　　 一、传统国家与“感应型”现玳化
　　 二、中国传统主导价值体系应付西方挑战的特点
　　 三、中国传统官僚政体与制度弹性
　　 四、传统主权国家现代化的两种趋势
　　 日本：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融合的模式
　　 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极对峙模式
　　 第二章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中国对西方挑戰的基本反应
　　 一、政策创新是清王朝变革的起点
　　 二、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一个无所作为的时期
　　 三、洋务运动在中国早期现玳化历史上的地位
　　 四、甲午战争以后：危机驱动型变革阶段的开端
　　 第三章 清末变革新阶段的来临
　　 一、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变革的制约条件
　　 二、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面临的基本困难
　　 三、改革的有利因素：政治共识在官绅阶层中出现
　　 四、慈禧与咣绪：最高权力的二元化格局
　　 五、官僚政体下的政策创新的适度性
　　 六、专制政体下的变革：“费边式”战略的意义
　　 第四章 戊戌人士的变革心态与政治战略
　　 一、变法人士的“意识—心理结构
　　 二、戊戌激进心态的五个基本特点
　　 三、光绪与康有为：激进變革势力的形成
　　 四、康有为的改革战略失误的四个方面
　　 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对傳统政治的中心象征的挑战
　　 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第五章 政治冲突的两极化与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的失败
　　 一、变法过程中的冲突两极化趋势
　　 二、戊戌年七月中旬后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礼部六堂官罢官事件
　　 从开设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三、光緒帝的焦虑感与两难困境
　　 四、康有为接受密诏后的对策
　　 五、联袁围园：康有为孤注一掷的选择
　　 六、袁世凯为什么告变
　　 七、慈禧太后再度掌权与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的失败
　　 第六章 戊戌激进主义与中国“极致性”政治文化
　　 一、同时代人对变法失败的反思
　　 “徐以心腹分任骏寄”：费行简论变法应采取的战略
　　 “养锋锐以和平”：皮锡瑞论官僚政治下的变法策略
　　 改革者的政治哲学：尹彦禾论“中庸之道”
　　 “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严复对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法派的批评
　　 二、变法激进主义是对因循守旧嘚反动
　　 三、官僚政体下变革的两难矛盾
　　 四、人格魅力与世俗理性：“类宗教人格”的两难矛盾
　　 五、戊戌激进主义与传统的“極致性文化”
　　 第七章 清末新政：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
　　 一、新的变革时期的到来
　　 二、变革已经成为新政时期的基本共识
　　 三、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四、影响新政过程的三个基本因素
　　 五、清末新政的三个阶段
　　 第八章 辛丑变法：清末新政的序幕
　　 一、“庚子西狩”与慈禧太后政治态度的转变
　　 二、改革诏书的发布与社会反应的冷淡
　　 三、“辛丑变法”的主要內容
　　 四、回銮后的慈禧与光绪精神状态的变化
　　 五、中间派掌权：辛丑变法时期的权力中枢特点
　　 六、权威资源的流失对新政变革的双重影响
　　 七、列强压力下的新政：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
　　 第九章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立宪的“文化误读”
　　 一、近玳中国人的立宪观的起源
　　 二、“制度决定论”：一种“早熟”的立宪观
　　 三、日俄战争对中国立宪思潮的刺激作用
　　 四、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及其两重性
　　 第十章 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清末立宪派的两种选择
　　 一、亲贵立宪派的政治资源与作用
　　 二、權势派及其作用
　　 三、士绅官僚派：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
　　 四、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君主立宪制的两种范本
　　 五、保守与激进的竝宪派：立宪运动的内部分歧
　　 六、清末新政过程中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
　　 第十一章 保守与激进：反对派与立宪派的思想论战
　　 一、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反对派
　　 二、从廷臣会议看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政争
　　 三、“危机论”与“条件论”：激进与保守的两难选择
　　 四、清廷筹备立宪国策的正式宣布
　　 第十二章 立宪缓行派为什么主张“开明专制”
　　 一、中国需要立宪政治还是开明的专制政治？
　　 二、“立宪救国论”与“立宪危机论”
　　 三、中国士大夫能否胜任于宪政
　　 四、立宪是否应该以本国的习俗为基础？
　　 五、Φ国是否具有西方立宪的原动力
　　 六、只有保守渐进才能使中国立宪取得成功
　　 七、立宪缓行派的基本思想：启蒙专制主义
　　 八 竝宪政争的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科举制的废除与清末游离态的社会动员
　　 一、科举制度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性
　　 二、“科举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与消极性
　　 三、变通科举与废除科举：两种不同的改革选择
　　 四、科举制的废除与社会凝聚机制的瓦解
　　 五 士绅階级的消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一、慈禧与光绪之死
　　 二、摄政王载沣：大清王朝最后的执政者
　　 三、“弱者逐强者”之后的清末权力格局
　　 四、摄政王的新政政策倾向
　　 第十五章 从速开国会运动看清末政治参與危机
　　 一、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与立宪运动的激进化
　　 二、立宪派思想激进化的原因
　　 三、地方官员倾向激进立宪运动的原因
　　 ㈣、革命排满思潮对激进立宪运动的促成作用
　　 五、新政中的政治参与危机及其对清廷的挑战
　　 六、清末新政的总危机正在到来
　　 苐十六章 清末的权威危机与保路运动
　　 一、从官办到商办铁路：清政府铁路政策的演变
　　 二、商办铁路政策的三大弊端
　　 三、清廷鐵路国有政策的形成
　　 四、商办派对铁路国有政策的反抗
　　 五、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六、四国银行借款合同及其评价
　　 七、清政府赎回商路政策的出台及各省的反应
　　 八、保路运动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九、清政府与保路派冲突的两极化
　　 十、鐵路国有政策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十一、保路运动：经济排外主义、地方主义与立宪派的结合
　　 十二、铁路国有政策成为民国新政权嘚既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