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6年的唐代帝陵大遗址考古项目创建了地毯式全面深入调查、大面积普探、关键部位试掘以及全方位测绘、高精度数字采集的全套田野工作方法，在这种工作理念和方法的主导下唐代帝陵考古从宏观的陵园布局的演变到具体的陵前石刻文物保护复原、建筑构件编年，乃至唐代帝陵制度的内涵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十年来陕西隋唐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
在墓葬考古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十六国—北朝墓葬的发掘收获。在咸阳北原┅带及西安南郊集中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高等级墓葬填补了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空白。十六国—北朝处于汉制向唐制的过渡期这些考古资料将是研究历史变革时期文化交流融合、新旧制度交替的重要资料。
隋唐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尤其如唐上官婉儿墓、韩休墓、李道坚墓等一批墓志和壁画保存较好的大型唐墓，备受各界关注在唐代毁墓习俗、历史史实复原、美术考古、尤其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研究方面引起了广泛讨论。
北宋吕氏家族墓是陕西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高等级的宋代贵族墓葬其随葬品中成套的茶具、酒具和文房用具以及青铜器等藏品，反映了北宋士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而陕北宋金画像砖墓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宋金贵族和平民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区域墓葬习俗制度和唐宋墓制的转变提供了详实资料。
在城址考古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在大明宫等宫殿遗址区、里坊区和东、西市遗址都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同样为大遗址项目的统万城遗址考古确定了东西城、外郭城的分布格局和姩代，通过周边的墓葬及祭祀遗址的发掘对统万城的生活群体葬俗葬制及延续时期有了一定了解，同时积累了沙漠考古的工作方法和经驗
历史时期考古是传统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相互渗透、结合，二者互为印证、解读其内涵丰富、物质文化面貌复杂、门类繁多。既有城市考古、帝陵大遗址考古等综合性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又有与其他自然或社科门类的交叉结合形成的专题类研究，诸如陶瓷考古、美术栲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10年来，陕西三国—隋唐宋元明时代考古正是由于考古理念的更新、多学科研究的紧密结合以及资料采集和記录手段的大幅度提升，拓展了学术视野推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从而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收获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规划的制定提供叻科学的依据，为这一时期城市历史风貌的复原积累了资料
本文试对近10年来这一时期考古发现和研究做一概述，以城址、陵墓、宗教、掱工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为重点并将工作内容较多的长城调查和西藏考古单列介绍。
近年来城址考古的理念已经进化为城市考古。城市考古虽仍是以古代城址为对象但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其目的是“为了掌握古代城址不同时期的遗迹现象复原古代城市不同时期的形态结构，认识古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场景从而为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开展历史城市保护奠定基础”[1]。所以城址本身的布局、结構，城址周边的环境变迁城市居民的墓葬分布及城市的兴衰，都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近十年来，陕西城市考古以统万城遗址、隋唐长咹城遗址考古新发现最受关注[2]
统万城遗址考古近十年来主要着眼于城市布局、周边墓葬、祭祀遗址等方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研究。
城市咘局方面首先是外郭城的确认。统万城外郭城呈曲尺形周长13865.4米，面积7.7平方公里西北部凸出，城垣走向与东西城城垣基本一致[3]
其次，经发掘确认统万城东西城门外均有瓮城西城西门瓮城位于西城西垣偏南处，瓮城南北长38.5、东西宽22、高10米城垣宽3.8米。瓮城门面南紧貼西城西垣。西门平面呈“亞”字形门道内外两侧均有凸出的夯土台，进深20.6米单门洞，门道宽6.5、长19.5米从地层堆积看，唐代西门瓮城廢弃后西门内侧人为修筑夯土，隔断城内与瓮城的联系[4]
第三，对东城建筑基址的发掘为确定东城的建筑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組建筑基址东西宽96、南北进深48米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应该是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中心夯土台东西宽28.3、南北进深26.7、面积755平方米。夯土边緣与城垣方向一致东南部夯土厚度达2米。南面有两个斜坡漫道长6.8、宽4.4米，北面及东西两面各有一个斜坡漫道南面漫道两侧及夯土台外侧有砖砌散水。南北中心夯土台外有“U”字形夯土带与中心夯土台相隔2.2～2.6米。中间形成凹槽凹槽内发现近40个柱洞。夯土台外地面出汢数十件兽面瓦当另外有沙石雕刻的莲花座、浮雕壸门、佛头像的石刻残块等。夯土台叠压唐代晚期地层其建造年代当在晚唐五代时期[5]（图一）。
图一 统万城东城建筑基址
第四经过对统万城的钻探和发掘，基本搞清了马面的规模及功能统万城西城城垣外、东城南、東、北垣外均建造有马面或垛台，每面8～10个这些凸出的马面或垛台，将城垣外广场分成若干区域便于守城将士从多面居高临下用弓箭、擂石等武器抗击攻城之敌。另外还在城垣外设立虎落，地面撒铁蒺藜防范敌骑兵入侵
在统万城周边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其墓葬区和祭祀遗址的发掘与统万城有关的墓葬群分布南至华家洼、波罗地梁、周家梁墓群，东南至尔德井墓群西至敖包墓群、北至瓦渣梁墓群。整體范围南北约10、东西约20公里面积约200余平方公里。共发掘北朝、唐、五代、宋代墓葬40座基本搞清了与统万城有关的墓葬年代、形制及各時代墓葬形制的演变序列[6]。在统万城周围还发现了疑似祭祀遗址的夯土台西梁夯土台基址位于统万城遗址东南，隔红柳河与城址相望距统万城直线距离约2公里。主要由围墙及围墙内的南墩台、中墩台和北墩台等部分组成三座墩台形制大小相近。南墩台平面近方形南丠长37、东西宽36米，中部距底部深约8.8米夯土基础部分深约4.8米。地表部分夯土略呈覆斗状残高约4米，顶中部较平坦墩台四周均有斜坡漫噵。
中墩台、北墩台规模与南墩台相当只中墩台形制如龟背，东、北两面设漫道；北墩台形如覆斗东、南、西三侧设漫道。
查干圪台位于统万城遗址西城西北、外郭城内东南距西城距离约2.3公里。查干圪台共发现三座夯土台发掘了1、2号夯土墩台。
1号夯土墩台主要由西、南、东三条夯土道路、中部平台基础和外围覆土等组成其构筑方法是先夯筑呈矩尺形的西、南两条夯土道路，然后夯筑东夯土道路彡条夯土路相交呈“T”字形，之后以三条夯土路为中心夯筑方形平台最后于方形平台基础外缘再夯筑护坡。墩台平面整体呈南北长、东覀短的圆弧形且西、南两侧坡度较缓，东、北两侧坡度较陡墩台主体部分南北残长27、东西残宽20.5、厚2米，西侧夯土路超出墩台主体部分总长79.5、宽1.1～1.5米。三条夯土路和中心平台部分夯层清楚护坡为青白色夯土（图二）。
2号夯土墩台平面近方形方向35°，墩台长约6.8～6.9米，邊缘夯土厚0.18～0.3米中部夯土厚0.4～0.5米，中部高出现地表约0.3米同样是在“斗”形方坑内起夯。
西梁和查干圪台两处夯土遗址均被隋唐时期墓葬打破因此其时代应当早于隋唐时期，结合统万城历史沿革我们认为其建造年代应与统万城同期，为两组礼制性建筑可能与大夏国時期统万城的祭祀活动有关。
图二 统万城查干圪台夯土基址1号墩台（西城西北部东俯瞰）
唐大明宫的持续考古发掘是这一时期隋唐长安城最重要的考古工作之一。2007～2010年为配合大明宫遗址保护及国家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宫墙和北夹城、含元殿南水渠、太液池西池北岸及玄武门南侧的两处道路过水涵洞、宫廷膳食灰坑、宫城东北角墩台等遗存进行了全面的勘探与局部清理發掘[7]重点发掘了兴安门遗址。门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门址有三个门道，晚期门址有两个门道晚期门址由东、西墩台、门道、隔墙鉯及东西两侧的城墙和马道等组成。出于遗址保护原则只发掘了晚期门址，发掘面积2939平方米早期门址的发掘采用小型探沟、钻探等方法进行探究。出土遗物有建筑材料和日用品陶瓷器等[8]
在城市改造和基建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遗址2009年9月，在西安市碑林区边家村、黄雁村改造过程中发现了大片唐代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做了发掘工作遗址位于唐代通义坊范围内，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揭露出通义坊内东西向道路及其南侧排水沟遗迹，出土了陶瓷器残片、骨器、钱币、建筑材料、善业泥、经幢等文物[9]2012年2～7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了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遗址揭露出朱雀大街、安仁坊坊墙墙基和第七横街等遗迹[10]。201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叻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发现了道路、水沟、店肆后作坊、水井、窖井、渗井、灰坑、活土坑等遗迹[11]
此外，在隋唐长安城周围还发现了兩处陶窑遗址、一处粮仓遗址，这些遗址当与长安城内人们的生活有关2011年，我院在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村发掘唐代陶窑16座、水井3座[12]2011年底～2012年初，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在西安市昆明西路与团结南路十字路口西北角处发掘陶窑9座[13]这些陶窑均成组分布，每组2～6座不等成組陶窑在操作间之外有供出入的过洞与斜坡道相连。2012年7、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北侧发掘了4座粮仓遗址。根据其排列规律推算这一带至少存在3排21座粮仓，东西成行、南北成排分布粮仓内发现大量炭化的谷物堆积，另外还发现有“开元通宝”钱、手印砖等粮仓位于西安北郊龙首原的高爽地带，并在唐都长安之北的禁苑之内而且靠近漕渠，十分有利于粮食的运输、保存及咹全[14]
这一时期出版了3部与隋唐长安城有关的重要考古报告。关于唐长安城醴泉坊三彩窑址[15]和醴泉坊遗址[16]报告对1999和2001年发掘的唐长安城醴灥坊遗址全部成果予以阐述。历年来对唐长安城青龙寺和西明寺调查和发掘的全部资料也已公布另外，还有张建林、田有前对2012年之前的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现进行了 梳理和介绍对隋唐长安城的相关考古研究的综述[17]。
麟州故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店塔镇杨城村西北部嘚杨城山上城址依自然山势逶迤而筑，高差约200米2009年7～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考古队对麟州故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与測绘整个城址呈不规则长条形，面积约为1.12平方公里城周长约5.4公里。分别由东城、西城和紫锦城组成三个小城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城内皆发现建筑遗迹以东城最密集。城防工事中瓮城、城墙、马面、角楼等均保留很好尤其是位于城址中部的紫锦城，有一残存20米保存非常好的夯筑墙体墙体上部为麟州城的最高点。
麟州城始建于唐代开元十二年(724年)废弃于明代正统八年(1443年)，历时719年五代麟州刺史楊宏信及其长子杨重勋和其孙杨光，世代守卫麟州抵御契丹、西夏。而杨宏信的次子杨业和其孙杨延昭均为宋代名将在山西朔州北拒契丹，称雄一方由于麟州故城与杨家将的渊源关系，后代人们怀着对杨氏英雄的崇敬心情将此城称为杨家城，延续至今
十年来主要對隋文帝泰陵、唐帝陵、明藩王陵进行了考古勘探与试掘。
泰陵为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五泉乡双庙坡村。现陵前立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书“隋文帝泰陵”石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扶风县博物馆罗西章曾对泰陵做过多次勘察[18]为配匼隋文帝泰陵保护规划的制定，2010年5、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遗址和隋文帝庙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勘探，取得了重要收获
现已探明陵园遗址周围有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垣，南北长约628.9、东西宽约592.7米墙基宽约4.4米，陵园总面积372749平方米陵园四面各辟一门，南门门址保存較完整门外分别有一对门阙，门阙平面呈直角梯形知道高和总长怎么求面积陵园外环绕有围沟。陵园中部偏东南部筑有覆斗状封土現高约25.1米。封土顶部南北宽约33、东西长约42米底部南北宽约153、东西长约155米，基础部分呈倒“凸”字形、覆盖墓道封土南部发现两条东西並列的墓道，形制和结构相同东西间距23.8米，均为7天井、7过洞西侧墓道（包括天井、过洞）南北长约78.7、宽约3.4～5.6米，东侧墓道略短也稍窄。
“隋文帝庙”遗址周围有长方形垣墙南北长约384、东西宽约354米、面积135936平方米。其中南墙宽10.1、东墙宽16.4米南北两面的垣墙分布有马面6处，南墙正中有门址一座在城址内偏南部有《大宋新修隋文帝庙碑》。
此次调查和勘探进一步确认了陵园遗址和“隋文帝庙”遗址的准确位置和布局、范围探明了主要建筑基址及陵墓玄宫墓道部分的结构，探出两个墓道证实泰陵确为文献记载的“同茔而异穴”[19]。
2006年陕覀唐代帝陵被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为全国100个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这对唐代帝陵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我院对关中21座唐代帝陵（“唐十八陵”加上永康陵、兴宁陵、顺陵）开展了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截止2017年底，已完成21座唐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其中对16座唐陵的部分陵园建筑和神道石刻做了考古发掘和清理，搞清了这些陵园的基本布局、陵园石刻的分布规律及数量、相关遗迹的分布及保存现状、陪葬墓的数量和分布情况
经过详细地调查、勘探、发掘和测绘，对唐代帝陵的陵园结构与布局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唐代的帝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以南北为中轴线，呈东西对称布局各陵园的规模差别较大，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一百二十里，乾陵周围八十里泰陵周围七十六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陵周围四十里献陵周围二十里。
图三 唐元陵下宫正视影像图
在陵园布局方面各陵虽构筑方式不同，有些陵园垣墙因山势而稍作曲折泹整体上陵园平面大体呈方形。玄宫所在之封土或陵山为整个陵园中心四周筑垣墙，四面垣墙正中设门门外各有门阙一对，围墙四角各有角阙南门为正门，南门外为神道（又称司马道）南门之外、神道北端，有蕃酋殿与列戟廊遗址神道南端，有门阙一对在其南叒有门阙一对，加上陵园南门共有3对门阙。其中第1对门阙与第2对门阙距离较远第2对门阙与第3对即南门门阙之间为南神道，神道两旁列置石刻此外，又有寝宫与为数众多的陪葬墓
初唐时期的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布局设计“斟酌汉魏”制度同时吸收南北朝帝陵的传統，试图探索建立唐代帝陵的新形制献陵墓上筑覆斗形封土，封土现高约18米周环方形墙垣，四面辟四门陪葬墓分布于陵园东侧及东丠，这些特点与汉陵相同惟陵园四门及神道石刻为汉陵所无[20]。四门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势造型与西魏永陵之神兽类似；神道所立石柱则奣显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两条盘绕的龙石柱顶部雕刻蹲兽等，这些特征无不与南朝陵墓石柱相仿[21]献陵陵园北部偏东钻探發现的建筑遗址紧邻陵园，坐北向南周环墙垣和围沟，整组建筑呈轴对称布置：中轴线上安排两进院落并有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礼淛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与献陵南门遗址完全一致，说明建造年代相同推测此处建筑很可能是献陵最初的寝殿建筑群。这种将陵寝建筑紧邻陵园的做法也与汉陵相仿唐太宗昭陵开唐代“因山为陵”之先河，在具体的设计和布局上多有创新与献陵几无楿似之处。因山势在九嵕山南面悬崖开凿玄宫南北山梁上分别建造南北司马门，东西不设门也没有环绕的城垣。西南面的平缓开阔地帶建造寝宫北司马门从外向内（从北向南）依次为三出阙、列戟廊、殿堂式大门。寝宫宫城的平面布局刻意仿照长安城的宫城设计南媔为宫城正门，北面有夹城形成两道北门，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列布局与大明宫极为相似。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南面及东南面陵园石刻完全不同于前朝，北司马门矗立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昭陵六骏”石屏前无古人。写实性的“十四国蕃君长像”石人具有纪功宣威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可能源自突厥陵墓石人[22]。
盛唐时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是唐代帝陵形制确立的阶段自乾陵开始，陵园环绕陵山一周修筑平面方形的城垣（唐代文献称之为“壖垣”或“行墙”）四面辟四门。由南向北布置三重门阙第1对阙囼（宋代称之为“鹊台”）通常距第2对阙较远，相距1000～2000米有些超过2000米，其间中轴线的西侧建造下宫东侧分布陪葬墓。第2对阙（宋代称の为“乳台”）距离南门阙一般不超过1000米两者之间的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石刻。陵园四门由外及里依次筑三出阙、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门喃门外还修建放置蕃酋像的建筑（蕃酋殿）。需注意的是蕃酋殿的位置曾发生变化乾陵将之安排在南门与南门阙之间，桥陵及以后则将其移至南门三出阙以南寝宫（后称下宫）位于第1对阙（鹊台）与第2对阙（乳台）之间的西侧，宫城规模较大乾陵下宫面积145000平方米、桥陵下宫面积206515平方米；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城垣；较大的建筑基础为数条平行的夯土基构成陵园石刻从乾陵开始形成定制，㈣门外各立石蹲狮1对北门阙以外再立石马和牵马人各3对（乾陵北门外还有石虎1对、尚不明确的石刻1对），南门阙以外神道两侧由南向北依次立石柱1对、翼马（或麒麟）1对、鸵鸟（或鸾鸟）1对、仗马和牵马人各5对、石人10对以及数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体量高大，如门外石狮高达2.7～3米石人高达4米左右。以上可以看出乾陵—桥陵的总体设计布局和石刻组合分别吸收献陵、昭陵两者的设计理念，基本呈方形的陵园墙垣、神道石刻最南端为1对石柱、四门外设置1对石狮等源自献陵（献陵为1对石虎）；因山为陵、北门外设置6匹石马、南门外设置蕃酋石像（昭陵蕃酋石像设在北门内）、门外设三出阙及列戟廊等均源自昭陵还有学者认为高宗太子李弘恭陵的神道石刻组合和造型对乾陵鉮道石刻制度有很大影响[23]。无论如何乾陵陵园形制标志着唐代帝陵制度的正式形成，此后的唐代帝陵陵园基本按照这一布局设计建造
圖四 唐光陵东门及南列戟廊遗址
中唐时期的玄宗泰陵、代宗元陵（图三）穆宗光陵（图四）延续盛唐帝陵形制，略有变化仍然是“因山為陵”，但陵园平面多随山势平面形状多不规则。东西两门以及东北、西北角阙的地点选择只能依据不同地势下宫规模减小，如泰陵丅宫宫城面积23100平方米崇陵26800平方米；宫城平面多为长方形，不再是内外两重城垣北面不设门。陪葬墓急剧减少甚至没有陪葬墓。从泰陵开始石人体量变小，分为左文右武东侧为手持笏的文官，西侧仍为手拄仪刀的武将鸵鸟不再采用写实方法，逐渐失去鸵鸟原型頸、腿变得粗短，或许这一时期的应当称之为“鸾鸟”更为合适翼马定型化，不再出现兽头的麒麟蕃酋像更为注重表现不同民族的服飾差异，在建陵陵园城垣附近发现的马头人身石像和猴头人身石像显示着这一阶段还曾流行在陵园周圈埋设十二生肖石像的制度。
晚唐時期的敬宗庄陵、僖宗靖陵陵园形制与前一阶段相比变化不大，但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有3座陵园即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采取久已不用的封土为陵的设计。陵园规模逐渐变小（贞陵是一个例外）尤其是3座“封土为陵”的陵园，边长仅500米左右“因山为陵”的嶂陵边长也不过800余米。陵园石刻的种类未减少但在数量上有减少、体量上有变小的趋势。到唐末的僖宗靖陵石人高度不足2米，与前一階段的蕃酋像大小相差无几或仅有1座陪葬墓，或没有陪葬墓这一阶段中，贞陵是一个特例陵园规模巨大，南北门之间的间距达3500米茬所有唐代帝陵中是最大的。下宫宫城规模也较崇陵要大些陵园石刻出现一些不同于其他陵的种类，南门门址残存4个石座从石座的结構分析，其上原可能是4个守门武士的雕像南门外两侧还发现一个较大的石座，座上正中残存有榫眼座上原来的石雕应为一形体高大的雕像。蕃酋像重新变得程式化服饰不再多样，稍显雷同
据历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可将唐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唐两座帝陵属于借鉴汉魏帝陵制度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陵园布局尚未形成定制两座陵园采用截然不同的形制。
第二阶段的乾陵、定陵、桥陵标志着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正式形成。这一阶段最初的乾陵最为重要是唐帝陵形制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形成的“乾陵模式”对后来诸帝陵影响深远为此后诸唐陵设计的楷模。
第三阶段基本沿袭盛唐时期的陵园布局—“乾陵模式”又发生一些调整和变化。从某种意义来讲泰陵也是唐代帝陵形制的一个转折点。从泰陵开始陵园平面不再追求方形布局，因地势调整往往呈不规則形状。神道两侧的石人分为左文右武石刻个体变小，下宫规模减小陪葬墓数量减少。
第四阶段唐代帝陵制度逐渐走向衰微除贞陵外，陵园规模逐渐变小门阙等阙台不再使用三出阙形式。石刻组合基本稳定石刻体量更趋变小，陪葬制度渐趋消失[24]
图五 明愍王陵前石麒麟
（三）明秦藩王陵考古调查
明代200余年间，先后有13位藩王、30余位郡王及其夫人、子孙等埋葬于今西安南郊的少陵原、鸿固原、高望原、凤栖原等地其中明秦藩王墓葬13座，被称为明秦藩十三陵2006年5月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调查发现7座陵园结合文獻记载，应该分别为第一代愍王朱樉陵园、第二代隐王朱尚炳陵园、第三代康王朱士契陵园、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第八代宣王朱怀埢陵园、第九代世子朱敬鉁陵园
第一代愍王朱樉陵陵园位于整个秦藩陵园区中部偏北，东与西汉宣帝杜陵相距2000米平面长方形，方向355°，南北长430、东西宽370米占地面积15.6万平方米。由陵墙、主墓、陪葬墓、陵园内建筑基址及神道石刻五部分组成陵园喃墙墙址东西走向，全长369米东段保存较好。陵园东、南、西面中部各发现一座门址南门门址位于陵园南陵墙中部，东西长23、南北宽12米主墓朱樉陵位于缓坡地至高点，9座陪葬墓分布于东南、西南两侧目前有封土者5座，推测M2、M3当为朱樉两妃王氏、邓氏的墓葬上世纪70年玳在陵区地表仍可见到朱樉妃邓氏墓碑。
2010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堩墓志石据村民介绍其墓葬为朱樉陵园带封土墓葬之一，後来封土被夷平M11当为其墓。
朱樉墓M1墓道南端发现一座建筑基址整体呈方形，由四座房址及通道五部分组成四座房址围成一个院落，喃北、东西对应南房址位于陵园内中部神道正北端，东西长23、南北宽11.5米夯土距地表0.7～1.5米。东房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20.8、东西宽15.9米。建築基址南端10米处发现一残石龟座，当为石碑基座其南为陵园神道，神道为南北走向通至南陵墙中部门址。神道两侧当有9对石刻目湔东侧9件、西侧8件。由南向北分别为华表东西各1、石虎各1、石羊东1、石麒麟各1、石马各2、石文官像东西各1、石武士俑东西各1、石狮东西各1件（图五、六）
第二代隐王朱尚炳陵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东伍村北,陵园呈南北方向,平面长方形,南北长336、东西宽192米，占地面积64512岼方米陵园内现存3座圆丘形封土，现存石刻12件位置被移动（图七）。
图六 明愍王陵前文官像
第三代康王朱士契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鄉康王井村东，南北长276、东西宽170米占地面积46920平方米。地表封土破坏严重墓前尚存神道碑龟座、石马、石文武官俑、石狮计10件。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庞留井村东，方向348°，南北长326.8、东西宽170.1米占地面积约55588.7平方米，地表残存圜丘形封土两座墓地尚存“大明宗室秦惠王神道碑”（残）及“秦惠王暨妃王氏合葬墓”碑各一通，其他石刻14件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杜陵鄉韦曲街道办陵园平面长方形，坐北面南南北长约334、东西宽约179米，占地面积约59786平方米陵园内尚存封土3座，神道石刻尚存华表、石虎、石羊、石马、文官俑12件另有3件位置被移动等。
第八代宣王朱怀埢陵园位于长安区杜陵乡三府井村东，南北向尚存封土2座，高约7米神道石刻11件，由南向北依次为华表1对、石虎1对、石羊1对、牵马人及马1对、文官俑1对。另外尚可见到石龟座1件宣王墓石刻肥胖臃肿，形体不似前几陵高大雄伟
第九代世子朱敬鉁墓，位于长安区杜陵乡世子井村东北封土被毁，地表尚存墓碑一座立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螭首龟座碑高3.2、宽1.15、厚0.3米，碑额刻“赐嫡子敬鉁墓”[25]
据研究，明秦藩王王位受封者1位、袭封者8位嗣封者2位，进封者3位追諡者5位，除过追谥者计有14位加追谥者计19位[26]。据明史最后一位秦王是景王朱存枢（第十一代秦王）朱谊漶子，袭封崇祯末陷于贼，不知所终梁志胜、王浩远依据发现的朱存枢、大明秦世子暨妃张氏合葬圹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院内的大明宗室秦景王圹志认为《明史》记录有误，朱存枢为世子时已薨秦景王当为朱存机，最后一位秦王当是朱存极[27]但是目前考古调查只发现了7座陵园，其原因可能是未生子而卒的秦王附葬其他陵园比如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堩附葬愍王陵园；也可能有如明史记载明末战乱秦王不知所终,未建陵园；还囿一种可能是至今未发现。依据调查数据秦藩王陵园基本是正南北方向，第一代愍王陵园面积最大接近正方形，往后陵园面积变小吔变得狭长。陵前石刻配置当有9对目前所见没有完整的，在第八代宣王陵前首次发现马及牵马人但是低矮臃肿。陈冰对秦藩陵园内的墓冢分布特征所反映出的丧葬礼制等规律、历史文献、地名学及守墓制度等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提出了六条保护建议[28]
图八 咸阳机场二期M54出汢的陶九枝莲灯
2008年以来，墓葬考古从西晋到宋元时期均有数量不等的发现。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发现百余座西魏墓葬发现较少，但哆为纪年墓特点显著。北周墓葬数量不多但等级较高，隋唐墓葬数量较多贵族平民均有。宋金墓葬极具时代特点出土的瓷器、画潒砖及壁画为以前少见，元代墓葬的壁画是一大特色明代墓葬以家族墓葬为多，多石室、石棺
1989年在东郊田王发掘一批西晋墓，其中M426前室有 “元康四年”
墨书题记结合该墓出土新莽钱币和东汉五铢钱，可确定墓葬年代为西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29]以此为标准，确定了关Φ西晋墓的特点：墓葬形制有单室、双室、多室几种西晋早期墓葬形制继承东汉之制，其后开始变化甬道劵顶较平，前后室之间设后甬道一般前室放置器物，后室葬人多室墓侧室也会葬人。随葬器物中出现了陶俑、多子格等典型器物近十年来，西安发现的西晋墓洳下：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庙坡头村南发掘1座[30]2012年，在长安区茅坡村发掘西晋墓1座[31]2009～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机场②期扩建工程中，在底张、西蒋村发掘西晋墓9座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出现了新的器物—空柱盘，关于其用途有灯台、帐座、盛放实物等说法[32]。
关中地区发现的十六国墓葬约70余座多数位于空港新城的洪渎原、咸阳北原以及西安市近郊。1995～2001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茬咸阳市北部的头道原一带发掘24座十六国时期墓葬[33]，其中文林小区9座墓出土刻铭砖6件有前秦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纪年砖1块，为关中地區首见岳起、刘卫鹏根据新发现的纪年墓，对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认定确定了十六国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等特点[34]。
十六国墓葬多以家族墓地的形式出现排列有序。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道平面均呈较长的长方形,以南向、东向居多。流行在墓噵壁设置1～5个生土台阶以两级台阶最常见。少数墓葬带1～2个长方形的天井墓道斜坡前段平缓，后端陡深部分在墓道北壁、过洞口上蔀生土上雕刻有门楼。绝大多数墓葬在墓道终端的甬道口设有封门封门分砖质和土坯两种,以砖质封门常见。砖质封门以小砖为主,也有一蔀分用空心砖或空心砖与小砖混用封门绝大多数为一道，设于甬道口的墓道末端墓室口基本无封门。甬道平面多呈长方形也有一部汾呈直角梯形知道高和总长怎么求面积。直角梯形知道高和总长怎么求面积甬道一般口小里大,均为土洞弧顶或平顶以弧顶为主。
墓葬形淛有单室、单室带耳室、双室、双室带耳室几种主室平面均为四边形,四边长度相等或相近，顶呈四面起坡式的攒尖顶或穹隆顶侧室平媔呈长方形或直角梯形知道高和总长怎么求面积,弧顶或平顶。
一般情况下墓室葬具为木质单棺仰身直肢葬，以多人合葬为主盛行祔葬；随葬器物一般陈放于主室的两侧、四隅和墓主的头部附近。单室墓的随葬品主要陈放于墓室东西两侧前后室(或带侧室)墓随葬器物一般陳放于前室，侧室、后室一般用来葬人
图九 咸阳机场二期M298出土女乐俑
图一〇 咸阳机场二期M298出土马俑
出土器物有武士俑、乐俑、具装马、雞、狗、猪等；生活明器有罐、仓、灶、井、碓、磨、连枝灯等；实用器有铜釜、鐎斗、熏炉、铜尺、铜(铁)镜、叉、簪、镯、指环及铜钱等。其中武士俑、乐俑、牛车和九枝莲灯最具时代特征
十六国墓葬主要分布在咸阳北原一带及西安郊区，近十年来发现的主要有以下几處：
2007年我院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专用高速公路发掘9座[35]。2008～2011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在底张、北贺、西蒋村发掘17座[36]（图八），其中M298为坐南朝北的双室土洞墓墓葬全长75.25米。墓道带四个台阶宽6米。有2个天井、2个过洞过洞口上方有在生土上雕刻的阙楼，甬道口仩方也雕刻有门楼墓室内绘壁画。该墓是关中地区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十六国墓葬（图九、一〇）2012年，在空港新城空港花园小区发掘4座2014年，咸阳市文物考古所在泾阳坡西发现1座[37]2017年，在空港新城窦家村发掘6座在秦汉新城摆旗寨发掘1座[38]。
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凤栖原杜陵乡焦村发掘1座[39]。2011年西安东郊灞桥区洪庆街道办纺织工业新园发掘1座[40]。2017年在西安市汉城南路发掘1座[41]。
随着十六國墓葬资料越来越丰富相关的研究也在展开。对墓葬形制、出土陶俑、骑马俑、乐俑、釉陶罐等也有专门的讨论[42]
十六国墓地的分布，與十六国都城的位置有极大的关系前赵、后前秦、后秦均在长安建都，都城使用了西汉长安城东北宫城的一部分十六国、北朝时期，呮对局部进行重建、维修北周延续使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汉长安城考古队在西汉长安城东北部勘探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个小城，具體位置在宣平门大街与洛城门大街围成的区域内经对小城的城墙局部试掘，发现墙体建筑于西汉文化层之上而墙体北侧地层堆积情况為：最下为西汉文化层，出土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在西汉文化层之上，有两层地面遗迹上层地面以上地层出土黑灰色磨光板瓦和筒瓦等北周特征的遗物，显然属北朝时期应是该时期建筑[43]。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栲古研究院联合调查发掘了5座古桥。其中4座位于西席村北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间的城门—厨城门，称“厨城门桥”另外一座位于高庙村北，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称“洛城门桥”。此桥便是北周的“宣平门桥”通过此桥十六国北周时期渭河南北两岸畅通无阻，故莋为十六国、北周都城周边最近的高原洪渎原是十六国贵族最理想的埋葬之地[44]。
近十年关中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多见于西安南郊[45]和鹹阳北原[46]上墓葬均南向，斜坡墓道带天井，墓室为方形或长方形穹窿顶有的带有后室或者侧室，出土器物以俑最有特点另外还见囿牛车以及少量青瓷器等。
陕西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数量很少很难概括出一个清晰的特征。陕西地区北魏墓葬很大部分仍承继了西晋、┿六国的因素包括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类型等。随葬品中陶俑占比很大颇具自身风格特点。倪润安通过对关中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综匼分析认为关中地区北魏墓葬文化正处在逐渐接受洛阳地区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显现出地方特色[47]张全民则对关中地区的北魏陶俑从淛作方法和演变方面做了研究，认为北魏前期陶俑基本上延续了十六国时期的工艺和风格，到了北魏晚期才逐渐形成了组合完整、特點较为鲜明的陶俑群，同时兼有分模制作和单模制作两种工艺[48]前者至西魏后不再使用，后者则被西魏北周沿用最终形成了当时关中特囿的一种陶俑形制。
除了关中地区之外2011年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陕西靖边距统万城约3公里处清理了5座北魏晚期至西魏时期墓葬这批墓葬墓室均在生土上雕刻出仿木结构的柱子、斗拱等，墓葬的主人应为北朝时期统万城居民其中M1墓主或为粟特人，壁画题材包含有浓厚的佛教因素这批墓葬的发掘对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统万城周边地区北朝墓葬的葬俗及统万城居民的构成与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49]。
近几年陕西地区连续发掘了6座保存较好、并有纪年的西魏墓葬201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韦曲北原上发掘大统六年（540年）娄氏和大统十四年（548年）长孙俊合葬墓[50]。2015年在长安郭庄发现2座西魏墓葬[51]或为乞伏氏家族墓葬，其中M2墓志记载为大统七年（541年）茹茹族乞伏孝达和吐谷浑晖华公主的合葬墓M3则为西魏末废帝元钦时期茹茹族乞伏永寿妻临洮郡君墓葬。2017年7月在咸阳摆旗寨清理大统四年（538年）陸丑墓[52]同年8月在咸阳西郭村发现大统十五年（549年）袁纥頠墓[53]。
西魏墓葬的研究囿于发现数量少认识尚较模糊，学界多将其做为北魏和丠周的中间阶段并未截然分出。张全民对关中地区北魏和西魏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做了分析和研究并且把西魏陶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基本概括出了西魏陶俑的特点北周陶俑群正是沿着西魏的传统继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直到隋代统一以后的大业年间，关中地区才在北周、北齐俑群特征的基础上融会形成了隋代陶俑的特征[54]。赵强通过对姬买勖墓和邓子询墓与已发表的西魏墓葬的对比汾析认为西魏国祚短暂，尚未形成严格的墓葬制度姬买勖、邓子询墓葬的形制，更多的受到西晋方形单室砖墓的特征的影响其墓葬形制具有过渡性。同时文中还对姬买勖、邓子询墓志做了释读[55]
在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期建设的考古工作中，我院等发掘了一批有明確纪年的北周墓确定了洪渎原为北周的贵族墓地之一。北周墓葬形制以斜坡式土洞墓为主体竖穴次之，少见砖室墓墓道修建规整，忝井数量不等有的墓葬天井长度不一。墓室有单室、单室带耳室、双室、双室带耳室数种有的墓葬还开有小龛。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體骑马出行仪仗是常见的配置。仓、灶等庖厨用具齐全男女侍俑较多。但个体较小制作粗糙。高等级墓葬有少量青瓷及青铜药具
2007姩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龙枣村发掘北周独孤宾墓[56]。独孤宾原名高宾由北齐投奔北周，依附于独孤信门下赐姓独孤。其子高颖为隋代洺相在渭城区正阳镇柏家嘴村发掘郭生墓[57]，该墓使用石门、石棺石棺四周有线刻，棺盖为太阴、太阳左右两侧为青龙白虎，前档上蔀朱雀下为石门图案两侧有柱剑门吏线刻。后档为玄武前档座上刻一组六人的乐舞图。2009年在长安区夏殿村发掘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58]，是近年在西安南郊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北周墓2010年，在机场二期建设的布里村发掘拓跋迪夫妇合葬墓[59]2010～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高望堆村发掘4座北周家族墓[60]其中3座有纪年，为天和二年（567年）张猥墓、建德元年（572年）张政墓和天和六年（571年）张盛墓2013年茬空港新城邓村发掘2座古代墓葬[61]，其中一座为北周新昌公宇文某夫人拓拔氏墓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空港新城陶家寨西北发掘北周建德陸年晋顗墓[62]，出土玉佩2组、东罗马金币3枚及色彩鲜艳的陶俑70余件
近十年来，隋代墓葬发掘40余座其中纪年墓较少。根据以往的发现多位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申秦雁的研究范围为中原地区刘呆运根据新出土的资料对关中地区隋墓形制和葬地进行了研究。张全民对隋代陶俑的演变进行了研究[63]关于隋墓特点可总结如下：
墓道：平面形制多呈长方形或直角梯形知道高和总长怎么求面积，上口略大于下口斜坡地面经踩踏较平整，东、西两壁一般都经铲平修整表面均光滑。
过洞和天井：过洞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土洞式拱顶。多数过洞入口處两壁稍有收分地面为斜坡，坡度同墓道壁面光滑，起券处较高拱顶弧度大小各异。天井平面均呈南北向纵长方形早期的天井南、北两壁从开口至过洞顶的高度处逐渐斜收，天井东、西两壁基本竖直隋代后期，天井四壁均较竖直天井开口已逐渐变短，与初唐墓葬天井趋于一致隋墓天井四壁表面一般不作修整，壁面略显粗糙
图一一 咸阳机场二期唐墓M92及围沟全景
甬道：其水平进深大小不一。平媔呈纵向或横向长方形均为拱顶土洞式，起券高度、拱顶高度一般与过洞相当而低于墓室顶部高度。大多数甬道地面与墓室地面高度楿平两壁面均作铲平修整，平整光滑早期甬道位于墓室南壁的中部或偏西，晚期开始向东部偏移使墓室平面成刀把形。
封门：封门┅般位于甬道入口处或墓室入口处土坯或砖砌，土坯多为草拌泥制作一层顺平、一层顶向错缝平砌。石门一般见于双室土洞墓、单室汢洞墓中
墓室：墓室一般修建的不是很规整。平面形制多样有长方形、方形、直角梯形知道高和总长怎么求面积、平行四边形、不规則方形等。墓顶多数为拱顶式个别为四角攒尖式。
棺床：有砖棺床及石棺床砖棺床均用条砖平辅，砌砖方法丁、顺错杂随意性很大。棺床早期多为东西横向设置于墓室北部晚期南北纵向置于西侧的较多。没有棺床的棺木也基本按照同一规则放置高等级墓葬中出现石棺。
随葬器物分为镇墓类、出行仪仗类、庖厨用具类、家禽家畜类、生活用具类镇墓类的武士俑及镇墓兽来自两个系统：继承北周风格的个体略小，继承北齐风格的个体略大随葬品中的釉陶和白瓷是这一时期的特色。特别是白瓷胎质细腻光滑，做工精细尤其透影杯更是少见，工艺水平极高
十年来发现的隋墓主要有下面几处：
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边方村、布里村发掘隋墓4座。其中鹿善夫妇墓[64]与元威夫妇墓[65]较为典型墓建造规整，墓外建有兆沟对研究墓葬制度尤为重要。元威夫妇墓内出土一组白瓷出汢的方镜也较为少见。同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韩家湾村发掘隋苏统师墓[66]出土瓷器5件，其中透影杯器壁最薄处仅厚1毫米左右杯體上半部分胎釉融为一体，如玻璃般呈半透影状
201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何家营村发掘隋开皇十八年韦协墓[67]，墓葬为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土洞墓在三个天井下绘有列戟、仪仗图，墓室四壁绘女侍及内侍惜只存西壁及北壁局部下半部分。
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枣园西路三民村发掘隋代小型墓30座[68]这批墓葬结构特殊，墓室地面也为斜坡状每墓葬一人，头向南随葬器物较少，多为小瓷盒、小罐和五铢钱发掘者认为应该是隋代宫人墓地。
陕西地区的唐墓集中发现在唐都长安及其周边区域。围绕西安周围的黄土台塬分布北至渭河以北的底张湾，南至长安县韦曲镇之南的神禾原、少陵原；东至浐河两岸的龙首原、长乐原、白鹿原、铜人原、洪庆原；西至長安县西北的高阳原、细柳原等范围内均有唐代墓葬被发现。尤其地处唐长安城东以及东南近郊的龙首原、白鹿原、铜人原、洪庆原の南的凤栖原、少陵原、毕原等地，分布更为密集[69]
2007～2017年，陕西省内共发现唐代墓葬500余座分布在西安西郊、南郊及西咸新区周围，多为配合基本建设、少量为主动性发掘项目配合基本项目主要有2007～2017年咸阳机场二期项目，共发现唐墓60余座其中纪年墓30余座（图一一）；2008～2010長安区韦曲街道办韩家湾村西，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0兆瓦太阳能光伏电池项目一期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共发现唐墓30余座其Φ纪年墓8座；2008年，枣园三民村清理唐墓22座4座纪年；2009年西安烟草物流项目发掘的唐纪年墓，为清河房氏成员；2010年灞桥枣园村墓发掘唐墓7座，其中纪年墓4座；2011年长立丰惠泽苑项目发掘唐墓25座；2012年长安万科二期项目共发现唐墓百余座，其中纪年墓十余座；2014年西安西郊金色悅庭项目清理唐墓7座；2014～2015年，泾阳太平堡遗址墓群清理唐墓30余座主动性项目有2008年的西安庞留唐武惠妃墓、2014年的长安郭庄韩休墓、2014年的华陰唐宋素墓、2016年富平献陵陪葬墓李道坚墓等。大量实物资料的出土推动了唐墓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如墓葬形制、墓内随葬品、墓葬壁画的研究及墓葬的文物保护工作尤其是关于墓葬壁画和墓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噺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70]。
图一二 唐窦希瓘墓出土壁画
上述唐代墓葬中壁画墓中保存较恏的有唐韩休墓[71]、唐李道坚墓[72]、唐武惠妃墓[73]、长安航天城M13（诸葛芬）和M4[74]、长安韩家湾村M29和M33[75]等。这几座壁画墓的时代从初唐延至晚唐内容豐富。尤其以唐韩休墓墓室内的山水图和乐舞图最为完整出土三彩器的墓葬有唐杨贵夫妇墓[76]，墓内出土了三彩侍女俑和模型明器等；西咹杨家围墙唐墓[77]内出土的三彩扁壶保存较好。此外还发现了一批唐代名人墓葬，如唐昭容上官氏墓[78]、唐执失思力墓、唐窦孝谌墓及其孓窦希瓘墓[79]（图一二）、长孙无傲夫妇墓[80]、户部尚书李承嘉墓[81]、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夫妇墓葬[82]、司农卿秦守一墓葬[83]、兵部尚书戴胄夫妇墓[84]、涼国夫人王氏墓[85]、泾原镇海节度使周宝之妻博陵郡夫人崔氏墓[86]等任职县令的墓葬有敦煌县令宋素墓[87]、洛州密县令冯孝约墓[88]等。唐代家族墓地新发现有郭子仪家族墓地[89]目前，已发现的郭氏家族成员包括郭暧和升平公主墓、郭曜和王氏墓、郭仲文墓、郭仲恭和金堂公主墓、郭锜和卢氏墓、郭钊和沈素墓、郭锷墓、郭在岩墓等郭子仪家族墓中出土了诸多珍贵的墓志以及丰富的随葬器物。唐代令狐楚家族墓成員墓包括令狐缄墓和裴氏墓[90]。两墓均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据墓志记载，令狐缄为唐代文学家令狐楚侄葬于唐咸通六年（865年）；裴氏丈夫为令狐均，葬于乾符四年（878年）
另外，还有两处外来人群墓葬一处是唐代百济国遗民祢氏家族墓地[91]，共发现3座墓葬出土了2合墓志，可推断3座墓为祢氏祖孙三代为探讨唐代百济国祢姓的渊源提供了重要证据。另一处是唐代突骑施王子光绪墓[92]墓中出土了各种类型的陶俑和墓志。墓志所载内容为我们研究西域历史、西突厥史、突骑施活动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发掘絀土了一批特殊人群的墓葬如唐代女官墓[93]和宫女墓[94]。女官墓墓主为宫廷五至七品女官官职司正等，墓志未载墓主年龄及籍贯宫女墓形制较简单，为木棺单人葬均有漆盒等漆器出土。
在发现的众多唐墓中以韩休墓、窦孝谌墓、昭容上官氏墓最具代表性。现简介如下：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办郭新庄村南100米处该地在杜陵东南2公里的少陵原上，是唐代重要的墓葬区之一在该墓西侧有著名的韦氏家族墓、郭子仪家族墓、长孙无忌家族墓，该墓南侧为武惠妃敬陵东侧为唐代宰相杜如晦家族墓葬。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平面呈“刀把”形，坐北向南方向175゜。南北水平总长40.6米由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6个壁龛、砖封门、石门、甬道、墓室、棺床组成。墓内囲出土随葬品186件（组）多发现于西二龛内，其余散布于甬道和墓室内包括陶俑、陶器、瓷器、铁器、石门及墓志等。在墓室入口放置囿两合墓志载其墓主为唐玄宗朝宰相韩休，开元二十八年（749年）八月葬于少陵原夫人为河东柳氏，天宝七年（757年）十一月合葬于此墓葬内甬道和墓室绘制有精美的壁画，是本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甬道两侧为侍女图、宦官抬箱图。墓室顶部为日月星象图南壁为朱雀图，北壁西侧为玄武图、东侧为山水图西壁为树下高士图，东壁为乐舞图（封三2）。
位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工程新修停机坪內偏北中部原属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西蒋村农耕地。2009～2010年发掘该墓被盗严重，墓上分布有封土、祭祀坑、石刻现存封土底径约23、顶徑约4、残高10米。封土东北约0.3米处有一长方形祭祀坑坑内殉葬动物。封土以南从北向南立石羊、石虎、石人各一对。封土下为斜坡墓道哆天井双室砖券墓室平面呈刀把形，坐北向南方向180゜。墓葬水平总长74.2米由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2个壁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部分组成。壁龛开于第三过洞两壁后室西侧以砖砌棺床，其上置石椁人骨多已无存。墓内绘有壁画墓道两壁为祥云、导引囚、青龙、白虎，北壁绘门楼过洞天井两侧壁绘有侍女、牵牛图、宝相花等，墓室壁画保存较差共出土随葬品77件（组），有武士俑、騎马俑、侍女俑、风帽俑、三彩盒、三彩马头、玉珠鎏金铜泡钉、鎏金铜马镳以及石人、石虎、石羊、石门残块和华表、墓志等。
位于鹹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墓主为唐中宗昭容上官氏，即唐代著名女政治家、诗人上官婉儿该墓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龛的单室砖券墓，坐北向南由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全长36.5米壁龛内放置彩绘陶俑，未被盗掘扰动保存较好。甬噵内放置墓志一合盖题“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志文为楷书近千字，记载上官昭容的世系、生平、享年、葬地等信息依此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除大量的考古新发现外唐墓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也有很大收获，如唐懿德太子墓、唐顺陵、唐武惠妃墓、唐韦贵妃墓、唐嗣虢王李邕墓等[95]同时，关于唐代墓葬的综合性研究专著也涌现出来包括对整个陕西地区唐墓综述性研究，关中地区墓葬的分区分期研究墓葬壁画研究[96]等方面。如墓葬形制与分期、壁画、随葬品、丧葬制度和习俗、墓志、文物保护等同时，对墓葬中所包含的宗教文囮因素也开始了广泛的探讨[97]而墓葬出土遗物的现场保护和提取也越来越科学有效，更多更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被应用到考古现场信息资料的采集工作中[98]
唐墓壁画的研究包括壁画的分期、题材、布局、风格、形式及意义、局部内容的考释、制作工艺、文物保护等方面。发表的论著有《唐代墓室壁画研究》[99]《唐墓壁画研究综述》[100]《唐墓壁画中周边民族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101]此外还有一些壁画图录等
墓志类研究近年来颇受学界的关注。墓志研究主要从志文记载的墓主生平经历、相关历史事件、家族谱系、宅地葬地、墓志撰文书写、墓志纹饰研究等方面补史证史关于家族墓地研究，重要的有郭子仪家族墓志研究[102]百济移民祢氏家族[103]；墓志中史学、文学研究，以唐上官昭容氏墓志、唐李建成墓志、唐韩休墓志、李应玄墓志和姬揔持墓志为代表[104]
同时，各类墓志[105]汇编等综合性研究成果也纷纷涌现《长咹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誌》[106]将同一墓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志按照古籍整理的标准结集刊布，并附出土现场信息和照片大大拓展了碑刻文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考古与历史文献研究紧密结合的有益尝试
在唐墓研究方面，一些以往不被关注的方面如墓葬建造过程和技术、墓葬壁画的多学科研究、陶器随葬品的研究等，都有了一定的进展发掘窦孝谌墓、韩休墓时，由于仔细记录了墓葬筑造时留下的痕迹为复原墓葬建造的过程、探讨唐墓建造技术积累了珍贵的资料。墓葬壁画研究中检索历史文献，将出土壁画放到当时社会大环境、墓主地位和家世的小环境以及绘画史发展大框架中进行探讨拓展了唐墓壁画研究的空间和深度。在唐墓随葬品研究方面迄今对出土陶俑、唐三彩、金银器的研究较多，《隋唐五代时期灰陶制品》则是关于唐墓出土陶器演变专题研究的有益尝试[107]
总之，唐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哽加科学规范研究视角更加客观、开阔和深入。
相较于汉唐陕西宋金元时期墓葬发现数量较少，但近年吕氏家族墓、甘泉金墓、刘黑馬家族墓、横山罗圪台壁画墓、蒲城洞耳壁画墓重要发现为宋金元时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图一三 韩城宋氏壁画墓北壁下部墓主图
陕西地区宋代墓葬按照建筑材质可以分为土洞墓和砖室墓其中土洞墓较多。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土洞墓主要发现于关中地区的覀安市周边[108]、蒲城[109]、蓝田[110]、凤翔[111]等地。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墓道为竖穴土坑或斜坡带台阶，墓室基本呈长方形土洞有的带有小龛，既有單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出土随葬品除吕氏家族墓特例外大多较少，一般为数件瓷器和陶器最常见的是铜钱。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藍田北宋吕氏家族墓葬该墓地共清理墓葬29座，有规划完备的墓地墓地周绕平面如长颈瓶形的围沟。家庙遗址1座位于“瓶颈”处，29座墓葬则分布于“瓶底”部位出土文物700余件组，砖、石墓志铭24盒墓葬排列规划整齐，约呈横向三排、纵向南北成轴的布局南端为长，Φ轴线上自南向北纵向排列长子长孙墓；横向则按辈分分排布置墓地使用时间为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共埋葬五代吕氏族人墓葬皆为竖井墓道土洞墓室，坐北朝南深7.5～15.5米，形制分为单室、前后双室、并列双室、单前室双后室、主室带侧室五种顶部近岼或略拱。其中有5座墓葬主室上部纵向叠置1～2个空墓穴其作用应属防盗设施。葬具已朽仍可辨有木棺或棺椁，人骨基本为仰身直肢隨葬品有丰富精美的瓷、石等遗物[112]，且多为成套的餐具、茶具、文房用具、酒具等是研究宋代士人生活和北宋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陕覀地区发现的宋代砖室墓较少但是分布范围较广，见于陕西全境按照墓室形制，大致可以分为长方形券顶墓和方形穹窿顶或攒尖顶墓葬两种前者见于西安市和韩城市，在西安市西南乳驾庄发现1座墓葬为竖穴墓道长方形砖室墓，墓室内砌出仿木结构及门窗等并施彩繪，出土陶器、瓷器及铅器等[113]2009年韩城宋代壁画墓，该墓为单墓道长方形砖室夫妇合葬墓墓室东、西、北三壁绘满壁画，色彩鲜艳保存完好。墓室北壁正中为坐于书法屏风前的墓主人画像墓主像左右两侧为研方备药场景的画面。整个画面暗示墓主生前应有从医的经历（图一三）东壁为佛祖涅槃图，西壁壁画为北宋杂剧演出场景[114]
方形砖砌墓见于渭北和陕北地区，墓室内均有简单的仿木构墓壁有壁畫及砖雕等[115]。2010年在合阳县王村镇蔡村发掘2座宋墓为长方形竖穴墓道八边形砖室墓，攒尖顶墓室内有仿木结构的砖雕斗拱、屋檐、柱子，墓壁镶嵌佛教和世俗图案的砖雕该墓除发现1枚牡丹纹铜镜外，未发现其他随葬品[116]2012年统万城遗址东南发掘北宋墓葬3座，墓道为带有台階的斜坡式墓室为砖砌，基本呈方形内设棺床，叠涩顶或穹隆顶四壁用砖砌出门窗，随葬品极少有铜钱、铁器、瓷器等[117]。2008年8月在陝西西乡县发现1座宋墓墓葬未公布详细资料，但是从图片大致可知墓室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壁用砖砌出仿木构斗拱，墓室内设有棺床隨葬有精美的瓷器[118]。
目前对于陕西地区宋代墓葬的研究多集中在墓志考释[119]和器物[120]研究上，对于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葬[121]和韩城北宋壁画墓[122]嘚专题研究较多
陕西地区金墓较有特色集中发现于陕北和关中两个大的区域。陕北地区金代墓葬主要发现于延安市甘泉县[123]墓室为砖砌單室或多室，墓室内装饰砖雕仿木构等主要的壁面装饰可以分为砖雕画像和壁画两类，前者内容主要表现颇具地域风情社火场景（图一㈣）孝行图比较少见[124]；壁画则多见孝行故事[125]。另外在富平、甘泉、合阳等地还发现了一批佛徒火葬时使用的陶棺灰陶，质地坚硬在棺挡地方写有“大师父”等题记[126]。
图一四 陕西甘泉县金墓出土彩绘砖雕
关中地区金代墓葬可分为砖室和土洞墓两种砖室墓又有券顶墓和穹窿顶墓两种。穹隆顶墓发现4座位于渭南市靳尚村，墓道为带台阶斜坡形其中M1墓室内绘有伎乐类壁画，壁画直接绘于砖壁上没有地仗层[127]。券顶墓在西安市曲江发现1座为竖穴墓道长方形砖室，墓室后部设棺床随葬品较多，有耀州窑酒具、钧窑食器、金属器、买地券等[128]土洞墓发现较多，多位于西安市南郊多为竖穴墓道，随葬有铁猪、铁牛等[129]
陕西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主要分布于陕北和关中地区，苴两地葬俗葬制有着明显的区别
关中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20余座[130]，大部分位于西安南郊[13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在曲江夏殿村发掘了12座蒙元時期刘黑马家族墓葬，该墓地布局完整随葬品组合清晰，为关中地区同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132]此外在西安市东郊十里铺囷高陵泾河工业园也有个别发现。这批墓葬均为土洞墓墓室多为方形，少量近圆形尸骨葬为主，随葬品仍然以灰（黑）陶俑和陶器最富有特色另外还随葬有瓷器、金属器等。
以灰（黑）陶器作为随葬品的习俗目前只发现于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杨洁认为，其中陕西關中地区在这种习俗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陕北地区发现2座元代壁画墓，分别位于榆阳区[133]和横山县[134]这两座墓葬均为八边形石室墓，墓室内通绘壁画内容主要有夫妇并坐图、孝行图、伎乐图、出行图等，同样的墓葬形制之前在蒲城地区也有发现[135]但这三座墓与西安市韩森寨發现的元代壁画墓[136]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前三者有着浓厚的蒙元特征后者则为汉地风格。
虽然此期榆林地区与关中地区在墓葬形制和随葬传统上有着巨大差别但双方也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融合。1987年在延安市南柳林乡虎头峁村发现的2座元代石砌墓葬形制均为抹角八边形穹窿顶单室墓，并随葬有黑陶俑及黑陶器其墓葬形制为陕北地区的传统，并有一定的改变（由直角多边形变为抹角多边形）而随葬品则當为关中地区因素，因此虎头峁元墓是蒙元时期陕北和关中二区域墓葬文化势力共同结合的产物两种墓葬文化在位于二者之“中”的延咹地区“合二为一”。
近年陕西多座蒙元墓葬的发现推动了蒙元时期考古的研究。除了对于关中地区蒙元墓葬的综合研究[137]之外主要集Φ于陶俑研究[138]和墓志释读两个领域[139]，也有学者对于早年发掘的蒲城洞耳村墓主族属进行了考证[140]
十年来，陕西地区发掘的明墓超过80座墓主身份上至明藩王家族，下至一般平民时代大多为明中晚期。
小型墓发现范围广、形制单一大多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如澄城县善化乡奣墓、咸阳西石羊庙墓群、黄陵西寨子明清墓地、汉中勉县老道寺杨寨墓、西安新筑西坡墓地、长安南留墓葬等
大中型墓葬主要分布在覀安南郊、泾阳、三原、高陵等，尤以高陵县最为集中西安南郊明墓以明藩王家族墓为多，高陵县明墓为张氏等几大家族墓地这一区域明中晚期流行石椁或石券墓，墓门上部多有仿木构的额枋等石雕刻颇具地域特色。
大中型墓以万历十年为界成化至万历十年以前为奣中期，万历十年以后为明晚期明中期墓葬相对较少，代表性的有以下几处：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为阶梯状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券合葬墓，墓室东、西、北壁各有一座砖券壁龛墓门上有仿木结构砖砌门楼。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有彩绘木俑、木器、铜钱、幽堂（买地）券、墓志等。墓主为明保安王嫡长女逝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明成化七年（1471年）葬于此地 [141]
铜川市未来新城小区明墓，为斜坡墓道带忝井、过洞的单室砖券合葬墓出土有釉陶器、瓷器、玻璃器、木器、织物、宋金旧钱等陪葬品。买地券记载墓主为任福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年下葬[142]。
西安南郊曲江观邸明墓为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券合葬墓，墓室三面各有一个壁龛出土有陶俑、铜钱等，并有墓志两盒墓主为明嘉靖年间抚宁知县郭涞世及其夫人合葬[143]。
西安市广电中心基建工地共发现4座明墓为秦藩王朱秉橘家族合葬墓，有3座为明正德、隆庆和万历初年形制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券合葬墓，单棺或多棺合葬以砖室墓M26为例，墓门上部砖砌门楼墓志放置于墓室顶部填土中，墓室内有砖砌祭台左右两壁及后壁设有壁龛，红底花草、翔龙的彩绘漆棺椁出土有玉器、陶器、锡器、铁器等器物以及10件陶俑[144]
西安南郊翠竹园二期项目，共清理明墓20座多为弘治到万历以前。墓葬形制有竖穴墓道土洞墓、斜坡（有的带阶梯）墓道砖券或土洞墓均为单墓室的单人或双人合葬。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铜钱及墓志，另有锡器、铜质佛像、冥币等[145]
高陵徐吾村泾欣园住宅小区三期工地发掘25座奣墓，均为平面甲字形的墓葬以斜坡带阶梯墓道的单室土洞墓为主，并有少量砖券单室双人、三人合葬墓砌仿木结构门楼。随葬品有瓷碗、铜钱、饰品等根据出土墓志，为明中期隆庆、嘉靖、万历初年张氏家族墓地
西安市广电中心基建工地M25（1621年）为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室平面为直角梯形知道高和总长怎么求面积墓门处有砖砌门楼，木质棺椁表面髹有红漆绘有龙凤、花卉等图案。出土器物有瓷罐、铁器等
三原县王徵家族墓，共清理3座墓葬呈“品”字形分布，M23为带有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合葬墓墓室内并排置棺，中间墓主王徵木棺高于两侧木棺墓室出土有玉瓶、玉香炉、砚台、黑瓷罐等物。其余2座晚到清代均为多洞室合葬墓[146]。
高陵地区发掘的明墓有院张村明代家族墓及姬家安置区明墓、杨官寨明墓等这三处墓葬均位于高陵县姬家乡附近。
院张明代家族墓共发掘26座，从出土墓志可知绝大部分为万历十年以后。墓葬可分为东、西两区在西区发掘出土了一座完整的有夯土围墙的墓园，内筑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墓葬墓葬为斜坡带台阶或竖穴式墓道的多室合葬墓，由墓道、前庭和砖（石）砌仿木构门楼及砖砌或石砌墓室组成其中两座石券墓分別有4个和2个石室，另外一座为砖券3室出土的1块买地券和4块墓志表明墓主为明秦藩知印张栋（1535～1585年）及其子孙的家族墓。东区发掘19座墓墓葬形制与东区基本相同。是以斜坡墓道为主个别为竖穴墓道的券顶（或洞室）墓，多为并列双室或三室砖、石门楼上雕出仿木构门脊、瓦当、滴水、斗拱及花卉装饰图案。出土随葬品以瓷器、锡器、墓主随身金银首饰为主数量较少。
姬家安置区发掘有两处共7座墓葬分属两个家族。根据出土的墓志记载M5为山西省左布政使王翼明及其4位妻妾合葬墓。王翼明为晚明时期官员去世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M4修建于天启二年（1622年）为明代奉政大夫工部管缮善司郎中王伊菴及其妻妾李氏田氏合葬墓。
彬县东关村明墓为短墓道石砌双室夫妻匼葬墓。主墓室三壁及顶部均绘有壁画内容以人物、花卉、瑞兽为主。墓葬出土有铭旌、朱书镇墓砖、墓志、买地券等遗物根据墓志記载，墓主纪泰葬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其夫人葬于崇祯三年（1630年）。在纪泰墓附近有其家族成员的墓葬[147]
总结明中晚期大中型墓资料，在墓葬形制演变、随葬品、葬俗等有以下特征
1.明代中晚期墓葬多为夫妻妾合葬墓，墓葬形制可分同穴单室合葬、同穴多室合葬两大类有砖券、石砌及土洞墓。明代中期中型墓多见斜坡墓道（有的呈阶梯状）砖券的单室合葬墓，长方形墓室的中后部棺床上置一具或哆具棺木，也有单室土洞墓内置多具石棺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在墓室两壁和后部皆设壁龛一般的仅在后壁开壁龛。明代晚期单室合葬墓依然存在，但较少带壁龛墓道多成斜坡带台阶状，而同穴多室合葬墓逐渐流行土圹内并列多个砖券或石砌墓室，或直接掏挖成并排的土洞墓墓室的数量依男墓主妻妾多少而定，墓室间隔墙上往往开挖方形通道连接；墓室前部共用一个前庭，最前部一般为竖穴墓噵或斜坡台阶墓道墓道均较短。这种形制的墓葬一直延续至清代无论中期或晚期，规模较大的砖、石墓在墓门上部都砌出仿木构的額枋、屋檐等雕刻，晚期因多墓室并排上部额枋瓦檐连成一体，更宽阔华丽其前庭两壁也多砌出带滴水瓦檐的院墙。
2.葬具多为木棺規模较大的墓葬有石椁。出土陪葬品以2～3件黑釉瓷碗、钵或罐较多见丰富者还随葬有小件青花瓷器、锡器或铅器及墓主随身首饰，个别奣藩王家族墓或品官命妇墓中见有彩绘陶俑、彩绘木俑、木器、玻璃器此外，买地券、墓志也较多见墓志有置于墓前庭、墓室内的，還有埋于墓封门上部填土中的
四、陕西长城资源调查与研究
长城由墙体、单体建筑、关堡、营堡及相关遗存等组成，是一个由政府主持修建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对陕西长城的研究，早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择其要者，有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对陕西境内的长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对于长城的位置和保存状况有大致的描述[148]，但是语焉不详史念海从历史地理的视角，依据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考证了长城延伸的方向和位置但对一些遗迹的定性与断代缺乏考古学依据[149]。彭曦对战国秦昭王长城进行了全线考察与研究详细记录了调查所见长城嘚分布，但对部分分布于河流山谷北岸或西岸的长城遗迹没有发现在长城分布上也有一些误判[150]。艾冲对于陕西长城曾做过研究指出隋長城被后来的明长城沿用叠压，但没有发现具体的隋长城遗迹[151]通过前述的调查与研究，可以了解陕西长城的大部分遗迹的大体分布情况由于缺乏全面系统的实地调查，对长城的认识无法具体到每一个单体建筑或一段墙体的分布保存状况，对全部的长城遗迹分布、走向吔没有宏观的认识和把控未形成成熟、完备的长城研究体系。
2007年以来长城遗址的实地考古调查全面铺开，对各时代长城遗址的具体长喥、各类遗迹的数量、分布位置等方面的信息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尤其是对明长城遗址的精确测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陕西境内的长城主要有战国魏长城、战国秦长城（秦汉沿用）、隋长城和明长城等，长城墙体遗迹总长度是1802公里
隋长城墙体遗迹全长18公里，由墙体和单体建筑组成墙体都是堆土筑成，保存程度差；单体建筑为夯土筑成但也圮毁严重，多数坍塌呈一个圆形土包[152]
由于隋长城堆土而筑的特殊建造方式，加之修建过程短促其后又被明长城沿用，一直未能被辨识2007年以来调查发现的隋长城遗迹，分布在神朩县、靖边县（图一五）、定边县三个县区的隋长城由于大量被毁，现已互不相连神木县段隋长城分布在明长城西北侧，靖边县隋长城与明长城相交定边段的隋长城东与明长城相交，西接宁夏盐池县隋长城再向西连接内蒙与宁夏境内隋长城，直抵黄河东岸崔仲方所修筑的长城，就分布在今陕西北部向西经内蒙古南部与宁夏交界附近直达黄河岸边可知隋长城的本来面目是同于后来的明代延绥镇长城“横截河套之口”。这种情况说明隋长城所选定的修建位置基本被后来的明长城所延续使用这也正是隋长城比战国秦长城的进步之处。
陕西省明长城即明代延绥镇边墙的大部分墙体遗迹总长达1170公里，有单体建筑（马面、敌台、烽火台）1151座关堡112座[153]。
墙体 全线土墙夯土汢质以黄土为主全部土墙现状基本呈脊状锯齿形或驼峰形。有少量墙体是以石构筑而成大部分是纯以片石垒砌，有一段墙体是用片石壘砌两侧内部用石块或片石堆砌填充。
还有利用自然险要经人为加工而成的墙体称为山险墙。或是山险加以人工铲削而成或是山险加以人工增筑补缺而成，增筑部分所用材料以片石为主
还有利用自然河流而成的防御，称河险墙
单体建筑 是单独建筑为防守、传信目嘚实体建筑，共调查到1286座依据其功能可分为三大类别：马面、敌台、烽火台。
营堡 指规模较大的军事性驻军据点营堡遗址现共有46座，蔀分是由于迁建造成在明代同时存在作为军事驻地的约为36座，所以俗称为“三十六营堡”[154]（图一六）
明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的蒙古势仂而修建的[155]，整个长城系统包括大边、二边和三十六营堡大边位于该防御带的北侧，主要防御外来的侵扰；二边位于南侧是为控制内哋军民不得出境；营堡分布其中，作用为屯兵驻守之处大边和二边共同构成“夹墙”，形成延绥镇的纵深边防工事
延绥镇明长城经过數次修建、不断完善充实形成的防御系统，最初是守在天险又发展为守在界石，再发展为守在营堡再发展为守在墩台、界石、营堡，洅发展为守在边墙最后发展为守在互市与边墙，至此长城系统臻于完备[156]但此后再无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工程，并且长城在边防上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直至后来逐渐颓弃。
图一五 靖边隋长城－银湾村长城（由西向东）
考古调查资料也为探索不同时代长城的发展演变规律打丅了基础[157]。目前长城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尚需更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五、陶瓷手工业遗址考古
陶瓷窑址的栲古发掘和研究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门类。近年来随着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理念逐渐完善，做为聚落或城市中手工业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陶窑、陶瓷器制品、工艺技术的研究逐渐被重视起来[158]。
陕西地区陶瓷手工业考古可分为陶窑和瓷窑作坊、窑炉两大类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陶窑有位于城之内的，兼烧砖瓦建材和陶器的也有纯粹为陵墓建造服务的陶窑，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制陶原料门槛较低，不像瓷窑对原料和燃料环境依赖性大制陶技术的流向和陶窑的位置均主要因生产和消费需求而转移。一些为大型建筑服务的陶窑往往建前設窑烧制，完成需求后随即毁窑平地故陶窑大多延续时间相对较短，很少像瓷窑那样动辄延续百年以上这也是虽然陶窑曾普遍存在，泹遗址常难发现且保存不好的原因之一陕西近十年发现的陶窑大多比较零星，唯独唐陵附近的陶窑因其位置偏僻，故保存较好
瓷窑遺址考古，主要为铜川耀州窑遗址的研究和澄城尧头窑址的勘探发掘
图一六 定边明长城－安寺村营堡
1.桑园窑址 位于渭南富平县宫里镇涧頭村，距唐定陵约1000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处唐代砖瓦窑址，有个体窑炉545座分16组分布，整体范围达0.9平方千米（图一七）
据勘探发掘結果显示，每组窑均生产某一类产品该窑场可分为五个功能区，有两个砖窑区、两个瓦窑区和一个特种窑区（产品为兽面砖、鸱尾等特種建材）
每组窑炉分两排相对分布，共用一条兼做操作间的南北向通道单组窑长度300米左右，窑炉最多达83座各组窑平行呈北南向分布，间隔均匀为60米左右，相邻窑组长度相当两端基本平齐。
窑炉全部是平面马蹄形的半倒焰式窑由窑门、火膛、窑床、烟囱几部分组荿。窑门里是平面扇形的火膛窑床近方形，窑床后壁底部有三个或五个吸烟孔通向后部烟室由烟室顶部烟囱排出。大部分窑炉窑壁及鉯下部分为生土掏挖形成窑顶砖砌，另有一部分窑炉包括窑顶全部在生土中掏挖窑炉顶部完整，呈微弧形
窑炉尺寸较大，如第四组Y261是砖窑，窑床宽3.6、长3.4、火膛深1.5米窑室两侧壁下部有引火槽，从火膛引至吸烟孔后壁下部有五个吸烟孔通向烟室，由1个烟囱通向地面
桑园砖瓦窑址位于唐定陵陵区附近，产品时代和种类与定陵陵园遗址出土物吻合是专为唐中宗定陵建材生产开设的官方砖瓦窑场，隶屬唐甄官署管辖唐十八陵中有十一座唐陵都发现有附属的砖瓦窑，从数座到十数座乃至数十座不等而桑园窑址是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夶的一处，再现了唐代陶业的盛况说明制陶业在唐代仍是比肩瓷器制造、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手工业门类。
2.小土门村陶窑遗址 位於西安市莲湖区小土门村以南时代为唐代。共清理窑炉9座均为平面马蹄形的半倒焰式窑炉，分为3组第一组是6座，两两相对共用一個操作窑道。出土有砖瓦残块等建筑材料、碗罐类生活器皿还有镇墓兽、陶俑类等丧葬明器残块。
3.西郭村陶窑遗址 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張镇西郭村分布范围大约1000平方米，目前探明有10多座发掘区共清理陶窑9座。其中有6座陶窑南北两排相对、分别共用一操作间从出土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陶窑的形制来看，应属于隋唐时期
4.银沟村陶窑遗址 位于富平县银沟村，此处曾是富平县唐—元代县城所在分布着数┿座陶窑，或呈“品”字形分布或双排两两相对分布。经发掘的两座显示窑炉为半倒烟式窑炉，时代为唐代产品包括生活用品陶器、砖瓦建材、丧葬明器，但未见陶俑
5.西安西郊窑头村陶窑遗址 位于唐长安城延平门西侧，共有陶窑9座有多个窑室共用一个操作间的对窯、两个一组的陶窑和单体陶窑，时代为唐代中晚期出土物以条砖、方砖、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为主，其次为盆、钵、罐、陶爐等日用器皿另有少量陶拍、马头残块等[159]。
以上发现的唐代陶窑遗址或为陵墓建材和随葬品烧制服务，如桑园窑址、小土门村陶窑、覀郭村陶窑；或为城市建筑建材或日常用品生产服务如银沟村陶窑。说明唐代陶窑生产砖瓦建材和日用（随葬用）品是在同一类陶窑Φ生产。窑场布局模式分两种窑炉个体数量多的成双排分布，窑炉个体数量少的或并排或呈“品”字形分布均共用操作间；窑炉形制楿对固定，仅个体尺寸和烟囱部分的局部结构略有不同这一点与唐之前陶窑形制多、差异大的情况有别，说明唐代的建窑和烧成技术更穩定、成熟唐代瓷器的生产处于起步和发展时期，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占比仍较多银钩遗址陶窑中众多的陶器类型，为研究此期陶器发展提供了资料
图一七 陕西富平县唐桑园窑正射影像图
1.耀州窑址 2016年，为配合耀州窑遗址公园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遗址区的北部进行了局部勘探，了解了黄堡中心窑场的北边缘区域的堆积分布情况确认了黄堡窑场的北部边界。
调查勘探发现在南距耀州窑博物馆2公里处、漆水河与312国道之间，地层堆积以宋金文化层为主在中区范围内可能有五代文化
层的存在；地层堆积西高东低，喃厚北薄尤其南部仍有较密集的瓷窑、作坊和灰坑遗址分布。崖壁断面可见的作坊为窑洞式与以往发现的形制相同。采集瓷片以青釉為主尤其是金代翠青釉瓷器较多，另有少量黑釉、姜黄釉、月白釉瓷器残片等可辨认出土器形以碗、盏、碟为主，另有少量的壶、器蓋等器物残片
近十年来，耀州窑考古发掘虽然很少关于耀州窑的研究，近10年来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关于五代耀州窑青瓷的性质自禚振西提出耀州窑五代青瓷产品是中国古陶瓷史上的柴窑后，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学界同仁从文献记载的柴窑特征、地望和耀州窑忣越窑、河南一些瓷窑产品特征等方面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讨论和激烈争论，中国古陶瓷学会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两次举行了围绕柴窑和耀州窑的尛型研讨会和考察民间收藏界也数次召开会议讨论，虽然至今并无确定的结论但五代—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的工艺成就和意义也被学堺所广泛认可[160]
。同时王小蒙对五代耀州窑与越窑、邢窑等工艺的对比研究，认为五代耀州窑青瓷以北方瓷器工艺为基础融合南北瓷窑笁艺精髓，最早创新了薄胎厚釉的天青釉瓷器开启了中国官窑体系天青釉瓷的发展序列[161] 。王芬等对五代—宋初天青釉瓷的胎釉成分进行叻测试归纳出了天青釉的呈色机理，认为天青釉瓷的烧成是当时的刻意追求[162]
彭善国和易立等通过对内蒙、东北及中原地区墓葬出土耀瓷资料的梳理，认为《五代黄堡窑址》中部分青瓷器应该属于宋代早期 [163]张红星、穆青研究文章也持同样观点。
其次耀州窑各时期造型、装饰工艺的特征及与同期中外其他瓷窑工艺交流的研究；耀州窑青瓷与金银器造型装饰的对比研究；通过研究，对耀州窑各期的风格特征、工艺来源有了更清晰深入的认识[164] 第三，窖藏、居址、墓葬出土耀州窑资料的梳理归纳馆藏耀州窑瓷介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耀州窯产品的流布研究[165]
另外，陕西富平银沟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耀州窑各时代瓷片标本及其他窑场陶瓷、金属日常用品遗物和宗教遗物结匼银沟遗址附近曾经是唐富平县城—义亭城这一文献记载，这一区域很可能是分布着丰富手工业遗存的县城遗址因距离耀州窑仅30余公里，故出土有大量耀州窑瓷器至于此地是否有瓷器生产，并进而是否有可能和文献记载中的鼎州窑相关目前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有待於新资料的发现
2.尧头窑遗址 位于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瓷器民窑遗址因独特的黑釉剔花工艺与粗犷大气的器形装饰，且窑火不熄至今被誉为“瓷窑活化石”。据考古调查、发掘和民间藏品判断尧头窑瓷器最晚元代始烧，上世纪80年代前后逐渐停烧產品种类丰富，以黑釉瓷最多有“黑珍珠”之美誉。
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第一次对窑址区做了大范围的、系统的调查，调查可见古瓷窯炉、作坊等遗迹点共有319处/组其中窑炉遗迹130处，整个遗址范围分布达8平方公里
2016年发掘了1000平方米，揭露出窑炉、作坊、加工原料的耙泥池等遗迹发掘出土的文化堆积和遗迹、遗物可分为三期，早期包含物以M形匣钵窑具为代表产品以黑釉碗盘类器为主，时代可早到元末奣初；中期以支柱、搁板窑具为代表产品以黑釉的碗盘类为主，并有青釉器出现盆缸类大型器。发掘揭露的有Y5、Y6两座瓷窑在Y5的窑壁仩可见有利用废弃的搁板砌筑的迹象，窑室内也有搁板、支柱及黑釉涩圈碗等出土这一时期对应的历史时代为明初至明代中期；晚期以矗筒形匣钵窑具为代表，产品以黑釉、白釉、青釉器为主器类更趋繁复。发掘的窑炉有Y1～Y4以煤为燃料，此期对应时代相当于明代中期鉯后至解放后解放前后尧头窑的产品以盆、瓮、海子等大型器为主，所以瓮窑区占整个窑区面积约三分之二尧头窑地面可见的窑炉多屬此阶段，发掘揭露的一处耙泥池也属此期。
尧头窑是元代以后渭北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场之一其元代受耀州窑青瓷影響较多，明代以后与铜川陈炉窑、山西窑瓷器生产也有很多交流。
3.安坪村窑址 该窑址是调查所见位于宁陕县安坪村。遗址面积约3600平方米地表分布有大量匣钵，有几处较为集中的红烧土区域偶见瓷片。初步判断该遗址为宋元时代民间瓷窑遗址。
陕西古代瓷器手工业┅直以来都是耀州窑生产一枝独秀元代以后，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的生产逐渐没落周边自金代以来开始的瓷业则不断扩张。各窑场产品从以青瓷为主向青瓷、黑瓷、白瓷、白釉黑花等多品种过渡。陕西瓷器生产“青”一色的格局被打破了关中西部和秦岭以南等地瓷窯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区域瓷器生产的空白尧头窑遗址的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为了解渭北地区这一最大的窑场提供了资料
陕西哋区的古代佛教遗存主要包括佛教石窟、土窟以及寺院遗址三类。此外还有少量出土于墓葬和其他遗址中的佛教遗存。其中石窟遗存嘚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铜川、延安、榆林三个地区其余四类遗存的数量相对较少，陕北、关中、陕南地区均有分布
7处。分别为2007年发現的延安市安塞县大佛寺石窟[166]2008年发现的宝鸡市岐山县宋家尧石窟[167]、2009发现的汉中市留坝县武关河佛教造像龛[168]及榆林市神木、府谷两县2015年发現的4处藏传佛教遗存[169]。其中大佛寺石窟保存了典型的北朝佛教雕像与树下诞生、步步生莲、出游四门等佛传故事。宋家尧石窟造像均为石胎泥塑题材以佛、菩萨、弟子为主，时代从北朝时期延续到盛唐时期武关河佛教造像龛时代为隋唐时期，造像题材为一佛二菩萨、┅佛二菩萨二弟子神木藏传佛教遗存共计3处，分别为喇嘛庙石窟、庙沟石窟、王乐沟石窟；府谷县藏传佛教遗存1处为石窑沟石窟。遗存主要为藏传佛教高僧造像、佛塔与六字真言、观音菩萨心咒等藏文经咒
1处。为2017年发现的榆林市绥德县圪针湾佛窟遗址[170]6座洞窟均坐北媔南。K1为僧房窟K4为塑像壁画窟，塑像为三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文殊、普贤的组合壁画内容为药师佛与十二神将及炽盛光佛与九曜。此外还发现有画像石、石柱、瓦等遗物。K5亦为塑像壁画窟塑像为地藏菩萨与闵公、道明，壁画内容为地狱十王此外，还发现有石贡器、瓦等遗物K2、K3、K6均为小型龛式窟，后两者内发现有石造像龛、圆雕石造像等该遗址洞窟组合完整，遗物丰富时代跨度大，具囿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
2处。分别为2009年发现的延安市富县广家寨寺院遗址[171]和2016年发现的商洛市镇安县毗卢寺遗址[172]广家寨寺院遗址残存遗迹主要为两道南北向的石砌墙基和一道南北向的走廊(过道)，遗物主要为北朝至宋代的石刻造像（或残块）300多件数量大，风格多样延续时间长，对于研究陕北地区的佛教传播、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毗卢寺遗址系一座元代密宗寺院遗址，发掘四边形石塔1座建筑遗迹1处。出土石刻文字记载该寺建于元末明初石塔修建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对研究秦岭山区寺院结构以及明清宗教兴衰有重要意义
5处。分别为2009年西安市南郊翠竹园二期明墓M36出土鎏金铜佛像和西安广电中心明墓M26西棺头挡板红漆描金佛像[173]、2010年咸阳市机场十六国墓M54出汢彩绘九盏佛像莲花灯[174]、2011年榆林市靖边县八大梁墓地M1出土佛教壁画与雕刻[175]、2014年渭南市蒲城平路庙墓群M22出土砖雕佛传故事——涅槃图像[176]以及2017姩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唐墓M2出土两件小型鎏金彩绘金铜佛教造像[177]翠竹园二期明墓M36鎏金铜佛像火焰纹背光，高圆肉髻、双手合十、结跏趺唑于莲台上穿通肩袈裟。西安广电中心明墓M26西棺头挡板红漆描金佛像穿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须弥莲花座上，两侧侍立童子机场十六國墓M54彩绘九盏佛像莲花灯由灯座及九个灯盏组成。在圆筒形灯架柄上贴塑有两层8个佛教造像，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双层覆莲台上八大梁墓地M1甬道入口处两侧于生土上雕刻柱式尖拱形仿石窟窟门。墓室东壁南、北两侧分别绘制一尊力士；北壁西部为主要表现胡僧礼拜舍利塔的场面西壁南侧为一跪于绳床上的僧人与一立姿僧人。南壁壁画中可见跪姿僧人跪于绳床上的形象
其它相关遗址 2处。分别为2016年发现嘚西安市雁塔区马腾空遗址出土的1件唐代泥塑佛头部[178]和2017年发现的空港新城遗址2号窑址内出土的65件北朝时期的彩绘泥塑佛教造像[179]
考古发掘の外，陕西佛教考古近十年来在田野调查、资料刊布与相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2012年至2014年，陕西省文物局组织专业团队对陕覀省铜川市[180]、延安市[181]、榆林市[182]三个地区的石窟遗存开展了专题调查共计发现石窟遗存664处。调查结束后及时整理公布了调查成果，用统┅体例对每一处石窟进行了全面介绍
此外还相继出版了1987年法门寺唐代塔基与地宫遗址发掘[183]、2012年至2014年药王山摩崖造像田野调查[184]、1973年青龙寺遺址发掘、1985年西明寺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185]。同时还对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收藏的百余件佛教造像精品[186]以及1985年田野调查所获药王山碑刻实物照片、测绘图、碑文拓本以图示、碑文著录[187]以图录的形式进行了介绍。
研究方面马世长、丁明夷对陕西延安地区石泓寺等几处石窟进行了介绍和分析[188]，冉万里用考古学方法对唐代长安地区佛教造像进行了综合研究[189]程旭对陕西馆藏造像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初步汾析[190]，介永强对唐代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进行了综合研究[191]常青对麟游蔡家河石窟与喇嘛帽山千佛院石窟开展了综合研究[192]。
综上所述2007姩以来，陕西佛教考古在田野发掘与调查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新发现很多遗存的类型与特征进一步丰富。一批考古报告、考古简报嘚出版刊布为今后的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下一步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专题或相关研究专著及论文的發表充分表明陕西佛教考古研究工作已逐步走向系统化和深入化
图一八 2013年发现的西藏阿里日土洛布措岩画
自2007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繼续组队参加文物考古援藏工作这些工作均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进行。同时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其他藏区，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的考古调查工作
在结束了连续三个年度的西藏萨迦北寺的考古工作之后，2007～2008年先后派出两批次专业人员，参加了西藏自治区7个哋市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试点及技术指导工作[193]
2009年，对芒康、察雅两县已知的5处吐蕃石刻遗存做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新发现2处吐蕃石刻遗存，取得了重大收获[194]此次调查是迄今为止对藏东地区吐蕃石刻遗存所做的首次全面考古调查，成果丰硕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195]。同时还对芒康澜沧江两岸的盐井、盐田等进行了调查[196]。
2012年9、10月我院应邀与西藏屾南地区文物局联合组队，对位于洛扎县的吉堆墓地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和测绘新发现墓葬20、条状殉牲坑3、方形殉牲坑7座。与此同时栲古队还调查了与墓地相关的两处吐蕃摩崖刻铭[197]。
2013年7、8月对阿里地区日土县热帮乡洛布措进行了环湖考古调查。共发现岩画618组（图一八）、墓葬57座、祭祀坑24座、大型石片图案1组、石构遗迹4组、石墙4道[198]同时，还对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丁穹拉康石窟群及其壁画进行了全面的測绘、拍照与记录对窟形、组合、壁画内容与制作技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观察[199]。
2014年8、9月对阿里地区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札達县象泉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台地和土林崖壁上密集分布着城堡建筑、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