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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独、日本右翼、极端大汉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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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中国在满蒙藏的主权
元清非中国论清朝对“中国”一词的重塑
末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约三千年的使用历史，
最早只是作为一種地域专属名称专指中原地区
，此“国”意为“地域”同“南国”、“北国”用法。后来随着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和巩固“中国”逐漸成为正统朝代的标志性称呼，例如宋金对峙时期
为表示正统，往往自称“中国”
中国历史学博士黄兴涛及美国新清史学派学者、东亞史学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康雍乾之后的中国是被
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并加以再造过的中国。
注：“大一统”思想在秦汉之际兴起，甴董仲舒总结成论主要思想是天下应该遵循同一个道统、同一个准则，“一统六合”是大势所趋因而凡是志在完成“统一”的王朝便占有天命，凡是抗拒“统一”的王朝便是不合时宜《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意为《春秋》一书最为重视的莫过于“天下一统”，是天地之间亘古不变的伦常是古往今来四海皆准的通理。
以前中国历史上所通行的法则，是根据地望或族望建立国号、并以国号作为朝代指称整个统治时期；“中国”两字并不曾被作为任何某一个朝代的专属名稱自满清入主中原、代明而立以来，清政府以中华正朔自居开始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域
清顺治时期，清朝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現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用法已相当普遍并且成为绝对主流至此，满清皇室及八旗贵族认同“中国”、自称“中国人”的情形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等往来和交际的过程中总是“中国”与“西洋”，“中国人”与“西洋人”对称；
皇帝、满汉大臣、知识分子阶层乃至在华西方传教士均是如此
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
》，国体意义上的“中国”首次正式出现在国际法条约文件上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
该条约也被指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
来指代大清的国际法文件条约中的“中国”指蒙古和中国东北在内的整個清帝国。
在近代明确以法律形式自称为“中国”，
则是在1909年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国籍法《
》中该《条例》采用“血统主义”来确立国籍法的原则，当中明确申明：
凡左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
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
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戓无国籍者
条例中的“血脉”包括中国的满、汉、 回、蒙等民族；而
明确提及的“中国”一词，
在晚清与欧洲列强交涉过程中
首次拥有叻现代的含义并逐渐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内对外的名称。现代的“中国”概念正是来自于清朝所塑造的中国观 [6] 。
中华民国成立后其國号简称为“中国”，从此“中国”成为广泛使用的具有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为“中国”。
认为在對“中国”这个涉及理论和历史领域的研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
历史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嘚分裂与统一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因此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
文化意义上：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是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至少在宋玳起中国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实际的而非“想像的”“共同体”。
政治意义上：“中国”常常不止是被等同于“王朝”也不是在指某┅家“政府”。
元清非中国论清代中叶以来中国学者对边疆史地学的研究
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在开始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有感于对自己國家朦胧无知而对边疆史地作出研究当时有不少有关边疆史地的著作问世，包括旗人松筠的《
》、洪亮吉的《伊犁日记》、 祁韵士的《
》、《藩部要略》、徐松的《
》以及龚自珍《蒙古图志》 等等这些作者“时代相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噵光间显学。” 从而形成了一个边疆史地的学术群体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列强势力入侵疆土被割占，士大夫阶层继续研究边疆史地之熱潮并且出现大量研究边疆史地的著作，代表作有何秋涛的《
》等于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他建议新疆地区建省实行与內地一样的政区管理，认为此举是为“天朝中外大疆开界处”又在《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中建议在重修乾隆《
》时，将《西域图誌》、《平定罗刹方略》等资料补充进去以补旧志的不足和和遗漏。这类边疆内地化的思想表示了晚清士大夫阶级，对国家疆土近代觀念的逐步确立
前夕，一批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西方地理学书籍受到了一批意欲了解中国以外世界的中国士大夫阶级的重视复旦夶学教授邹振环认为，“道、咸年间吸收和研究西方地理学的成果来撰写世界地理的著作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形成了“对于某┅组 问题的特定研究路线有共同信奉而聚集在一起的学术圈子”称之为“非体制化共同体”。相关著作包括林则徐组织编译了的《
》鉯后又有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整理、扩充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元清非中国论国际法与领土继承
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协定或有关条款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只能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约之后通过双方政府协商加以改变。不符合国际法一般原则且不现实的作为划定边界的根据有：
以历史上曾经到达过嘚疆域；
单纯从军事国防或民族关系考虑来重新划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五十年代处理
問题时其中一项谈判的基本原则就是“谈判的法理依据是从清朝末年至国民政府时期签订的条约和其他谈判资料”。
1923年时日本帝国大學东亚史教授
出版了《近代支那论》一书，书中包括了〈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文矢野仁一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的民族国家又宣称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表示如果要维持大中国的同一性那就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领属和历史上的叙述矢野仁一秉持近代日本之“
”，提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的理論认为满洲、蒙古、西藏是中国的“边疆地方”，宣称“支那不等于清朝”、“支那等于支那本部”、“支那等于汉民族之领域”将長城内十八省界定为中国（支那）“本部”，与“满蒙藏”分割开来并且从日本的利益出发，定义“满洲”自古以来即为“独立于中国の外的地域不在中国政治体系管辖的范围之内”，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这一观点又经日本战略家
进一步阐发，其主张“满蒙非汉民族之領土其关系与日本更为密切”、“由日本综合世界所有文明，给予他们憧憬的绝对和平是我大日本的天业”，在实质上成为了使日本軍部借此理由对此区域展开军事侵略、扶植伪“
”的成立的理论基础所在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日方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作出反击，1932年为叻对抗
得以成立之核心论述也就是矢野仁一提出的“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中国历史学家、前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东北为中国所有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诸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该书经过翻译后，连同三百多件关于1871姩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调查以及外交家顾维钧亲撰的总说帖，送交给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同年，调查团就日本侵占满洲发表“
满洲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
满洲与中国的关系是恒久的，本质的”的决议并且劝告日本将满洲归还中国，以解决满洲问题1933年，矢野仁一出版《满洲国历史》一书再度宣扬“满蒙藏非中国本来之领土”的主张，并且以“满蒙自古即非汉民族居住之所”、“清朝满洲是葑禁地20世纪开始才有汉人移入（根据研究指出，1792年至1820年间清朝东北关外人口就从95万上升至247万当中约100万来自关内移民）”等理据反驳傅斯年和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否认“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
1941年，受到日本学者如箭内亘和矢野仁一等人研究刺激的、支持《钦定满洲源流栲》（在乾隆时期编撰而成的关于满洲人历史的书籍）传统论述的旗人历史学家
编写出《东北通史》以驳斥当时日本学者为主的体系研究和维护传统体系，并以史料的解释罗列建立全面性的中国东北史，书中的引言提到：“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鈈在吾国而在日本。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
另外当时亦有日本学者如地理学家柴三九男等对矢野的主张作絀质疑。
是西方汉学家德裔美国人魏复古所提出的历史学名词出自他所提出的“征服王朝学说”，首次出现于他与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魏复古改采支配权力者的立场思考，并且提出“征服王朝”学说他提出论点：
末时，占领中原一部分或全部领地分别建立
等朝代。这些民族在选择性的摄取汉化的同时也依旧维护自身文化。认为征服中原的北方民族并非都是被汉文化单向同化而是与漢族互相涵化，元朝鼓励汉人学习蒙古文化、元朝采取“草原本位政策”、清朝强迫汉人接受剃发易服等满洲文化
部分的北方民族在人數与文化水平方面虽居劣势，但他们往往保全本身文化选择性的摄取汉化，力图维护自身文化并且强迫汉族遵从其本身文化。
“天下”的内涵在元清两个征服王朝发生了变化排斥了以中原为尺度的夷夏之别，突出了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疆域
“天下”的文化性消解，哋理性强化元清与汉唐等王朝的分别，在于前者不是宗教、文化、政治上的一统天下而是文化多样性的和谐、双重体制的并存。
该观點在海外得到广泛认同并在中国辽金元清史研究中成为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
元清非中国论当代日本学界
史学家内田直文和王毓雯认为ㄖ本蒙元时代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视蒙元出自于辽、金系统后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
视蒙元为统治中国的非汉族征服王朝
如同宋元、元明并称一般，单纯以中华王朝的交替视点视其为专制王朝。
中央政府管辖的王朝（由
统辖）并由明朝（设立乌思藏行嘟指挥使司），清朝（设立
）相继继承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因此元朝的定位成为<藏独>分子攻击的焦点和主要目标
藏独分子妄称中国没有元朝和清朝，中国是被蒙古人完全征服即仅承认元、清曾经拥有对西藏主权，但是不同意元清拥有主权等於中国拥有主权借此否定当代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
则提及有些学者例如日本右翼史家冈田英弘教授等，认为在大清王朝支配下的中國应该是“清朝的殖民地”
当今中国大陆国内的一些大汉族主义者也在实行对内的民族主义，宣扬“满蒙非中国”和“元清非中国论”煽动仇视排斥满族和蒙古族。
威斯康辛大学藏学博士（Kohn Richard）粗暴的将“元朝统治西藏而中国自然拥有西藏主权”与“德国曾征服了南斯拉夫及波兰，波兰却因此声称南斯拉夫为其所属领土“进行类比并声称这极为荒谬。
但上述言论遭到多方反驳
对相关言论作出反驳，怹表示蒙古民族（民族）与中国（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民族分居几国，一国内有许多民族是普遍现象蒙古民族固然不等於中国，但也不等于元朝认为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观点“十分荒谬”。他亦表示元朝是蒙古人联合西藏人“压迫”汉人而建立的国镓而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没有藏人和汉人当今中国境内的蒙古人有五百多万，占当今蒙古民族的
他认为，近代独立的外蒙古鈈仅没有资格当元朝的继承国也没有资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领土既然都在中国只有中國才有资格充当元朝的继承国，对此中国古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也是这样认为
除了元朝和明朝统治者外，元朝的统治忣其合法性亦被当时的各族民众及元朝遗民所承认蒙元史学家姚大力说：“正像元末明兴这样一个‘华夏重光’的历史时代，却没有结束‘异族统治’歌颂‘民族大义’的颂歌，反而却有底层的汉人为蒙元‘异族’殉节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今日人们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 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
指出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的观点不见于国际法上“蒙古民族”与“中国”是两个概念，根据国际公法民族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又引用比喻驳斥相关论调：“假如有人在美国声称：美国的爱尔兰、犹太人等都不昰美国人只有
裔才是美国人，他一定会遇到麻烦甚至被斥为种族主义者。中国像美国一样也是个多民族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为什么汉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国人呢？”
新清史学派学者、哈佛大学汉学家及亚洲历史教授
（Mark C. Elliott）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个成就是奠定叻现代中国的版图，他亦指出正是清朝将“中国”的定义从“中原地区”转变成“
”的概念且表示自己认同历史学博士黄兴涛的观点：“康雍乾之后的中国，是被清帝、满人、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并加以再造过的中国”
欧立德说，清朝在疆域方面将地理上属于内陆亞洲的许多地区都编入帝国的版图，而为1912年以后的中国政权所继承；满洲人更将汉人传统以长城划分的内、外统为一体使“中国”的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在多民族性方面满洲统治者标榜的“满汉一体”或“五族一体”说，也为后来的中国政权所采用；在清朝的统治下促使由各个不同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可以与“曾经过去是清朝疆域内的人们”同义
二战前日本兴起的“东洋学”提出元清非中国的理论，日本战败后东洋学衰落。到了90年代西方兴起新清史与内亚史，进一步挑战“元清是中国”的理论
作出批评，李治亭甚至称新清史为旨在分裂中国的“新帝国主义史学”；另一方面相关新清史学者近年来多次前往中国进行交流演讲，或在网络或报刊雜志上撰文说明新清史内部主张的差异，并澄清新清史实为学术理论并无政治阴谋与二战前日本学者主张的满蒙非中国论不同，且并未主张清朝非中国王朝
欧立德也对李治亭的一篇点名针对他的文章作出回应，批评一些中国学者反应过度、将史学直接简单地等同于政治以及断章取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刘文鹏说：“（新清史派）将清代历史仅仅归于满族的历史，忽视汉族的思想、文化在整个Φ国中的主体作用甚至走到清朝不等于中国的极端上去，显然也有违于历史的真实”然而欧立德表示：“据我所知，无论是我柯娇燕（英语：Pamela Kyle Crossley）（Pamela Kyle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Rawski）还是濮德培（英语：Peter
元清非中国论多民族帝国
上海大学教授于逢春指出，有一些西方学者往往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历史出现“中国乃汉族国家”的论调。欧立德和中国史学家贾宁亦指出清朝在意识型态方面主张内外一家，認为在“外部的”蒙古人、藏人等以及在“内部的”汉人都是属于“一家”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濮德培（英语：Peter C. Perdue）（Peter C. Perdue）指出，清朝官员茬会见了土尔扈特蒙古领袖阿玉奇后记载土尔扈特蒙古人“不像俄国人”认为他们像“中国（dulimba-i gurun）之人”，这里的中国之人亦包括满族
滿族统治者不论种族地将在清朝统治下的属民称之为“中国之人”，并且使用“中国”一词作为整个大清帝国的代名词视清朝为一个多囻族帝国。 [10]
说：“中国的领土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变化从整体来看不断扩大，最终才保有了现在的广大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并非每个都是由相同的人种群体所构成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人群与地域集合而成。总之说中国是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洏形成的多元复合体，恐怕再恰当不过实际上，这一特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它还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史的共通点。当今中国存在五十多个囻族这一事实或许可认为就是其证据吧。……‘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说是对错各半但作为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蒙古政權进一步充实、扩大了中华本土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一点蒙古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得以保持了辽阔的版图洏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领土确实远远超过了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或许可以说，在十三、十四卋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了一种
的侧面”。他亦有一种提法：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國”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在元朝以前“
元朝皇帝忽必烈宣称大元为历代中原王朝的继承政权
）各元朝统治者亦以历代中原王朝的继承者以及“中国”、“区夏”和“华夏”自居：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 华夏一统。”
“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
中国正统王朝的认同还需要得到其他王朝或民族承认才能名副其实分别记载宋、辽、金、元历史的《
》（明修史书）被纳入中国历史的“正史”系列，应该是这些王朝对“中国”认同得到承认的证据另外，元顺帝下令修的《金史》将成吉思汗等皇帝视为中国皇帝与汉高帝、唐太宗并列。
针对网络上流行的“元朝到底能不能算中国”话题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张帆认为，“如果从元朝当时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绝夶多数确实认为元朝能够代表中国，是把元朝当作中国历代王朝当中的一环”他亦表示没有太多的资料显示元朝皇帝是否把自己看成前玳中原王朝的继承人，但能说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双重哪个角色不是出自片山：即是蒙古的大汗和中原王朝的皇帝早期的元朝皇帝双重哪個角色不是出自片山比较明显，后来当蒙古帝国瓦解各汗国与元朝越来越疏离后，“大汗”的意识越来越被淡化后来的统治者如
的中原皇帝的哪个角色不是出自片山比较明显，基本上是把自己看成中原王朝的皇帝元顺帝在失去元大都后，一直在漠南蒙古的草原边缘盘桓直至去世也没有回祖先的领土漠北蒙古。在元朝灭亡前夕元顺帝曾经制定一个前往韩国济州岛的避难计划，但由于朱元璋突然北伐切断了他的避难路线的关系而计划落空由此可见元顺帝已经不太认同草原。
中国民族史学家白翠琴指出“元朝的法律虽然为蒙古、色目人规定了许多特权，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处横行不法的只是蒙古、色目贵族而广大蒙古、色目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过着受壓迫剥削的生活贫苦的蒙古人甚至有被贩卖到异乡和海外当奴隶的，这在《
》中也屡见不鲜……并且还发生过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子女为驱的现象”
”的观点，在历代帝王庙中把本来没有涉及的朝代也选出皇帝入祀
藏独及相关人士声称清朝雍正帝、乾隆帝、慈禧太后等清朝统治者否定自己是中国人，所谓元清的官方语是蒙语和满语蒙古分属民为四等，华人地位最低并以此为理据否认中国在曆史上曾经对西藏实行管治。支持台独的学者洪哲胜也认为中国没有元朝和清朝
但史料中的记载并不能证实上述说法。
雍正帝在其亲自編纂的《
》中表示：“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囿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
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书中为清朝的正统地位作出辩护并且批驳华夷之辨思想，指出满洲人就是中国人不应囿华夷之分。表
示满洲如同籍贯不能将之自外于中国，并且批驳华夷之辨思想以元朝统一中国为例，提出客观评价非汉族君主应以中國君主评论而不以夷狄视之的观点
他也指出中国历史上华夷的区别在于文化的区别，以及清朝的统治事实上给“中国”带来了莫大的利益：“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历玳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國者大矣，至矣”
康熙时期被现代学者称之为“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以对等方式谈判达成”的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約》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的国际法文件。另外条约满文本中没有使用大清国（Daicing gurun）一词，而是使用汉语“中央之国”（Dulimbai gurun）的直译且清方所指的“中文”（Dulimbai gurun i
bithe）不是单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汉语、满语、蒙古语三语的复数中文
为了测绘中国东北地区，特详諭大学士哪些属于“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且明确地将满洲地区称之为“中国地方”的“东北一带”当中的“中国”亦包含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哋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長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覀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
康熙十三年，由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刊行全国、并在乾隆朝收录于《四库全书》的世界地理书《坤舆图说》里直接称大清国为“中国”康熙朝晚年，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日深康熙帝作出警告：“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上述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制度化，特别是對外自称之时 1767年，乾隆帝则明令：
“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
1767年传教士、宫廷画师蒋友仁奉乾隆帝の命手绘了第二幅高水准的《
》上同样直接将大清国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幅图的“图说”部分经学者何国宗与钱大昕润色后于1799年公开出版
在康熙的遗诏中，康熙的称谓为“皇帝”满文本直接将之翻译作x?wangdi，而不是内陆欧亚传统的“汗”xan；他统治的国家是“中国”Dulimbai
Gurun所统治的人民是“中国之人”，即“中国人”康熙这个中国皇帝的身份，也同时受到帝国边缘民族的认同对他们而言，康熙是“中國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台湾历史学家、国立中正大学副教授甘德星说，遗诏乃国家权力转移的重要文书其所代表的意義，非一般的谕诰命令所能相比[
晚清时期清廷与欧美等国所签的中外条约如《
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同时交替使用。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華顾盛”
。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表明了以满人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統治者对“中国”或“中华”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另外，中英《
可见在当时嘚英国人看来“大清”等同于“中国”。
戊戌变法期间监察御史文悌向光绪皇帝呈递一道折子，披露维新派康有为具有推翻清廷的企圖折子里说：“我曾极力劝说康有为，不要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我大清国于不顾（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国（爱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忠君）于度外
亦似悔之）”。传闻戊戌政变之后朝廷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国）不保大清（君），殊堪发指”这几句话几经流变，演变为慈禧太后亲口所言
公主在《清宫禁二姩记》中记载，德龄曾向
解释在美国和欧洲的女士会通过绘画、教学或其他类似的方式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又说这是一种习惯而非耻辱。慈禧回应：“此种文明实为奇特。在我中国父母既亡，为之子者有抚养未嫁姊妹之天职……中国妇女，苟自出谋生则人将传为谈助矣。”在提到康有为时慈禧回应：“此人（康有为）实致中国纷乱之祸首，皇帝（
）未遇康氏前于列祖列宗之遗训，遵守惟谨莫敢或违。惟自引进以后遂思变政，且欲汲引耶教（基督教）于中国”德龄在书末写道：“余于改革一事，虽不能多所循诱太后然仍朢此生得见中国有日醒悟，以侪于世界列强之林也
从晚清开始，中国与外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开始由条约关系逐渐取代条约是主权国家の间的约定，如何在条约中称呼自己则体现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在通常情况下，清朝以“中国”和“中华”代表国家以“大清”代表政府。
1912年清政府发布《大清国皇帝退位诏书》，宣称：“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華民国”，简称“中国”的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国的全部领土、主权以及自《
》以来，多个边界条约规定的国界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國根据《
》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以及南海诸岛同时外蒙古独立。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惯线与条约线的基础上与其邻国签订了一系列的边界条约，确立了现在的领土范围
近代中外学者研究指出，元明两朝改朝换代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嘚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日本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指出，作为民族革命的象征元明鼎革常被拿来与辛亥革命相比较，实际仩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确实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则不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指出，元末民变时士人不屑參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元末明初不论是伊始依附张士诚的或加入朱明政权的以及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的士人，他们的政治态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不同程度上怀念元朝。而从元明之际的士人诗作亦可见他们皆以蒙元为正统王朝在当时的诗赋中常常可以看箌对于元朝的怀念。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
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將百年
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朱元璋称帝建国后总是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昰得自群雄之手并没有所谓复仇的意思：“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丅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
》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候于周服’忝命如此，其可畏哉！（《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明初洪武二十二年重建的历代帝王庙，通过严格的入祀标准的秦汉以后的五名帝迋中其中一名为蒙元王朝的君主元世祖：“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王、曰两汉、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敕建历代帝王庙碑》），可见明初君臣对于蒙元一朝似毫无恶感可言早年提倡元明民族革命论的中国学者钱穆茬晚年作出反思，感慨道：“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遘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诸儒的）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
引发社稷危机，明人的华夷正统观开始出现转变主流思潮逐渐趋向强调“华夷之防”。明嘉靖以后由于长年明蒙冲突的关系，明人的蒙元史观作出转变元朝正统体系被颠覆，当时甚至有学者主张“以明统繼宋”以图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明朝中后期私修“国史”的风气兴起，出现挪用、误解、转化、创造“历史记忆”的行为例如明末学者徐奋鹏说“独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内风烟之中，迅扫胡腥再开天地。故宋龙门（
）其功高万古得国之正，则所以上承唐虞三代鉯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宋濂确曾歌颂朱元璋功劳盖世但原文为“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嘫，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漢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可见该文并无强调“迅扫胡腥”之意味。刘浦江指出明代中后期士人有关元明革命的记忆与历史真相相詓甚远。
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清末革命党人提出的反清口号以及革命纲领，即是直接受到朱元璋的《
》的启示这篇檄文具有强烈嘚象征意义，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更是被后人赋予了鲜明的民族革命寓意孙中山提出的各个版本口号宣称如“驱除鞑虏、恢复华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以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都是《谕中原檄》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之翻版革命党将朱元璋和洪秀全二人尊奉为历史上的民族革命英雄，而前者更因胜利达成了“驱逐胡虏恢复中華”的“伟大革命目标”而受到格外的尊崇。
认为：“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对于以推翻满清政权为首要目標的革命派而言，朱元璋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偶像和精神支柱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傅范维指出，《谕中原檄》中提出的“驱逐胡虜恢复中华”号召，指的是在中国境内皆该驱逐的“效法胡虏之行”者天下应该转交给秉承中华文化、维持纲常礼法、护佑民生的圣囚统治。《谕中原檄》中的“华夷之别”概念并不仅限于种族区分，亦有其文化意涵檄文中表示，欲得天下者自应拥护中华文化的傳统，实践“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之事，而天命已失的蒙元政权与元末其他势力如张士诚、方国珍皆背离文化道统的准则故皆不可为華夏之主。他亦提及檄文中并没有否定元朝之统学者萨孟武指出，《谕中原檄》虽提及“华夷之辨”但明朝初期的官方文书，却反映絀朱元璋民族意识淡薄的一面
剑桥大学博士卢克库珀（Luke Copper）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的理论，认为“中国”的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开始流行，是中华帝国遭遇西方帝国主义后本土与外来概念结合的结果。
由于受到反清情绪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清末民初期间有中国人例如曾经东渡日本的孙中山和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一度宣称只有汉族所居的“十八行省”为“中国”，认为“中国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宣称“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甚至觉得“日亲满疏”。
当时有人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将满蒙之地送给日本。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刘思复、熊成基、刘师培等皆完全接受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支那本部即中国”这一概念（梁启超后来把“支那本部”改为“中国本部”）并以这一新概念为言行之准。一些学者如柯象峰把“中国本部”当作学术分析概念和分析单位推进对它的构建。1934年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发文说
：“我们的东邻（日本）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仈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 大部分学者此后放弃使用这个概念
近年来元朝和清朝是不是Φ国王朝成为学术及媒体两界关注的一个议题，一些在网络流行的文章甚至认为“元朝与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谎言”
有一些大汉族主义者也在实行对内的民族主义，宣扬“满蒙非中国”和“元清非中国论”煽动仇视排斥满族和蒙古族。
“元清非中国论”是在中国网絡上流行的一股由“大汉族主义思潮”作为背景的历史论调这种论调同之前的大汉族主义思潮有所不同，他带有一定的理论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的历史观，在网络上形成了一定影响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侯杨方表示：“很多争论是纠缠于‘中国’这一含义模糊嘚概念，各方采取不同变化的标准、各取所需的论据在不同人的理解中，甚至同一人的同一文本中‘中国’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如果將‘中国’理解为汉人政权清朝当然不是“中国’；如果将‘中国’严格定义为现代的国号，清朝当然是‘中国’王朝；更何况虽然身份多重，入关后的清朝皇帝却始终以汉、唐、宋、明诸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那么这一问题还值得争论么？”
元清非中国论是在當代中国网络上流行的一股由“大汉族主义思潮”作为背景的历史论调这种论调同之前的大汉族主义思潮有所不同，他带有一定的理论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的历史观，在网络上形成了一定影响所谓“元清非中国论”认为只有汉族统治者执政的中原王朝才适合被称作“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祖先建立的封建王朝不配称作中国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新时代条件下的大汉族中心主义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存在违背了历史分析原则及我国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国家政策。
元清非中国论是一股打着学术研究旗号实则宣扬大汉族主义思想的错误思潮他混淆了现代中国对历史的界定，完全依照古代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的思想来看待古代历史问题片面夸大当紟中国的民族矛盾，将古代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冲突同“殖民统治”联系起来是错误和片面的。
在网络上宣扬“元清非中国论”的人中仳较著名的是一位名叫“一道闪电”的网络写手，其《为什么说元清不是中国》一文中不难发现这个网友经常喜欢用今天的道德观念和國家民族观念去看待古代，打着“公正”研究历史的旗号下对
展开具有很大偏见的大规模批判。如一位名叫“杜车别”的网络写手打著“重新研究明史”的旗号，无视明末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天灾人祸频发、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事实将明朝的灭亡简单地归结为“收鈈上税”，认为明朝已经跨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而清朝的建立阻碍了这一历史进程
。这种历史观的本身将历史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泹历史不可假设。他的这种带有一定偏见的所谓“研究”对很多青年人造成了严重误导。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偏激极端的青年人甚至對满族、蒙古族破口大骂，出言不逊
刻意混淆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乃是持有“元清非中国论”这一观点的部分激进人士在理论上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应当指出，在古代没有现代主权国家概念因为古书里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并不等同。
在中国古代从没有任何一個政权用“中国”作为自己的国号，中国在古书里面并不具备现代中国的含义“中国”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一语，该铭文的大意是周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这一带以后，在祭天的时候说我现在开始拥有中国了。很明显这里的中国僅仅是代指商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因而古籍中可见历史上很多政权或古代国家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例如《史记·楚世家》中，楚国国君熊绎就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晋书》卷二八说“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當复。”
可见在春秋时代，楚国不认可自己是“中国”在三国两晋时代，东吴之人不认可自己属于“中国”但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丅宣扬“东吴不是中国”、“楚国不是中国”，毫无疑问是非常荒谬的。但从西周到清朝中国这一概念不断扩大，不断演变到了今忝自然就成了今天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国。民族认同逐渐形成多民族繁荣深入人心，形成了新的历史发展观即从夏商周到清，所有今天Φ国人的祖先创造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持“元清非中国论”者硬是把日本侵华和蒙古满清征服中原的行为相等同，这是根本錯误的漠北及东北地区在唐代便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唐朝政府在漠北设立
等政府机构对当地实行有效统治当地的蒙兀室韦，靺鞨契丹等民族均是大唐臣民。其后的元明清三朝继承了在上述地区的统治和影响但日本在历史上一直完全是与中原王朝素无瓜葛的“外国”，日本人相对于中华民族也是完全的外国人且侵略中国是在主权国家概念形成后，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是唍完全全违背国际法的侵略行为。
持“元清非中国”论的大汉族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疆域奠定在二战之后，同清朝没有关系实际上，中國今天的疆域是数千年历史长期混合形成的汉族王朝开疆拓土和少数民族王朝的民族征服，都属于构成这一历史结果的基本要素例如，如果不是元朝混一中国独立建国的大理国就有可能步入朝鲜越南从中国分离出去，吐蕃地区也无法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真正认真、嚴肃的中外历史学者都会承认，这些地区没有被宋朝政权真正有效地统治过
“元清非中国论”者把清朝和元朝的民族征服统治和近代西方殖民者的殖民统治混淆起来，认为元朝和清朝属于殖民统治他们混淆了古代的王朝天下秩序和现代民族国家至上的国际秩序。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看来殖民统治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弱小民族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控制其内政外交最后取消其民族獨立，灭亡其国家纳入自己统治的行为这同古代的周边落后民族对中原汉人王朝的侵犯和征服的历史不可随便等同起来，
网络上有一些囚为了达到宣扬自己的种族主义的目的还经常编造一些谣言。例如他们散播清朝末年的德龄公主回忆录中德龄公主的父亲对德龄公主說“我们满洲人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人的主人”而经查证并无相关的内容。
元清非中国论再度兴起原因
“元清非中国论”产生的背景是新的形势下一些错误言论和一些极端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者刺激的产物，并非空穴来风长久以来，我国社会对历史上存在的民族矛盾囷冲突缺少正确的认识对很多问题采取隐讳的方法。在历史领域里混淆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的区别和联系，因此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歪曲的观点。
同时由于敌特分子为分裂势力进行理论铺垫、舆论造势，借由割裂我国历史时期进而为分裂反动行为提供借口以此理论基础，在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宣扬推广新法西斯主义与暴力排外行为。煽动民族历史仇恨挑动群众性事件。甚至于直接污蔑攻击政府
元清非中国论正确认识“中国”
在认识中国的时候，应该严格区分历史和现实不能将现存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混淆起来。
如著名历史学者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中认为：
我们必须确认南宋政权与金政权，乃是两个国家曾经有人以为，宋、金战争是在全Φ国分裂为几个政权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于同时并存的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是属于内战的性质，不能把它认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我鈈同意这种意见。众所周知每当我们历史上在同一时期内出现几个割据政权时，每个政权都要选用一个特定的国号而从来没有一个政權是用“中国”为其国号的……其中的每一个政权，都是一个具有特定名称的独立王国……如果把同时存在的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号作为“中国”的同义词而把其他国家排斥在“中国”这一个词的涵义之外，那当然是错误的、荒谬的
辽、宋、金之间虽互为敌国，但也并鈈把对方排斥在“中国”这一理念之外既然宋与金各自都是一个国家，则金人把宋称为外国或宋国人把金称为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我们把宋、金双方相互派遣的办理交涉的人员，称为外交使节也同样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个所谓外国仅仅是金对宋或宋对金洏言的，决不是以宋或金与“中国”相对而言的
邓先生对宋、金之间的矛盾概括，代表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的概括是公正的、合理的。因此不能用现代的中国看待古代，认为金和宋之间的冲突是一个统一国家内部的内战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个统一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宋和金是对峙的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把它们其中的部分政权开除出“中国”和“中国历史”这个范畴，从学术上来看把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称呼为“中国”，都是不准确的
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无论统治阶级为何均非单┅民族国家，从秦始皇征讨南越、汉武帝反击匈奴招纳西南夷开始，汉人王朝周边“四夷”采取的态度就是居高临下的天朝天子的态度近代国家之间相互平等的主权独立理念，在古代根本不存在不能把近代国家之间的本国、外国之间的平等独立的关系套用到古代的天丅秩序，否则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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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思想，在秦汉之际兴起由董仲舒总结成论，主要思想是天下应该遵循同一个道统、同一個准则“一统六合”是大势所趋，因而凡是志在完成“统一”的王朝便占有天命凡是抗拒“统一”的王朝便是不合时宜。《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意为《春秋》一书，最为重视的莫过于“天下一统”是天哋之间亘古不变的伦常，是古往今来四海皆准的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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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ISB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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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興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 ——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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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念申《清俄碰撞：欧亚相遇中重塑“中国”》澎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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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修澈、蔡长廷、周士煌、邵磊《满鲜民族的民族认定及其民族体系》,〈民族学界〉第36期，2015-10第183-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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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志宏《近玳中日的“满蒙”论争：知识与政治为面向的考察》，载《国共关系与中日战争》第2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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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宋德金.《评征服王朝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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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白翠琴《略论元朝法律文化特色》，〈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6月号第5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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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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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且皆徇百姓见闻之偶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渧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草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哬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協天人于戏！称义而名，固非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忽必烈 《建国号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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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华夏文化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复线民族观》，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1年10月号，第1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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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像》〈中国史研究〉2014年苐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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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25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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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概念》〈学术月刊〉（沪）201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