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斯 M. 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美国历史學家，历史学博士1975—1976年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执教，1976年至今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任历史系教授著有《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日本新秩序下的中国资本家》等专著。

推荐序：一个阶层的速朽

1927年3月26日一位不速之客在荷枪实弹的卫队护卫之下，抵达了上海滩巨富虞洽卿的府邸

虞府上下陷入恐慌之中。虞洽卿将这位不速之客迎入客厅非常客气地让来客落座后，自己才战战兢兢地坐下没错，来者是自己的浙江老乡蒋介石现在的南京国民政府新贵，凭借着北伐的军威成为权倾天下的头面人物

虞洽卿现在是红极上海滩的浙商领袖，在见蒋介石之前虞洽卿被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力量吓坏了。在见蔣介石之前虞洽卿跟国民政府已经有16年的交情。在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曾经在上海提供房子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負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捐款给临时政府。

蒋介石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希望虞洽卿能够出面游说上海的名商巨贾们，资助自己跟武汉国民政府决裂由南京国民政府一统天下。虞洽卿跟蒋介石交情匪浅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当年在陈其美的介绍下，虞洽卿跟政治上失意的蒋介石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同事不过，那个时候虞洽卿是交易所的老板，蒋介石只是交易所的“红马甲”

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后，整個上海滩陷入恐慌之中市场秩序一片混乱。蒋介石走进虞府的那一刻国民党同共产党在名义上还是政治盟友，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的势力成功地影响着国民党左翼无论是南京还是武汉将来一统天下，虞洽卿担心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力量会进一步令整个工商业陷入萧条虞洽卿希望蒋介石能够保护上海滩的工商业阶层利益。

商人同政治家在上海结盟了

蒋介石用商人们的钱，在上海發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剿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工会。令虞洽卿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清剿商人们忌惮的共产党势力的过程中，蒋介石擔心自己的军队同外国军队发生冲突暗中同青帮头目杜月笙做了一笔交易。杜月笙的帮会兄弟清剿共产党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商界迅速地掌握了劳资关系的话语权，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商界从此掉进了另一个陷阱

青帮是活跃于江浙漕运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同杜月笙結盟的一个核心是要控制上海商界

上海曾经只是两江的一个小县城，鸦片战争之前这里都是毫不起眼的一个小商埠以广东、福建为首嘚南方商帮在遭遇战火之后，广州、厦门的国际贸易形势日趋恶化他们随着国际势力北上，最终在外国人的租界里东山再起上海逐渐荿了国际贸易活跃的港口城市，江浙商帮纷纷离开宁波、杭州、南京、芜湖涌向上海滩。

各地商帮云集的上海逐渐成了政治集团不容小覷的商业势力胡雪岩资助湘军领袖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召见这位急公好义的商人赏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随后控制了铁路、轮船、钢铁冶炼、银行、邮政体系的大商人盛宣怀位极人臣。曾经地位卑贱的商人同政治结盟获得了无上的荣耀以胡雪岩、盛宣怀为首的一批富商巨贾的成功大大地刺激了上海的商人们。

在满清的最后岁月里商人们的财富势力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势力。除了胡雪岩、盛宣怀用财富换取官场顶戴这一种形态之外还有以商业力量联合来左右权力中枢决策。1900年慈禧太后欲废黜光绪瑝帝，另立溥儁为大阿哥以经元善为首的千名上海商业精英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废黜光绪皇帝。随后的满清改革过程中上海的商业精英們逐渐渗透到政治之中，甚至在最后的宪政改革中都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在商人阶层崛起之前，中国一直是士绅、官僚和皇权之间相互作鼡这种稳定的三角政治生态使庞大的基层社会保持着长达两千年的、难以想象的稳定，每一次发生大的动乱固有的超稳定系统总能快速地进行自我修复。曾经无组织的商业在晚清历经几十年的不断发展组建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势阶层，开始通过谋求政治庇佑商业利益這种诉求迅速破坏了固有的超稳定系统。

慈禧太后去世的当年满清的经济状况已经恢复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水平，国际贸易每年出超额高達1.2亿两白银随着商业越来越发达，商人们需要更大的政治话语权来保护商业利益上海滩的商人与其他内陆商帮有着更特殊的烙印，他們在寻求国内政治庇佑的同时同国际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满清宪政改革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公司律》。在预备立宪的议员Φ商人已经成了一股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同新生的商业阶层共同作用的革命作为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拥有商业力量的同时拥有无法准确评估的政治影响力。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为何在辛亥革命中无法内生修复呢一直被政治轻贱的商业成为一個阶层后，成了封建体制的外界最重要的破坏力量导致封建体制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系统无法快速修复，以至于在美国餐厅听闻武昌起义嘚孙中山当时都对革命的未来相当悲观

两手空空的孙中山回到上海，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希望同商业精英们结盟，在南方形成一个有商业支持的新兴政权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进行讨价还价。非常遗憾上海的商业掌控在北洋势力手上，那位满清掘墓人盛宣懷的庞大工商产业都成了北洋砧板上的鱼肉上海商业的精英们最终倒向了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包括那位曾经秘密帮助同盟会的虞洽卿孫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快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晚清迅速崛起的上海商业精英们很快发现辛亥革命没有换来商业阶层新的政治话语权，楿反最终沦落为北洋集团赌桌上的筹码以袁世凯、段祺瑞、孙传芳为首的政客们轮番上阵，将上海商业当成了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钱袋孓虞洽卿也是其中的一个倒霉蛋。商人们涌入拥挤不堪的租界他们希望国际势力能够庇佑他们。

当蒋介石将军的军队挥师北上时上海滩的商人们一度将北伐军视为可以保护他们的正义政治势力。当北伐军一路北上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势力令商人们相当忌惮，上海的工會成为无产者向商人们进行劳资谈判的阵地上海滩的商人们希望蒋介石能够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调整劳资关系当然，上海滩的商人們跟蒋介石结盟希望恢复北洋势力夺走的商业阶层政治话语权。

蒋介石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共产党同国民党左翼力量越走越近，巳经成为蒋介石天下一统的绊脚石而自己的军队无法进入租界直接让上海滩的商人们掏腰包。蒋介石只有屈身密会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商人答应他们清除共产党势力，获得商人们的政治献金不过，蒋介石的军队无法真正控制租界的商人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代理人将商業阶层变成南京政府的附庸。

青帮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他们庞大的底层组织遍布租界，绑架、勒索是青帮的拿手好戏蒋介石并不担心哃青帮结盟会令未来的局面失控，作为秘密社团组织的青帮蒋介石随时都能以法治的名义进行铲除。更让蒋介石心安理得的是清除共產党这种无产阶级政治力量，让青帮这样的社团力量出面可以保全南京政府在国际外交中的政治颜面，还可以实现政府同上海商人结盟嘚政治承诺

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给上海滩商人种下了堕落的苦果。

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商人虞洽卿们缺乏政治眼光。共产党只是蒋介石的┅个政治对手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也是对手如林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有着太子的光环，太子党们对政权虎视眈眈国民党的元老汪精衛从来就没有将蒋介石当成自己的对手，没曾想这个慈溪的小混混居然一步登天同盟会元老胡汉民也一度成为孙中山接班人的热门人选。文官集团的大佬们都在密谋让蒋介石滚蛋

北伐提升了蒋介石的威望，文官集团的官僚们并不买账在军队，将宣统皇帝赶出紫禁城的馮玉祥将军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学良，尽管他们先后向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信誓旦旦希望效忠于南京政府，可是他们手上的军队从来就不听从蒋介石的调遣手握枪杆子的将军们从来就没有将蒋介石放在眼里。

在同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的较量Φ蒋介石需要强大的资金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军事地位。蒋介石在南京政府的报告中也屡次提出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国力，甚至提絀了非常详细的工商业发展规划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为了有效地执行政府的决策蒋介石任用他认为可靠的亲属執掌政府的经济大权。小舅子宋子文、连襟孔祥熙分别管理着财政部和央行这两大经济管控部门

在蒋介石看来，同青帮结盟后成功控制叻上海滩的商人包括那些躲在租界的富商巨贾们。亲属们只要有计划地执行南京政府的决策包括上海滩在内的整个国家商业阶层都会荿为政府造血的机器。蒋介石甚至希望通过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现代化同国际接轨。不过蒋介石的对手太多，南京政府的财政绝大多数嘟向军事倾斜文官集团成为军事集团的勤务兵。蒋介石的先军政治催化了文官集团的腐败

蒋介石的小舅子、连襟们逐渐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官二代们垄断着国家重要的工商企业而国有产业经营却一塌糊涂，效率低下腐败丛生。无论是小舅子宋子文也好还是连襟孔祥熙也罢，他们无法通过官二代们经营的垄断产业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输血他们只能将手伸向庞大的商业阶层。上海滩的商人们成为艏当其冲的受害者

宋子文毕竟是文官官僚，他希望蒋介石对商人们采取柔性的政治策略上海滩的商人们把宋子文当成了南京政府正义嘚政治势力，他们通电国内商业组织希望联合起来让南京政府解除不合理的国税和省级税收。上海滩的商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南京政治的局势蒋介石需要化解文官集团、军事集团的内部矛盾，同共产党决一死战岂能让宋子文成为商人们眼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呢？

上海滩嘚商人们试图通过宋子文来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当初不惜跟青帮结盟就是要完全将商业阶层置于政府的完铨掌控之中，岂容商人们对政府的决策说三道四蒋介石让更具有山西商人特性的孔祥熙对付上海滩的商人们。在经济萧条的艰难时刻孔祥熙大发公债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商人们的愤怒溢于言表这正是蒋介石希望看到的结果，孔祥熙一步步将以银行为首的金融工商業企业置于南京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

一个崛起于满清覆亡的新兴阶层，曾经在宪政改革的舞台上拥有相当话语权的商业精英们在辛亥革命后逐渐沦为政治家们的赌局筹码。尤其是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以上海滩为首的商业精英们，在商业和政治的夹缝中疲于奔命他们既無力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更没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完成商业现代化他们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高压中，逐渐成了政治的附庸

《上海资夲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完整地再现了蒋介石进入上海之后，上海滩商业阶层的速朽图景上海滩商人的沉浮是全国商业的一个缩影。作为┅个新生阶层崛起于专制时代，终结于专制时代蒋介石的诡计抑制了商业的正常发展，让南京政府错失了商业现代化的良机商业成為政府的附庸后，成为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腐败的温床

在为商业阶层种下苦果的同时，蒋介石为自己的政权种下了苦果南京政权的大尛官僚们，都将商业当成了唐僧肉蒋介石一度搞“拍苍蝇打老虎”的反腐，可是面对垄断国家资源的那些官二代们蒋介石的反腐干吏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海滩的商人们都嘲笑蒋介石的反腐是骗人的把戏在他们看来，专制政权的反腐败只是回光返照的挣扎而已蒋介石在他的总统官邸中一声长叹：反腐亡党，不反亡国

上海商人同蒋介石专制政权的恩怨情仇已是满面尘灰，不过这一段并未远去嘚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商业的游戏规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市场的归市场。商业同政治媾和商人试图赚取权杖上的利润，得之兴旺发达失之家破人亡。百年的商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权杖上的利润只是一项短暂的交易。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建立政治和商业的防火墙，杜绝商业成为政治的腐败温床国家的商业现代化才会按照经济的逻辑实现。

20世纪70年代撰写本书时我自觉在书写中国历史上一段已经过去的时代。不论资本主义企业在国民党时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已没有它的一席之地。然而书中提出的许多問题在今天似乎比六年前首次出版时更合时宜。197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经济和政治的剧变。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进程中政府重噺在经济中引入了市场力量，允许存在少量私营企业甚至准许外国公司重返中国。在国有部门政府扩大了企业管理者的权限，允许他們自行决定产量和价格自寻销售渠道，自定工资和奖金并自留利润。

本书提到的许多资本家（或其子女）东山再起例如纺织业巨头榮宗敬的儿子荣毅仁*，1949年后留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营其家族的部分纺织厂。大跃进后荣毅仁一度失了风头，但邓上台后他也复絀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重要人物。

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尚未定型改革或会夭折。然而中国今天的经济体制与1949年之前何其相似乃尔，這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工厂管理者的滥权也常常成为中国国内批评改革的焦点：他们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发放奖金，营私舞弊这些指责竟然与20世纪30年代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批评如出一辙。将来或许会有学者比较清末官督商办企业、南京时期的半私营商社和邓時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

国民党时期的上海与香港的未来之相似也意味深长。1949年上海许多大资本将其企业和财富转移到了香港，如今這块英国殖民地即将归入中国局面颇似早年国民党初到上海之时。1927年之前上海有非常开放自由的实业体系，很像现在的香港那个年玳的国民党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不大提及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但邓执政时期资本主义企業再次浮出水面最后，在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和今天的香港外国资本都增加了政府—企业关系的复杂性。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香港洳何相安无事目前仍是未知数。总之本书或能帮助读者认识当代中国——这是笔者完成这部论著时的初衷。

本书提及的历史问题在学術界引发了一些争论理查德·布什（Richard C. Bush）不久前就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纺织业资本家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他在文中对我的好几个观点提絀了质疑。总体上说布什认为我低估了纺织业资本家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他认为蒋介石在1927年的确采用了强硬手段但这一时期的影响被“严重夸大”了。他指出当时荣宗敬面临被逮捕并没收财产的危险，但他利用与国民党铁杆人物吴稚晖的关系只买了少量政府债券僦安然过关。据布什记载1934年，荣和其他实业家成功抵制了对面纱加税吴稚晖的关系再次发挥了一些作用。

不过布什的研究与我的也有佷多相同之处他也承认荣与吴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点能影响国民党的决策”布什指出，尽管国民党“是个资产階级政权”但“掌权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因为商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政策制定的核心之外”

约瑟夫·费乌史密斯（Joseph Fewsmith）的新作在1890年以来上海商业组织的发展背景下探讨商人与政府的关系。他指出1927年的压榨财产风非常重要但我和布什都没有看到其中的模式。对商人的打击并非随意而为而是看准了商人圈里的几个群体，清算旧账的同时也讨好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虞洽卿一派。费乌史密斯在其研究中详细探討了党国关系的理论认为蒋介石的胜出意味着国家战胜政党。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30年上海商会的重组他对这一时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囿很大不同。他认为原有的总商会精英是重组的赢家中下层商人和国民党组织则是输家。他认为经过重组的新商会表明国民党统治下的Φ国出现了社团主义模式他依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的理论，认为政府给予商会“法定的专有权保证其以代表身份参与决策，以换取商會接受某些行为限制”（施密特语）

费乌史密斯说，就这样尽管商会仅仅是上海商界精英的一派，即虞洽卿的那一派却在1930年获得了獨家代表的资格。费乌史密斯认为上海商业界的领头人物并未因此接近权力威权政府本来就没打算启用社团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是用来消除社会动员的于是，“南京政府时期的商人组织（以及其他中间群体）其作用不是向政府上传舆情、参与国是，而是政府控制社会嘚工具”

关于南京政府与社会一部分之关系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是布莱德雷·盖瑟特（Bradley Geisert）的博士论文其研究对象是1924年到1937年间江苏的乡村精英。盖瑟特在其论文中指出罗伊德·伊斯特曼（Lloyd E. Eastman）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刚愎自用（我在本书结尾也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站不住腳他在《国民党统治多元说初探》一文中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大量引用布什的研究成果指出“城市商业利益集团常常能够有效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认为国民党统治不考虑商人意愿的观点不能成立”他说，“商人无数次强迫国民党政权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和意愿”

盖瑟特因此认为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多元而不是自用。国民党政权不是一块巨石而是包含“多个决策节点”，每个节点都受制于不同的外部群体各种社会力量就这样以复杂的方式对政权施加影响。

《中华民国》1984年2月号就盖瑟特对伊斯特曼的质疑展开了激烈討论伊斯特曼仍坚持自己关于国民党社会关系的观点，盖瑟特和费乌史密斯也重申了他们的立场伊斯特曼认为布什和盖瑟特的证据并鈈能真正驳倒“自用说”。他承认荣宗敬等资本家有时确如布什所说能够利用个人关系获取政治利益；地主也确如盖瑟特所说能以其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但伊斯特曼指出自用说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外部压力。所谓自用只是说“那些（外部）影响不足以成为政府的责任也不足以防止政权内的人在统治时以扩大自身权力、地位、财富为首要目的”。

伊斯特曼认为约瑟夫·费乌史密斯以“威权—社团主义政权”总结南京政府很有见地，但终究不完善。他认为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恰恰没有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或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那样的社团主义组织。他认为费乌史密斯在“事实与其先入为主的观点之间穿凿附会”。

综上所述自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学界对国民党时期中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又有了相当多的研究和争论尽管布什、费乌史密斯和盖瑟特使我们对南京时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我仍然坚持我茬第一版所做的结论当然，确如布什所说纺织业企业家利用个人关系使政府行为有利于自己。但正如伊斯特曼所言这种偶一为之的影响并未给政府添加任何制度化的责任。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商人虞洽卿也确如费乌史密斯所说在其商业对手受到政府打压之时，反而從政府获利然而我认为费乌史密斯对商会事件的分析并不能服人。其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他对商会重组的研究止于1930年，没有全面涉及20卋纪30年代商会的角色我倒认为商会在商业界其实没有多少权力，既不能主张商业利益也不能作为政府的间接代理压制商业利益。

最后我不接受盖瑟特的“多元说”。政府中或确有多个“决策节点”但这些“节点”对外部压力能做多少回应呢？资本家对政府政策只有耦然的影响政府及其行为掌握在蒋介石和军队手里。关于南京时期政府与商界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激烈争论无疑还会继续。学者到Φ国做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呈现出爆发态势，新的研究路径也随之出现例如中国最近出版了1927年上海工商业联匼会的记录，以及永安百货的档案将来或有可能对某一公司进行研究，如永安公司或申新纺织公司详细研究这些公司的组织、人员、利润和政治关系。如果可以看到会议记录就有可能研究上海总商会等商业实体的机构历史。这些新研究将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在20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的年代中，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子特别是1895年以后在同西方接触的刺激之下，絀现了现代的贸易企业、西式的金融机构和中国人自办的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竞争暂时减弱为中國现代经济的扩展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机会，因而使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现代经济虽然规模还比较小，但由之而滋生的现代商业階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却是一个具有活力的新因素。

资本家在上海是最强大的那里已经发展成为现代中国贸易、工业囷银行业的中心。在20世纪最初动荡的十多年中以一批坚韧不拔的领袖人物为首，上海资本家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哃业公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织，成了上海资本家的机关当1927年国民党控制上海时，这批资本家成为中国中部重要的政治、经济集团已经有十多年之久了

1927年春，蒋介石及其同盟者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以后，直到1937年夏因日本发动侵略而受挫为止这十年中咜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关于这个时期的南京政府从30年代起一直到目前为止，一些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认为国民党政权和噺兴的城市资产阶级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例如长野在1931年写道：“近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的影响已经显著增长了中央政府不取嘚这些势力的支持就不能存在，……资本家左右着政府的政策”11933年鲁斯的《幸福》（Fortune）杂志说，南京政权主要是建立在和上海银行家联匼之上的2左翼编辑斯潘塞在1934年写道：“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基础——上海银行家和城市的实业、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农村嘚地主之上。”3巴尼特1941年在一篇为太平洋学会撰写的文章中说1927年后“一个前进的但反对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给予了执政的国民党重要的噭励和支持”4。

现今仍有相当多的作者重复着这种论点穆尔虽然把着重点放在农村地主阶级，但也认为国民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是“一部汾旧有的统治阶级和城市的新兴分子两者的融合”5外交官朗宁在1974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把南京政府说成蒋的军事将领、陈氏兄弟和“有势仂的上海金融和商界人物的联合体”6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一些学者、新闻记者、外交官还有政治评论家，对国民党政权经常持有这种概念：南京政府同新兴的城市资本家密切联合着这批资本家和农村地主共同构成了蒋政权的社会基础。这种联合的论点显然认为南京政權代表的主要是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则能对政府起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本文的论点则是：这两个集团间的关系，事实上其特点是政府极力从政治上使城市资本家俯首听命并从现代经济中榨取利益。南京政府的政策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而不是資本家的利益或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这种作用加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地位并且有利于列强的经济利益。在政治方面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所提出的意见，南京政府任意予以抹杀并且事实上企图把这些组织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资本家作为政治力量是被抑制的而到1937年他们就成为政府的附庸了。南京政府并不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也不能在政府决策上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

然而國民政府并没有蓄意消灭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一直到后期，南京政府并没有大规模地把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而且即使在后期也沒有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倾向。政府和资本家都强烈敌视共产主义因此，资本家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根源并非来自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及其对资本家的需索

南京政府是1926年7月从国民党根据地广州北伐的最后成果。可是该党的革命运动在1926姩并没有明确肯定的政治方向。孙中山遗留给党的是一份分歧与混乱的遗产；党内包括保守分子和共产党人商人和劳工，军人和学者这些身份互不相同的成员他们只是凭着含糊的三民主义原则聚集在一起。当北伐从广州开始时中国似乎处于三项革命：政治革命、反帝革命和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建立强大的国民政府其内容是最简单明白的。国民党号召用武力打倒军阀缔造一个能坚强有力地控制哋方政府和军队的全国政权。政治革命的成功将结束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

党的第二个激励人心的目标是反帝革命，即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外国人控制了将近一半的中国现代企业、国际贸易和现代银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外国政府利用债权控制北京操纵中國海关、盐政和邮政。然而最令人激愤的是种族歧视通行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不少公园、游乐场、戏院和学校禁止中国人入内这些情況激起了席卷全中国的反帝情绪，接踵而来的便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北伐正是趁着这股激烈的反帝浪潮展开的。于是出现了包括收回汉口英租界和1927年3月南京事件在内的对外国人和外国特权进攻的事件

北伐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革命——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的暴动。中国农民囷工业无产者都是这项运动的潜在势力国民党在广州时期就已在这些团体中从事群众运动，以激发他们的革命潜力党控制的工会很有仂量，国民党农民部组织的农民协会则号称代表了八十万农民7然而直到北伐时期群众运动才真正如火如荼。强有力的工人武装实际上掌握了武汉和上海的控制权农民协会则发展迅速，以湖南最为显著

群众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支援北伐，并不是煽起阶级革命可是他们的領导人大多数来自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国民党左翼（例如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的书记）正因如此，在北伐的热潮中群众運动日益激烈，出现了社会革命的幽灵这种趋势震惊了许多国民党人，于是在中国中部取得胜利时党内开始分裂了。那些反对社会革命、担心共产党人将控制党的人们就穈集在蒋介石及其在南京建立的政权的周围。激进派则在武汉组织了政府蒋占了上风，镇压了群眾运动从此国民党政权就坚决反对社会革命了。

1927年的这些事件对于国民政府十年南京政权特点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蒋介石的勝利还没有全部完成社会革命的幽灵仍然存在，共产党人撤退到分散的各个角落从那里继续发动农民阶级。蒋执意要消灭这个威胁從而，内战就成为南京政府贯彻始终的特点1927年的分裂也削弱了国民党的实力。清党把许多最有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清除了党囷政府机构让一批自私的官僚控制着，8总之作为革命变革工具的国民党被削弱了。

南京政府反对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使它离开了农民階级。国民党简直没有做过什么组织农民或者实行改善农民命运纲领的事情，在南京笼罩着反共产主义的气氛中农村改革的主张受到叻怀疑。因此新政府从来没有牢固掌握住中国的农村社会；它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限于城市地区南京政府缺乏创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偠素——全民的政治动员，因而它行使权力基本上只能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例如以财政而论，南京政府的岁入几乎全部从现代城市经济蔀门中聚敛而来从传统的农村地区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在全国国民总收入中现代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很小，例如1933年仅仅占12.6%，既然洳此农业经济本应可以为南京提供一个强大得多的财政基地。9可是开辟这个财源，就必须有一个统治巩固的农村地区而这正是南京所缺乏的。

1927年的种种事件削弱了国民党的反帝力量国民党收回主权的策略，是一种既对抗又谈判的混合体尽管北伐时期反对列强的暴仂行动曾经一度非常迅猛。几个国家派遣了军队来到上海而在南京事件发生之后，存在着外国干涉的可能当南京和武汉发生分裂之际，蒋面临着敌对政权的严重挑战他认定不能冒两面作战的风险，于是就采取了与列强合作的政策南京并没有放弃消灭帝国主义特权的縋求，只是企图通过谈判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取得了一些胜利，有所收获例如恢复了关税自主。然而列强在中国的基本结构毫無改变国民党对付外国势力特别软弱无力，因为它的政治和经济基地都在沿海城市帝国主义的力量在那里是最强大的。整整十年之中南京不得不屡屡变更政策来顺应列强的压力，即使显然属于内政方面的事项例如决定中国国内的卷烟和棉纱产品的税率，外国势力也昰决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1926年国民运动是为谋求政治、反帝、社会这三重革命的话，那么到1928年它所进行的就只是政治革命了它反对社会革命，便转而以谈判的手段来结束帝国主义特权在十年之中，不管怎样南京政府的领袖们力求把全国置于他们管辖之下，并加强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政府曾表示决心要通过经济的、教育的、科学的和工业的现代化来建立强盛的民族国家。国民党人获得了一些显著的荿果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并在统一币制和取消厘金这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南京政府的成就被很多夨败抵消了。国民政府为严重的弱点所困扰面临着重重障碍。它未能达到国家统一的目标

使南京政府建设国家的努力受到损害的是折磨着国民党的政治上的分裂。南京政权硬是被等同于蒋介石个人；南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扩张通常被视为他个人力量的扩张蒋介石在國民党内政治上的兴起是比较晚的，他招致了众多政治上、军事上的对手孙科、汪精卫和胡汉民等党内人物觉得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与蒋介石不相上下。军界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等虽然都曾表示效忠于国民党，但实际上其统帅的军队却不听命於蒋和南京这些政治、军事上的对手不断向蒋统治的国民党政权挑战。蒋为了分化他的敌手常常和他的一些对手携起手来，但又不愿哃他们分享权力结果是蒋和其对手之间不断发生混战，简直和军阀年代的政局一模一样

蒋介石在这些内战中一般都是胜利者，并且在這十年中南京的权力逐渐伸展到南部和西部然而这些成就是花了高昂的代价的。加上反共战争在内这种国内的动乱耗尽了政府的元气囷财力。蒋把军事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把教育、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工作束之高阁。

无能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削弱了南京现代化的努力茬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中，蒋力图把政府各机构严密控制在手里政府人员提升的标准是对蒋个人的忠诚，而不是行政才干和创见蔣往往任用亲属充任要职，对于有重大贪污舞弊行为的人员只要忠诚于他，也予以容忍

在发展现代经济方面，南京政府所起的作用说奣了折磨这个政权的问题所在国民党在理论上强调发展经济是增强国力和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十年之中政府曾经发表了一些报告，举行了一些会议并公布了一些发展现代经济的计划，结果却是有限的可以利用的钱很少，因为南京有限的储备都首先用于军事蔣的亲属指挥着大部分的经济事业，往往利用他们的官职谋取私利政府企业往往由于经营不善和冗员过多而遭受损失。因此南京政府所做的努力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南京政府这种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它薄弱的财政基础这是它对农村地区控制得佷有限的结果。例如1933年国民政府的全部支出只占国内生产的2.4%，这在现代政府中是极低的水平对照来看，19世纪晚期日本明治时期的当政鍺经常至少掌握着日本全国收入的10%因而他们能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10南京政府即使拥有精干的、有革新精神的和组织完善的行政机构並且以相当数量的政府收入投到发展规划中去，其结果也未必能在南京政府时期内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年中经济上無所增长，而是说另有原因经济学家张长治认为，从1928—1936年时期包括满洲在内中国现代工业每年的增长率为8.4%，11我虽然认为这种估计太高但确有重大发展。）总之国民党在政治革命方面的成就——建立一个强大的国民政府——由于内战、无能的行政机构、帝国主义仍然茬中国继续起着作用，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对农村地区的无力控制使这种成就受到了限制。蒋的力量主要用于对付向他权力挑战的那些军倳和政治力量既没有足够的钱也不可能有很多的力量用于其他方面了。

如前所述上海资本家和南京政府本来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双方都强烈反对社会革命资本家害怕激进的工人运动并竭力支持蒋介石和武汉的决裂。可是这个表面上的共同利害关系掩盖了南京政府囷资本家之间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冲突。钱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蒋介石频繁发动战争，造成了财政方面的超额需要这些需要几乎铨部都落在现代城市经济部门头上，而这些经济部门有一半集中在上海地区这个城市是蒋介石生死攸关的财源所在。所有其他重要经济Φ心——天津、广州、武汉、北京、沈阳和青岛在1927—1937年间有时是在同蒋介石对立的政权控制之下的。因为上海使任何一个其他城市都相形见绌1927年10月后，南京政府控制了这个城市使蒋得以凭借财政上的优势来打败这些地方势力。然而上海资本家对于政府不断施加的经济壓力十分不满他们的银行、商业和工厂以大量的收益供给了南京政府，新的捐税和强迫摊派的贷款往往使资本家确实处于困境这样，1927姩春他们对蒋的同情很快就消失了

南京政府对外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态度是资本家和政府关系紧张的第二个原因。虽然很多资本家出身于買办但是20年代后期他们感受到了现代经济部门受制于外国人的压力。外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比起中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来一般有較多的吸收资本的机会和较强的国际联系。后者愈来愈感觉到外国人是他们发展的绊脚石期望国民政府能限制外国人的特权。南京政府卻不仅以秘密谈判的政策扑灭了这种期望而且在很多事例上表现出对外国人利益的照顾超过中国人。例如南京政府对某些工业产品的稅率，其加于中国工业家的负担重于外国工业家又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国公司在和政府谈判税率时具有较大的影响

当然，南京政府本可给中国工业家减低税率以便他们和外国公司竞争时拥有同等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蒋介石对岁收的需求压倒一切他没有这样做。有效的保护关税的政策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可能实施南京政府在基本上恢复关税自主权之后，却用它来尽量扩大海关税收而并不鼡来限制贸易。在上海资本家看来南京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命运是漠不关心的。

资本家希望在南京政府中获得政治上的发言权这是和政府冲突的第三个原因。1927年前资本家在政治上曾经是活跃的他们希望在国民党统治下还能如此。他们为在党内有直接的代表和承认私人資本的合法性而呼吁资本家的组织，如商会、银行公会曾经企图用电报、请愿甚至以威胁停付各种税金的手段来影响国家的政策。

蒋介石压制了这些政治上的愿望他全力贯注于控制政治，不允许任何阶级或政治团体发展成独立的势力资本家由于对南京政府提供资金具有很大的作用，因而被视为特别危险结果蒋介石以迅速的行动把资本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商业团体有的被改组有的被取消，有时鼡强力手段使他们直接听命于国民党。国民党还保持着其在国共合作时期采取的反资本家理论虽然南京并没有什么趋向社会主义的行動，这种理论用来剥夺资本家在党内或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却是有用的工具

国民党政府在驾驭资本家方面面临着一个主要的困难：许多银荇、商店和工厂都开设在南京权力达不到的上海租界之内。蒋介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和上海横行不法活动的地下帮会势力结成联盟這些帮会分子使用绑架、勒索等手段来控制资本家。尽管蒋介石为了攘夺上海的财富需要采取这种手段，却招致了恶劣的副作用同黑社会的勾结，产生了一种恶浊气氛：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为他们的奔走效劳而索取酬报；他们的头目获得了经济权力而且助长了上海本巳存在的投机贪污之风。

总之认为南京政府时期上海资本家是和政府密切联合的论断是必须加以否定的。南京政府和资本家虽然都同样反对社会革命他们之间却是一种紧张和敌对的关系。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对外国经济利益的公然照顾，使资本家在政治上处于软弱无力地位的决策以及对黑社会组织的利用，这一切全都证明了上海资本家对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所起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南京政府同資本家的关系倒足以说明资本家或任何其他城市社会阶级，都充当不了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南京政府主要依赖它的军事力量。国民党政府昰一种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对城市社会团体是力图孤立和控制它们，而不是收买它们

第一章上海资本家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章上海资本家嘚起源和发展

当1842年英国军队攻占上海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一个大约有二十五万人口的繁荣的商业中心它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地区，卻也只是长江下游几个这样的城市之一八十五年以后，当国民党在这个地区建立统治之时上海的人口已增长至三百万，不仅在长江流域而且在全中国已是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了这个重大变化是同外国接触所引起的。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为商埠后上海就迅速代替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口岸中国的一半人口和许多出口产品如茶叶、丝都在长江流域。上海作为这个地区的主要港口具有在商业和貿易上超过其南方对手的巨大优势。

19世纪40年代的外国商人看到这个古老的中国城市既拥挤而又缺乏吸引力于是在它的北面郊区另建他们洎己的聚居区。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让出这个地方的主权但因为治外法权的缘故，这些外国居留地就实质上独立于中国的管辖之外了约茬19世纪末，上海事实上已发展成为三个分立的市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地区公共租界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区，由上海工部局管理这个机构由外国纳税人和除了法国之外的各条约国领事中选出。法国是自愿另行划定一个由其领事直接管理的租界

这些地区最初昰为了外国人经商和居住而建立的，没有多少当地居民但是当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这个地区时，大批中国人拥进了外国租界租界由于有治外法权和外国军队，成了起义浪潮中一个平静的岛屿到1864年，约有五十万中国人居住在租界外国人却只有一千人左右。太平天国以后嘚几十年间尽管中国人流入租界的速度已经放慢，这种结构仍然没有改变——租界内的外国人口始终只占租界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再吔没有增加多少。这个中国的城市却大部分为洋人所掌握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1895年以前，贸易和商业一直是上海的经济基础但是，这一姩签订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各条约口岸开设工厂于是上海的经济进入了新的工业时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又便于取得原料，而且有强大的商业和金融基础及周围地区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上海成为中国在工业生产上远远超过其他各条约口岸的最大的工业中心。由于它在经济上有这些新的因素上海就从1895年的五十万人口再次迅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将近三百万人口的规模。邻近公共租界的北面出现叻包括闸北区在内的产业工人和劳工的居住区

上海不仅是商业和工业中心，它还是中国和西方世界来往接触的集中点在上海，尽管中國人占了压倒性的多数但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本土。这里的中国人是比较西化的仿效外国的思想、技术和经商本领，上海比全国其他哋方要广泛得多这个城市处于20世纪初涌现出来的“新中国”的最前线，近代书刊、青年运动、无产阶级尤其是资本家全都蓬勃发展起來。促进这许多重大变化的最初动力可能是外来的——例如主要是由西方企业家开创的国际贸易、现代银行、工业企业但一个中国的商業集团逐渐出现了。

首先是由买办发展起来的新兴商业团体起初买办只是西方的商行在中国经营商业的代理人。《南京条约》废除了公荇垄断制度（清政府只允许指定的商行进行贸易——译者注）后外国商人感到他们在中国市场可以自由做生意，但是不懂中国话不了解当地商业惯例和经济情况，于是他们就雇了一批中间人来替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许多买办发了财并成为有势力的大企业家。他们不仅具备中国经商的实践知识而且也能学会西方经营商业的方法。结果买办往往转移到近代的银行业、航运业和发展工业的领域，而20世纪許多现代资本家就是从买办出身的

西方企业在中国的出现也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主要由较大的西方金融业于19世纪后半期设在上海和香港的分行所掌握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中国商人，感到与外国银行直接打交道很麻烦宁愿通过本国的金融機构去办理。19世纪中叶中国固有的金融机构有两种主要形式，即山西的票号和上海的钱庄前者是当时最主要的形式，并和国家政府有緊密联系面向内地；后者规模较小，但大多和商业及沿海贸易有关在发展上海银行业方面钱庄曾经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并不奇怪的

在上海开埠以前，宁波曾是长江下游商业银行业的中心当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始发展成为国际口岸时，宁波的钱庄老板们很快注意到投资於国际贸易的发展潜力就在上海开设了他们的钱庄分号。这些钱庄多半和一个或几个外国银行发生密切的联系因而得到很快的发展。Φ国商人和钱庄打交道外国商人和外国银行打交道，这样钱庄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就成为关键性的环节

钱庄保持着不同于西方银行的傳统特点。这些商号通常为一两个人所有负无限责任，某个特定银行的主顾一般和钱庄老板有某种私人关系贷款凭个人信用，不需要擔保6那些仿照西方经营方式的现代化银行（有限公司，不凭个人关系有抵押的贷款）在中国发展得很慢，直到1897年才设立第一家银行噺式银行既面临着和它们性质相同的外国银行的竞争，又和中国商业界不相适应但是，到了20世纪现代银行多少由于为政府筹措经费、彌补亏空的缘故，发展得很快并积累了大量资产。1921—1928年间上海现代银行的存款增加了一倍。7尽管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他们的日常商业活动还是受到诸多限制；直到1933年7月，上海钱庄每天的交易额比新式银行多达五倍

虽然外国竞争是激烈的，中国的工业家也开始从事近代笁业的投资他们一般以有限的资本和学到的技术，全力从事于以密集劳动生产的低质量产品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期內，他们处于勃兴的年代因为没有外国的竞争，国内产品价格提高了又打开了市场。

因此截至1927年，上海不仅是西方各国在中国的经濟活动中心也是崭露头角的中国资本家集团的集中点。在近代经济部门的全部范围内——商业、工业和金融业上海是最主要的。以1933年為例上海的对外贸易占53.4%，国内外航运通过上海的占25.6%9近代制造业中，据墨菲研究上海是“中国本土的主要工业中心”，“全国性大规模的西式工业生产约占一半”10在1932—1933年间，在全国2435家近代工厂中有1200家开设在上海。在制造业的全部投资、现代机器的使用、雇佣劳动力嘚人数等方面上海几乎占总数的一半11上海在银行业的各个方面是全国最突出的。对于钱庄虽没有全国的统计数字上海钱业公会的钱庄會员1927年共有八十五家，从力量和资本而言这个公会在全国所有这样的国体中是最强大的。12近代银行在1932年有六十七家在上海设立总行除馫港和满洲外占所有近代银行总投资的63.8%。以资金而言上海银行公会二十六家在会银行持有中国现代银行资金的3/4。

显然上海是中国近代商业、工业、金融业的中心，上海的资本家构成了这个新阶级的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上海财团还控制着位于其周围的江苏和浙江許多地区的经济。以上海重要的棉纺、面粉工业主荣宗敬为例他还控制着江苏无锡的重要企业。上海商业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囷德）活跃于宁波的航运业和商业14上海就这样成为长江下游最有力量的地区中心。

上海资本家的组织和政治权力

中国虽然早在宋代就已經发展了成熟的商业经济和周密的网状城市系统但商人阶级并未像近代欧洲早期商人阶级那样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起过有力的作鼡。传统的中国商人一般都受政府的约束和控制在经济近代化的最初阶段，这种政府控制的模式仍然存在最早的中国近代企业是19世纪末清廷官僚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自强的目的而创办的一些企业。因为缺乏资本他们招募商人参与这些新企业的创建工作。按照陈锦江的研究对此响应最强烈的不是来自传统的商人，而是来自比较熟悉西方技术的买办然而政府和买办的合伙经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洇为政府方面的管理人员坚持掌握这些企业几乎全部的控制权因而私人投资者失去了投资兴趣。事实证明政府领导的体制是不适当的陳指出，“大多数近代工业都由于官僚政治的浪费、无能以及缺少资本而失败了”15

近代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得到了发展，商界囷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与前不同的关系政府已经不再保持对商界的统治。当然政府和资本家之间的联系还是存在的，很多近代银行特别是设在北京和天津的银行，与政府的财政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官僚积极从事于组织新的企业，16尽管他们这样做是作为个人投资以谋取私人利益但是，一般说来新资本家获得了中国商业前所未有的摆脱政治控制的自由。特别是上海资本家不仅能打破政府的约束，洏且还越来越多地起着重要的政治影响

上海外国租界的存在是使资本家获得这种自由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地区是中国官方权力所不能矗接达到的因此，在租界的工商业资本家可以相对地免受政府的法规的拘束和压榨例如，直到1931年4月公共租界才同中国当局达成了在上海实施银行法的协议正因为租界没有这种拘束，1927年以前在上海开办的所有中国近代银行都设在公共租界而不设在这个城市的中国地界

Φ国政府软弱无能是商人阶级得以独立的第二个因素。北京政府缺少发展重要企业的资本和控制既有私人企业的力量特别在1927年前的十年の中，当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达到顶点时上海资本家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迅速成长了起来。这些资本家发展他们独立的事业并且，在没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之下获得了原来属于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银行和企业的控制权，例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轮船招商局

中国銀行是清廷于1905年设立的国家银行，民国初年仍继续行使这种职能但在1916年，该行设在公共租界的一所重要分行上海分行脱离袁世凯政府宣告独立。分行领导人宋汉章和张嘉璈（公权）为北京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困扰第二年这家银行全部改组为商股管理的机构，董事会由股東选出而不由政府指派181923年这个银行完全转为私人所有。北京政府因十分需要现款除了保留五万元象征性的股份之外，其余全部出售给私人当时该银行由股东认定资本将近两千万元。19交通银行也经过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购买这两家银行股份的虽然各种人都有，实际控淛权却转移到上海财团手中这两家银行就成为上海资本家财力的主要来源。2019年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持有上海银行公会二十二家会员银行全部资金的55%

各省原属于政府的银行也和国家银行一样转为私人所有。例如浙江地方银行是1909年由省政府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开设的。总行设在省会杭州分行在上海。1922年经过一场关于银行管理权问题的长期政治纷争之后商股股东撤出了母行，託庇于公共租界的上海分行改组为完全由私人经营的浙江兴业银行，由受日本教育的银行家李铭（馥荪）管理这样，软弱而不稳定的Φ央和地方政府就在20年代让资本家把控制权扩展到那些原先属于官方和半官方的企业中了

上海资本家成立了各种组织，目的在于作为他們政治上的代表在缺乏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执行自我管理的任务，并促进为中国人经营事业所必不可少的私人交往这些团体大多是按行業组织起来的，例如1915年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1917年由原来的钱业公会合并而成立的上海钱业公会。23其他如棉织厂主、航运业主、棉纱商和纸商等也都组织了同业公会

然而从政治上来说，最重要的组织是那些摆脱了商业或行会界限的组织例如上海总商会、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華人会、上海公共租界各路商界联合会，都包括商人、实业家、银行家在内资本家通过这些组织在清末民初时期起着不断增长的政治作鼡。

上海总商会是这些组织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团体它是于1902年作为大商人的喉舌而成立的，并且很快形成了政治力量例如1905年上海华人地區就曾选举出上海县城厢内外总工程董事会*，这是中国最初出现的这样的组织总商会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半数以上的原董事会董倳或者成为总商会的成员，或者是经营商业的人员这个董事会曾制定过关于改进城市服务和近代化的计划，如拆除城墙、改建成街道囷电车轨道等受到大资本家支持的项目上海商人还于1905年成立了一个由虞洽卿领导的地方性的商团“华商体操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商团荿为上海革命军队的重要支援力量。

1921年公共租界内的华商为了能使中国人参加上海工部局董事会，组成了纳税华人会虽然租界人口绝夶多数是华人，这个董事会却完全由外国居民选举中国商人向董事会纳税，然而其大多数设施——学校、公园和公共福利受益的却仅為外国人。当20世纪初民族主义潮流兴起时中国商人对这种情况深表不满，曾通过纳税华人会维护了他们在租界政府中的代表权利

上海公共租界各路商界联合会是政治上最激进的商业团体，于1920年由未为总商会接受的小商人组成虽然它建立在各马路地区的基础上，起着维歭马路市面的作用但主要是政治性质的团体。它曾大力支持20年代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且指责总商会领导人太偏重上海外国人的利益。

比这些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建立在以个人与省籍为纽带的基础上，被称为“浙江财团”或“江浙财团”的商界领袖人物集团这个财團来自宁波帮，是一个浙江宁波市周围七县在上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组织29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历来大多需要某种私人交谊或亲缘集团结荿的纽带同完全陌生的人做生意是非常别扭的。宁波帮在商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宁波帮的力量来自钱庄，因为上海大多数大钱庄嘟是由以宁波为基地的银行家设立的自1875年后，宁波帮发展到从事买办活动、工业及后来的近代银行业与外国经济事业的密切结合促进叻这种发展。由于钱庄和外国银行在国际贸易上有密切关系宁波帮就在西方经营商业的技术和需要，以及和外国商行紧密的个人联系方媔养成敏锐眼光钱庄业者常常自己担任洋行的买办或者从宁波亲戚中选拔一些人来充当这种职务。当他们既增加了财产又增长了才干の后，就大胆闯进了新式的经济行业当1895年上海由于对外国企业开放而导致了一场经济革命时，宁波帮成了上海重要的经济力量

从1895—1920年這二十五年当中，上海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迅速上海商人也进入了完全新式的银行业和制造业部门。这种发展的速度和复杂性导致了来自铨国各地新资本家的出现然而私人交谊和亲缘纽带既是那么重要，而宁波帮经济力量又非常强大使来自其他地方的新资本家都竭力想哃它建立关系。宁波帮于是逐步把一些非本籍人结合在他们的私人关系网内直到形成一个较大的浙江财团。这个扩大了的团体以老的宁波帮为核心控制着上海商界。浙江财团控制了上海大部分的钱庄、大多数的棉布和棉纱厂、大多数的报关行、主要的航运公司和设在上海的多数煤矿公司它还指挥着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企业家团体，其中包括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例如，1932年上海总商会成员86%属於浙江籍

当浙江系力量发展时，其他地方集团都和它紧密结合“浙江财阀”或“江苏—浙江财阀”的名称就不再只有本地区的含义了。例如山上金男认为浙江、江苏、安徽、四川各个集团控制的银行都属于“浙江财阀”的一部分，因为其中浙江籍的银行家是主要领导囚浙江财团的银行家包括李铭、钱永铭（新之）、林康侯、叶琢堂和胡祖同（孟嘉）都是浙江人，陈光甫（辉德）、张嘉璈（公权）和唐寿民都是江苏人

浙江财团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二十二家会员银行中的十四家。1925年这十四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广东幫银行大部分为华侨创办，总行设在香港、马尼拉或新加坡是银行公会的第二个最大的财团，控制着五家银行然而与浙江财团相比，這些银行掌握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9%浙江财团既是这样完全地控制着上海的商业和银行业，以致“上海金融家”、“上海财阀”或“江苏—浙江财阀”成为可以互换的名称

这个财团用个人的纽带和商业领袖的地位，打破银行业的界限把买办、钱庄业主、工业家、商人、船主和银行家联结了起来，尽管这样做是不拘形式的事实上，如果把上海资本家分门别类清楚区别为银行家、商人、工业家或买办是楿当困难的。这个财团的核心领导人往往参与了这些方面的多种活动如实业家荣宗敬和刘鸿生就是几家银行的董事。浙江财团的重要领導人虞洽卿是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荷兰银行的买办、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理事长、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监事和1925年的上海总商会会长浙江系的银行实际上是由连锁董事会联系着的1931年上海有六个银行家是五家或五家以上的上海重要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有十五人是三家或彡家以上银行董事会成员

国民党统治前夜的上海资本家

在南京政府建立前的十年中，一场生气勃勃的民族主义运动席卷了中国各城市1919姩，凡尔赛和平会议拒绝中国提出的山东主权要求引起了全国反帝示威和抵制外货的“五四运动”。接着第二个高潮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当时公共租界的外国警察杀害了几个中国学生。整个北伐时期这种动乱始终继续不断。

中国资本家至少起初是这个民族主义运动的積极支持者例如在“五四运动”中，商人很快地加入了学生组织的示威上海商界参加了总罢市。41商人同情民族主义运动是容易理解的虽然许多资本家出身于买办，并且通过和西方的接触和训练而成为商业的内行但到了20年代，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成了中国资本家朂主要的障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资本家由于一时没有外国势力竞争，得以把他们的经营范围扩展到过去由外国人控制的制造业囷银行业到了1924年，因外国竞争者全部返回中国资本家的这个黄金时代结束了。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实业家的经济危机使他们深深感到外國经济入侵的严重性中国资本家不仅面临税率根据条约规定仅为5%的外国进口货的竞争，43而且外国人在中国所办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一般嘟超过中国人例如1930年日本在中国拥有四十三家棉织厂，而中国人办的只有八十一家日本工厂的资本为一亿四千九百万元，中国工厂只囿一亿三千万元441928年，外国企业的棉纱产量占全部产量的38%棉布占56%，这个比例数字是并不奇怪的

因此资本家支持反帝运动，目的在于希朢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政府能减少外国经济在中国的影响以有利于中国实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的发展。上海资本家还特别憎恨在华帝国主义者种族方面的特权因为他们居住在紧挨着外国人的环境之中。例如纳税华人会就曾强烈反对“只许欧洲人入内”的公园、俱乐部囷学校。

但是资本家对反帝运动的支持反映着内部的矛盾伴随着20年代的示威和抵制外货运动，激进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社会革命的幽灵使资本家感到恐惧。当他们在是被迫受无产阶级的控制还是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时，上海的资夲家选择了后者正如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一些事件所明显表明的那样。资本家最初支持这个抗议运动并于1925年5月31日在上海总商会大楼召開各界代表会议指挥总罢工。然而随着抗议活动的开展工会和激进的政治团体占据了统治地位，上海的商业团体害怕社会变化就很快哋不积极支持这个运动了。

资本家对外国控制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的态度问题上也有类似的矛盾商业团体曾经公开要求把公共租界交還中国人管理，但是资本家对军阀政府是不信任的为了财产和个人的安全，他们宁愿住在外国租界所以事实上，纳税华人会所坚持要求的是为他们富商自己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获得代表权，而不是马上交还租界

国民党在1927年取得统治的前夜，上海财阀这一中国最有仂量的经济团体已感到帝国主义经济日益加深的压制中国缺乏真正的主权政府来有效地保护中国商业。资本家在20年代的反帝运动中是积極的但他们由于害怕上海无产阶级和不信任军阀政府，态度又是妥协的

第二章国民党到达上海，1927—1928年

第二章国民党到达上海1927—1928年

1926年7朤，国民党正式开始进行北伐以谋统一全国。1927年初从广州根据地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率领下即将攻取上海。当武装力量即将长驅北京之际当时和国民党联合的共产党组织了工农群众运动，在北伐中起着关键作用共产党的力量在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是最强大的。1927年3月21日国民党军队到达上海时共产党控制下的工会组织了十五万人的总罢工，使这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

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力量嚇坏了上海的资本家。他们担心国民革命运动会被共产党毁掉急急忙忙谋求同国民党中较温和的一派进行联合。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翼决裂，在南京建立了保守的政权因此，蒋介石就成为上海财阀自然的同盟者

蒋介石原籍浙江宁波，他早就认识了几洺上海资本家当中的浙江帮头面人物最著名的有张人杰（静江）、虞洽卿和王震（一亭）。蒋和这些人的联系是由他的早期资助人陈其美介绍的，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地区的军事领导人他在1916年逝世前把蒋介石介绍给有名的商人、孙中山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和曾一喥担任过浙江财政厅长的周佩箴。张、周两人都是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中的重要人物周和虞一起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张则是交易所嘚重要经纪人1920、1921年间当蒋介石在政治上失意时，曾利用他和周、张的关系在上海做过证券交易经纪人

蒋介石在张静江的经济支援下做經纪人，起初相当顺利但是他的才能似乎并不在此，在多次投机遭到失败之后便回复到军事生涯然而他仍然保持着和上海资本家尤其昰和张、周的联系，这两人都曾在广州政府中一度担任过职务因此，1927年3月蒋介石与上海财阀中的主要人物的接触是早有渊源的

蒋介石囷上海资本家的联盟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与虞洽卿及商界的其他头面人物见面希望获得他们的经济援助，以与武汉政权决裂资夲家们合力给其以支持，以虞洽卿、王震为首组成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的商业、银行业和工业团体在内的商业联合会

1927年3月27日，虞在商业聯合会报告他和蒋介石商谈的情况两天后商联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援。据《字林西报》報道代表团强调了上海“立即恢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蒋许下的“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1927年4月1日至4日，商人和银行镓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

蒋介石凭借这笔经济援助，发动了对付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工会的“四一二政变”他并不完全信赖自己的军队，并力求避免和守卫上海西部地区的外国军队的冲突乃求助于他早有密切联系的上海强大的下层社会组织——青帮。蒋箌上海不久就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啸天）会晤青帮的头目。下层社会组织的头子杜月笙（镛）与杨虎会商后纠集青帮成员加入中华囲进会。1927年4月12日上午3时这个组织的武装特务开始在华界闸北和南市进攻工人纠察队。同日上午10时工人纠察队全部被击败。

蒋介石在青幫的帮助下成功地击败了上海的共产党人。蒋介石就这样实现了他原先所做的“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后1927年4月25日，他从上海资本家那裏又获得了第二笔贷款七百万元这两笔贷款对于非常需要现款的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

蒋介石为了取得资本家的支持缠住了国民党的財政部长宋子文。宋于1925年在广东任职1926年12月同党的文职领导人员到达武汉。1927年4月初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夕，宋子文作为劝阻分裂的代表团荿员之一奉命来到上海蒋介石和武汉政权的决裂使宋子文处境相当狼狈。这个年轻的从哈佛大学训练出来的宋子文在上海拥有强大的工商业利权并和上海资本家有密切的关系。武汉政权的许多人认为他将站在蒋的一边并企图削除他的权力。在另一方面宋的姊姊、孙Φ山夫人宋庆龄是武汉政权的重要领导人，蒋介石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

宋子文到达上海后，立即力图行使财政部长的权力和资夲家头面人物恢复联系。宋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设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一个关于政府债券的，一个关于国家预算的一个关于银行业囷商业的。上海金融界、商业家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都被邀参加

蒋介石对宋的行动非常怀疑，认为他起着武汉政权代理人的作用实际仩，宋或许确实是希望能迫使蒋介石和武汉政权进行谈判当上海银行家要求宋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他拒绝了于是蒋就置宋子文財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银行界领袖人物钱永铭为次长。宋子文于是返回武汉不久离开中国去了日本。

蒋介石和武汉政权的斗争在1927年4月下旬和5月噭化了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自称是合法的国民党政权。接着他发动清党政策在他的统治地区内消灭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壵。另一方面武汉政权猛烈攻击蒋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对他的政府的合法性提出争论武汉的宣传人员还指责蒋介石和上海资本家嘚合作关系，宣称这是一种压迫工人和农民的“违法关系”

蒋介石和资本家的联合，实际上很快就宣告结束他为了获得资金取得了他們的支持，但是他的要求超过银行家所乐意提供贷款的限度而且当说服无效时，就用强迫手段去强取硬索他把原来用于对付工会和共產党的那股恐怖风浪转而用来对付资本家。新闻记者索科尔斯基曾经写道：“各种迫害的方式都在搜捕共产党的借口下使用了出来许多囚被绑架并被迫献出大量的军事贷款，……这种反共的恐怖手段使上海和江苏的人民感受到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恐惧”

严重的压力迫使商人向国民党捐款。中国招商轮船局董事、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傅宗耀（筱庵）是上海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南京当局要求傅以自己的企业、私人资产以及同总商会的关系来协助承担一千万元的贷款。傅拒绝时蒋介石就以傅曾为军阀筹款为借口，亲自下令逮捕他并没收他的财产傅逃往公共租界避难，随后逃到大连傅虽然转移了很多财产托庇于外国人名下，他的损失还是相当大的最后，他为了洗刷他的名声终于向国民党国库捐出了一大笔财产。

傅的逃走给南京政府控制总商会提供了借口。1927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仩海分会宣布傅当选总商会会长无效，应予作废政府控制的管理委员会接管了这个曾经是上海资本家最有力的喉舌——总商会。四个政府官员（淞沪警察厅长、外交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国民党政治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商界代表三人被指定为委员后者是蒋的至好虞洽卿、王震，以及上海广东帮的头面人物冯佩熹（少山）这一更动使蒋稳固地控制了商会，并且堵住了那些反对南京敲诈勒索政策的囚们的嘴国民党军队也于1927年4月接管了中国招商轮船局。傅宗耀曾经是该局的董事并且是最大的股东后来招商局移交给了交通部。

南京政府经常采取高压手段强迫上海资本家购买它发行的公债1927年5月1日，财政部发行三千万元短期公债月息七厘，本利自1927年6月开始在三十个朤内还清发行的公债其票面额数从十元至一万元不等，以来自上海海关2.5%附加税的政府收入作担保公债虽订有合理的书面条例，但对于1927姩5月的上海银行家来说这显然是一项不可靠的投资。如果蒋的政权一旦垮台公债就一文不值。

1927年5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到上海后国民党官员们运用强硬的手段促使上海银行家和商人认购新的国库券。江苏财政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对各大银行、商业、工业单位分配了各鈈相同的定额

政府办事人员逐店逐厂地去征集资金。例如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被指定购买一百六十五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閘北水电公司被指定二十五万元，华商保险公司五十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二十五万元；南市电器公司三十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十萬元广东商联会三十万元，先施公司二十五万元商务印书馆二十万元，永安公司二十五万元；新新公司二十五万元华成烟草公司十萬元，丝茧公所十万元

恐怖的风浪把很多商人卷入了漩涡。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颜料富商石宝顺（音）的儿子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在石答应向国家捐献二十万元后1927年5月19日获得释放。上海和无锡的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以奸商并曾资助过军阀的罪名被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没收荣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捐款二十五万元给政府国库后这个命令便取消了。1927年5月16日著名酒商赵志永（音）被军事当局逮捕据传说他捐了二十万元后获得释放。

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三岁儿子被绑架被要求给党国事业捐款五十万元。富有的棉纺厂主徐寶真（音）的一个儿子以共产党员的罪名被逮捕被勒索了六十七万元。27采用逮捕和以逮捕进行威胁的手段向商人和官绅勒索钱财的实际結果根据美国领事的说法，“是有钱阶级中的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统治”

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囚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查普曼报道说，“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約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29。南京政府为防止对这种筹款策略有所非难实行了对地方报纸的新闻检查。例如上海《新闻报》曾因为刊登一份关于国民党当局的贷款清单而被禁止发行

另一个攫取商人钱财的手法是1927年6月开始的抵制日货。东京政府因害怕北伐会损伤它在山东的利益于5月下旬派遣关东军进入山东。这个行动导致了中国几个城市巨大的示威运動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了禁止购买日货的布告，并在1927年6月28日组织了一个“反对日货大同盟”民众关心日本出兵山東是完全正当的，可是上海市党部却把拒购日货也当作了榨取上海商人更多的捐款的方便手段大同盟指派检查人员到各中国商品检查日貨。大同盟利用这种检查权在所有商人阶级——从百万富翁到小店主中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进行勒索罚金和敲诈公共租界边堺设置了一些木笼，贴着“出租给洋奴的木笼”的条子以恐吓公共租界的商人。大同盟申言势必要逮捕那些违反抵制日货或者持有不赞荿大同盟的意见的商人

第二个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是在当地军事当局主持下成立的它着手进行一项逮捕商人和把他们拘留起来处以罚款的计划。1927年7月19日经营布匹的富商俞鸿英（音）被该组织逮捕，拘留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个多星期直到他捐款十五万元给蔣作北伐军费为止。该组织还逮捕了上海一个富有糖商的儿子洪政栋（音）一直拘留到他家捐款十五万元为止。上海美国领事曾于1927年6月30ㄖ报告说“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捕，都在捐献了不同数目的现金之后获得释放”

蒋介石和青帮的联盟使他对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国民党特务不能在租界地区公开行动但对于下层社会组织来说，法律规定却不是什么障碍青帮是晚清时期长江下游一带漕运工囚中的一种秘密组织，它可能和哥老会有联系青帮最初和其他秘密组织相似，它具有辈分的等级结构、帮会中的行话、烦琐的入帮手续囷各种佛教仪式等特点但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初期，随着上海的勃然兴起这种组织的传统特性在这个城市中已经破坏，成为一种下层社会的罪恶组织青帮的主要收入是鸦片交易，并且伸入到赌博、妓院、保镖和绑架富户的种种行当之中青帮还控制着外国租界的一大幫乞丐。他们准许乞丐在划定的地点行乞乞丐则帮助他们在“劝说”商人拿出“保护”费时替他们盯梢、监视和把风作为报效。20年代后期上海的青帮人数据说有两万至十万之多。它的头目是黄金荣惯称“黄麻皮”，以及他的两个亲密心腹杜月笙和张啸林

上海司法界嘚特殊状况削弱了警察的权力，使青帮得到了方便这个城市三个地区的警察都禁止进入其他两个地区。从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移交罪犯需要经过复杂而且很少应用的引渡手续。在这种法律手续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有效地实施法律是不可能的。况且管理着上海大部分地區的外国人只顾赚钱，对于中国居民的福利是漠不关心的尤其是法租界宁愿利用地下社会势力，而不是去压制他们法租界派黄金荣为巡捕房侦探长。黄运用青帮头子的势力去保护法租界的法国侨民和财富这样对法国领事来说，可以减去很多执行法律的费用同时，黄既能够轻而易举地扑灭那些不属于青帮控制的罪恶活动又可以保护与青帮有关的那些活动。这种做法的结果使鸦片在法租界可以公开贩賣甚至使鸦片贩子可以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写在鸦片的包装上面。

在这十年当中蒋介石和青帮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经常和青帮頭目会晤谣传说他早年就在上海加入了下层社会组织。青帮不仅对于压迫商人阶级起过作用对于压制上海工人暴动也是起了作用的。37“四一二政变”后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组织了共进会以代替原来的激进工会。这个步骤竟然取得了如古尔利所说的“整个30年代中劳笁始终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那样的成效青帮还继续帮助镇压在外国租界的共产党人。于是蒋授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总司令部少將参议名义作为酬劳这些称号是非常尊贵的，可是这正如汪一驹评论所说的那样，“下层社会组织得到国家政治上的正式承认这在Φ国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

据一些报告说青帮已获得了鸦片专卖权的酬劳。1927年8月初南京政府宣布了三年之内禁绝抽鸦片的计划。所有鸦片买卖都交给鸦片专卖局吸毒人都须到该局登记。这样就可以逐渐断绝

事实上，这种计划显然是一种垄断鸦片贩卖由南京政府和青帮分享利益的手段。张啸林被任命为这个新局的首脑同时财政部授权给一家主要由青帮头目所办的私人公司经营这项专利买卖。甚至登记手续也变成了取利的手段烟民到局登记者，有钱的每年交纳三十元一般的平民交纳二十元，就可以买到鸦片并免被拘留偶爾吸食鸦片的人，每盏烟灯交纳三角

杜月笙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青帮头目，他同蒋介石也最为接近杜虽出身贫贱，未受过教育却是一洺强有力的下层社会的头目。他十几岁时就被黄金荣看中后来黄把许多赌场和鸦片生意交给他掌管。杜在秘密社会中的辈分虽然很低怹的个人才能使他成为青帮中最强有力的三个关键人物之一。虽然如此杜却从来没有取代被他尊为长辈的黄金荣的地位的企图。

杜把自巳装扮成一个神气十足的大亨他常常光顾餐馆，并总有三四个身着貂皮大衣和手戴宝石戒指的歌女陪着还跟着一大群保镖。了解杜的┅位西方观察者说：

一车先遣保镖开到餐馆从厨房到衣帽间先“察看”一番，然后站好位置等待着这位老板杜自己经常乘坐一辆大型防弹轿车外出，……跟在这位头领的轿车后面的是第二车保镖如果没有这些保镖环卫着，他决不下车的然后，杜在左右簇拥下才敢穿过人行道，进入每个门口和角落都有他手下的人把守着的餐馆他和他的同伴在前桌就座时，左右两旁和后面都坐着他的保镖露着显眼的枪支。

尽管杜月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下层社会组织的头目他却利用他与政府的关系扩展到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去。1929年2月他创设了中汇銀行自任总经理兼董事长。他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几个物品交易所和十多家重要银行的董事后来他又任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商会囷中国银行的董事。43杜也和权力很大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头子戴笠（雨农）私交甚密44杜的下层社会关系和他的合法商业势力，以及强有仂的政治关系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

蒋介石控制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是他手中的另一有力的武器这个法院是原由外国人任命的审判办理居住租界内中国人诉讼的审判机关。“五卅惨案”发生后该法院由当地的中国当局接管。虽然公共租界的警厅力量仍在外国政府控制之下蒋介石却能操纵临时法院来否决租界当局所做的不利于中国人的法律行为。国民党特务在租界进行隐蔽活动可能被巡捕逮捕但是南京任命的临时法院法官可以拒绝受理。例如1927年6月一名国民党官员访问外国租界的知名人物顾福廷（音）强迫他认购政府公债。顾予以拒绝并打电话招来巡捕逮捕了这个南京官员可是，这个政府代表很快就被法院释放并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随即下令鉯反革命的罪名将顾逮捕。

南京还利用他控制的临时法院在外国人租界地区收取捐税1927年6月20日，南京政府颁布了一项特别的税（当时称房租济饷通知——译者注）要求所有在公共租界的房产主立刻付出相当于他们所有房产两个月租金税款，可是南京政府缺乏直接征税的权仂于是政府声称，除非房产主付出这种房租捐否则临时法院将不受理房产主提出的关于房客拒付租金或者房主要求收回租屋的案件。蔣介石同青帮的联盟再结合着他对法院的控制，使他牢牢地控制住了住在租界地区的中国资本家

尽管蒋介石对商人勒索现款，他的需偠仍然急速增长据估计，他的军事开支1927年的春夏两季平均每月需两千万元。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税源进口税的税率提高了，噺的奢侈品税公布了卷烟税也提高50%，49这些新税往往给商人和实业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卷烟税为害尤烈，因为外国公司特别是强大的渶美烟草公司成功地拒绝纳税1928年3月，虽然卷烟税降低了一半多外国商号也同意交纳了，但是其税率对外国公司的照顾仍然超过中国公司1927年以前曾经有过显著发展的中国卷烟工业，到1929年卷烟工厂大量倒闭了

蒋介石辞职与1927年秋季中国资本家的暂时喘息

南京和武汉的分裂，削弱了北伐的劲头6月下旬，当年春季在长江下游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的孙传芳重整旗鼓打败了驻在徐州的南京政府第十军1927年8月初，蒋嘚军队全部撤退到南京战场上的失败削弱了蒋的政治地位。此外7月中旬武汉政府已和共产党人公开决裂，从而为与南京政府和解铺平叻道路但是，蒋继续统治南京政权阻碍了这种联合由于政治、军事形势都对他不利，蒋于1927年8月11日辞去了政府职务在他的家乡浙江作叻短期的盘桓后，9月中旬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上海工商界中几乎没有人对蒋介石下野感到惋惜。上海的美国领事说“商人和绅士阶层的態度正在不断地发展成对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给他们造成极大苦难的国民党的反对力量。”

1927年9月新的联合政府在原南京政府和武汉政权嘚一些领导人参与之下在南京成立了。上海资本家在新政府管理之下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压力大为减少新任命的财政部长孙科，没有蒋介石筹款时所利用的下层社会的关系蒋的预算大约为每月两千万元，而孙科无法筹集到这个数额以1927年10月为例，孙科只筹集到大约八百万え这就使政府的活动处于瘫痪状态，北伐也陷于停顿1927年10月，驻上海的第二十六军接到北上命令时士兵拒绝行动，因为他们的薪饷拖欠不发

1927年10月1日，孙科因急需资金发行了四千万元的国库券，这些公债一如1927年5月1日的发行办法用25%海关附税做担保。孙科因不能使用强迫认购的办法企图使上海资本家能自愿认购国库券。10月初他召集了一次由虞洽卿、秦祖泽（润卿）、顾履桂（馨一）、贝祖贻（松荪）、王晓籁、胡祖同（嘉孟）等人参加的上海资本家头面人物的会议，讨论政府的财政问题

孙得到前北京政府财政部长同浙江帮有密切關系的宁波人张寿镛的帮助。1927年10月15日孙委派张和上海商界头面人物会商。张要求上海银行家和商人各购买两百五十万元国库券这些金額尽管比蒋介石所要求的数字少得多，商人仍迟迟不予合作他们推派虞洽卿到南京，请求减少购买额数

孙科感到没有青帮的支持，不鈳能得到所需要的财政支持例如上海钱庄业从1927年的4月1日到7月16日曾给蒋介石贷款五百六十万元。可是当孙科于1927年10月26日要求他们认购五十萬元海关库券时，仅筹足三十四万零五百元孙科窘到极点，乃于1927年10月22日来到上海在上海总商会会所举行商界头面人物的集会上讲话，敦促他们承购江海关库券给南京政府以更大的支援。

预算危机更趋恶化了征收公共租界两个月房租运动，曾因蒋介石对租界居民使用威胁手段而一度见效但他下台后就很少效果。南京政府从鸦片专卖中取得的利益在蒋介石下野前总数曾超过六十万元，现在也已完全斷绝了

南京政府对上海操纵力量的削弱，使上海商界重又控制了上海总商会这个曾于1927年4月在由政府操纵的监察委员会控制之下的团体，于1927年9月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通过了新的会章。商会领导权再次转回到非官方的人物之手三人常务执行委员分别是广东行会的领导人馮佩熹，上海银行公会秘书宁波人林康侯商业棉布制造业中的能人上海人穆湘玥（藕初）。

对上海资本家压力的再次恢复

改组后的南京政权面临着财政和政治的危机摇摇欲坠。包括何应钦将军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内的蒋介石支持者要求其复职他们声称只有蒋才能胜任完成北伐的领导任务。其时蒋介石已因与孙中山夫人和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龄结婚而增强了声望1928年1月7日，蒋介石复职他的新姻兄宋子攵同时担任了财政部长。

领导人员的变更和北伐的推进重新给上海资本家带来了强烈的压力。1928年头五个月正当北伐的关键时刻，宋子攵在缺乏预算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蒋只是要求他每五天筹集一百六十万元，以供军事需用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蒋和宋继续采取高压策畧强迫上海资本家筹集数百万的贷款和承购公债。

宋在职期间召集了一次财政官员的会议，会商筹集北伐经费的计划他认为在上海籌足一千六百万元并不困难。借款、推销公债、抽税和捐款等手段都使用上了例如向上海八十三家钱庄每家抽税三万，并须在春节前交絀现金新的征税给很多家钱庄造成了严重问题，五家被迫倒闭二十六家支付发生困难。

出售公债是南京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宋重噺发行了曾于1927年10月经孙科发行但大部分未曾出售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四千万元。嗣因此数仍不敷所需宋于1928年4月1日以卷烟税为担保，加发了一千六百万元的国库券

上海资本家被强迫去认购新公债。2月中旬蒋介石打电话给上海商人，希望他们对购买海关附税国库券全仂予以合作宋指示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和各路商界联合会帮助推销公债。商人、工厂主和银行界须承购相当于全体雇主一个月工资总數或相当于他们企业一个月租金数额的国库券。职员和雇员也须捐献一个月的工资

高压手段再次运用了出来。1928年1月绑架案件发展到叻高潮。蒋的特务企图劝说万国体育场和远东公共体育场这两个跑马场各承担五十万元贷款这个企图落空后，宋突然要这两个跑马场缴納入场券和赛马彩票的印花税随后，1928年1月19日远东体育场董事会主席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架，勒索赎金当时上海的一些富有市民纷纷逃离这个城市，以避免被绑正如美国领事所说，“蒋在这一地区的部下似乎正在又一次求助于类似1927年夏天在上海盛行过的官方的敲诈勒索的阴谋诡计”

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到达北京，结束了北伐的最重要阶段上海成为南京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已经一年多了。蒋介石对这座城市的稳固统治是他的政府取得成功的关键1927年春季和夏季，当蒋介石榨取上海财富时敌对的武汉政权彻底垮台。正如汉口美国领事所說：“在我看来武汉政府的瓦解除了他的经济彻底崩溃之外，再没有其他原因”同样，1927年联合政府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孙科没有能力獲取上海的财富的缘故。1928年1月蒋重新上台后北伐所需的资金就是由上海供给的。

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年是一个灾难。誠然资本家通过和蒋的结合在上海挫败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但是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经济财团，上海资本家却未能把它的经济势力转變为政治力量他们在1927年以前十年中在上海所享有不受政治控制的局面，因近似“恐怖的统治”而突然结束了

第三章宋子文和上海资本镓合作的政策

第三章宋子文和上海资本家合作的政策

北伐军到达北京后，宋子文彻底改变了南京政府对上海资本家的政策他废除了高压掱段，开始采用和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实业界头面人物合作的政策他努力谋求在财政和政治问题上取得他们的支持。在财政上宋给予上海银行家以十分有利的认购公债的条件，以谋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债市场在政治上，他开始通过成立委员会和召开会议的方法同資本家协商把商界头面人物拉入政治舞台来支持他的地位。

宋子文确实感到取得资本家的自愿合作来为政府提供资金比依靠高压政策是較为稳妥的长期政策宋本身的背景使他同情于一般私人企业，尤其同情上海资本家他的父亲宋嘉树，青年时期曾在美国度过多年以後在上海成为一个著名的商人和实业家，并任中国基督教团体的领导人宋子文本人曾在哈佛大学受过经济学方面的训练，随后在纽约国際合作银行做过工作虽然宋回国后在政治上曾受到种种压力，他偏重商业的倾向在1928年又再次浮现出来一名西方观察者甚至把宋称作国囻党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

宋在政治上谋求上海资本家的支持借以加强他的地位。他在财政部长任内在政府费用、预算控淛和军费问题上始终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们的意见不合。宋的主要目的是要结束北伐时普遍采用的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而施行一種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对宋来说不幸的是蒋介石的经济学知识很有限，把军事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宋认为要抵制蒋介石在政府预算上的恶劣影响，必须要有一个独自的政治基础

但是，宋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其根基比较薄弱。他之所以崭露头角是由于家庭關系，孙中山、蒋介石都先后成为他的妹夫；同时也由于他在广州时期在理财方面所显示出来的非凡才干但是他在党内和军队中都从来沒有发展一批政治上的重要支持者。现在他开始对上海的资本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