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世纪西人关于中国上古史的研讨和争议既延续了此前欧洲学界的长期讨论,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所发展19世纪初荷兰学者德胜和法国学者小德经对传统的Φ国上古史体系的质疑和否定,获得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及英美学者的呼应他们发表了众多相关著述。其中郭士立提出的“孔子造史说”和时代愈后、中国古史年代愈长的说法,颇值得注意但他们的观点遭到格鲁贤、克拉普罗特、杜尔班等法、德学人的辩驳。双方对《尚书》中史料的真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传统问题及《圣经》年代学体系的地位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各方围绕中国上古史发表的观点相互参差甚至明显冲突,但均为西方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四、史料、史学与史观:歧见与争论
围繞中国上古史问题形成的上述两个学术阵营,不可避免就某些核心问题展开争论构成学术文化史值得关注的一页。本节将就双方在历史攵献、史学传统、历史观念诸方面的分歧与争议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申论。
(一)关于历史文献的讨论——以《尚书》为中心
关于中国上古史资料及其可信性的观点是上述学者阐述自己对中国上古史认识之基础,亦为其论著中的核心议题
19世纪初,欧洲学者一度关注作为上古史料的禹王碑(70)1802年,德国学者哈格尔(Joseph Hager)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题为《禹碑或中国最古老的铭文》的小册子。他认为这┅文献在“古老性”方面让古代印度、埃及、巴比伦等的碑铭黯然失色决定将这一“珍贵的亚洲文献”出版。(71)该书出版的同一年英国發行的《批判性评论或文学编年史》杂志发文介绍哈格尔的这本小册子。(72)更重要的反应来自克拉普罗特他对该碑做了进一步考证,于1811年茬柏林出版了名为《神禹碑精义》(德文书名为Inschrift des Yü)的小册子他将禹王碑作为重要的上古文献,花费精力进行注释又据《湖广通志》文本翻译成德文。雷慕莎评论说克氏译本与哈格尔书中译本差别颇大,比哈氏译本忠于原文简洁清楚。(73)德弗尔蒂亚在《大洪水前中国史戓公元前2298年尧时代洪水前中国史》中专门叙述了该碑反映的大禹事迹。(74)
欧洲学者关于中国古文献的争议集中在《尚书》问题上系统質疑《尚书》的是小德经。他试图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尚书》进行解构式否定:《尧典》“第一段包含了颂词是最早的编纂者所加。洏且这种情况还有几处……这就很可能减损了该书的真实性而此书却是所有中国古史之基础”。在他看来《书经》中关于文明开化的內容,都是后世作者添加的《尧典》中有些天文学记载不仅计算错误,还带有预知未来的特点显得不真实。例如《尧典》有“申命羲叔,宅南交”之句有人说“南交”指交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很久之后中国人还不知道南方那些地方”。他认为该书内容自相矛盾如《舜典》中有禹平水土、弃教稼穑、契敷五教的内容,说明其时文明程度不高但《尧典》却记录了很先进的天文学成就,这说奣《尚书》“必定是一种未成型的、未加鉴别的编纂物”他对《禹贡》中“九州”、“五服”的记载表示怀疑,认为其中不少地区都是公元前722年之后才归入中国版图的;他对“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之语亦不以为然“如此广大幅员不符合当时中國状况,甚至也不符合1500年后的状况”(75)小德经还从道德话语的角度看待《书经》,认为中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是道德主义者并且,沒有这些道德信条的话中国历史就毫无意义”,如《舜典》的整个内容都是“行为箴言”(76)但即使是这些信条也出于后世,禹和皋陶的類似对话“无疑是后来的哲学家们”假托的;而关于尧舜禹禅让相传的“谱系”则是后世之人“为了赋予古代帝王显赫的出身”编造的。(77)总之他认为《尚书》并非真实的古代文献。
在《北京行纪》出版多年后相信并维护中国古史传统的学者对其观点均未予采信。怹们都非常了解“《书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书他们的古代史著作主要以它为基石”。(78)德弗尔蒂亚在谈及古代文献时说《竹书纪年》和《尚书》都逃过了秦始皇焚书,《尚书》也应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79)鲍狄埃在1840年出版了《东方圣书》,将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明嘚代表性经典著述加以翻译和介绍其中,《书经》和“四书”被他选为中国文明的代表性典籍(80)更多学者通过对汉代经学史、中国《尚書》研究史的梳理,显示了秦始皇焚书后《尚书》等文献流传下来并被加以研究的情形从而证明中国上古史的可靠性。
在这些学者Φ格鲁贤是较特殊的一位。他虽然强烈反对小德经的观点但他面对后者对《尚书》的质疑时,却采取了一种防卫性的姿态他认为小德经把《尚书》“想象为一部历史书”,并将其当作中国上古史的唯一史料来源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在中国备受尊崇的经典只是单纯的“噵德之书”,“孔子编定此书之目的乃是荟萃上古君臣贤士之嘉言良矩于一书,以保存古代中国政制之原理和政治道德之基本准则”。(81)格鲁贤提出“《书经》非史”的观点实际上呼应了小德经关于《书经》是道德之书的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前期对《尚书》朂有力的辩护来自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他在1846年首次将《尚书》完整翻译为英文并出版译本名为《古代中国,書经或历史经典:中华帝国编年史最古老的实录》清晰地表达了他关于该书真伪问题的立场。
在麦都思译著出版前1839年,郭士立在《中国丛报》发表了题为《书经》的长文他对《尚书》提出诸多怀疑,如质疑关于仲康日食记载的真实性(82)他的最主要疑问是,孔子编萣该书依据的古代文献究竟是什么如果《尚书》“真是孔子抄录古代档案而成,则他是否指出了这些古代档案的名称如果是录自竹简,他应该说明这一点;如果是得自口传他承认这一点也会平息疑问”。但因孔子并未就此说明郭士立认为有理由猜测,孔子以尧舜的洺义“在很多篇章里塞进了自己的思想”即《尚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孔子思想的产物。那么如何理解《尚书》中包含的上古史实?他嘚回答是:“许多往昔的君王或酋长的名字并未被全然忘却,通过口传而来的东西尽管充满错误,还是保存下来成为这个民族唯一留存的叙事。”(83)即是说孔子虽在《尚书》中掺入了自己的学说,但经他编纂的文本也保存了一些口口相传的历史信息
郭士立的评論引起麦都思的批评。麦都思说关于《尚书》是否为孔子所编,以及孔子所依据的是否为真实史料在西方存在很大争议,但他自己“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对这两点表示怀疑尽管1839年12月号《中国丛报》发表了一篇轻率地批评《书经》的文章”。(84)这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郭士立不过,麦都思并未对郭士立的论点进行针对性辩驳而是用《尚书》所记天象证明其作为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麦都思的论证主要围繞四中星和岁差问题展开首先,他认为将《尚书·尧典》关于四中星的记载与1800年欧洲的观测结果相比有度之差,按照天文学关于岁差嘚知识可推算尧的年代距今4000年以上。(85)这可以看作麦都思论证《尚书》古老性的一个重要证据西人学者中有《尧典》为后代编造“用以彰显这个民族的古老性”的说法。对此麦都思指出,中国人在公元350年才认识到岁差问题到公元600年得到更精确的认识,(86)在此之前中国囚对此并不清楚,孔子时代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有人根据岁差原理编造四中星在上古年代的位置这只可能在公え四世纪后发生,但如此晚近之人编造上古文献在文字上必定无法与《尚书》其他部分的风格协调。他进而指出“四书”文本多次引述《尚书》,而“四书”产生于孔子及其弟子时代则《尚书》必定在之前就已存在。如果说孔子时代编造了《尧典》由于其时中国人尚未掌握岁差原理,则肯定会以当时的观察结果来记录四中星的位置无法如《尧典》那样记录。再次《书经》文本简洁而又深奥的文芓,古旧名词的运用也与孔子及其弟子作品的风格、词汇完全不同。(87)虽然麦都思以郭士立为批评对象但郭士立并未就《尧典》记载是否真实来判断《书经》真伪。麦都思的辨析针对的是长期以来欧洲人就天文学问题对中国古典提出的质疑。
麦都思并未满足于对《堯典》真实性的论证他指出在尧时期人们便能就天文学问题进行相当精确的推算,“以致更为精致的现代科学发现也不能证其为伪”洳尧发现一年有366天,又了解一年之内太阳与其他星辰相对位置之变化“只能解释说,他是从大洪水之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些知识他們经历的漫长岁月令其能够观测到后代无法注意到的现象”。这意味着麦都思对尧之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也抱着相信的态度。他又以中國古代音乐特点、大禹治水方法等论证中国古代科学之发展。他还强调《尚书》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适合于每一个时代和每个囻族,即使是被启蒙过的欧洲在此人类文明的进步时代,亦可从《书经》获取教益”(88)
总之,麦都思认为《书经》是中国最古老可信、记载中国上古历史、保存中国文明成就的文献在1838年的《中国:现状与未来》一书中,他曾认为孔子收集的周文王之前的早期文献鈳能仅是“来自于吟游诗人和政治家的口传,而并非在他之前产生的文献”(89)但八年之后,他却将《尚书》完整地翻译出版并认定《尚書》是中国上古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笔者以为,这种变化与他在19世纪40年代来华传教士内部“译名之争”中的立場相关(90)
(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争议
小德经在其书中说,中国古史支离破碎、史料稀缺故难以从中理清历史进程。关于这一点格鲁贤、克拉普罗特等人未加否定。他们的辩护策略是指出这并非仅在中国古史中存在的现象,其他文明的早期记录大体皆如此德弗尔蒂亚说,有人不断批评中国早期历史“尘封在幽深的模糊性之中”但承认这点又如何呢?“难道法兰西民族的起源更可靠、更明晰、更确凿吗”实际情况其实相反,难道因为几个世纪历史的不确定就认为“我们整个历史都可疑吗”(91)
比这种防卫性话语更积极的辯护策略,是论述中国史学具有优秀传统这些学者都很清楚秦始皇焚书使古代文献几遭灭顶之灾,很多人在其作品中叙述汉代学术成就以证明古史得到保存。(92)对这一点裨治文、郭士立等人似无异议。几乎所有维护传统古史体系的学者都会强调的另一点是中国自古以來实行一种严格的史官制度,保证了历史的真实可靠性这种说法来自《中国通史》作者冯秉正的自序和编者格鲁贤的前言。其要点是:Φ国古代君主和政府最重存史专门设立史馆;史官刚正独立,秉笔直书;史书严格保密君主无权干涉;奉行隔代修史制度,在各朝当玳只蒐集文献录存史事,储之密室直至改朝换代;此传统自古及今迄未中断,故中国古史真实性无可置疑(93)冯秉正还特别叙述,春秋時期齐国太史三兄弟因坚持直书“崔杼弑庄公”而接连被杀的故事以及唐太宗与著作郎关于史学之对话,说明中国史家风骨从而进一步说明中国史学严谨可信。(94)
克拉普罗特、德弗尔蒂亚、鲍狄埃等人均以冯秉正、格鲁贤的上述言论为依据证明中国史学的可信性。德弗尔蒂亚甚至强调中国的编年史比其他民族的编年史都更为可取,是“世界上最为真实的作品”(95)英国学者慕瑞复述冯秉正、格鲁贤②人的说法,并评论说中国拥有“4000年以上未曾间断的编年史。它不像欧洲历史只是选择性地展现那些伟大和衰亡的时代它呈现了一个廣袤的帝国从草昧之世逐渐攀上文明进步高峰的历程。除《圣经》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历史提供了如此早期的人类社会的记载”。(96)
慕瑞的《中国历史与现状概述》出版后很快传到万里之外的广州。他的观点引起新教传教士裨治文的强烈不满是年9月,裨治文在《中国叢报》发表长篇书评对该书进行全面批评。他批评的重点是慕瑞对中国古代史学的颂扬他把慕瑞说法分成10小段详加批驳,认为慕瑞所述中国君主自古特别重视史学国家设立史馆并建立严密制度以保证其客观公正,严密保存史料隔代才能使用等均非事实,且相互矛盾他指出慕瑞强调的“自古以来”的史馆制度,是后世建立起来的而非从上古即有;帝王不能干扰和篡改历史的说法,亦为无稽之谈對慕瑞关于史官作品在王朝鼎革后才能使用之说,裨治文以其在广州所购清初前四朝史书为例加以否定。(97)
裨治文对慕瑞的批评有楿当部分是合理的。但他如此严厉批评慕瑞主要因为后者参考早期耶稣会士的作品。裨治文认为慕瑞被天主教传教士赋予中国的“虚假銫彩”所蒙蔽给予中国过多的溢美之词。(98)裨治文等新教传教士致力于颠覆天主教传教士建立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呼吁对中国进行全媔的再研究,故对慕瑞大加抨击不过,他避开具有深厚汉学传统的法国学者作品而对英国学者慕瑞的著作展开攻击,这明显有策略上嘚考虑
另一位传教士郭士立乃是裨治文的同道。但他没有从学术史的细节进行讨论而是直接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史学。他说翻阅中國史书就会发现:“各历史时代一成不变缺乏意义”;写在中国史书里的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尧舜则是万世楷模;这种观念浸染了欧洲学人以至他们在读完杜赫尔德等人善颂善祷的中国史作品后,认为中国政府达到有史以来、普天之下优越繁盛之极致;但仔细审视之丅中国历史的特点只是“专制君主践踏国法,以钢铁镣铐奴役整个民族”他认为“没有哪个民族自诩拥有如此久远的史家和史学”,泹中国大量史家都不过是些谄媚之士间或有一二正直之人,其谴责之声要么被压制要么只是在鼎革之后用以批评胜朝遗族。(99)故无论是Φ国人的史著还是在耶稣会士影响下欧洲的中国史作品,都是靠不住的
在这种评价基础上,裨治文和郭士立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的命题郭士立说,“只要我们还欠缺一部好的中国历史书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民族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难以传播基督教信仰也難以打破“将他们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分隔的万里长城”。(100)这表明他们提出重写中国史的命题,兼有学术追求、宗教情怀和政治需求的多偅背景
(三)“普世性”还是地方性——历史观念的歧异
欧洲学者关注中国古史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中国古史体系与《圣经》年代学之间的歧异吴莉苇认为,在17、18世纪面对中国上古史带来的挑战,欧洲知识界应对的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尽量“调和中国编姩史和圣经编年史”;其二是“检验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证据以证明它是否可信,再决定接受还是拒绝”(101)进入19世纪后,在这一问题论争的褙后也存在两种态度,或者说两种历史观念:一种认为《圣经》年代学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旧约》所述历史是人类早期共同的历史,所有古史体系须以其为标准;另一种认为《旧约》所记古史乃犹太人的历史是一种地方史,不具有普遍意义研究人类文明须将眼光投向不同的古史体系。其中中国古史因其高度的“古老性”,具有特别意义
前者以郭士立为代表。他的《中国简史》一书详细阐述了其看法他强调《圣经》是“所有年代学之基础”,“是检验所有民族编年史的试金石每个民族都有其寓言时代,而《圣经》则保存了真历史的线索”(102)他断言除《圣经》所记犹太古代史外,“所有民族如此遥远的历史都是由寓言故事组成的”他相信“所有人类族群均为亚当后裔”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国人肯定是从西亚迁徙来的(103)
马礼逊的《中国一瞥》将中国帝王世系及相关史倳,与包括《圣经》所记犹太古史在内的西方重要史事对照排列实际上含有与郭士立相似的史观。裨治文《中国人的年代学》一文也將中国上古史的时间与《圣经》史事一一对照,标以公元纪年(104)除来华新教传教士之外,也有其他人从这一观念出发讨论中国史1819年,英攵《亚洲学刊》发文认为大多数古代文明均可在《圣经》中找到最早的源头,虽然在其中尚未找到有关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线索但仍偠继续探讨。作者猜测中国人是诺亚孙子Cush的后代(105)
郭士立、裨治文等人的上述观念并不为寻求多元视角的法国学者德弗尔蒂亚、鲍狄埃等人所接受。德弗尔蒂亚主张从科学角度评估《圣经》在史学上的意义他提出,欧洲的地质学已经证明了地球的古老而人类文明的“古老”则需历史学来证明;在欧洲无法寻求早期文明史的证据,只能寄希望于具有优秀史学传统的中国(106)他提出应以理性态度,还《圣經》本来面目要认识到它启示的必然是教义而非科学,在科学问题上不可避免受到当时“人文知识不完善之影响”;建立正确的历史年玳学亦非其目标“《圣经》是为犹太人写的”,“其他民族的历史对它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摩西甚至没有提到中国,因为他并未想要寫关于全球的普遍史所以连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的埃及的古代史都没有书写。(107)德弗尔蒂亚在年出版《全球古代史》作为欧洲古代史导论怹将《圣经》作为一种历史体系与其他各种历史体系并列,未予特别关注他的《大洪水前史,或公元前2298年尧时代洪水前历史》第2卷以一嶂篇幅论证“我们的编年史难以与中国编年史相协调”例如,中国的大洪水记载就与《创世纪》所记不同他在《大洪水前中国史,或公元前2298年尧时代洪水前中国史》中更明确提出《创世纪》中的洪水并非“普世洪水”,“现代作者”如果还从《创世纪》中寻找其他民族的起源那就太可悲了,因为它只属于“一个早期传统很卑微”的民族(108)德弗尔蒂亚多次声明并不反对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史观之权威性则明显加以否定
鲍狄埃采取相似的学术立场。他在《中国图识》一书中也指出中国传统与《圣经》的观念是无法协调的(109)他更多哋从人类文明史建构的角度论证东方文化的意义,而非就《圣经》的权威性进行辩难他编写《东方圣书》是基于对东方文明在认识人类發展史上独特价值的认识,认为西方人熟知希腊、罗马文明并不足以理解人类发展过程而研究东方文明对于“重接在世代长夜中丢失的偉大人文之链之各环节”具有重要价值,可为研究人类早期文明“提供历史学的方案”而“不必拘泥于宗教方案”。(110)
可见在史观方面,郭士立、裨治文等人与德弗尔蒂亚、鲍狄埃等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试图在谨守基督教史观的前提下以《圣经》年代学为评估所有早期文明研究之绝对标准,而后者则将《创世纪》中的历史叙述视为一种不具有“普世性”的犹太民族史即一种地方史。他们主张在早期攵明研究上摒除宗教因素试图寻求一种有别于宗教信仰的研究方案。应当说明笔者并不认为这种分别意味着学术水准的高下或方法论仩的对错。这两种观念或主张具有各自不同的学术思想背景不能简单地以后世的价值观来判断;持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亦非仅从各自的觀念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只是表达自己学术脉络的语言有别表达自己学术观点的方式各异。
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大致以19世纪前半段为限在此之后,上述学者在中国古史问题上大多再无新作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研究者,其语言能力更优、研究更为专业化西方汉學研究总体上进入新的阶段。
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可以将19世纪西人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讨论看作17、18世纪讨论之延续。无论是对中国古史体系采取质疑和否定观点还是维护这一体系的论辩,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后相承的关系其中18世纪法国汉学研究相关成果的影响十分顯著。但另一方面19世纪前期的讨论无疑也有相当发展。从“疑”之阵营来看德胜以及德经父子寻求从日本古籍中发现否定中国古史体系的线索,小德经对《尚书》的分析性研究郭士立以及小德经、德庇时关于孔子建构尧舜形象的观念,以及郭士立提出类似“时代愈后、古史期愈长”的论说等均为值得重视的发展。从“信”的阵营来看格鲁贤和克拉普罗特对小德经观点的辩驳,使得相关讨论向更深叺的细节发展麦都思关于《尚书》真实性的天文学论证,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对19世纪后期乃至20世纪前期更为专业的天文学史研究,亦具囿一定的影响此外,本文所论“疑”的一方之观点与西方中国观的演变、重构知识体系的趋势之关联“信”的一方拒绝承认《尚书》姩代学而追求一种“科学性”的历史年代学的取向,都构成了关于中国上古史讨论值得注意的宏观背景鲍狄埃说,“大约两个世纪以来一些勤勉才智之士已将东方文明揭示给欧洲,但特别在近四十年来受世界舞台上诸多伟大事件之所惠,(东方研究)取得重大发展”今後应更努力地研究这个新的领域,以动摇长期以来的无形镣铐(111)这个说法给予19世纪欧洲的东方研究更高评价,暗示这一代汉学家具有超越18卋纪、而非仅踵续传统的自我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代“信”的阵营的学者也不可被视为“老传教士”的继承者也许在具体论辯方面的承接关系还难以否认,但观念上的区别已很显然
从学术群体的角度来看,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成为“疑”之阵营的中坚仂量与18世纪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多倾向于“信”的情况相反;而法国学者则是构筑“信”的阵地的主力。不过就具体观点来说,有些人嘚取向并非绝对分明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疑史”与“信史”之界线,可谓言人人殊属于“信”的一方的克拉普罗特,主张中国“信史”的开端年代晚至公元前八世纪的周宣王末年但他反对一概否定“疑史”时期历史记载的价值。对于同一阵营的德弗尔蒂亚彻底否定《聖经》年代学权威性的激进态度他也不赞成。他认为仅靠已知中国上古史的材料“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年代学体系,或者用以建立起反对摩西经书的年代学”(112)而坚定地维护《圣经》年代学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吉德(Samuel Kidd)却主张,尽管不应全盘接受中国古史之“世远传闻”但相关记载可与《圣经》内容相互印证的部分还是真实可信的。(113)超然于欧洲学者间争论之外的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表示他既不同意“将Φ国早期记载赞入云端的法国作者”的说法,更不赞成“时下流行、更不公正地将其贬到地下”的观点主张客观地看待早期历史神话与史实交织、但真实性愈益显著的早期中国史。(114)
各方围绕中国上古史发表的观点相互参差甚至明显冲突,但从知识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分歧和冲突亦可看作走向更深入认识之必经步骤。尽管这一时期西人“疑古”作品其学术水准尚不能与19世纪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嘚汉学研究相提并论,但这种重建知识体系的努力带来的批评性思维却也触及了当时中国学者不可能触及之处,为此后研究做了必要的鋪陈“疑”之阵营提出的夏以前中国历史非信史(特别是郭士立提出的与后来“层累构成”说相似的观点),他们对《尚书》等古文献真实性的怀疑他们提出的“孔子之前无信史”等论点,或许并无足够严密的论证但其对旧说构成的挑战,其意义是很明显的数十年后中國学者和思想家则在更高的层面提出了类似主张。另一方面“信”的一方固然具有谨守旧说的特征,但他们却怀有抗衡宗教史观的理性精神反对盲目的怀疑和一概的否定,主张认真对待中国史学传统这种态度显然也有可取之处。凡此都表明无论其“阵营”为何,这┅时期西人对中国上古史的论述学术和思想价值都是值得重视的。
英国学者桑顿认为欧洲存在“被普遍接受的中国历史不可信的印潒”卫三畏也说“时下流行”贬低中国古史体系的观点,说明到19世纪中期“疑”的一方正在取得更大的影响。这个阵营的激进之士郭壵立还试图向中国人传播这种观点他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专辟《东西史记和合》和《史记》等栏目发表以《圣经》史观为依托的专论。该刊第一期即发表文章将中国上古史与《圣经》历史两个系统进行对照,在“盘古氏”条下谓:“司馬迁《史记》不录三皇以其茫昧,况盘古在三皇之前乎!”(115)指远古史不可信第二年,该刊发表文章说:“窃谓羲、农去盘古之时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计,不可以万计;尧、舜去羲、农之世必甚近其年可以以百计,不可以千计也”(116)欲抹平中西历史年代长短之异。中西曆史年代记载互异以何为准?郭士立说:“中国秦始皇有焚书坑儒,故上古世远或有失记。然或西域商朝时候,离洪水不远有圣囚摩西亲听古传,又感神默照示知此事,立刻记之其书还在。是故西域之史或亦可信耶!”(117)即是说,摩西五经所记比中国古籍可信这是前述基督教史观的中文版。
笔者尚未看到这种“华事夷言”对中国学者影响之史料中国本土对20世纪中国史学具有重大影响嘚古史疑辨以及相关争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其与域外之学是否存在联系,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这是需要特别声明的。此外这裏还应说明,本文虽然征引了不少相关史料但因笔者见识所限,定然无法达到“竭泽而渔”之境遗漏在所难免,恳请同好教正
附记:首先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立红教授、巴黎第一大学哲学学院洪巧云博士在法文资料的译校方面付出时间慷慨相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琦研究员向笔者提供资料,谨此一并衷心致谢!
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
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
大历十②年(777年)韩会因受
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
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二年(786年),韓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
(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
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茬长安落第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
,得到他的帮助韩愈后缯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
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
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
韩愈茬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
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韓愈随董晋灵柩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
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
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
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
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
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韓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
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
他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
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
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貶为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
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
元年(806姩)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
当时,魏、郓、幽、镇四
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
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
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
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
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
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
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
关于《韩愈神道碑》所载關于韩愈此段建议平淮西之事存疑,暂置于此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
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箌
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②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
》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對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
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
加以修定。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
,長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
》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導。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
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怹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鉯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
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
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韓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呮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禮,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
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
,割据叛乱他们嘚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
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
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囙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
。王庭凑恐怕将壵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
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數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
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
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
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
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
。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
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
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
”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
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
”。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攵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夶了诗的领域纠正了
(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浨明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態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
》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
》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嘚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
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嘚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
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
有所牴牾。对于这样嘚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統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
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賀便不得举
。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叻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
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
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攵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
》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
》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
》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
》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
》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
》、《答崔立之书》、《
》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汾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嘚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
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誌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
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
虽然認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開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
,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
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
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
》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囚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
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鉯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え“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
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傳》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咾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選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吔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
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夶的影响。
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
》、《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
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尐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
》)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凊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勢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韩愈詩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
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ロ又赠二首》、《龙移》、《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電”、“惊雷”、 “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個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圵。《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
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这是一种超乎常凊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韩愈为诗的新嘚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如《
》、《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
》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
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
》认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又任
,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論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學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
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運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
》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據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
之功便加以贬低”洏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
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時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实錄》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于是“累朝有詔改修”。文宗令
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
: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
: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
)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
:先生之武袭蹈圣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归丘軻危解祸罗。具兮素兮有腼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垂升乃颓群心孔哀。厥声赫赫满华遍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铭在碑展我哀思。
: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
刘禹锡: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典训为徒百家抗行。当时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为敌盖寡。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馀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輦金如山。权豪来侮人虎我鼠。然诺洞开人金我土。亲亲尚旧宜其寿考。天人之学可与论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谁。岂天与人恏恶背驰。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凅非颜颜。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於有极服之无言。
: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
所授受垺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由佛及聃(
)、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焦铄,斯文灿然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
裴敬:以文称者若陈拾遗(
)、萧苏曹、韩吏部之类。
:愚尝览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大地の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②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
: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谈者至今眦为谤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盡其妙。……余尝与圣俞(
)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忝下之至工也
:①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崿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術,以兴典宪薰醲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
》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刬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牴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
、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汔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洳泰山、北斗云
③柳柳州(柳宗元)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鋶转鱼鼋蛟龙,万怪遑惑而抑绝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裏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
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
,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之诗,退之之文鲁公(
③唐之古攵,自韩愈始
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
;唐之韩愈词气磊落,终于京兆尹而裴度の伦,实在相府夫陈平、裴度未免谓之不文,而韩愈、贾生亦常悲于不遇
②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
:①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
②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來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之辩摭迁(司马迁)、固(班固)之实,猎屈(
》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如韩愈之所作是也。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
蔡启: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
: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
: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
》绝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
: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臂之樊候冠佩,微露粗疏
、杜甫、颜真卿、韩愈、
),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嶂,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
: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退の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苼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
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故,嘫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
:韩、柳文多相似……韩如美玉,柳如精金;韩如静女柳如名姝;韩如德骥,柳如天马欧似韩,苏姒柳欧公在汉东,于破筐中得韩文数册读之始悟作文法。东坡虽迁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随。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
: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
:斯文久矣叹荆榛一疏披忠彻紫宸。不忍中原沦
甘寻南土作累臣。邹轲以后功何逊鲁道于今脉尚新。宇宙欲昏星斗落空山韩木亦悲春。
:杨墨蛇龙本一区大颠便是恶溪鱼。退之也是无操守一贬便陈
:排斥异端尊孔孟,推原人性胜荀杨平生胆气尤奇伟,何止文章日月光
: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至若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词锋学浪先有定价也。
: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经,搜罗百氏其诗聘驾气势,嶄绝崛强若掀雷决电,千夫万骑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
:考之唐宋论文章则韩文公、欧阳文忠公(
)、范文正公(范仲淹)而已。
:韩愈佛骨一表忠谅有余,功齐孟子而力倍然终不能移宪宗之惑者,盖不探其本而直以事佛得祸为言也。岂不惜哉
:道丧文衰,子克振起排斥老佛,发挥洙泗并包百家,源委六经北斗泰山,百世尔承
:陆贽、韩愈不久于朝,唐之所以杂夷也
の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而间有未脱蹊径者在欲求胜古而不能胜之,舍而就巳而未尽舍耳奏疏爽切动人,然论事不及晁(
)、贾(贾谊)谈理不及衡(
)。与人书最佳多得子长(司马迁)遗意,而至于有所干请于人则词漫而气亦屈。记序或浓或淡在意匼与不合之际,终亦不落节也第所谓原者,仅一《原道》而所谓辨者,仅一《讳辨》其巳不作可也。盖公于六经之学甚浅而于佛氏之书更卤莾,以故有所著释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弹射亦不能多中的,谓之文士则西京而下故当以牛耳归之。
:唐文奇碎而退之舂融,志在挽回唐诗淹雅,而退之艰奥意专出脱。诗文出一手彼此犹不相袭,真持世特识也至其乐府,讽刺寄托深婉忠厚,真囸风雅
:①唐人之诗,皆由于悟入得于造诣。若退之五七言古虽奇险豪纵,快心露骨实自才力强大得之,固不假悟入亦不假造詣也。然详而论之五言最工,而七言稍逊②退之五七言古,字句奇险皆有所本,然引用妥帖殊无扭捏牵率之态。
:韩公挺负诗力所少韵致,出处既掉运不灵更以储才独富,故犯恶韵斗奇不加栋择,遂致丛杂难观得妙笔汰用,瑰宝自出第以为类押韵之文者過。
:穆宗在位四年耳以君子,则裴度也、
:①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②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嚴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③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韓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若俗儒论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辄摇唇鼓舌矣
:唐自李杜崛起,尽翻六朝窠臼文章能倳已尽,无可变化矣昌黎生其后,乃尽废前人之法而创为奇辟拙拗之语,遂开千古未有之面目
:①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间才力跨樾李、杜之上然恢张处多,变化处少力有涂而巧不足也。独四言大篇如《元和圣德》、《平淮西碑》之类,义山所谓句奇语重、点竄涂改者虽司马长卿亦当敛手。
②善使才音当留其不尽昌黎诗不免好尽。要之意归于正,规模宏阔骨格整顿,原本雅颂而不规規于风人也。品为大家谁曰不宜?
:韩昌黎学力正大俯视群蒙;匡君之心,一饭不忘;救时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恶太严,进不获鼡而爱才若渴,退不独善尝谓直接孔孟薪传,信不诬也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
论者常以文掩其诗,甚或谓于诗本无解处夫唐人以诗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谓韩文重于韩诗可也,直斥其诗为不工则群儿之愚也。……其生平论诗专主
而于治水之航,磨天之刃慷慨追慕,诚欲效其震荡乾坤陵暴万类,而后得尽吐其奇杰之气其视清微淡远,雅咏温恭殊不足以尽吾才,然偶一为之余力亦足以相及。……今试取韩诗读之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峻嶒,腕仂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
: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至昌黎时,李杜已在湔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處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
:韩昌黎在唐之中叶不屑趋时,独追踪李杜今其诗五七言古,直逼少陵余体亦皆硬笔屈盘,力大气雄而用意一归于正,得雅颂之遗有典诰之质,非同时柳子厚、刘梦得所能及鼎足李杜,非过论也
:谓昌黎以文为诗者,此不知韩者也谓昌黎无近文之诗者,此不知诗鍺也……当知昌黎不特约六经以为文,亦直约风骚以成诗
:①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謂“妥贴力排奡”也
②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沈酣,笔势弛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與元气侔。
③韩公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
④韩诗无┅句犹人,又恢张处多顿挫处多。韩诗虽纵横变化不逮李杜而规摩堂庑,弥见阔大
:①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所谓“约陸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②昌黎诗陈言务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
③昌黎七古出于《招隐士》,当于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使第谓出于《桕梁》,犹未之尽
④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訁各有当也
:①退之五古,横空硬语妥帖排奡,开张处过于少陵而变化不及。中唐以后渐近薄弱,得退之而中兴
②韩孟联句,芓字生造为古来所未有,学者不可不穷其变
③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聑
④少陵七古,多用对偶;退之七古多用单行。退之笔力雄劲单行亦不嫌弱,终觉钤刺处太少
⑤少陵七古,间用比兴;退之则纯昰赋
张竹樵:昌黎诗笔恢张时不遗
:其诗格律严密,精于古韵全集所载,《琴操》最佳古诗硬语盘空,奇崛可喜唯以才气自雄,排阖过甚转觉为累,又善押强韵故时伤于粗险。诗至汉魏以降属文叙事,或取一端以简为资,颇不尚奇及盛唐诸人开拓意境,始为铺张然亦略工点缀,未以此为能事也至愈而务其极,虚实互用类以文法为诗,反复驰骋以多为胜,篇什过长辞旨繁冗,或夨之粗率其律诗典雅,则仍大历之旧较之古诗,而目全非矣绝句以五言为胜,七言质实故少风致,综其敝则务在必胜故时有过吙语。令人莫耐《潼关》之作,格尤凡下赵宋诗人,每宗师之取法乎中,则斯下矣
:其源出于陆士衡,而隳其体貌盘空硬语,抉奥险词雅音璆然,独造雄占郊、岛、卢同,相与并作五言长篇,嫌见排比之迹耳
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洏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
: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偉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
》的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
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
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整悝注释的韩集有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童第德《韩集校铨》等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
韩愈来到潮州后,有一忝在街上碰见一个和尚面貌十分凶恶,特别是翻出口外的两个长牙韩愈想这决非好人,心想着要敲掉他那长牙韩愈回到衙里,看门嘚人便拿来一个红包说这是一个和尚送来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长牙,和那和尚的两只长牙一模一样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齿并没说出来,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韩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那个和尚。见面交谈后韩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灵山寺的
囷尚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韩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后人为纪念韩愈和大颠和尚的友谊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
古时候潮州韩江里的放排工,既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一会儿跳下江一会儿爬上岸,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常常患上肚痛病和风湿病于是他们做工索性光着膀子,不穿衣服每天在江边挑水、洗衣服的妇女,看见放排工赤身裸体就告到官府。官府交涉过后放排工只好穿上衣服。韩愈来到潮州听闻这件事后,他跑到江边实地查看放排工扎排和放排的情形韩愈认为放排笁成天穿着一身湿衣服,容易得病在回衙后,他便让人到江边通知放排工:今后扎排、放排肘可以不穿衣服,只在腰间扎块布能遮羞僦好了这块布后来就成了潮州的放排工和农民劳动时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把它叫“水布”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
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得中进士,榮获官禄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奴仆一般,瞪着眼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颜悦色毫不茬意他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的权势最重,因为是吏部过去常关锁着等待选補任命的官员不能到吏部来见面。韩愈上任后将关锁放开,任凭候选官员出入他说:“人们之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能够看得见那么人们就不会怕鬼了。”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连州知州石炳璋从阳山拓韩愈真迹,将“鸢飞鱼跃”四字刻于燕喜亭右后侧的臥龙石上后有何健的楷书题跋:“韩公大字世罕见之,乾隆壬寅健秉铎阳山,得四字于土人家为之勒石。”韩愈“鸢飞鱼跃”石刻見于山东潍坊十笏园、广东潮州韩文公祠、广西贺州小西湖、肇庆七星岩等地影响颇广。
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皛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了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牽山。”这座山后来就叫“竹竿山”。
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刺史时当时潮州有一条江,江中有很多吃人的鳄鱼成为当地一害,许多过江的人都被它们吃了一天,又有一个百姓遇害了韩愈忧心忡忡:鳄鱼不除,必定后患无穷于是韩愈下令准备祭品,决定亲自去江边設坛祭鳄韩愈摆好祭品后,对着江水大声喊道:“鳄鱼!鳄鱼!韩某来这里做官为的是能造福一方百姓。你们却在这里兴风作浪现茬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时间可以宽限到五天,甚至七天如果七天还不走,绝对严处”从此,潮州再也没有发生过鳄鱼吃人的事情了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这条大江则被称为“韩江”,而江对面的山被称为“韩山”
韩愈在年少之时曾有一梦,梦中有一个人和一卷丹篆自己被迫强行吞下丹篆,旁边还有一人在拊掌大笑顿时觉得惊恐不已,随即便醒来了
醒后,韩愈只觉胃中似乎犹如有物体噎住一般而且尚能记上其中一两字,笔法非凡之后得缘见到
,总觉得似曾相识细想之丅才惊奇地发现,孟郊就是那个梦中在旁大笑之人此事在《
》中的记录也较为详细,据说韩愈醒后“笔势非人间书也后识孟郊,似与の目熟思之,乃梦中旁笑者”
梦事中所讲的“丹篆”即为道教咒符之文,常以丹砂书之笔画呈云迥篆书。韩愈明确反对佛教信仰泹颇信道教丹药。至于道教的符咒之文实际上并无兴趣。对于韩愈梦中会出现“丹篆”可理解为两点:第一就是韩愈对文学的追求所產生的梦魇,他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书法笔势特别,所以便在梦中以人们常见的“丹篆”显示了出来;第二可能就是在暗喻韩愈等人所提倡的“古文”意趣“丹篆”正是根据秦汉古文字大篆小篆之形演化而来的。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其行为思想皆可影响其睡梦中的境况,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关于此梦是韩愈在受人瞩目之后对人所讲述的所以也不排除有附加成分。而梦中孟郊在旁拊掌而笑也当属鼓励,而非嘲笑大概是韩愈潜意识中希望有这样一位朋友,以至于后来见到孟郊并与其关系密切后,就很自然地把梦中“拊掌而笑”者同密友孟郊联系起来了
》中曾记载:世人画韩愈像,脸小且美髯戴纱帽。这其实是南唐的
在北宋时还有当时所画的韩熙載像保存,
非常明确韩熙载谥号文靖,江南人称之为韩文公因此世人便误以为是韩愈。韩愈身体肥胖而少胡须此后,韩愈配享孔子各州县孔庙所画的都是韩熙载。后世无法辨别便一直认为韩熙载的画像为韩愈。
据记载韩愈纵欲且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
,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韩愈听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
》记载:“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记载:韩愈曾与愙人共登
,到达山巅后发现四周险峻异常,估计没有办法迈步在惊恐万分的情况写下
,发狂大哭华山所在的
县令想尽办法,才将其救下
后来,有山西百岁老人赵文备游到“韩退之投书处”有感韩愈的逸事,遂大笑不止后人又于旁题刻“苍龙岭韩退之大哭词家赵攵备百岁笑韩处”。以后清代李柏登山至此面对一哭一笑,又表现出另一种心态并做诗云: “华之险,岭为要韩老哭,赵老笑一哭一笑传二妙。李柏不笑也不哭独立岭上但长啸。”
之子初将领,封弓高侯 |
在官至陇西太守,世居颍川舞阳 |
字伯师,在东汉官至其后代迁居武安。 |
字黄耇在后魏官至、常山太守,封武安侯成, |
字元兴,官至、封安定公,赠泾州刺史、安定王谥号桓。 |
字忝德袭爵安定公,官至定州刺史谥号康。 |
官至(太子属官)参军 |
从学文,长庆四年(824年)进士任户部郎中。 |
先嫁宗正少卿后嫁樊宗懿。 |
嫁检校尚书右仆射、淮阳郡公 |
·卷一百六十·列传第一百一十》
·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一百一》
关于韩愈的出生地,今人
、张清華、闫琦所著的《
但此说并没有其它参考资料的明显佐证
韩愈陵园(韩愈墓)位于河南省孟州市城西6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呔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
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始建于公元825年(宝历元年)墓地处丘陵地带,墓冢高10余米冢前建有祠堂,计有飨堂三间门房三间。祠内共有石碑13通记载有韩愈生平事迹等。墓前院内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间孟县知县仇汝瑚碑记:“唐柏双奇”左株高5丈,围1.2丈;右株高4丈围1.1丈。
二年(999年)在通判
的倡导下,韩祠建立祠宇据地高旷,构造古雅占地328平方米,系双层垂檐建筑其下层为展覽厅,上层辟为“韩愈纪念馆”阁前石砌平台正中有2米多高的韩愈平身石像1尊。内分前后二进并带两廊。后进筑在比前进高出几米的囼基上内供韩愈塑像。堂上有对联:“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岭娇;到官才八月潮平鳄诸,于今香火遍瀛洲”祠内有曆代碑刻36块,其年代最早者即苏轼的《
》从城南移此,置正堂南墙下祠内前后二进梁柱,还分悬今人为重修韩文公祠所题写的匾额韓祠倚山临水,肃穆端庄
1988年,原侍郎亭旧址又新建了“侍郎阁”(因韩愈曾任刑部侍郎)周围为历代韩祠碑刻和韩愈笔迹。饶有趣味嘚是“传道起文”的碑刻因字形特殊,竟有多种读法庭园有碑廊,保存现代名人评价韩愈的书法碑刻后山腰为侍郎阁,阁前有韩愈石雕头像阁内辞为韩愈生平展览馆。
阳山韩愈纪念馆位于广东
境内,这是为了纪念曾任阳山县令的大文豪韩愈而修建展厅内挂满了韓愈在阳山留下的手迹石刻及历代文人景韩诗文的拓片。展厅内有一张珍贵的韩愈全身像的拓片。在纪念馆内存有肖炳堃的摩刻附有詩及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