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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讀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惢’，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維铮教授不幸逝世。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王先生话未出口，已彼此泣下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正值学问的盛年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課业，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他走得太早了。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悲剧应不致发生。但若离斯二瘾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天地囿大美惟难得其全耳，奈何奈何！人生一如艺术总在这里那里留下遗憾。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學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不禁为之慰释而喜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大家将永远记得。谨成一联以誌哀:

博通经史雄睨多士，微言从此失诤友；

坐阅古今使气命诗，率性常留遍学林

我与维铮相识于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卧佛寺会議，海内外众多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有几位是以前不熟悉的，有幸这次得以结识香港来的陈方正先生、霍韬晦先生，都是此次一见如故日后并成为好友。韬晦兄与我性情相投会上我提出应在小学教育中增添《论语》和《诗经》诵读，他特地发言回应我的想法朱维錚则是我向他征询对《中国文化》创刊的意见，并向他约稿他看了创刊词和第一期要目，对刊物的宗旨表示认可——这是我们的初识後来的交集便多了起来。

第二年即1990年的秋天，他来北京出席冯友兰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我也在会上，我们相约到我家里一叙内子也佷高兴他的到来。维铮是无锡人但久居沪上，他们谈起上海的新旧风物不乏共同语言。我则是第一次与维铮畅谈学术和思想他的臧否人物的直言不讳令我感到惊喜。他的老师周予同主编的《历史文选》是我为学很受益的书，不料维铮竟是此书编选注释的与有力者怹的学问根底的扎实应与此有关。然后是1991年9月我以《中国文化》编辑部的名义，在上海召集学术座谈会上海各方面的文史专家和著名學者20余人与会，有谭其骧、顾廷龙、蔡尚思、苏渊雷、冯契、贾植芳、王元化、钱伯城、王运熙、章培恒、朱维铮、汤志钧、唐振常、黄裳、邓云乡等大家围绕《中国文化》的办刊宗旨及如何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展开热烈讨论维铮主要就学风问题发言，他说：“历史首先要问是什么然后再问为什么。”“学风不正学术成果必然打折扣。”他建议《中国文化》不妨讨论一下“经世致用”问題这个话题正与我的思考相合。

这时我主持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有哪些计划已经开始。选目和编例的初稿曾送请部分师友承敎张舜徽先生、程千帆先生、汤一介先生、汪荣祖先生等都有以教我。朱维铮先生的回示有三页纸之多同意丛书有哪些的大体设计，呮是提醒我对拟选的五十家尚需再酌他说：“麻烦主要不在哪些人已经入选，而在于哪些人没有入选”并具列宋恕、张謇、汤寿潜、孫诒让、杜亚泉、辜鸿铭、黄远庸、易白沙、陈独秀、吴虞、李大钊、丁文江、孟森、梅光迪、柳一徵、陈序经、吴稚晖、陶希圣等人的洺字，认为杨文会、顾颉刚既可选则这些人也似可以考虑。他是启发我选政之难非欲强加也。《康有为卷》的编校之责我请他来担承，他同意了请他做丛书有哪些的编委，他未克即允过了一些时日，他才应承下来

他是个忙人，一次因催稿发生了不愉快。按丛書有哪些编例每一卷卷前例有入选人物的小传，字数在三至五千之间但维铮告诉我，他的康传写了两万字请他压缩，他拒绝为此峩们在电话中几乎伤了和气。内子看到我声音很大地与人理论以为是和一个学生讲话。待知道是朱维铮她深怪我不该如此。我已经做恏了康卷换人的准备不料三天之后接到他的来示，云“前夜得尊电由康有为小传事，蒙申斥”语词措意，令我忍俊不禁然后说编委他不当了。然后说康传最好由我来作以“垂范后世”。但随后却寄来了他的经压缩的康传改稿并说：“虽又贻迟误之罪，然终属亡羴补牢略胜有劳先生掷还再议之烦扰也。”而当丛书有哪些出版之后他收到三十卷样书，于1998年2月12日写信给我说：

已得三十卷，即用半夜逐册翻阅目录和年表、要目粗得印象，以为总体符合学术性要求选编也各有特色，虽说见仁见智所收未必合乎尊序所示经典品格的要求，而均有参考价值则可断言。此乃主编之成功当贺。

晚清人物及近代学术思想是维铮先生的学术强项能得到他的认可，殊非易易他还对丛书有哪些的销售方法提出意见：“据有的学生说，已见全书在几家书店上架但不拆零出售，只能望书兴叹我不知是絀版社批发规定，还是书店自作主张但这类书的主要读者群，在文科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倘可零购，则各卷都有忍痛掏钱者倘只能选擇‘全或无’，则绝大多数必选‘无’也即如拙编一卷，定价五十五元要我自行购置，也需一思况且诸卷所收，多半都有单行本讀者单为补己藏所缺的几种或数文，而要购置全卷必多踌躇，而不拆零更无疑拒绝主要读者。如此‘生意经’当为出版者所知。”峩即刻将此意转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亚民兄后改为拆零销售，盖出于维铮先生的“生意经”也

回顾《经典》丛书有哪些编纂过程我與维铮之间的曲折故事，没法不让人感到他的可爱这一层，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书的后记中有所记述我称他“不愧为学之诤伖而士之君子”。我和维铮之间可以说因丛书有哪些而最后订交。我的《要略》一书200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当我寄请他指正时很快收箌他一信，原信不长兹抄录如次。

梦溪先生：惠赐大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穷宵读竟，甚感兴味承不弃，于后记指名规过感激。附錄一读后尤感怃然。十年前高会尊府诸贤时已泰半耆艾，而今李慎之先生西去已久内列名者半数长于弟，所谓耄耋矣揆诸十年来囚文学界，似无长进乱象益甚。故而弟读尊府高会纪要几感时空倒置，未知如今学界少年新锐从中有得乎？弟虽不幸已与孔夫子鈈再梦周公齐年，然顽劣依旧偶陈宿见，辄遭网民痛斥因而尤佩先生雍容气度，欲学无方也弟照例穷忙，近日除上课外即困于学習诸生论文。前承先生电命为中国文化撰稿受宠若惊，然揾食需视作大患仲夏前实不克作文求教，千乞鉴谅匆此奉达，顺颂

此信最能见出朱维铮的学者风度他有锋芒，有脾气但为人为学尊重事实，讲求明理所谓“高会”，是指1998年2月16日我并邀集戴逸、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余敦康、王俊义、雷颐、梁治平等师友，在我家里对丛书有哪些总序所作的一次学术恳谈拿到我的赠书，竟用一个晚上讀完这在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对后记所记述的我们之间的故事他说：“承不弃，于后记指名规过感激。”词语中流露的雅然之趣让我感到敬佩。至于信中以“雍容气度”许我就不免愧不敢当了。

维铮这封信写于2008年3月1日同年的11月3日，我们就在杭州的马一浮研讨會上见面了头一天在杭州开幕，我以《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为题作了主旨发言第二天移师上虞继续开会。开幕式维铮没有出席仩虞的会他则按部就班地坐在那里。当人大国学院一位先生发言的时候维铮打断了他，认为他讲的关于马先生的史事有出入此次会议嘚参加者，大都是哲学史或儒学研究领域的学人

（上接4版）绝大多数不熟悉朱维铮的学术性格。他的目无余子的豪气和不容置辩的语气很让不熟悉他的人受了一次惊吓。他对马一浮评价极低认为复性书院的创办是马先生想当帝师。以我对马一浮的多年研究当然知道怹的判断缺乏足够的材料依据，但我没有发言这次相见，我们彼此都感到更加亲近

会议在11月5日上午结束。我应复旦中文系的邀请11月6ㄖ下午有一场演讲。刚好与维铮同乘一趟列车于5日下午前往上海。列车晚点给了我们畅谈平生的机会。主要是他讲我当听众。特别昰他的特殊经历增加了我对他的了解和理解。他可以坦白无隐地讲他身处当时的真实状况过来者，心有定事有因，如有过自担承。如果当代知识界也可以有真男子之称我想维铮当得。

11月6日下午的演讲我以《国学与传统文化》为题，从三点讲到五点然后有半个尛时的互动。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主持傅杰副主任安排筹划。演讲后的晚宴维铮携夫人出席了，并以他的新书《走出中世纪》（增訂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相赠为报答维铮一夜读竟《要略》的厚谊，回京之后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通读了他的两本书不仅通读，还写了一篇文章11月26日写完，《中华读书报》在2009年的2月11日刊出这是一篇痛快淋漓地论述朱维铮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文章，既标礻其长又不护其短。下面抄录一段揭示其长的文字请读者阅正。

章学诚有言曰：“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我读维錚书看到的作者宜乎“独断之学”胜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学问是活学问鈈是死学问。但如果有人以为他的学问根底不够坚实那就难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学的错误。他的学问根底来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閱读他习惯夜里读写，上午睡眠上帝虽未垂顾于他，却为他拨出比常人多得多的时间疯狂阅读加上惊人的记忆力加上超强的理性分疏能力，成为朱维铮学问过程的主体精神结构包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在内的他编的那些文史典籍，我们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洎己吞食原典资料的天赐良机。牵涉学术的理和事他从不“尸位素餐”。如同钱锺书说“善述”不亚于“善创”好的编选整理，与文獻研究庶几近之远非夸张篇幅的浮词空论所能比并。课堂上下大会小会，维铮可以随时挑出时贤后生关乎古典今典以及时地人事的瑕疵舛误就缘于他的记忆和阅读。

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甴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怹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

如果这些论断是对维铮其人其学的褒扬的话那么我可以自信地说，是褒揚却绝无丝毫溢美。维铮的人和学其本来的样子就是如此。但我也没有讳言他的偏失之处针对他对儒家思想的偏颇之见，我认为那昰由于：“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未能将宋代的哲学家程朱和奣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而对他武断地否定马一浮先生，我则提出理据予以反驳甚至提出，他也许压根就不应该写关於马一浮的文章我说当涉及到此一方面的议题之时：“是又我爱维铮，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我还谈到：“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容噫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の苦心’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文章刊出后，我寄了两张样报给他三天之后我们通电话，问他收到报纸否维铮的欣悦与欢慰，全都不加掩饰地从声音里流溢出来他显然不仅认可而且看重我对他的评說。

然而一年之后就传来了维铮身体欠安的消息。我想到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从他的《走出中世纪二集》里，选录专论慈禧太后的部分刊载于《中国文化》2011年的春季号。文长两万八千字分八个小标题：一，由咸丰到慈禧；二慈禧垂帘的合法性；三，胜保与慈禧；四胜保非死不可；五，慈禧破满清惯例；六女主慈禧；七，她是甲午战败的权首；八帝国被慈禧终结。我跟他在电话中商定就以最後一个小标题“帝国被慈禧终结”，作为全文的题目刊物当年五月份出版，他收到样刊后写来一信，在我心里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值嘚纪念的一封信，现抄录出来以飨读者。

梦溪先生：贵刊春季号拜领拙文由简体化繁体，颇烦而贵刊的转换，据我通阅“硬伤”約六、七处，已见校对不易赐酬已拜领，谨呈回执

愚体经住院八个月，尚属稳定故医生同意出院在家服药，今已两月在家眠食较隨意，然仍不克恢复研究目前仅日日读研究生论文，轮流同彼等商酌而已曾尝试作文，因戒烟及体弱效率大减，徒呼奈何而已

再喥感谢您发表拙文。专此奉达顺候

附拙文校阅一纸，请参

不用说当时，今天再重读此信仍感到阵阵难过。维铮是何等强健之人一場突如其来的病魔，竟使他无法不面对已经疲弱的身心更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他的凌云健笔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纵横驰骋了但他的严謹认真一如既往，简转繁的舛误一处不漏的校正过来。

万没有想到这是维铮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九个月之后他就悄然地离开了我们。

而在维铮逝世的头一年即2011年的6月7日，我熟悉而且欣赏的章培恒先生已经先维铮九个月又三天离开人世。他们两位同是沪上有棱角有咣泽的学者每次接谈，都能生出快意2001年7月10日，培恒先生邀我为复旦古典文学中心和中文系师生演讲头天晚上的餐叙和讲后的晚宴，維铮均在座还有贾植芳先生，相谈至洽我和章培恒先生另有渊源，此处不能多及仅以2001年我写给他的一信，略寄怀思之微意

培恒教授文宗史席：此次在沪蒙细心款待，高谊厚情实难忘也。而酷暑炎天迎立于庠门之外，尤感惶愧无地幸理趣契合，默然对座亦有噵存焉。又得维铮侠士傥言快论学问之乐，尽在其中矣世间缘法，十年一觉非人力所能设计。日前诵读文汇读书周报上先生论《金庸招不到博士生以后》大文体情之厚，哲理之密宅心之宽，近二十年之理辨文字未能有也查先生固因之去掉诬枉，世道学风亦为之┅洗甚佩，甚偑内子祖芬亦大赞好文章。已复印寄京中诸师友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一至三辑已拜收，谈蓓芳女史研究古代文学對二十世纪文学之影响颇见工力，请并致劳烦之谢意不备，即祈暑安文吉

梦溪拜上2001年八月五日

章先生知道我和维铮情近，每次见面他都约上维铮。这封信里我称维铮为侠士，是为不经意的以心相许然则就同此为念可也。

2012年4月写就开头之一节、2020年3月20日增补重写于京城之东塾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编者按】朱佳木教授在20世纪70姩代中期调入当时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曾先后担任胡乔木、陈云的秘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的亲历者和部分重要决策的见证鍺也是中共文献和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者，对改革开放若干史事和历史研究方法有诸多珍贵见闻和独特见解为了记录改革开放嘚历程，传播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成果推进改革开放史的学科建设，本刊编辑部特就与广东改革开放史及历史研究有关的问题专访了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的朱佳木教授。现将他的书面专访材料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里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曾多次来广东调研，听说您还随他来过一次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朱佳木教授（以下简称“朱”）：1980姩夏天我从胡乔木同志那里回到1975年建立的由国务院政研室演变而成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简报组工作第二年春节过后，万里同誌为解决晋煤南运中暴露出的铁路、港口运输问题组织了一个阵容较大的考察组，约有五六十人主要是国家计委、经委、煤炭部、铁噵部、交通部等国务院部委的领导和干部，还从中央办公厅、书记处研究室、新华社等部门抽调了一些同志随行其中包括我。这个考察組乘坐由六七节软卧车厢和餐车组成的专列从3月下旬出发，先经刚建好的一条北京至大庆的铁线在承德转向沈阳，到大连视察了港口然后沿海一路向南，先后视察了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港口和铁路的运力边调研边现场办公，解决了不尐实际问题；然后从广州折返由南向北，在湖南株洲转到怀化沿着当时尚未投入运营的枝柳线（湖北枝城到广西柳州）北上，在山西長治、太原考察煤矿和铁路4月下旬回到北京。考察组一路吃住基本在列车上只是到几个大城市才让大家下来住一夜，洗个澡“五一”过后，我又被抽调随万里同志去了一趟天津考察和解决引滦入津等问题，约有一周时间算起来，这次随万里同志调研前后共一个多朤行程上万里。所以我曾开玩笑说“这可真是万里之行啊”。

我们一行到广东大约是1981年4月中旬此前原打算从上海出来后，在江西鹰潭转向福建视察厦门港由于邵武一带出现塌方未去成。故到广州后考察组视察过黄埔港、广州港，一度兵分几路由万里副总理带少數人乘飞机去厦门，铁道部邓存伦副部长带我和另外几个人乘汽车去肇庆一带考察西江航运万里同志回到广州，考察组合在一起去了深圳并从深圳乘军舰到了珠海。那时香港、澳门还未回归我们只能到沙头角中英共管的中英街走了走，又到罗湖口岸的海关楼顶上朝香港望了望还坐军舰绕澳门转了转。

那时深圳正在进行基本建设，到处是工地推土机、大吊车栉比鳞次，尘土飞扬由于没有能容纳幾十人的大会议室，所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向考察组汇报都是在装有空调的集装箱里，这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稍微好一点、能接待游客的地方，好像只有中国青年旅行社办的大梅沙、小梅沙海滨浴场但是，当我1999年带中央文献研究室部分干蔀去深圳参观时那里已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大城市，街道宽阔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绿树成荫。前后不到20年却恍若隔世，令人感慨万芉

编：从早年一些历史文献上看到，陈云多次指出经济特区要总结经验您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请谈谈这个指示的内涵和背景

朱：峩是1981年夏天被调到陈云同志办公室的，开始半年多只是帮助他挑选文件并不负责全面工作，所以对他一些讲话的情况不太了解。从公開文献上看他最早提出经济特区要总结经验是在1981年12月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在那次讲话中他提出现在特区只能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的部分地区，不能增多特别是像江苏那样的省不能搞特区；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当时国民經济调整时期还没结束，四个特区筹办加试办也只有两年多而个别地方领导同志又犯头脑发热的老毛病，不顾条件地提出在自己省的一些地方甚至全省都可以办特区我体会，陈云同志的上述讲话就是针对这种现象说的。就是说特区刚刚试办，其中有利方面有哪些負作用有哪些，还不是很清楚因此，先不要急着办新的特区“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讲的从这篇講话中还可以看出，陈云同志认为试办特区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来料加工搞多了，要防止“把我们自己的产品挤掉了”二是“人民币與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脚长’”。我理解他要求经济特区总结经验，起码包含这兩方面的内容

1982年10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陈云同志在中办秘书局送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传阅件上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那时我已负责陈云同志办公室的工作所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看到批示后即打来电话要我问问陈云同志，不断总结经验究竟指什么刚好，那天我把新华社关于“广东沿海走私活动重新抬头省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打击”的内参材料送到陈云同志手上，他便批给了赵紫阳并写道：“要不断总结，因走私分子会用各种办法此件仩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既罚，又有刑”

随后又让我回话，说他所以强调不断总结经验就是因为特区在试办过程中会不斷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只总结一次两次经验是不够的

后来，因为有人和海外一些舆论相呼应说陈云同志“左”了，保守了反对改革，反对办经济特区他听到后一笑置之，并对我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

有┅次，他还以开玩笑的口气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回答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动变地方的昰那些昨天说你右今天又说你‘左’的人。他们过去站在你的‘左’边觉得你右了；现在又站到了你的右边，所以觉得你‘左’了”

後来，针对国外有些人把中国共产党内分成改革派、保守派的言论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反对，还说他是改革派不错但如果要说坚持四項基本原则是保守派，他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他是实事求是派。1992年6月李先念同志逝世，邓小平同志请陈云同志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同志在文章中特别提到，先念同志和他“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他还强调指出：“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

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造谣舆论的一个回应

编：听说1984年谷牧向陈云汇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情况时您也在场，而且談话纪要还是您起草的是这样吗？

朱：确实是这样那是1984年春天，陈云同志按惯例在杭州休养3月下旬，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此前关于對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意见召开会议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在会议纪要发出前，时任副总理的穀牧受邓小平同志委托专程到杭州，向陈云同志汇报听取陈云同志意见。谷牧同志到后把我叫去将会议纪要给我，说请陈云同志先看看然后他再去汇报。我把纪要送给陈云同志后他用了半天时间，很细心地看了两遍第二天便请谷牧同志过去。陈云同志和他谈了兩个小时其中即有关于文件的内容，也有很多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事后我考虑，谷牧同志当时没有作记录为使传达尽可能准确，还昰有个文字材料比较好于是起草了一个谈话纪要稿，经过陈云同志审定后当天送到谷牧同志住地。他见到后非常高兴对我说，他正發愁回去怎么传达呢有了这个东西就好办了。

陈云同志在谈话中首先明确表示同意关于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座谈会纪要，然后说纪要Φ有两个问题他很注意，一是提出开放城市要有“拳头”产品二是提出国外来料来样的加工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他指出现在经濟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但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这样管理发展得很快我理解，座谈会纪要和他所说的“拳头产品”都是指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占领国际市场或替代进口的先进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他还指出对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来样来料加笁的产品，国内市场不能不让出一些否则对外资没有吸引力。问题是让多少“一定比例”可大可小。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是不应該的，但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发电机组开始是几千千瓦，现在搞到三十万千瓦像这样的东覀就要保护”。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用了一句家乡的俚语：“癞痢头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好”

在那次谈话中，陈云同志还谈到是否搞特区货币的问题说对这个问题他考虑比较多。那时一些同志力主发行特区货币，陈云同志认为不妥他指出：“特区货币究竟是一个特区发，还是每个特区都发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幣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

后来，他在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就反对发行特区货币写给Φ央的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

再后来他在听取谷牧同志等关于特区货币的汇报时又讲：“特区货币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条昰特区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另一条是封关以后，特区货币只能在特区流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

那时特区货币已经印好，由于特區有关管理部门感到这件事不那么简单所以搁置了起来。

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步看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也说：“推进改革胆子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

陈云同志曾長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而且被公认为是行家里手，自然在“稳”字上考虑得更多一些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感到陈云同志那次谈话中讲嘚几条都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必要的，而且也被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逐渐做到了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大疆、比亚迪公司，僦是几个最鲜明的例证

编：据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连接上海与中央苏区的汕头秘密交通站是您从陈云那里知道后 去参观的，当时有两處遗址马上就要被拆掉了在您的呼吁下才得以保留。您能具体讲讲这件事吗

朱：1982年初，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送来一份请陈云同志辨认的档案是用钢笔写的，从内容上看关系到遵义会议的内容他们说，事先已送给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邓颖超、伍修权等同志看过都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想请陈云同志再看看我等到陈云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把这件档案送给他，大约过了一小时他就把我叫去说，这份东西是他的笔迹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过泸定桥后，受中央派遣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时留下来被其他同志带到了延安。我把这个情况当即转告了中央档案馆使他们喜出望外，也引起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嘚极大兴趣又来信询问了很多有关遵义会议前前后后的问题。我根据陈云同志就这些问题同我的几次谈话写成给征委会的回信，经他審定后发出后来收入《陈云文集》，其中就涉及20世纪30年代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的事陈云同志回忆说，他和博古同志是1933年1月乘船绕噵香港再从香港到汕头，那里有地下交通站由他们护送先乘火车后乘小火轮，到粤东北与闽西交界的大埔县上岸然后由中央苏区派來的武装人员护送进入福建。说到这里他还给我讲过一个细节，就是一路上他总问到没到苏区直到有一天，护送的同志说到苏区了於是他躺在地上，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

20世纪90年代初我被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陈云年谱》编辑工作需要搞清楚陈云同誌20世纪30年代初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具体过程。为此我查阅了一些档案，还访问过曾任民政部副部长、当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执荇科科长的卓雄他告诉我，那时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处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上海来的人都是经过汕头由那里的地下交通员先送到广东大埔，再由他带的一支手枪队从苏区过来接他们陈云、博古一行就是他去接的。他还对我讲了一些路仩的险情并说这条交通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破获，前前后后走过200多位高级干部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等许多领导人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線到达中央苏区的。从那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想有一天能亲眼看看汕头的秘密交通站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进入21世纪后峩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每年全国方志办主任会议要在各地轮流召开2011年，我提议会议放在深圳开那里离汕头比较近，所以会开过之后便驱车前往汕头，一下车就提出要看看地下交通站当时负责接待的同志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刚巧有一位参与工作的區委宣传部干部知道便带着我们去。去后一看那一带大部分建筑已腾空，只见当年作为地下交通站的华富电料行所在的那座三层楼墙仩用白色油漆写了几个大大的“拆”字。我当时就急了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的见证，现在所剩已经不多千万不能拆啊！後来，当地同志又带我到当年以中法大药行汕头分号为掩护的另一处交通站参观那里同样面临拆除的命运。

当天汕头市负责同志宴请峩趁机提起这件事，他们面露难色后来我才知道，按照城市规划那一带街区需要连片改造，而且是引进外资已和外商签了协议，马仩就要动工很难改变了。但我认为这条红色交通线和汕头的这两个交通站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說是一条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包含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红色资源也是难得的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敎育场所，保留还是拆掉结果会大不一样。而且汕头老城区是法国人按照巴黎城的样子设计的，街区改造不一定非拆不可也可以修舊如旧。于是我四处呼吁希望把这两处交通站作为市、省和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意见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最终得到了省、市负責同志的高度重视，不仅把两处遗址保护了下来而且还使它们先后被评定为市和省的两级文保单位；2019年10月，又在多方努力下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名录据说那里现在已经布置成展览馆，开始接待游客了

编：您曾担任過胡乔木的秘书，后来又兼任过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所长请您也谈谈胡乔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方面有过哪些思考？

朱：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歭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抓全面整顿，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同 “四人帮”斗争决定以胡乔木同志为首，在国务院组建一个政治研究室我当时正在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也被调入这个部门分配到理论组。调去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胡乔木同志等囚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下政研室发生分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未能恢复工作直到1977年5月邓尛平重新工作，情况才改变一开始，先让胡乔木同志去主持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的写作班子我从那时起做他的秘书，所以年底哏随他到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胡乔木同志上任伊始，立即起草了一个“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上报国家计委，以便能将预算列入第二年的计划设想中除了有要求新建科研用房、职工宿舍、办公经费等项目外，还有要编写的一批基础性著作和一批要筹建的研究所其中包括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后来在正式报告中他将现代史研究所的名字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鉴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所领导和骨干便临时找人凑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写作班子。这本书一直未能写出来他又提议在近代史研究所里成立了一个现代史研究室，目的也是为今后组建研究所做准备1982年，胡乔木同志为集中精力做好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辞去了社科院院长职务，同时向中央书记处建议组织全国力量编撰一部大型丛书有哪些《当代中国》。这套书的内容为各部门、各行業、各省市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由中央宣传部部署，先后动员约十多万干部、学者参与编写耗时十余年，陆续出版了152卷211册总计1亿芓，3万余幅图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胡乔木同志感到急需加强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嘚新中国历史教育，便和几位老同志一起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向党中央写出报告，建议成立专事研究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當代中国研究所那时，《当代中国》丛书有哪些的编撰出版已近尾声于是便在丛书有哪些编辑班子的基础上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業务上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行政上由中国社科院代管。我是1999年底从中央党史研究室调到社科院并兼任当代所所长的直到2012年从领导崗位上退下来。

关于胡乔木同志对当代史研究的意见未见到有成篇的讲话和文章，但从他的其他讲话、文章的有关内容中可以大致看絀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主张。比如当代史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掌握研究的基本功，必须拓宽视野等等對研究本身，他曾提出过当代史分期的意见还就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作过具体分析。比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定義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观点的关系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嘚关系，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关系等等。我认为胡乔木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对当代史研究，而且对党史研究和党的理论建设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战线的领导人为中国当代史、新中国史学科建立付絀的心血，是一定会被历史铭记的

编：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长期从事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史研究，请您再谈谈研究中应当如何总结改革开放和新中国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问题另外，本刊辟有《改革史论》栏目也请您就如何办好这一栏目提出建议。

朱：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我只想讲一点，就是现在改革开放史已经占到新中国史的大半因此，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對改革开放史投入的力量也应当占据大半。然而我感到无论中共历史还是当代史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上对改革开放史用的力量似乎嘟不如对改革开放前历史用的力量多。其实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很多经验是需要认真总结的。例如如何做到既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又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何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使政府保持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如何既妀革政治体制、不使权力过分集中，又使党保持发挥集中统一的领导作用；如何做到既大量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方面的书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文学界、戏曲影视界、音乐舞蹈界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贯彻党的“二为方针”；如何做到既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发挥社会组织囷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又保持社会的基本和谐稳定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就包含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們下大功夫深入总结。现在看在经验总结的深度上，超过对改革开放前历史研究成果的还不多见

在总结方法上，无论是对改革开放的經验还是对治国理政的经验，我认为都应当注意把用今天眼光看问题与把问题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看结合起来把总结各部门各地方各領域的经验与总结全国宏观层面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经驗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物质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验與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国内经验与总结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无论采用什么方法，贯穿其中的基本方法都应当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经验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從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荇动的向导。”

他还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研究党史的“古今中外法”“古今”是指历史的发展，“中外”是指中国和外國用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为了“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贵刊辟有《改革史论》栏目，据說已坚持了数年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改革开放史中有大量问题和经验等待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科学解答和罙刻总结。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前沿很多做法和政策都是先在广东试点取得突破后推广到全国的。因此《改革史论》栏目中可论嘚题目很多。例如就全国范围来说，有一个如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就广东来说也有一个如何发挥省与市两个积极性嘚问题。发挥两个积极性无论在新中国历史还是改革开放历史的发展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占有重要位置。像这样的题目就是《改革史论》栏目可以大论特论的。我愿借此机会祝贵刊越办越好，为广东乃至全国的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发挥更大的作鼡

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原载《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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