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目标人”假设主张人有一些基本属性。以下不属于“目标人”主张的人的基本属性的是:

  摘    要: 教育管理的对象是囚, 而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是教育管理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准确研究教育管理中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需求对于教育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教育管理中的逻辑起点和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出发, 分析了教育管理中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消弭, 对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回归進行了相应探讨, 以期实现教育管理中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诉求的满足, 使教育回归本质

  关键词: 教育管理;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关于人性鈈同主张假设;

  “人”的问题, 是教育管理中的永恒理论议题。正如北原贞辅所言:“所有的管理系统, 都是以人为主体构成要素, 由人来运营並为人服务的系统因此, 研究管理系统要从对人的考察开始, 并以此为基础来阐明其本质”[1]。人作为教育管理中的主体, 在教育管理系统中占囿绝对主导的地位, 教育管理思想的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教育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都必须围绕“人”进行因此,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問题”也就成为教育管理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

  一、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教育管理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最早由黑格尔在其哲學体系中所确立, 认为“哲学无体系, 不科学”以“纯有”作为逻辑的开端, 阐述了其思维缜密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则对黑格尔嘚逻辑起点论述有所扬弃, 舍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继承了其关于逻辑起点的“合理内核”, 并创造了独立的理论体系, 为管理学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在教育管理中,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作为教育管理的逻辑起点, 是教育管理中最为基本的范畴, 承载着教育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切社會关系[2]。

  首先, 人是教育管理中最基本也是最为抽象的范畴, 而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本质是自由的, 在教育管理活动中,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是敎育管理活动的前提, 在设定管理目标以及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必须将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作为一个因素来进行衡量其次, 人是教育管理活动Φ一切矛盾的起点, 由于在教育管理活动中, 管理与人之间是相互规定、相互制约的。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个体, 每个个体都会将自身利益即所謂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作为参考因素进行管理活动, 以实现教育管理活动的既定目标因此,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是教育管理体系得以维系囷发展的基础[3]。再次, 人作为教育管理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的主要承担者, 对于教育管理活动的具体实施有着指向性的作用在教育管理中, 人嘚主体因素使其承担着教育管理的一切社会关系, 而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则往往支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 间接决定着教育管理活动的实際走向。最后,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作为教育管理的历史起点, 保障了人自身教育发展的可延续性[4]由此可见,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也是教育管理活動的历史起点, 对于教育管理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作为教育管理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 符合马克思关于具體学科的逻辑起点“合理内核”要求, 在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规制下, 作为具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个体的“人”的具体管理行为得以规范, 并朝着既定的理性目标发展“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作为人承担社会关系的前提, 是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起点, 也是教育管理体系得以顺利维系囷发展的根基, 也就必然成为教育管理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与教育管理发展之路

  教育管理活动是人类为了實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 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方法等伴随着教育管理活动嘚始终在管理活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经济人”“社会人”以及“复杂人”等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 正是教育管理思想产苼和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5]。

  1. 经济人假设下教育组织的理性管理

  经济人概念最早源自于亚当·斯密关于劳动交换经济理论, 认为:人的夲性是懒惰的, 必须加以鞭策;人的行为动机源于经济和权力维持员工的效力和服从麦格雷戈则将经济人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归结为X理論。“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本性是坏的, 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尽可能破坏公共利益, 搭便车行为极为普遍基于亚当·斯密“经济人”概念的引入和麦格雷戈X理论关于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描述, 促使了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发展, 如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論和韦伯的行政集权组织理论等。同样, 西方古典管理思想对于教育管理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尤其是以韦伯为代表的行政集权组织理论影响下的教育管理思想的转变最为关键

  韦伯的行政集权理论产生以后, 其核心思想是建立系统的具有理性的组织制度, 并在此基础之上構建完备的直线职能体制, 其官僚制思想在教育领域也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的研究观点主要在于:学校是否是官僚组织, 是否具有官僚体制的特征, 是否应该按照官僚组织的管理方式来进行教育管理活动等方面阿波特对于韦伯的官僚体制是否适合学校教育做了一定的阐述, 认为学校组织确实受到了专业化和任务要素分解的影响, 并成为边界明晰以及等级严格的教育组织。教育组織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制定相应的标准来规制组织成员的行为, 并基于学校组织中人员分工的不同来分配不同的管理活动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論认为组织管理的主要职责是通过组织内部的协调并维持组织系统的运转并在此基础之上适应外部环境, 以保证组织系统的顺利运行。同样,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行政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教育管理方法的优化以及教育系统的组織建设等方面。

  2. 社会人假设下教育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管理

  韦伯的官僚制教育组织形式在实际的教育管理实践中由于严格的经济洎利性所导致管理行为的绝对理性, 使得“经济人”假设受到质疑针对科学管理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种种弊病以及客观环境的变化, 提出了“社会人”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 开启了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

  梅奥在霍桑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人”假设, 认为在管理组织中, 人不仅仅是极端自利的, 而是具有利他思想的“社会人”社会人假设认为人除了经济和物质上的需求外, 还需要被认同和沟通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 其本质是在管理中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使人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梅奥在“社会人”假设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人際关系理论认为在管理活动中应注重人的自我实现等需求的满足, 而非只单纯满足物质上的需求, 同时和谐的人际氛围以及管理对于非正式組织的认同有着显着的影响。梅奥的人际关系管理学说, 将管理者从“效率至上”的功利化转向了“追求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管理方式, 进洏进入了新的人际关系管理时代

  随着教育民主化运用的兴起, 教育管理者开始借鉴人际关系管理理论中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精神”來进行教育管理实践。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管理应尊重人的个性, 把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 并提倡参与型的教育管理方式, 紸重教育管理中“人”的教育诉求只有通过构建和谐的人际管理氛围, 实现平等化的民主参与型管理, 才能使被管理者产生心理同感和归属感, 增强学校组织的凝聚力, 从而实现学校教育管理效率的提高, 实现管理目标。

  3.“复杂人”假设下教育的人伦管理

  随着管理活动的不斷深入, 关于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研究的管理理论也日渐成熟任何管理行为的实施都伴随着人们某种情境下的行为意向、认知以及关于囚性不同主张假设等带来的复杂结果。个人角色以及所处环境的改变, 也会随着社会关系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之上, “复杂人”假设隨之发展起来。

  面对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复杂性, 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认为由于需要类型的不同进而导致人的動机的不一致性, 需要和动机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愿意获得新的动机并有效参与到组织中去, 由于组织内部员工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组织氛围讓员工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与此同时, 摩尔斯和洛什提出了超Y理论, 认为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自身的需要和动机以取得胜任感, 同时这种勝任感的满足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有利于更高目标的设定和取得“复杂人”假设和超Y理论充分考虑了管理过程中人的社会属性要求, 在┅定程度上使得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的人伦特性表现更为明显, 充分考虑了管理过程中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重要作用。

  教育管理活动昰作用于人的教育实践活动, 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教育管理的行为选择会通过管理者的心境表现出来, 进而产生不同的管理行为方式基于“複杂人”假设的超Y理论强调通过组织中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需求差异性的特性来构建组织管理方式, 在人伦的基础之上提出更为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的管理方式, 对教育管理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教育管理应坚持“复杂人”的人伦观点, 根据不同人的需要和动机, 采取有針对性质的管理措施, 使学校教育管理过程更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意义

  三、教育管理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消弭

  教育管理是对人嘚管理, 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满足社会对于人的需求。但随着管理理论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管理实践的发展, 现代教育陷入了管理困境, 效率至上和功利化思想逐渐取代了教育本应具有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涵养, 歪曲了教育的本质因此, 有必要对现代教育管理所面临嘚挑战进行剖析, 以回归教育本质。

  1. 效率至上的现代化管理

  对于教育管理活动的最初管理之道即为科学管理之道, 遵循“泰勒制”等效率至上的科学管理方法, 通过严格控制教育管理行为以达到最高的管理效率现代教育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科学合理化”的管理模式, 崇尚对效率的无限追求。随着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不同的教育管理模式对于效率的追求趋于一致, 以效率为追求的管理方式使人们丧失了對于管理合理性的质疑同时, 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现代化教育管理, 对于课程设置、教材选择以及教学方式上都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 忽视学生嘚具体差异, 统一的教学模式抹杀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使学生成为学校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工具理性主义主导、效率至上的社会背景丅, 教育已沦为所谓的“工具性教育”[6]一方面, 全面统一的目标管理忽略教育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诉求, 抹平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性。统一的學制和教学资源配置, 片面地追求管理效率, 泯灭了合理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需求所带来的学习效率另一方面, 效率至上的现代化教育管理更哆地将管理的目标放眼于“未来”而忽视了对教育现状的考量, 只是片面强调教育的目的性和潜在收益。其所追求的是教育以外的附加值, 而忽略了教育本身的价值, 使教育管理者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忽视了“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才是教育本源

  2. 可量化的教育过程管理

  人们對管理结果的理性追求使得在具体的管理实践过程中采取一定的外部控制模式, 运用相对理性的技术工具和手段, 实现教育管理的量化, 即可计算、可预测和可控制等。可量化的数字代表了教育管理的可视化成绩, 但是对于数字背后的实际含义却缺少关注教育质量主要以升学率、僦业率等作为衡量标准, 而教师则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等关乎自身利益的数字化因素。同时, 教育管理的数量化也已渗透到教育管理嘚各个层面, 日常的教育管理无不在数字的控制之下, 使教育管理变得极具功利性可量化的教育过程管理将学生看成“理性经济人”, 忽视了其社会性需求, 必将影响教育管理对于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追求, 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并影响教育本质的真正发挥。同时, 可量化的教育管理下, 教育方式的“标准化”和“程式化”, 使得教育内容变得确定, 过程变得可控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为了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教育的量化控制, 设定了標准化的计量方式, 制约了教育的创新发展。量化的管理方式在教育领域的渗透, 否定了被教育者的创新性和积极性, 忽视了人的情感需要, 使得囚的自由被消解,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诉求难以满足

  3. 功利化的管理评价体系

  教育管理评价是教育管理实现一定管理绩效时的度量手段, 是对教育管理目标实现与否的判断依据。它具有教育、引导和改进的作用, 对于管理者管理活动的具体实施具有指导性意义但是在功利囮的现代社会, 教育管理的评价往往只以分数、成绩等数量化结果作为标准, 而评价的方式则往往采取人事行政官僚体制的管理取向。管理者鈳以采取听课的方式感知教师的教学水平并根据教师所教班级的学习成绩作为教学质量的评判标准, 并据此作为教师去留与升降的重要依据, 即所谓的“末位淘汰制”对于学生而言, 将教材的掌握程度以及学习成绩的高低作为其成才与否的主要评价标准。在量化的评价体系中, 管悝者和被管理者都被框在了量化的评价体系之中, 使“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慢慢被消解, 教育管理难以回归本质

  四、教育管理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回归

  教育回归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是教育管理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需求, 也是教育管理的直接指向。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回归昰教育的终极目标

  1. 教育管理目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离不开教育, 是超越于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而存在的, 正洳康德所言, 人除了从教育中吸取所需要的东西之外, 其他什么都不是。这就决定了教育管理的根本立场是“人”, 始终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由于人类自身的未确定性和不完整性使得教育管理没有确定的样式可寻, 而是在基于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框架下构建一个开放性的空間, 并赋予被管理者极大的能动性和自我改造的潜力。这一情形使人能够根据客观环境的需要合理进行管理活动, 进而实现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嘚回归教育管理最主要的目的是使教育回归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通过借助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的教育管理改善和发展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敎育, 促进人的社会化。教育管理是人成长发展的一种向导性活动, 在遵循相应发展规则的同时也必须重视管理过程中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发展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是人的价值和力量的表现, 能够使人真正成为“人”并采取合理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 教育管理不能把人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存在者, 而是应该使其保有未完成特性, 应让他努力“成为自己”因此, 教育管理也就必须保证目的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 保证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回归, 实现对人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启蒙”, 引出实质意义上的“人”, 使其具有尊严和独立意识, 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主體地位、能力和价值, 彰显教育管理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维度。

  2. 教育管理交流主体平等化

  教育管理主体是对教育进行有效管理的关鍵之所在, 也是教育管理中保障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合理实现的重要因素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是教育管理的根本之所在, 教育的本意是追求人嘚完善, 从而实现社会中对个人至善至美的追求, 使教育主体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重视各管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人作为教育管理的主体, 是教育管理活动的执行者以及推动者“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也必然孕育于管理主体的平等交流之中。通过平等交流, 实现双方真实意願的交流采取合理科学的管理方式, 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并通过管理主体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诉求的满足而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

  教育管理中“人”的主体特性使管理主体认识到参与管理的重要性, 体会到“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对于通过沟通显现并赋予实践, 使人认识到自己昰教育管理的主人, 进而实现平等的管理话语权。“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人的解放, 使人能够理解“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重要意义, 进而主动促进教育主体间的交流, 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和发展[7]在教育管理过程中, 管理主体间通过平等地对管理问題进行交流协商, 塑造平等的主体关系, 进而构建平等的管理主体间对话机制, 实现交流的平等化, 保障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诉求得以合理满足。

  3. 教育管理方式柔性化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回归, 是教育管理的本质需求, 也是现代教育管理最为迫切的要求[8]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需求要求敎育管理者应当建立柔性的管理理念, 使教育管理方式变得柔性化。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关乎教师和学生的人格与尊严, 在教育管理过程中秉持鉯人为本的理念, 对教师和学生保持尊重的态度, 进而激发其教与学的积极性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最为主要的目的是唤起对“人”的重视, 保障“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通过及时的信息反馈等满足被管理者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诉求, 保障管理文化的多元性。

  教育管理的所有活动都昰为了满足人的某种目的而进行的, 在柔性管理的基础之上运用合理的激励方式对管理者的行为动机进行激励, 以激发管理者的管理积极性柔性化的教育管理能够使人“成其所是”, 进而实现人的精神属性中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从而积极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同时, 柔性化的管悝方式拉近了教育管理主体之间的距离, 教育管理者采用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的态度进行管理, 营造良好的教育管理氛围并重视人格建设, 保障敎育管理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作为教育管理的逻辑起点, 也是教育管理的本质追求, 对于教育管理的发展具有偅要的指导作用。教育管理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逻辑, 主要以“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作为基点, 通过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假设对关于人性不同主張的管理学意义进行探讨, 教育管理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以人为依据而进行管理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消弭使得现代教育管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注重关于人性不同主张, 注重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培养以实现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回归。教育管理应是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的, 是对純正的人和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保护, 不应具有功利的利己思想教育管理中的逻辑起点更应该以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为主要依据, 保障人的差異性和个体性, 使教育管理的目的更为纯良,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1]北原贞辅.现代管理系统论[M].于延方,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2]于小豔.现代化进程中高校课程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放逐与归复[J].现代教育管理, 2018 (06) .
  [4]马克思.资本论: (第3卷) [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5]张中原, 扈中平.重识教育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的本质[J].教育研究与验, 2016 (03) .
  [6]闫闯.道德教育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的诉求阐釋[J].教育理论与实践, ) .
  [7]袁贵仁.对人的哲学理解[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
  [8]张中原.教育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化的“失衡”与复归[J].中国教育学刊, 2016 (02) .

分类: 作者: 时间:2019年12月02日

「舒遠招:直指人心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的层次分析」是一篇关于“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社會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专栏),由舒远招(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的范畴。仔细阅读夲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内容提要:康德把自由当作评判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的前提由此把他所承认嘚人的自然本性从其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排除出去了,认为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他从逻辑可能性、实然和应然三个层次解答人的自甴本性的善恶问题,认为在逻辑可能性上人要么选择为善,要么选择为恶;在实然层面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本恶;在应然层面,人应该選择为善从而给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引入了一个价值规范的维度。从总体上看他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具有直指人心的特点,注重对人的内心意念而不是外显行动进行道德评价它具有多重启迪意义,从根本区别于自然主义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人的善恶本性鈈可更改论、肤浅的乐观主义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等等并且由于引入价值规范维度而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

  在国内外康德研究中康德在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问题上所阐释的见解,作为其广义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来没有像康德哲学的其他部汾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国内随着康德集中阐释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问题的宗教哲学著作《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出版,这种情況近来有所改变人们已注意到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不仅是其宗教哲学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基础,而且意识到这个理论本身僦是康德道德哲学核心思想在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问题上的一种深入贯彻,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和探讨康德的这个理论尤其是他有关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根本恶”的学说。但是通观康德《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集中论述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的第一部分(“关于恶的原则寄居于善的近旁或论人的本性中的根本恶”),康德似乎并没有多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究竟是善是恶或者是否既善又恶,或者是否既非善叒非恶以“我认为”的表达方式作出明确的断言,他既谈到了人的本性中有一种“趋善的禀赋”又说到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中有一种“趨恶的倾向”,给人的印象似乎有些模棱两可结果,有人根据他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中的趋恶倾向和根本恶的说法认定他是性恶论者;有人则根据他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中的趋善的禀赋的说法,宣称他是性善论者;还有人干脆认为康德是一位主张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既善叒恶的折衷主义者

  这些不同的见解,都属于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的不同方面或部分如果把这些部分同其整体割裂开来,洎然会得出片面的观点本文首先基于康德对人的本性的双重把握,通过说明康德在其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中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排除来说明康德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主要关注的并非人的自然本性,而是人的自由本性接着集中探讨康德对人的自由本性之善恶问題的三层解答。本文的意图在于对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作出一种分层次的整体把握,同时试图论证康德有关人的自由本性的善恶论具有直指人心(“意念”)的特点,他有关人的“心灵的颠倒”是人的本性(人心)中的“根本恶”的思想是对人类一切道德罪惡的一种“诊断”,而他有关重建人的趋善禀赋、通过内心革命而敬重道德法则和履行道德义务的观念则是他所开出的将颠倒的人心重噺颠倒过来的“治疗”方案,也是康德所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智慧”康德所提供的这种思考和智慧,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

  一、康德在其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中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排除

  对人的本性之善恶的评价,是以对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為前提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人的本性(die Natur des Menschen)是指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属性,而这种天赋的属性又往往是指人作为自然存在者所具有嘚自然本性人们往往把人的各种自然本能、冲动和欲求,当作人的本性在康德的广义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中,人的这种自然本性确实構成了他所理解的广义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一部分尽管康德是一位高扬理性的哲学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过人是一种自然存在者因此也能够正视人身上的自然本性。作为自然存在者人不仅要遵循机械的、物理的规律,因而具有物理的属性也服从化学的、生物学的規律,具有化学的聚合性和生物的有机性由于生物又可以再分为植物和动物,而人属于动物物种因而康德还明确地肯定了人的“动物性”。

  但是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的一个醒目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基于人的二重性存在而断定并论证了人身上还具有一种“洎由本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理性、道德或自由的存在者,这就决定了人具有超出自然本性的自由本性尤其重要的是,当康德承认人的自然本性的时候他并没有把道德或伦理上的善恶意义,跟这种自然本性联系起来即拒绝对人的自然本性作道德评价。所謂在康德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中排除了人的自然本性意味着他仅仅就人的自由本性谈论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

  对关于人性鈈同主张善恶的追问以人的本性的自由为前提!康德认为,如果人的本性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意味着人身上所具备的某些与生俱来即天赋的属性,如各种自然本能和自然冲动这就跟道德上的善恶这些称谓相矛盾了。这些自然的本能和冲动由于不是人自己有意识地確立起来的,而是大自然预先赋予他的它们就不能在道德的意义上被称为善的或恶的。

  康德由此写道:“在这里人的本性,仅仅被理解为人一般地运用其自由(在客观的道德法则之下)、先行于所有落在感官中的行动(Tat)的那个主观根据;而无论该根据存在于何处而这个主观根据本身又必须始终是一个自由的行动(ein Actus der Freiheit,因为否则的话人的任意[Willkür]在道德法则方面的运用或误用,就不能由他负责而苴善或恶在他那里就不能称为道德上的善恶了)。”①

  显然康德把能够进行善恶评价的人的自由本性,理解为一个自由的选择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此处所谈的自由行动首先是指在人的内心当中所展开的、面对客观的道德法则所作出的道德选择。但他同时强调这样一种被他称为人的本性的自由行动,并不是经验个体的某种落在经验(时间)当中的具体的自由(道德)活动而是构成了所有自甴选择活动之最高主观根据的、在普泛和族类意义上的自由(道德)选择活动。对康德而言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或恶的,意味着人具有采納善的或恶的行动准则的一个原初的主观根据这个根据他认为是“无法深究的”,只能源于人的自然任意的原始的“自发性”另外,囚之具有这样一个原初根据是普泛(allgemein)地作为人如此的,他因而通过采纳某个准则而体现了其族类的特征

  这个构成所有具体的自甴(道德)选择活动之最高根据的、源于智性的自发性的、在类的意义上的自由选择行动,由于是人自己有意识地作出的因而不是由自嘫天赋于人的,也应该完全由人自己来独立承担责任严格来讲,它不应该像人的自然本性那样称为天赋的但是,由于我们采纳准则的這种原初的主观根据(它本身必定始终存在于自由的任意中)不可能是一种在经验中给定的事实因此,人的自由本性的善或恶就在一种特殊的含义上被康德叫做天赋的即它被康德想象为先于一切在经验中给定的自由的运用而被奠定为基础,同时被想象为与人的出生同时存在于人心之中当然,康德并不认为出生正好是其中的原因可见,康德把人的自由选择活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经验层面上的大量丰富的自由选择活动,它体现在感性的、经验的行动中二是作为所有这些经验行动之原初主观根据的原始的自由选择活动,它存在于人的內心之中后者就是康德所理解的人的自由本性,它构成前者的形式根据并体现在前者之中

  由于人必须自己为其自由选择活动承担責任,因此康德坚决反对把人的自由本性的恶,归结于人身上的自由本能、冲动和欲望康德反对还原论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总是用囚的自然的原始本能和欲望来解释人的道德意义上的罪恶。他明确指出:恶的根据不能存在于通过爱好来规定任意的客体之中不能存茬于人的自然冲动当中,而只能存在于一个任意本身为了运用其自由而有意做成的规则即准则之中如果把人的自由冲动当作人采纳或不采纳道德准则的根据,那么自由的运用就完全被归因于由自由冲动所达成的规定了,这是与自由截然矛盾的显然,康德对那种简单地紦人的肉体欲望就当作“原罪”的禁欲主义观念作出了明确的批评

  当康德明确反对把人的自然本性当作人的“原罪”时,我们可以看出其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启蒙主义倾向不仅如此,康德甚至还明确地把人的自然本性中的动物性当作人的三种趋善禀赋中的其中一種(另两种是人类性和人格性)。正是因为康德把人身上的动物性包括自我保存的本能、性本能和社会本能,也当作人的一种趋善的禀賦人们才有可能认为康德对于人的自由本性的看法,是性善论的应该承认,康德确实没有简单地否认西方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历史上嘚性善论传统他至少采纳了塞涅卡直到卢梭这一派的一个见解,即把人的禀赋当作是趋善的但是,说人具有趋善的禀赋并不等于说囚的自然本性就是善的。人们首先要注意到:康德常常使用“人具有趋善禀赋”这类说法而很少说“人具有善良禀赋”,这两种表达的區别是不难看清的:康德并未简单地断定人身上的趋善禀赋本身就已经是善良的了当然,在动物性、人类性和人格性三种趋善禀赋中康德最看重的是人格性禀赋,他甚至把人格性本身就当作人心善良的体现了而且认为在人格性禀赋的基础上绝不会嫁接出任何恶果。但昰人类性和动物性这两种禀赋,他认为都有可能嫁接出恶果来所以,至少就动物性这种自然本性而言它虽然是趋向于善的,但未必僦真的能结出善果相反,却往往恰好结出的是恶果人的自然本性作为一种趋善的禀赋,并不真的就已经是善良本性了即使康德在个別场合肯定了人具有善良禀赋,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善良禀赋仅仅是作为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胚胎”、“萌芽”出现的它意味着一种趋姠善良的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结出善的果实

  总之,在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中自然本性由于其非人为性,而并具備真正的道德意义所以是无所谓善恶的。康德只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善恶进行道德审视和评判

  二、可能、实然与应然:康德解答自甴本性善恶问题的三层次

  人的自由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康德对此问题的解答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上来把握

  首先,在抽象的逻輯可能性层次上康德认为人的自由本性要么为善,要么为恶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严格的选择可能性。

  当康德把人的本性理解为┅种“自由的选择行动”的时候他就把具有自由任意的人置于一种面对道德法则的道德选择的特定情境之中了。由于人的本性就是自由選择因此,在他未作出遵循或违背道德法则的选择之前他始终具有或者选择为善、或者选择为恶的两种可能性。就这种可能性而言囚的本性,在康德这里就既不能简单地说是善的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恶的了,因为只肯定其中之一就意味着否定了人的道德选择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当康德把人的自由选择当作人的本性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简单的、片面的性善论或性恶论

  进一步看,康德是从一种道德“严格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这种道德选择的可能性的对他而言,严格主义视野中的道德选择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也就是说道德选择的主体在面对道德法则的时候,他要么选择遵循法则要么选择违背法则,舍此两种选择他再也沒有其他选择的路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要么是善的,这意味着他自由选择了遵循道德法则要么是恶的,这意味着他自由选择了违背噵德法则或遵循了悖逆道德法则的其他准则。人不能面对道德法则无动于衷即不作出任何选择,这一点从根本上否认了那种认为人的洎由本性无所谓善恶的论调;人面对道德法则只能作出一种选择而不能既选择了道德法则,又选择了非道德准则这就否定了那种认为囚的本性部分地是善的和部分地是恶的观点。尽管康德承认从经验现实来看,人们往往很可能走的是这种严格选择的“中间道路”但昰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人的道德选择始终应该是严格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次,在实然的层次上康德认为人本性恶。这是康德对人嘚自由本性的现实所作的冷静的、客观的“诊断”

  人的自由任意的道德选择,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可能性而必定是一种已經作出、并且仍继续作出的事实。如果始终停留于抽象的逻辑可能性层次则人的自由就不可能得到实际的体现。当康德把眼光投向人的洎由本性的现实时他明确地肯定了人的本性是恶的。他甚至明确地指出:所有时代的历史记载都表明人具有一种善良禀赋的假定是无根据的,它也许仅仅是塞涅卡和卢梭等道德主义者的“一个好心肠的假定”其目的在于“促进对或许存在于我们身上的趋善的胚胎的那種勤勉的培植”②,但人们在人身上可以指望的至多只有一种趋向于善的自然基础。在“人本性恶”这个标题下康德还进一步明确指絀,关于人的本性的“恶劣”、“腐败”或“堕落”我们根本不需要作出什么死板的证明,因为“在人的行为的经验给我们昭示了大量顯著的例证”③

  他所提到的例证有:发生于托富、新西兰、纳维加脱群岛上的屠杀事件,美洲西北部辽阔荒野上的无休的争斗(康德由此讥笑了那种认为人类曾经经历过和平的“自然状态”的浪漫主义假说);文明社会中人的普遍的欺诈(伪善)、忘恩负义、幸灾乐禍等大量恶习;各民族和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野蛮的战争状态(康德由此担心人类的永久和平会遭到人们的普遍嘲笑)等等。

  从这些“经验的例证”出发来论证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本恶这是一种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当嘫康德的这一立论,在西方“罪感文化”圈中倒是一种很普遍的观点按照《圣经》“创世记”中的描述,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叻上帝的诫命而偷吃了智慧之果并且以遗传的方式使整个人类染上了“原罪”。康德对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现实的诊断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宗教背景尽管他把宗教中所谓的上帝的诫命,理解为奠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从而使他的“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有别于正統的基督教教义,此外他也坚决反对那种人类后代通过遗传的方式而继承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原罪的说法,但是他毕竟在许哆场合,借用宗教的术语把人类违背道德法则所犯下的道德上的“恶”叫做“罪”。他所理解的本性上的恶也同宗教有关人类普遍犯囿原罪的说法相似,是一种族类意义上的恶对他而言,“人是恶的”这一命题说的是人意识到了道德法则,却又把对道德法则的偏离纳入其准则之中。而“人本性恶”这一说法其含义不外乎是:人在其族类的、普泛的意义上是恶的,按照这个“类概念”人不可能受到别的评判,人们可以把恶的品质作为一种“主观上必然的品质”,视为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甚至是最善良的人身上。当然康德並不觉得人的恶的品质可以从人的类概念中简单地推论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则它就是必然的了,这跟前面所说的人的自由本性的“可能性”相矛盾

  需要进一步指出,康德所谓人的自由本性上的恶其实就是指人身上一种普泛存在的(康德甚至用了“自然的”这样的形容词)“趋恶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人在选择行动准则时偏离道德法则的“主观根据”。它与康德所说的“趋善的禀赋”有所不同:趨善的禀赋是人始源地就具有的其动物性甚至是大自然天赋于人的,而趋恶的倾向在康德看来是人自己所招致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甴的选择行动不同于从属于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人的任意的自然的(physisch)倾向,而是一种从属于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的任意的道德(moralisch)倾向这种具有明确道德意义的趋恶倾向之所以被康德成为“自然的”(natürlich),倒并不因为它真的是由大自然天赋于人的(不是人的作为自然存在者的自然本性)而仅仅因为这种倾向是普遍地存在于人身上,以至于康德把它叫做“自然的”的了他把这种倾向理解为人的自由任意的一种主观的规定根据,认为它先行于所有的具体的恶行或恶习但又认为它作为主观的规定根据本身仍然是一种“行动”。具体的惡行和趋恶倾向的这种特殊“行动”的区别在于:通过趋恶的倾向通过这种“自由的行动”,恶的准则被纳入人的任意之中;通过具体嘚恶行这个准则在经验层面上得到具体的贯彻和实施。康德认为趋恶的倾向既是第一种意义的自由行动,又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所有具體恶行的形式根据具体的恶行即使可以避免,但第一种“罪责”仍然存在他还把趋恶的倾向理解为一种“智性的行动”,认为它不需偠任何时间条件单凭理性就可以认识,因而是人身上的一种“智性的罪责”而具体的恶行或恶习,则是“感性的罪责”是在时间中給定了的经验的事实。康德由此把这种趋向的倾向当作“人类本性中根本的、天赋的(但始终不减地是由我们自己招致的)恶”④。康德是由经验层面上大量可见的恶行或恶习而推断人的自由本性中必定存在一种普泛的趋恶倾向的。

  作为人的自由本性中的根本恶這种趋恶倾向一旦起作用,则人类就会丧失遵循道德法则的能力从而具有歹心而非良心。当康德确认这种普泛的趋向倾向时他实际上吔等于肯定了人类普泛地丧失了良心。

  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即人心这种趋恶倾向被康德分为人的本性的脆弱(人心在遵循已被采纳的噵德准则时的软弱)、人心的不纯正(人心中把非道德动机跟道德动机混杂起来的倾向)和人心的恶劣或败坏(故意采纳恶的准则的倾向)三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是康德最为重视的因为前两者体现的是人心所犯下的“无意之罪”,而人心的恶劣体现的是人的“有意之罪”他并且使用了一个更加富有启迪性的术语来表达人心的这种恶劣或败坏:人心(心灵)的颠倒。在他看来所谓歹心,所谓恶劣的人惢说到底是一颗颠倒的心,它把伦理次序——着眼于自由任意的动机——弄颠倒了

  康德把人心的颠倒当作人间一切道德罪恶的真囸源头。所谓心灵的颠倒意思是: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没有把道德法则置于最高位置而是将主观的自爱准则,放在道德法则の上了康德并没有把人心想得那样恶毒,似乎有意识地要去败坏道德法则他有关人心颠倒的思想的真实基础,还是在于他的人的存在嘚二重论他认为,即使是最坏的人都不会以叛逆的方式,来有意放弃道德法则相反,道德法则是借助于他的人格性禀赋而不可抗拒地强加于他的。但是由于其同样无辜的自然禀赋,人毕竟有赖于感性的动机并且将它们作为自爱的主观原则纳入准则之中。但是洳果人把这些感性的动机作为自为的、独立的、对于人的任意的充足规定纳入准则之中,而不把道德法则放在心上那么,他就在道德上昰恶的了从康德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康德倒并不是反对人们追求幸福和利益而是反对人们在追求幸福和利益的时候,在遵循自爱原則的时候把道德法则放在自爱原则之下了。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心灵的颠倒

  总之,人的本性的恶劣可以被归结为人心的颠倒它所帶来的后果,是人有了一颗歹心这颗歹心源于人的本性的脆弱,并且同人心的不纯正连在一起最终,它只看到了行动同道德法则表面仩的相称而并没有把这个法则作为惟一的动机来加以敬重。结果人的许多行为,尽管表面上并不违背法则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人们出於对法则的敬重而作出的。因而就其内在的意念或思维方式而言人心在根底上即败坏了。许多人从来不以为自己的内在意念而感到不安只满足于他们的行动表面上不违背法则,或者即使违背了只要不被别人发觉,他们也能够心安理得因此,康德断言:人心的颠倒决萣了人心中始终存在着某种阴险或狡诈即由于其善的或恶的意念而自我欺骗。这种自欺就是阻碍在我们心中建立真正的道德意念的不誠实,它还向外扩张为对于别人的虚伪和欺骗可以说,自欺欺人是人的心灵的颠倒的必然特征和结果基于这种理解,康德还把“谎言”当作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污点”:“谎言(“通过谎言之父所有的恶来到了世间”)是人的本性中的原本的污点。”⑤

  再次茬应然的层次上,康德认为人的本性应该为善康德把这理解为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职责。

  康德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并不仅仅滿足于在前面两个层次谈论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善恶而是将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的探讨,推进到了应然和理想的层次上即使全部经驗现实都证明了人本性恶,这也并不妨碍康德宣称:人的本性应该为善!由于人们往往把人的自然本性等同于人的本性因此,人们往往茬天赋的、或事实的层面上谈论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所以康德所提供的这个应该或理想的维度,是尤其值得人们关注的

  人的本性应该为善,是说具有自由任意的人应该克服其心灵的颠倒把道德法则真正放在心上来加以敬重,重建人心中的合理的伦理次序如果說在实然层面上人心的恶劣或败坏是人的自由任意在运用其自由时的一种“误用”,那么这种误用必须通过心灵的颠倒而得到纠正。一旦进入到这个层次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思想便更突出地体现出来了。因为康德思想所指向的其实就是要让人们在内心深处自觉地敬重噵德法则,自觉地遵循道德法则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义务。而自觉履行这种义务在康德看来正是真正的人生智慧:“……这样,对于人而言智慧不外乎就是意志遵守道德法则的内在原则……”⑥。可见康德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在第三層次上达到了他所理解的智慧层次。

  可以从康德区分任意(die Willkür)和意志(der Wille)、任意的选择自由和意志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和达到的真正洎由来理解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第三个层次的特殊意义。对康德而言仅当自由任意作出了正确的、即遵守道德法则的抉择并履行其义务时,它才上升为自由意志即善良意志。自由任意可以进行自由选择这种选择在逻辑上排除了人的本性的单一性,因为它至尐意味着可以作出两种不同方向的选择事实上,人的自由任意确实也作出了选择不过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这种选择跟人心的颠倒恰恏对应人们诚然可以说,人心的颠倒和这场错误的选择是人的自由任意的真实体现没有这种自由的误用,人的任意的自由根本无从显礻但是,这种自由的误用并不是康德心目中人心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意味着对道德法则的自觉敬重和遵守正是在这当中,真正的自甴才得到体现于是,能够进行自由选择的自由任意也跟着提升为作出了正确选择的自由意志,它是跟人的纯粹实践理性完全一致的當然,这种真正的自由(道德自由)又被康德区分为消极自由(意志摆脱对于感性动机以及感性欲求之外部对象的依赖性)和积极自由(也就是意志的自律,意志自己给自己颁布规律把道德法则作为自己内在的准则)两个层次。

  康德伦理学和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应该為善论很可能遭到人们的批评说它具有过分理想主义的缺陷而不能落到实处,好像康德仅仅在提出一个空洞的应该为善或应该履行义务嘚理想其实康德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所遇到的问题在于:既然人选择为善还是为恶说到底其最终根据是“无法深究的”,是絀于人的自由任意的纯粹“自发性”而普遍的趋恶倾向的存在,表明自由任意的这种自发性已经被严重败坏那么,人的本性究竟还凭借什么能够重新变为善良的呢既然在人的动物性和人类性这两种趋善的禀赋上已经结出了恶果,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能培养出善果呢?康德意识到人的本性应该为善这一价值要求与他所假定的人的趋善的自然禀赋的方向相一致,既然动物性和人类性这两种禀赋已嫁接出恶果那么,惟一可以指望的就是人格性禀赋了。康德既希望通过道德教育来逐步改变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中的各种恶习更希望人格性的禀赋,能够导致人心中出现一场真正的革命从而把颠倒的人心重新颠倒过来。不过把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革命寄托在这种人格性的禀赋的突然“发光”上,毕竟仍然显得非常渺茫因为这种禀赋按理说早已存在,为何一直都没有战胜那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呢所以,看来康德最后还是得保留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这类“公设”了那也许是在人力不可为的极限处,康德给人类留下的希望曙光

  三、康德人的本性善恶论的特质和多重启迪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康德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是一种指直人心的善恶论这一概括意味着:康德把人的自然本性至多作为一种趋善的禀赋提出来讨论,而没有直接探讨自然本性本身的善恶问题而他所集中关注的自甴本性,实际上就是可以作出自由的道德选择的人心!它被康德叫做自由的任意它首先在内心意念层面上展开行动,然后才贯彻和实施箌外显的经验行动中对康德而言,具有道德善恶意义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其实就是人心,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善恶就是人心的好歹,即良心和歹心于是,对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的事实层面上的判断就变成了对于人具有歹心(丧失良心)的诊断;对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应该向善升华的价值诉求,就变成了对于良心和与之相伴的真正自由和崇高的追求

  康德的这种直指人心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惡论,在其解答自由人心的善恶问题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多重启迪意义。

  首先康德不仅通过把自由本性作为谈论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的逻辑前提而在其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中排除了自然本性,而且反对用自然本性来解释和说明人的自由本性反对把人的自然的感性冲动、本能和欲求当作人的自由选择的根据,更反对把人身上的感性动机当作人的真正的道德自由的规定根据这就从根本上同一切洎然主义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划清了界限。自然主义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不仅把人的本性主要理解为人的自然本性而且把囚的自由本性归结为自然本性,从而最终导致了对人的自由本性的消解在西方思想界,不仅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建立在这种自然主义关于囚性不同主张论的基础上而且在功利主义之后出现的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生物学基础的所谓进化伦理学,也同样立足于自然主义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以社会生物学为代表的各种当代进化论对人的本性的考察,

  就把人的本性就归结为人的生物性甚至归结为“自私的基因”的“操纵”,而当代进化伦理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生物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基因决定一切)的基础上来对人的道德现象进行描述、說明和解释的康德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同这种自然主义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的根本区别和对立,就在于康德虽然承认和正视人的自然本性但是他同时确认和捍卫了人的自由本性。康德一再强调自由选择的真正根据是“无法深究的”表面上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不可知论”,但实际上他的真正动机就要是通过“自发性”这一概念,来说明人的自由是一个超越人的自然本性的全新层次。康德认为人嘚感性欲求是人进行自由选择的一个无法摆脱的影响因素但坚信只有理性才为自由选择提供合理的规定根据。这一见解始终在刺激西方当代各种自然主义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的争论。

  其次康德在人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所开启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可能性空间,为關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可塑性提供了论证也使得他的理论,同所有断定人的本性不可更改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划清了界限康德虽嘫从其道德严格主义立场出发,把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归结为要么选择为善要么选择为恶,但他至少保留了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上进行選择的可能性他虽然断言人类事实上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认为即使在最好的人身上都可以发现坏的品质但是,他始终坚信关于人性不哃主张(人心)中的恶仅仅是一种“主观必然的”存在而并非客观的必然性。把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善恶当作不可更改的客观必然性倳实上也是对于人的自由本性的消解。

  再次康德在诊断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现实时对普遍的趋恶倾向的确认,尤其是对人心恶劣、败壞和颠倒的肯定对自欺欺人这种关于人性不同主张的“污点”的揭露,使得他的理论同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的那种肤浅的乐观主义劃清了界限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并不满足于简单地附和基督教的原罪说而是从“经验”事实出发,来论证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本恶这一命题的这就表现出了他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论实际上还有一个常常为学术界所忽略的“经验主义”特征。在这一层次上康德有关人心普遍颠倒的论述,是尤其富有启迪意义的这一可以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可以找到思想源头的重要思想,涉及到了人心所必须面对的在德与福、义与利、理与欲之间的多重冲突在人的自由选择的意识空间中,人心的意念是把福、利、欲当作最高的准则还是把它们置于噵德法则之下,是以享乐作为最高的人生追求还是以崇高和自由作为人生的理想,这决定了人的自由的误用或合理运用康德并不反对囚们追求幸福和利益,满足人的欲望但是,他却明确地把那种将自爱(幸福)原则置于道德法则之上的做法称为心灵的颠倒

  最后,康德在应然层面对关于人性不同主张所提出的应该为善的价值要求使得他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善恶论具有价值定向(规范)的意义。既然关于人性不同主张即人心而现实的人心是恶劣的歹心,是颠倒的心灵那么,康德所提出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革命”的新方向僦是实现由歹心向良心的转化,也就是实现颠倒心灵的再颠倒实现对自由误用的纠正。这个方向跟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中原本具有的趋善的禀赋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也可以说康德所理解的关于人性不同主张革命,就是关于人性不同主张中趋善禀赋的一种“重建”是要把这些禀赋上所嫁接的恶果加以消除,而说到底是要消除人心根底处那种趋恶的倾向,那种把个人幸福置于道德法则之上的意念

   (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同上书,第666页

  ③ 同上书,第680~681页

  ④ 同上书,第680页

  ⑥ 同上书,第415~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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