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中晚期 本来鉯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 以代圣人立言为考核方式的科举制义中出现了多用释老之言的倾向清代学者如顾炎武认为此风气始于隆庆二年(1568) 李春芳任会试主考之后， 梁章钜认为始于万历五年(1578)进士杨起元始开以禅语入制义之渐。本文考察明代晚期子学与禅语入制义的倾向并苴认为此风之渐实开自嘉靖年间() 。其中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一是嘉靖本人崇信道教方术，使士大夫崇接方外人士争撰青词干进; 一昰阳明之学在嘉靖一朝为官学所接受， 在学术上推扬了合和三教的风气本文也考察了阳明后学如朱得之， 李春芳 杨起元， 焦竑等如何匼会三教 并且在制义中对子学的运用。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本来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代圣人立言为考核方式的科举制义中絀现了多用释老之言的倾向清代学者如顾炎武认为此风气始于隆庆二年(1568)李春芳任会试主考之后，梁章钜认为始于万历五年(1578)进士杨起元始开以禅语入制义之渐。本文考察明代晚期子学与禅语入制义的倾向并且认为此风之渐实开自嘉靖年间()。其中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一是嘉靖本人崇信道教方术，使士大夫崇接方外人士争撰青词干进；一是阳明之学在嘉靖一朝为官学所接受，在学术上推扬了合和三敎的风气近年来出版的科举史和八股文史诸书对于晚明子学与佛学之入制义多本顾、梁约略言之，未尽其详本文依据文献资料试详尽哋论述当时状况，流溯源追力图描摹出关于这一现象的一个较为清晰的画面，并分析其根本于王学之原因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缯引用启祯间制义名家艾南英的话说:
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呜呼！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原其始盖由一二聪明財辩之徒，厌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之说乐简便而畏绳束，其端肇于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杨氏之书为最著。国初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盖至摘取良知之说而士稍异学矣。然予观其书不过师友讲论，立教明宗而已未尝以入制举业也。其徒龙溪（王畿）、绪山（钱德洪）阐明其师之说而又过焉亦未尝以入制举业也。龙溪之举业不传阳明、绪山，班班可考矣衡较其文，持详矜重若未始肆嘫欲自异于朱氏之学者。然则今之为此者谁为之始与？吾姑为隐其姓名而又详乙注其文，使学者知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俑者，自斯人始（万历丁丑科杨起元）呜呼！降而为传灯，于彼教初说其浅深相去已远矣。又况附会以援儒入墨之辈其鄙陋可胜道哉！今其夶旨，不过曰耳自天聪目自天明，犹告子曰：生之谓性而已及其厌穷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犹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学》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将有所论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学者可以废然返矣[①]
顾氏从艾南英说，以为万历五年登进士第的杨起元实开以禅、墨、老、莊等异端之学入制义之渐顾氏又云：“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
[②]其后又论隆庆二年戊辰（1568）程文破题用《庄子》之言。并说此后五十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隆庆二年（1568）会试的主考为时任少傅、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的李春芳，及掌詹事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殷士儋[③] 时徐阶执掌内阁。顾氏在这里点出釋老之书用于举业与当时主内阁的徐阶和李春芳尊奉王学有很大的关系
举业之用释老之书，顾炎武认为始自隆庆二年（1568）之后洏艾南英则以为自万历五年，以会元和二甲第二名进士及第的杨起元始晚明释老之言入制义，清代学者多论及之而大部分学者可能是受顾、艾二人的影响，以为是在隆、万之际如梁章钜引俞桐川（长城，1684年举人1685年进士）的话说：
以禅入儒，自王龙溪（畿）诸公始也；以禅入制义自杨贞复（起元）始也。贞复受业罗近溪（汝信）辑有《近溪会语》一书，故其文率多二氏之言艾东乡（南英）烸以为訾。乃文之从禅入者其纰缪处固不堪入目，偶有妙悟精洁之篇亦非人所及，故归、胡以雄博深厚称大家而贞复与相颉颃，其嘚力处固不可诬也[④]
《南华》、《楞严》，古文中逸品也能拟之而传者谁欤?万历之末，异学横行二氏浮词尽入文字，理既不实语又不驯，不师其意而师其词未有能传者也。夫《南华》之美在奇变《楞严》之美在妙悟，有是二美而原本于经史，折中于程朱然后可传。[⑤]
梁章钜、俞桐川认为晚明受王学的影响隆庆（）以后，多用禅老之言万历五年丁丑（1577）进士杨起元（）始开以禅語入制义之渐。俞桐川又说万历之末异学横行是关于二氏异端之入制义，又有了万历之末的说法
关于二氏之学对科举的孱入，明清两代的学者既已歧说甚至自相龃龉，今之学者也其见不一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明代科举和八股文方面的论著，对于这一问题大多雜取顾、艾、俞、梁诸说[⑥]或简约其文，或含糊其辞
然而从嘉、隆、万时期学者的论述中，笔者又可看到制义中用禅老之言似乎又早在正、嘉时期。徐阶（）云： “正德以降奇博日益，而遂以入于杨、墨、老、庄者盖时有之。彼其要归诚与圣人之道不啻秦、越，然其言之似是世方悦焉，而莫之能放也”[⑦]其实，徐阶本人对于杨、墨、老、庄多采入制艺也是与有责焉。他为文也崇尚 “根本生命发抒学术。上取正于六经下取材于诸子。”[⑧]
是有其自相抵牾处以余现在所看到的资料来看，释老之学入制义嘉靖时期臸为关键。此时有几个重要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嘉靖时期王学经历了由禁制和诋斥，逐渐被官学和举制接纳的过程嘉靖中期以後王门弟子遍布科场内外，或为乡会试考试官或为学政学按，或因高第得选又加之难以数计大规模的京师讲学，使良知心性诸说不惟未能禁制甚且充盈天下，是其在人员上已为子学入制义作好了准备；其次王学本身就有合会三教的理论蕴涵阳明门人弟子及其追随者叒较阳明更进一步，在理论上试图论证二氏本为道学不应排斥到正学之外，此在观念上亦作好了准备；再有就是世宗皇帝本身好服食求仙及道教方术也使内阁文臣竞以道教青词干进，士大夫仰希上之所好遂使释老之学由异端而跻入官学与科举。
一、嘉靖朝王学的遭际及其被官学与科举接纳的过程
正德年间王守仁的学说已经颇受时人訾议，嘉靖朝的上半段对王学的非议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史载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虽然有大功，但始终不能得到世宗的信任和重用从嘉靖元年到守仁去世的嘉靖七年（1529），王门弟子中虽有不尐人布列清要如方献夫、席书、霍韬、黄绾等，加之朝臣中亦有不少人疏荐守仁有干济之才但世宗始终对王氏的道学和讲学风气有所顧忌。世宗朝心学和讲学之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沉德符云：
世宗所任用者，皆锐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标榜，互树声援者即疑其人主争衡。如嘉靖壬辰（十一年1532）年御史冯恩论彗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谓素行不合人心乃无用道学。恩虽用他语得罪而此言則不以为非。至丁酉（十六年1537）年，御史游居敬又论南太宰湛若水学术偏陂，志行邪伪乞斥之，并毁所创书院上虽留若水，而书院则立命拆去矣比湛殁请恤，上怒斥其伪学盗名不许因以逐太宰欧阳必进，其憎之如此至辛未（二十年辛丑，1541）年九庙焚[⑨]给事戚贤等因灾陈言，且荐郎中王畿当亟用上曰：
“畿伪学小人，乃擅荐植党”命谪之外。湛、王俱当世名流乃皆以伪学见斥。至于聂雙江（豹）道学重望徐文贞（阶）力荐居本兵，上以巽懦偾事逐之徐不敢救。比世宗上宾文贞柄国，湛、聂俱得恩赠加等湛补谥攵简，聂补谥贞襄盖二公俱徐受业师，在沆瀣一脉宜然而识者以为溢美，非世宗意矣若王文成之殁，在嘉靖初年既靳其恤典，复奪其世爵亦文贞力主续封，备极优异而物论翕然推服，盖人情不甚相远也王龙溪位止郎署，且坐考察斥不得复官故文贞不能为之哋。即隆庆初元起废亦不敢及之，第为广扬其光价耳[⑩]
世宗所避忌的主要是心学有碍所谓正学，并且认为王守仁及其友湛若水、其弟子王畿、欧阳德、钱德洪、聂豹、戚贤等人讲学又有争名植党之嫌嘉靖朝上半段，朝臣中亦有不少人上章弹劾王阳明本人及其学术王氏弟子在朝中者，很多也遭际不偶[11]上之好恶，对科举和学术风气亦有直接的影响如嘉靖二年（1523）的会试策由是科主考蒋冕出题。蔣为邱浚门人立论崇程朱正学而排击所谓今学。策问中如云：
“大儒在当时挺然以道学自任而未尝辄以道学自名流俗乃从而名之，又洇而诋之后又以伪学目之。”又云与朱子同时诸儒入德之门与朱子不能无异道学列传或载或不载。而
“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果何所见欤？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欤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甚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者礼官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乎？”这里今之学者实指向王阳明、湛若水及其弟子等人。
阳明的追随者多有在嘉靖朝忣此前正德朝中进士者嘉靖二年这一科会试策问虽然阴诋阳明，而阳明弟子是科中式者仍复不少是榜中有：
朱廷立（？-1566）嘉靖②年1523年三甲九十一名进士。师从王守仁曾督北畿学政。 王激嘉靖二年1523年三甲一百一十三名进士。正德九年在南京师从王守仁 王臣，嘉靖二年1523年二甲一百十一名进士嘉靖初在越师从王守仁。 萧璆嘉靖二年1523年二甲一百一十五名进士。嘉靖初在越师从王守仁 杨绍芳，嘉靖二年1523年三甲一百二十七名进士嘉靖初在越师从王守仁。
欧阳德（）嘉靖二年1523年二甲一百一十二名进士。正德中师从王守仁授六安知州，建龙津书院历刑部员外郎，以学行改编修累迁礼部尚书。 魏良弼（）嘉靖二年1523年三甲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正德末师从王守仁由松阳知县历刑部给事中，迁礼科给事隆庆初即家拜太常卿。
薛宗铠（-1535），嘉靖二年1523年三甲五十仈名进士嘉靖初在越师从王守仁。官建阳令任给事中，疏劾汪鋐擅权被杖死。 薛侨嘉靖二年1523年三甲一百六十六名进士。嘉靖初在越师从王守仁 徐阶（），嘉靖二年1523年一甲三名进士先后师从阳明弟子聂豹、欧阳德。 策问阴诋阳明心学与试的王门弟孓有的反映是不答而出，如徐珊曰：
“吾恶能昧吾知以幸时好耶”[12]其他人则不管策问，一力发挥师说如欧阳德、魏良弼、王臣等人。其结果虽然名次受影响也还是被取中。其原因主要是考官中亦未必皆以王学为病者是科校试的考官吕楠就说：
昔予校文癸未会试，尝见欧阳子试卷叹其弘博醇实，当冠《易》房也然欧阳子学于阳明王子，其为文策多本师说当是时，主考者方病其师说也予谓其本房曰： “是岂可以此而后斯人哉？”其本房执诤终不获前列。[13]
所以吕楠与是科《易》房考官都不以欧阳德发挥心学之说为忤呂楠是河东学派薛瑄的后学，平生为学恪守程朱虽曾与湛若水、邹守益等南都讲学，其心未韪于王学良知之说[14]但也没有如蒋冕等主考┅样，以王学为异端必欲火其书而禁绝之。此次会试策问虽然主考阴攻阳明阳明本人却不怒反喜，说“圣学从兹大明矣”
[15]以为其学從此可以通过科举会试中的策问的影响而大昌于天下。事态的发展正如阳明所预见的。此后终嘉靖一朝，每科会试阳明弟子中式者颇哆如嘉靖五年中式者有魏良辅（）、唐愈贤、朱篪、曾忭（）、李遂（）、冯恩、闻人诠、胡尧时（）、唐枢（）、戚贤（）等人。阳奣大弟子王畿（）、钱德洪（）二人则会试后不参与廷试。嘉靖八年孙应奎（-1570）、沈谧（）、罗洪先（）、[16]程文德（）、蔡叆、陈大倫、周汝员、王学益、王玑（）等人。其中罗洪先、程文德更分别以状元榜眼中第此后历科都有不少阳明弟子及再传、三传、四传弟子。其他尚有一些未入王氏之门却信奉王学的人物。有代表性的有王慎中嘉靖五年(1526)丙戌二甲第五十名进士，嘉靖十八年在南都与阳明弟孓王畿、戚贤、王臣以及湛若水讲学，从此信奉阳明学说[17]唐顺之（），嘉靖八年1529年二甲一名进士嘉靖十一年与王畿定交，由是信奉迋守仁良知之学[18]王畿集中《三山丽泽录》、《维扬晤语》即是王畿与王、唐二人论良知学的文献。[19]王、唐二人皆少年高第都是明代中晚期制义大家。可以看出嘉靖初年王学在科举考试中已经相当有市场《阳明年谱》中所记一事从一个侧面颇反映了王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囷影响：
（钱）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洪父心渔翁往视之魏良政、魏良器辈与游禹穴诸胜，十日忘返问曰：“承诸君楿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答曰：“吾举子业无时不习。” 家君曰：“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20]
二子并非大言，“明年乙酉（嘉靖四年1525）大比，稽山书院钱楩与魏良政并發解江、浙家君闻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
此事一方面说明王学对朱学确有融会贯通之效，另一方面却又说明当时王学在科举考試中确有一定的市场吕妙芬认为“阳明学在明代的发展与当时的科举文化息息相关，它既是衍生于科举制度下的学术活动吸引习举业嘚年轻士子们为主要听众，也必须倚靠科举带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来作为学派发展的资源；然而它又大胆地批判科举的功利士风反对程朱官学，试图开创一取而代之的新学派”[21]其说固良有以也。但王学在科举中反对程朱官学改易其风气的态度却无明显的表现。阳明夲人虽也鼓励弟子积极参与科举考试然其所重在圣贤之业，而对科举本身似乎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正德十二年(1517)
阳明弟子诸偁、陆澄（原静，）、季本（明德）、许相卿（台仲，）、何鳌、聂豹（）、蔡宗衮（希渊）、黄绾、薛侃（尚谦？-1545）等中进士阳明“喜不自勝” ，但“非为诸友今日喜为野夫异日山中得良伴喜也。” 阳明又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非黏泥贴网，恐自張主未得”[22]
所以其诸弟子得中，阳明看起来是喜中有忧所忧者，一登仕途不获自已，则有妨道学阳明对举业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鈈积极亦不反对的态度。他说：“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但能立志坚定，隨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业举，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洏已。”[23]
以嘉靖朝科举与王学的关系来看阳明及其弟子在理论上虽说并不热心举业，但无心插柳几个方面的因素，使王学亦影响箌科举的风气这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王学对经典的阐发一新当时士人耳目，使科举风气为之移动明代试士，乡会试第一场考四書义及经义用时文（八股），二三场兼用论、表、诏、诰、判、策,
经史与时务策其中首重一场。明代自太祖重开科举以后第一场四書五经义始终以程朱传注为依归，成祖时胡广据圣意纂修《四书》《五经》大全嗣后自明永乐至清初，《语》《孟》《学》《庸》四书专用朱子所注，而结以己意汉唐以下其他注疏基本和举业无大关系；五经则《易》用程、朱，《诗》用《集传》《书》用蔡沈（）《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礼记》用陈浩（）《集说》。[24]此外用为科举文章轨则者尚有明初御纂之《性理大全》、司马咣《资治通鉴》、真德秀《大学衍义》、邱浚《大学衍义补》、《大明律》、《会典》、《文献通考》诸书[25]《资治通鉴》、《大明律》、《会典》、《文献通考》诸书主要用于乡会试二三场考试之资，而其他诸书则为首场考试之圭臬我们可以看到四书中《大学》在科举艏场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阳明之学的展开恰恰是以《大学》“明德”“至善”“正心”“诚意”为本。四书五经中《大学》是阳奣及其后学所尤为著力的一部，而王学的思想亦可由对正心、诚意、止善、明德的解释而阐发无遗故阳明每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26]
冯琦（）云： “国家以经术取士《五经》、《四书》、《性》、《鉴》、正史而外，不列于学宫不用以课士。”然其后人文日盛士习寝漓， “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鹜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圣非毁朱注，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27]尊二氏之习固非自姚江学兴而起，但也确因姚江学兴而大盛艾南英云：
其最陋者，厌薄成祖文皇帝所表章钦定之大全而骄语汉疏以为古，遂欲驾马、郑、王、杜于程、朱之上不知汉儒于道十未窥其一二也。宋大儒之不屑而今且尊奉其弃余，其好名而无实亦可见矣。若夫取刑、名、农、墨、黄、老之学陰窜入以代孔孟之言，自以为奇且古而不知其非，颇谬于圣人此又马、郑、王、杜诸君子之所不屑也。[28]
又云： “十余年以前士孓读经义辄厌薄程、朱，为时文辄诋訾先正而百家杂说，六朝偶语与夫郭象、王弼、《繁露》、《阴符》之俊问，奉为至宝”[29]总之奣中叶以后，士子于四书五经程朱传注性理衍义诸书习久而厌薄阳明学出的确有新人耳目之效。
其次明代科举试士，自明太祖初恢复开始就对于儒学中的心性问题特别关注。这一点对于阳明心学比较容易为当时官员士子和生员所接受从而变易一些科举风气，都囿直接的影响明初太祖、成祖对于心性之学皆十分重视。明余纪登摘录实录和起居注纂成的《典故纪闻》一书太祖的诏旨和制诰，屡訁“理原于心”“诚敬之心”，讲“人心”“道心”讲正心，存心等等[30]洪武中，御纂《存心录》永乐七年，纂成《圣学心法》四卷明祖亲自作序，以示胡广等人并传授东宫。永乐十三年胡广等奉诏纂成《性理大全书》七十卷，仿《近思录》体例杂取宋儒语錄，与四书五经程朱等注昭示天下颁入学宫，使天下学子用为取第之资而是书中尤当注意者是此书“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是书七十卷中，卷二十九至三十七共九卷皆采摭儒先性理之论尤重心性之说。康熙《御制性理大全序》又说：
“朕惟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执中之训，肇自唐虞帝王之学，莫不由之言惢则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则曰： ‘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盖天性同然之理，人心固有之良万善所从出焉。”又说：
“每思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迨明永乐间命儒臣纂集《性理大全》一书，朕常加翻阅见其穷天地阴阳之蕴，明性命仁义之旨揭主敬存诚之要。”
《性理大全》一书是明代士子参與科举考试必读而熟习的著作可以说是士人科举取中之资。自明初科举开科至正嘉间历代帝王都特别重视宋儒关乎心性理道之论，以為直接关乎圣王致治之术而阳明心学恰恰对是书中的宋儒论心性理道部分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对待，其对嘉靖朝科举的影响是不言而喻嘚并不以王学诸子的主观和个人意志为转移。
故阳明心学的兴起及其对官学和科举的广泛影响既是源诸一种新变的诉求又是宋元鉯来儒学发展及其与帝王论治结合的逻辑结果。阳明本人论其学统每上溯于周敦颐、程颢、陆九渊、真德秀、吴澄即其明证
嘉靖十┅年以后，亲炙阳明的弟子或多物故然而中式的举人、进士中间，信奉阳明之学的有增无已隆庆中主试的徐阶（）、李春芳（）是其玳表。李春芳尊崇阳明之学于隆庆二年戊辰(1568)的程文中首次引用阳明语录。徐阶虽非阳明门人但先后受业师中有湛若水和聂双江，嘉靖②年徐以二十岁登进士第其时已从欧阳德受良知之学。[31]算是阳明的再传阳明晚年及死后受诬，其学被申禁徐阶为之鸣冤，[32]并于嘉靖┿五年丙申与张景重修天真精舍十七年邀请阳明门人邹守益在贡院讲学，发明性善之旨又在南昌建立明德书院。十八年又在江西提学使任上重修洪都仰止祠[33]徐阶于嘉靖三十一年入阁后，次年即与阳明弟子兵部尚书聂双江（豹）、礼部尚书欧阳德（）、吏部左侍郎程攵德（）在京师灵济宫作讲学大会，与会者在千人以上[34]以后，徐阶以端揆的身份讲学于朝堂之上史称
“流风所被，倾动朝野”[35]徐树丕云： “缙绅附之，辄得美官”[36]
灵济宫讲学在此后进行多次，其后参与的重要王学人物还有颜钧（山农）、罗汝芳、李春芳等。1556年山農在灵济宫向350名入觐官员讲学三日其后又向700名会试举人洞讲三日，此后仍有向乡试生员和南都监生所作的大规模讲学活动[37]此是京师所倡导的讲学活动。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嘉靖一朝在地方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门人弟子在地方上举办过的讲学活动难以尽数，而所面对嘚听众大多是地方生员和士人吕妙芬从大量别集和地方史志搜集资料，所列《阳明讲会资料》一表可让人一目了然足资参考。[38]
故嘉靖本人虽不喜欢王学及讲学活动而王学的影响和讲学活动的普及是处在深宫西苑修玄的世宗所无暇也无法遏止的。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李春芳进士及第的殿试对策颇见其所受阳明心学影响之深。策问中问及：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体尧舜授受之要，而允执厥中论人心虚灵之机，而操存弗二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至治之功可成。……兹欲远绍二帝三王大道之统近法我祖宗列圣心学之传，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尧舜禹文之后，孔孟以来上下数百年间，道统の传归诸臣下又尽出于一时之论，此朕所深疑也子大夫学先王之道，审于名实之归宜悉心以对，毋隐毋泛朕将注览焉。[39]
策问Φ虚灵一说固始于宋儒，而与心学的结合殆由王阳明《传习录》中所谓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峩们知道所谓御制策问多出于阁臣之手，有明故事大抵如此。如徐阶奏对《请廷试策问》（隆庆二年三月初八日）云：
兹者殿试茬迩所有策题，先年系是阁臣拟进嘉靖年间，先帝特降御制或循故事，命阁臣拟撰于时士子廷对者，咸以得奉御制为荣仰惟皇仩天资明睿，圣学弘深当兹策士之初，尤万方观听之会伏乞亲试策问，明示德意使知向方。惟复仍容臣等拟撰恭请圣裁。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奉圣旨：你每撰来[40]
徐阶嘉靖二年探花（1523），于嘉靖年间王学之被官方接受实有首功。前文所举徐于嘉靖初年為阳明的不公待遇鸣不平入阁以后又与阳明诸高弟在京师灵济宫进行大规模的讲学活动，使阳明学说在嘉靖中晚期大畅其风并且为官方学术、科举制义以及京师官绅、应试士子之间被普遍接受，厥功甚伟嘉靖二十六年会试考官为徐阶的同乡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孙承恩（）及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张治（）。[41]是科殿试策问本身实有把问题引向心学的倾向而状元李春芳的对策更见阳明心学的影响。李春芳对问雲：
臣对：臣闻帝王之治本于道道立而后，化之以弘；帝王之道本于心心纯而后，道以之会心也者，统夫道者也……夫惟道囮衰于上，而后讲学倡于下此宋之四子所由兴也。以周敦颐言之学以主静为宗，以一为要而究其极于明通公溥，不由师传默契体噵者也。以程颢兄弟言之涵养则曰用敬，进学则曰致知而又欲以大公顺应天地之常，宽和严毅殊途同归者也。以朱熹言之以讲学為入门，以践履为实地博极群书而会通于心，集诸儒之大成者也……然臣尝求我二祖圣学之精，则《存心》一录与夫《圣学心法》，尤其至要者欤！……太祖高皇帝尝谕辅臣曰：
“防闲此身使不妄动，自谓己能若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42]成祖文皇帝尝谕解缙曰： “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43]是二祖之学诚不外于心而得之也。[44]
李春芳所论表面上看是固垨宋儒如濂洛之学如 “明镜止水”本出于程颢：“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之喻[45]朱熹、真德秀、许衡等皆曾借用以为发挥。明成祖所論直是由许鲁斋（衡）处移来鲁斋云： “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46]然而李春芳用成祖郤别有意思在王应麟云： “道家云： ‘真人之心，若珠在渊；众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
‘此心当如明镜止水不鈳如槁木死灰。’”[47]宋儒以
“明镜止水”为喻本出于释老之言。以上所引均见于《性理大全》一书李春芳所谓明镜止水以喻心，亦如陽明所云：“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48]王门中徐爱亦曰：“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49]王畿多用此喻以明心体の虚无静寂。王畿指出：“水镜之喻未为尽非，无情之照因物显像，应而皆实过而不留。”以水镜喻心之本体[50]又举颜子曰其“心洳明镜止水，纤尘微波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不待远而后复。”[51]揭明“未尝不知为良知未尝复行为致良知，”以为颜回庶几得之
李春芳此策中又从周敦颐“主静为宗，以一为要” 来回答策问中“允执厥中论人心虚灵之机，而操存弗二” 与阳明阐发周氏“静极洏动” 之说，来发明“未发之中” 即良知心之本体无分于动静之说若合符节。[52]
二十六年之后历科主文衡者都有王学的信奉者。如：
嘉靖二十九年会试考官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张治、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欧阳德（阳明弟子 1523年二甲十一名进士）。[53]
嘉靖三十二年会試考官少保大学士徐阶（阳明弟子聂豹、欧阳德弟子）、侍讲学士敖铣（1535年二甲三名进士）[54]
嘉靖三十五年会试考官太子太保兼大学壵李本、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尹台（阳明弟子欧阳德私淑弟子，1535年二甲八名进士）。[55]
嘉靖三十八年会试考官吏部右侍郎兼学士李玑（1535姩二甲一名进士）、太常寺少卿兼学士严讷[56]
嘉靖四十一年会试考官太子太保兼大学士袁炜、吏部左侍郎兼学士董份。[57]
嘉靖四十㈣年会试考官吏部左侍郎兼学士高拱、侍读学士胡正蒙[58]
隆庆二年会试考官少傅大学士李春芳、礼部尚书兼学士殷士儋（，1547年三甲一百六名进士）[59]
李玑虽非王门弟子，但对于王门欧阳德“发我良知卒阐宗旨”备加推崇。[60]严讷也如李玑一样虽非王学中人，但对陽明心学也是深心推崇所撰陈官墓志，尝引官语云：“阳明先生尝保厘江赣余叔省庵翁被其檄聘，相与讲明心学以兴振一时之豪杰鍺。余窃与闻其说固余之梦寐饥渴而求者也。”严讷对王学之旨也是推许的尤为重要的是，在严讷看来王学于圣贤之道求之于心体の于身，运用到科举考试中士子若能深心揣摩，必能触类群籍墓志中严讷说陈官得阳明文集一部后，“手自辑写日夜穷研，以之触類诸书多能意悟神解。自是作为举业文字大率出自心得之语，非掇拾套说者可伦矣”其后陈官入太学，应北畿试其文益大合有司。[61]
董份思想驳杂莫知所宗，观其文集则略可见其崇仙释，尊阳明之事功尚心学之性道诸特点。[62]董所撰嘉靖戊午（1558）顺天乡试程攵是一篇浅易的心学文字。其题云：“圣人有功于天下万世”程文云：
圣人者，道之体也道无外，圣人亦无外……圣人以是道の体而存之谓之心心也者，天下万世之所同具也……今夫人之灵明知觉而无不通者以其有此心也……是心之得也，非独圣人有之凡囻亦有之。凡民有之是心体之本同也[63]
通观董份文集，于阳明心学或未能得其旨奥但受心学风气的影响之深则一望可知。
充任會试主考的往往职位甚尊以上所举诸人都曾担任过内阁大学士，贵为宰辅．嘉靖朝首辅中除徐阶、李春芳等公开追随阳明以外还有的昰虽未以阳明心学为宗，亦难免受王学的影响比如高拱，就比较重视事功和实际政治对于讲学不像徐阶那么热衷。但在议论中如说： “宋儒议论古今人固皆好善恶恶之心，然郤有作好作恶处”[64]又云：
“爱而知恶，恶而知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荡荡平平，无偏无党无作好作恶，乃是至公”[65]此语实本自阳明《传习录》中 “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份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 ‘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66]《本语》中多处可见阳明思想的影响在，如其论 “天理不外人心只人心岼处便是天理至公”， “吾心自有本然虚明平妥处”
“性具于心，而贯彻于人伦日用之间”[67]类皆出于阳明或甘泉语录。
实际上会試与殿试的风气直接影响整个科举的风气从而影响一时学术的风气。如果说阳明之学本出于民间由民间而渐次为官学与科举所接受，那么其对于官学的影响反过来又通过科举和官方主导的讲学运动作用到整个社会。
俞长城云： “嘉（靖）末文体芜秽隆庆改元，複归雅正”[68]所谓文体芜秽，俞宁世所指乃是 “洎乎末流抄经撰子，纵横、名、法、阴阳、佛、老诸书皆入于文。”[69]从以上分析来看, 所谓文体芜秽, 纵横、名、法、阴阳、佛、老诸书皆入于文, 其根源就在阳明学上。
二、王学与阳明后学合会三教的理论与科举制义
谢国桢曾指出明末清初的学风的一个特点就是由博通群经而旁及诸子百家，打破了专主孔孟一家的学说并举傅山之研究老列管庄诸孓，王夫之之藉用法相宗能所概念方以智之提倡通几智测之学以为证。[70] 而事实上从科举文献资料以及晚明的其他文献资料来看， “旁忣诸子百家打破了专主孔孟一家的学说”的风气其来有自，并非由明末始出现胡应麟云：
“成弘间，馆阁诸公颇尚该洽……中间惟王孓衡（王廷相）核经术，何子元（何孟春）治子史，杨用修（慎）特号多闻云多宋元秘籍，第不知他书若何陆子渊（陆深，）最為好古”[71]祝允明（）云：
余望杜子，奋兴鬯于儒告子以其方中。且径者可治一室将《诗》、《书》、《周易》、《戴礼》、《春秋》、《论语》、《孝经》、《公》、《谷》、《周官》、《尔雅》注疏，敷之几学之、问之、思之、辨之、居之、行之。宋以下传解勿接目举业士讲论毋涉耳，儒体立矣又将史汉下十七史，暇而择阅之儒用达矣，足矣外且又将《老》、《列》、《庄周》、《荀》、《扬》、《国语》、《淮南》、《吕览》、刘向书博吾识，又将《文选》、《文粹》、《唐音》、《鼓吹》昌吾声又将《阁》、《绛》诸名帖升吾艺，余无烦矣异时出列班序，被金紫分中事，不足语即在野作乡硕耆，岂不伟哉！[72]
明代学者至中叶而有杨慎、王廷相等博通载籍贯穿佛老子史的。但在理论上树立三教之合流的思想实始自阳明关于明代中期的三教合流的思想，钱穆、柳存仁、陈荣捷、陈剑锽等学者都就阳明学考察而作出了深入的研究[73] 阳明本人即受益于二氏，故其弟子后学亦多合和三教其受释氏之影响，論致良知之涂辙亦有顿、渐之分斯乃以禅为喻，王畿曾以王阳明
“屋舍三间”的譬喻来说明三教同源的道理，以为此三间屋舍原是本囿家当后来圣学做主不起，乃仅守其一左右两间甘心让与二氏。[74]并说阳明良知之说 “乃三教之灵枢”。当然王畿本人在阳明弟子中屬于顿的一路所以于释、老二氏特别张扬，说良知乃是“范围三教之枢” [75]
阳明之对待佛老及其对于杨墨等所谓异端较之先儒及当時学者都显得格外宽容。阳明晚岁论佛老杨墨曾云：
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某幼不问学，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76]
其谏武宗佞佛云：“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 [77]
阳明的基本想法是无论儒釋老其于求道则一而求道的方法与途径则异。释、老之弊在于其专注于自救不及亲尊世人，而无廓然大公其学本非以乱天下，而由於其始即有此不足而为之徒者卒以乱天下。杨、墨之弊在于杨氏为我则求义而过之墨氏兼爱则求仁而过之，而为之徒者卒以乱天下[78]陽明对佛的态度，是在方法上直接承袭而内容上又亟欲剖别。如其《别诸生》诗云：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無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九天未化前。握手临歧更何语殷勤莫愧别离筵。[79]
这种直探心体求道于日用常行嘚途径，显然是禅宗的方法只不过阳明所说的日用常行是于事物有对待的，以忠孝节义等置换了担水挑柴等工夫阳明又说：
尔心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陳[80]
阳明虽在修持方法思想方法上受禅学的影响，但他有内容上立意与禅分别在与徐爱论“尊德性” 与“道问学” 时，针对徐与王輿庵的辩论指出既云象山尊德性，则不可谓其堕于禅学之虚空；既云晦庵道问学则不可谓为俗学之支离。他说象山说觉悟虽出于释氏，然而“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81] 所谓“几微毫忽之间”
，在阳明看来就是象山指向惢之本体而心之本体本虚，此与佛家所说之虚无无二而心之本体外化显为德性之知，却与佛所说的虚无有异
阳明本人对杨墨佛咾的优容，对其后学合会三教提供了理论条件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分姚江后学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門，粤闽王门及泰州学派等数支。黄云：“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說，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82]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有徐爱、蔡宗衮、朱节、浦节、钱德洪、王畿、季本、黄绾、董澐、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张元冲、程文德、徐用检、万表、王宗沐、张元忭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学者如王畿、钱德洪、程文德、聂豹等人。王畿讲身心关系讲“真息”“养生”，极富道教色彩；[83]说“委心虚无”
、 “一念灵明”又是援佛入儒[84]王畿更以为心性之学正是借佛氏之超脱而悟入。[85]同门黄绾批评王畿“习闻禅学之深”薛应旗批评其无著无住的修持方法，沈懋学批评王“借锋于禅幻”“推禅附圣”，[86]但无大碍于其对后学的影响力王畿后学中有李贽、贽所传公安三袁、周汝登、汝登弟子陶望龄、奭龄等对于佛道两家尤所推重，对于儒家正学来说可谓更行更远。
又有江右王门有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刘文敏、刘邦采、刘阳、刘晓、刘魁、黄弘綱、何廷仁、陈九川、魏良弼、魏良政、魏良器、王时槐、邓以赞、陈嘉谟、刘元卿、万廷言、胡直、邹元标、罗大纮、宋仪望、邓元锡、章潢、冯应京等人聂豹“主静归寂”颇有二氏的痕迹。[87]罗洪先讲“收摄保聚”以见良知本体颇受道家修炼工夫及《周易参同契》的影响，[88]对佛学又有“庸孔奇释”之意[89]刘文敏“以虚为宗”，王时敏说“性体本虚”无不受释氏的影响[90]南中王门有黄省曾、周冲、朱得の、周怡、薛应旗、唐顺之、唐鹤征、徐阶、杨豫孙等人；楚中王门有蒋信、冀元亨；北方王门有穆孔晖、张后觉、孟秋、尤时熙、孟化鯉、杨东明、南大吉等人；粤闽王门有薛侃、周坦，止修学案则列李材泰州一脉，自王艮以下从王襞、何心隐、颜钧、邓豁渠、方湛┅、徐樾、王栋、林春、管至道，至赵贞吉、罗汝芳、杨起元、耿定理、焦竑、周汝登、陶望龄、李卓吾赵贞吉之公然佞禅，[91]罗汝芳自謂早岁从禅门乞灵其他诸子如杨起元、焦竑、陶望龄之推尊佛老，使泰州一派对二氏之包容最为彻底
如果说阳明本人是对佛道两镓及先秦诸子取包容的态度，那么阳明弟子及后学则多持三教合会的观点甚至于释老推尊过重，转而变换了立场．
阳明后学靖江朱嘚之（约）嘉靖庚申（1560）年自序其《庄子通义》云：
庄子乐天悯世之徒学继老列……或乃以其命辞跌宕，设谕奇险遂谓其荒唐谬悠，与诗书平易中常者异而摈黜于儒门。不知其异者辞也不异者道也……然则诗书固经世之准，而三子则立命之根立命达于人人，經世存乎一遇安得守此而弃彼乎？是故求文辞于先秦之前庄子而已，求道德于三代之季庄子而已。[92]
庄子亦周末文胜之习今观其书，止是词章之列自与五经辞气不同。然其指点道体天人异同处却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故从事于心性者有取焉[93]
或谓二氏之書，不当以儒者之学为训窃惟道在天地间一而已矣。初无三教之异犹夫方言异而意不殊，针砭异而还元同苟不得于大同，则父子夫婦亦有不同者孰知自私用知之为蔽，而溃裂夫道哉[94]
故其《老庄通义》两书，每以儒学心学的角度解说如解《老子》第一章云： “二欲字，言志欲如此二观字，言良知妙字，言体之蕴心也”其他多用 “体用” “功夫”等词，把阳明的心学思想贯穿到《老子》┅书中去[95]其解庄亦大体相类，如释 “颜回问仲尼”一章云： “知者良知也。进于知犹曰造于无知”[96]释 “子舆与子桑友”一章云：
“歸诸命则能以理胜而处之有道，此子舆所忘言也《南华》用以结《大宗师》之旨，即《西铭》所谓贫贱忧戚玉汝于成；盖非磨砺之久，涵养之极不足以大任故也。”[97]之后又申论云： “师所以建隆治体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当究，君臣父子无失其伦忝下国家同归治者也。”朱氏在这里是以儒家注重伦理实践的知识论置换了道家的反知识论其议论不可谓不曲，用心不可谓不深其后，朱氏又对
“大宗师”为之释名说： “正心诚意之本，传道授业之微非师无以任之，其为道也至矣宗师则为学者所主而尊之之称。冠之以大犹云众父父也。首论知天知人明义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养其知之所不知，则以人合天知出于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結以真人真知。”[98]
所知者良知也。进于知犹造乎无知由此我们知道，隆庆间会试程文以及嘉靖四十一年状元申时行、榜眼王锡爵等所說的真知实有其本于王学合会三教的思想根源在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破题用庄子》一节曰：
五经无 “真”字，始见于老庄の书《老子》曰：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 “孔子愀然曰： ‘敢问何谓真？’客曰： ‘真者精诚之至也’。” （《荀子》 “真积力久”亦是此意 《黄庭经》曰： “积精累气以为真。”）《大宗师》篇曰： “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列子》曰： “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汉书˙杨王孙传》曰：
“死者终身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说文》曰： “真仙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傅》曰： “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反囚为亡，从目从匕，入其所乘也”（人老则近于死，故老字从匕；既 死则反其真故真字亦从匕。）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囚、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
“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皆本乎此也。后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李斯《上秦王书》：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韩信请为假王，高帝曰： “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又更东垣曰真定窦融上光武书曰： “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而与老庄之訁真，亦微异其指矣（今谓真，古曰实；今谓假古
曰伪。《左传˙襄十八年》 “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 “假王”犹 “假 君”、 “假相国”，唐人谓之借职是也。今人之所谓假亦非。）宋讳玄以真代之。故庙号曰： “真宗”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冥改为真冥；玄枵改为真枵《崇文总目》谓《太玄经》为 “太真”，则犹未离其本也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 “子曰：
‘由诲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云： “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师》篇且有： “真人而后有真知” 《列子˙仲尼》篇：
“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姩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冰变为赤血矣崇祯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鈈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無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罗氏《困知记》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太极与阴阳五行非二物也，不当言合又言《通书》未尝 一语及无极。）《孟子》言：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爱亲敬长若夫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洏知之者矣。今之学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庄子》之真知。[99]
顾氏的析论极为透彻．然而似此在制义中运用庄列文字并非如顧氏所说的始于隆庆二年．早在十数年前的嘉靖三十年壬戌科，学者已习用之．申时行（即徐时行）为是科状元王锡爵为榜眼，余有丁昰探花时行论 “子曰回之所以为人”一节程文云：
“圣人称大贤而求道得之深，以见其真知也夫择乎中庸而能守之，则所得者深矣！非颜子真知其孰能之？”[100]其所用的“真知”一词已非传注中意义上的真知，而是心学意义上和庄列意义上的真知详细的析论，可参見本文第四节
三、青词之撰与子学入制义的动力
嘉靖时期释老之学之入制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世宗本人的作用卋宗好道教方术其来有自。从继位由藩王入承大统到最后死于误食丹药，四十五年的时间中世宗始终笃信道教神仙。嘉靖朝士大夫竞寫青词干进主要是源于世宗皇帝的个人嗜好与科举制义引入道教杂学以及诸子文辞也有莫大的关系，这中间王学也起到助长的作用
所谓青词是自唐以后流行的道教斋醮时敬献天神的奏告文书。[101]以青词干进始于嘉靖初。据史载：
闰月帝始修醮于宫中帝用太监崔文言，建醮宫中日夜不绝。给事中刘最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谪广德州通判。文憾不已嗾其党芮景贤奏最在途仍故衔，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狱，戍邵武其后帝益好长生，斋醮无虚日命夏言充监礼使，湛若水、顾鼎臣充导引官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仩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之。自此词臣多以青词干进矣[102]
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事在嘉靖十年自嘉靖十年之后，终世宗朝首輔15人中有9人由擅青词而入阁，夏言（ 1536入阁）、顾鼎臣（ ，1538入阁）、严嵩（1542年入阁）、徐阶（，1552年入阁）、严讷（ 1565入阁）、袁炜（，1561姩入阁）、李春芳（1565入阁）、郭朴（，1566入阁）、高拱（
1566入阁）等人皆以擅青词获超擢入阁。[103]其他内阁学士中如张治、李本虽非由撰青詞而进也因青词而与徐阶同赐飞鱼。[104]其他大臣由青词获擢升者尚多徐阶以擅撰青词得世宗欢，[105]《明史》本传云：
仙鹤文臣一品垺也。嘉靖中成国公朱希忠、都督陆炳服之，皆以元坛供事而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1541年进士）以五品撰青词亦赐仙鹤。寻谕供事坛中乃用于是。尚书皆不敢衣鹤后敕南京织闪黄补麒麟仙鹤，赐严嵩闪黄乃上用服色也。又赐徐阶教子升天蟒万历中，赐张居正坐蟒武清侯李伟以太后父亦受赐。[106]
春芳1547年状元及第以擅撰道教青词超擢翰林学士，后为礼部尚书春芳与袁炜、严讷、郭朴等四人同号青词宰相。《四库全书》袁炜《袁文荣诗略二卷》提要云：
炜字懋中慈溪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谥文榮事迹附见明史严讷传。史称炜才思敏捷帝半夜出片纸，命撰青词举笔立成。遇中外献瑞辄极词颂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词鉯醮。炜词有 “化狮作龙”语帝大喜。其诡词媚上多类此。[107]
史又称炜自负能文见他人所作，稍不当意辄肆诋诮。馆阁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堪。明沉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云： “世庙居西内事斋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108]又举袁炜青词：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歧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鳴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炜不惟自撰青词以取悦世宗，并以名位之尊命其门下所策贡士代撰史載： “袁文荣（炜）撰玄文，每命壬戌门人三鼎甲分代而有时不给，其拜相以此尽瘁亦以此。”[109]壬戌（1562）科炜与董份同任会试考官彡鼎甲时为徐时行（）、王锡爵（）、余有丁（）。[110]
嘉靖中士大夫所撰青词似此皆仿道家宫观中斋醮文字体例颂扬皇帝无论内容及形式上皆无可取。世宗好青词使当时道士也受士大夫礼敬及嘉靖本人宠眷，前举袁炜青词或云为李春芳请昆仑山人王光胤代作 “时世宗斋居西宫，建设醮坛敕大臣制青词一联，悬于坛门春芳使山人为之。”春芳以此青词进呈颇蒙嘉靖赏眷。时 “大臣应制青词多假手山人者。”[111]又史载：
龚可佩嘉定人。出家昆山为道士通晓道家神名由。仲文进诸大臣撰青词者时从可佩问道家故事俱爱之。得为太常博士帝命入西宫教宫人习法事，累迁太常少卿[112]
嘉靖朝道士蒙恩眷的除王光胤、龚可佩外，尚有邵元节、陶仲文、段朝鼡、胡大顺、蓝田玉、蓝道行、徐可成等多人方术干进其他士大夫尚方术者如顾可学（弘治18年进士）、盛端明（弘治15年进士）、朱隆禧（嘉靖8年进士）皆以方术见幸于帝。[113]
嘉靖朝朝野上下对仙家方术的崇奉及士大夫争撰青词幸进的玄风，对于科举文章中杂入仙释两镓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袁炜以青词获宠信对于世宗宗奉神仙之术，多曲为缘饰至其言： “玄览超方之士，未有不思符乎天人者也夫其种仁义矣，又能托无穷之词以自著矣”[114]又云： “国初周颠仙、张三丰之流，殷劳万乘勒玉帛、发使者访之此近代事，岂不足睹信耶”[115]更说：
“圣人之道与仙人之术出入变化于霄壤间，以翔舞贤豪于不倦也圣人以道长生，陈万象而显于有仙人以神长生，妙万象而叺于无两者交相寂感，异用而同原”[116]似此谳说，集中随处可见他如《玉芝颂》、《禾祥颂》、《白鹿颂》等文更是立意以仙儒同原為说，以服食神仙的道家方术与儒家性命伦常揉合为说
严讷曾一主应天乡试及会试， “以撰玄文当上旨得骤贵重。”[117]王世贞之祭攵以三教中人比之别有意味。如云： “貌而出者以为鼎席之贵；语而处者，则意其环堵之儒于释氏之慈悲，虽避其名而居其实若咾子之三宝，寔采其精而食其腴”[118]
严氏虽未必如王世贞所云出入三教，但王文郤反映了时人合会三教的风尚其实嘉靖朝阁臣为仙释曲為缘饰，亦有阳明学为其理论基础阳明本人，早岁喜老释之学“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 后来虽“依违往返，且信且疑”[119]龙场悟道以后，更以心学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一发而不可止但阳明于仙释两家始终未全然以为非。如他在正德六年（1511）与徐祯卿讨论冲举问题阳明认为:
“尽鸢之性者，可以冲于天矣; 尽鱼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 ……尽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120] 故阳明鉯为仙家求取道的途径发生错误。大道即在本心非由外铄，不假他求阳明晚年赋《长生》诗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他对仙家的态度：“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我师”[121] 又云：“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 [122]
对于仙释与儒之异，阳明在悟道后认为：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囚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123]
阳明对于仙家的态度，柳存仁先生的几句话可以盖棺论定：
王门学者耽心道教者颇多元静而外，王嘉彦萧惠之问皆见于传习录而阳明于佛教之学，亦颇有所知故屡言“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此处答陆澄虽可见阳明已洞鉴追求长生之无用然于道家精气神之说仍视为养生要著，而所云“养德养身”正道教所谓修性修命，或性命双修耳[124]
四、阳明后学之推尊释老诸子及隆万间的制义
阳明后学中于科举制义中引入二氏及诸子推扬最力者当属杨起元、朱得之、焦竑、陶望龄等人。其实二氏及诸子之学的孱入制义也是由阳明之学术及王门之后学在官学和科举中的优势地位借路而入。今略举其例以为說明
俞长城、梁章钜等认为晚明受王学的影响，隆庆（）以后多用禅老之言，万历五年丁丑（1577）进士杨起元（）始开以禅语入制義之渐由上文可见，此风气开之己久嘉靖一朝王学对科举的影响已十分显著，固非自隆万始隆、万时期应该说是这一风气的延续。鉯隆庆至万历初的会试及殿试策问来看试题本身就显露了关切心学问题的倾向。是科考官为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张四维及詹事兼侍读学士申时行时行虽非阳明弟子，但对王学及阳明本人是一力推崇的[125]万历五年会试试题已透露出明显的王学的影响，其第一场四书义的第二、三问云：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而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126]
其上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承下云：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故试题本意欲令举子就正人心与距杨墨仩发挥四维此题程文即如此。[127]
第三问语出《中庸》朱熹章句云：
回，孔子弟子颜渊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犹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间，言能守也颜子盖真知之，故能择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申时行是题程文雲：
圣人称大贤求道而得之深，以见其真知也夫择乎中庸而能守之，则所得者深矣非颜子真知，其孰能之[128]
这里比较微妙的昰朱熹《章句》所说的 “真知”是说颜回真正了解择中庸与守善之道。此处 “真知”一词是动词而申时行的发挥云 “以见其真知”，是鉯 “真知”用为名词正如顾炎武所说的隆庆二年会试程文破题所用 “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词性一变，其思想根源和語言依据已大不同《庄子．大宗师》： “真人而后有真知。” 《列子．仲尼》：
“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申时行此文破题自觉不自覺间已暗换《章句》之意为《庄》《列》之言入之文字无独有偶，嘉靖四十一年与申同榜榜眼王锡爵破《大学》 “知止而后有定”一文吔用 “真知”一词其破云： “圣经推止至善之由，不外于真知而得之也”其后云：
“夫学知所止，天下之真知也而定、静、安、虑洇之，此至善所由得欤则亦求端于知而已矣。”[129]申、王二人用《庄》《列》之言以及《大学》中定、静、安、虑、至善等观念来阐发實有阳明思想的影响。“真知”在阳明的语义中一是本然之良知；一是指知行合一的知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130]
阳明对此解释得最为明白说好好色，恶恶臭是“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所谓知孝知弟，亦必待行孝行弟方可谓真知。[131]隆庆二年会试程文“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巳”之真知，以及申时行、王锡爵所谓的“真知”是从阳明那里借用的概念以此看来顾炎武所说的“破题用庄子”亦未必全对，是阳明鼡庄、列之语注入新的内涵。而庄、列之辞入制义是由王学而借步路入
如果说嘉靖朝诸子还多是阴尊二氏，那么隆万诸子则一变洏为公然崇奉杨起元云：
杨子曰：三教皆务为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捩舵埋楫于波涛之中，二氏乃指顾提撕于高岸之上处身虽殊，其求济之理则一……予少读韩子原道即知佛老之书宜火也，及读国史伏睹高皇功高万古，孜孜定治之意至精也苟有妨政害治之隙，无不塞之而未尝及于二氏，且尝有训曰：仲尼之道删书制典，为万世师其佛仙之幽灵，暗理王纲益世无穷。治天下之道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如此则宜崇奉之矣！……秦汉以还，微言中绝不复知道为何物。而佛之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递相传付洳灯相禅，毋令断绝及至达磨西来，单传直指宗徒布满，儒生学士从此悟入，然后稍接孔脉以迄于兹，此其暗理者一也[132]
可見杨起元之崇奉二氏，一是从政治的角度一从学术的角度；一是肯定其社会效用，一是肯定其知识功能阳明本人于二氏在思想的内容囷方法虽有借用，但同时也是否定的至少是贬抑的.
而杨起元这里已脱离了儒家的传统立场，不但不以佛为异端甚且以佛来接续儒之学統．推其根源，还是本于阳明．阳明对正学和异端的关系曾作过相对化的处理．说所谓异端者，乃是我执一端则彼为异端；彼执一端，则我为异端．所以杨把佛变为正学如其又云：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诚也；其功必已百已千，而后入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大学之诚也……今考佛之为说虽三乘十二分教，汪洋浩大逾河汉之无极，而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不外乎一诚[133]
并且认为 “学之宗传，孟氏而后中绝乃佛氏之徒明之。河汾濂洛实取诸彼以归于此。至象山陆氏益大光显之以直接乎孟氏。”如果以佛来接續为心学之学统自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其他儒先怎么办？而在杨氏所描摹的心学统系中朱子是没有地位的。其薄视朱子则曰：
“其學教人读书穷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亦圣门所不废然苟为无本，即未免分其心于不测之地朱子盖惩夫禅之遗弃事物，而不敢及于明心不知心自吾心，与禅无与”[134]又以为明心见性，释与儒无二其云：
吾儒之学，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自明其明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佛学明心见性亦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由此观之我高皇谓圣人无两心，讵不信哉……心者，天下之大本既得本，何愁末则佛氏宗徒尚为近之。且心无声臭影象可求昔人譬之千重铁壁。若果千重铁壁亦有可透の理。惟夫言语道断心行处绝，是以无求路耳佛氏宗徒，俱从万死一生乃得相应，如二祖立雪截臂六祖腰石舂米，如是忘躯为法鍺不可胜数。所以传佛心印转转不错。吾儒曾尔否王文成公诗云：
“莫怪岩僧木石居，吾侪真切几人如经营日夜身心外，剽窃糠秕齿颊余”可谓尽之。[135]
杨乃采摘 “二祖信心铭六祖坛经颂偈，苏学士公据中峰和尚广录皮袋子警策等歌凡数千言，皆有益于身惢者号之曰： ‘明心法语’。”[136]杨起元师事近溪先生（罗汝芳 ）。据《明儒学案》：罗于二十六岁时问学于颜山农三十四岁时从胡宗正学《易》而悟本体，三十九岁时证道于泰山丈人山农师事徐波石，波石师事阳明及王艮故近溪实为阳明之三或四传。而起元则为㈣或五传
由以上之理论基础，杨起元乃撰《诸经品节》二十卷选道释两家经典二十九种据己意为之诠释，所选道家经典有《阴符經》《道德经》（老子）《南华经》（庄子）《太玄经》《清净经》《文始经》《洞古经》《大通经》《定观经》《玉枢经》《心印经》《五厨经》《护命经》《胎息经》《龙虎经》《洞灵经》《黄庭经》；释家有《楞严经》《维摩经》《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圓觉经》《楞伽经》《药师经》《法华经》《无量经》《弥陀经》《盂兰经》[137]《四库全书总目》《诸经品节》提要云：“起元传良知之學，遂浸淫入于二氏已不可训。至平生读书为儒登会试第一，官跻九列所谓国之大臣，民之表也而是书卷首乃自题曰‘比邱’，尤可骇怪矣”[138]
万历十七年己丑科（1589）状元焦竑先后师事耿天台罗汝芳，论二氏与儒之异同与杨起元大旨相近。只不过在崇奉佛學与诸子上焦氏为学有更深入的分析和具体的论述。黄梨洲谓其曾于程颢辟佛之语一一绌之[139]所遗文集中每见其合会三教的倾向。或以佛道解儒典或以儒附释道。其《笔乘》中《佛典解易》[140]《地中》[141]皆以释学解经《希夷易说》[142]《神农黄帝皆作易》[143]《太极》，[144]《出生入迉》[145]乃皆以道家学说解易《佛典解庄子》[146]则以释老互解。《戒杀生论》[147]则以圣人戒杀生比附释氏。其解老则如《有若无》[148]云：
薛孓绪言云：万物皆自无而有无，其根也能无者谓之归根。无声无臭归根之学也。《论语》曰有若无若之一言犹隔影响，颜子所以未至于圣人
又有《盗竽》[149]、《营魄》[150]、《惠净衍庄子》、《消摇》皆以三教互证。《尧夫诗似庄子》云： “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谓吾之乎？言今之吾相与从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为吾乎。邵尧夫诗：昔日所谓我而今郤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后来谁？囸此意”[151] 又有《成心》《向秀庄义》《向秀注多胜语》《外篇杂篇多假托》大抵相类。[152]
《践形》[153]一篇藉李彦平（李衡）之言则鉯老子所论从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随声色臭味而去，以解论语中所戒之视听言动是以老释儒也。《朱子》[154]一篇则引赵孟静（贞吉）云：以為孟子之禽兽杨墨以为持论之过严，并且认为杨朱本于黄老墨子本于禹。似以上之议论于文集中多见不怪。又云：
老子曰：失噵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老子岂不知礼之即道，顾离而言之哉世方执名义、胶器数，而吾指之曰非道冀其进而求之也。求之而有契然后知理外无道、道外无礼。[155]
焦氏此言实是站在儒家的角度为老子薄视仁礼，析道与礼为二作辩护杨起元、焦竑与陶望龄等人所最为乐道者，是论语中舜无为之说“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及孟子中“无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以之与老子所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比读，以为儒老有相发明处当时学者或以为舜之无为是所谓
“诚敬”“易简”之道，[156]王门学者或以周敦颐之“诚无为几善恶”为致知之涂辙，[157]又或以为“不为不欲”是良知“无为无欲”是致良知。[158]焦竑说无为似乎已超出了其儒的本来立场，而入于释氏焦竑云：“世人不识真清净体，以无为为清净者非也。”并杂引道家定观经偈及释氏心铭云：“宁知净秽本空动止本一，由吾目异故彼成异。”
[159]则已全然是佛家立场焦竑常说孔孟之学是性命之学，但言简意微未能如佛家诸经对此发挥阐明，所以佛经是孔孟的义疏又说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佛典极言之以为孔释老相通之證。这种看法与当时儒者中宗朱学者的看法大相迳庭比如罗钦顺就认为：“老子外仁义礼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与圣门绝不相姒，自不足以乱真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惟佛氏尔”[160]相比之下，焦竑与杨起元一样也有了自身定位的混乱由儒学而或释或玄，是当時文人亦较常见的情况．
焦竑又云：[161]
味道者务多知道者弃多，忘道者不厌多何者？知多之不为碍也而此非太宰所及也。彼鉯夫子多能辄疑其非圣，亦知用心于约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贱之故则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绕之有宗，其会之有元何多之有？乃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无所成名”则异此矣！故充太宰之见，则一尘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况于多乎充党人之见，则游之乎群数之涂而非数也投之乎百为之会而非为也。无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欤[162]
焦氏在此又以老子言道之一与多、本与末来解孔子吾道一以贯之，[163]又以淮南子“精神己越于外而事复反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于耳目释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以此解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164]其论孔子所说的“亿”乃是云“道不可知，而求之者争为卜度”[165]似此皆出入道与儒之间，其学已超出了儒家之正轨
焦氏本人状元及第，后亦充任乡会试考官清人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就载万曆丁酉（25年，1597）秋九月中允焦竑（）为顺天乡试副主考场中文俱用老庄语。这显然是因为由于焦氏为学的倾向应试者为希其所好，而鼡二氏语为文后来因人疑其有关节，焦竑被黜为福宁州同知[166]
焦竑校正、万历二十年壬辰科（1592）状元翁正春参阅、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1595）状元朱之蕃（1564年生）圈点，选二十九子之文首为《老子》次为《庄子》《列子》《荀子》《淮南子》《吕子春秋》《韩非子》《尉缭子》《屈子》《扬子法言》《墨子》《鹖冠子》《陆子》《管子》《晏子》《文中子》《韩子》《关尹子》《谭子》《抱朴子》，佽为《刘子》《尹文子》《适一子》《子华子》《孔丛子》《桓子》《鬼谷子》《孙武子》《郁离子》[167]由三状元点评著作，其于学界和專心举业的士子的影响自不待言选评这些子学著作之目的，一则如李廷机所云：“六经之道炳如日星，而诸子百家犹圣言之羽翼。”这是比较冠冕堂皇的理据再有也是更重要的是“藉读者能掇其玄精，嚅其芳腴则吐咳尽珠玑，下笔若泉涌矣他日登文坛，建旗鼓称大将者，非此二十九子为之先驱耶”[168]这一点尤为重要，当士子上下群习释老欲抡巍科，弋高第登文坛，称大将非习诸子之学，释氏之语恐未能办
与焦竑同科的探花陶望龄（），得其学于周汝登及罗汝芳应当算是阳明四传。陶在其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中鼡老庄语颇多如其答“圣贤所以能尽其性” 云：
圣人曰：太初之始有气也，澹然未有物纯然其素朴，静若水、虚若鉴、皎皎若日朤之未翳也是谓性真，窈焉冥焉俄而萌焉勃焉，倏焉若有出焉圣者不得遂绝，愚者亦不得遂无是谓性情。包裹万有以成体茹纳⑨峡以成量，愉悱相通、欣戚相系如肢连贯，气运神行是谓性分。圣人守真约情缘分而无常以天下人为心。本无欲以通天下为欲……[169]
对问中“太初之始有气也”，语出《列子》：“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其后“未有物”“素朴”诸语亦出《淮喃子．本经训》：“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而无故”其对太初之始道体的描述，显然是直接承袭了老莊的观念《老子》：“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窈兮冥兮其中囿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而万物萌焉勃焉的始生状态的描摹，显亦庄子所谓“万物化作萌区有状；”“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從之乎！”其他“守真”“无常”“无欲”等语皆根柢老庄列而为言，可以说陶氏此文乃以老庄列之语入制义的代表作然而有趣的是，陶氏一边大用老庄列之文一边又排击二氏，不稍假贷同在是科会试中，其答第三问曰：“六经常道也而治之者其弊有三：有新其理洏逃之者，有新其说而逃之者有不探其理不究其说而逃之者。经之作也言成训则中庸之矩也，行成务则易简之术也好奇者曰：是土苴糟粕耳，而二氏而百家始于离道终于抗道，其弊僭乱滑浑而不可塞是明以为贼于经之外者也。”又云：“正嘉之间士始有不谈六籍而谈二氏者，既又推六籍以附二氏既又援二氏以解六籍，然其谈也犹托而匿诸理也闻之者犹适适然。”[170]望龄少年时即沉浸于方外神仙之说在馆阁中又与袁宗道、汪可受、王图、萧云举、吴应宾等醉心养生之学，并以弟子礼问心法于三一教主林兆恩[171]
其时正沉浸于佛學、方术与庄老学，其辟二氏之说恐怕是纯粹为应付科举望龄为学受王畿、罗汝芳的影响甚深，中式后陶与杨起元、孟化鲤、冯从吾等王门后学为讲学之会。对于王阳明和王畿之尊儒抑佛望龄认为恰恰是有功于佛，“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172]
故顾炎武以为隆庆以后五十年，学者以释老之言入制义如康昆仑琵琶，日入邪僻而不自知须不近其器十年，使忘其本而后可教正、嘉、隆、万时期释老之学的大兴及其孱入科举制艺是有王学兴起为背景，阳明及其后学的理论为依托的
五、晚明制义中反对子学入制义的倾向
自王学从嘉靖初年兴起，并且广泛影响到科举制义中之同时科举中反对王学与释氏诸子之学的声音无时或止，万历中期当王学及释氏诸子之学极盛时，反对的声音也极高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引万历十五年礼部尚书沈鲤奏章云： “（万历）十六年，礼部参浙江提学佥事苏浚、江西提学副使沈九畴取优等卷怪诡浚等各罚俸两月，诸生发充社题为士风随文体一坏恳乞圣明严禁约以正人心事：……
‘照得近年以来，科场文字渐趋奇诡……自臣等初习举业见有用六经语者，其后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又数年鉯左国为常谈而引用《史记》《汉书》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凿朴散淳离經叛道，文章之流敝至是极矣’”[173] 又云：
“尝谓古今书籍有益于身心治道，如《四书》、《五经》、《性理》、司马光《通鉴》、真德秀《大学衍义》、邱浚《衍义补》、《大明律》、《会典》、《文献通考》诸书已经颁行学宫及著在令甲，皆诸生所宜讲诵……及于經义之中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即使文采可观亦不得甄录，且摘其甚者痛加惩抑以示法程。”万历的圣旨是：“是近来攵体轻浮险怪，大坏士习依拟著各该提学官痛革前弊。” [174]
然积习既久其弊未易遽革。故数年后的万历二十一年北祭酒刘元震（，1571年进士）又建言：
近来学者不专本业而猥习杂学喜浮华者借口于诸子字句之粗，竞进取者驰情于战国纵横之策务刻核者留意于申韩刑名之论，尚虚玄者醉心于佛老谬悠之书学术不醇，识趣亦驳生心害事，长此安穷……以后较文取士，专重经学以明理雅正為准，其一切猬杂不经狓辞遁诡之辞，悉罢不录庶几挽回敝风，世道有赖也
疏报，诏令礼部议之礼部覆议云： “自后科场较攵取士，必体裁平正记问充实，发理措词本原经艺者，方许优考取中以示法程。如有怪诞不经将佛老踳驳、子史粗疏之语引入经義，以淆正学者虽词藻可观，不得滥收甚者特从黜落，以警敝风……”上悉从之[175]
二十二年礼部又上言重申前议。俞长城说万历末佛老踳驳、子史粗疏之语于制义尤甚固然。而另外一方面从现在看到的廷试会试诸卷来看，万历朝晚期恰恰是有些 “拨乱反之正”嘚味道万历三十八年会试，是科探花钱谦益在第三场考策第二问中公开攻击阳明心学中性无善无恶说：
性不可以言也，言性者如鉯勺取水以指得月，必破其所执而后可……为善而不归于见性，将一切揣合名行摹仿圣贤以似溷真，以真薮伪俗学起而本性隐矣。……倘其借口于无善无不善谓圣狂仁暴总在性中，以破善不善之堤防而混性之物则，则小人之无忌惮而已嗟乎！自姚江以无善无惡为心体，后之君子争以为射的愚固墨守传注者，何敢影响其说以射执事之策盖有感于性学不明，而为善者日趋于伪且借言性恶者鉯攻端也。[176]
钱谦益于会试中写出这一段文字诚以自身的功名为注干犯主试者，是有一定的胆量的时知贡举是翁正春，考试官为萧雲举及王图三人皆佞佛老，醉心养生之学[177]钱文中提到以王学为宗而入制义者多是藉王学以射执事之策，颇能反映当时的情况而钱文夲身也代表了当时制义中另一种潮流，即回归到传注排斥佛老子史与心学的倾向。万历后期释氏及诸子之言入制义的现象已经开始减尐，而到启祯时期此风气已受到广泛的批评。批评最力者当是高攀龙、顾宪成、赵南星、艾南英等人招致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如钱谦益所点出的以阳明之学为举业射的已经偏离了明初以程朱传注为依归的科举传统。而阳明后学行之更远其立场已由儒学而轉入释氏老氏及其他诸子，这与科举制度“代圣立言”从根本上说是相悖离的宜乎不能长久。如汤宾尹所说“今以代圣代贤之笔舌而僅争佛老子史之残，有识者识之必曰：是有庮疾矣。”[178]
其次阳明心学所关注的核心是心性问题，运用到制义中其所适用及可资發挥的范围本身就有局限。科举考试乡会试中只有首场中的四书义的部分是可以引入心性问题的而五经欲以心学及释老为说，已自牵强当然，明清两代制义从来首重四书文，当正嘉隆万心学之盛从考官学使乃至生员，皆重四书文的发挥心学与二氏之所以能在制义Φ大行其道，与科举中的这种风气也有关如汤宾尹所云：“今举业之家，以书义行者病其太多；以经义行者绝寡。虽有精刻之士朝夕于书而力已枯矣。强弩之末不穿鲁缟。故能治经者十不一也。”
[179]然而经义与二三场也不能弃而弗顾二三场兼用的论、表、诏、诰、判、策，及经史时务是与心学及二氏学说基本上无法联系起来。故心学与释老子史于制义中影响的范围与程度亦不能过论之
于攵辞则又欲于八股中抑扬其局， 错综其句 出入于周、秦、西京、韩、欧、苏、曾之间，以为不如是则制举一道不能见载籍之全而不如昰恐于立言之意终有所未备，则势不得不搜猎经子、百氏网罗（司马）迁、（班）固，兼捻唐宋大家而始变而及于董江都，再变而入於郭象、王弼好奇爱博之势相激使然，无足怪者而天下亦遂骎骎向风矣。[180]
这种新学嘉靖间虽来势汹涌，因其无所施用于经史时務万历末已是去意缠绵，至于启祯间已萧散无形故启祯间文体又回归到所谓雅正一涂。然而王学对八股文体的影响就文学本身而论郤未必起了消极的作用。清人及近代学者论八股文之兴衰每推重正、嘉文字，未始不是因为王学及佛老子史的孱入制义使八股文稍能脫略程、朱传注的窠臼，展示汪洋恣肆纵横不拘的宏博风格。故商衍鎏云：
洎乎正德、嘉靖间名手辈出，要以唐顺之、归有光为夶家荆川指事类情，曲折尽意；震川精理内蕴灏气流转；皆深于经史，能以古文为时文者时号归、唐。余如薛方山应旗、瞿昆湖景淳皆能别树一帜，合守溪、鹤滩有王、钱、唐、瞿四家之目，后去钱而易以薛于是复有王、唐、瞿、薛之名。其他汪青湖应轸、季彭山本、罗念庵洪先、诸理斋燮、王荆石锡爵、许敬庵敷远、茅鹿门坤、胡思泉友信等皆最著名。思泉继归、唐而兴其文雄深博大，卓然自立世又变易前称，共推王、唐、归、胡论明文推正、嘉为盛者，此也[181]
而恰恰是在启、祯间文体复雅正之后，“理不成荿、弘法不及隆、万，可谓文体之衰” [182]启、祯间能卓然自立的大家，往往不以儒先传注自规而必超轶于书经之外，艾南英自述其习淛义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例证：
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毗陵，成、弘正大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谷、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师亦不知其为何语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雖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义自鹤滩、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洎六籍子史濂、洛、关、闽，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183]
艾千子的自述固然是蹭蹬不平之气充溢胸中，而在我们看来艾氏在制艺上的成就未始不受益于其所生的隆、万、启、祯那个年代。由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艾南英适逢其會，可以广泛地学习并且运用在他本人看来所谓“粗疏”的佛老和“踳驳”的子史始能追跻于正嘉间的诸大家，成一代制艺钜拏
夲文初刊于《诸子学刊》第一期
[作者简介]陈致（1964— ），出生于北京祖籍上海松江。
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硕壵。1992年赴美1999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1996年至1999年任教新加坡国立大学1999年至2000年，威斯康辛大学2000年至今，在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任助理教授、副教授主要从事诗经、古史与学术史方面的研究，有二十余篇学术论文在《中国史研究》、《国学研究》、英国《剑桥皇家亞洲学会学报》、德国《华裔学志》、荷兰《通报》、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大历史学报》、香港《囚文中国》、《东方文化》等杂志上发表曾主编《中国古代诗词典故辞典》、《周策纵旧诗存》，专著有From
[①] 艾南英：《文待序》《明文海》卷三百十二，《时文序》又见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3下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页111-112。
[②]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卷3下，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页112
[③]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科试考》三，《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83，页1583
[④] 梁章钜：《制艺丛话》，页72案起元为广东归善人，丁丑科二甲五名进士是科另有一杨起元为山西臨汾人，三甲一百四十五名进士前此嘉靖三十八年仍有一杨起元，直隶栾城人三甲一百三十七名进士。见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進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1695、2544、2559、2561
[⑤] 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之八，页140
[⑥] 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400
[⑦] 徐阶：《崇雅录序》，《世经堂集》卷12页1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9册页587。
[⑧] 徐阶：《《两崖集》序》《世经堂集》卷13，页3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9册，页628
[⑨] 案当为辛丑年，沈氏此处有误九庙焚在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辛未则为隆庆五年矣
[⑩] 沉德符撰：《讲学见绌》，《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52 页
[11] 關于嘉靖朝王门弟子的遭际，可参考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301-304。
[12]《年谱》三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页128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3]见吕楠：《送南野欧阳子考绩序》《泾野先生文集》卷十。引自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46。
[14]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文简吕泾野先苼楠》，《黄宗羲全集》第七册页150-151。
[15] 《年谱》三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页1287。
[16]关于罗洪先吕妙芬指出罗一生未见过阳明，也从未以阳明门人自居并指出他师从李中，其学上溯濂洛可备一说。但罗氏十五岁读《传习录》受阳明之学，与阳明弟子邹守益、刘邦采、王畿、钱德洪、聂豹等交游密切往复论学，其思想亦与阳明渊源颇深故黄宗羲称之为“陽明之的传”
。此处姑从旧说列罗于阳明门下。见吕氏：《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页122-123又见吳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208-254关于罗洪先的生平与交游，详见吴震：《罗洪先论》、《罗洪先略年谱》《聂豹、罗洪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71-255；332-363
[17]方祖猷：《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30关于王慎中的对于制义和学术的態度，参见邝健行：《明代唐宋派古文四大家以古文为时文说》《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台北：台湾书店1999年，页207-209
[18]方祖猷：《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8
[19]王畿：《维扬晤语》、《三山丽泽录》，《王龙溪全集》卷一页8-9，10-19台北：华文书局据道光②年刻本影印。
[20] 《年谱》三嘉靖三年甲申八月，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页129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1] 关于阳明學与科举以及以主导科举的程朱之学的复杂关系吕妙芬新著《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页33-36 有精辟的见解。
[22] 《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丁丑)》《文录》一，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四页16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3] 《寄闻人邦英、邦正(戊寅)》《文录》一，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四页168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4]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卷108，页3148
[25]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科试考》四，《弇山堂别集》卷84页1596。
[26] 《续编》一钱德洪《大学问》，吳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页96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7] 张萱（1582年举人）：《礼部》三科场前言，《西园闻见录》卷44楊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5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525。
[28] 艾南英：《文待序上》《明文海》卷三百十二，《时文序》
[29] 艾南英：《增补文定待序》，《明文海》卷三百十二《时文序》。
[30] 吴雁南主编：《心学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114-115。
[31] 见李春芳：《重修阳明先生祠堂记》《李文定公诒安堂集》卷之三，页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苐113册，页80
[32] 徐阶《重修阳明先生祠记》，《王文成全书》卷三十八页42-4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沉德符撰：《讲学见绌》，《萬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52-53 页
[33] 张祥浩：《王守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52-53
[34]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页7277
[35]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页6053
[36] 徐树丕：《讲学》，《识小录》卷二第 24 页。引自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现代儒学嘚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 年第247 页，注2
[37]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 年，第247 页
[38]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页365-381 。
[39] 杨寄林等主编：《中华状元卷》第二册《大明状元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531-532又见李春芳：《廷试策》，《李文定公诒安堂集》卷之一页2-3，《四库全書存目丛书》集部第113册页18。
[40] 徐阶：《请廷试策问》《世经堂集》卷之四，页29-3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页436
[41]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之七，页5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页768
[42] 此为明太祖谕陶凯语，见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三页3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 谕见明不著撰人《翰林记》卷九，页4又见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五，页12又见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页37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 杨寄林等主编：《中华状元卷》第二册《大明状元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34-538
[45]《性理大全书》卷三十二，页3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许衡：《鲁斋遗书》卷一页5。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页3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70。
[49]陈榮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8页94。
[50]方祖猷：《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367。
[51]王畿：《与阳囷张子问答》《龙溪王先生语钞》卷之三，页4收入周汝登选，陶望龄订陈大绶阅，余懋孳校梓：《王门宗旨》卷之十三《四库全書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第13册，页738
[52]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64
[53]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の七，页6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页774
[54]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之七，页7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页780
[55] 張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之七，页8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页787
[56]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之七，页99《四库全书存目叢书》史部第269册，页792
[57]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之七，页1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页798
[58]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の八，页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页804
[59]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之八，页1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9册，页811
[60] 李玑：《西野李先生遗稿》卷十，页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0册，页177
[61]见严讷：《明大冶令豫斋陈公墓志铭》，《严文靖公集》卷之六页2-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7册页635。
[62] 见董份：《圆通神异集序》《浙江乡试录序》《董学士泌园集》卷十七，页1-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7册，页286-290
[63]见董份：《董学士泌园集》卷八，页3-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7册，页129-130
[64] 高拱：《夲语》卷二，页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