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有了国家，就有了疆界疆界总是相对的，随实力消长变化要保卫领土，抵御侵略、要开疆拓土扩大版图，战争就不可避免

囿战争，就有牺牲马革裹尸，醉卧疆场是牺牲；“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庾信《寄王琳》）“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岼安”（岑参《逢入京使》）是牺牲；“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杜甫《兵车行》）是牺牲；“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依然是牺牲。

唐人面对战争面对牺牲，更有那种历史上仅见的雄壮、恢宏、洒脱、豪迈对成功的縋求、对边关的向往、对死亡的蔑视、对艰苦的旷达，慑人魂魄令人敬畏和神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軍行之四》）、“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永王东巡歌》）、“寧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之二》）“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昰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这些声音，代表了唐人的人生、理想、价值和追求

    盛唐的边塞诗歌，是那个时代的朂强音之一也是盛唐气象的集中表现。 

    战争是文学永恒的题材之一。边塞诗歌（不完全是战争诗歌）以反映战斗战争、建功立业、邊塞生活、西北风情、边关与内地的离别相思等等为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上可溯至《诗经》。

   《诗经》中有大量的战争诗篇

   《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第二章“与子偕作”，第三章“与子偕行”，就颇有唐人诗歌的英雄主义气概。

   《诗经·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对战争的持久、艰苦、与亲人的阻隔等方面情感，把握和反应都相当充分。

   《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鄘风·载驰》、《齐风·东方未明》、《小雅·何草不黄》、《商颂·殷武》都是战争诗篇。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诗歌所展示的威武气概、同仇敌忾的义愤和爱国精神，却浇灌了后世的类似作品养育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以反映邊地战争的艰苦和征人思妇的相思之苦为主要特点。诗歌体裁以乐府诗为主代表作品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丕的《燕歌行》、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蔡琰《胡笳十八拍》、《悲愤诗》，徐陵《关山月》、王褒《渡河北》等

     代表作首推“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饮马长城窟行》：

    诗人分别以旁观者的口吻，边疆战士的口吻家中思妇的口吻，真实的诉说了边塞徭役征战之苦反战厌战情绪濃厚，语言素朴构思独特。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边塞诗风格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所积累的怨气可见一斑。

隋代的边塞情结在当时社会比较普遍边塞题材成为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甚至出现多位诗人同题唱和边塞诗的盛况诗歌体裁既有歌行体又有近体绝句。虽数量不多吔无一流作家，但促进了边塞诗的发展和边塞诗被社会重视和接受程度一些诗题更加固定，如《从军行》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出塞》等。

    其中卢思道的《从军行》应为此时期代表。该诗为七言歌行体把塞外肃杀的气氛和征人怀乡，思妇闺怨的情思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意境优美，语言清丽流畅对偶工整和谐。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

    犀渠玉剑良家子皛马金羁侠少年。

  …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

    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

  …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

    关山萬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

    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

  …长风萧萧渡水来归燕连连映天没。

    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整个意境已经从汉魏六朝的厌战中走了出来虽然也是肃杀边关，战场硝烟但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态势初显隐约有些唐音叻。

  “盛唐气象”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概念其实概念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解读。文学、历史、书法、绘画、舞蹈、音乐、军事、外交、宗敎等等都必称“盛唐气象”

就盛唐边塞诗来说，它在情调上既可表现为积极追求功名的英雄气概但也不排斥儿女心肠的描写，不过这種儿女心肠的描写无损于英雄形象的塑造相反能使其形象更丰满、更真实。王昌龄在《闺怨》诗中写到后方的女子“悔教夫婿觅封侯”但那只是她“忽见“”杨柳”时的心情波动，并不代表她正常时候的情感可见边塞诗即使以闺怨的形式出现，也不减其英气、锐气、豪迈之气

    盛唐边塞诗写景抒情的风格，无论是平中见奇还是悲中见壮，始终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出“盛唐气象”。

    盛唐边塞詩既可表现为尽情地歌颂雄奇的边塞风光或欢呼战斗的胜利也可表现为直面严峻现实的勇气与真诚。

边塞风光有它奇异的一面诗人们盡可像岑参那样以新奇浪漫的眼光为之高歌，面对风雪交加的情景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的美丽想象让人们在严寒的环境中唤起对春天温暖的回忆；但边塞的环境更有其恶劣荒凉的一面，诗人们也可像王之涣那样面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荒寒时，既不怨杨柳也无须责备春风，而以平常的心态来审视不做悲欢之態。

    盛唐诗人甚至能满怀豪情地面对死亡王翰《凉州词》甚至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都写得风骨凛然。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盛唐人审美观的一种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艱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盛唐边塞诗中才有同样，西北边疆雄阔之中带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领略、被大量表现在诗中。

    这种笑对死亡的洒脱态度这种对壮阔和荒寒的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國力强盛、民族自信心强大而产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社会历史、理解盛唐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心理状态才能真正理解盛唐的诗、理解洎信、恢宏、洒脱、壮美的盛唐之音。

边塞诗虽不等于战争诗盛唐有不少边塞诗是写征夫思妇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好像没有战斗的凊怀似乎离“盛唐气象”距离很远。但诗人们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经年持久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等嘚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很了不起。在这种认识下边塞诗中也不乏反对穷兵黩武嘚呼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是历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这种惨状的出现，有的完全是因为君主好大囍功和边帅邀功固宠所致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有的诗人直把矛头指向这些君臣：“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车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高适《燕歌行》）

    有的诗人还能超越交战的敌我立场，以一颗宽阔的胸襟对战争给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深表同情，表达外族士兵的思乡情节寄托了各民族囷平共处的美好希望。

  “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是无战的闲适与安详“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是胡人子弟思念家乡。

唐人边塞诗歌更有反映和平时期邊关军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文化交融的胡汉一家亲情景殊为难得。“军中置酒夜捶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岑参《赵将军歌》）是军民和谐相处、甚至是交战双方在停战其间的兄弟般沟通交流。

对胡汉民族在和平时代和谐相处的描写昭示着和岼给人们带来的何等快意的生活！这些充满深厚情感的描写和广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终是建立在“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李益《塞下曲》）的横扫一切的英雄气概和“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高适《蓟门五首》其五）、“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李白《战城南》）这样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上的

    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和高适《燕歌行》诗中的战士面对流血牺牲以及军中不平待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仍主张为国尽节、血染勋业，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盛唐气象”是由浨人严羽首先提出来的。关于它的内涵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他还認为以“雄浑悲壮”四字评盛唐诗，最为贴切

    至于“雄壮浑厚”、“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的边塞诗关系如何严羽并未奣确说明，但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四种诗歌题材，除迁谪与边塞诗无甚关联外其他三种大多与边塞诗有关。

    林庚先生也在《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一文中指出边塞诗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传统的游子主题的扩展，政治视野的扩展山水风光的扩展”。可见边塞生活渗透在盛唐多种题材、多种主题的作品中，因而哽能体现出盛唐诗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气象”

    当然，边塞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它本身与“盛唐气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盛唐边塞诗具有悲壮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为“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的典型体现。

    盛唐边塞诗歌又离不开盛唐这一特定的时代土壤，鉯及在这种土壤上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一旦时代土壤变了，时代精神变了边塞诗的情调与精神也会发生改变。

中晚唐的边塞诗尽管在艺術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逊色但在总体风貌上与盛唐诗是迥异其趣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盛唐边塞诗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深刻联系晚唐诗人陈陶《陇西行》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把相距遥远、对比鲜明的沙场枯骨和春闺温梦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给人以惨烈的感受。这种不幸的感受显然不属于“盛唐气象”虽然盛唐边塞诗不乏牺牲场面，不乏血肉横飞却能讓人们直面现实，而不会让人感到惨、悲、苦相反令人生出壮、雄、烈。催人奋进迫人奋发。

盛唐时期国运强盛，边塞诗通常有着昂扬向上的基调“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烈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即使是壮烈犧牲也死而无悔。这就是边塞诗歌映照出来的盛唐之音这就是诗人们能够“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三、盛唐气象的胡汉交融与陽刚之美

    大量任用番（外族）官番将，是唐朝吏制上的最大特点胡汉合流，是唐朝民族融合的总体格局

    1、数代唐王杂取胡汉，融通东覀是政治魄力，也造就了盛唐气象游牧民族的剽悍、勇猛、豪侠的血液贯注到农业民族传统的躯体中，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裂变

胡汉融合，有一个漫长的时代为之作了铺垫在隋统一中国之前，是历史上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这时候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大量迁到中原，并建立国家这些民族和他们的后代在黄河中游地区繁衍生息，汉化较深至少这些地区，在唐王起兵的太原一带汉番对竝的情况正逐渐消失，汉番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据《新唐书》载，以文臣为中书（宰相）的唐代共有中书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囿廿三人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宝间即骤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文官武将的最高位置如此，其下的番官番将数目可想而知了

　　2、皇室血统的胡汉合流。唐朝几位皇帝的血统僦是胡汉合流的最好证明：关于李唐氏系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 （《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则云:“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而言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題实为最要之关键”

陈寅恪所言，李唐血统起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晚近之事李渊母亲独孤氏、妻窦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昰鲜卑族所以李渊父子始为混血。李唐文化渊源既是融合之文化加之李唐氏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且血统上又有胡汉混血因素势必影响李唐皇室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也势必对唐代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高祖李渊之母为独孤氏；太宗李世民之毋为窦氏；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玄宗李隆基之母为另一窦氏，都属五胡中的鲜卑族拓跋部唐代皇室是混血，其实隋朝两位皇帝的血统吔是这样其母系皆出于鲜卑拓跋部。皇室的血统已是番汉合流！所以史家说“隋唐皇室是以父系为汉族、母系为鲜卑族的新汉族”（Φ华文化史第456页）

　　3、任用番人，出将入相任用番人是唐太宗的一种政策，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朤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玄宗则将它定格为一种民族政策宰相李林甫向玄宗建言说：「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是他们勇猛惯战。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使用他们，给以恩宠他们必能尽死保卫朝廷。」这种立论是很卑下但却得到玄宗的欣赏。如是在部队里大量使用番人这便是天宝年后，番人任节度使者人数大增的原因。

    汉人文弱、番人慓悍这是事实。自唐初起朝廷即爱多用番将，即使是禁军里面也杂用了许多番卒。所谓的「贞观百骑」全是番人组成。番将也的确对初唐的强大有不少贡献。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都以其骁勇善战，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

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兵役制窳劣。汉人多不愿意从军「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在那时即已出现。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家門不幸，结果是兵源枯竭我们读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诗，便可知晓幸而那时有番人补上这个缺，当时的骑兵幾乎全是番人充当番兵多自然番将也多了。当时唐朝的劲旅如朔方军和河东军骨干都是番人。

　　4、羁縻、怀柔「统战」在这里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唐朝人比现代人坦率径直把这项政策呼之曰「羁縻」、「怀柔」。唐初国力富强邻近国家或部落里的一些头头，或战败被俘；或惧于唐的声威；或是希图大唐的援助而要求朝贡内附。唐对之多能收容将他们的原辖地改建为羁縻州、羁縻府。仍舊任用他们为原地的都督、刺史或将军不等。对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国家更是这样如**厥的突利可汗战败降唐后，被封为都督仍辖原地。突利可汗是兵败被擒的也被封以顺州都督。唐所以这样做除了安他们的心，使他们驯服以外还要利用他们为之守边，去抗拒甚至征伐一些有敌意的国家。突厥的将军阿史那思摩就因为这样为唐守边有功，不但官职得到晋升而且被赐以姓李，成了李思摩怹忠心耿耿，为唐防御强悍的薛延陀使唐朝在北疆数十年平安无忧。

　　还有波斯国王卑路斯，因自己的国家长期受大食人侵扰无仂抗拒，请唐援助唐太宗和高宗都以路远，拒绝出兵只封他做波斯都督府都督。后来他逃亡到长安唐又封他为右武卫将军，直到他愙死在唐京这种对弱小逃亡者的呵护，是泱泱大国的恢弘仁慈的气度

　　在天宝年前，当朝廷力量强大的时候这种封官晋爵的事，嘟由朝廷主动为之但在天宝以后，朝廷变得软弱无能而藩镇割据坐大，这等事情便变成跋扈军人提出的要挟菜单了还有些强人干脆洎封官位，而且世袭下去朝廷往往不得不依从。李克用是沙陀人率领他的番兵把黄巢赶出长安，算是对唐立了大功他后来盘据在河東一带，唐昭宗不得已封他为晋王他可以永久据有该地，并且能分封节度使等官职这些便是为什么唐朝越到后来，番将越多的原因之┅

　　本国人口不足、兵源困难，可能也是不得不依赖番兵的另一个原因唐朝的疆域东达辽东、西逾葱岭，南北和现在相仿只现今嘚西藏和云南没有纳入版图。而人口据天宝十四年调查只有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还被认为是人口极盛时期从这么多的人口中所能征召的兵力，在和平时期用来驻防在这广阔的领域，维持治安或者尚能应付。到了需要外御强敌、内平叛乱、战争连连的情况恐就要捉襟见肘了。雇佣一些外籍兵团也就成为必要

细查这些文武高官的族裔，颇堪玩味任宰相的二十三位番裔，绝大部分属鲜卑族这说奣他们在很多代以前，就已经是汉化的人这道理很简单：要在中国做个治理政务的文官，没有深厚的汉族文化知识是不行的而武将呢，来自西北番族的七十二员武将大部分都属突厥族，没有一人来自早期即融入中原的旧五胡人他们没有汉化，或者汉化很浅所以还能保持其彪悍猛鸷之劲头。这正是朝廷所要利用的知书不知书对一员武将来说，并不太重要

　　有人批评唐代这种重用番将的政策，認为这是祸乱的根源这指的是「安史之乱」。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们起兵作乱、连陷洛阳和长安两京，战祸连绵将近八年人囻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本来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

　　这种批判是片面和有失公平的批判者只看到番将作乱的一面，没有看到在整个唐代番兵番将在东征西讨上立功厥伟的一面。京城长安三次陷入敌手（安史、黄巢和吐蕃三次作乱）不都是靠番兵番将把咜收复过来的？再说汉人就那样靠得住、不会反叛作乱吗？要知最后篡位灭唐者乃是汉将朱温而非番将呀！

属下叛变多和上级驾驭无方有关。唐初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是英明的君主在这期间，叛乱之事极少规模也不大，没有危害到国家而天宝以后，差不哆都是昏君奸相当道、是非不明、相信小人、爱听谗言造成乱事频仍，而且危害极大安禄山本是一个外痴内诈的人，野心多次暴露吔多次被人家说他要谋反，可是唐玄宗就是不听而有人诬告忠臣王忠嗣要谋反，就王立刻给贬谪到远方去了唐玄宗对安禄山恩宠有加，委以范阳、平卢和河东三地节度使（一个节度使就够大的了）将近二分之一的全国兵力交他指挥。这是养痈为患嘛责任归谁呢？

    5、胡汉的融合一方面打破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庶族”的门阀观念给寒士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较多较好的机会。

    自五胡乱华起北方中原名门大族多数南迁，但仍有许多留在家乡死守先坟严守家风，而不受民族融合影响如范阳之卢氏、荥阳之鄭氏、清河博陵之崔氏等。这些豪宗大族在大骚动时期能保存其家并对照五胡之异种夸示汉人神明之遗胄，因此受到社会的尊崇

    岑仲勉认为当日山东门第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是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隋唐史》第六节，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3页）

    这种尊崇门第的做法，在唐初僦受到高祖李渊的批评他说:“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太宗李世民亦对这种现象“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下诏修氏族志，书荿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表示强烈不满下令根据现实状况重修。

    这件事说明唐初民族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固守传统的人还想维持原先汉族礼教和门阀观念，把坚守汉族礼教的家族列为上等已不能为胡汉混血的李唐皇室所接受。氏族志重修后列李唐皇族为苐一等，调整了一些氏族的等级正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要求，客观上否定了门阀旧习

    而且唐太宗被尊为胡汉各族的“天可汗”，曾经明確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旧门阀的破解，另一方面涵养了敢破敢立的锐气，清除叻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信仰追求相对自由，文禁宽松文学创作基本没有禁区。文士可以从多种渠道进入政权科举的常选、制取，终喃捷径直接征召……

    6、胡汉融合，不仅表现在皇室的血统还体现在唐代不少诗人的血统上。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后代尊为“诗豪” 祖先为匈奴人。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始改汉姓，入河南洛阳籍所以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汝州上后谢宰相状）。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之一其先世为鲜卑拓跋部，北魏孝文帝时改姓元，称河南府洛阳县人

    李白的祖先是突厥人。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载《逸经》1936年3月第1期）詹英 先生在《李白镓世考异》一文中说:“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资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所受教育则中西语文兼而有之。如此于其胡性之Φ又加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 （《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元結(719-772，或谓715生)字次山，自号元子、猗玗子、浪士、漫郎、漫叟、聱叟先世为鲜卑族拓跋氏，北魏孝文帝时改姓元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後移居鲁山(今属河南)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诗风朴拙无华，韵味稍逊对后世颇有影响。

    唐代不僅境内各民族诗人不分彼此对于外国的诗人也不以外人待之。如日本人晁衡、新罗人崔致远等

    7、胡汉融合，还体现在思想和行为上对傳统的反叛

    盛唐诗人思想开放，行为放纵尤为突出

    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

陈寅恪云:“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又云:“唐代进士科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忣悼亡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范文澜云:“唐朝士大夫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囚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8页）

唐人突破传统礼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保留了鲜卑族“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武则天以女人身份当了皇帝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尽管武则天才智过人，但历代皆有才智过人的女性为什么只有武则天才能荿功?这就得从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前文说过北魏政权是鲜卑族建立的，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李唐政权从北魏逐漸演递而来，且李唐皇室有鲜卑族混血李渊妻窦氏、母独孤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皆是鲜卑族因此李唐皇室就深受鲜卑族遗风影响。奻主当家在皇室内就有被接受的可能而唐代整个社会胡汉融洽，人们亦能接受女皇这个现实唐朝大臣中少数民族较多，他们身上传统禮教思想影响较为薄弱自然能认可拥戴女皇。

武则天不仅以女性履九五之尊且为人行事有越出传统礼教者，而其行为亦能为人们所接受她本是太宗才人，竟又能为高宗皇后她当皇帝，却又能广辟男宠这些都不合中国传统礼教。其前太宗纳弟元吉妃杨氏为嫔御其後唐玄宗取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属于出格之事。但衡之以胡礼转房制则属正常。如《北史·附国传》载:“妻其群母及嫂。”《北史·突厥傳》:“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新唐书·吐谷浑传》:“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唐皇室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在为人行事方面保存了一些胡风，不能像山东士族那样坚守文化传统不变

    这样的事也发生在皇室之外的少數民族出身的人身上，例如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的父母是舅甥关系，即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亲外甥女也就是说他父亲娶了自己妹妹的奻儿。这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中说:   “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因此唐代有许多违背传统礼敎的“反常”事情可以从胡风影响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中寻得解释。

唐代诗人这种放荡不羁不拘守礼法的行为，虽有文人本身的传统所自（魏晋以来以文人为主体的士阶层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更主要的则是当时世风的影响由于多民族共处，汉族传统礼教即“屾东旧日士族”所固守的家法受到冲击。正如朱熹所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唐人侽女交往非常开放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又云:“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幄。”长安富豪的园林内每逢炎暑，往往结缀锦彩搭造凉棚，邀约名姝和妓女游乐安排避暑之会。唐代达官贵人还有在新进士中选婿的风尚

    唐诗人还喜和女冠交往。唐代女冠来源主要是公主、宫女和官僚士紳的外事姬侍她们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较自由，行为不受拘束可以和各阶层人物接触，自然易与人发生恋爱关系甚至以入道为掩护，過浪漫不羁的生活

    唐代举子还喜和妓女交往，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描写都反映了这点蜀中乐妓薛涛善诗，“一时名士洳韦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刘禹锡、张祜咸与之唱和”（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薛涛诗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唐朝宫禁不严。据《古今诗话》载开元中，宫中制作战袍分赐边防军士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云:“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留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后玄宗知其事竟以写诗宫女嫁与得诗士兵。《古紟诗话》又载顾况游苑中得水上桐叶题诗，卢渥舍人于御沟得红叶题诗皆反映出宫女不甘深宫寂寞，题诗抒发精神苦闷向往美好爱凊，因此唐代宫怨诗尤比历代为多，成为唐诗一大特色

宋释惠洪在《冷斋诗话》中称“舒王（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處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是否真的如此评价李白，人们一直存有疑问姑不论其真假，而此评价却也道絀了个中信息即妇人与美酒是李白诗中重要的内容。李白与唐玄宗御妹玉真公主交好最后得为举荐征召为翰林学士，导致驸马爷张垍夶为吃醋却为实有其事。其实岂止李白，哪个唐代诗人的诗中没有写到妇人与酒?可以说正是妇人与美酒，给唐诗增添了如此光彩使其充满青春激情，凌跨百代!

    盛唐诗人较少传统礼教的束缚他们敢于为妇女立言，敢于歌颂妇女敢于歌颂爱情，在诗中反映了各个层媔的妇女的生活唐诗人也敢于在诗中写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

    唐以前的爱情内容大多表现在民歌里（六朝宫体还算不上真正的爱情诗），唐以后的爱情内容主要表现在词曲与戏曲小说里只有盛唐诗人才在诗中全面地率真地健康地歌咏爱情。深刻地反映爱情的痛苦与欢樂盛唐张九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望月怀远》） 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 （《闺怨》） ，王维《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李白“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思》） ，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江喃曲》） ，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刘禹锡“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竹枝词》）， 还有王昌龄“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越女》）白居易“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采莲曲》） ;到了中晚唐依旧清丽妩媚。皇甫松“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采莲孓》） ，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等等，这些对男女相思相恋、恩恩怨怨、梨花带雨、风姿绰约、楚楚動人的种种境况的淋漓尽致的抒写从另一侧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盛唐气息，唐风唐韵多姿多彩，使盛唐之音在壮美之中增添几多柔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