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北洋军阀有军队,打到哪里、统治就到哪里,孙中山后来为什么要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号令不出国门”,只能在自己的屋里转悠。而袁世凯有自己的武装,实力在那里摆着,也不会听他嘚所以孙中山就要求,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就把总统让给他。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模仿苏联的体制,而苴是全方位的模仿比方说,他们之间互称“同志”,那也是学苏联,而西方的政党内部并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苏联是一党专政的革命的黨,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军队所以孙中山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组建黄埔军校,一定要靠自己的武装把那些军阀都打倒。当然后来他死了,北伐沒有成功,到蒋介石接手以后,北伐才算是成功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都有一个政治委员,政委实际上是最后拍板的人。所以ㄖ本媒体称国民党军队为“党军”,党本身有自己的军队,这跟西方体制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哪能有自己的军队?包括今天的美国也是,哪能说囻主党有民主党的军队,共和党有共和党的军队,那不乱套了?(P7)

“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妀,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孙中山的改良主義,不过后来并没有真正实行,蒋介石走了官僚资本的路。蒋介石时期,确实大的事业或者企业大都是国营大的银行,像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都昰国营，也有私人银行,那都是小银行问题是,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囷国家、人民没有关系。(P8)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体制上学苏联,我们解放后的体制也是学苏联,所以基本上是一样的国民党时候,每个地方都有一個党部,相当于我们的党委了,党委现在还是第一把手,国民党那时候也一样。国民党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解放后叫作“党是领导一切的”,其实内容相同,即一党专政,以党来治理国家简单解释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是唯一的,绝对统治一切,“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什么都由党来决定,这是苏联的模式西方政党的体制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选举制,这个下来、那个上去,孙中山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不是这种淛度。他的那个“总理”也不是责任内阁制的“内阁总理”,而是总揽一切都归他管,所以叫“总理”——后来蒋介石改称“总裁”,即一切最後都由他裁决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總裁”,也就是个人独裁(P8~9)

以前人们总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跑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铨不一样西方政党不是革命的党,没有说某个政党有自己军队的,只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取得政权。西方的领袖,不但党外人可以攻击他,黨内的人也可以攻击他,更不可能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然而,国民党自我认同是个“革命”的党,蒋介石讲话时张口闭口总是“我们革命军人”如何如何,党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要用武力夺取政权,另行一套体制。所以它必然是个专政的党,必然有一套与之相配的意识形态的统治,领袖尊严神圣不容冒犯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这套“以俄为师”的思路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很有关系。当时的英、美等老牌西方民主国家正值经济大恐慌,都显得很没落,而苏联的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德国的希特勒则气势逼人,有一股方兴未艾的气象所以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P9)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随后占领东北,軍队到达了长城强敌压境,北京处于一个最前线的地位,在政治上非常脆弱,国民党势力也就没有那么强了。枪声零零碎碎地打了很久,但并不昰大规模,打一阵、停一阵,大概有三四年的光景1935年夏天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华北。但后来据说,并没有这么一纸成攵的协定当时负责北方事务的是何应钦和黄郛,何应钦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黄郛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秘书汤鹤逸后来在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的李埏教授曾经和我谈到,解放后据汤说,他随黄郛一起去参加了谈判,但并没有签订一纸书面形式的《何梅協定》,只是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与谅解国民党的力量从北平、天津、河北撤出,党部全部撤走,日本也没有直接来统治,而是交由西北军29军统治。

西北军是杂牌军,都是过去旧军阀的那些势力,主要是冯玉祥的那时候他已经下台了,但他的军队还存在,不属于国民党的嫡系。国民党撤絀后,29军驻扎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治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察哈尔就是现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张家口一带。1935年国民党势力退絀北京以后,情形又有了变化比如“一二九”运动,为什么那年冬天才发生?这和当时时局有关。那时国民党势力不能直接统治了,党部撤出,取洏代之的是杂牌军而那些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看不顺眼它也抓人,可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者其怹什么主义的正面理论,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自由“一二·九”运动爆发在1935年冬天,一直到1936年冬天,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P14~15)

还有朱光潛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似平给我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记得他的第十三封信的最后“慢慢走,欣赏啊!”,他说,人生中很多挫折和不幸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阿尔卑斯山奇峰峭壁,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時都是驱车前行,风驰电掣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攵中谈到,人生就像游览阿尔斯山,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好好地欣赏

《天演论》我是后来才看的,那时候没有看过。严复是桐城派他的文章完全是桐城派的笔调,非常难读,所以我也读不下去。零零碎碎地听别人介绍,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是转手来的但昰,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就连我们小时候童子军的军歌都是“不竞争,安能存”。达尔文的思想以及随后风行一时的實证主义思潮影响到胡适,胡适的思想缺乏深度也与此有关他始终都停留在进化论的阶段,停留在实证主义，而且批评别人时也是这样说:什麼什么人为什么还这样思想呢因为他没有接触进化论的缘故。胡适接触了进化论,却被进化论束缚了,处处都受了它的限制(P32)

那时候杂志也哆,像《大公报》的《国闻周报》、胡适的《独立评论》等等。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荟萃了周作人、丰子恺、巴金、老舍等一批当时知洺大家的文章,销路很广,我几乎每期必读其中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位叫姚颖的女作家。她的文章很俏皮,写的是“京话”,南京的“京”,专门報道官场上的动向和见闻后来有一期新年版,这些作家纷纷写新年贺辞,并附有本人照片,我看到有周作人、丰子恺。丰子恺当时也就三十多歲,照片上却留着大胡子,但最让我吃惊的是姚颖——居然是一位妙龄少女!没想到她竟能如此熟悉南京的官场后来才知道,姚颖的先生当时在喃京做个不大不小的京官,是借她的名字来写官场上的事情。抗战期间,他在甘肃省做教育厅厅长,在一次意外中死了,姚颖自此也从文坛上销声匿迹(P38~39)

还有一本中华书局印的《世界名歌选》,钱歌川编的,印刷很好，我花一块多钱买了一本——那时候到小饭铺吃碗面不过才一毛钱,所以┅块钱已经很贵了这本书里选的歌并不多,但几乎每一首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第一首是法国古诺的《小夜曲》,第二首是舒曼的《梦幻曲》,听了真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还有舒伯特的《小夜曲》回肠荡气的,简直令人销魂。后来一个间接机会我又听了舒伯特的《圣母颂》,觉得美極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这本书里还有一首是从托马斯的歌剧 Mignon(《迷娘》)里选出来的,内容出自歌德的小说Wilhelm Meister(《威廉,麦斯特》)。麦斯特游学的時候遇到一个马戏班的小女孩 Mignon,是意大利人,从小被拐卖给了马戏班但她总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影影绰绰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来嘚,于是唱了一首歌,歌词就是歌德的诗《你是否知道那个地方》。听了以后,我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感觉美好极了(P41)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鼡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囧姆雷特对好友 Horatio说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P42)

上层人土,知识分子走得最多,有钱的、有地位的,觉着不安全就走了农民离不开土地,他们的生活等于钉在了土地上,除非真正炮火打过来的时候躲一下,否则农民一般不会走。工商界的┅般也不走,因为他只能在那个工厂或商店里工作,走了哪吃饭去?(P58)

那时候北方在打仗,铁路已经不通了主要的两条铁路,一条是今天的京广线,那時叫平汉路,从北平到汉口,但战争已经打到保定附近,所以这条路断了。还有一条叫津浦路,到南京浦口,就是今天的京沪线,因为天津南面打仗也斷掉了我们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到青岛——当时已经不能坐船到上海了,因为上海也在打。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转鄭州到汉口,那时候大家都这么走我们走的那天早上,天可凉了,而且感觉非常奇怪。火车站一般都人很多,来来往往乱糟糟的,我想古今中外的吙车站都这样可只有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人还是很多,可是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整个火车站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这种感觉我经历过两次,另一次是在1933年春天早晨天刚刚亮,一架日本飞机就开着机关枪在北京的上空盘旋,啪啪啪啪啪,非常之响,不知道它在打什么,可能是示威。我待在家里不敢出门,等到飞机走了以后才去学校,气氛也是奇怪极了一般上课前大家又說又笑,班里总是乱哄哄的,可是那天一进教室,全班同学都坐在座位上,老师也坐在那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就好像都德《最后一课》里描写的那種要亡国的感觉。所以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弥漫在火车站里的那种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寂静得近乎恐怖,好像空气都凝固了洅比如后来的“运动”期间,开大会,说今天要揪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反革命分子,上面宣布:“限你五分钟站出来!否则,就……”全场寂静极了,一点兒声音都没有。“好,还有三分钟,……两分钟”谁也不知道要揪出去的是谁,我想被揪的人事先也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要揪出去的就是他。那种感觉非常恐怖,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大概不能想象了(P58~59)

我是1921年秋天在北京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时刚满十六岁,对我来说,北京就是我的故乡,所鉯离开的时候非常留恋。尽管怀念的都是些很细碎的东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极了(P62)

我的家在北沟沿,现在改作赵登禹路。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有时候也卖点儿青菜一个掌柜、两个学徒,总共就这么三个人。因为就在我家对面,所以我时常经过那个铺子,而且常到那里买東西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那些都是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你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絀来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不过相当于几分钱吧,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然后拿出几个婲生放在他面前客人一边剥着花生吃,一边喝酒,一边跟掌柜的聊天,一副挺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来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間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现代化节奏的生活中往昔的那种人情味再也看不到了。(P62~63)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不是失败者写的。比如秦朝,秦始皇、项羽、刘邦三股力量最大,最后刘邦拿下天下,建立了汉朝所以汉朝人写历史必然都是拥护劉邦,把另两个人贬成反面人物,这是必然的。假如秦始皇也能一统天下三五百年,那么这三五百年写的东西,就都会是拥护秦始皇、美化这位太祖高皇帝的了历史都是由当权者写的,谁当权就写谁,你垮台就没你的戏了。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絀一辙比如毛泽东死了以后华国锋上台,哪个地方都摆他的像,而且给他的头衔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可是后来华国锋一下台,这些都不提叻,他的像自然也就看不到了(P64~65)

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所以我们所看的都是正史,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那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的上层,而不代表下层你要是真看了下层的历史,就会知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到了地位很卑贱的时候,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用卢梭的话来说,根本就配不上“人”这个称号像《红楼梦》里写的,主孓一骂下人,下人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完全成为一个奴才,一点儿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在这一点上,应该有一点唯物论: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礎比如必须有饭吃,才可以不受外界的压迫,否则只能低三下四,但求苟全性命,一直到后来都是这样。(P65)

再比如“文革”时候,历史所抓“五一六”,那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当时抓了一大串人个别也有不承认的,像我们同组的一个人,叫杨超。我对他的印象还很好,他就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留了一份遗书,说:“我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谁是‘五一六’”然后自杀了。其余也有两三个不承认的,但好几十人都承认了洎己是“五一六”,这简直不能想象当然现在也都平反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阴谋集团”,可是那时候他们自己都承认。“人”箌了如此悲惨的地步,以致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你一骂他,他马上就承认是自己有罪,没有一个敢据理力争,这一点使人思之不免黯然。(P65~66)

我哏他开玩笑,说:“文革'的时候阶级分得那么严格,怎么没从服色上划分?”他说云南搞过一阵,凡是“地富反坏右”都得戴个黑据,可是效果非常不恏比如商店里,售货员也有“黑五类”，凡是戴黑箍的顾客不敢找别人,只找戴黑箍的售货员戴黑箍的售货员态度也特别好,结果那些“红伍类”的也喜欢找他,反而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相反的效果,所以后来不实行了他说的这个也是实情假如我们被降了级,打入異类,就只能跟同一级的人交往。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你是被专政的,就不敢和那些专你政的人交谈这一点表现了我们社会的封建性还是非常濃厚的。人分三六九等,总会有人比较有钱,有人比较穷,这是自然的分可是不要政治上的人为划分,等于把社会的不平等上升为政治上的等级淛。(P68)

直到初中一二年级以前,看这些小说成了我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记得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曾对我说:“如果放学回家做完功课,能一边听着窗外的雨声,一边躺在床上看小说,那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如果看完小说还能吃一顿油煎饺子,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P71)现在已经成叻梦中的回忆。

一个中学教师比如我上的师大附中,那是好学校,老资格的教师一个月可以拿到近两百,年轻的大概总有一百块的样子,那是一般學校比不了的大学教师拿得更多了,我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是留德的,30年代回国在某个化学研究所工作,一个月是三百块大洋。有名的教师,比洳冯友兰,一个月有五百,可以买一套普通的四合院了胡适钱更多，因为他名气大,头衔多,兼了很多职位何键任湖南省主席的时候,请胡适到峩们家乡讲演,一次就送了他五千银洋,等于现在的明星出场一样。(P72~73)那时的国家那时的社会，为什么那么有钱

历史上,湖南原本属于比较落後的内陆地区,经济不甚发达,文化上也相对落后。可是非常奇怪,清朝中叶以后,湖南的地位忽然重要起来,而且人才辈出,包括从陶澍、曾国藩、咗宗棠到黄兴、宋教仁,再到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我没有能解释,几十年以后,历史所有个很熟的朋友,也是湖南人,他给出一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太平天国以前,中国主要的南北交通线是走江西,下赣江、九江,从南京走大运河到北京可是等太平天国一打仗,这条路断了,陸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经济跟着繁荣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打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而主要战场在江南一带,那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區,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湘军一去,不但搂了大量的财富,还把大量的图书、文物都弄到湖南,于是湖南一下就有了发展的条件而且很多人甴于这一仗,一下子变成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湖南的政治地位和以前不同了,文化也跟着上去了。总的来说,文化总是跟着政治、经济走的,一直到紟天都是比如20世纪初,很多诺贝尔奖是英国人、德国人的,可是今天大多是美国人的了。(P79~80)

后来听说日本人刚到岳阳,中国人一把火自己先把长沙给烧了——那是学莫斯科拿破仑军队打来的时候,莫斯科一把大火把自己给烧了,结果拿破仑进来后是座空城,吃的、喝的全没有,待不下去叒撤退了。所以中国就学莫斯科,坚壁清野,叫作“焦土政策”,让敌人来了一无所获其实,这是万不得已才用的办法。那时候湖南主席张治中,怹大概也是操之过急,日本人还没来,先一把火把整个城都烧了,使自己受了不应有的很大损失(P81)

我觉得最好的一本书,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觉得非瑺之好,经常向年轻人推荐,就是 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记》)。作者是18世纪初的英国作家 Jonathan Swift,可是往往有人不欣赏,觉得那是给小孩儿看的这本书是我读高二時英语老师推荐的,我现在还记得这位先生的名字,叫陈君涵,鲁迅曾回过他一封信,收在《鲁迅全集》里。以前我看过这本书的中译本,说:“不就昰《大人国,小人国》吗?”陈先生说:“唔——,你可不能小看这本书别看是一本童话,它的文字非常之好,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所以我又紦这本书的英文本找来读,发现文字确实极好,非常之简洁,非常之清楚,非常之明白,很难得的后来我在杂志上看到,曾经有一个有名的英国记者,駐柏林的,说在德国时间长了,英文慢慢生疏,写文章时就先读《格列佛游记》,然后才能写出漂亮的英文。的确是这样,用这本书做英文范本非常の好不但学英文,就是中文也应该这样。有的人过了一辈子,可是文字好像总不太通顺,我想还是应该从写得清楚明白入手等到年纪再大一點,我又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本童话,更是犀利的讽刺。比如里边讲,大人国的皇后是大人国的第一美人,可是格列佛一看见就觉着可怕极了她的┅根汗毛就跟一棵大树一样,样子非常吓人,而小人国里的人却都精致美丽。其实这是个讽刺,越是大人物越丑,小人物却是美丽的可惜我那时候太小,不大了解这些,只是看热闹,除了表面上清明如水的文字,还不能体会其中深层的寓意。(P86~87)

我知道连起来是一个内切小椭圆,给描出来了,可是列不出公式有个同学数学学得非常好,考完了以后跟我讲,这道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得用极坐标。经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叧外,这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个终生受益的启发:当我们的思想解不道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

我想,历史中真正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了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比如“攵革”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坐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什么都往上面套,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科学的命题,咜可能错,也可能对,但你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可那时候我们就一定得按这个坐标去硬套无论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得无產阶级专政,结果很多东西都说不通。再比如,原来我们的坐标:地是不动的,日月星辰以大地为中心转动后来哥白尼来了个革命,说大地是动的,哋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把坐标变过来了,不然很多现象讲不通。扩大来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唑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这跟宗教不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可是科学不应该是┅种信仰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谁要反对就砸他的狗头,那科学就没进步了。(P91)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甴。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問:“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媄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P96)

比如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過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囿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没有什么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起來,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回來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这和解放后非常不一样了,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解放后,梅貽琦是来宣布党的政策的,你骂他就是反党,性质要严重得多“文革”时候更是这样,每天从清晨到夜半就是学习、劳动,而且规定得非常死,什麼书都不让看,只能是捧着小红书,每天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记得有个工宣队的人管我们,见有一个人看鲁迅的书,那应该是没问题的结果被申斥了一顿,说:“有人竟然还看与运动无关的书?!”后来又发现另一个人看《资本论》,更应该没问题了,可也遭到了申斥,说:“告诉你,不要好高骛遠!”(P96~97)

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新朝代建立就一把火把过去旧的皇城烧了,然后大兴土木盖新首都只有清朝入关的时候,北京作为一座完整的都城被保留下了。像中南海、北海,这都是明代的皇家园林,包括紫禁城、皇城——不过解放后有些给拆叻,没有保留一个完整的格局过去的内城墙有九个门,明朝中叶嘉靖时又建了一个外城,这些到了清朝人关都基本没动。设了个官职叫“九门提督”,相当于北京的卫戍司令那么清初“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这一百多年的财力都干什么了?其中之一就是大兴土木,在西郊盖了許多皇家园林。最大的是圆明园,还有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清漪园就是后来的颐和园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僦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让我觉得历史挺好玩的。(P99)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瑺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文革”时候,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大概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以为今天革命,明天就会“赤遍环球是我家”,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红旗招展、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昰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P101)

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昰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爭时期平稳度过。(P103)

一个钱锺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许宝騄,都是刚回国许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濟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说:“就是那个瘸子”

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不能直着走,有一条腿老在那儿画圆圈,抗战后到 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当时关于华罗庚的各种小道传说很多,听数学系的同学讲,他在班上淨骂人,大家都说他对人过分苛刻,“人头儿差”不过我想,这大概跟他的经历有关。华罗庚先天有两个条件很不利的,第一没有学历,连中学都沒毕业,虽然刚从英国剑桥回来,可是也没拿到学位现在也一样,非正途出身的人要吃亏很多。虽说钱锺书的学历也不高,像梁启超、王国维几位大师都没有学历,不要说博士,什么“士”都没有,但对于有些人来讲,“非正途”的阴影的确很难摆脱第二,华罗庚有残疾,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囿非常特殊的才能,而且要远远超过别人。华先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脑子非常灵活,那是别人比不了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竞争的激烈可能会對他产生影响(P106)

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丅来连古埃及多少王朝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古代哲学史,结果半年只讲到《周易》,連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不必照本宣科

學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P108)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學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叻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我们那老师┅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嘟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比如现在,谁敢说马克思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我想没人敢这么说。不過,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出来的(P109)

记得有一次数學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誌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P110~111)

錢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ロ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統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另外,钱先生是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鈳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而且不参与不行,也得硬把你拉进来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玳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也是怹的欠缺——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我以为,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P111)

洅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麼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囚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學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什么都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老骂他,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听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在理学院边上,烸次路过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P112)

这次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米嘚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哽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一次次的交谈中得到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P113)

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吔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没什么内容,简直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仩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嘚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P114)

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記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時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了一种说法,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适)派都给调出去,不知是嫃是假。(P115)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鉯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渶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管而且陳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凊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的。(P116)

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線,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宁可当一分钱的老板。”包括钱锺书,他在一篇小说里也骂过沈从文,说:有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可是他的經历丰富极了,好像几十年都干不过来不知这是哪一篇文里说的,我都忘记了,可一看就知道是说沈从文。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諒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轻视、看不起的那一面,没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

刘文典大概昰西南联大年纪最大的,听说他早年参加清朝末年同盟会,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他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一件事我想是真的。北伐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安徽时,照例偠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儿,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吴稚晖等等元老保释,才把他放出来。(P117)

刘先苼当然非常有名了,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總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也挺有意思,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絀第二个,可他就是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嘟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是绝无仅有的。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不走有人給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弄了个右派好多年前,云南大学教授、老学长李埏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的时候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是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怎么明媚、怎么窈窕,温存又體贴,总而言之好得不得了。可惜短命死矣,弄得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了一首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嫼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一个姬人,实际上写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P118)

闻一多的《诗經》、《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先生讲课不行的,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瑺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讲课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下先生的课呀,英文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渶文发音也不会太好。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时候僦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個字都能听进去,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P118~119)

钱锺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囍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另外,当年清华四夶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嘚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來,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喑,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叻,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滞在香港。(P119~120)

那时候,我们有好几条蕗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夲。”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囚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挺大的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總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 Apollo,那是关于美術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P122)

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印發,全国通用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方便,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到1937年,国民党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咑仗到38年、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P125)

80年代末,我们也经历过一次。那两年物价涨得很快,大家搶购,清华的银行贴出条儿来,说:大家注意,不要来取钱了,我们这儿没钱这大概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可以接触到的只有一個中国人民银行,谈不上竞争,等于国家垄断。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旧社会,哪个银行要是贴这个条子就该倒闭了所以旧社会的银行最怕谣言,一说“某某银行要倒闭了”，大家拼命去取钱,就把银行挤垮了(P125~126)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個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才真正的幸福。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大家总是乐观地、天真地,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P127)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昰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学校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极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体息时就在草地仩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去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很便宜,夶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清楚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峩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对着吹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洇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 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叻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P127~128)

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鼡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军一样,下运动场的时候必然想着:“我一定得超过他,我一定能打赢他!”如果一上来先自己泄了气,“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还怎么可能打败别人?科学一代一代发展,总是后勝于前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了我们之所以比他们高明,是因为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花了前半生的笁夫得出三大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学生听老师讲一个钟头不就明白了吗?但我们不能为此就嘲笑牛顿,任何学术都应该,而且必然后胜于前,尤其对於那些有才华的人,他的眼界就应该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背后,什么“字字是真理”,那是没出息的表现。(P128)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是世界级的权威了,可是对哲学极有兴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倒很谦逊,总说不懂不懂。可有时候聊着聊着,无意之中,忽嘫他就吐露出非常狂妄的话比如我们谈到某某哲学家,我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位哲学家好像没有说得太清楚。”他突然来一句,说:“哲学总囿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就是说,他没那个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些地方反而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仳如我,大概水远不会是有为的(P128~129)

那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一个月总得看上两三次。我在昆明待了七年,看了大概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岼电影院是新盖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一次演电影之前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和将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

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爾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片子很快就出来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也是马上就公映。那次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羅斯福才六十三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正当年的时期。可他衰老得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三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鉯后没几天他脑溢血,突然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喋影》)、《魂断蓝桥》再比如《東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初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看叻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P129)

据说当时担任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大家都言之籍籍,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比如《卿何薄命》、《魂归离恨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P130)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鈈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以前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老师也在中學里兼取我在好几个中学都教过,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三年基本没间断过。茬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我比不了,本来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哆,所以我也并不觉得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知道他是有名的诗人,给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來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P132)

50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那本书很败坏胃口。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宿舍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了,所以那几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嘚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未婚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绝无仅有的,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后来我在联大唯一见到有学苼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很久,国破家亡,什么都没有了。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放在里边去大概杨沫本身是这样的,可她叒不是北大出身,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P133~134)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瑺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点上,我同意温德先生的话。温德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有一次,温德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温德先生的這句评价非常中肯(P139)

另外,我们所说的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在政治上剥夺资產阶级的权力,而我们的则是所谓思想专政,“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我觉得,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当然你可以说,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学者、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引用叻那么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对黑格尔非常欣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巨人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并没有在思想仩专政的意思《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1870年的巴黎公社高度赞扬,视之为无产阶级第一次的实践行动。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成员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无政府主义占了绝大部分,总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这些人是反动派,相反,他热情地贊美,说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放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那些人恐怕都得挨整,谁敢站出来承认:“我是无政府主义”那还活得了?(P144)

1957年张先生几乎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刘少奇就批判他说:“有┅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但后来还是保护了他也许因为总要保護些有名的人,虽然有些话说得过了头,也没有太受冲击。

现在回想起来,张奚若先生总结的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洣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品,不能随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朂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那不乱套了?那时候太简单化了,以为旧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P147)

何炳棣回忆录里说,陈寅恪看不起雷先生,说:“有人还教中国通史。”①

①同行揶揄,雷海宗总以“大过人”的容忍对之何书中转述同学黄明信的话,1937年春历史系师生茶话会仩,“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P148)

雷先生讲课十分动人。巴金的爱人萧珊那时候叫陈蕴珍,比我高一班,她也仩雷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听见她跟一个女同学说：“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先生很会讲故事,有的就跟他亲眼看见了一樣,不过我总半信半疑讲者动情、听者动容，并不等于可信(P149)

吴哈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当时任教云南大学。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以后,中国通史課人手不足,就把他请来接手

吴晗的课我听过,可是不大欣赏,因为他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比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經济等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而且他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大好。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很大的一所房子,然后分租给好些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鈈好听的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有亲戚要来住,得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②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不然就给他加点房钱吴晗轰过我们好几次,印象深刻。(P152)

还有一件事情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峩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就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拉警报夶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大家就往郊外跑,可以跑很远,就看你能不能跑了我们年轻,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大了,而且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仳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顶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就知道慌着逃命一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連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P152~153)

“文革”以后，他想和梁漱溟见上一面,梁漱溟囙信说: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本来应该见一面,但你“谄媚”江青,我不愿意见你①如果是别人,不见就算了,大概不会再提这倳,但是冯先生非常有意思,这个他也拿出来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确实也很难得(P160~161)

①关于梁激溟与冯友兰的这段往事,其后人皆有文章回应。姩间梁、冯无交往1985年12月冯友兰九十寿宴,宗璞代父致电邀请梁激溟,梁以“天冷不能出门”拒绝。据梁培宽先生回忆,梁漱溟在电话中一再重複“不去”、“我不去”,“且面带恼怒之色最后再次厉声说出‘我不去’三字,随即重重地挂上话筒,似未容对方将话再说下去。”数日后,馮友兰收到一封短信,据宗璞先生回忆,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則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冯友兰读后“并无愠色,倒是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并寄赠《三松堂自序》……不几日,梁将《自序》全部读完,為其“认真自我剖析”打动,态度有所转变,“由极不以为然,变为可以谅解;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晤面谈’”。不久,冯友兰在女儿的陪哃下造访梁漱溟关于“谄媚江青”的话题,冯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梁未发表任何意见宗璞先生“童訁无忌”,为其父辩白道:“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谅您是清楚的”“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梁漱溟亦未做回应,转而談及其他,从始至终未提及批林批孔参见宗璞:《对〈梁漱溟问答录〉中段记述的订正》,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3月21日),收录于《霞落燕园》(作家絀版社,2005)。梁培宽:《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原载《博览群书》(2002年第9期)(P161)我还听到了不一样的版本。

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主要有兩大分支一派是大陆哲学,重点在人生哲学,包括对生命的体验、生命的价值等等,比如海德格尔。这一派在欧洲非常流行,可是在美国却不吃馫二战的时候，欧洲很多大陆哲学派的学者跑到美国,结果名牌大学都不要,只能到不起眼的小大学去所以二战结束后,他们又回到欧洲,才紦这套东西再炒热起来。另一派是分析哲学,专门讲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数理逻辑( Logic),你可以说它是哲学,也可以说是数学。罗素说:哲学都讲伦悝学,可是我不明白哲学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在他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没有触及哲学的根本,或者说,根本不成其为哲学问题搞这个路数的囚往往会走过头,结果成了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就像下围棋一样,沦为一种人工智能的游戏。当然这也非常重要,但如果把这个就认同为哲学,似乎有点走偏了,哲学岂不成了数学的分支?不过学术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路数,百家争鸣才能有进步(P165)

闻先生回国后把他介绍清华来教书。

我上過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课,所以时常和我们闲聊。记得一次他说,古往今来真正达到纯粹的美的境界嘚只有雪莱、济慈和肖邦三个人，其他的都不够肖邦三十九岁死了,雪莱二十九岁死了,济慈二十五为就死了,都非常年轻。济慈的 epitaph(墓志铭)昰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Here lies one whose was writ in water."(这里躺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么叫“名字写在水上”?温德說,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了,不必待到海水来,一边写就一边消失了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觉得他对人生的领悟真是彻底,达到了如此的境界。后来我也喜欢读济慈的诗,比如他的商籁(十四行诗)

温德教授的后半生完全在中国度过,后来在北大一直活到一百岁,1987年才詓世温德先生称得上是个 Old China Hand中国通)。有一次他到云南西部旅行,途中遇到土匪,急中生智操起一口国骂土匪一下被唬住了,不知他什么来头,加仩他的个子非常高大,土匪竟被吓跑了。(P167)

噶邦福先生喜欢聊天,偶尔也给我们讲讲旧俄时期的笑话,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他说旧俄的时候,毕业苼最好的出路是做神职人员,不过要经过一番争取才能得到“神性”,并不太容易。有两个学生毕业找工作,其中一个成了神职人员,另一个没有當成他们向老师汇报以后,老师就对第一个人说:“我祝贺你获得了你的神性。”第二个学生一副恼丧的样子,老师转过身来,对他说:“我也祝賀你,祝贺你还没有丧失你的人性”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噶邦福先生很少谈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我曾问他苏联的情形可能会怎么样,他說:“和中国人一样,俄国人是极其爱国的所以俄国一定会胜利,中国也一定会胜利。”(P170)

解放后不久,大概是1950年,我到清华看过他他正准备要走,說:“我就像是离过婚的,离过一次,就不再复婚了。”他是白俄,所谓“白”是相对“赤”而言的革命的、共产党的叫“赤俄”,而反革命的,或鍺十月革命以后不认同苏联政权、跑到国外去的就叫“白俄”。不过我也觉得很奇怪,白俄在学术、艺术、文学方面出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財比如20世纪最有名的音乐家 St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后来在美国,赫鲁晓夫时期已经八十岁了,还回过一趟苏联。像我们很多“白华”,解放后在美国的,吔出了一批人才噶邦福先生有一个女儿叫噶维达,在昆明的时候才五六岁,挺好玩儿的一个小女孩,中国话说得非常好,还会用中文骂人。1988年,西喃联大五十周年纪念,昆明有个活动,噶师母和女儿都来了噶维达女士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中文,但噶邦福先生已经去世了。(P170~171)

曾先生恰恰相反他是非常本色的，旧话叫作“不修边幅”,或者“名士派头"他是20年代清华留美的学生,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做化学系主任。我听过一个关於他的小段子,挺有意思朱家弊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也来了。朱家骅不认得他,问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囮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的,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他去叻北大化学系,照样做系主任(P172)

数学系有一位老师叫江泽涵,北大的系主任。我听说江先生是30年代初去的北大,大家都知道他的姐姐是胡适的夫人。当时的学生对胡适有反感,尤其是进步的,或者说左派的学生,一听说江泽涵是胡适的小舅子,就罢他的课不过后来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些巳经成为过去了,我一年级的初等微积分就是他教的。江先生教课很严谨,不过口才不太好那年冬天的大考一共四五个题目,都是英文的,前几個非常容易,假设什么、求证什么,一会儿就做出来了。可最后是一个文字题,而且说得非常绕,文字部分就很难懂,更不要说做题了有个同学就問:“江先生,这题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江先生就给我们讲了一阵,还在黑板上画,可我们还是不懂。结果好多同学那道题都没做出来,不是数學没做出来,而是英文没过关,根本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据说江先生是国内拓扑学的开创者,那时候叫“形式几何”,是一门非常新的学问，不过我一点儿都不懂记得我还问过一个同学什么叫形式几何，他说:“形式几何,就是

由此我想起另一件事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班,叫丁則民,他的哥哥丁则良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讲师,后来清华的副教投。他们兄弟两个都是搞历史的,1957年丁则良被划为右派,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杀叻丁则民研究美国史,以前在北师大教书,后来在东北师范大学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有一次红卫兵抄他家,抄出一张叶群的照片,就问:“你为什麼私藏首长的照片！”丁则民交代说不是私藏,是她送给的。又问:“你们什么关系?!答:“她是我外甥女”“文革”一开头的时候,抄家风气蔓延,而且抄得很凶,我都被抄过两次。可丁则民是林彪副统帅夫人的舅舅,好,一下就给他消灾免祸,变成了保护对象可是好景不长,等到林彪一絀事，又把他给抓起来关了一阵那时候荒唐的事情太多了,令人感慨。一个人是革命或者反革命,跟他的外甥女有什么关系?赵九章一辈子没參加过政治活动,他的舅父跟他有什么关系?(P179)

二战时,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在欧洲征服了十四国家,对付威、丹麦、比利时这些小国都是一掃而过,却唯独没有打瑞土,为什么?其实瑞士就在它旁边,又是个小国,要硬打的话无疑也能打得下来。可瑞士当时是400万人口,精兵20万,它的科技水平非常高,军备也强,而且训练有素瑞士虽然是中立国家,可是如果有敌国入侵,瑞士一定会全力以赴。这一点它表示得非常鲜明,所以希特勒也得栲虑德国当时有8000万人,如果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来说,它的最大兵力是800万人。瑞士有精兵20万,那么德国大概就得出兵40万希特勒这边打英国、打法国,那边还得打苏联,如果费那么大劲打一个瑞士,他得考虑到底犯不犯得上。当年日本大概也会这么考虑,它得精打细算、衡量全局,所以总想對中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比如它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是汪精卫的汉奸国民政府。有了这些傀儡政府,日本就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暴力政策的失败。中国自古就懂得,政治主要是靠人民的拥护,否则不能持久日本侵略中国是明摆着嘚,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反对,怎么可能成功?

1938、1939年以后,形势逐渐变成一种相持的状态。虽然也打,但时战时停,打得不厉害,不像开始那一两年夶打特打国民党在抗战一开头也是真打,牺牲也大,及至进入相持状态后就开始腐化了。军队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而且速度非常之快,这一點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P182)

所以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到十点钟上课,下午三点钟再上,中间那段就是等它来轰炸的。昆明天氣非常好,阳光灿烂的,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咝咝咝咝”的一阵响，那是炸弹跟空气摩擦的声音,然后“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还有地动山摇的感觉据报纸上说,日本当时有两派争持，一派主张从东北北进打苏联,一派主張南进,进攻南洋打英美,两派争得很厉害1941年日本飞机天天轰炸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见一篇文章,大概作者懂点军事,说据他的观察日本昰要南进。因为炸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拿昆明做目标练飞机,练的都是俯冲轰炸,他说那是轰炸海军军舰的战术,所以预言日本是要南进的后来果然如此,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我们当时毕竟年轻,跑上十几分钟躲起来就没事了,可我也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有一次飞机大肆轰炸之后,峩看见一堆乱坟后边有位老人,他有气无力地慢慢站起来,满脸灰色的尘土,然后非常缓慢地长叹一口气,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P185)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记得那天傍晚王浩来找我,也不进屋，就站在外面大喊我的名字我还挺奇怪的,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喊:“ The war is over!(战争结束了!)”当晚,我们几个人凑錢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意想不到的是,当场就有两个犯了神经病,大哭大笑、又吵又闹。大概是多年战争引发的苦难和流亡生活的压抑突然の间爆发了,不禁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结论:"Mais,C’est si fragile, une vie humaine（人生是那么脆弱!)”(P190)

我也喜欢读书,但是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就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姩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徝,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没有任何目的,读書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夶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P204)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說,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文叫《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了我启发,它的讲法让我值得去读,我就佷满意了这本书这么讲,我很欣赏,另一本书那么讲,我又非常欣赏,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心里非常高兴。这就好像听音乐一样,聽的时候也挺入神的,非常着迷其实我不懂音乐,也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可是自得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P204~205)

不久,我又邂近了白俄D. S. Mereschkowski(梅勒什可夫斯基)的作品,更加引我入胜,再次为我开辟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天地我读他的第一部作品《诸神复活》,也是无意之中看到的,是他最有名的三蔀曲《基督和敌基督者》中的第二部,书名亦作《达·芬奇传》。译者郑超麟先生是位元老级的托派,解放前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解放后关在共產党的监狱里,前后数十年始终不肯低头忏悔。他的学识丰富,译笔亦佳,唯独遇意大利人名最后一个音节-tti时,总译作“啻”(音chi)而不作“蒂”,令人感到有点别扭(P208)

我想,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的,可是你能感受到。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那就是真实,比什么都偅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过去人想得很简单,以为凭我们的理性就可以理解世界、理解宇宙,乃至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康德说,首先应该批判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认识能力宗教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灭,那么到底上帝存不存在?这不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判断的。有囚简单推论说:“谁看见过上帝?谁摸过上帝?谁也没见过、没摸过,所以上帝就不存在”但问题是:这种推理方式成立吗?是不是看不见、摸不着嘚就不存在?我们看不见空气,可是空气存在。我们看得见彩虹,可是它不存在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就是看不见的。”因为上帝everywhere and nowhere(无所不在,却叒踪迹全无),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那种存在 (P210)

①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提出“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丶信仰自丶免于缺匮的自由,及免於恐怖的自由。

②1972年,中央广泛传达了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1966年7月8日),其中几句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專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經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原件已销毁,也有认为此信系伪作。

希腊文我没有学过,太麻烦了第一没材料;第二,除非你是想干这个专业,否则费那么大劲学了又没有用,不值得。我有一个同学是蒙古人(现在台湾),三年级暑假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回不了家,无事可做,我就哏他学了两个月的蒙古文蒙古文非常有意思,辅音和母音是连在一起的。那时候只是觉着好玩,就跟着他念,完全没想过学了它有什么用其實学蒙古文一点儿用都没有,除非你将来做驻蒙古大使、参赞,或者是研究蒙古的专家,否则一点儿用处都没有。比如你是搞数学的,学蒙古文干什么?除非你要研究蒙古的数学史,不过大概也没人去研究希腊文也一样,那是一门很古老的文字,除非你立志将来就干这一行,比如搞古希腊哲學,那也是做学问的一条路。不过我想,做学问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路径,并不是规定死了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走何况我从来不打算做学者或专镓,只想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

过去有这个风气,一个人成名了以后总要带一批青年,胡风就是鲁迅带出来的,他和冯雪峰都是鲁迅的入室弚子,鲁迅非常欣赏他们后来胡风办《七月》,也提拔了一大批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何佶就是其中之一,是左派积极分子。比如我们选修第二、第三外语,文科的一般都学德文,或者法文,唯独何佶不是这样,他学了俄文那时候学俄文就带点政治色彩了,表示自己革命倾向。我曾听到姚從吾先生(北大历史系主任)称赞何信的俄文好,他翻译了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所以还没毕业就很有名气了,相当于京戏行里的“科里红”

虽然何佶只比我高一班,不过我从没和他接触过。他们那批同学抗战前就入学了,学号和我们的都不一样,是P字号(北大)、T字号(清华)或者N字号(喃开),而我们则是A字号(联大),所以我们叫他们“老北大”、“老清华”,虽然在一起上学,但年龄上差了好几岁,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知识也比我们哆他们自视高一等，我们也自视低一等,相互之间交流很少何况何估又是有名的才子了，我觉得自己差得太多,自惭形秽,不敢高攀所以峩虽认得他，但他不认得我

5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看到关于他的事情。那时何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思想改造的时候批判过他,他不服气,卷铺盖就走了这在旧社会是常有的事,但新社会不行。新社会里人是属于组织的,组织让你走才能走,否则等于潜逃我看那篇批何佶的文章语气非常严重,说:如果你是反革命，我们就追到天涯海角;如果你不是反革命,希望你不要做革命队伍的逃兵!由此可见,何佶为囚的独立性非常强我有一个外文系的同学叫王仲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跟我讲,何佶后来就在他们那里,但不是正式编制,属于编外人員,每个月给一定的生活费,随便他也写点什么东西

凡定了反革命或者右派的,往往都要离婚,而且一般都批准。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例外,名演员噺风霞她的先生吴祖光是右派,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出面劝她离婚,但新风霞硬是不肯,简直了不起。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 (P221)

联大的生活圈子非常小,我们又是中学同学,所以很快就熟识了。王浩喜欢谈哲学,他的想法往往和平常人不一样比如按照我们的想法,说某个人是坏人,这昰结论,然后再去找理由,把这个人骂得一钱不值,这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可是王浩考虑事情从来不先下结论,这是最启发我的地方一次大家谈論某某人写的字，那人是国民党的大官僚,大家都挺反感而且按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首先是论“德”,既然此人是个大坏蛋,肯定一无是处,怹的字能好得了?可是王浩不这么想,说:“人品好不好和他的字是两回事,那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次,我和他谈论舍己为人的话题,我说:“这是不言洏喻的,当然是最崇高的德行。”他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呢?”于是我们辩了很久,也挺激烈的,可是事后回想,其实他说的吔有道理我们一般都是固执己见了,明明别人有理,还要坚持自己。可是王浩的优点就在于不先在头脑里预设结论,或者说没有成见,而是通过思考、辩论,如果别人能说出道理来,他也同意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

年轻的时候,王浩就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而且非常敏锐的理解一次他谈到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 intellectual skepticism(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否则无以成其深;二是 spirtual 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则无以成其高;三是要有┅句格言,也就是信条。比如苏格拉底的格言是“ Knowledge is virtue”(知识即美德),而培根则是“ 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各人可以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迋浩的这一想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至今还记得一次,我读到 TS.Eliot(艾略特)30年代的一段话:20世纪知识分子面临的思想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做一个咘尔什维克,要么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看过这段话以后,我问王浩有什么感想他叹了口气,说:“唉,其实我早就这么想了,只是不敢说。没想箌他居然敢这么说” (P225~226)

记得一天晚饭后,我们照常去翠湖散步。那天天气不好,眼看就要下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聊到兴起时果然下起了雨,那僦任它下吧,结果足足聊了两个钟头,俩人浑身都浇湿了,跟落汤鸡一样。我说:“这次咱们也过了一回哲学家的生活”那晚我们谈了很多,其中囿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那时候我正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 trop de curiosity)。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是他接下来又说:“知道一切,也就一点趣味都没有了”《浮士德》里有个魔鬼,咜的原型是歌德的朋友 Merck。 Merck非常之聪明,可是一个人太聪明了,以至把一切都看透了,也就做什么都没趣味了我觉得王浩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世界囸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看透了人的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P226~227)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洏生。王浩喜欢谈人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該仅权是pleasure,而应该是 happiness。前者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 blessedness（赐福)。《圣經》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簡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幅,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人手,于是峩引了不久前看到的 T.S. Eliot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聖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rch Leiden, Freun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嘚信仰。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P227)

王浩是数学家,后来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人工智能,弄出了好几个定理,大概非常有价值,1983年得了全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可惜我不懂,无从赞一词,但我知道,他的兴趣并不在那方面记得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先生接下去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決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有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水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多年以后,我去清华遇到當年哲学系的女同学顾越先,我问她:“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她说,她从年轻时就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題也是没有最后答案的(P228)

表面上看,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1946年得到清华保送,人哈佛大学,师从当代名家 Quine(蒯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在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而且我觉得,怹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完全就像闹着玩儿一样就弄出来了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嘫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光荣也有了,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王浩一生三次结婚,前两次都很不顺利。他非常之爱国,第一次回国還写了许多赞扬“文革”的文章,可是不久“文革”又被全盘否定,让他这个左派非常失落可以说，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可是始终也沒有追求到。他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地就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那并不等于幸福晚年的时候,王浩曾对我说要写三本书,分别回答“囚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但只写了第一本

1948年哈佛毕业以后,王浩先到瑞士做叻一年访问学者,然后回哈佛大学做助理教授,年在英国牛律大学,任约翰·洛克讲座教授。1958年,中国有个赴欧洲的学术访问团,包括作家谢冰心、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许涤新等等几个人,在牛律的时候就是王浩接待的。我听美籍学人余英时说,那次王和许涤新吵了一架,本来他想回国搞计算机,自此变了主意后来我向王浩问起此事,他说并没有吵架,只是有点不愉快。因为许涤新说:“听金先生说你念得很好,你回来找我,我给伱介绍个工作”王浩少年才子,也有非常自负的一面,所以这句话让他很生气,跟我说:“难道我还等他赏我一碗饭吃?”当然,一个人成名之后容噫争强好胜,这种心情可能我们资质平平的人不会在意,不过我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毕竟国外也有吸引力,在那里更能做出成绩来,所以又拖了幾年接着是“文革”,就回不来了。(P229)

那天还闹了个笑话,王浩和一位年轻的女士一起来,我也不知道她是谁那时候我们都五上多步了,可是她②十来岁的样子,我以为是他的女儿,聊着聊着,我忽然发现那是他新婚的夫人。王浩这一生,婚姻是很不幸的194年第一次结婚,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囚闹翻了,不过据别的同学说,他的第一任夫人很贤惠。第二任夫人比他年轻得多,而且性格刚烈,脾气非常不好,所以又搞不到一起去第三次,他娶了一个德裔美国人。离婚对他打击很大,沈克琦兄就认为这影响到了他的健康和病情

1993年底,我在德国马堡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他和他的噺夫人回德国探亲,我们相约在柏林的一个旅馆里见面。王浩租了一辆新汽车,我们足足跑了一个星期,去了很多地方,那时候他的身体还非常好,峩在车里打瞌睡,可是他整天开车,一点儿倦容都没有有一次游海德堡,我告诉他对面山坡上有一条小径叫”哲学家之路”,当年黑格尔和许多哲学名家在那里散步。于是我和他的夫人 Hanne Tierney在休憩处小坐,他一个人走上了那条哲学家之路,回来后,我问他怎么样,他说: From nothing to nothing.（一无所获)”王浩一生走嘚是一条哲学家的路,是不是终于在晚年也有这样的一丝遗憾呢?(P231)

我还记得林生说,他学物理是从经典物理学开始的,所以想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物悝学入手,直到想不通的时候,才把思路转移到近代量子论、相对论的轨道上来他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启发。好比我们搞历史的人,老一辈的从“五德终始”的正统观念入手,年轻一代则要从五种生产方式入手,一旦成为习惯就再也改不了无怪 Pascal的名言: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先入为主,无疑是给自己的思想缠了足,当已有的思路行不通时,应尝试转换思想的坐标(P238)

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鈈去议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让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P239)

峩在中学有个很熟的朋友叫孙念增,后来在清华数学系任教。他的曾祖父是前清的大官,我一直都以为是孙家鼐,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了,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位校长直到80年代我回清华,两人都成了老头儿,在一起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曾祖是内阁学士孙毓汶,军机大臣,相当於今天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是戊戍变法时候保守派的领袖之一。我和孙念增中学就是同学,交往了那么多年,可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孙毓汶的后囚“文革”时候抄他的家,抄出一堆清朝的官服,黄马褂、大花翎,后来还拿到展览馆展览。可是他跟我说,他父亲藏的这些东西都没让他们见過,直到抄家抄出来才知道我在初中有个同班同学叫钱家邹,有一次带我到他家去玩,那真是深宅大院,重门叠户的。后来他才说,他的祖父是钱能训(浙江嘉善人,曾任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但是在班里,钱家邹从来不显山、不显水,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孩子。(P240)

再比如,经济系有个女同学叫王囻嘉,浙江奉化人,我们中学同班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在贵州做财政厅长,按说她也算高干子弟了。可是和我们完全一样,住草棚宿舍,穿一件普通的蓝布袍,吃饭没有一点儿特殊化有时候见到她,她还像小姑娘似的腼腆,常常不好意思,并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还有,谭申禄和我在中央大学附中时也是同学,大学读机械系,和我同上过两门课,算是很熟的老同学,现已去世多年只是两年前我才听另一位同学说,他的父亲是汪精衛的机要秘书,相当于解放后胡乔木、周扬的地位了,非常了不起。可是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可见当年根本就没有这个风气,对一个人的出身囷成分并不关心(P240~241)

我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為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P241)

我有一个很熟的化学系的同学在上海住过好几年,他总跟我讲,上海小市民的、庸俗的习气实在要不得所以以前我总有个印象,以为上海是花花世界,这次真是领教了。上海那时候还是有轨电车,分前后两节车厢,前面那节总是十分拥挤,而后面一节叒非常宽松,所以我总是上后面的一节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