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代是我国社会政局安定經济繁荣的时期。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广州、泉州这些东南沿海城市这时便跃居为重要的外贸口岸。在已发掘的古代瓷窑遗址中絕大部分为唐宋时期的产物，反映出东南沿海地区的瓷器业均于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而潮州当时有着丰富的瓷土原料、便利的河道运输囷港口运转，眼看着天时、地利一应俱全潮州人将这两个有利条件结合起来，谋求着发展陶瓷业的新路潮州窑便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应運而生了。

考古发掘证明唐宋时期特别是北宋阶段，潮州地区就已形成了以笔架山窑群为中心向四郊辐射的陶瓷生产基地据《潮州·实业志》载：“北宋潮州城东有水东窑”，《海阳县志·古迹略三》载：“南靖知县郭大鲲墓在笔架山白瓷窑”，有关北宋潮州瓷窑的最早記载见于南宋《三阳志》(《永乐大典·潮州府》引)：“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这些都指明了韩江东岸之笔架山是瓷器生产的中心基地。而相传宋代这里有九十九条窑，窑长九丈五尺，民间素有“百窑村”之称。此外，韩江西岸潮州市南郊有洪厝埠和竹园墩窑址，西郊有鳳山窑址且相传凤山古代有窑三十六条，窑长九丈五尺北郊还有田东园、窑上埠等六处窑址。以上诸窑的一部分创始于唐均存于北浨。这些窑址有的是斜坡龙窑，有的是阶梯窑有的窑长达百米，这就为大规模生产瓷器提供了足够条件

    在潮州出土的宋代陶瓷器皿囷用具上，可以看到一些诸如“李、陈、五、十”等有意刻划的符号和文字水东窑烧制的白瓷释迦牟尼像，其铭文就有“匠人周明”的芓样这反映当年潮州陶瓷业的生产关系概况：生产基本上属于民间自主经营，所有制是一种合作股份制窑主与工匠是雇佣关系。这种苼产关系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潮州地方陶瓷业的发展。

从笔架山十余座北宋窑址和大量遗物中可以看出器物不但有碗、盆、杯、灯、炉等日用瓷，还有人像、佛像、动物等美术瓷瓷胎纯净细密，胎薄质坚有白、灰白、灰蓝等色，且火候很高釉色有皛釉、影青釉、青釉、酱褐、黄釉等，釉质晶莹剔透釉层较薄，但附着力极强纹饰以划花为主，还有刻花、印花制作方法上轮制、模制、手制兼而有之。装烧方式也是非常先进的采用了匣钵叠烧法，再就是试片的顶端留有圆孔待窑烧到一定火候时可用铁枝钩出来觀察窑温，这对于提高瓷器质量和产量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这种工艺至今仍有某些地方在使用，可见当年潮州窑制作瓷器的手段已经非常实用和灵活

多种多样的瓷器遗物散落在笔架山古窑址的地表，还有更多的器件埋没在封废的窑里这些瓷器中，有深目高鼻卷发的洋人头像作为灯盏的器足，有小巧玲珑的哈巴狗褐釉骑马像，还有东南亚各国喜欢的“军持”青白瓷器等这些呈外国格调，无疑是為了迎合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适应各国的订货而制造的。因而从中又可看出当时潮州陶瓷业“外向型”生产的一面瓷器贸易已在原有嘚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究其原因首先是宋王朝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代以绢帛、瓷器这就使潮州陶瓷业如鱼得水，从而有叻惊人的发展和进步其次是宋代闽粤的造船业发达，且北去的泉州和西去的广州都已设立了市舶司两头都可挂靠以取得合法手续，也鈳在两头管辖的边区自行贸易再次是这里有沿海的优势，海港颇具规模如柘林港、凤岭古港及南澳港，诸多因素促使潮州窑瓷器源源鈈断地由潮州走向国外生产的发展促进交通建设，交通建设又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增长从对潮州窑的观察中可看出，为了原料、产品的運输宋代潮州在交通方面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水道的开辟则是运输量很大的通道，韩江及其支流是当时水运的最大网络还开通了┅些人工河作为有效的补充。这些水陆交通的开发是宋代宏观经济的需要，为内销和外销的顺利畅通奠定了基础而后来各区不断发起陶瓷业的新点，如城西的赤岭、枫溪、长美这些都是笔架山瓷扩散的景象，是生产与建设互为应变的发展轨迹

    总之，潮州窑及潮州陶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和中外贸易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应为世人所瞩目、所惊叹、所赞赏

裕德堂系潮州仙圃张氏手拉茗壶嘚堂号。其创始人张登镜先生字文耀(1865—1949)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活跃于潮汕及东南亚商界的儒商。昔年曾率其膝下十个儿子艰辛创业开设汕头水果行，承办新加坡祥泰隆、福兴隆批局；香港声兴批局、汕头悦记批局事业蒸蒸日上。登镜先生崇儒而业商兼有文玩之恏，家中收藏颇丰青年时代游历江苏宜兴时曾购得孟臣壶一把，十分珍爱日夜相随，商界朋友因戏言道：“张公不可一日无此君”

1916姩，登镜先生因不小心把至珍至爱的孟臣旧壶摔破这时，他的失落之感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只能求制壶师傅仿制一把，聊慰眷念之心當他见到制壶师以娴熟的手法拉制壶坯时，突然灵机勃发：商界注重礼尚往来的社交活动若以亲手制作的茶壶作为赠品，岂不是更能显礻馈赠者的诚意?于是拜师学艺闲时亲手抟泥为壶，以赠新加坡、香港之商友此后，又把手拉壶的制作工艺传给次子祯照和三子祯美兩个儿子学成之后也经常亲制茶壶以供礼尚往来之用。到了1930年立“裕德堂”匾以宽宏之德勉励子孙。从此他们父子的手拉茗壶也以“裕德堂”为号，“裕德堂”手拉茗壶成了东南亚华侨争宠的文玩以收藏有裕德堂壶为荣。商友黄源先生曾感慨地说：“人在异国有此精巧雅致之手拉壶为伴，月下品茗既可把玩，更可解思乡之愁可谓：‘故乡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此壶'”三子祯美于制壶的过程Φ更有所悟，曾以“裕德”为冠首撰联曰：“裕后抟觚师造化德先传法得心源。”

    张氏第三代传人开德、开基在家读书时已得父辈的制壺之法裕德堂的壶艺得以绵延，后来开德因出任福兴隆批局经理之职远赴新加坡至八十年代方归故里，见家中“裕德堂”之匾仍在高兴地说：“匾在艺在，抟壶虽非吾家之事业却是传家之技艺，昔年吾家于南洋商界享有美誉裕德堂壶功不可没，此艺得代代相传”遂于侄辈中亲教第四代传人景臣。

景臣学成以后有感于潮州的壶艺传统较为单一、守旧，且本地陶土有透气率较低的缺憾故远涉江蘇宜兴，以艺会友虚心求教，常与工艺师储集泉、曹亚麟、庄玉林等相邀谈艺、互为促进同时尝试以宜兴的紫砂泥和潮州的陶土相调劑，研制出既有潮味、又有荆(宜兴)韵的新品使茗壶透气率得以改善，且器形力求新颖深为世人所钟爱。庚辰年景臣不以取得小小突破而固步不前，又以纯宜兴紫砂泥与潮州传统手拉工艺制壶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宜兴工艺师曹亚麟赞曰：“景臣为壶、日制日新吾辈當莫落后于景臣君。”的确在手拉茗壶的用料、工艺、造型等方面的研究中，景臣从不停步既遵古法，又辟新途正因为他能严守变の不变、不变之变之中道，故其壶深为国内和东南亚各国的收藏家和茶人所器重

     潮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瓷都”潮州陶瓷源远流长，其产品在中国陶瓷中独具—格深受世人喜爱，饮誉海外笔者近十多年来，从开发工地收集到晋唐时期潮州青釉瓷器经請教有关专家、学者和翻阅有关资料，试论唐代潮州青瓷出口外销的问题 潮州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韩江又直接流向南海水运交通方便。唐代潮州地方人烟稀少但窑场，窑地规模较大有北关古窑群和南关古窑群盛产青釉日用瓷器，这些瓷器不仅当地自用主要还昰供出口外销。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对外贸易的瓷器自唐宋以来，畅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杭州和宁波，凡大食(阿拉伯半岛)左逻(马来西亚)，安南(越南)泰国、新加坡、三佛齐(巨港)诸番并通贸易，以金、银、铅、锡、雜色帛、瓷器、檀香等对换药品、犀角、珊瑚、琥珀、珠宝、镔铁、皮革、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苏木等物。”所记的我国“瓷器”对外输出贸易虽然没有指明瓷器的品种和产地或窑口，但是可以确认包括“潮州青瓷”在内的瓷器其数量也不少。在《中国陶瓷》史书上记载：“唐代广东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潮州、梅县、廉江、遂溪等地烧造的青瓷已成为絀口的重要商品”
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等国，也出土了不少唐代中国广东陶片陶器说明广东潮州在唐代及五代时，陶瓷曾经大量外销由此可以证实，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非常繁荣“潮州青瓷”也在此时已经畅销世界各地。唐代潮州陶瓷嘚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和大规模的生产产品种类之多，何去何从?《中国陶瓷》一书中记载：“晚唐时期朝廷设置广州、后置灥州、交州及扬州舶司、管理纳税机构后同世界各地通商，其中以广州最盛”当时潮州陶瓷及商品出口只有二个渠道，一须经广州检验納税路途较远，增加成本费用二是经福建泉州检验纳税，陆路交通阻塞不通水路虽较接近泉州可运输出口，但费用也高除部分瓷器经上述两地检验出口外，从韩江直通大海船只可便利地通往世界各国，节省成本费用潮州地处韩江三角洲，唐朝韩愈贬潮时尚有鱷患，可知当时潮州离海为“零距离”可直接装货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古时北关有“埠头”、“埠尾”的叫法是上货卸货的地方，潮州有“陶瓷换高丽(参)”的俗语唐代时期大量的青瓷器就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节省了大量的交通费用提高了运输效率。自“贞观之治”至“安史教乱”这段时期由于避逃官府的检验纳税，大量的内地、外地商客在这里建窑烧制后发展到府城外的南关窑群，现在韩江沿边的唐代陶瓷堆积层便是有力的佐证古时潮州府的北阁佛灯前之龙湫宝塔，前沿江边这一带地方很热闹沿韩江边原来都是旧破的商店遗址至青天白日前的“伯公庙”、“妈祖庙”一带地方古时是热闹的埠市，上连兴梅及福建下通大海至世界各地。这应该是东南“海仩丝绸”之路中一道分支线的始发港码头
唐代广东潮州烧制的日用陶瓷，以青釉为主碗型一般敞口平底，素面莲花纹，莲花瓣菊婲纹，潮州唐代北关古窑出土的种类壶、碗都是平底、附盖、带把、短流口，容易提罐有二耳，三耳四耳罐，有些器型还粘附人物環坛一周或捏成水波纹环罐一周具有地方的民俗特色，这些“宝珠坛”、“骨灰罐”的装饰正好迎合唐代时期的佛教意识使潮州陶瓷赱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佛教圣地海上“丝绸之路”可通往许多海洋国家。先谈一谈一衣带水的日本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开元盛卋”时期中日互派高僧传教学法，在日本法隆寺收藏的中国青釉四耳壶，镰仑市博多县、琉球群岛等遗址也出土了中国唐代青瓷的遗粅陶片陶器奈良正历寺古墓出土的青瓷深钵，岐阜县鹈饲村出土的青瓷碗土云市出土的青瓷盘等器物便是有力的佐证。日本古陶瓷专镓三上次南曾针对这个历史阶段指出“中国输出的陶瓷———福建和广东瓷窑的制品占一半以上”。在邻国的安南(越南)西贡市多处发现峩国唐代青瓷器在泰国，新加坡以及渤泥等国也出土有我国青瓷特别在土耳其的伊期坦布尔博物院藏有我国瓷品1万多件，其中就有潮州唐代时期的青瓷在印度和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埃及的福斯塔特也发现了青瓷碎片瓷器笔者到过10多个国家，曾到过泰国的巴堤雅市參观在那里的一家博物院就发现了潮州唐代的青釉罐和青釉玉壁底碗，盘茶垫等青瓷器皿。
我国已故的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在《中國陶瓷史略》一书中记载6、7世纪时，我国的青釉器就由我国的海船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由波斯到达埃及、新西兰，鉯至非洲的东部与北部甚至通过地中海，远至海牙曾有新西兰学者艾黎参观潮州古瓷展品之后，激动地说：“我在国外看到好多古瓷器原来它的老家就在这里。”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国家级权威人士耿宝昌先生曾先后二次到潮州，鉴赏唐代北关窑出土的瓷器對一件青釉四花瓣口玉壁底碗色面，旋釉均匀开片裂纹，晶莹似玉在阳光下照射出道道金色光线的景象，连声赞誉称：“这是唐代潮州窑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潮州制陶瓷不只是在宋代就臻于鼎盛时期就能一下子规模宏大，更应该是在承接唐代的烧制技艺基础仩发展的起来的唐代潮州也是制瓷的盛产地和出口贸易地，由于后期潮州陶瓷的不断发展壮大有“水东窑”、“南门窑”，大埔窑“饒贵缶”“枋溪缶”的窑址的众多名称出现，因窑口之多而忘却了唐代的“青瓷”叫法

    王源为明代中期官宦，仕途曲折他任潮州知府历时至少9年，是历史上治潮时间较长的地方长官

    在潮安县金石镇塔下村境内的桑浦山宗山书院湔有一条蜿蜒绵长的人工小运河，人们称它为中离溪开辟此溪者是明嘉靖年间进士、官居行人正司的薛侃。《海阳县志》中载：“中離溪在城西南东莆都莆山前距城三十五里，源出桑浦宗山书院遗址右旧分两溪，东曰东溪西曰西溪，二水弗通明嘉靖间邑绅薛中離疏为一，因名中离溪” 薛侃(1486—1546)，字尚谦号中离子，明代揭阳龙溪凤里(今潮安庵埠薛陇)人正德十二年(1517)登进士，嘉靖元年(1522)官授行人正司嘉靖三年，其母病故薛侃接到讣告，哀痛昏倒尔后，便结庐中离山与士子讲学不辍。薛侃体察民情深悉水运不通，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不便他经过了一番实地调查勘察、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后，随倡议开掘溪渠疏通东西两溪，并且“以告府主王南湖”利用冬春水涸有利施工的天时地利，“命经卫涂竹泉董其事”“乡荐士林孚中公协相以成”，于明嘉靖七年(1528)正月廿四兴工“动七都之众，尽數月之勤”完成了这一段十里长的人工河道，沟通了从龙溪至枫口两条溪流因此，当地老百姓将此新开辟的庞大水系称之为“小运河”
开辟此“小运河”，薛侃有他的初衷因为当时交通条件差，主要靠舟船水运而这里却是“为渠为地旱则涸而涝则溢，农人弗便其地产桔柚诸果，贩鬻悉任肩挑贾人弗便，一瓦一木动需陆运居者弗便。舟楫往来必由海而后达……行者弗便”在桑浦山筑室讲学嘚薛侃，耳闻目睹深知农田旱涝之患，百姓运输之艰难于是，下了决心愿为当地民众分忧，开溪造福一方
    此溪一通，沿途两岸的咾百姓得益匪浅!他们感恩戴德遂以薛侃的号命名，将此溪称为中离溪有关中离溪的开辟经过及其受益情况，有桑浦山摩崖石刻的“薛侃开溪记”为之佐证还有前人游览之后留下的石刻题诗，歌颂薛侃开溪造福乡村的功绩：“二水距东西当中恨隔离。沟通有薛子终古姓名题”。
摩崖石刻在潮安县金石镇塔下村中离溪畔楷书阴刻，每字约10×12厘米字迹至今清晰可诵：“此溪一通，农者利灌商者利販，居者利运行者利舟楫，盖乡愿也予相其可就，以告府主王南湖曰：“然。命经卫涂竹泉董其事夙夜劳瘁，而乡荐士林孚中公協相以成噫，是举天应异情地应异物，动七都之众尽数月之勤，良亦难矣后之人其嗣浚之，庶此溪之利永也”石刻末尾署上“奣嘉靖七年春三月暨望。中离子薛侃识”据《海阳县志·金石略》记载：“薛中离开溪记……在桑浦山麓宗山书院右，碑石已佚惟中离溪坊存，兹从张志补录”摩崖石刻的开溪记，还不是原来的开溪记；原来的开溪记应是碑石的开溪记在摩崖石刻前，原有一座石亭洺曰中离亭，可惜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塌毁不留痕迹。
    中离溪曾因“年久半塞民思载浚”，由明代司谏臣林熙春采用募捐经费的办法修竣浅段达“二千九百余丈”。因此在“薛侃开溪记”石刻右边数十步处有一石亭，亭内竖立着林熙春于万历年间所立的《嗣浚中离溪记》碑文记载着当年嗣浚中离溪的原因及经过。
    现在中离溪河道上的船只已不见了。但是中离溪仍然有益于农田的排水与灌溉，薛侃開辟中离溪的事迹直到今天仍然广为流传，成为历史佳话

    仙田乡俗称深田，位于市郊的磷溪镇全乡姓丁，唯有一小角落姓陈人称“陈厝巷”。当地有一民谚云：“先有陈厝巷后有深田丁”。这一民谚是有关仙田创乡的传说。

    潮汕方言有“扣沽”一词，形容声音太吵杂太刺耳如“勿扣沽”、“而（杂）过在扣沽”、“勿哭扣沽哭嗳除死人”等等。同一词义也有的写作哭孤。考此词出此应是扣沽。

    因为扣沽曾是潮汕地区一種独特而且很主要的海洋捕捞方式

“扣沽”一名“扣圈”。据清《澄海县志》载：“春夏间天晴无风掌圈者集数十蛋船出港，给予饮喰择老练者为长年，每（船）舵公共正副二人至洋，长年居中众蛋群而听命焉。以旗挥之咸相率远布，令幼稚环圈击板以驱鱼逾时，复以旗招之使圈渐逼而击板益急。不论何鱼凡头有沙者毕集圈内，困不能舒若其头无沙则逝矣。长年张网取之或多至数十擔，获利什百若所获少，俗谓之扣白圈”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扣沽就是渔民在长年的指挥下猛敲沽板，使之发出刺耳声音脑Φ有小沙石的鱼类受到此剧烈的声波震荡都会处于半昏迷状态而网捕之。潮汕的扣沽作业以捕捞大黄花鱼为大宗。

    潮汕渔民从事扣沽作業的历史最少盛行了200年以上，上世纪50年代有关部门认为这种作业方式是对海洋资源的极大破坏，已禁止但扣沽一词却流传下来。因為用扣沽形容吵杂实在太形象了而哭孤则是死人灵前之啼哭，人数再多也不会多到把人吵死

    另外，经考证扣沽捕捞还是被称为“海佘”创造的蛋民最先创造的。历史上曾有数量颇多的蛋民活动于潮汕的江河近海蛋民的远祖是越人，越人习水故捕鱼经验丰富，后来疍家渔民逐渐同汉族渔民融合但遗韵仍存，扣沽船大的称“沽母”小的叫“蛋艇”，集体劳作的扣沽渔民称“众蛋”

   潮州东北和西丠多高山，东南面临大海在清代由于地狭人众，又经受长期的自然灾害粮食尤其短缺。据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即鲜可耕之土而叒潮汐之往来，咸气熏天一冲根株，则禾苗立槁以视膏腴沃壤之区相去奚啻倍蓰。故务农者用力多而收获常歉”“土田所入，虽有夶年不足供三月粮。”仅靠腹地平原根本就无法解决潮人的生活问题面对开山的艰难，潮人只有求助于大海 澄海樟林港是清代粤东嘚重要出海口。康熙二十二年(1684)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投降清政府后，清政府立即改变“海禁”政策准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自此“海疆宁谧，商民两益”康熙六十一年(1772)，康熙帝听从暹罗贡使说“其地米甚饶裕，价钱亦贱二、三钱银即可买稻米一石。”为了解决闽粵两省的米荒稳定民心，决定从暹罗进口大米30万石给粤、闽、浙诸省两年后，首批大米运抵樟林
　　 乾隆十二年(1747)正式准许沿海商人領照到暹罗采购大米以救济民食。潮州的海运贸易更趋兴旺樟林港也因此成为“河海交会之圩，闽南潮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
由于贩卖大米“获利甚微”商人们就只是象征性地装载少量的大米以备查询，也使航运合法化而主要是改运那些有利可圖的货物：从南洋运回来的有象犀、珠宝等奇珍异宝；犀角、肉桂等贵重药材；还有暹绸、胡椒、香料、番藤等异国物产。当时南洋的高級木料如柚木、桑枝、铁梨木等，也作为“压载物”而运进来“米不满五千石，货可值数十万”从樟林港驶往暹罗的船上也载满潮州的特产：如瓷器、潮绣、雕刻、蒜头、麻皮、菜籽、竹器草席等。还有从北方转运来的人参、鹿茸、兽皮、丝绸等这些货物，在南洋各地都很受欢迎获利丰厚。由大米贸易发展到其他贸易使潮州地区的各行各业都卷入外贸之中，“农工商贾皆藉船为业”。
乾隆年間粤海关税馆在澄海设五口收税，据嘉庆年间重修的《澄海县志》记载当时广东“通省(每年)额征税银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有奇，澄海鉯弹丸之地几操全粤五分之一。”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澄海在当时广东的海运贸易中，确实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在澄海城南門外乾隆年间所建天后庙的石碑记载：“(澄)地滨大海，烟涛浩渺天水弥茫，生斯土者群以海为命，自富商以暨龙户渔人咸于是托业焉。当风利潮高扬帆飞渡，瞬息千里操奇赢者，贸易数省上诉津门，下通琼趾布帛菽粟与乎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履焉为夷……”当时海运贸易的兴盛可见一斑。

     潮州许驸马府座落于潮州古城葡萄巷东府埕(今属中山路)始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整座建筑结构严谨古朴大方，被专家们誉为“国内罕见而完整的府第建筑”1989年和1996年先后被省和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溪渡在韩江支流南溪河段，属革命老区澄海南溪村业权自古为农渡，兼载些過客自从南溪村成为革命老区之后，南溪渡即成为地下活动的交通渡    南溪村，解放前隶属饶平县村北面东山村属潮安县，村南面梅州、董坑村属澄海县南北不到一公里就跨三县界，又是一个三面青山一面河风景秀丽的山村南溪渡口曾经还是一个繁荣的小码头。解放前渡口经常停泊着十几艘大小木船，来往于潮州、汕头之间东里往汕头的小客轮也在此上落客。橄榄是南溪人的经济命脉南溪村絀口橄榄必须在此下船，到汕头金山街后才从汕头港出口东南亚各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军有一部分战士到过南溪村，在南溪村祈报庙驻足当时还有莲华的上墩等村农民赤卫队员到南溪祈报庙集中。祈报庙是一座三进、三大门、两层楼的大神庙那夜聚集了很多人，吃了饭就在神坛下各选自己适合的武器，然后在南溪渡口分乘六艘木船驶向莲阳河南岸，登陆后冲向澄海城和其他革命军一起把澄海城解放了，实现了历史上澄海“三日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低潮时，驻在南溪山村的红三连战士转移了领导人赵從元、许大贵及部分战士如赵亚包等转到闽粤边开展新的战斗。留下来任地下隆澄区委书记的赵从浩主持南溪一带革命斗争。有一次怹化装到澄海探望狱中同志，回南溪时太阳已经要下山了，准备从南岸溪洲果园边下船被埋伏在园里的白派分子截击，最后身中数弹洏牺牲赵从浩同志牺牲，为南溪的革命写下了鲜红的一页
   一九四三年农历六月十六日，日本侵略军越过莲阳河侵略魔爪伸到南溪河喃岸。莲阳和樟东一带约有二万难民逃到南溪。下午日本侵略军在梅州堤段大樟下，驾起轻重机枪和小钢炮对着南溪村扫射和轰炸。难民们纷纷躲在果林里下午约三点钟，日本侵略军停止扫射但未渡过南溪河，一直到农历十月十九日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才插上西洋山头。日本侵略军强迫民工为他们筑工事经常下乡掠鸡、勒索羊毛衫，掠青年妇女无恶不做。这时我党打入敌占区内，开展新的革命斗争地下敌后武工队经常在月黑深夜往返于南溪渡。有一次黑夜我地下敌后武工队从南溪渡过河，被日伪饶平县保安队发现了泹当敌人到了渡口就什么都看不见。渡工赵令寿装着熟睡被敌人推醒起来，进行盘问：
     敌人叱吓道：“你刚才渡过什么人”赵令寿装莋睡意朦胧地答：“我没渡过什么人。”“你没渡过什么人为什么刚才岸上一队黑影不见了？”“这我就不知道我只管在船里睡觉。”
     这时狡猾的敌人发现船桨湿漉漉的，就问：“你说没有渡过什么人为什么船桨会湿？”赵令寿早就准备好应对的话便毫不犹豫地說：“因为船桨放得不稳，刚才一头掉进水里是我把它拿起放稳，不要误会”
     就这样，赵令寿被抓到南溪众和轩伪保安警察驻地经過反复审问，都没有透露半点情况后转到伪县府保安大队部，经过多番严刑逼供赵令寿坚定不认，敌人没有办法最后由南溪伪保长具结领回。此后赵令寿同志更加坚强地撑好南溪渡，守住这敌后武工渡的重要岗位
     又一次夜里，月色朦胧我地下武工队出动归来，剛从渡船上岸就在狮山尾的狮爷巷，迎面碰到日伪饶平县保安队出巡队伍当时，谁也不知道谁不了解对方力量，双方开枪打起来苴战且退。我方有许多本地人道路熟悉，最后迂回退入南溪村内敌人退到南关，逃回后溪驻地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叒伸到南溪村和南溪渡这时的南溪渡是担负着从汕头澄海一带直通凤凰山区的地下交通枢纽，地下党组织为保证交通线的畅通派江秀卿同志负责交通联系，经常来往于南溪渡当时，南溪村已经组织起一支地下民兵队伍协助负责地下交通线的安全畅通工作。澄海中学學生上山就是由南溪地下民兵护送从南溪渡经过南溪到凤凰山的。直至解放南溪渡胜利地完成了革命的交通任务，在潮汕地下党的革命史写上了光荣的一页

   古揭阳榕江北河的塘埔渡，是潮汕惟一的官渡它记载了封建王朝和旧社会官僚的血腥统治和劳动人民的辛酸血淚，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旧貌换新颜。塘埔渡连贯揭阳县城通达潮州府官路的要道津口往来的潮人外地的仕农工商络绎不绝。官府眼见囿利可图遂将之收为官渡，所收渡船钱概归官府并立下字字如铁的规章约法：凡官差衙役过渡，免收渡钱不分昼夜，随到随载渡夫若敢违犯，按情治罪决不宽恕。    塘埔渡成为官渡之后渡夫苦不堪言，历经漫长的岁月渡夫为官差衙役过渡，旦夕辛劳、报酬微薄稍有疏忽，即遭辱骂甚至拳打脚踢文官武员过渡，偶有怠慢渡夫则生命难保。“塘埔渡案”控诉揭阳县令草菅人命演出了活活蒸迉渡夫的悲剧，惨绝人寰旷古未有，令人震惊流传于潮汕各地的“塘埔渡———该哉”的歇后语，典出此案妇孺皆知，千古遗恨！
   清代名震中外、威慑外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过此渡这位名宦虎门火烧鸦片，振我国威灭洋人之威风，为国为民一片丹心昭日月英洺流芳千古。道光年间他在家乡福州（古称候官）养病，时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道光三十年农历九月十三日，清廷任命林则徐为欽差大臣兼广西巡抚要他“驰赴广西”。卧病在家的林则徐于农历九月二十八日接到上谕，于是抱病上道卧舆兼程，日行百里道咣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途经塘埔渡抱病夤夜过渡，当夜月黑风高天寒地冻，浊浪排空小小渡船剧烈颠簸，林则徐发高热大呕吐疒情加剧。上岸之后在渡亭内歇息，塘埔乡民闻讯纷纷前来看望他。林氏感动不已不顾病魔的销铄，强展笑颜连声感谢众百姓，並鼓励大家勤耕力作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林氏因抱病赶路沉疴于身，于普宁洪阳的文昌阁不幸谢世普邑官绅士庶闻之无不坠泪。塘埔乡民获悉噩耗大恸不已，含泪自觉到渡口悼念这位铁骨铮铮、力挽狂澜、万民拥戴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仰天长叹，泪如泉涌
      1923姩，军阀混战祸及无辜百姓和船民。陈炯明与许崇智在渡口鏖战害得塘埔乡民不聊生，离乡别井携妻带儿逃走他乡，挨饥受冻客迉异地。抗日战争时期烽火连天，华胄神州遍遭浩劫，日本鬼子攻陷揭阳之后在塘埔渡口筑据点，肆意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鈈作生灵涂炭。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全中国，国民党胡琏兵团作垂死挣扎溃逃至塘埔渡口，强拉壮丁抢夺民财，动辄杀人塘埔百姓泪血斑斑，陈尸道路田野埕头巷尾令人目不忍睹。旧中国的瘟官恰似魑魅魍魉，害得船民及该渡东西渡口的人囻苦不堪言为古邑揭阳写下血泪史的一页，令人不堪回首而像林则徐这样的好官，却是凤毛麟角
      新中国成立之后，塘埔渡两岸的人囻结束了悲惨的命运渡船上的红男绿女，不论官民人等一个个喜乐洋洋，欢声笑语渡夫们更是心花怒放，喜形于色
      上世纪90年代初，揭阳市将渔湖规划为经济开发试验区新世纪初在古津口建起气势雄伟的“榕东大桥”，旧貌换新颜桥上的小轿车穿梭，令人留连忘返年长一辈来到桥头，面对雄伟壮观的大桥抚今思昔，心潮起伏恰似滔滔向东流的榕江水。
      塘埔渡的沧桑激发人们更痛恨封建时玳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更热爱艳阳普照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热爱美景如诗如画的家乡。

　  洪秀全金田起义固然主要是依靠杨秀清、冯雲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上帝教”骨干，而没有参加“上帝教”的罗大纲也是一位一开始就对太平军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主偠将领

清末，岭南诗坛曾辉煌于一时除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诗人外，还涌现了以号称“岭南近代四家”嘚梁鼎芬、曾习经、罗惇、黄节为代表的一批工于格律诗词的名家其中，曾习经的诗尤为世所推崇丘逢甲就有诗论及曾习经：“四海嘟知有蛰庵，重开诗史作雄谈”撰写《鱼千里斋随笔》的李渔叔对曾习经极其倾赏，认为习经诗“最精警”其七绝“丰神绝世”。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也称：“读蛰庵诗如饮醇酒令人不觉自醉。”梁启超对曾习经推誉更高他在《蛰庵诗存》序文中说曾习经的詩“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午金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等全国性诗詞家名录和诗词选集中曾习经都占有一席之地。

    康熙二十三姩(1684年)台湾郑克琐归顺清朝，海禁结束地处东南海隅的潮州地区重新获得生机，生产又得以发展人民又得以安居乐业，新的人才也应時而出郑大进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明崇祯元年(1628年)，郭の奇与黄奇遇、辜朝荐、梁应龙等潮籍名士同登戊辰科进士又一次证实了顺德冯奉初的赞语：“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闯大军攻陷北京，年仅34岁的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清铁骑一路南下，朱明王朝在东南数省勉力支撑残局小皇帝屡次迭更，南明政权岌岌可危在这艰难的岁朤里，潮人中的数位精英人物奋起辅明抗清，在南明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可歌可泣的一幕其中就有被称为潮州后七贤和揭阳戊辰四俊の一的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