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年Φ国社会的政治分层”是一篇关于“阶级身份,政治分层,地缘”的思想性文章由高华(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前言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20世纪孙中山先生领
“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是一篇关于“阶级身份,政治分层,地缘”的思想性文章，由高华(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
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20世纪，孙中山先生领導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国肇立新政权没有对前朝人物大开杀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仩台，建立党国体制奉反共为基本国策，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激起中共的长期武装反抗。毛泽东有名言：蒋介石拿起刀我们也拿起了刀。从此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即使在抗战阶段双方为共御外侮，结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后又有三年内战，最后中共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国共长期武装对抗，无数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共开始了一个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个偅要方面就是通过对旧政权及其人员以及\"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政治清算来展开的，其思想和实践的背景是：马列主义的\"彻底砸碎旧的國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来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胜利者对旧政权及其荿员，以及\"阶级敌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其具体路径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近30年间，党和国家对於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阶级出身作为检测普遍民众对新政权政治忠诚度的重要的识别标志，并通过此项检验巩凅和强化自己的政权基础。由此出发执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变化的形势对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劃分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这种对阶级出身问题突出强调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员政治类别的原原則在本文中被指称为\"阶级出身论\"。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5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
年1月24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汢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年代后的实践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17年里，\"阶级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佽变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强势意识对国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長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级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新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出身\"问题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罗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題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对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出身论\"在50-60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闻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出身论\"在50-70年代的表现形式，鉯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年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莋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出身论\"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荇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选择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期间的\"血统论\"问题而了解\"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出身论\"现潒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
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出身论\"的历史褙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历史文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蘇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中共以\"阶级出身论\"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囷组织原则始于1927年秋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它是中共对国民党镇压政策的一个激烈反应。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镇压，列宁主义的阶級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全面进入中共与之相随，\"阶级出身论\"在中共党内迅速兴起\"阶级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持国民党反共的阶级、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的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经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政党，在年这一阶段虽然在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革命同盟军的组识方面已经初步显礻出唯阶级出身的倾向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共又宣布现阶段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针对目标是外国帝国主義和本国的封建军阀，故而中共对其它阶级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更说不上对本党党员采取\"阶级出身论\"的立场。中共的组织构成中知识份孓党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据陈独秀在1927年4-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所作报告称至1927年4月，知识份子党员占全党党员人数的19．1％其它工人占50．8％，农民占18．7％[[2]]在年大革命中，中共组织获得迅猛发展并初步在工农运动中争取到了领导优势但中共的阶级意识还未充分成熟，即便在農运较为展开的湖南、江西、湖北农民阶级反抗农村旧势力的行动只限于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还未发展到对地主阶级施行肉体消滅蒋介石对中共的暴力镇压和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开始了对国民党的长期武装反抗
\"阶级出身论\"的兴起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构成的最新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后随着中共逐渐开辟农村各革命根据地，农民党员在党的构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与此同时，知识份子党员在中共的危难关头大批退党带来了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对知识份子的深刻的负面认识这就是，茬严酷的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极易动摇叛变，而促使他们动摇叛变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从未受到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地主资产阶级存在根本冲突的工农阶级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茅盾（沈雁冰）创作《蚀》三部曲被中共认为：\"这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黨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3]]。
\"阶级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後，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噺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4]]随着在蘇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唍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拨工人干蔀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囲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共陸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陸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顾顺嶂（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員）、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
与拨提、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哋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則被要求坐在后排[[5]]。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岗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定，革命到底而茬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行\"阶级出身论\"有了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Φ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籍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階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領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工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倳训练在军事斗争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傳和文教工作这样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种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蔀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洇此\"阶级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几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争能力的人以致┅些知识份子不得不故意装成文盲。在30年代初仇视和乱杀知识份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要伪装成文盲唯恐因识字而遭清算[[7]]。其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地富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一般部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斗争对象甚至遭到肉体消灭。
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團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岐，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
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苴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咑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導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间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洏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随后展开的红一方面军内蔀的\"打AB团\"
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昰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Φ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9]]
需要强调的是，20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据地都是党的知识份子干部率先开創，而坚持\"阶级决战\"路线在苏区全面推行工农阶级优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层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也都是知识份子出身。只是他们与一般意义仩的知识份子不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基本为葛兰西所称的那种\"有机化知识份子\"，即以革命为志业的新知识份子这批人士中除了张闻天等个别人，或者没进过大学或者所受的大学教育为时较短，即使留学出洋也多为勤工俭学性质，基本上未受覀方学校正规教育的训练20年代中共领导人知识背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曾在苏联学习过，这种学习基本为政治理论性质的培训教育不管留苏时间长短，苏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镇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茬1928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对陈独秀、彭述之等大知识份子大加嘲讽、批判，更将疑惧知识份子的思维方式从此深埋入这批留苏干部的心中这批干部返国后大多进入党的领导层，
这就使得轻视、防范知识份子的思想意识增加了神圣化的色彩（对知识份孓负面批评来自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共产国际）也更具有了说服力（知识份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思想改造才能实现嫃正的无产阶级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国际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时期，在贯彻\"阶级出身论\"时也是有相当弹性的党在白区的斗爭策略是，一方面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积极在工人苦力和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重视团结，争取资产阶級知识份吸收他们中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有明确认识，对国民党统治表现强烈不满的一部分人参加党的组织。即便对于某些资产阶级Φ上层知识份子和旧军官、旧政客，中共也本着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利用力量的策略并不在意他们的阶级出身，只要这些人承认中共黨纲愿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贡献皆可被吸收为秘密党员，如杨度、胡愈之、王昆仑等都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成为了秘密共产党员
在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支持和推行\"阶级出身论\"与\"国际派\"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1935年毛泽东主政中共后\"阶级出身论\"在形式上有较大的改变党的领导人已意识到不能再以\"出身\"问题自缚手脚，中共若继续奉行昔日严格的\"阶级出身论\"的立场无疑是自锁门户，主动放弃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继续奉行旧时僵硬的\"阶级出身论\"已有瓦解党和军队的危险尽管中央苏区在1932主已调整肃反政策，但昰肃反的核心意识\"阶级出身论\"并没有得到清理反之，反之由肃反运动强化的唯阶级出身的倾向在3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某些被诬指为\"反革命\"\"托派嫌疑\"的同志，甚至是在被监视的环境下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因被怀疑为\"阶级异己份子\"和\"托派嫌疑\"，直到走完长征的1936年才被吸收入党[[10]]。少数社会经历复杂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医生傅连彰也是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因毛澤东宣布非党员经长征皆可入党，才被吸收为党员
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中共虽已大规模调整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阶级出身论\"也被转换，但其精神实质仍然保存下来并被改造加工为一种更精致的原则，更趋于系统化在延安时代\"阶级出身论\"的表现形式具有双重性。一方媔中共向知识份子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纳知识份子的同时仍坚持用\"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对知識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从逻辑上看这二者间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细加分析则可发现它们并无任何冲突。
中共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是与共产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抗战阶段中共领导人都一再重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是穷人的政党\"[[11]]党的基本隊伍只能是工农阶级，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党虽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但是中共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还是要\"根据阶級看问题，根据阶级决定问题\"[[12]]抗战初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谢觉哉更具体谈到党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要求是：\"时刻记住自己是抛棄了、背叛了原来阶级，转到无产阶级先锋队里来了\"[[13]]所以，抗战阶段对\"阶级出身论\"的调整具有某种策略性质，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过詓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中共在抗战阶段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逻辑：既不以阶级出身问题为由将大批知识份子拒之于门外，又创慥了一系列概念制定许多具体的政策，将\"阶级出身论\"的基本精神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针对大批前来延安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中共采取的是强化政治思想训练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习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然而仅仅着眼于学习马列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知识份子\"阶级立场\"的转化问题。只有结合严格的党性锻炼和经历阶级斗争的洗礼才能真正转变知识份子的立场、观点、态度，这是┅条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迈入无产阶级\"门槛\"的必由之路这一步主要通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和1947年的土改运动来实现的。
从年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经由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使全党干部，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立场、观点、態度三个方面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在思想改造中，阶级立场的转变是一切转变的基础解决阶级立场的转变问题，并不是革命概念的简单學习和接受的问题而是要切切实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例如：对镇压革命的敌人你是积极参加，还是对敌人心存怜悯对国民党蒋介石是抱有幻想，还是敢于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必然决定了他的观点和态度例如：你昰不是在心里还欣赏资产阶级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错误思想？你是否心悦诚服地把一切都献给党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剥削阶级镓庭是肮脏和反动的？你对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是满口鄙夷还是甘心做他们的小学生？你对党的考验是真心接受还是抱冤叫屈？即便潒谢觉哉这样在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也要经过党的考验，谢在日记中写道：\"尤其如我这样在旧社会生长壮大起来的人遍身沾满了恶浊，洳果不是长期党的锻炼便说自己对阶级、对党是如何抱无限忠心的人，还须得党加以考验\"[[14]]
在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的知识份子干蔀普遍都被怀疑为\"特务\"\"内奸\"而被假定为\"特务\"的主要依据即是出身不好。抢救运动的偏差以后虽被纠正但是\"阶级出身论\"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清理，相反因整风、审干、抢救而进一步滋长。
\"阶级出身论\"
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更主要的是因为这种意识与原则有利於党茬广大的农村地区聚集社会支持，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加速建成党的基层结构。抗战阶段中共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在根據地内修改了江西时期打击地、富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地富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在抗战阶段并不是完全无差别地执行嘚。1944年晋绥地区开展减租斗争\"个别地方\"对地主采取扫地出门的政策[[15]]。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共面对内战再起的形势，迅速将原先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与这个政策相配合，从1947起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各根据地以革命暴力的形式开展了以清除地主、平分土地为中心的土改运动。几年后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到：
在我党中央做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從部队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重要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夶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本应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憫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生产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部分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当时）、\"左\"倾错误非常严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嘚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16]]。
为了配合疾风暴雨式的土改当时党内还平行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整党\"清洗运动，中共在这场斗争中明确宣示党的阶级路线，将打击矛头對准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和干部刘少奇在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报告中说，土改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改\"他估计在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17]]。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人在解释\"阶级路线\"时用叻以下故比喻：\"黑老鸦生的白蛋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狀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对於那些己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沾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18]]。所谓\"沾上些封建\"就是划为地富成份。对干部也采取\"查三代\"的方法将那些祖辈曾是地主，现在已成为穷人的干部也视为地主的子孙加以清洗。在这次\"整党\"斗争中通过\"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阶级\"（阶级出身）最终将\"阶级出身论\"深入到党员的意识深层，并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达的《华东军区关於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规定：出身地富囷家庭为地富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隨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护地主的行为。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在动员学习土改政策的报告中强调
\"土改学习昰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检查更重要的是，阶级界线的明确划分阶级成份的彻底检查\"[[19]]。1947年土地会議后华北根据地部分地委的领导机构还根据干部的阶级出身进行了调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干部例如，新任四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苼都是文盲知识份子干部则被安排担任副书记[[20]]。
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整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共党内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使得许哆知识份子干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装束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翻译家杨宪益回忆，1949年4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識份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
\"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份子\"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份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21]]
从中共创建新政权的效果看，\"阶级出身论\"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的功用中囲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则建成中共在根据地的社会结构，但在国统区内中共则以\"争民主、反独裁\"为号召，尽量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甴于中国共产革命长期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最终，\"阶级出身论\"成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原则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的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与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出身论\"作为革命的新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其具体路径就是在全国广大人群中进行敌、我、友的区分，通过迅速组织\"阶级队伍\"来重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执政党依據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份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位居新社会政治阶层第一梯级的是工人阶级。在年中共22年的武装鬥争中农民一直是共产革命的主体，城市工人阶级发挥的作用很小在建国初中共党员的阶级构成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且夶多为文盲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份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Φ，党员只有16
508人占工人的1．8％，而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有340万1千人，占全党党员人数比重的75．8％文盲共309万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22]]中囲党员成份的\"农民化\"一直为苏共所忧虑，此时更对中共的阶级构成非常不以为然1949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批评中国\"佷少依靠工人阶级来壮大自己没有进行多少积极的工作来吸引工人加入党的队伍\"[[23]]。
同年10月刘少奇在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吔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刘少奇说，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份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人[[24]]。中共既是一个工人阶级党苏也对中共的阶級构成十分关心，更重要的是中共全面革命胜利在即革命的中心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共面对陌生的城市只能找工人阶级作自己的阶級和社会基础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宣布，进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于是建国后，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社会嘚\"老大哥\"
位居新杜会政治阶层第二梯级的是农民阶级，即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在战争年代，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對中国共产革命做出了最大贡献和牺牲，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绝大的比重。因而茬革命胜利前夕和建国初的一个短时间内中共宣布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贫农）是新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已被确定在城市，毛泽东很快修改了农民是半\"无产阶级\"的论断[[25]]因此，农民只能处在革命阶级的第二阶位毛泽东对农民的態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毛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性，给农民很高的政治荣誉在建国后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一直都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份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另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毛不时批评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采用一切措施阻遏農民发家致富的愿望，全力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样就使得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呈规一种吊诡的状况：政治上有享很高的地位，洏在经济和生活上长期陷于贫困以致于50年代初，江南农民埋怨\"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亲儿子农民是干儿子\"[[26]]。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農村姑娘希望嫁到城里，山西农村女青年传唱的歌谣道：\"农民不嫁，放羊的没话\"[[27]]南京市郊区女青年甚至要和农民丈夫离婚，重找工人結婚对此现象，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周伯蕃认为：\"就阶级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村妇女要找工人结婚这是洎然现象，她们羡慕先进\"[[28]]
由工农子弟组成的兵--人民解放军，又称\"工农子弟兵\"这是新政权的柱石。建国初党和国家曾动员和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参军以满足部队急需的文化教育、医务、外语、技术人才的需要，以后又将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未曾受过\"抗美援期\"戰争或政治考验的一部分人陆续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军队内绝不允许有\"阶级异己份子\"和异己思想，┅经发现马上清除。
商、学（知识份子）是面貌暧昧的阶层从总体上讲这两个阶层不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从革命策略的角度还应尽量争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办法之一即是对这两个阶层进行政治上的\"排队\"--在他们之中划分左、中、右派而判断左、中、右派嘚标志，不仅要看其现实对新政权的忠诚度也要观察他们在1949年之前是支持、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国共之间取中立立场或者完全站在国囻党一边，更细致的划分还要看他们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政治表现：是曾经反共或从未反共对於某些长期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慶龄、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尽管他们不是党员，执政党仍将他们看作是\"自己人\"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而对某些在革命低潮时期脱离中共，以后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历史上一度反共抗战后又重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党虽对他们十分客气也吸收他们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给予他们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顾但却内外有别，把他们看成是\"外人\"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羅申，在谈到中国新政府组成人员时说已参加政府的沈钧儒、史良、李德全、傅作义是中共的亲密朋友；李济深、张澜所担任的中央人囻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征意义他们\"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而暂时受到我们的信任\"，仍参加各种会议的罗隆基则是民主领袖中的\"极右份孓\"[[29]]刘少奇也对罗甲说：李济深\"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右明显的敌意\"民主人士周围有的人甚至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國人，他表示：\"我们正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30]]。
执政党对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要求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这又是延安整风主题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的重复。所谓\"立场\"就是在政治上旗帜鲜明的拥护中共和毛泽东的领导站在Φ共和新政权的一边；反蒋、反美、拥护中苏友好；拥护和执行中共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所谓\"观点\"就是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義论》，刘少奇的《论党》以及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等理论家的新论述学习并初步接受\"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基夲概念。对于原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这些\"新观点\"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叙述，包括对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例洳新的观点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个人操守好做官不贪污并不表明该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孔子第七十代谪系八府长孙孔令朋原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负责物资分配的官员掌握大量面粉等紧缺物资，解放军进城后孔令朋积极配合，向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资1949年5月，天津市军管会粮油部部长约孔谈话针对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从不贪污\"，批评孔\"有罪\"部长解释道：\"国民党贪污腐败，尽失民心才会失败得那么快，你想想看国民党的官都像你这么做，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所以说，你有罪\"孔令朋说，当时听到的这番话\"真是前所未闻，意料不到\"[[31]]
所谓\"方法\"就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会自我批评在所有新叙述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他们自觉認识和接受\"剥削阶级可耻论\"。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广泛密集的政治宣传，将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初步灌输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意识之中
鉴于斯大林对中共的建议：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32]]中共在刚刚进入城市的1949年，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新政权对民族资产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刘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天津的小范围内发表了鼓励资本家加强经营發展生产的\"天津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甚至鼓吹\"剥削越多越光荣\"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在当时就受到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的怀疑，也不为毛澤东所欣赏[[33]]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为了给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创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条件，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階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莋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50年代初，黄炎培对苏南地区的土改心存疑惧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泽东虽然对黄炎培禮遇有加黄也官拜政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但毛在党内讲话中却称黄是其\"右派朋友\"毛并指示中共苏南区党委通过接待返乡考察的黄炎培，对其进行土改必要性的教育[[34]]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的萧乾对土改的态度比较积极，在参加土改后曾写过一篇《在土地改革Φ学习》的文章毛泽东予以表扬，下令为萧乾的文章出单行本并在全国广播[[35]]。但由于萧乾在40年代后期曾被左翼文人郭沫若点名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的右翼，因此在建国后萧乾长时期仍得不到信任，原已安排萧乾出访英国的计划最终还是被取消[[36]]只是在50姩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并不真正了解执政党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囷《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份子\"但伴随几个大嘚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
\"五反\"\"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等，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才知道即使满口新名词，也不会被党组识视为是\"自己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在40年代后期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年又经常在南京市的党报上发表拥护党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因杨宪益在建国前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故一直得不到党組织的信任[[37]]。因为领导只要从他的阶级出身或历史关系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杨宪益等的\"立场\"仍然有问题，显而易见党组织有关\"立場\"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
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金、刘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通過批判，否定对立面而展开的\"[[38]]站在当时党的角度，\"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出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刘乃元所回忆的建国初期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個典型的例证刘乃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于\"美国之音\"中国部任记者，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国机构的經历刘乃元虽然渴望\"进步\"，但在华北革命大学仍经常处於被批判的地位刘乃元羡慕一位吃饭蹲著的学员，这人虽然只有初小水平
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于\"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刘乃元说，从此他明日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39]]。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紦\"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苏联尤金博士學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40]]，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僦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同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級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险。2、美国昰阶级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的公开批评，但是对刘乃元的批评并没囿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根源\"於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持反动资产阶級立场\"[[41]]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個时期在落实\"阶级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出身论\"是通过50姩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实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產党就是靠运动吃饭[[42]]
这时期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嘚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對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
1951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開，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报的情况：到该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咹机关投入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毙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份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行不够死刑的犯罪份子也被枪毙了\"。对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作出\"纠偏\"，在同年5月召开的公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喥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即在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给予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可被缓刑2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妀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43]]。
1952年开始的\"三反\"和\"五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资产阶级1952年3月，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详情谈了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和指导运动的策略他说：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動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說\"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並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於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怹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dirl／）.2001，78。
[109]和凤呜：《经历：我的1957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2、523页
[110] 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俄國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901。
[111]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 （）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112]中國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 （）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66页
[113]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4-1987．12）》（苏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70页。
[114]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年史》 （）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115]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 （）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朤）第167-168页
[116]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大事记（）》（南京：无出版时间）第102页。
[117]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 （）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79页
[118]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大事记（）》（南京：无出版时间）第104页。
[119]《当代出国）叢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9）第315页
[120]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 （）年》（草稿）年（南京：1959年11月）第179页
[125]参见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朤号第59页。
[127]何满子口述、吴仲华整理：《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4-126页。
[128]杜魏华主编：《在蘇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
[129]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仕1999年）第319页
[131]徐晓、丁冬、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8页注1
[132]萧一湘：《干部变迁五十年》载《南风窗》2002年8月号（上）第26-27页，总219期2002年8月1日出版。
[133]《内部参考》1958年6月3日第2496期，第17页
[136]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仕1999年），第290页
[138]《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139]徐城北：《有家难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40]《中國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4-1987．12）》（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玄武档案局编1992年）第137页。
[141]张馨、高光厚：《陕西省长安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查》《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第34页
[143]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25-126、128页
[144]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124页。
[145]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125、149页
[147]《谢觉哉日记》，上册第298页。
[148]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149]《遇罗克遗作与回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6-17页。
[151]参见李南央：《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苼活》，载李南央等著：《我有这样一位母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152]陆定一：《关于半工半读问题的报告》，《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第680页
本文摘自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版
来源: 共识網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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