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曾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首飾的式样作了明确规定但明朝中后期的服饰却是新式新制，变幻莫测已大大冲决封建网罗，详见下文
　　朱元璋曾严厉禁止官民百姓服饰僭用龙凤纹，违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洪武八年三月“智勇超迈”、战功显赫的德庆侯廖永忠甚至因僭用龙凤纹而被赐死)。酷肖龙袍的蟒衣(少一爪)只有内阁大臣受皇恩赏赐才有资格穿着，佩玉腰带则只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才能享用违者比照僭用龙凤纹拟断。但在明朝后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丅万人至于边帅缇骑，冒功缴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29]，甚至连小小的八品官也“皆僭系金带衣麟蟒”[30]。当时人总结的“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人：其一为勋戚如散骑舍人不过八品芝麻官，却“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附马庶子按例当为庶民然“其衤亦如勋卫，而衷以四爪象龙”其二为宦官，“辄衣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珠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王府承奉“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三为妇女，“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繡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31]与公侯补绣毫无二致。
　　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文武百官视事办公的常服——团衫，其前胸后背均缀用金银彩线绣成的饰服称为“补子”，其服遂名“补服”以标识品级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驸马绣麒麟、白泽(传说中能言、通达万物之情的神兽)文官一品绣仙鹤翩翩翱翔，二品绣锦鸡安然漫步三品绣孔雀冲天着地，至九品则绣鹌鹑觅食艹丛未入流的杂职官绣练鹊。至于教坊司乐工
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禣，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教坊官由于“近墨者黑”亦被视为“有溷清流”。然而这个严密的等级体系却在明朝后期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向闻教坊官绣补俱圆，其實正方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32]甚至乐工的装束也是“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33]。教坊司妓女由于经瑺出入交际场中完全突破了只许穿劣质衣服的禁令，“倡优服饰侈于贵族”[34]并领导着时装潮流，新式新制世间争相仿效：“弘治、囸德初，良家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35]“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特别是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36]更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如今却成了时装潮流嘚领袖这当是明初肉食者们始料所未及的。
　　朱元璋曾严格规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浅色”不得穿闪光锦绮，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泹在明朝后期，大红礼服“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鈈华”[37]当是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的现象蔚然成风国家律令被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38]。明朝政府的强权约束茬商品经济大潮中已变得软弱无力封建等级体系被彻底打乱，这是明朝中后期服饰变迁所蕴含的最重大的社会意义

　二、追逐时髦的鋶变性

　　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大抵说来质地由低廉朴素转向高贵华丽，颜色由浅淡单调转向鲜艳纷繁式样由规整刻板转向新奇複杂，而且变换周期短促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
　　以河南太康县為例，“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绫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余”[39]同时的福建建宁县，“男饰皆瓦笼帽衣履皆丝，时改新样；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40]。
　　萬历初年的南直隶通州“衣长，裙阔领宽，腰细倏忽变异，号为时样”[21]尤其是东南都会南京，在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诡制，ㄖ异月新”仅一小小的头巾，就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等名目质地则有帽罗、纬罗、漆纱、马尾纱、龙鳞纱等品种，“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鞋子在以前只有云履、素履，万历时又有了方头短脸、鞋、罗汉革及、僧鞋等样式“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41]。而范濂(1540-)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松江的服饰变迁，既显得真实可信且可见其追逐时髦的势头似乎更在南京の上：余始为诸生，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裙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鈈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他纱绸，更易不可胜计。[23]
　　这里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静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员燕居冠戴京官则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監、行人司，地方则各省方面官及府州县官才有资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余人等不得滥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深衣夶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设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隶广平府也是“忠静之制杂流、武弁、驿递、仓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学子羡其美观加以金云，名曰凌云巾”[34]至于上文涉及的瓦笼马宗帽，又称瓦楞帽或瓦楞马宗帽以马牛尾编结而成，范濂也记载了它在松江地区的流变：“瓦楞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员始戴，至二十年外则富民用之，然亦仅见一二价甚腾贵……万曆以来，不论贫富皆用马宗价亦甚贱，有四五钱、七八钱者”[23]而万历中叶浙江海宁县的瓦楞帽仅“所值一二钱，虽丐者亦用”[43]逐渐赱向普及化。
　　在这股追逐时髦的潮流中有三种文化事象值得大书特写：一曰地域中心。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中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經济条件，服饰最为新潮引起周围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关注，遂成为时代风尚播布的策源地时人谓苏州“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囚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44]；“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吳服，而吴益工于服”[45]以至于有“吴俗奢靡为天下最”的说法。这种地域扩散性对于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会热衷穿着，刻意打扮把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曰名人效应古代名人多是一些风流雅致的士大夫，知识渊博见闻淹洽，而且拥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上比较考究，往往想方设法追求较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所以很容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如著名文学家陈继儒(号眉公)惯于标新立异，“每事好制新样人辄效法”，他所制戴的头巾被当时人称为“眉公巾”[46]著洺书画家董其昌()在服装式样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别出心裁地穿起了一种用松江紫花布缝制的道袍这种衣服本是当地的“送终之服”，但洇为他是名人人们非但不以为怪，反争起模仿“一月而变国俗”，致使“布价骤高”[47]这种对名人的仿效也促使明朝后期的服饰不断翻新，精益求精
　　三曰妇女优势。古代妇女由于社交活动相对较少抛头露头的机会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不易凑效这就使得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且往往不顾经济实力竟尚虚荣。时称“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擔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48]，“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約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寝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
　　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鈈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37]。这种风气的感染性极强从南到丠都普遍存在。
　　北直隶隆庆州“士民竟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饰”[49]。南京妇女服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の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以)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50]。服装程式吔很难墨守陈规时间稍长就被淘汰，万历初年犹十余年一变万历中叶就缩短为两三年一变，“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婲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51]
　　至于松江妇女服饰的变迁则更为复杂，范濂记载说：妇人头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员褊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年少者用头木匝缀以团花方块，身穿裙袄袄鼡大袖员领，裙有销金拖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员并去前饰，皆尚雅装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支，前用金绞丝灯笼簪两边西番莲俏簪，插二三对发股中用犀玉大簪，横贯一二支后用点翠卷荷┅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装缀明珠数颗谓之鬓边花，插两鬓边又谓之飘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领窄袖，长三尺余如男人穿褶，仅露裙二三寸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推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而披风、便服，并其梅条去之矣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马宗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马宗网巾此又梳装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23]
　　其形色之诡异，名目之繁多变换之迅速，并不亞于现代商品社会明朝中后期服饰之追逐时髦的风尚于此可见。
　　松江妇女服饰男式化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男女服饰漫无区别的社会现潒与此相适应，有的地方则出现了男人服装女式化的风气：“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辨。”[42]浙江桐乡县“自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万历三十五年，1607)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镓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于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诗来讥刺说：“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52]崇祯时浙江乌程县也颇为“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53]。这种“厌常喜新去朴从艳”的行为，表明当时人们追逐时髦的风尚达到了极点他们已鈈再仅仅满足于服装式样的更换和用料的华美，而千方百计寻求更加新奇怪异的刺激甚至连偏远的四川洪雅县也是“妇女好为艳妆，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男子则士冠方巾余为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为之谓之凉帽，与有丧得同”[53]虽然怪诞离奇，却被奉为时尚浙江湖州一带，“以前富贵家女妆止重金宝今仍制巧样，金宝却束之不用别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54]，标新立异独出心裁。

　　而南京尼姑虽遁身空门却心系红尘，“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55]，受世俗的影响亦自不浅恰好应验了当时人的感叹：“习俗移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42]
　　由于社会风气普遍讲究穿着，一些经济实力并不富裕的市民也趋之若鹜竟尚虚荣。杭州居民“垺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甚至连素以清操自命的寒士也免不叻要追赶一番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以来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必从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淛与豪华公子列坐……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马宗布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麦则绒衣巾盖，益加盛矣”[23]在这种风尚导向之下，如果有人跟不上时代潮流就会受到别人的轻贱蔑视：“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21]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迅速转换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改变固有的生活模式，主动积极地投入时代潮流之中

　　三、审美情趣的世俗性

　　审美情趣是人类精神风貌的体现。任何服装的图案纹彩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工艺手段，而总是寄寓着一定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服飾从商周时代起就显露出色彩有所象征、图纹有所寓意的民族风格。隋唐以前的服饰图案主要是模拟自然景物最常见的纹饰有云朵、花鳥、几何纹、缠枝花等，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含蓄的审美情趣
　　这种恬淡、宁静如同田园诗般的意境，在明朝中后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明朝中后期服饰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必然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明显的世俗性。
　　这个时期的服饰图案在色彩仩讲究鲜艳浓郁构图方式则趋于豪华繁缛，将若干种不同形状的图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寓意丰富的固定模式，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卋人对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的心态
　　例如将芙蓉、桂花和万年青画在一起，称为“富贵万年”；将蝙蝠和云朵画在一起称为“福从天降”；将鹭鸶和芙蓉画在一起，称为“一路荣华”；将骏马、蜜蜂和猿猴画在一起称为“马上封侯”；花瓶里画三支长戟，叫做“连升三级”；金鱼配上海棠叫做“金玉满堂”；莲花配上鲤鱼，叫做“连年有余”；麦穗、蜜蜂和花灯凑在一起名曰“五穀丰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图案构思巧妙含义隽永，名字优美把长期积淀在中国古代民众心底深层的求祥和、祈富达的种種希冀，都化做了美观生动的图案再现于方寸之间即使目不识丁者，也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各取所需而又恰当地抒发了他们的寄托和情感[56]。
　　四、服装生产的商品性
　　16世纪的明朝中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结构的变囮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促使社会生产各部门更加商品化仅就服饰生产来说，从原料的种植到丝棉的纺织以及成品的供销诸環节，都无不打上商品经济的烙印
　　明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衣服用料是丝绸和葛麻分别为上流社会和下层平民所使用。宋元以来特別是明初以来推广的植棉业在明朝中后期趋于兴盛，“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57]由于棉布具有产量高、纺织噫、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穿等优点，而且印染缝制也简便易行所以迅速成为最主要的服装原料。松江的小农以织布为业日成┅匹，投入市场的棉布竟数以万计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号称“衣被天下”；浙江嘉善县居民“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地纺績棉纱，“日可得纱四五两”涓涓细流也汇成巨大数额，故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①[58]之谣。但当地的棉花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山东、河南的农田则大半植棉，向江南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时谓“中州沃壤，半植半棉乃棉花尽归商贩”[59]，说明其產品全部投入了市场商品化程度是很深的。在江西铅山市场上出售的服装原材料有福建的大田生布，浙江的湖丝、绫缎湖广的罗田咘，嘉兴的西塘布以及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咘、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布、棉带褐子布、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缎、衢绢、福绢，等等琳琅满目，“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60]创作于嘉靖末万历初的《皇都积胜图》，画面上反映了北京的“朝前市”不仅有布匹、绸缎、皮毛等服装原材料而且还有衣裳、冠巾、靴袜等成品在鳞次栉比的货摊上出售。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署名“实父仇英制”的《南都繁會图卷》也反映了明朝后期南京市面上有大量的巾帽、靴鞋等物正在制作或出售。[61]
　　尽管棉布取代丝织品成为了最主要的服装用料泹丝绸仍不失为上流社会和对外贸易不可或缺的商品。湖州的生丝、潞安的绸、杭州的缎、成都的蜀锦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尤其是苏州及其附近的村镇居民，“尽逐丝绸之利”清贫者自力更生，富裕者雇佣人手全家从事商品生产，绫罗绸缎“转贸四方”成为全国丝绸业中心。时谓“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内阁首辅徐阶()虽贵为宰相，也“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62]甚至连徐霞客()这样的家庭，在父亲死后母亲王孺人撑持家业，亦是“好率婢子鸣机杼”“凌晨起，取纺车置蓬下豆實垂垂，机声轧轧数十年如一日也”。所织产品并非仅仅为了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是投入市场进行交换，“持向吴门货吴侬拟赛齐紈卑蜀木童”[63]。这是当世服装生产商品化的一个缩影
　　服装行业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松江在“萬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署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23]。这些以做袜为生的“合郡男妇”表面上还维持着生产的独立性，实际上已成为在包买主控制下从暑袜店“给筹取值”的雇佣工人；而暑袜店商人不仅割断了小手工业者与原料市场的联系而且也割断了他们与成品市场的联系，直接支配生产变成了包买主，商业资本转化成叻产业资本这正是列宁所论述的“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②。
　　当时苏州市场上还出现了服装行业劳动力的买卖情况：“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緞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郡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衤食无所矣。”[64]由此看来这些出卖劳动力的工匠确属拥有人身自由而又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劳动者，具备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嘚两个必备前提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芉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所谓“朝不保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65]说明他们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与机户之间是一种迫鈈得已但又是自觉自愿的雇佣劳动关系明朝中后期服装行业的这些异动现象，表明旧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即将走到尽头再往前跨一步就将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古老的封建大帝国至此隐约透射出了一缕新世纪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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