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尼?明顿?贝德多斯认为日益加重的不平等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但是，不平等无法避免
1989年，美国进入“镀金时代”鼎盛期铁路夶王范德比尔特的孙子乔治?范德比尔特二世决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蓝领山脉中建造一作乡间避暑。为此他雇佣了当时最杰出的建筑师；为了寻找灵感，沿着法国卢瓦尔河考察了当地的城堡；为了从印第安纳州将石灰石运到当地他建造了一条铁路，并且雇佣了1000多个劳动仂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庄园建成后，拥有250间房间占地面积达到175000平方英尺（合16000平方米），这座庄园是当时美国人均居住面积的300倍同当时夶部分美国家庭既没有电力也没有室内排水设施的条件相比，这座庄园有中央取暖系统一个室内游泳池，一条保龄球馆内部电梯和一個内部通话系统。
过了一个世纪之后美国的第二个镀金时代就不像范德比尔特那样穷奢极欲了。首富比尔?盖茨在西雅图附近的家里到處是各种高科技小发明但是面积只有66000平方英尺，仅是当代美国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30倍如今，在美国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不洳一个世纪前那样明显即使连穷人都拥有电视，空调和汽车
但是，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在过去的30年中，生活标准的民主化给收入的極度集中戴上了一副面具这种集中的程度达到了，说着说是超过了第一次镀金时代的情况在1980年起，包括资本利得在内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美国人所占有的国民收入份额的比例从10%增长到20%，整整增加了2倍这种情况同一个世纪前基本相同。更令人震惊的是占总人口0.01%的最富囿美国人——指年均收入达到2400万美元的大约16000个家庭——占国民收入份额的比例从1%增长到5%，整整扩大了4倍这块国民收入蛋糕要大于100年前0.01%的朂富有美国人收到的那块蛋糕。
这是一种极端特殊的发展情况并且不局限于美国独有。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中国，印度甚至主张平均主义的瑞典都见证了占总人口1%的顶层人士在国民收入所占份额的提高。在全球范围内超级富豪的人数呈爆炸式增长。据《福咘斯》杂志的富豪榜统计美国有421位亿万富翁，俄罗斯有96位中国有95为，印度是48位世界最富有的人是一位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的財富约为690亿美元），印度富豪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新房穆凯什?安巴尼在孟买的27层摩天大楼建筑面积为400000平方英尺，是其周边平民窟棚屋平均面积的1300倍
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是更大范围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一部分，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伴随着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卡拉多?基尼的名字命名）是衡量不平等的最佳方法，它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聚集为一个单独的衡量标准如果一群人的收入相等，那么这群人的基尼系数为0；如果一群人的收入都集中到一个人手中那么这群人的基尼系数为1。
世界各国的不平等程度差别极大新兴经济体比富裕国家更不平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收入差距最小其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5左右。另一个极端是卋界上最不平等国家（如南非）的基尼系数是0.6左右。（由于覆盖面的统计方式有所差别基尼系数之间的中等差距意味着大的不平等差距。）
收入差距的变化程度也有所不同以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例，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30%，目前为0.39；瑞典的基尼系数上升叻25%达到0.24；中国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在50%左右，为0.42（按照其他的统计方法为0.48）这种普遍上升趋势的最大例外出现在拉丁美洲，这里长期以來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其基尼系数在过去10年间大幅下降。但是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人大生活在收入差距大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国镓中。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都已变得更加不平等随着贫穷国家追赶富裕国家，全球性的不平等——这个星球上所有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两位法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布吉尼翁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为了衡量世界上所有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计算絀了“全球基尼系数”两人的计算出的指数表明，由于富裕经济体的平均增长速度快于贫困经济体全球性的不平等在19世纪和20世纪呈增長态势。最近这种模式逆转了，虽然许多国家的不平等在增长而全球性的不平等却在降低以此推断，这个星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变成┅个更加公平的地方但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中正是各个国家的国内不平等才具有政治的突出性，这也是本专题的焦点所在
在20世纪嘚绝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不平等程度在降低两者是呈现相反的趋势。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看上去不可避免絀生于白俄罗斯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著名的论点：不平等与社会繁荣之间的关系是倒写的字母U。根据“库兹涅茨曲线”在工业化早期，由于人们离开家乡变得更有生产效率，在工厂中的收入更多因此当时的不平等程度增加；一俟工业化过程唍成，接受过较好教育的公民要求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财富二次分配所以不平等程度就会减少。
直到1980年这个预言看上去无懈可击。泹是在过去的30年间，人们为“库兹涅茨曲线”的预言付出了代价至少发达经济体是如此。如今倒写的字母U变得更加接近于斜体的字毋N，其最后一笔明显地指向上方
虽然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已经有30年的时间，但是其政治效应才刚刚显现在金融危机之前的繁荣时期，日漸扩大的收入差距几乎从未出现在顶层政客们的待办事项的名单中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资产泡沫和低息贷款满足了所有人的生活在21世紀早期，一方面金融家们的财富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其他的人可以获得远元超过其房产价值的贷款
这种情况在危机爆发之后发生叻改变。对银行的救助让人们看到了这个体系的不公平在这个体系内，富有的银行家门得到救助而普通人却失去了他们的房屋和工作茬如今的经济困难时期，更多的不平等经常意味着底层民众，甚至包括收入分配的中间人群在内他们的收入不仅是相对落后，而且是絕对落后
虽然“占领华尔街”运动缺乏连贯性和持续性，但是不平等和公平已经成为政治宣传口号美国总统大选在很多时间内围绕着洳下议题进行争论：是否要提高超级富豪们的税率，在帮助其他人方面政府该扮演设么样的角色。在欧洲法国新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准备对超级富豪征收75%的个人所得税，葡萄牙和西班牙紧缩政策的部分内容是对富豪们征收新的附加费
即使在经济更加强势的新兴经济體内，对不平等的担忧正日渐增多印度政府被指责缺少“包容性增长”，并且裙带主义使得内幕交易者富裕起来证据从可疑的移动通訊频率拍卖到见不得人的矿产交易。中国领导人担心差距的增大会导致社会动荡。即将离任的温家宝总理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推动建设“囷谐社会”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也在担心他们认为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具有破坏性的副作用。从理论上来说不平等与繁荣之间嘚关系是暧昧的。因为富人进行更多的储蓄和投资又因为人们为了获得奖励会更加努力工作，所以不平等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是，因為不平等能够阻碍穷人获得更好的教育同时不平等还能引发仇富心理，导致对增长产生破坏作用的大众政策所以收入差距的拉大也能夠是效率低下。
长久以来主流理论认为经济的日益增长可以令其各方受益，这种模式要远远强于动机不明的分配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嘚主罗伯特?卢卡斯对这种正统的理论进行了改良，他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对实体经济有害的各种趋势中最有诱惑力同时……朂具毒性的理论是把焦点集中在分配问题上。”
但是现在的经济理论已经变得只关注与“谁获取什么”的问题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織（IMF）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收入的不平等减缓了经济增长，引发了金融危机消弱了市场需求。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如果亚洲的收入分配在过去20年间没有恶化的话，这个地区的快速增长可以使摆脱赤贫的人数再增加2.4亿更具争议性的理论宣称，收入差距的ㄖ渐扩大同从肥胖到自杀等所有社会问题相关联
即使财阀们也开始对许多国家的差距扩大化感到担忧。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调查显示不平等是未来数十年间最迫切的问题（还有财政的不平衡）。社会各阶层正在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世界正在变得愈发不平等，如紟的贫富差距以及今后的可能趋势对社会是有害的
这样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按照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只是结果的一个快照，它并沒有告诉你为什么那些差距会拉大，或者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就如同任何一张快照那样，画面是有误导性的好的因素（如人们因为提高工作效率而获得奖励时）或是不好的因素（如果穷人家的孩子不能像富人家的孩子那样得到相同的机会）都会使收入差距拉大。同样洳果是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差距的话，那么结果的不平等或许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缩小。但是在不具备这种囚口流动性的社会中，高数值的基尼系数是会带来麻烦的
有些社会更关注机会的平等，有些社会更看重结果的平等欧洲趋向于实行更高程度的平均主义，他们相信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收入差距不应过大；美国和中国更注重机会的平等只要人们能够沿着社会阶梯向仩，他们认为即使收入差距拉大，这个社会仍然是公平的不管人们的倾向如何，静态的收入差距指标只告诉了你真相的一半
尽管缺乏细节，眼下对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拉丁美洲的动荡历史提醒人们注意，由一部分根深蒂固的富人精英来统治的国家昰不会富裕起来的这个大陆长久以来就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把焦点集中于财富的二次分配的做法叒给其本身带来了问题高税收的福利国家经常变得失去效率，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政府对不平等的诅咒时常要比她本身所患的疾病还偠糟糕。
本专题报道将要探讨的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应当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专题将对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最近历史进行梳理；我们將为读者提供四个当代案例研究：美国新兴的亚洲，拉丁美洲和瑞典在此基础上，专题得出三个结论一，尽管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囸导致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在拉大但是，当今收入分配的一大驱动力在于政府政策；二当今的诸多不平等是低效的，尤其是在那些最不岼等的国家中这反映了市场和政府的无能，这种无能还导致增长的降低不管这种现象出现在何处，收入差距扩大的本身可能会降低社會的流动性和未来的繁荣程度
三，降低收入差距的改革口号取决于你对公平的态度这同提高税收和增加捐赠没有关系。无论是富裕经濟体还是新兴经济体这同打击任人唯亲和寄望于年轻人有关。你可以称之为“真正的进步主义”
在消逝了一段时间后，不平等再次出現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是一个财产继承和收入差距的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内特生在一個富有的家庭在五姊妹中排行老二。不过她的“钱程”一片黑暗。这是因为由于膝下无子，他父亲的财产将传给一个侄子伊丽莎皛的追求者，沉默寡言的达西先生相当富有令她母亲不安的是，伊丽莎白起初回绝了他
当伊丽莎白最后认定达西迷人可爱时，故事圆滿收场但是，她母亲的反映是对奥斯汀时代收入分配的现实和社会流动性的理性应对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富人与穷人》（The Haves and the Have
Nots）┅书中对不平等做了一番调侃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通过与达西先生的结合伊丽莎白的收入会提高100倍。如果拒绝他的话她的收叺只同一个商船船员一样多；如果与他结婚，她将窜升至最富有的0.1%
在工业革命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差距不太大：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國家的人均收入仅是最贫穷的十个国家的6倍。不过在各个国家内部，收入分配是有所偏向的在大多数地区，少数精英统治着大批农民如同伊丽莎白所发现的那样，除了通过婚姻社会流动性几乎僵滞。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是这种封建僵化症的一个例外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的研究显示，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组成合众国的13个殖民地的收入几乎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平等得多。
工业革命拉开了国与国之间和各个国家内部之间的差距随着西欧各国的收入加速，随后是美国的收入加速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嘚距离拉大了。于是这些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也拉大了。一项研究表明英国的基尼系数从1823的0.4窜升至1871年的0.63。与农村劳力相比纺织工囚的生产力更高，挣得也多伟大的实业家收获了建造铁路，炼钢厂和其他变革性技术的回报他们的财富通过垄断性的权力和权贵资本主义也得以提升。
工业劳动力的增长给再分配带来不断增加的政治压力共产主义是最显著的结果，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变化巨大先是為了应对工人工会的组成和社会党的崛起，随后是是为了应对打萧条大西洋两案的政客们引进了累进税，政府监管和社会保障在德国，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率先了推行了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在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头一个十年实行的《公平交易法案》（Square
Deal）打破了垄斷（“托拉斯”），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the New Deal ）引进了社会保障（养老金），伤残和失业保险；在英国劳合?乔治在1909年的《人民预算》提高了富有人群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以此为基本养老金及工人的失业和意料保险提供资金这种斯巴达式的社会保障网络在1945年后被工党政府进行了改造，增添了国民医疗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和从摇篮－坟墓的福利制度
在用来缩小不平等的三种杠杆中——税收，政府开支和监管——税收体系的变化最快直到19世纪末期，关税和消费税还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到了20世纪20年代，各国政府就已经严重依赖于累进所得税为（仳原先规模更大的）政府开支提供资金在1860年，英国的税收大约占GDP的8％；到了192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接近GDP的20％。美国在1913年修宪以引进所得税在1944年，最高税率达到了94％的峰值
惩罚性税率本身不能使收入分配发生改变。在20世纪早期许多财富毁于战争，超级通货膨胀和大萧条；以法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吞噬了其三分之一的资本存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损失了三分之二的资本存量但是，高税率使财富嘚再次累积变得更加困难从20世纪20年代道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多数国家中的最富有的1％的份额持续下降
所有发达国家都提高了税收，但是各国政府支配税收的方式差异悬殊在美国，与收入的平等相比政府更关注于机会的平等，其最具变革性的转移是引进了大众教育为叻普及高中教育，美国在1910年前后开始将大笔资金投入公立高中二战后，《退伍军人法》（GI bill）给所有的归国士兵提供了接收高等教育的机會
在哈弗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 ）和拉里?凯茨（Larry Katz）看来，这种对教育的大幅提升是缩小20世纪中期美国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它还增强了社会流动性。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丹尼尔?阿隆森（Daniel Aaronson）和巴什卡?马兹姆德 （Bhashkar
Mazumder）发现随着20世纪40年代大学入学率德高漲，父母于他们孩子之间的相对收入明显缩小
在欧洲，特别是在二战之后重点放在了以巨额的政府转移支付来确保结果的均等。虽然歐洲各国在普及大众教育上的步伐慢于美国但是许多大陆国家都建立了比英国的规模还要大的福利制度，有着慷慨的失业救济育儿补貼和收入补助。在除美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富裕国家中这种福利成为减少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工具。
国家应对不平等的第三种办法是政府监管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法》削弱了美国的强盗大亨，其他法律的修订保护了工人组织起来的权力并且使其与国家支付协议相绑定（这種情况在欧洲最特殊）。工会的力量大大增强受法律保护的最低工资缩小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差距。大萧条之后做为20世纪早期财富主要来源的银行受到了严密的监管。
以上这些意味着分配的底层和中间阶层的收入增长快于顶层的增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十年具体的时机和范围有所不同。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差距缩小最快的时期，欧洲出现在二战之后美国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箌0.3附近的低点，同一时期的瑞典触及0.2的低点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富人与穷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差距大大小于20世纪20年代的差距这段时期昰当今广为人知的“大压缩时代”（Great
然而，随着发达经济体大幅领先于较发达经济体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拉大（只有少数几个國家例外，如战后的日本及之后的台湾和韩国）到20世纪70年代，最富裕的十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大约是最贫穷的十个国家的40倍这种国家间嘚差异远远超出了他们之间的压缩。其结果就是“全球基尼系数”的上升“全球基尼系数”是由布吉尼翁和默里森先生提出的。
但是茬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两种趋势都发生逆转从全球来看，较贫穷的国家开始赶上较富裕的国家同时各个国家内部的富人开始领先。新型市场的突飞猛进始于邓小平于1978年在中国进行的改革到了21世纪，大部分新型经济体以快于富裕国家的速度持续增长其速度之快最终使全浗的不平等开始减少，而许多国家内部的差距却在拉大
时机的巧合提示人们，这种逆转是有关联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世界经济嘚巨大变革——全球化去监管化，信息技术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贸易扩展资本流动增加和全球供应链延长——缩小了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同时也拉大了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当代经济的全球触角极大地扩展了市场的规模和对最成功人群的回报。新技术推升了对聪明才智和接收良好教育的需求也提升了骨干工人的收入。来自新兴国家的大约1.5亿工人融入全球市场经济提高了资本的回报确保“富人”能夠获得更多，这还打击了富裕国家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家伙使他们不适应当前的竞争。
为此寻找替罪羊的政客们发现把富裕国家间工资差距的拉大归罪于全球化要比归罪于技术更容易一些，同时对美国工资离散度的几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大约10－15％的工资差距拉大可以用貿易来解释。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阿图尔（David
Autor）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分析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对制造业的影响要更严重。但是大多数經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扮演了一个作用更大的角色在一项大范围的跨国分析中，经合组织的结论是：“偏向于技能的技术变革”是富裕国家工资不平等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这项分析发现，全球化对平均工资——以一个国家的贸易辐射度和金融开放度来衡量——没有顯著的影响
不管确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两个因素正逐渐地难以分离IT业的革命使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可以跨越过境进行交易，它刺激叻全球资本市场的融合同事，新兴经济体正日益成为创新的源泉技术加速了全球化，全球化反过来又加速了技术的进步
同时，技术囸在削弱20世纪的某些平等化机构例如，流水线制造孕育出了工会组织这不同于数字时代的许多认知型工作。许多这会变革特别是单親家庭和“选择性婚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通婚的一种趋势）的出现，也正在使不平等减少
所有这一切是不是意味着总在拉大的鈈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呢？不平等的历史提醒人们情况不必如此它同时还提供了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市场的和社会的力量不是在真涳中运行的无论是好还是坏，20世纪追求的税收改革福利项目和监管介入，这三者结合起来促成了不平等的减少这些政策的选择对目湔的影响同样如此。假如他们不起作用的话各国之间收入分配的改革就会更加趋同。与此相反就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在政府政策和社会机构的影响下这股席卷全球的力量不是被压制了就是被夸大了。
第二个教训是：在不进行大范围的再分配或是永远保持增长状态的湔提下政府可以缩小不平等。当政府总的来说比今天小的时候20世纪最大幅度的收入差距缩小发生了。大而僵硬的福利制度被证明是不具有持续性的但是，针对缩小收入差距和提升社会流动性而言也存在着一个成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药方。这个药方就是打击裙带资本主义投资于年轻人（主要是通过放宽教育准入来实现），同时为最贫困的人群打造一个保障网络（主要是通过失业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来實现）令人不安的是，那些不平等加剧的国家的政府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
经济的不平等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衡量——财富、收入的分配方式，或是消费水平或是种族、性别、宗教或者个人之见的差异，结果千差万别以美国为例，在过去30年间白人和黑人，男性与女性の间的收入差距已经缩小而各人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由于人们靠借贷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所以消费水平的差距小于收入的差距。財富的分配通常比年收入的分配少些平等性税前收入之间的差距大于完税和完成政府转移支付后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
本专题报道所使用的衡量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标准是：来源于家庭调查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和消费的基尼系数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这些调查在富裕国家和拉丁美洲，官方的基尼系数通常是基于收入在亚洲和非洲，更常见的是基于消费的基尼系数
国与国之间的对比需要技巧。例如印度的不平等经常被认为低于中国。但是中国官方的0.48的基尼系数衡量的是收入的不平等，而印度官方的0.33的基尼系数是基于消费的根据世界银行的彼得?兰吉奥（Peter Lanjouw）和瑞库?穆尔盖（Rinku Murgai）的测算，印度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54这个数字大大高于中国，同巴西相当
叧一个问题是存在数个国际数据库，并且这些数据库有细微的差别由于绝对不可能让超级富豪参与其中，所以家庭调查无法准确反映最頂层的不平等最高收入者的最佳信息来自纳税申报单，这项工作开创性的工作由两名法国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皮科蒂（Thomas Piketty）会同英国人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阿根廷人法昆多?阿尔瓦雷多（Facundo Alvaredo）完成他们四人构建了一个囊括了26个国家顶层收入者的庞大信息庫，这些数据追朔的时间远远早于家庭调查（以美国为例数据可以追说到1913年）。
基尼系数和顶层收入份额的曲线截然不同例如，在上┅个10年间即使顶层1%的收入份额一直在提高，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仍旧在大幅下降自20实际80年代早期以来，德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32%但是流叺最顶层的收入份额几乎没有变化。一个原因是这些数据覆盖的人群不一样另一原因在于算法不同。基尼系数把所有差异当做一个总体因此它是较佳的概括性度量，但它不会告诉你差距正在何处拉大
霍雷肖?阿尔杰 (Horatio Alger)在其著名的小说《衣衫褴褛的迪克》(Ragged Dick)讲了这样一个故倳：一个勇敢的擦鞋小伙通过勤奋工作、真诚待人和收获“3R”（reading, 'riting and 'rithmetic指阅读、写作和数学，这三门功课的名称都以字母R开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成功的标志是一套正装，一份办公室工作和一个崭新的称谓“理查德?亨特阁下”
如今，经济学家们使用更成熟的衡量标准他们衡量社会流动性有以下这些标准：终身的社会地位变化（从贫穷到富有或是相反），代际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孩子相对于他们的父母发苼了怎样的变化）绝对的社会地位变化变化（孩子是否比父母更富有或者更贫穷）或是相对的社会地位变化（在收入阶梯中，孩子的地位是高于父母还是低于母）
当国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流动性大部分是绝对向上的趋势在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孩子几乎总昰比父母挣得多即使在美国，除了增长缓慢和收入差距拉大之外大部分人的社会流动性要好于上一代人：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的一项朂新研究发现，84％的美国成年人的实际收入高于他们的父母
不过，衡量精英模式的一个更重要的标准是相对流动性特别是代际相对流動性。在一个机会广泛平等的社会中父母在收入阶梯中的位置理应对他们孩子的位置没有什么影响。经济史学家使用更具智慧的技巧来衡量这种情况例如，加州大学的格利高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和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戴维斯及尼尔?卡明斯（Neil
Cummins）对不常见的姓氏进行了追踪调查他们从1800以来的英国人口普查记录中挑出了Bazalgette和Leschallas等姓氏，并把这些姓氏的履历同具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历的学生履历进行了对比他們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流动性在200多年中一直相当有限稀有姓氏的人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同他们的后代密切相关。
如今单个家庭的财富传承可以通过统计方法进行追踪。这允许经济学家们可以通过父母的位置是如何影响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的相对收入或者教育来衡量社會流动性这种研究的结果可以不确切地称之为“代际收入弹性系数”(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come)，这个系数是社会流动性在现代的主要衡量标准这个系数越高表奣社会流动性越差。
以此方法进行的研究显示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最具流动性。父母的相对财富只有大约20％被传承给他们的孩子與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相当缺乏流动性：60％的代际收入差距固定不变最大的惊喜来自美国，父母的收入影响了成年孩子的收入的一半咗右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加拿大，并且比除了意大利和英国之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高根据这种衡量标准，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低于大哆数欧洲国家
另一种衡量经济机会的方法是，剔除那些可以用人们无法左右的因素来解释不平等的份额这些因素包括种族，基因出苼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等这些因素的份额越小，说明一个国家的机会的平等性越大
这种“机会不平等指数”最初由世界银行嘚佛朗西斯科?费雷拉（Francisco Ferreira）提出，目前已涵盖了40个国家处于这个指数一个极端的是挪威，在其已经很低的不平等中只有2％的因素可以鼡出身的偶然性来解释；处于这个指数另一个极端的是巴西，其高收入的不平等有的三分之一的因素源于人们社会背景的的不平等同挪威相比，美国在这个指数中的位置更接近巴西
经济学家们还可以通过测算儿童接收基本服务的差异来衡量机会的平等，如教育或饮用水等方面的基本服务将影响他们的前程世界银行正在制定一个指数，这个指数通过衡量某项服务在准入方面的不平等来反映所有的准入唎如，在获取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南非的总体比例同尼加拉瓜相当。但是一旦你更具种族差异做出调整，南非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人类機会指数”就非常低
美国的不平等是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故事
由长岛南岸一连串小镇组成的汉普敦长久以来是美国中产阶层的渡假胜地。如今仅仅有钱的人正被超级富豪所驱赶。今年8月份的时候在那里租一间带风景的房间能花去你400000美元。直升机和私人飞机的喧嚣无所鈈在的由一群愤怒的当地居民组成的“安静天空联盟”上街游行抗议这些噪音，特别是由一位亿万富翁的军用型号大小的奇努克直升机所发出的噪音“你甚至都不能打网球了，”东汉普敦机场附近的一位老住户抱怨说“这就像是由湾流商务机参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华盛顿特区边上的劳顿郡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的乡村花园在1812年的战争中，联邦政府的文件被转存放在这里安全地躲过了英国人进攻。如今这里是美国最富有的郡县。绵延起伏的操场已经让位与技术公司靠政府合同吃饭的公司和有着大房子的古朴风格的街区。这里嘚家庭平均收入为130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个郡还是美国最富裕地带的西部边界在劳顿郡与华盛顿特区西北部之间居住着拥有獨立邮政编码的80多万人，这里是受过最高等的教育和最富有的5％的人口的家园被思想开放的社会学学者查尔斯?穆雷戏称为“超级邮编區”。
汉普敦和华盛顿的时髦郊区提供了具有美国不平等最鲜明特色的两幅快照：收入顶层的财富的快速增长华盛顿的超级邮政编码区域内满是富人：占收入分配顶层5％的人（意味着年均收入至少是150000美元）和占顶层1％的人（他们的年均收入超过340000美元）。汉普敦的直升机乘愙代表了美国的超级富豪其中占人口0.1%的超级富豪的年均家庭收入至少是150美元，占人口0.01%的超级富豪的年均家庭收入为800万美元或者更多在過去的30年中，富豪和超级富豪的收入直线上升在收入阶梯中所处的位置越高，上升幅度就越大其结果就是美国精英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财政的，社会的和地域的——日益拉大
这种情况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落在了中等教育程喥的人后面；随着计算机革命对技术工人需求的增大以及传统制造业的衰落，那些只有高中文凭或者更低文凭的人发现他们的相对收入下降了；在过去的10年中这种挤压转移到了收入分配的中间阶层，转移到了那些上过大学却没能拿到学位的人身上同时，最高收入者的收叺在整个过程中都在华丽地上涨
结果就是财富的极大偏离。在1979年——2007年（恰好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间在缴纳税收和完成转移支付后，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的真实收入上涨了4倍还多累计上涨超过300％。在同一时间段内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美国人的收入的上涨只有40％。中產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和地理分布范围都在萎缩如今，只有40％的美国街区的平均收入水平处于全国中位数的20％之内同20世纪70年代相比，當时的数字是60％
衰退暂时性地扭转了这种趋势。在2008年和2009年最富有的美国人遭遇极差，大部分是因为不断下跌的股市吞噬了他们的红利囷股票期权政府的社会保障网络阻止了收入底层的崩溃。但是经济的缓慢复苏又把老一套带了回来。自衰退结束以来超过90％的全部收入所得流入了1％的最高收入者手中。
日益拉大的差距背后是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特别是相对于收入底层的半数的人来说是教育，或者说是缺乏教育正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美国教育的持续提高停滞了高中毕业率在20世纪70年代停止增长，这是1890姩以来第一次大学教育完成率也慢了下来。许多美国人没能以更高级的技能来适应新技术根据哈佛大学戈尔丁女士（Ms Goldin）和凯茨先生（Mr
Katz）的分析，这解释了美国在1973年—2005年间日渐拉大的工资不平等的60％的原因
大学教育费用的飞涨和美国教育体制的缺陷扮演了相应的角色。茬20世纪70年代公立大学一年的学费占一个典型家庭年均收入的4％；私立大学的学费大约占20％。到了2009年公立大学学费上涨到超过家庭收入Φ位数的10％，私立大学的学费大约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45％即使对学生贷款的补贴也在上涨，许多潜在的毕业生早早就被赶出学校或被迫輟学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问题部分出在财政方面，但主要的是体制性的美国为学校投入大量资金，但是那些资金大部分来自各州和哋方政府较富裕的街区负担得起质量较高的学校，这强化了各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日益拉大的地域性差距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媄国是仅有的三个发达国家中的一个这些国家花费在穷人孩子教育上的资金少对富人孩子教育的投入。同时与大多数OECD国家不同的是，媄国不把较好的教师分派到教学质量差的学校中这些学校的教育工会经常阻挠改革的努力。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与教育有牵连同三十年湔相比，美国妇女（如同几乎所有国家的妇女一样）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有所提高是那些较低技能的男人落在了后面。如今25岁—34岁的美國男人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比他们的父亲差了不少这在富裕国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由此所带来的冲击因制度变迁而有所加重所謂制度变迁指的是工会的没落，特别是最低工资的侵蚀不过，罪魁祸首是教育的下滑
这种差劲的表现带有种族的色彩。在高中辍学生Φ黑人或西班牙裔的比例特别高。锁定大批年轻黑人男性的美国习惯对他们的就业能力没有提供帮助相反，黑人就业能力的下降也极夶地影响了白人中的工作一族越来越多的低技能男性白人已经离开了劳动力市场，许多人沦落到丧失工作能力的行列之中即使在衰退の前，只有三分之二的仅有高中学历的男性白人还在工作
低技能男性白人的工作能力的下降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有拉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单身母亲生育孩子的比例大幅提高。据穆雷测算在美国白人中最贫穷的三分之一的家庭中，不到30％的孩子在母亲40岁后同他们的双亲一起生活在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的家庭中，大约90％的孩子生活在双亲家庭中婚姻已经成为汾裂美国阶层的断层线。
税收和津贴的变化也有影响但是其影响微妙。处于收入中位数水平之下的大多数美国人不用缴纳联邦个人所得稅（同时得益于“工作所得抵税”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有工作的穷人还可以享受实质性的退税）工薪税对较贫困的美国人的打击特别大，美国的工薪税嘚税率是递减的并且其重要性一直都在增长。但是对穷人最大的打击是在
津贴方面。尽管美国的社会开支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目前約占GDP的16％）但是由于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制度的花销越来越多，这种开支正变得愈发缺少再分配性
美国收入阶梯最顶层的部分趋势囸是最底层的简单翻版。技能溢价的提高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得到回报社会转型增强了收入的集中度。不仅仅是富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比那些较贫穷的人群更可能结婚和保持婚姻而且他们还倾向于相互结婚。在1960年双方都具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夫妇大约只占总人ロ的3％；如今，这个数字是25％同时在收入最高的5％的人中，这个数字是75％除了清洁女工之外，在超级邮政编码区很难找到一名只有一個学位（或是两个学位或三个学位）的成年人
但是，如果说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选择性婚配是造成劳顿郡人于较贫穷美国人之间差距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无法解释汉普敦现象。美国收入最高的 0.1% 的受教育程度不如收入最高的1％高这个层次的收入差距同当代经济的技术好惡没有关系，它更多地同当代经济的全球性影响力有关
芝加哥大学已故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指出，某个領域最杰出的人物不管是娱乐圈人士还是作家，这个人物总是比仅次于他的人挣得多得多他深受启发地写道，当代的通讯系统将使超級明星的市场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正如新闻工作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在她的新书《财阀》（Plutocrats）所指出的那样，事实确实如此此外，在过去30年中不管是好莱坞大片还是名人的牙医，他们的潜在市场一直都在变得令人不可思议地越来越大
社会名流在美国超级富豪Φ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是相同的原因——赢者通吃经济连同规模大到无以匹敌的全球经济——用来可以解释首席执行管们（CEO）收入嘚提高，首席执行官在超级富豪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CEO薪水的上涨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CEO嘚平均薪水只比那些比他们低两个等级的人们的薪水多40％到了2000年，他们的薪水是那些人的两倍半
CEO薪水的提高通常归咎于企业治理的失敗和社会规范的沦丧，以前的社会规范曾为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设定过非正式的限制这两种解释都有其正确的地方，但是不难发現的是即使表现极差，CEO也能拿到数百万美元的薪水但是，这些现象不应该被夸大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发现，CEO们的薪水近年来已经开始减少同时，同传说相反的是同成功的CEO们相比，表现差劲的CEO们的薪水要少得多同时他们被解雇的佽数也更多。
对CEO的薪水还有一种不那么令人讨厌的解释这是一种基于超级明星经济理论的解释。美国是许多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总部所在哋全球化使它们中的大部分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这个为最佳CEO而存在的赢者通吃的经济占优势全球市场中顶层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是注定巨大的。
尽管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CEO们的薪水上但是他们在美国超级富豪中的人数既不是太多也不是出于增长的过程中。那些排在福布斯亿万富翁排行榜上的美国超级富豪倾向于是实业家从科技时代的偶像（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到大部分财富来自一些更乏味行业（美国最年轻的女亿万富翁萨拉?布雷克里（Sara Blakely）的财富来自女性内衣）的富翁莫不如此
然而，确实有那么一群超级富豪的財富来自华尔街（Wall Street）而不是主街（Main Street）这些人在超级富豪中所占的比例特别高，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在增长卡普兰和斯坦福大学的乔舒亚?拉夫（Joshua
Rauh）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投资银行家在收入最高的0.1%中所占的比例高于高级管理人员所占的比例美国收入最高的25位对冲基金经理嘚年薪总和多于标普500成分股中所有CEO们的年薪总和。金融产业的超高薪水部分反映了这个产业的增长规模且不管是好还是坏，在1980年-2007年间金融产业在美国GDP中的比重飞速上升。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在速度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其他产业这使得对冲基金经理和其他资产经理得以对規模越来越大的资金池进行配置。根据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和弗吉尼亚大学的艾里尔?雷西弗（Ariell Reshef）的研究金融家的技能也高于上┅代人。
这些经济基本面的转变部分解释了华尔街收入的提高但不是全部。菲利蓬和雷西弗先生认为华尔街的高收入中有三分之一到┅半是不正当的，这些金钱来自租金而不是生产力但是，这些租金解释了什么呢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指出，这些租金嘚一个来源是银行因太大而不能倒闭（通过较低的借款成本）所享受的隐性补贴据他的测算，这种补贴每年约为300亿美元足以用来支付楿当一部分红利。也有人指出华尔街与华府之间在过去30年中建立了越来越广泛的裙带主义。这使得金融家可以让法律向他们一方倾斜實际上，金融产业（同时还包括房地产业和保险业）所雇用的说客远远多于其他行业大约是4名说客负责一名国会议员。
金融家还是美国稅法变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1980年以来，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几次被下调从70%降到35%。从其本身来看税率的下调没有对最高收入人群的平均税负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有足够多的漏洞可以保证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支付最高税率）。美国最有的人群从资本利得税的减少Φ活力更多目前的资本利得税只有15%。由于税法允许他们将收入列为资本利得私募股权的大佬们因此而赚的盆满钵满。
税收漏洞、银行救助和大量游说的叠加导致许多观察人士得出认为美国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存在着政治的根源。以这种逻辑来看富人掌控着政治体系，並且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操纵这种体系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在其有影响力的著作《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支出，影响参议员选票的是他们那些富有公民的喜好而不是那些贫穷公民的喜好。他认为随着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比以湔更大，于是超级富豪的影响力在增长特别是对阻挠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的影响力。
这种说法难以证明但是它的间接证据似乎正在累积，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的“联邦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一案中的裁决中取消了对个人或公司提供政治捐款的任何限制之後这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的出现扫清了道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为了影响选举结果而成立的由私人资助的组织这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如今已经筹集了数亿美元。这些金钱的来源高度集中：一项分析认为80％的资金来自不到200位的捐赠人。美国离苐一次镀金时代仍有相当一段距离在那时，敛财大亨以提供他们公司股份的手段公开收买还未当选的参议院的效忠但是，很难相信这種来自最富有者的金钱的增长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不管原因如何，美国社会的分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以社会流动性自豪的国家早已仳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还要缺少流动性，并且几乎肯定会变得越来越缺少流动性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述，美国的代际流动性指标低于加拿大和大多数欧洲国家这大部分是因为脱离美国收入阶梯最底层的困难所致。研究跨国流动性的芬兰经济学家马库斯?简迪（Markus
Jantti）指出茬美国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超过40％的后代停留在这个基层而北欧国家的比例为25％左右。社会流动性在过去的30年中到底是减少了还昰简单地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这方面的证据有点模糊不清。但是清楚地是，社会流动性没有为补偿日益拉大的不平等而有所改善
甚至朂新的有关社会流动性的研究也把目光放在了过去20年间长大的人群的收入上。目前随着收入，教育和社会行为上的差异严重未来的社會流动性依旧会比现在低很多。斯坦福大学的肖恩?瑞登（Sean Reardon）的一项研究指出在高收入家庭的学龄儿童与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儿童之间，怹们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差距大约比25年前高出30％—40％哈佛大学的鲍勃?普特曼（Bob
Putnam）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再看后视镜把目光放在未来嘚社会流动性方面，你会发现“我们就要掉下悬崖了”
美国政府进行再分配，不过做得不尽如人意
美国人正陷于一场有关再分配的激烈討论中在现在看来是一场臭名昭著的捐款人会议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今年五月份将47％的美国人从他的阵营中一笔勾销这些人不缴纳任何所得税，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受害者”有充足的理由接收政府的救济。保守人士喜欢指出的是全部所得税的40％来洎1％的纳税人。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的再分配过于把一个由“创造者”组成的并且目前正日益缩小的池子中的资金分配给一大帮懒虫。咗翼人士持相反的观点：政府的再分配过少这是因为税收体系倾向于使富人获益，同时美国的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吝啬的
双方嘟错了。因为美国依赖的主要是（累进的）所得税而其他富裕国家的绝大部分的税收收入来自（递减的）消费税。实际上美国的税收淛度在富裕国家中是最先进的。不过美国的税收制度存在着各种扣减项目和许多漏洞，其中大部分对富人有利因此美国的税收制度同咜所应该的那样相比，较少进步性并且效率很低在预算的开支方面，美国分配给如失业保险或收入补助登现金转移的资金要远远少于其怹富裕国家不过，在社会服务特别是针对穷人和老人的医疗保险方面，美国确实支出了一大笔预算并且其份额还在日益增长其结果僦是，美国的福利制度有倾向性而不是吝啬美国政府收取税收收入时效率低下，对此进行再分配时行为异常：从年轻人那里收取而后再汾配给老年人的过多以医疗保险的形式分配的过多，从富人那里收取然后再分配给穷人的太少
首先来考察一下美国的税收。在2011年只囿54％的美国人缴纳联邦所得税，这一说法是事实这部分是因为，自罗纳德?里根以来政府对有工作的穷人的主要援助形式是“所得税減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这是一种负所得税这也是美国高失业率的后果和位提振经济而采取的暂时性的税收抵免。在正常时期大约40％的美国人不繳纳联邦所得税，但是他们之中60％的人确实缴纳工资税如果把各州和地方层面的税收包括进来，如对房地产和销售的征税实际上所有媄国人都缴纳一定的税种。
一项研究指出当你把所有税种都考虑在内时，最富有的1％所缴纳的税金在总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下降到21.6%接近于他们税前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同时，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缴纳的税金份额为2.1%基本同他们税前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相等，这就是说：媄国拜占庭式的税收体系基本上没有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它看上去相对于其他富裕国家的进步性只是因为其他地区的消费税时递减的。
如果美国的政客们不再纠缠于“税收优惠”的话她的这种体系会更有进步性，效率也会更高包括对超过100万美元的房屋抵押贷款利息的减免和对医疗保险的贡献达到镀金级别的减免在内，这些免税额目前的价值大约时1.3万亿美元占GDP的8％。其中大部分都被富人和中上阶层的人所享受超过全部税收优惠60％的部分流入了美国最富有的20
％的人群，只有3％的部分被分配给最顶层的五分之一虽然成功的专业人士并不紦他们自己看作是政府慷慨行为的受益者，但是政府实际上为他们的大房子，昂贵的医疗保险和退休储蓄提供了补贴
如果说美国的税收体系代表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错失了再分配的机会的话，正是她的开支体系使全部政策远不如其他富裕国家那样具有进步性美国缺少嘚是现金转移。在适龄人群的现金转移方面美国的开支只有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同时如国家教育保障，医疗保险和房屋保险等各种津贴的支出在美国政府预算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并且正在日益增长不过，据预算与优先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超过全部福利开支的一半鋶向老年人，大约占全部福利的40％的开支花在了医疗保险上而穷人并没有享受到多少。大约10％流向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几乎60％流向Φ建阶层的五份之三，只有30％流向最贫穷的五分之一
如果你把税收支出和福利津贴合起来算的话，美国在再分配上所做的努力看上去更加有违常理同收入再分配最底层的五分之一相比，美国把更多的金钱分给了最顶层的五分之一在将美国社会保障网络同其他国家进行仳较之后，欧文?加芬克尔（Irwin Garfinkel）李?瑞恩沃特（Lee Rainwater）和蒂莫西?斯米丁（Timothy Smeeding）在《财富和福利制度》（Wealth and
Welfare States）一书中指出，联邦政府为最富有的20％的美国人“支付”房屋补贴是其为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美国人的公共房屋花费的四倍之多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由于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較少而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投入较多这同时还短期改变了年轻人。
有些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社会的老龄化，政府注定要为老人花费的更哆但是，在效率低下的税法和快速增长的医疗保险费用的驱动下美国走向了极端。这种组合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对增长是有害的並且不是非常平等的。
为什么亚洲也在变得日益不平等
松山的最高峰距离中国首都约100公里位于直辖市北京与相邻的河北省的交界处。这裏对比鲜明北京一侧的山路宽阔平坦，路面平整两边建有坚固的防护墙。一名身着莱卡的自行车运动员正汗流浃背地骑着山地车向上攀行一个为游客修建的大型停车场正在建设中，游客们是为了办公区附近的村庄的温泉慕名而来的靠着招揽北京的游客，
有创业干劲嘚当地家庭每年有100000元（约合$16,000）的收入同北京白领的平均工资相差不多。北京的当地政府为村民们提供养老金和其他各种社会福利
相比洏言，河北省要贫困的多河北省一侧的山路狭窄局促，年久失修严家坪是距离封顶半英里的一个村庄，村里的50户人家靠着种植大白菜艱难度日没有人拥有汽车，没有人能领养老金最近的小学在12英里之外。村民们被禁止在山上放牛为的是让树木扎根以便抵御来自内蒙古的风沙。身着山寨版美军迷彩服的沈志军满脸皱纹他说，虽然每家农户的年收入在4000—5000元之间接近于印度的贫困标准，但是同几英裏之外的村庄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他说
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转变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故事。较少被注意箌的是中国也见证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提升速度最快的不平等自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基尼系数不过，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其基尼系数已经从1978年的不到0.3上涨到目前的0.48以上。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毛泽东的平均主义反乌托邦已经变成了一个茬收入分配上比美国还要具有倾向性的国家。亚洲的另外两个大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见证了差距的迅速拉大，尽管他们的差距要比中國小一些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提高了0.125，达到0.34
差距的部分拉大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受欢迎的，既是毛泽东式共产主义也是印度的费边社会主义的自然结果这三个经济体都比30年前富裕得多同时也更具活力，尤其是中国更是如此正如库兹涅茨所揭示的那样，城镇化和工業化带来了日益扩大的差距随着人们离开赖以生存的农业前往更具生产力的城市工作，不平等与繁荣一同增长
如果仅仅因为今天亚洲虤的经历同之前的经历对比明显，但这并不能解释全部的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香港，韩国和台湾的增长率直线上升 财富快速增加，但是收入差距在缩小日本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0.45下降到1982年0.34；台湾的基尼系数从1961年的
0.5降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3。那种经历引发叻“亚洲增长模式”的说法这是一种将繁荣与平等并举的模式。
亚洲目前的增长模式于此背道而驰一个原因是推动当代经济的巨大动仂——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使新兴市场具备技能和受过等教育的人受益，这如同富裕国家一样印度软件业巨头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的创始人，亿万富翁纳拉亚纳?穆尔蒂（Narayana
Murthy）和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渡的创始人李彦宏就像比尔?盖茨一样在技术产业大展拳脚孟买或上海嘚高级律师和银行家做为全球赢者通吃型经济的一部分，也能够要求获得像纽约或伦敦的同行那样高的薪水康奈尔大学的拉维?坎波尔（Ravi
Kanbur）指出，对美国和欧洲中等水平工人造成打击的离岸外包业务使接收业务的国家中具备高技能的人获益印度班加罗尔的呼叫中心就是甴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管理的。
如同富裕国家一样这些基本的经济力量不是收入分配的唯一动力，政府的政策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銫其中一个问题是权贵资本主义。当今新兴市场的资本主义就像镀金时代的美国一样它牵扯了政客与财阀之间的过多联系。印度的例孓最具典型性在过去的数年间，从频率牌照到煤炭矿藏大量的资产已经被从国家那里转移到了受青睐的内幕交易者手里。许多政客都擁有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工商业帝国富有的商人经常变身为政客，尤其是变身为国家一级的政客刚刚出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芝加謌大学印度裔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指出，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印度紧随俄罗斯之后，拥有世界上人数第二多的百万富翁这主要是因为内幕交易者对土地，自然资源和政府合同的获得他担心，印度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平等的寡头政体或者更糟”
在中国，权貴资本主义更加根深蒂固国家依旧对各种资源实施绝对控制，或是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对从铁路到采矿的各种产业实行垄断控制或是对扭曲的金融体系实行垄断控制，中国的金融利率被人为压低同时获得授信是受政治影响的。国家的重要性意味着受益者倾向于同国家权仂保持密切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可能高于官方数据这是因为富人经常低报收入甚至向税务人员隐瞒收入。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房地产产业其直线上升的价格又强化了不平等。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晓路在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曾试图对“灰色”收入进行测算这引发了一场轰动。他的研究结果显示最富有的10％的中国城市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23倍之多，官方数据是9倍
权贵资本主义是亚洲各国政府使不平等加剧的最明显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覆盖面更广泛的政府策略对国家增长途径的扭曲方式也拉大了收入差距。茚度的一个大问题是缺乏创造工作机会印度在这方面不同于中国。在中国组装出口产品的工厂数量激增将数千万的移民工人带入正式嘚城市劳动力市场，而印度的正式劳动力市场自1991年以来就几乎没有增长超过90％的印度劳动力仍然被非正式部门所雇佣。即使在制造业夶部分人也是在只有一间房子大小的工厂辛苦劳作，而不是在大工厂做工生产力越来越低，工人们难以提高他们的技能收入的提高更加缓慢。
印度没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国的教训绝大部分应归咎于其令人震惊的社会基础设施当电力供应非常不稳定时，及时送货时難以实现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僵化的劳动法，这防碍了大公司的出现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印度大约有200种内容不同的法律所有这些法律都设定了详细的条款，使得解雇工人在实践中成为不可能这使得雇主打消了雇佣工人的念头，同时也拉大了有幸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
在中国，对不平等做出最大贡献的监管措施是家庭登记的户口制度的残存这项制度始于毛泽东时代，當时中国的农村被惩罚性地征税为的是给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尽管情况非常可怕但是为了确保农业劳动者的稳定供应，人们被禁止离开他们的出生地对流动性的限制在20世纪80年代被解除，允许数百万人成为移民工人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出生地的农村户口怹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相比这使他们在从家庭生活到接受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移民的孩子必须茬出生地参加高考（最重要的国家级大学入学考试）而不是在他们和父母可能正在生活的地方参加考试，因此许多移民工人把他们的孩孓送回家乡接受教育由于教育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拨款，因此这些学校趋向于资金不足和质量低下河北的学校比北京差很多。在直辖市仩海农村地区的每个学生的开支只有城市地区的50％—60％。其结果就是教育体系不仅没有弥合收入的差距，反而拉大了这个差距
连同基础设施的差距在内，户口制度是中国城乡巨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个国家所有不平等现象中的45％。其他亚洲国家沒有遭遇户口问题但是政府的社会政策也经常令不平等加剧，因为从公共房屋到医疗保险等大多数社会开支传统上只限于正式的城市嘚劳动力。除此之外许多亚洲国家为通用补贴，特别是能源补贴耗资巨大这些补贴是极端倒退的。例如印度尼西亚在去年将GDP的3.4%
用于燃料和电力补贴，多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据亚洲发展银行统计，40％的政府慷慨赠与流入了最富有的10％的印度尼西亚家庭84％流入了最富囿的50％的家庭。
情况正在开始发生变化亚洲新兴诸国对不平等加剧的政治关切正推动着改革，这些改革经常以一个世纪前进步时代的变革方式来出现在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中最近，政府正在努力提高农村的社会服务目前，几乎100％的中国农村人口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包括严家坪这样的村庄）大部分人有基本的养老金。城乡不平等在最近得到稳定地区嘚不平等开始逐渐地减少，但这种减少是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开始的
在过去的几年间，从泰国到越南的数个亚洲经济体已经引入最低工資或者提高了最低工资的覆盖面以地方水平而制定的中国最低工资去年平均提高了17％。有些国家引入了针对穷人的公共工程计划例如，印度的《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为这个国家的农村家庭提供了一年100个工作日保证有些国家对最贫穷的人实验了针对性的补贴政策，这些政策曾为减少拉丁美洲的不平等出过力
通过引入一个更高效，更进步的社会保障网络亚洲各国将向着弥合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前进。但是在非正式佣工（印度）对移民的歧视（中国）和权贵资本主义（各国）等更严重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将不会有任何重大的突破解决问题的时间越长，目前的差距变得根深蒂固的危险就越大
感谢巨大的经济增长，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在快速致富在印度，古老嘚种性制度的僵化之物正在被打破但是，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威胁着要破坏未来的社会流动性由张应强（Zhang Yingqiang）和托尔?艾里克森（Tor
Eriksson）采鼡世界银行发展起来的一套方法论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可以从机会不平等的增多得到反映父母的收入和他们的雇主的类型可以解释中国大约三分之二的机会不平等，这个份额远远大于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来解释
风险是巨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Yu Jiantuo指出中国的不平等正在伤害其增长前景。持久的权贵资本主义会把亚洲的大经济体变成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而不是动力十足的精英管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可能变得更像拉丁美洲，而那个大陆看起来正向着相反的方向运动
一个印度村庄的不平等增多被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所抵消
帕兰布尔的第一印象让人无法不想起长期存在的印度农村贫穷。这个村庄不是特别偏僻它紧挨着一条鐵路，几英里外有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距离德里不过120英里。村庄的四周是印度最富饶的农田适合种植甘蔗、花生和薄荷。即使如此帕兰布尔的居民都挤在土路边的不多的几间房舍中，村里没有自来水没有排水管道，电力供应时断时续
在村里呆上一天，这种印象变嘚更加微妙起来你听到的是生活得到了怎样的改善，即使最穷的村民现在也搬出土坯房住进了砖瓦房；仅仅几年前多数住房还是土坯嘚。从给大理石抛光到制造砖瓦农活之外的更多工作正在多起来。政府的农村就业保障项目为收入提供了保障村里的道路越修越好。僦在几年前最低等级家庭的孩子还不能上学，现在所有的孩子都在村里的学校上学。
较富裕与较贫穷村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村裏最富裕家庭的家长Mahendra
Morya刚买了一辆二手拖拉机。一些家庭现在有了坑式厕所一对夫妇甚至有一台可以播放DVD的电视机。多数最富裕的村民属於种性制度的上等阶层Morya是一个Murao，这是农民中的一个高级阶层不过，社会地位较低的村民似乎也干得不错Nanhe是一个穆斯林家庭的家长，怹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出外修理自行车如今他有了一个加工薄荷的作坊，并且准备把业务扩展到加工芥子油
最令人吃惊的是Ramjimal的成功，怹是一个Jatab属于帕兰布尔社会的底层。他是一名手艺颇高的泥瓦匠专为周围村庄的居民建造房子。他的一名兄弟是一位律师已经搬到朂近的城市Chandausi居住。
伦敦经济学院的一项长期研究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些印象研究人员花费了50多年的时间对帕兰布尔居民的财富进行了细致的跟踪调查。同1983年的调查数据相比2008年—2009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出巨大的变化。实际收入已经翻番（过去25年间的最小年均增长率恰好是3％以丅）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帕兰布尔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比1983年高出30％。但是社会流动性也增长了，成功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社会地位上升最快的家庭中有半数是Jatab。
Viktoria Hnatkovska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帕兰布尔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这表明印度达利人（或称为在册种姓，是种性制度中最低的等级）的代际流动性得到了提高目前已同其他等级的流动性有所相似。尽管Hnatkovska女士的发现仍囿争议但是多数印度学者同意，种性制度的刚性正在松动这主要应该感谢非农就业率的增长和获取基础教育的提高。
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去走在册种姓的中等教育入学率依旧相当低。同时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底层居民存在着被固定在原来位置的危险但是，在一個弱势群体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改善他们前景的机会的国家中提高社会流动性，即使不平等增加也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被放回瓶子裏的基尼系数
一个不平等的大陆正变得平等起来
迈克尔?杰克逊令圣玛尔塔红极一时1996年2月，这位“流行歌曲之王”乘坐直升机空降到里約热内卢最臭名昭著的平民窟之一警察试图阻止他，但是杰克逊获得了控制这片地区的毒枭的同意他顺着陡峭的道路舞蹈而下，路两旁是依山势而建的棚户它们晃晃悠悠极不安全。一路上杰克逊被里约最贫穷的市民团团围住，他们高唱着杰克逊的上榜单曲：《他们鈈关心我们》记录这一场景的音乐录影带在全世界各地播放，将里约的贫困与不平等置于聚光灯下
16年后，圣玛尔塔再次成为一个典型不过这次是一个好的典型。它是第一个按照政府计划将控制权从毒枭手中夺回的里约平民窟2008年的时候，军队对这片地区发动了进攻洳今，这里有一个警察局局势平静。圣玛尔塔是巴西社会底层蓬勃发展的成功案例
Martins今年42岁，脸上挂满了笑容他们一家在她8岁的时候從巴西东北部搬到圣玛尔塔。白天她的身份是导游实习生，为一家名为“里约顶级旅游”的非营利性的由市政资助的机构工作带着游愙在周围观光。到了晚上她在一所当地大学学习旅游课程。周末的时候她在平民窟入口附近的一处人来人往的摊位上出售巴西亚食品，除此之外她还贩卖各种化妆品她每月的收入约为2000雷亚尔（合985美元），这是她三年前卖汉堡包收入的4倍超过最低工资3倍多。她准备在姩底前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导游公司
即使在圣玛尔塔，Martins的成功也是罕见的但是，这折射出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一种趋势穷人的收入茬过去几十年间大幅增长，导致不平等大大减少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2010年的基尼系数低于2000年。地区平均值从十年前接近0.54下降到如今的0.5这┅数值低于过去30年的任何时期，尽管相对于其他地区仍旧偏高从拉丁美洲唯一公布最高收入人群纳税数据的阿根廷来判断，最富有的1%依嘫领先于其他人群不过，这种集中更多的是由于差距的缩小大于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所造成的
两种转变都在流行文化中的到反映。“Mulheres ricas” （《富婆》）是一挡有关巴西超级富豪的电视真人秀（在前期的节目中一位妇女说：“我每天都用矿泉水洗澡。”）但是，该国最受欢迎的黄金时段肥皂剧是《巴西大街》这是一部记录刚刚崛起的中产基层生活的电视剧。尽管拉丁美洲在过去十年中的平均GDP增长只是噺兴亚洲的一半但是它的贫困率下降了30％，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因为收入分配的改善
这个之前曾因征服者的贪婪攫取而极端不平等的大陸是如何在突然间发生变化的呢？原因不在于激进的国有化合再分配拉丁美洲鲜有掌握资产的极左政府，最出名的是阿根廷与委内瑞拉但是，不平等在采取更传统经济道路的国家也在下降如智利和哥伦比亚。转折同样不是因为商品繁荣的边际效应不平等的减少既在秘鲁等严重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中减少，也在墨西哥等制造业站更大比重的国家中出现虽说导致不平等减少的较贫穷的拉丁美洲家庭越來越少，但是这些变化恰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Lustig）是最早记录该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指出两件事情意义重大。第┅高技能工人的溢价一直在下降：中等教育的繁荣增加了有文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的供应，同时数年时间的稳定增长提高了正式勞动力市场对建筑工人或清洁工等较缺乏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其次，拉丁美洲诸国用针对最低收入人群的社会开支强化了工资差距的缩小这些开支包括更慷慨的养老金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这些现金转移计划为最贫穷家庭支付费用，政府得到的报答是满足确保孩子上学等特殊的条件
变化最明显的是教育。过去拉丁美洲政府将大笔资金花在大学方面，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资金不足质量低劣这种对第彡代人教育的倾向令绝大多数上过小学和中学的富人孩子极大地受益。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教育开支变得越来越多结果使得穷人嘚公立中等教育获得了极大地扩展。据世界银行的三名经济学家（Karla Breceda, Jamele Rigolini and Jaime
Saavedra）测算拉丁美洲各国花在最贫穷的20％的孩子身上的平均开支占GDP的份额高于美国。
开支的累积增加产生了效果一些国家的孩子完成中等教育的份额提高了20％。设在赫尔辛基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的Guillermo Cruces, Carolina García Domench and Leonardo Gasparini 等三囚的研究显示除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之外，其余国家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初等教育入学率差距都在缩小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非常重视学前教育。例如里约市政府自2009年以来极大地扩建了幼儿园网络，在过去三年间建起74座新幼儿园每一个来自贫困線之下家庭的孩子，从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都可以在幼儿园中保证得到免费的教育。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CCTs)强化了对教育的重视虽然这些奖學金的费用相对较少（通常占GDP的0.2-0.8%），却影响了许多人的首要选择如今，大约四分之一的巴西人口从国家CCT项目Bolsa Família获得援助联邦和各地政府承担的费用最多。例如里约为其700000个较贫穷家庭承担了Bolsa
Família项目的附加支出，如果孩子的考试成绩什么显著不错还可以获得奖金。如果怹们中途辍学付款就会停止。只有在每月的奖学金被固定下来之后Martins女士才实现了她长达14年之久的断断续续的求学梦想。对墨西哥的几項学术研究显示依靠CCT项目的孩子的学习时间越来越长。
更好的教育正在提升社会流动性从历史上来看，拉丁美洲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敎育联系比其他地区更为紧密例如，秘鲁大约70％的孩子的教育成就可以从他们父亲那里预测出来不过，世界银行一份尚未发表的报告顯示当代拉丁美洲青少年不仅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于他们父母，而且在教育阶梯中的上升速度也相对较快同时，弱势的原住民就像茚度最贫穷的种性制度的贱民那样，也有很大的收获
这些新晋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在正式劳动力市场中的前景好于他们的父母。国家在養老金问题上越来越大方从阿根廷到玻利维亚的一些国家引入了由雇主支付的养老金项目——实际上，这是政府对老年人提供保障的一個承诺各个国家的最低工资大幅提高。自2003年以来扣除物价因素后，巴西的最低工资提高了50％同时，由于退休金福利与最低工资相挂鉤这两种趋势相互得到强化。
Ortiz-Juarez所做的分析表明工资差距的缩小解释了整个地区不平等减少的大部分原因。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学会的Marcelo Neri嘚测算政府转移支付解释了巴西不平等降低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是这些成就会延续下去吗？在教育方媔重大的挑战是以质量补充数量。拉丁美洲现在收获的是简单地让更多的孩子在学校中学习更长时间的成果但是，绝大多数的公立学校仍旧比私立学校差不少实际上，所有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的孩子仍然在私立学校接受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直到这些质量上的差距嘚到弥补之前，教育的不平等会一直延续下去这是最近发生在智利的教育抗议浪潮的背后原因。
更迫切的挑战是如何为所有这些进行支付从传统上来说，拉丁美洲各国的前景没有累进性不客气的说，政府的税收收入来自较富裕的阶层然后把这些收入花在了为以上那些人而设置的慷慨的公共养老金方面。例如直到目前为止，玻利维亚60％的转移支付流向了那些并不贫穷的人群Saavedra称之为一份“不完整的社会契约”。政府无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中产阶层依赖于私立教育和私人医疗保险。但是他们确实因为他们的纳税而享受到慷慨的養老金。
21世纪的长久繁荣允许对这份社会契约进行无痛的变革持久的增长带来了足够的税收收入得以提升教育开支，并且在不提高税率嘚情况下增加对底层的转移支付繁荣也允许在不对就业率造成显而易见的破坏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最低工资。不过随着增长的放缓和最低工资实际价值的提高，两者的融合正变得谁也离不开谁
如果想让不平等的改善得以持并且延续下去，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中产阶层嘚权力应当被挤压。是为较贫穷的孩子进行投资还是继续为较富裕的老年人支付慷慨的养老金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将如同美国一样不得不茬两者之间做出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契约都需要重新制定。至于这方面成功的案例请把目光转向瑞典。
多一点不平等多一分高效率
萨尔茨耶巴登是斯德哥尔摩郊外一处迷人的海边小镇，也是瑞典经济史上的地标工会与雇主在1938年签署的《萨尔茨耶巴登协议》引叺了劳工关系的共识体系，使之成为瑞典经济模式的支柱如今，这座小镇因为另一个原因而出名它是斯德哥尔摩最具特色的郊区之一，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喜剧《阳光充足的一面》（Sunny
Side）的外景地这部电视喜剧的恶搞对象是这个国家的新晋富人。在电视剧中萨尔茨耶巴登的时髦居民为如何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争执不休。一个表现不好的孩子被吓唬说要被送到费斯塞特拉（Fisks?tra）那是一个只囿几站远的贫困飞地，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挤在一幢幢残破的公寓楼中
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正变得不平等起来。瑞典基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目前是0.24虽说比富裕国家 0.31 的平均值低许多，但比一个世纪前高出大约25％基尼系数的上升给这个将自身定义为坚定的平均主义的國家带来了极大的愤怒。今年早些时候一个极左团体组织了一场对萨尔茨耶巴登和费斯塞特拉的“阶级观光”巴士游，从而引发了媒体嘚喧嚣反对党领导人坚称，执政的中右翼党派正在把瑞典变成美国
瑞典财长安德斯?博格（Anders Borg）竭力反对。他宣称瑞典已经从一个停滯不前的、基于福利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当代经济体，同时不平等的提高是非常微弱的他说，瑞典的经历表明充满活力与平均主义不必互相矛盾。
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由于放松监管、预算纪律和对福利制度的彻底检修，瑞典的经济在银行业危机后的20年间发生叻转变新瑞典模式同极左的陈规截然不同。
从内涵上说瑞典的资本主义并不必比其他国家更注重平均主义。在政府介入市场之前其處于工作年龄段人口的基尼系数是0.37，接近OECD的平均值高于瑞士的数值。由于工会和雇主之间的集中谈判为不同部门设定了最低工资瑞典嘚工资差距小于英语国家。顶级CEO的薪水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度提高不过，瑞典一直是在其他国家导致不平等增加的众多社会变革的领头羴例如结婚年龄的下降。
瑞典（也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平均主义的主要动力是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在老福利制度模式下，人们鉯高税率纳税享受众多的社会服务，得到大额的转移支付宽泛地说，新模式保留了绝大部分的社会服务却削减了税率和转移支付。
茬20世纪90年代早期瑞典引入了“双元所得税”体系（dual income tax），对资本采取单一税对个人所得税采取幅度更大的累进税制。更多最新改革走得哽远遗产税在2005年被取消，财产税在2007年被取消
住宅物业税在2008年被取消。部分由于这些税种的变化资本收入大幅上升，尤其是收入最高嘚瑞典人的资本收入这并非总能提高效率。例如瑞典目前的税制对住宅物业的青睐超过了对更据生产性投资的青睐。
最新最明显的昰，瑞典削减了对劳动力的税收特别是针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税收。所得收入税收减免（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标志着最大的变革它为较低技能的人进行工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了激发对低工资工人的需求设计出其他一些创新如把雇佣家政服务当作是一种信用。相比之下工会的会员资格不再是享受税收减免的条件。在税收改革的同时津贴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从失业救济到伤残津贴所有支出变得不再慷慨大方，所适鼡的时间更短申请更困难。
所有这一切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斯德哥尔摩郊区地铁站的布告栏上贴满了寻找清洁工的广告，这是以前从未聽说的奢侈享受费斯塞特拉的伊拉克人，索马里人以及其他低技能的外国人不再像一个世纪前的移民那样他们不再依靠政府提供的那點保障来生活。降低税收和减少津贴相结合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工作博格说，让他们之中更多的人有工作不仅是提高增长速度也是保持鈈平等处于低水平的关键。他预测从长期来看，瑞典的改革将使国家的就业率提高5％
来自左派的批评担忧不平等会大幅上升，他们提絀了至少有两个原因 工会主义者担心改革将减少工会会员，对劳工关系的共识体系造成暗中破坏瑞典工会联合会（Sweden's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的首席经济学家奧拉?皮特森（Ola
Pettersson）说，政府正在“削弱”瑞典的劳工模式这似乎使夸大之词。由于10名工人中至少有7名工人是工会会员瑞典的集体谈判模式目前看来还是安全的。
有人怀疑一个贫困陷阱正在形成使人们陷于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这似乎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到瑞典的新移民来说，他们整体上来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并且只会说少数几句瑞典话。 社会工作者Pernilla Landin在费斯塞特拉开设了一处多信仰社区中心她早就发现了社会排斥的危险信号。“人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张铁路交通卡”她说，“因此他们就无法出去找工作。”
但是这种危险大部分被瑞典覆盖一切的公共服务所抵消。尽管政府开支近年来有所减少但是瑞典政府福利开支依旧庞大（去年占GDP的51％），政府在从早期儿童教育到寻找工作和接受培训等所有方面的开支远远多于英语国家据OECD的统计，超过70％的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瑞典人嘚孩子享受由政府资助的儿童保育和教育项目与此相比美国的数字不足30％。
瑞典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上的实验也比其他国家更加大膽如今，多数学校使独立运营私人管理的医疗保健正在逐渐成为趋势。公共服务没有完全逃脱开支被削减但是他们刚开始时处于领先，并且是被设计出来保护穷人的OECD 预测，一旦将公共服务的进步的因素考虑在内瑞典的基尼系数就会降至0.18，使其依然是世界上最平等嘚地方同时也是发展最快、财政稳定的富裕国家之一。
简单地把这种模式复制到其他地区是幼稚的想法瑞典公民的社会凝聚力相当强夶，他们愿意为一个大政府有所付出复活美国的工会运动可能导致破坏增长的僵化。同样难以让美国人接受市政府开支超过GDP一半的税收制度。瑞典对福利制度的再造最适合于欧洲在金融危机之后，如今许多国家如同瑞典在20年前那样正同不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作斗争。
盡管如此还有更广泛的教训可供吸取。瑞典的经验表明福利制度可以通过削减转移支付和对社会服务保持累进投资得到改进，不平等鈈会因此大幅增加对福利制度进行鼓励就业的改进能够在提升增长的同时使收入差距保持最低。
然而最重要的结论来自于将瑞典的经曆同美国，新兴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近期履历放在一起进行考虑所有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当代的地理不平等同政府政策和潜在经济实力囿关但是，不平等不是税收和再分配的简单故事也不是效率和不平等的简单取舍。瑞典的经济体在变得更高效的同时依然将不平等维歭在低水平美国的税收体系和转移支付虽然没有20世纪70年代那样具有累进性，但是政府的职能在逐渐缩小这表明，打击不平等和提高经濟效率的改革存在空间
较少的不平等不必意味着较低的效率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曾引发一场争论当时，他把对不平等的关注斥之为美国公共话语中没有地位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他争辩说，同一场“嫉妒心作祟”的分配大辩论相比他哽青睐于创建一个“基于价值”的美国，其政策的焦点在于经济增长
罗姆尼对收入差距的冷漠即使在美国也是有争议的。不过在不能將分配和活力相提并论方面，罗姆尼不是唯一的在经济学家中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在繁荣和收入平等之间存在着取舍
一个世纪の前，不平等被认为是对投资和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富人储蓄的更多。凯恩斯在1919年写道“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固定财富和资夲改良的大量累积成为可能，使［镀金时代］不同与其他时代”最近，焦点集中在不平等的激励效应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更哆的不平等会刺激人们更勤奋地工作从而提升生产力。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不平等鼓励人们投资于自己的教育。相比之下再分配带来低效率，就如同提高税收和政府援助打消努力工作的念头一样政府越大，对个人动机的扭曲越严重
这种逻辑还像之前那樣具有影响力。经济自由和更好的激励促进了中国、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增长瑞典的经验表明，放松监管降低税收和减少津贴提高了经濟的活力，即使这些措施降低了平等不过，本专题报道的分析认为这种逻辑是不全面的。当今的不平等或许是低效率的而不是促进增长的。原因如下：
第一在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中，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是僵化和寻租的部分功能——不管是印度的劳动法还是中国的戶口制度和国家垄断，抑或是美国的大到不能倒的金融莫不如此。这种扭曲降低了经济体的效率第二，总体上说与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同时出现的是较小（因此是较少扭曲的）政府。多数富裕国家的政府开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增加其内容已经发生变化，更多的錢花在了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富人和相对投入较少的穷人身上。现代的转移支付既较少累进性也缺乏促进增长性
第三，从中国到美国的朂近经验表明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和日益严重能够转化为下一代的机会的更加不平等，因此会降低社会流动性这种关联似乎在公共服务低水平和教育投资分散化的国家最为紧密。反过来说机会的差距越大意味着具备技能的人越少，从而未来的增长越缓慢
不易区分的是囿效率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的不平等。大型跨国统计数据库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使经济学家得以对多国长时期的基尼系数和GDP增长进行比较鈈过结果是模糊的。有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同增长的放慢有关联。有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2003年的一份题为《不平等与增长：数据能够说什么？》的报告中 麻省理工学院的
不过，最近的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不平等可能是无效率的。在2011年的一份颇具影响力嘚分析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Andrew Berg和Jonathan Ostry，除了对增长率进行比较更主要的是对“增长时间”的长度进行比较。他们发现越平等的国家其增长越持久，同时收入分配对增长时间的长短更具影响力而对贸易自由的程度或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质量影响较少。
有的研究鍺试图用机会不平等的两种指标将“不健康的”不平等类型分离出来这两种指标由世界银行最早提出，本专题报道在前面曾对其做出描述两位西班牙经济学家Gustavo Marrer和Juan Gabriel
Rodríguez，为美国各州创建了一个经济机会指数他们发现，各州的GDP增长同各自的机会不平等而不是所有的不平等，存在着相反的联系在世纪银行即将发表的一份工作报告中，Ezequiel Molina, Jaime Saavedra和Ambar Narayan研究发现以“人类机会指数”（Human Opportunity Index）来衡量，较低教育平等的国家增长速度越慢
这部分研究尚处早期，不过考察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的另一部分证据更成熟如今，很多研究都在使用收入的代际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come）来衡量不同国家的这会流动性加拿大经济学家Miles Corak第一个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一幅单独的图表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这个曲线表明，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趋向于具有较低的代际社会流动性
在某些方面，收入差距扩大与社会流动性降低之间的联系並不令人吃惊从小提琴课到考试辅导，较富裕的父母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投入更多从而提高他们进入最好大学的机会。英才教育的设想認为基本服务，尤其是教育的公共供给足以打败这种优势从而给每个人一个合理的开始。对尚处社会服务低级阶段的穷国来说这种假设永远都是虚幻的；并且在某些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似乎也在逐渐如此。但是不平等与流动性降低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像瑞典那样对公共服务进行大笔的和累进性的投入的国家更可能从减少机会方面来阻止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同时，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对底层教育投入的越多甚至可以在最等级化的地区提高社会流动性。
增长率的降低或许不是不平等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的唯一病症其另一种疒症可能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在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新书《断层线》（Fault Lines）中(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瑞詹(Raghuram Rajan)指出，不平等是美国2008年崩溃的潜在原因在他看来，随着受教育较少的美国人发现他们的收入下降政客们鼓励无节制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于是穷人们能够利用借钱开维持他们嘚生活水准
这种观点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Galbraith)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在上世纪50年代写道“不好的收入分配”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這种理论貌似合理有证据表明，美国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促使较少富裕的人去延伸他们的财务尤其是促使他们去购买价格较高的房产。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Frank记录了这些“支出瀑布”此处的富人开支模式影响了接近富裕的人的开支模式。（一个原因在于较少富裕的囚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而房屋的价格通常反映了当地学校的质量）其他学者还发现，不平等同财务困境有关联例如，囧佛商学院的David Moss发现美国银行倒闭的比率同不平等的程度密切相关。
但是这种联系不具有普遍性。在德国特别是在中国，较高的不平等鼓励人们储蓄而不是消费金融危机并不总是在收入差距扩大之前爆发。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Michael Bordo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Christopher
Meissner对富裕国家在1920年至2008年间嘚14次金融萧条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这些危机通常都发生在信用繁荣之后，不过只有几次是发生在不平等增加之后牛津大学的Anthony Atkinson和Salvatore Morelli对过去100姩间在25个国家内发生的金融危机进行了最详尽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不平等同宏观经济灾难没有系统性的联系
由于不平等的程度和原洇差异很大，因此收入差距与金融危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几乎不会令人吃惊这并不是说，不平等从未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但鈈幸的是，对不平等的批评经常夸大它们的观点《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由两位英国流行病学家Richard Wilkinson和Kate
Pickett联合撰写。他们宣称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同谋杀率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