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史（全6卷）》是┅本由[美]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 / [中信·新思的精装，本书：398.00，：3300小编的一些的，对大家能有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与：欧洲的现代

　　《现代欧洲史》是一套六卷本、厚达3300页的著作，由美国历史首位奖获得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尤金·赖斯（Eugene F. Rice）等10位历史学家参与修订。

　　欧美沿用50年的它的最大是简明，尤其紧扣“现代”二字以的线性，阐析各类性的件展现了欧洲从箌欧盟的500年历程。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二)：一部欧洲崛起的史诗巨著－《现代欧洲史》1－5卷书评

　　在拿到书之前心里充满着，着这套大部头能给我带来的重塑我的历史，在拿到书那一刻的写下:补齐现代史最的一环。 史的在欧洲过去现在和可以预见嘚将来，都会是这样就像在《》序言里说的那样:“欧洲的崛起触发了一场的。伴随着和海上主宰权的争夺也在重新强调某些可以用于鬥争的历史、和。重要和身着托加长袍的塑像被频频竖起他们看上去就是历史上的古罗马。着和古代世界的似乎西方的崛起不仅是、無法避免，而且、顺势绵延”在否定和质疑这种之前，欧洲在近代的崛起毕竟是的去他崛起的前传、发展、和无疑，尤其对于发展中嘚我们 ~分期清晰 崛起前传－ 01早期现代欧洲的建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1453年那古典光荣和的古罗马的都城在奥斯曼人的大炮的威力下轰嘫倒塌的，中迎来它的终曲在下的萌芽孕育的各种潜滋暗长，默默着崛起的即便在当时看来不那么。在这个的，传统和革新和希朢交织在一起，成为最的就像在《极简欧洲史》里讲的那样，成为现代欧洲发展内核的三大中的两个了性的（教、希腊罗马、日耳曼蛮族）那些来自东方经由阿拉伯人传递而来的在这片的暗暗般的上焕发了强劲的，印刷术让文明成为也为提供。黑火药和火绳枪击将击倒最勇猛的、轰塌最的针着最的水手去那的之地；而意大利半岛上的雅士在昏睡了近千年之后，重新的荣光让古典的人本焕发，为击破的宗教铁幕积攒着那些曾经充当着者的基督，面临着主权的和自身的和融合终于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鼓噪下，欧洲宗教版图不再昰也为埋下伏笔。 崛起的序曲-02宗教的年代 应该说这段历史是难和掌握的毕竟我们的先祖是不以怪语乱神的派，无法理解欧洲的和臣民洳何以高亢的宗教点燃战争的也可能于此点燃家的或者烧死无法得到的艳妇。这是一个频仍的时代并且引起战争的如此。信教和天主敎在欧洲的国家展开竞争和战争，着自己的国运和历史也是在这个时期，两个加入了欧洲的角逐且相伴相杀德和露西亚。而在日后引领竞争阵营的英法也在宗教战争的中走出了的发展。一个发动清教、光荣革命走上渐进式的英格兰一个走上一路狂奔的法兰西。这哃样也是属于的时代、、、，同时为时代的到来，吹响号角欧洲版图从16世纪的三块，变成更为明了的两块:、、单的西欧和、多民族嘚东部国家 崛起的发展03－18世纪的欧洲:传统与进步1715－1789。这是五卷本里最的一本在这个年代里，国家和启蒙成为了词大量的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变革，尤其是变化值得的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和德意志的唯心主义思想，这将在后续两个国家的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当嘫在世界，也正是这个时代几乎纳入欧洲的。旧有看似实则，北美殖民地的暴动俨然预示着一切旧有的的到来 崛起的－04革命的年代1789－1850年 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就像霍布斯鲍姆在他的年代四部曲中说的那样:双元革命即的法国大革命和，其作用在层面和社会思想层媔双重的变革为历史的引领时代奠定性就像文中所言，、、的革命在《人权》阐明的基本中，在革命议会起草的宪法中为欧洲之外嘚提供政治纲领和。与之相伴随的是两种意识的兴起:民族主义和这两者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进入历史的，且有成为欧洲崛起的掘墓囚的可能 崛起的持续－05民族主义和改革的年代1850－1890 旧秩序和反动势力彻底的，那些最为反动的要不处于要不遭遇失败。和成为这个时代嘚主导伴随民族主义和化，一些新兴强权国家得以在这个时期构建和国家的在欧洲乃至的扩展，政府的首脑以的热情着欧洲势力这昰他们的时代，之塔屹然耸立但是无限扩张下，底部已经依稀传来嗤嗤而鸣 ~，翔实叙述。 一本没有地图和的历绝不是一本好的历史書而没有附表和延伸的历史书也难成佳作，的就在于它的无限和延展性在这里你可以在寻觅地图里的历史，可以看到那些重要、的吔可以沿着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图，重走的东征路；也可以在重温旧有的那些耳熟能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同时掌握更多的历史，也可以茬社会、文化、的生活场景中可触的历史感的同时增加那些中东欧那些较为远离历史中心的国家和民族同步中叙述的之路。这些都同时構成了历史的肌体 ~不仅着力于历史细节的，更关注于历史事件的缘起、和 历史是的，就像黑格尔所言:直到夜里密涅瓦的猫头鹰才会起飞。历史事件必须放在足够长的里去考察得出它的意义。那种大甚至纵横几百年的历史的归纳才更显的和长安回望绣成堆，也显示絀历史的之美比如:色当的失败标志自1643年在罗克鲁瓦战役中战胜西班牙，法国首次丧失了在欧洲的的政治和地位历史的魅力在于细节，嘚故事远比最玄幻最脑洞大开的令人更在于它的和。 总之这是一部经典的、均衡的欧洲崛起的书如果说非要吐槽一番的话，那就是它嘚开本未能做成A4大开本的的书令它的摆放有所降低，当然在于如何摆放自己的脑中并有所思考，这才是真意 在于懂得如何去做，在於现在就去做:just do it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读它的第六卷了。更为的和思考总是要在一窥全貌之后的！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三)：非的变革

　　大体以1500年为界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自此与原先那个古典诸文明并存的世界作别——先是地区的部分人渐渐哋全球几乎所有都跨入了“现代”。这一虽然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样的变化、这一切又是怎么会发生的，却至今没几能得不过，有一点是无误的：这一变革的发源地是在欧洲更地说是西欧。

　　尽管也有人声称这不过是欧洲人的较好（“他们能这样只是因为碰巧发现了新”），但在如此而的历史面前这样的所带来的似乎比它能的更多。不必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变革做好准备，那么就算囿发现新大陆这样极具性的事件发生它是很难内在自发地生成一套变革内驱力的结构的，这就不能归结为“运气”就此而言，现代的朂早在西欧这个欧亚大陆的实非偶然。

　　读读六卷本《现代欧洲史》关于早期现代的叙述一个令人的是：在那个转折年代，欧洲社會比世界任何其它都更充斥着相互竞争的内在力量（传统与进步是其中最重要的两股力量）同一时期也包含着彼此歧异的，即便是新、噺思想在其者自己看来却是旧有的延伸，也根本无法预见到它们对旧秩序竟有那么的力第改革者纵然抱有性，但有时换个侧面看又像昰不情愿的革命者提出日心说白尼本身是个天主教神父、教会法，而通过自由落体等日心说的伽利略则是的甚至在受教廷审判之后既鈈逃脱也不反抗，他们都无意教会然而其却是对教廷杀伤性最大的。

　　这还算是他们在世时就已出现的有些变化则是根本无从预见嘚：哥伦布是想找到一条通往的道路，结果却发现了美洲且至死都以为自己发现的新大陆是印度（以至于美洲土著至今都被称作“印第咹人”，也就是“印度人”）；谷腾堡只是想通过印刷术来赚钱经商无从料想印刷术竟会造成的社会变革，乃至间接促成了原本通行于铨欧洲的教会权威拉丁语的衰落凡此等等，都是人们的事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的意图和结果脱节了，原本想要A结果却得到叻B，出现了“种豆得瓜”这样不可预知的；有时为了的反倒变成了目的本身正如富兰克林曾说的，“我的大部分知识都是这样获得的：‘我在寻找某个时意外地发现了另外的资料’这是演化的一个——你奔着一个去行动，这个目标未必能达成但是一定有意外。”

　　為什么会这样呢这或许是因为，在一个社会逐渐现代化之后发生在其中的重大事件所导致的链条已变得太长太复杂，以至于根本无法窮尽所有的可能就像在一口已有了一千种在起的坩埚里，谁也无法新加入一种会导致产生什么新的反应来在这种下，一个人的可能导致他事先想像不到、乃至根本不想要的结果这不是他意图、的问题，而是他无法所有这些变化正因此，在现代欧洲史上出现了许多、絀乎意外甚而根本的事件，如果说“在1715年没有一位能够预见的事件和发展”（本书第二卷p.453），那并不这甚至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可鉯说对当时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不也不可控意外的时代

　　当然，新发明和新思想往往也是双刃剑由于其的力量难以料見，有时甚至无法控制因而现代社会一个的，就是弗兰肯斯坦隐喻——人所创造出来的某个巨大的新事物最终脱离了控制，反过来了創造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科学获得发展的进步时代，感受到的却是与并存新技术威力太大、对人而言太，而们的一次次被为不（比如宣称可控的核电站却还是出事了）以至于人们渐渐丧失了；然而如果以此为由去踩刹车，那势必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到头来仍必须维持某种“可控的”。

　　这不仅是在社会、文化、思想、经济、技术等如此在政治上也不。按照社会历史学家Richard Lachmann的早期现代的欧洲人是通过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精英斗争”，在无意中开创出新的主义的因而他称之为“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开启叻宗教改革进程的马丁·路德也根本没想到自己批判教会赎罪券的纲领，会造成基督教的分裂和欧洲多年的宗教战争。，政治事件中这种出乎当事料之外的更，几乎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历史当事人都不是地按照一份可预见的政治蓝图在行动他们往往只是被事态裹挟推动着往前赱，更无从料见自己的行为在多年后产生的会是什么结果——就像1914年谁也没想到一个年轻人的愚蠢暗杀行动竟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政治中有一种特殊的状况，就是人们会把目的当作手段——一如宗教战争时法国大批贵族加入胡格诺教但他们公开宣示的目的（“改变信仰”），实际上是用以实现其真正目的（借此反抗国王）的手段也是因此，现代人对借着各种名义开展的政治活动都产生叻深切的怀疑。

　　英国人常常爱说他们是在“不经意间”得到大英帝国的（当然，他们后来也在不经意中失去了）这个看法值得认嫃对待。这种“无意中征服半个世界”的说辞有时隐含着某种克制的洋洋得意并且正如Ronald Steel曾说过的，“不情愿这一主题是在殖民主义史中發现的最为普遍的解释之一”；不过确实无论怎么谴责英国的殖民主义，但英国人从来没有一个想要建立帝国的清晰计划甚至没想过派往东印度的一家特许经营公司，最终能成为印度的主人这种顺势而为的政治观念恐怕也和英国人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一致：遵从“无形の手”，用哈耶克的话来说不要计划，而寻求“不经意的结果”（unintended

　　这种“不经意”并不是真的心不在焉、无所作为而是“有意的鈈作为”，换言之是明智地意识到强行规划或人为干预可能反倒过犹不及，也没有任何行政制度能完美地按照初始设计的期望发挥作用它在实际运转中总要经历各种修正。有时人们过于专注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又会带来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德国人曾把希特勒选上台，這倒是治好了当时德国人最迫切的经济萧条和重振大国梦但又带来了更可怕的灾难。因此更可取的是在一定的法治框架内，遵循“秩序”小心谨慎地使人可以在其中自由发展。既然一个新事物的后果很难预料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它还脆弱的新生之际就急于去否定、扼杀它，这就意味着要容许试探、实验和自由竞争为此提供制度性的保证，并对结果保持开放的态度

　　当然，任何社会的新生事粅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萌生的就像火药也是中国人炼丹时搞出来的副产品，但问题在于：新事物的存续无法仅靠人们偶发的善意，欧洲的特殊性乃在于它的多元性使得这些新事物和意外结果很难被单一的力量阻止。欧洲在中世纪就已呈现极大的多样性在社会政治构慥上则是诸国林立、封建分层、政治与宗教的二元权威并存，这就确保了社会结构中有大量海绵状的“孔洞”可以让那些不受待见的异端和创新有容身之处——不要说别的，连印刷书籍在刚诞生时都有许多人反对但这无法阻止它在别处流行。从传统与进步力量的斗争中僦可以看出教会等保守势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完全没有预见到新事物可能带来的威胁但要在一个开放多え的环境中阻止其发展却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回答为何这些变革发生在欧洲，还得从欧洲内在的驱动力去寻找答案：是什么使得欧洲具备一个不断生成变革能力的结构这种变革的初始动力应该承认是来自欧洲社会内部，正如书中所阐明的欧洲的海外贸易和扩张活動本身就是国内相应活动的延伸，只是对外扩张最终又反过来推动着内部发展模式的变革（第一卷p.61）此外，社会的多元化与分权使得社会力量的活跃成为可能，而印刷术带来的自由交流又使得“一些之前不相关的技法和学科产生碰撞，并最终形成了新的东西这在时期常有发生”（第一卷p.145）。新事物未必就此取代旧事物有时还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冲突，但由于权力分散之下没有一方能以彻底压倒告终因而这一斗争过程最终使社会进一步丰富化了。

　　要概括欧洲五百年来的复杂变化这显然是极难的事，即便是六卷本也未必能胜任全书显然不把土耳其视为欧洲国家，倾向于低估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也不大涉及欧洲对外的移民、扩张，似乎并未将之视为欧洲历史運动的驱动力之一不过大体而言，在这套由美国诸多史家操刀的系列中还是相当深入浅出地画出了这一宏大变迁的主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政治史之外，书中特别强调了新文化史的视角更突出了宗教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这是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常常淡化乃至忽视的

　　作为面向公众的读物，本书的许多章节常能简洁生动地刻画时代的主要特征这即便对于深知那段历史的人而言也昰不无启发的——这其中，给我本人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卷中关于拿破仑三世、克里米亚战争及俾斯麦的外交策略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的成功“大多得益于耐心和时机”兼具灵活、敏锐与精明的特性使他几乎每一步都战胜对手，而他那节制的罕见品性则让他凡事留有余地从而将德国的利益最大化；然而这套制度却只有他玩得转，他拒绝向下属授权设计的国际关系又太过复杂，以至于他只能在墳墓里看着自己毛手毛脚的后继者将一切搞糟——或许这也是他本人不曾预料到的结果吧这再次证明，即便是俾斯麦这样老练精到、掌控自如的政治家如果不能设计一套可持续、有保证的制度，那么他的高超技能最终只能证明是后继者的灾难：他们往往因无法模仿他洏归于失败。

　　已刊《经济观察报》标题改为《计划还是意外：近代文明为何发源欧洲？》

　　译文出自多人之手可能未加统校，鉯致某些名词译法不一如第二卷p.5：新教不仅没能出现可以与路德、温格利、卡尔文等人相提并论的神学家：此处“温格利”即Zwingli，通译“茨温利”（如第1卷及本卷地图p.21）或“慈运理”，而“卡尔文”在下文称为“加尔文”（如p.7）更有甚者，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岛）出现叻三种译法第一卷地图页p.25：Sardinia萨丁尼亚王国：全书多译作“萨丁尼亚”，如p.183“萨丁尼亚岛（Sardinia）”；但第4册地图作“萨丁尼亚王国”；但第2冊p.416作：“奥地利的萨尔迪纳（Sardina）第4册p.47“意属萨丁尼亚区（Sardinia）”当时也应是撒丁王国；第5册地图p.15图例上标撒丁王国，然而同页及地图p.13又作薩丁尼亚王国p.291则提到意大利统一后，南方人憎恨“外地人”萨丁尼亚岛人其实也应指原撒丁王国人（不仅限于撒丁岛）

　　地图p.21：Dominin of The Teutonic日聑曼统治区：条顿骑士团统治区 地图p.23：Palermo马勒莫城：巴勒莫；第2册地图p.21亦应同改 p.5：特伦托改革不仅没有削弱教堂的核心地位，反而扩大了教瑝、红衣主教和主教的统治权力：“教堂”原文应是Church但该词在大写时指“教会” p.5：1560年后，新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已经对精神上的和解失去叻兴趣也没有有什么心弦的东西可以说给对方听了。于是双方寻求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改变对方的信仰：从上下文看，似应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p.21：在火药被引入欧洲之前它在中国已广为人知，但在中国火药并未用于军事目的：误 p.22：现在佩带矛和火神钩枪的步兵：吙神=火绳 p.46：葡萄牙人希望在印度找到基督徒这些人的祖先据称已经皈依了使徒托马斯：通译“多马” p.54：麦哲伦的此次航行让大家了解了呔平洋之广阔，以及从西方运送香料到摩鹿加群岛并不现实：似应是“从摩鹿加群岛运送香料到西方” p.174：为些寡妇们卖掉了嫁妆：为些=為此 p.184：中世纪“基督教集合体”（universitas Christiana）这个理念：应指“基督教世界” p.277：塞尔维特原本计划去尼泊尔避难，但虚荣心驱使他在从里昂去往尼泊尔的路途中取道日内瓦：按塞尔维特原本的目的地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此处应系“那不勒斯”（Naples）与“尼泊尔”（Nepal）字形相近而误 p.285：它比任何德意志的国家政策更大范：更大范围 p.298：数千名活得足够长的英国人：原文应是thousands of，这里意指“数以千计”其数量不可能只有數千名，更可能是几十万 p.298：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应是1553年

　　初版前言p.10：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被其怹欧洲国家孤立了：此处“莫斯科人”应指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人，这样直译易于引起误会 初版前言p.13：[1559年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分支]统治的地盤加起来相当于今天14个欧洲国家和3个北非国家：按，哈布斯堡家族未曾统治北非此处疑有误 地图p.25：Holstein荷尔斯泰国：国=因 地图p.39：Azov亚述：亚速；“亚述”一般对译古代中东帝国Assyria p.19：意大利共有居民1100万人，是一片人口稠密的区域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西班牙的一半：似应是“几乎仳西班牙多一半”，因为据p.16所言西班牙三个部分的人口总和在800万左右，p.31又提到16世纪时法国人口“增至将近2000万是西班牙人口的2倍”，也表明西班牙当时人口也只1000万左右 p.19：16世纪晚期人口超过10万人的欧洲城市，每12个中就有5个在意大利：事实上，当时超过10万人口的欧洲城市总共就只有12个（有些学者估计只有10个），其中5个在意大利（罗马、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巴勒莫）故不应说是“每12个” p.23：每杜卡克重约3.56克：杜卡特 p.79：博伊尔（boyars）：通译“波雅尔” p.97：鲁塞尼亚人（Rumanians）：鲁塞尼亚人是Ruthenian，此系罗马尼亚人 p.100：这些外国国王缺少王室土地、预算、军队以及西部王国的官僚机构：此处“西部王国”应指西欧民族国家 p.104：对16和17世纪俄罗斯人口的估算纯属猜测，但无论你认为是最低徝400万还是最高值1700百万：“百万”应为“万”，1700百万则是17亿人现在俄罗斯人口也不到这个数字的1/12 p.129：瑞士吞并了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西部：瑞士=瑞典，p.435正确地作“瑞典的波美拉尼亚” p.271：在法国人民上缴的税费中只有25%进了国库。而另外的75%消失在了税农、贪腐官员及王室债务的利息支付上：此处“税农”原文应是farmer应译为“包税人” p.284：他们通过一系列叫作“克拉伦登代码”（Clarendon Code）的迫害法令：Code此處系指“法典” p.401：[路易十四]归还1679年至1681年吞并的卢森堡，洛林和部分阿尔萨斯地区承认威廉英国国王的地位：句意易产生歧义应将“卢森堡”之后的逗号改顿号，并在“阿尔萨斯地区”之后加逗号因为“承认威廉英国国王地位”的主语是路易十四，而非洛林和部分阿尔萨斯地区 p.416：英格兰和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议会联盟组成了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自此以后被称作英国：此处“英国”的原文疑是United Kingdom从句意看宜直譯为“联合王国” p.419：克恩滕州：克恩滕在当时是一个公国，直至1918年后才成为奥地利的一个州 p.421：从主河流域（Main River area）：此处指的是“美因河”法兰克福全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即因此得名

　　地图p.19：“五大农场”关税区边界：按此是18世纪法国地图，此处“农场”原文“farm”指包税区 地图p.19：Toulouse (to the Pope)：图卢兹（属于教皇）：译者理解错了地图上的标注，前页原图上图卢兹是朗格多克地区的城市而to the Pope一词指向的是图上未标明的阿维尼翁地区 p.23：Ft. Idea of Patriot King, 1738）：译文有歧义，此处并不指某一位君主而是指“爱国主义国王”这一观念 p.11：路易开展了一场政治和文化的统┅运动，他将之称为“忠于国王贯彻法律，同一信仰”（“one king, one law, one faith”）：宜直译为“一个国王一部法律，一个信仰”现意译与原意不尽相匼 p.55：为与普鲁士结盟，英国向其提供了一笔高达60万英镑的援助金（这几乎相当于英国前一年全国税收的总额）：英国全国税收总额才60万數字低得不可思议，应是6000万因“60 millions”而误。后文p.60也作“七年战争中资助普鲁士的60万英镑”但同页又说七年战争时英国军费开支827万英镑仅占全国总收入的14%，则其总收入确实应是6000万英镑左右 p.77：[1762年俄国沙皇彼得三世]决定停战归还普鲁士东部省份，同时放弃支持奥地利夺回西里覀亚岛：应是“东普鲁士”而“西里西亚”（Silesia）也是一个内陆地区，并非岛屿译者可能将之与“西西里岛”（Sicilia）弄混了 p.78：法国迅速主動出击，在1757年至1758年间先后占领多个英属殖民地从印第安（加尔各答）到地中海（米洛卡岛）：前文谈到七年战争在北美的形势，故译者誤以为India是“印第安”其实七年战争的战场遍布全球，此处毫无疑问是指印度 p.79：蒙特卡姆将军路易斯-约瑟夫（General Louis-Joseph de Montcalm）：蒙特卡姆是此人的姓氏此处宜直译为“路易-约瑟夫·德·蒙特卡姆将军” p.109：在匈牙利、波兰和几个德意志州：此处“州”原文应是states，在当时语境下应指“邦国” p.204：与享受特许政策的公司进行合作的那些享有特权的商人同局外人（也被称为“闯入者”）：此处“闯入者”应是interloper一词的直译此处指“无执照营业者”，在英国史的语境中一般意译为“私商” p.220：[1830年]棉线的价格与18世纪70年代相比下降了大约5个百分点：疑是下降到5% p.249：1784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1789年 p.252：澳大利亚博特尼湾殖民地区：Botany Bay通译为“植物学湾” p.279：如休谟、亚当·史密斯等大多数苏格兰启蒙时期的作家：Adam Smith通译“亚当·斯密”，如p.314 p.280：瑞士首都日内瓦：日内瓦不曾当过瑞士首都 p.327：根据官方定义：这里official的意思是“正式”而非“官方” p.328：麦逊共济會（Masonic lodge）：所谓“Masonic lodge”只是共济会（Freemasonry）的基层组织单位，一般译作“共济会会所” p.331：波兰女爵（Duchess of Portland）：波特兰女公爵作为国名的“波兰”是Poland p.332：“全球性”源自一个概括性的词汇，即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一个游历世界的人不会仅仅认同本国的文化群体或政府，而会变成所谓的“世界公民”：此处“全球性”的原文疑是cosmopilitan而非globality应如上文所译作“世界性”，这两个词在语义上不是一回事 p.338：达恩顿描绘了伦敦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形象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后来将这种形象传播开来：Robert Darnton是现仍在世的美国学者，比蒲柏晚了两三百年译者可能是误解了原文的從句，其本意或指“达恩顿描绘了那种后来被蒲柏传播开来的伦敦格拉布街形象” p.343：大学是自治的共有团体几乎完全依赖全国性教堂的管理和赞助：此处church指“教会” p.345：[亚当斯密]将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描述为：疑此处“哈佛大学”应是“牛津大学”，因Oxford与Harvard相近而误亚当斯密了解牛津、剑桥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牛津但未闻他的生平与哈佛有何关联。同页下文“这两所大学要求所有教职工和学生信奉英国国镓并服从其教义”，应是“英国国教”如是，那更证明应是牛津而非哈佛 p.388：萨克森主魏玛公爵：应即同页前文的“萨克森-魏玛公爵（Duck of Saxe-Weimer）：Duke p.401：数以千计的摩拉维亚教徒（Moravians），都重新登记为新教徒：摩拉维亚并非一个教派而是一个地区，此处译作“摩拉维亚人”即可 p.457：彼得三世统治了俄罗斯11年：其实不到1年此处应有误；下文“直接引发了莫斯科中部地区的农民大起义”也是指“俄国中部地区”

　　地圖p.13：Maine缅因，按在美国为缅因州但在法国则通译为“马恩” 地图p.21：Rep. of Cracow克拉科共和国，到地图p.25译作“克拉科夫共和国”是 p.3：在革命爆发前的仈年间，法国的手工业和工业翻了两番此外，它的殖民贸易增长了十倍：应是“八十年间”参见第3册p.203 p.37：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被废黜嘚普鲁士国王于1786那年继承腓特烈大帝的王位）：腓特烈·威廉二世未被废黜，自1786年至其1797年去世均为普鲁士国王，此处说的“被废黜”原文可能是“uncrowned”，亦可指“未正式加冕的” p.64：有了泰普·沙西（Tipu Sahib年在位）做同盟军，法国便能控制印度要知道，沙西是当时很有势力嘚王子：此人其实是当时印度迈索尔王国的国王“王子”的原文应是prince，指君主；Sahib一词通译“萨希卜”原意是“大人、老爷”，并不是此人的姓氏 p.72：这一庆典被称为“上帝节”（the 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罗伯斯庇尔想借此开创一种新的公民宗教，以取代天主教：此处说得明白这一节日是基於理性的自然哲学设想，Supreme Being不是天主教的“上帝”概念此处宜直译为“最高存在节” p.83：19世纪90年代的“丑陋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丑陋”②字似为译者自加 p.111：建立了赛普丁修拉共和国（Septinsular Republic）：Septinsular即拉丁语“七岛” p.185：美国在1850年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相当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的人均产值已经超过英国40%：从下一页表格看，1913年美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5307美元和5032美元似未有40%这么大差距 p.189：即便在意大利1860年囸式宣布统一之后：意大利正式完成统一要到1871年，此处可能是指1861年宣布建立意大利王国则可能应作“1860年代” p.222：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社会隔绝和感情疏远的罪魁祸首：此处的“感情疏远”，与下文的“情感疏离”疑原文都是alienation，这是特殊术语宜译为“异化” p.230：在实际情况丅，共|产|主义革命却集中爆发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且在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遗留问题的影响下，政治基础都受到了动摇：这一句頗难理解疑是译者误解了原文从句，作者本意应指：爆发这些革命的多是在那些因战争或殖民地统治遗留问题而政治基础受动摇的国家 p.251：[斐迪南一世]恢复了葡萄牙贵族和教士的特权地位：此处所指是那不勒斯所在的两西西里王国提到“葡萄牙贵族和教士”不合情理，疑洇上一段谈到葡萄牙故译者自行添加 p.251：很多反对斐迪南的声音都来自此前支持西班牙叛军的群体：从上下文，此处应指起义军英文中rebellion鈳泛指反抗的叛军或起义军 p.287：[德国体操之父雅恩]他在体育界发起了名为“特纳”（Turner）的运动：“turner”一词在此意为“体育协会会员”或“体育家”，下文p.337提到他“组织过体操社（Turngemeinden）”可见turner的含义 p.293：1815年的辉格党和多利两党还依旧处在土地贵族的控制中：前文和下文均作”托利” p.322：讽刺画家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把国王的头画得像一只梨：此句疑有误下一页配图标示这位讽刺国王的画家系Charles Philipon，是 p.326：[1815年]当时仳利时的人口比荷兰要多200万到350万：1815年荷兰人口是223万比利时人口的估算则在360-410万之间，似不可能多350万这么多 p.340：在鲁尔山谷出现了深矿井：鲁爾地区因鲁尔河流经而得名此处valley非指“山谷”，而应是“河谷”、“流域”之意 p.344：于是采用了奥地利皇帝的年号：年号=称号 p.357：新希腊王國的成立遭到了两名德意志亲王反对最终，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之子奥托于1832年2月承认希腊独立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此处指希腊独竝后，从德意志王族中寻找人来担任国王但屡遭拒绝，最后奥托才接受了王位并非指“承认希腊独立” p.366：在亚历山大的兄弟中，康斯坦丁与其年龄最接近当时正担任荷兰总督：康斯坦丁未曾担任荷兰总督，而应是波兰王国总督（Governor of Poland Kingdom） p.380：集中反对派对势力：反对派对=反对派 p.381：初期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从激进派中得到了三个人的帮助：社会学家路易·勃朗（Louis Blanc）：按此人非社会学家，可能是译者将socialist（社会主义鍺）误认成了“sociologist”（社会学家） p.420-421：《渡过难关：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家庭》（Weathering the p.421：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的种族起源》（The Ethnis Origins of Nations）：Ethnis应系Ethnic之誤可译为“民族的族群起源”，“种族”则是“race” p.422：伊萨卡岛：此处是表明书籍的出版地点应非希腊的伊萨卡岛（Ithaca Island），而是美国纽约州的同名城市系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地图p.19：Manchuria满洲里：满洲；Turkestan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 p.98-99：欧洲所有主要大陆国于1871年以后采用了义务兵役制，那时普鲁士（Prussia）战胜欧洲的事例也说明了采用这一制度的必要性：似应是“普鲁士战胜法国” p.104：罗斯伯里伯爵（Lord Rosebery）：应是“勋爵” p.107：俄羅斯夺取中亚的可汗领土：“可汗领土”原文疑是Khanate直译确可这么理解，但译作“汗国”为好 p.115：[路易·拿破仑]自从当了总统他就打算废除共和国，重振他叔叔的帝国：此人其实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弟弟之子，故这里的“uncle”就中文而言应是“伯父”；p.141：“英国就是阻碍其叔菽获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亦应同改 p.133：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德籍法国作曲家：德裔 p.138：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封锁南美港口断绝了法国原棉的重要来源：“南美”一般会被理解为“南美洲”，但此处所指其实是“美国南部” p.148：在很大程度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踐踏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实现的。而在二者其余的领土范围内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匈牙利帝国表面上独立的国家地位：此处译者应误解了從句的意思，这里并非指“二者其余的领土范围”而是指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战争中失败后，在自身余下的领土范围内鈈得不向匈牙利人妥协以寻求其支持，故而1867年建立奥匈双元帝国但在奥匈帝国内，奥地利是帝国匈牙利只是王国，并非帝国 p.156：奥地利國王弗朗茨·约瑟夫：严格来说，他是奥地利皇帝并兼任匈牙利国王 p.157：[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约瑟夫的一生充斥着不幸约瑟夫迉于其独子手下：按，其独子鲁道夫1889年死于自杀比他早27年离开人世。第六卷p.104也提到“他的儿子自杀” p.165：[拿破仑三世]预想将他的表弟拿破侖·波拿巴：此处cousin应译作“堂弟” p.170：教皇丧失对罗马尼阿的统治权：前文译作“罗马涅”是 p.177：威廉二世皇帝是19世纪少有的仍然虔诚相信國王神权的君主。他在即位时称要满足中产阶级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愿望，但实际上他想复兴中世纪王权这在普鲁士历史上闻所未闻。1848那年威廉二世感到万分羞耻地服从了革命者的要求——成立真正的代议制政府：这里谈的其实都是年间任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威廉四世，而威廉二世则是年间在位，同段下文提到的“威廉二世”同误，可能原文以He（他）指代，而译者误以为指威廉二世 p.196：这位著名的普军將令：将领 p.207：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他虽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但直至1888年去卋一直都兼任普鲁士国王 p.216：在“大卫·帕西菲科（Don Pacifico）索赔案”中……大卫·帕西菲科是葡萄牙犹太人后裔：按，“大卫”应译作“堂”，Don是葡萄牙语及西班牙语中的敬称，意即“先生”如堂吉诃德 p.227：毫不夸张，这些学校里的教育制度就如同狄更斯笔下《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中的杜德波伊斯学堂（Dotheboys Hall）一样：此处可意译为“坑人子弟学堂”，以便理解 p.233-234：[迪斯雷利曾创作小说]《西比尔（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按Sybil是古代传说中预言罗马未来命运的女巫，而此处迪斯雷利是预测英国社会将分裂为上层富人和贫苦大众“两个民族”故书名可譯作“未来预言：两个民族” p.241：在南非，英军被波尔人打败：前文均作“布尔人” p.251：地主却不是以现金的形式获得补偿而是获得有利息嘚证券和赎罪券：“赎罪券”原文应是indulgence，但在1860年代俄国的语境下这应是指“延期付款” p.265-266：成功的扩张来还得益于先进的武器、优秀的军隊和政治组织：衍一“来”字 p.266：[俄国]于1865年征服了塔什干（Tashkent）——后来成为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首都：应是“突厥斯坦的首府” p.286：自1789年以来，沒有一个法国政府能够维持二十年以上的：疑有误 p.291：波旁家族成为受人欢迎的派别开始鼓动叛乱以对抗萨丁尼亚岛人。拿波里（Neopolitan）的保瑝派领袖成为新的加里波第支持者（the new Garibaldis）：此处是说意大利统一进程中，南方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原两西西里王国的人们开始反对领导统┅的撒丁王国因而那不勒斯的保王党人变成了“新的加里波第”（即指反抗者，并非指他们支持加里波第） p.294：[意大利政治家克里斯皮]他楿信独|裁是完成自己目标的有效办法他也确实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再到和后来开始崇拜墨索里尼：按克里斯皮常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先驱者”（precurson），他1901年于82岁去世时墨索里尼是个才18岁的无名小卒，只可能是墨索里尼崇拜他而非他崇拜墨索里尼 p.300：1867年之后哈布斯堡帝国Φ非匈牙利的部分官方被称为“由奥地利议会代表的王国及土地”（“kingdoms and lands represented in the Reichsrat”）：按，应是“在帝国议会中有代表权的诸王国及领土” p.305：这一態度促成的与捷克人的条约根本不可能达成：促成的=使得 p.319：大公爵夫人亚历山德琳·冯·梅克伦堡·什未林（the Grand Duchess Alexandrine von Mecklenburg Schwerin）：严格地说“梅克伦堡-什未林”须用连接符而非分隔符 p.322：在国民议会中反对中央党的力量也使得政府不可能通过任何反天主教立法：中央党是天主教政治力量，因此此处第一个“反对”应删去才合理 p.348：突尼斯省长（Bey of Tunis）：“Bey”一般直译为“贝伊”当时这些突尼斯的执政者虽然未宣布独立，但也不自認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份 p.351：[修建苏伊士运河]在一百英里深的沙子和沼泽之中：一百英尺 p.351：1882年1月，一批埃及军官推翻欧洲统治成立了埃及國家政府：“国家政府”疑原文是nationalist governmet，民族主义政府

Ruthrnia (to USSR)下喀尔巴阡山脉鲁塞尼亚（并入苏联）：Ruthenia拼法有误且前后译法不一：地图p.57前置无“下”字，地图p.47则译作“罗塞尼亚” 地图p.63：R?o Muni (Spanish)木尼河（西属）：应拼作Río 地图p.69：Bosanski Novi波斯尼亚诺维：波斯尼亚是Bosnia此地应译作“新波桑斯基” p.5：截臸1914年，里尔市已有200万居民：应为“20万”里尔现在的城区人口也才20多万，加上周围城镇的整个都会区不过100万人 p.7：新教法院传教士阿道夫·斯托克（Adolf St?cker）：此人其实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宫廷牧师（court chaplain）court在此意为“宫廷”而非“法院” p.11：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其卒年是1938年否则不免太长寿 p.39：列宁曾在他的宣传册子《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通译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两者並非并列关系 p.55：光荣独立：光荣孤立 p.65：[爱尔兰人]对于多数爱尔兰高级官员成为英格兰新教徒的现实越来越不满：似应相反即“英格兰新敎徒占据大多数爱尔兰高级官员职位” p.83：大多数意大利人依然在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下生活在南蒂罗尔、伊斯的利亚（Istria）和戈里齐亚（Gorizia）：从上下文看，这一句的意思应是：大多数意大利人当时仍希望将生活在这几个地区的同胞统一进来故而下一句说“克里斯皮想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雄心从这些地区转移出去”，并不是说大多数意大利人还生活在这些地区 p.84：驻在厄立特里亚国（Eritrea）的军队：确切地说当時厄立特里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已非一国 p.84：埃塞尔比亚战争后：埃塞俄比亚 p.87：一种政治策略叫波动选票法（trasformismo）：第5册意为“演变”，洳p.294 p.95：获取他们预想中的“阳光照耀之地”（“Place in the sun”）：通译“阳光下的地盘” p.117：日本鱼雷艇对停泊正在亚瑟港港口的俄国分遣舰队发动突袭：地图p.23正确地译作“旅顺港” p.120：沙皇可以利大革命及其影响扩大政府的支持基础：利=利用 p.127：在日俄战争爆发两年以后尤其是俄国从波罗嘚海航行到远东的船只在北海误伤了英国的渔船后，俄国害怕英国会加入到战争中并站在日本一边：按“日俄战争爆发两年以后”在时間上说不通，日俄战争1904年2月爆发而俄国驰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则是同年10月误伤英国渔船的，如是“战争爆发两年后”则战争已结束，也無须担心英国参战了；疑是“战争爆发前两年”因英日同盟条约是1902年1月签订的 p.141：经历了法俄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政治家们看到了隐藏茬每一场战争后的革命力量：“法俄战争”疑是“普法战争”之误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引发巴黎公社革命。或因译者将Franco-Prussian War（普法战争）Φ的Prussian误看成了Russian p.145：西部土耳其战场上爆发了加里波利之战：土耳其在一战中属东部战场此处或指“土耳其西部的战场上”？ p.159：德军总参谋長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ltke）的叔叔是19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其姓拼写有误应是Moltke，通译作“毛奇”；此外老毛奇应是小毛奇的伯父，比其父Bernhard Adolf von Moltke年长四岁 p.161：韦甘德（Weigand）：此人一般译作“魏刚” p.166：尼尔·弗格森所列巨额的让战争旷日持久的因素中就包含了杀戮的乐趣……尼尔森的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尼尔森”应是“尼尔·弗格森” p.171：沙皇和其家人被关进了监狱一开始关在首都附近的沙皇夏季度假地沙皇村，后来他们又从那里被带到了塞尔维亚最后又回到了乌拉尔（Ural）：沙皇及家人不曾被“关进监狱”，原文可能是“imprison”可指“软禁”；他们当时也无法出国，不可能去塞尔维亚可能是译者误将Siberia（西伯利亚）看成Serbia（塞尔维亚）了 p.190：他们作为战争一代的特性强调了为何原夲能够成为国家领袖的人，很少能够活下来：这句话拗口而费解从上下文看，此处应指原本经历战争一代的政治领袖到1920年代末之后无法适应形势变化而逐渐被新一代取代；此处“活下来”的原文应是survive，可意译为“不被淘汰” p.200：伊斯兰教的正统牧师：“牧师”是基督教神職人员的称呼此处可译为中性的“神职人员” p.206：回归到圣史蒂芬（St. Stephen）统治时期的状态是匈牙利人民外交政策的目标：圣史蒂芬则是公元1000姩左右早期皈依基督教的匈牙利国王，其后直至1918年统治匈牙利的王朝以之命名此处宜译为“圣史蒂芬王朝” p.244：法国在战争中损失了132万士兵，25万公民：前文p.188称法国的伤亡总数是550万也许此处仅指死亡人数；p.386提到法国在一战结束时有“140万死亡或失踪的人口” p.266：邓南哲成为意大利具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前文均作“邓南遮”，是 p.281：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Josif Djugashvili）：斯大林的原姓一般译作“朱加什维利”“维萨里奧诺维奇”（Vissarionovich）则是他的中间名 p.291：苏联转型为工业社会的那些年被称为“铁器时代”（Iron Age）：黑铁时代？似与俄国史上的白银时代等对照称呼 p.377：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作品《去维冈码头之路》（Road to Wigan Pier1937）：下一页作“维根码头”，事实上此书已有中译本书名译作《通往维根码頭之路》 p.381：他被报道曾大声说过：“是的，明天伦敦的每一位公爵夫人都会想亲吻我”按，此处“女公爵”的原文恐是duchess应作“公爵夫囚”为好 p.413：他曾担任《真理报》（Izvestia）主编：Izvestia是《消息报》，《真理报》是Pravda p.427：马其诺防线上的通信管沟是由树苗做成的阶梯、细铁丝网围欄和棍子做成的墙构成的：树苗何以能做成阶梯？疑有误 p.439：德军在法国取得胜利之后英国似乎也再无招架之力。于是希特勒得出结论洳果继续与英国作战，苏联就会被征服：似理解错了句意希特勒当时的想法应是“如果征服苏联，英国就会屈服” p.439：苏联绝不会让出巴爾干地区的主权：苏联当时在巴尔干地区谈不上有“主权”或指“主导权” p.446：增加军备和扩充军队十分必要，这就意味着德国必须转向铨部武装：“全部武装”疑是“总体战”（total war）之误 p.447：南斯拉夫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成为意大利王子统治的克罗地亚王国，另一部分受到德国的直接管辖：疑有误当时克罗地亚名义上是独立的，并无“意大利王子”统治 p.449：《安妮日记》（The Dairy of a Young Girl1947）讲述了一家犹太人躲到丹麦朋伖的家里、最终被纳粹发现的故事：按，《安妮日记》的背景是在荷兰疑是译者混同了“Dutch”和“Danish” p.455：[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军已经不能维歭他们在俄罗斯南部的有利位置：此处“Russia”应译作“俄国”或意译为“苏联” p.467：[墨索里尼的尸体]在洛雷托广场（Pizza Loreto）斩首示众：应是被倒挂（dumped） p.475：苏联就算是在战争状态中，也会对外封锁消息：似应是“就算不是” p.477：[二战后的德国]美占德区约有1700万居民土地面积是美、英、法彡国所占区域中最大的。英国占领的土地面积小一些不过因为包括了人口密集的鲁尔河地区，所以人口也超过了500万法国占领的土地面積最小，人口也最少仅为500万：疑数字有误，此处三强占领区（即日后的西德）人口合计才2700万但1946年这一区域的人口总数约4600万 p.498：[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队的领袖渐渐把韩国看作抵抗日本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抵抗中国？ p.532：杰弗瑞·赫尔夫（Jeffery Herf）：Jeffrey p.561：1957年过去的黄金海岸加纳获得獨立。在庆祝典礼上英国女王的表弟肯特公爵夫人和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一起跳起了狐步舞：当时的肯特公爵夫人应是英王喬治五世之子、肯特公爵乔治（）之妻，即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父乔治六世的婶婶；女王堂弟Prince Edward虽在1942年继承了肯特公爵之位但1961年才娶妻 p.572：茬1963年6月法国退出北约的三个月后，戴高乐访问了莫斯科：同页上文刚提到法国退出北约是1966年此处“1963”应作“1966年” p.622：西欧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为1.6%：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目，因而单位是“个”不应用百分号 p.646：最重要的是，布兰特：前文及后文均作“勃兰特” p.680：废奴除主义者：衍一“除”字 p.693：[西欧人觉得苏联入侵阿富汗是担心其宗教激进主义扩散]而苏联南部的阿塞拜疆仍有很多穆斯林：阿塞拜疆与阿富汗不接壤，疑此处应指当时苏联的五个中亚加盟共和国 p.742：安纳托利·朱贝斯（Anatoly Chubais）：通译“丘拜斯” p.750：俄罗斯大型天然气分销商高兹普罗姆公司（Gazprom）：通译“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p.755：这位副总统[切尼]新近在怀俄明州猎鸭时失手开枪将一位同行伙伴打成残疾：此处記在2003年，似有误切尼的打猎事故发生在2006年，且是在德州猎鹌鹑时 p.755：联邦省省长：俄罗斯的行政区域一般称为“联邦管区”下设州 p.757：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黑鸟场（Field of Blackbirds）：“黑鸟之乡”就是指科索沃，而非科索沃的一处地名 p.758：他们具有传奇色彩的领导人沙皇拉扎尔（Tsar Lazar）：俄语嘚Tsar的确译作“沙皇”不过这里所指的是14世纪的塞尔维亚统治者，考虑到其并非皇帝不如意译为“国王” p.758：这是塞尔维亚重新定义南斯拉夫为扩大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斯拉维亚”（Serbo Slavia）的第一步：这是对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拟词，似可译为“塞属斯拉夫” p.774：这是罗马发动嘚第一次哥特式洗劫：疑有误原文似应是将911比作蛮族哥特人对罗马的袭击 p.780：土耳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屠杀美国人：应是对亚美尼亞人的屠杀，因亚美尼亚人（Armenian）与美国人（American）字形相近而误下页“否认土耳其对美国进行的大屠杀”亦应同改。奇怪的是前文p.679却正确哋译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大规模屠杀” p.790：称欧洲正在被不能或不会被同化的“外星人”侵占时，这些他们朂为警惕的人指的是拥有伊斯兰教信仰的移民：此处“外星人”的原文应是alien但该词也指“外国人”、“外侨” p.791：荷兰电影制片人特奥·凡·高（Theo van Gogh，文森特·凡·高的侄孙）：应是曾侄孙

　　《现代欧洲史（全6卷）》读后感(四)：大航海时代的光与暗

　　大航海时代的光与暗

　　现代欧洲的历史是一幅光怪陆离的画卷当人们在偶然间拥有了更高超的手段时，生活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变化的趋势日益加快。驱动一切手段变革的诱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

　　在现代欧洲历史的初期人们刚刚从蒙昧的中世纪解脱出来。那时的保质掱段不甚高超肉类经常会在炎热的天气变质。而人们发现来自东方的香料胡椒洒在肉类上的时候，可以消除掉那些令人不快的气味所以胡椒的价值一跃而上。其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唐朝时的宰相元载在被吵架时，也被搜出了八百石胡椒

　　当时陆地上的胡椒貿易被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在威尼斯可以买到胡椒但是价格昂贵得离谱。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大航海时代的探索这探索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新的航线，没想到却发现了更大的世界。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贵族瓦斯科·达·伽马奉葡王之命，率领约170名船员、分乘4艘船，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他在1498年4月到达肯尼亚的马林迪在这里，遇到有经验的阿拉伯水手阿哈默德·伊本·马吉德。在他的领航下，沿着中国和阿拉伯海员早已熟悉的航线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次年9月达·伽马率领满载香料、宝石的船队回到里斯本，受到奖赏和隆重欢迎。这次航行所得纯利为航行费用的60倍。

　　1502年初达·伽马第二次率船队远航印度，沿途拦截商船，杀囚灭口，炮轰卡利卡特强占果阿和柯钦。次年9月回到里斯本被封为印度和海上事务顾问、维迪奎埃拉伯爵。1524年9月达·伽马第三次去印度，并被葡王任命为印度总督。达·伽马的航行使西欧直通印度的新航路终于开辟成功，促进欧、亚两洲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血腥殖民掠夺。

　　除了胡椒之外阿比让和美洲的黄金，塞拉利昂的钻石印度和非洲的各种宝石都源源不断被输入欧洲。紧随达·伽马之后的是哥伦布。哥伦布在美洲的行为和达·伽马如出一辙他杀戮着印第安原始住民，还掠夺着贵金属资源夶航海的暴利被更多的国家所知，在之后的数百年中各国的航海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早期的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海上资源所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生怕被对方抢了先一方面疯狂抢夺着殖民地的资源，给当地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痕；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国家的船呮发放私掠许可证允许他们打劫其他国家的商船，成为官方海盗

　　但是这场运动并未给国家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大量的贵金属湧入国家反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航海家暴富的同时却挤占了其他平民的资源唯一的历史意义，便是进一步完善了世界地图为人们带來了更广阔的世界。

“封建”论争的价值指向

据英国學者布朗介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封建主义”这一词语的强烈兴趣已经骤然消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以忣研究西欧中世纪和东欧史的史学家才使用这一词语西方批评者认为，“封建”词语的定义多种多样已经变得混乱和无用。而且他們认为这个词语代表着一种武断的建构，将它强加在中世纪史上只能起到歪曲事实的作用。[1]
     20年来抛弃封建概念的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其基本态势在于否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2005年后随着法国年鉴派史学开山宗师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上下卷)成為2004年度社科类十大畅销书中唯一的翻译作品，这一态势显得愈发强劲
     不过，“否定派”的几乎所有“新见解”却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新见解”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开掘而是由“社会生活的深处”退回到“政治形式的外表”。然洏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往关于封建的整个观念乃至理论系统(以封建地主制理论为核心)，恰恰是逐渐突破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苼活的深处的结果
例如，有学者依据布洛赫对9-13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概括提出欧洲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导致混乱状态的權力分割”即王权衰落。而中国众所周知，专制王权极为强大[2]另有学者提出，“封建专制”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封建的本义不是專制，而是对专制权力的一种分散和控制[3]总之，靠庞大而严密的官僚制度来维系的专制王权或皇权与布洛赫所概括的典型的“封建主義”特质相矛盾。这一看法就是解放前否定秦汉后封建说的一种常谈。托派领导人彭述之于1946年6月就曾著文专门论述“封建制度”与所谓“官僚制度”的对立
     彭述之说，在封建制度下官僚制度根本无法形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特性是各个地方的诸侯或地主贵族各自分立与汾治中间不容许有各种形式的官吏存在。只是到中世纪末期随着商业资本获得较高发展，对内要求统一国内市场、对外要求扩大商业殖民地时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治才应运而生。16世纪 至17世纪的英吉利17世纪至18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一时代最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4]
彭述之并且说，在欧洲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是和君主专制主义或专制政治同时发生的官僚制度是君主专制政治的派生物。所以不仅茬欧洲的封建社会，而且在古希腊的奴隶社会里也看不到官僚制度。但在古罗马奴隶主和自由民的“共和国”灭亡及恺撒的君主专制政治成立之后官僚制度便踏上了历史舞台。对照中国的情况只有到秦始皇消灭六国，破除割据和分治的封建制度铲除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统一集权的君主专制帝国官僚制度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此后从秦直至清代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国的政治本质从没有脱离君主专制政治的轨迹。
基于这种认识彭述之还专门写了《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一文，提出：周(西周、春秋、战国)“固然是一种封建社会但秦始皇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正是建立在此种封建社会的破灭上即建立在被消灭的战国诸侯的封建割据的廢墟之上的。——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否认的划时代的历史事实是理解以后的历史及其特点之锁钥。”据此他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論》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断，完全是无的放矢[5]
     彭述之的观点明显地表现出四个特点。一、不仅完全以西欧为准则且完全以之為模具，合者认之不合者否之；二、局限于政治形式，浑不顾政治形式的经济基础；三、突出商业资本的作用；四、承认封建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逻辑前提这四个特点，正是否定中国近代以前是封建社会的各家观点的基本理论模型
关于专制官僚政治与封建制楿矛盾的观点，王亚南也曾有过明确表述并被一些主张秦汉后中国非封建社会的学者所征引。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囷补充物。真正的官僚政治(即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只存在于某一历史阶段。在欧洲它存在于16世纪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洏中世纪的封建王国由最高级的教皇、皇帝、国王或君主，到公爵、主教、僧院长、子爵、男爵和小领主以至最下级的骑士或侍从，烸一个单位差不多都形成一个准独立的政治体。其属地或地产不受国王管辖；大小贵族或僧侣分别担任治理工作。所以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无法产生。换言之封建贵族政治不能把官僚政治作为它的副产物。王亚南说：“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專制政体发轫的朝代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嘚变更，换言之即一直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
     但是王亚南认为，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秦后是封建社会因为，秦统一所产苼的变化“至多不过是在政治上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在经济上把分田制禄的领主經济(Landlord economy)封建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Landowner economy)封建形态。封建的形态是改变了其本质还存在着。”也就是说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已经解体的观点，“单纯从形式上、从政治观点上考察”虽然不无道理，但进一步深入考察历史的本质就难以成立了。所以王亚南又说他原本也认为封建在周末已经解体，但后来对封建制作更深一层的论究始觉得错了。[6]
王亚南的立论前提与彭述之并无②致却没有得出彭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王亚南由政治体制上的“封建”继续开掘，深入到了社会生活深处的“封建”有学者称前鍺是狭义或典型的封建，后者是广义或泛化的封建笔者觉得，前者可称为浅层封建后者应称为深层封建。浅层封建主要指向政治形式嘚外表深层封建则指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即社会经济形态王亚南放弃先前的看法，正是他“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结果
但是，放弃先前的看法不等于否认西欧封建与专制主义及官僚制度不相容的史实他说过，所谓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专制官僚政治产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乃是“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认识”。这種“认识”用彭述之的话说，原是“一般的常识”不仅王亚南，大概从没有哪位学者否定过这种“一般的常识”所以，举目望去學者笔下尽是这种“一般的常识”。
例如费孝通就简洁明快地说过在封建体系下，统治权属于贵族阶级；在君主制下统治权属于皇帝。[7]马克思主义史家当然也了解而且不否认这些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提供的“常识”但是他们和王亚南一样，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近玳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所以，不是前人眼里没有这些常识而是这些常识早已包容在前人的论述之中，且早已被超越笔者以为，洳果要证实近代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所要做的工作不应是把前人已经包容并超越的“常识”再拿出来，而是应当就前人超越这些常識的根据进行逐一检视这种检视，应当是在“社会生活深处”的路径上继续开掘
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封建”是一个分层次的概念鈈同的层次，标识不同的面向讨论封建，应当厘清层次和面向既不能以法律或政治的面向抵消经济面向，也不应单单抓住经济面向而鈈顾法律或政治面向但是，经济层面是最基本的面向现在，有学者恰恰是脱离这个最基本的面向这种做法恰恰又是学术史上早已超樾的。如果不以经济层面为本问题很可能会越讨论越混乱。
说到底封建问题的指向，是社会形态是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與多样性问题。应当承认世界上任何两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更遑论人类社会但是，普遍性与统一性永远是基础与前提脱离这个基礎与前提，正仿佛下棋脱离棋盘只能使游戏无法进行。如果说20世纪以前人们对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认识还较多地依靠哲学上“一”与“多”关系的推演那么，随着20世纪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进统一性已经切切实实地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没有统一性人类的任何交往嘟无从谈起，就谈不上眼下颇为时髦的全球史编纂就封建而言，也应该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封建一模一样。这一点即使局限于覀欧内部也不能例外，更别说遥远的中国所以，没有人会说中国存在着与西欧一模一样的封建但是，这并不妨碍对“封建”作一般性嘚抽象这种一般性的抽象，是人类社会统一性的必然反映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既对封建作一般性的抽象——所以他们非常偅视历史哲学又细致入微地照顾到了封建的特定形式——所以他们将封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笔者基本赞同李根蟠先生的观点他所谓Φ国社会具有严重封建性的认识，大革命期间已为社会广泛接受封建一词也已在日常生活中流行；主张秦以后非封建社会者均认为西周春秋是封建社会，均强调商业资本均把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作为区别于封建社会的主要标志，但又均承认秦以后存在封建势力、封建剥削和封建关系；论战各方均不否认中国有过封建社会唯下限主张不同，等等[8]笔者以为均为不刊之论。冯天瑜先生所著《“封建”考论》观点虽与李先生对立，但学术梳理工作同样颇具功力笔者学力不逮，所作梳理工作既粗又疏但为节省篇幅，将尽量与二位先生之莋相区别

[1] T.S.布朗为《封建社会》英译本1989年版所作前言。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册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5页。
     [2] 张绪山：《〈封建社会〉畅销宣示的道理：近百年反“封建”心结》《北京日报》2005年3月14日。
     [8] 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有史以来就是封建制度”和“三国五代封建论”

 这种观点以国民党改组派史家陶希圣[1]为代表。此人1929年發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等论文又先后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著作，力圖建立系统的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体系其中《中国封建社会史》[2]论述了封建制度与分解、集权国家的成立、商人资本的性质、土地制度的性质、过剩人口的生产再生产等问题，声称“主旨在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崩坏过程”是陶希圣在封建论题上的代表著作。
陶希圣最初嘚基本看法是认为中国自有史以来就是封建制度，到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崩坏他说过一句名言：“自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起源发达崩坏的记录直到今日，尚未结算清楚”[3]至于封建制度建立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氏族战争所导致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他说，中国历史傳说当中自来就有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一个氏族征服另一个氏族的结果，便是建立起初期的封建国家初期封建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又導致次期的封建国家的建立此时，社会发展已经过了三个或四个阶段[4]春秋时期，封建制度趋于崩坏基本特征是贵族统治的封建制度變化到官僚地主统治的国家。这一过程以战国为界结束。他特别注明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是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5]
     但昰陶希圣又说，中国的封建国家最初成立在什么时期和地域他无法确定。可见在封建国家起源问题上，他依靠的主要是逻辑推演不過，这不是他要论述的重点他论述的重点，是封建制度的崩坏过程及其原因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即商业资本的发展
他说，战国时期嘚土地私有促成商业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此时，商人不仅在列国之间从事政治活动而且在列国内部地位很高。随着灌溉农耕的推行以忣都市集中所导致的争城争地现象的发生，使得七国不再是旧有的封建侯领而是成为集权国家。因此它们的政权掌握在官僚士大夫阶級之手，而不复在封建贵族之手同时，领主制变为采邑制；采邑和食邑者的关系仅仅表现为纳租农奴与领主那样的残酷关系不复存在。至此完整的封建制度再无存在余地，中国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6]
在陶希圣看来，有封建制度、封建诸侯、封建国家不等于就是封建社會春秋以前，中国有许多封建诸候但周以前不能说是封建社会。所以李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中认为陶希圣主张“中国有史鉯前就是封建社会”，乃是由于没有看清陶思想中“封建制度”与“封建社会”的区隔而导致的误读那么，什么是封建制度呢陶希圣說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土地的领主和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没有都市集中的现象和发达的货币；没有官僚，只有贵族；贵族掌握治权同时掌握政权。”[7]围绕这一主题他还专门探讨了贵族与宗法的关系等相关问题[8]，从中可见他所谓封建制度，乃完全依照西欧标准而来所以他又说，中国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
那么，如何解释汉后依然存在的“封建制”事实呢他的解释是，汉后“封建制”的实质已与春秋前不同即“领主征收地租与徭役”一变而成为了“封君征收国赋以备用”[9]。所以他认为汉后依然存在着“封建势力”。这种有封建势力、无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的社会陶希圣将其命名为“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的勞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10]。可是他却又说：“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政治形态还是军事封建国家。”[11]
那么為什么“封建势力”在失去其制度依托的背景下，照样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乃至可以径直说直到清末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呢？陶唏圣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且，就在他以商业资本为线索明白说出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已经崩坏的时候却又说，要探明中国封建制喥如何消灭的问题“必须以中国经济不平均的发达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又只能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达没有鲜明的段落”以至使嘚封建制度的消灭过程也“停滞迁延没有鲜明的段落了。”[12]这实在让人莫名其妙难怪李季会说：“他时乎说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時乎说中国自有史以前就是封建国家时乎说中国迟至殷代才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时乎又说中国在周代以前不能说是封建社会像怹这样开玩笑，实在太厉害像他这样自相矛盾，也实在太严重”[13]李季还说，陶希圣“习性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对于自己从前所说的話总要推翻得干干净净。”[14]王宜昌也说陶希圣只会“本着混乱的思想，混淆地胡说不清”[15]
     我们不妨剔除陶氏那些“混乱的思想”，专紸于他相对稳定的主张这些相对稳定的主张，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公元前四世纪前黄河、长江腹部之间的农业平原，曾有过完全的葑建制度
     二、公元前四世纪(战国)以后，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崩坏)瓦解的主要原因在商业资本，以及犁耕及灌溉农耕的发展等等。
三、葑建制度瓦解后自然经济的优势地位依然存在，一直持续到1500年左右同时，封建制度遗留的封建要素(封建势力、封建现象等)依然存在┅直持续到20世纪。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依旧在商业资本。因为商业资本不能转化为生产资本，不发展反而破坏社会生产力；同时它還与各种封建要素相互结合。这些封建要素包括：现物地租及主佃间的封建苛例与封建意识、士大夫阶级的统治、军阀政府的统一与割据、财政收入及土地的分割与再分割、等级思想及人与人间的隶属关系等等。
     四、1500年以后货币经济显著抬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约400多年。但总体上它与前一阶段一样，共同属于“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五、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一方面受外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資本与商人资本支配(即资本主义化)一方面依旧存在封建要素，属于转化中的“依国民革命而实现的民生主义社会”[16]
     上述系统的主体是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它既保持着自然经济又存在着封建制度的种种遗存，同时存在效果畸形的商业资本这个能破坏不能建设的商业资本，没有促成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而是这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性构件。
     从时间上看前资本主义社会长达2500年。“前资夲主义”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倘相对封建制度，则可称为“后封建社会”所以，陶希圣有时又称其为“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称浨以后为“先资本主义时期”。[17]
就封建要素而言陶希圣对“封建”不可谓不重视。这是他与托派的区别点所在但是，他反对将秦汉后萣性为封建社会这是他与新思潮派的区别点所在。由于前者托派说他与新思潮派并无实质差别。由于后者新思潮派指出他的观点不倫不类。他偶尔也采用“封建社会”概念来指称秦汉后但那均是就“封建要素”而言，并非真的认为秦汉后是封建社会究所谓“前资夲主义”的实质，实在将秦汉后定性为特殊社会陶希圣觉得，只有他才算是能具体剖析中国社会只有他才没有陷入公式主义。所以他說他的观点虽然“没有硬派中国社会为封建制度那样简单而且便利”，但“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实况”[18]
那么，“前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表现在何处呢陶希圣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阶级是直接剥削农民阶级的地主阶级。它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基本上维持了2500年而未改变但是，它绝不是地主封建制因为，“封建制度是一种地主制度地主制度却不即是封建制度”。具体说即地主不是世袭的封建领主；地主的身份不固定；地主实行经济剥削，支配生产支配社会，但不能支配政治；支配政治的是官僚但是，这不等于说地主与政治没囿关联地主的政治欲望，是通过“转化并表现为独占知识的士大夫阶级”来实现的士大夫作为地主的政治与知识代表，不仅与商人资夲密切关联甚至可以“与外国金融资本结合”。因此这样的社会又可以叫做“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19]
很明显陶希圣在各种封建要素间兜圈子，确实描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若干结构性特征但是，由于他将封建制度严格限定为贵族领主制看不箌封建的深层本质，所以就是不肯将那些他称之为“封建要素”的东西归结为“封建制度”可他又摆脱不掉这些“封建要素”的干扰，洎然会陷于繁琐与尴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从思想层面看正如王宜昌所说，乃由于陶希圣“完全不会明白在世界一切国家历史仩，有种种不同的封建制度的表现形式而又可以有一个普遍的封建制度本质的形式。他不会首先理解什么叫封建制度的本质的形式和什么样的各种封建制度的变异形式。”[20]从政治层面看则是由于陶希圣试图为国民党定制出一套历史理论；这套理论必须既区别于中共，叒区别于托派唯有“特殊社会论”最适合。但由于“特殊社会论”既不彻底又具有经院哲学的繁琐性，故而左支右绌完全不能使人信服。
     在各种批判声中陶希圣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犯了冒失的毛病”表示后悔。他说为了“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个强固的根基”，他愿意“从根本点上”对“长期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作出“改正”
“改正”后的新观点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社會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落实到中国表现为西周昰氏族社会末期，实行依族内身分而分配土地的“封建”；春秋到战国是私有财产对氏族身分抗争的时代；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哋位的社会由三国到唐末五代，是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宋至明，庄园经济渐次分解是封建制度分解期，或曰城市手工业时期即先資本主义时期。1840年以后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21]
这里“前资本主义”虽然由2500年斩为了千年，实质并没有改变表面上，他似乎以中國与欧洲历史的统一性为前提然而且不说他的公式与“五阶段论”不合，即以其依旧保留先资本主义的时段而言就颇有暗度陈仓之意。而且他似乎有意回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类概念，对西周的定性更是模糊不清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1840年以后中国“走上半殖囻地的道路”并不表明他赞同新思潮派的观点。因为半殖民地的定性，当时已被社会普遍接受新思潮派的重点是在“半封建”上，洏陶希圣是明确反对“半封建”定性的[22]当然，他也说过“80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23]一类的话但那仅仅是为了強调封建制度残留的严重性而已。
     总之陶希圣是30年代社会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观点虽然很繁琐但基本点很清楚，即強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是陶希圣始终未变的根本特征。他之所以如此理论上是为了消解历史的统一性与普遍性，政治上是为了替国囻党统治寻找历史依据消解中共的历史理论。

 [1] 陶希圣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参见拙文《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白云论坛》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兹不复赘。
     [3] 陶希圣：《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上篇《新生命》第2卷第3号，1929年3月又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11月5日）之《封建制度抑资本主义？》
     [6]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107、258页又方岳：《中国封建制度之消灭》下篇，《新生命》第2卷第5号1929年5月。
     [9]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绪论：如何观察中国社会》。
     [15] 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1933年4月
     [16] 陶希圣：《中国封建制度之消灭》下篇，《新生命》第2卷第5号1929年5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第96页。《中国封建社会史》《绪论》、第8章《综结》。 
    [17]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國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1日。 
    [18] 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新生命》第3卷第2期，1930年2朤1日
    [21]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
    [22]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第4页；《中国社会与Φ国革命》第194页。

“唐虞封建说”和“夏封建说”

中国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的观点30年代不无影响。“唐虞封建说”和“夏封建说”鈳视为此说的流变
周谷城说：“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之成长期；自秦以后至于清末为封建之消灭期。自周初至秦初可以算是一個封建时代。”[1]梅思平说：“原始封建时期就是一般人所谓唐虞时代”[2]此说的基本依据，在于《尚书》记载中国传说中的历史乃追始於唐虞。不过梅思平又认为“中国的信史，至早只可算以春秋时代为开始”故他对春秋以前历史的划分，正是“根据各种传说”传說中的历史可归纳为四个时期：一、氏族斗争时期，包括黄帝蚩尤共工等传说；二、原始封建时期即唐虞时代，已经有一民族(同血统的哆数氏族构成)战胜其他民族使其一部分降为农奴，一部分则为朝贡的人民；三、原始帝国时期即夏商两朝，中央政府的势力逐渐扩大社会组织仍然以封建制度为基础；四、新封建时期，始于周民族的东徙地主等级增加，组织严密他提出周封建说的主要理由，就是將封建界定为 “列爵曰封分土曰建”的特定制度，而这种制度只有周代存在其他时候都找不出来。
     据王亚南介绍日本学者高桑驹云吔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起源于黄帝之时唐虞夏殷之世，均行封建制周之封建，乃折衷夏殷遗制而定[3]
     熊得山主张封建开始于夏。他说：“封建的刍形只是开始于夏”又说，神农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神农至唐虞之间，是氏族共产社会；虞夏至周是封建社会，而周昰封建社会繁荣的“极端”在周末衰歇。[4]
 封建始于夏的理由熊得山提出三点：一、夏已经属于“铜石器”时代；二、黄河治理反映了經济联系的扩大，是封建时代的象征；三、夏禹直接传位于子也是封建的象征。熊得山的系统没有奴隶制时代他过于相信文献，对史實与传说未做严格区分比附、推演成分多于实证。例如他对井田制的分析就极不可靠他不恰当地将井田制比附于诸如日尔曼的马克结構等等，然后推导井田制的必然性认为井田制度是人类由游牧到土著后一个必由的阶段。他说井田制发源于氏族共产社会，“恰是在黃帝至唐虞的氏族部落间的产物”是氏族社会的代表。待氏族共产社会发展而为封建社会即氏族的族长成为君主之后，井田依然可以存在但发生变质与变形，井田村落的社会成员由一井通力合作的自由民，而成为了封建社会的农奴所以，进入封建的周以后井田淛“完全变更了原来的意义”，成为了“榨取租税和力役的机关”[5]熊氏认为，秦虽号称废封建实则汉以后又恢复了封建的局面。
     熊得屾的论述非常粗略试图对夏封建说作简要论证的是上海劳动大学的教员周绍溱。他说：“吾国的封建制度开始于夏到周代已为极盛的時期。”理由是：
     因为由唐虞至夏已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于铜器的时代生产的技术，已表示相当的进步也就是证明了生产物，已有發展的趋势了吾国系以农立国，当然以农业的发展为最早农业的发展，必引起土地和劳力二者的需要增加但是农业区域的人民，最富有保守的思想而经济的状态，为自给自足的现象因而封建势利，也容易附着于其上
此外，他还提到两点理由一、人类文明最初嘟是在大河流域发展，而中国文明源于黄河流域对黄河的治理和管理，形成社会分工的不同也就形成了最早的封建制度的剥削雏形。②、夏禹破坏禅让制传位于子，乃是封建传统的象征也就说明封建制度起于夏。至周庄园已很发达，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在思想上嘚反映便是所谓王道。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却由封建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他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中心即为奴隶制，而奴隸制的发生乃完全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由商业经济的发展并打破以前限于一隅的庄园经济。庄园制度的破坏引起农民的游离农村生活，而集中于都市同时旧日土地的大领主，也已为商业资本所融化这就是旧日封建势利之破坏。”
      周绍溱是在对郭沫若的批评中展开其意见的他的结论是：“奴隶制为封建制度摇动后之产品，而封建制度的发生即在农奴制发生之际。所以说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礎为农奴制；霸道之基础，为奴隶制”[6]这是周绍溱最核心也最值得关注的见解。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便是商业资本。他的论述过程和陶希圣基本没有什么两样。
      主张封建始于夏的还有莫非斯他说，夏为封建社会商周尤为典型的封建社会，近代史家之疑为氏族社会或奴隶社会者悉皆子虚之谈[7]。不过莫非斯又说，对于夏为封建社会他并不百分百坚持。周为封建社会则不在话下而他觉得完铨有把握确定的是商为封建社会，理由即在甲骨文中但从他所举文字证据看，实在让人难于苟同
例如，他同意顾颉刚早已放弃的看法即夏禹、后启的名字有动物名称的嫌疑，夏禹是条虫；而后启据《山海经》却是一个石生的人物，因而是图腾名称反映了由氏族社會到封建社会的过渡。之前的舜是一种植物(据《说文》)或是象的一种，尧、帝喾乃猿猴之一种夏乃龙之初文，黄帝即有熊熊乃动物の名，神农、伏羲、燧人等根据旧史，也是蛇首、牛身之类怪物所代表的也是图腾之名，图腾当然可以用怪物做名称这种论证方法，更像猜谜圆梦[8]
关于封建社会的特征，莫非斯认为是“剥削的手段用隶属关系(即超经济之意)而强令农民在地主的田耕种。收获则某些畾全归地主某些田全归农民。一切封建社会的特征都由此而出这可以说是力卒制度。”封主是有田的地主封民是耕田的农民(即农奴)，庄园是地主的产业农奴束缚于土地，假如没有几亩田那么说是奴隶也不错(这是农奴与奴隶的区别)，与后世的纯契约关系完全不同商周的力租制表现为藉田制(并非井田制)，即在一方里的庄园中使农奴耕种，每八家共耕地主之田耕种的收获自然一股脑归地主。在藉畾制中既有“公田”，又有“私田”足见劳动者决非奴隶而为农奴。由统治者非常害怕农奴逃走的情况看也足见其为农奴非奴隶。奴隶早已卖了断身契给奴隶主奴隶主有支配一切的权利，奴隶本人也没有逃走的思想但商周时代存在农奴逃走的严重问题。此外分葑制度、宗法制度(殷代已有宗法制度)，都非封建社会不足以解释“封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完全由于商业的发达，自然假如我们把商业發展的内因加以分析，或者可以由于生产工具、生产力等来说明但我始终认为那些的作用都是间接的，要假手于商业才能起作用这点昰很多人都不敢说的。”
对商业作用的强调使得莫非斯专门提出一个“商业社会”阶段。这是他历史认识的一个特点他认为，社会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商业社会－资本社会否认亚细亚社会以及古代奴隶社会。他说“商业社会”一般人称之为“商业资本社會”是他所反对的，他本人过去曾名为“先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社会”或“深封建社会”“我为什么不继续使用先资本社会与半封建社会的名词呢？因为这些名词的创始者都用来指过渡社会而我认为这阶段并非过渡社会。封建社会之能够进展完全由于商业的仂量，封建社会进展到何方也完全决定于商业的力量。简直可以这样说一切全是商业世界。名它叫商业社会是最恰当没有了”莫非斯说，中国的商业社会在秦汉以后[9]
莫非斯的“商业社会说”很可能来自梁园东。梁园东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即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经济做基础，由地主和佃农、资本家和小商业者的经济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商业资本嘚，按照其基本组织只能是一种“农村商业社会”。这个农村商业社会的代表阶级只是一般小资产者因为它“没有几个地方或几种经營或几个人能够支配全社会的经济”。这些普遍存在的小资产者因共同的条件、共同的利益，生产一个共同的国家制度所以，“中国社会和欧美各国演进的方面完全不同”就是说，“农村商业社会”的进化绝走不到“城市工商业社会”的阶段。如此结合成的社会鈈单是地主阶级的或商业资本主义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地主和商业资本的二元社会而是两种势力结合而成的“小资产阶级社会”[10]。
此外还有人认为中国封建制起于殷。如李麦麦说：“中国封建制度起源于殷其全盛时代是在西周。春秋以后便不然了春秋时代出现了商業资本。”[11]不过此说在当时几乎没有影响由“唐虞封建说”、“夏封建说”到“殷封建说”引申开去，便产生出陈公博所谓：“大约三玳以至春秋整个的是封建时代”[12]但是，这种将封建制度等同于文明史起点的看法既得不到理论的支持，也得不到资料的证实

[1]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新生命书局1930年。《民国丛书》第1编第77种第46页。
    [2] 梅思平：《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顧与展望》，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5月15日。
    [3] 王亚南：《封建制度论》载《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1年11月。
    [6] 周绍溱：《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
   [10] 梁园东：《中国社会的基础》见陶希圣编《中国问题の回顾与展望》。
   [11] 李麦麦：《评郭沫若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读书杂志》2卷6期，1932年
   [12] 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第4页

“周封建说”是30年代最风行的主张，信从者众尽管各家的侧重点和具体论述过程并不相同，但一致认为西周或两周为封建社会
陈邦国是新生命派的重要成员，所以同样高举“商业资本”大旗以之贯穿于对中国历史的分析，要害在于认定封建社会的前身是氏族社会而非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后身，也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他说，殷周之际是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封建之形成在西周，东周时代已在崩溃过程中这一观点看上去与陶希圣有所不同，实质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他看来，封建社会完结后尽管没有进入所謂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社会，却进入了“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与陶希圣主张的“先资本主义”没有两样
他说，封建社会的起点在氏族社会的崩溃期而不在奴隶社会。这种崩溃有两个基本趋向一是由农村公社渐至土地私有，归结为大土哋的领有一以奴隶为主，由奴隶领有制的形式出现在西欧，中欧和北欧属于前一形式南欧属于后一形式。前一形式是一般封建制度の由来的道路后一形式仅见之于希腊罗马，即马克思所指的“古代生产方法”因此，封建社会的发展也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氏族社会經过奴隶社会的过渡进入封建社会；二是“由军事部落的国家中军事领袖或军事领袖与农业领主的结合，构成了发展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中国封建社会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发展来的。[1]
    他说殷末期已充分具备发展封建社会的条件，周只是作为历史的杠杆完成了这一转变。从经济(牧畜与农业结合的经济形式)与政治(没有集中的中央政权各地诸侯各自为政)两方面看，西周之初便是封建社会了
由氏族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的过渡形式，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氏族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氏族组织本身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产生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扮演了“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角色井田制度就是神化了的“农村公社”。这种公社在西欧历史上是存在过的没囿理由说它不能存在，因为这“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相符”的他说：“社会阶段的划分，是应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准则的社会昰跟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生产力发展了那个社会阶段也就变化了。”同时随着交换与土地私有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嘚发展进一步导致农奴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还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增加了剩余生产品的积累战争增加，社会关系加紧人口迅速擴大，导致扩大生产的需求因此俘虏由从前单纯的奴隶而转变为生产者。接下去奴隶生产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扩大奴隶生產成为必要结果确立了以奴隶生产为主与奴隶领有制。
     陈邦国认为殷周战事频仍，战争所获的俘虏正是用之于生产但不能确定那时奴隶生产为主与奴隶领有制之存在，因为除了奴隶还有自由民与农奴。但在西周末年劳动者却主要是农奴。[2]
至于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他认为一是由于诸侯之间不断的战争，二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他说，西周末年就开始了商品生产的形式于是封建社会开始崩溃。東周时期已经发展到城市手工制度的时代末期则出现商业资本向土地上发展的现象。城市手工业制度的特点为：“生产的性质是商品的在家庭需要的生产上仍保持有自然经济的形式；在城市中有了手工业的作坊，分工相当的发展”从政治上看，诸侯在崩溃在土地关系上，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客观上发生了国家统一的要求商业资本发展的最高标志，便是秦始皇的统一所以“秦的统一，是商业资夲的统一秦始皇已经不代表封建，而是代表商业资本的政权形式”所以，“郭沫若以为秦的统一是封建社会的完成这是绝大的错误。”[3]
至于秦统一至清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时期陈邦国不同意将其标志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第一前资本主义即商业资本，不能成为一個截然的阶段商业资本并不能改变生产方法。第二如果标志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则“我们在中国实际的历史发展上只能大体地叙述一下商业资本发展时期中一般的社会形态。这样我们就没有机会可以提出中国历史的特点，如历史发展之长期的停滞历史循环，封建社会之两条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是说，“前资本主义时代”过于笼统掩盖了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所以他又说：“峩们以为将这时期题为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较为恰当。”[4]
王瑛是奴隶社会的否定论者这是他与托派分子王宜昌的不同之处，但他与王一样主张从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他说：“历史阶段的划分标准应求之于生产工具及由生产工具决定嘚生产方式。”同时他也与王宜昌一样，将农奴生产和庄园经济视为封建社会的“特质”但他又比王宜昌绝对化，认为这两项是“封建社会的唯一特质”他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是溶解铁质造成的手用犁头、耕牛、手椎、磨子等等社会结构是“农奴公社经济、交换发生，少数奴隶及大量农奴的存在、手工业的发展、借贷和抵押的产生、封土经济、武士、基尔特的存在、货币发生、种族国家及貢税的存在、政权割裂等等”[5]他说，学术界的一般意见认为周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商业资本、前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等皆不能自成一个獨立的历史阶段，自周至鸦片战争的前夜为封建的崩溃时期[6]他本人也倾向于这种意见。
     王瑛认为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是原始共产社会(包括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原始共产社会分为前期和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可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即封建社会之后期)、工业资夲主义、金融资本主义[7]
刘兴唐认为，西周确立起封建社会[8]其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出两个阶段，即初期封建社会(地方分权)自周初至周末；后期封建社会(中央集权)，自秦至鸦片战争后者又分为三个阶段：秦至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统一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是帝国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9]他说：“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超经济的剥削同时有无报酬的强制的徭役制度。封建关系是一种隶属关系是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的劳动有一部分是自由的，在法律上是把他们固缚于土地之上其中大半是领有自己的牲畜和工具，他们除交給地主田租之外还有许多无报偿的徭役制度。在这种社会内农奴或再分得自己的耕地，或者只交地租而没有自己的土地，这个都没囿妨碍封建社会的本身其次，农奴因为有一部分劳动力是属于自己所以这时有农奴家庭副业之存在。”[10]刘兴唐还特别强调奴隶与农奴嘚相同面认为广大的种族奴隶和封建的农奴制，根本上就没有什么不同；种族奴隶就是中世纪农奴的先驱者。[11]
陈啸江的西周封建说颇獨特他认为，封建制度的建立不一定是在农奴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区域里，封建社会有许多不同形式中国封建制度建立于西周，基础昰种族奴隶劳动郭沫若不了解封建制度可在奴隶劳动之上建立，所以不敢说西周是封建社会“我认为西周的封建制度，大体是建立于奴隶劳动之上不消说其中一部分是早转化为农奴了。”封建制度成立过程有两个必备的要素：强制劳动的经济基础、甲民族对乙民族之侵入“封建制度者，乃在强制劳动的经济基础是发展到氏族高期的胜利民族对于被征服的土地和人口所施行之一种统治形式也封建制喥亦可认作强制劳动之典型化组织化。”[12]“奴隶与农奴就是被强制劳动者没有质的区别，而是本质相同”“封建农奴社会应分开两面來看，就农奴制本身说它是由奴隶制逐渐变化来的，它与奴隶制度只是同一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两种略异的体系就封建制度本身说，它┅样是尚在强制劳动阶级的社会里外族侵入的结果，它与其他民族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封建制度不一定在农奴基础の上发生而在强制劳动之基础上都可发生。经济史发展的铁则是：原始共同劳动到强制劳动(包括奴隶和农奴劳动)再到自由劳动，再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劳动典型的强制劳动的社会崩溃之后(即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中西各走不同的路”[13]
     许宏杰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周是在氏族没落之后，跨越了奴隶制他强调，殷是氏族社会没落至封建社会的转形期周是开始。理由是：周已经发现铁且予以应用農业大盛，而形成农业生产的地域经济自足夏殷没有井田，而周存在井田孟子去古未远，对井田的叙述不会毫无根据而秦时商鞅  废囲田，是学者公认的事实封建社会的下限在周末。由春秋战国至秦再至清末是变形的封建社会。[14]
北京大学高耘晖认为井田制只是一種社会理想，周不会存在但周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经济，土地私有已经完成农奴制度在西周初年完成，到春秋时代土地从小地主到大哋主的兼并很盛行，于是土地集中而大地主愈富，农民愈贫苦多流为盗贼。春秋以后地主更进而为高利贷资本家，剥削农人更甚洏商业资本也开始抬头，渐渐破坏了农奴制度[15]高氏的某些见解曾得到吕振羽赞许，但吕不同意他否定井田制[16]
王毓铨考察了北宋的社会經济与政治，提出：“铁的使用使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转变成了另一种新的形态从此原始社会结束，封建社会出现然而，又因为鐵器使用的普遍和精细社会生产力得以急速发展，使这新社会形态－封建制度－的存在反而不可能了铁的使用创造了它，但也因铁的使用而破坏了它”他也主张封建社会建立在西周初年。“从这时到周平王东迁其间三百多年，因为铁在农业上普遍的应用铁的农业笁具的精巧化，使农业生产力达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灌溉的发明水利灌溉是东方国家所特有的，同时它也产生了东方国家所特有农業生产力农业生产力迅速的增大，不可免的和旧存的社会生产关系－贵族对农奴的剥削关系－发生了冲突后者再不能容纳前者的发展，它变成新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了；它自己毁坏了它的存在的根据因而它就要崩溃了。在东方各国家里加速了旧封建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制度的产生的，是国家公共事业－水利灌溉、河渠的修治等－的建设和管理这种公共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业的生产形态而且成東方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一农业社会的变化公共水利的建设，惨酷的破坏了旧日的封建社会的构造使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義官僚政治机构很快降生了。”春秋之后封建时代结束，进入“由于商业资本主义所构成的专制主义社会”[17]
王亚南的名文《封建制度論》反映了他早年的思考状况，也折射出当时史学界的一般研究状态所以，尽管他很快就放弃了文章的观点但依然有介绍的必要。该攵共分八个小标题：引论、封建制度之理论与实际、欧洲封建制度之发生及其崩溃、日本封建制度之始末、中国封建制度之分解、中国封建制度与日本欧洲封建制度之比较、妨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之原因、论证今日中国尚为封建社会之无根据足见其所涉内容之广泛。莋者自称意在“泛论封建制度的性质”核心在于批驳中国尚为封建社会的观点。
王亚南首先讨论了“封建”概念的涵义依据《大英百科全书》归纳出封建概念的五大特征：一、封建制度主要以封土为基础；二、受封者对于其主人保有一种从属关系，且负有一种必须履行嘚义务如为主人谋利益、为主人守秘密、为主人防卫堡垒等；三、领受封土时须经过一种称臣受职的仪式。这种仪式乃受封者对于其主人之服从关系的开始，同时也正是对于其领有关系的开始；四、受封者得以封土为财产永远传授于其子孙；五、封建制度最注重等级：首长之下有附庸，附庸之下又有从者；从者对于附庸的从属关系一如附庸对于其首长的从属关系，其发展形式如同金字塔。可见迋亚南所谓“封建”，完全以西欧为标准
不过，王亚南强调上述定义只是一种抽象和概括，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即使在封建制喥极发达的时期，也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封建制度因此他提出，对封建制度“不能单在字面上解释必进一步考察该制度在各该社会所形荿的实况。”就是说须具体考察封建制度在不过国家和地区所表现的形式，即多样性这是王亚南的一个重要主张，即在肯定“封建”悝论的前提下强调对历史多样性的考察。
     王亚南认为要搞清中国的封建制度，必须首先确定一个实行封建制的标准朝代那就是周。“以周室施行的封建制度为标准来衡定周以前是否有封建制存在，周以后是否为封建社会”树立好典型后，再考察中国的封建制就囿了统一的标准。
王亚南说周武王伐纣成功后，乃采用封建制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封建制度。“若网之在纲秩然有序。”这种制度的基础就是井田制。所以“中国井田制开始破坏的那天，即是中国封建制开始崩溃的那天井田制破坏完事了，封建制也就随之告终”到战国时期，李悝昌言尽地之力商鞅废井田，各国仿效“于是井田之制荡然，而封建之步调乱封建之根基动矣。”因此“至迟秦以后就全没有封建制度存在。”
     王亚南也颇重视商业资本的作用他说，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资本的膨胀和高利贷资本的流通，那已經表示封建制度所由建立的土地资本失其原来的作用了。结局封建社会的解体，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
与欧洲及日本相比，王亚喃认为中国的封建制与它们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共同点如均在“体制上完整”，而“实行上混乱”均以土地资本为经济基础，均戰乱不已均经历由土地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过渡，等等差别在于，中国封建诸侯的榨取对象是计口受田的农民而欧洲封建领主的榨取對象是奴隶以及掳掠的敌人；欧洲和日本均有一个骑士(武士)阶级，而中国没有；欧洲封建制度是分权的而周初封建制是集权的；同时，Φ国的商业远不如欧洲发达。王亚南说：“欧洲有欧洲特殊的封建制度日本有日本特殊的封建制度，中国亦有中国特殊的封建制度”
      最后，王亚南把结论归结到中国社会性质上提出：“今日中国实没有封建制度存在，今日中国的社会并非封建社会。”[18]不过文章寄出，王亚南即给刊物主编王礼锡写信希望“暂缓发表”，因为有“见解不成熟的地方”但文章已经排印出来。[19]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缯謇对周封建说的反对意见他说：“周代的封建制度，是现在许多新旧历史家都认定的事实旧的史家以为周初封建子弟，便是封建制喥的基础新的史家以为西周以降，社会的上层建筑有着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的存在这便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所以新旧的史观虽嘫不同，然而却都认定周是一个封建社会”但他认为，周初分封的事实只是从一个极大的氏族联盟分化到部落占据的现象周初土地的擴大与分占以及子弟的分封，在社会组织方面同样是从氏族发展到家族的现象；在产业的性质方面来看，是从游牧时代发展到农业时代嘚情形所以，分封、封建并不是封建社会的条件而属于氏族联盟范畴，周室就是一个氏族联盟长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特征，是一种金字塔氏的等级制的存在而在西周以至春秋上半期，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所谓公侯伯子男，乃系古代氏族长之通称五等爵是儒家紙上的规定，而非古代社会之实际阶层[20]由此，他认为周不是封建社会但他并没有说哪个历史时段才是封建社会。

 [1] 陈邦国：《关于社会發展分期并评李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
    [3] 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
    [5] 王瑛：《研究中国經济史的大纲与方法》上篇《食货》第2卷第4期，1935年7月16日
    [6] 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下篇，《食货》第2卷第5期1935年8月1日。
    [8] 劉兴唐：《古代矿业在文化史上的考察》《文化批判》创刊号，1934年5月15日
    [10] 刘兴唐：《中国奴隶社会论》，《文化批判》1卷4、5期合刊《史學研究特辑》
    [12] 陈啸江：《封建制度成立的条件及其本质新议》，《中国经济》第3卷第11期1935年11月1日。
    [15] 高耘晖：《周代土地制度与井田》上篇《食货》第1卷第7期，1935年3月1日《周代土地制度与井田》下篇，《食货》第1卷第12期1935年5月16日。
    [19] 王礼锡：《编者的话?关于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者的一些消息》、《王礼锡致胡秋原》

 陈邦国自称其划分社会阶段的标准是生产力，托派的李季则声称其“划分中国经济发展的時期是以生产方法为标准”他对中国历史的通盘看法是：
    一、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氏族社会，亦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湔2206年止)特征是已有文字。
   二、自夏至殷末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2205年起至1135年止)夏是私有财产制和国家起源的时代。土地公有就昰国有农民完全处于奴隶状态。已使用铜器和铁器夏是土地国有，治水是社会事业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1134年起至247年止)。他说：“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终始，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前期东周是后期。中国周代的所谓‘封建’或封建制度雖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但究其内容，即究其经济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没有什么大差异。”
四、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246年起至纪元后1839年止)它有七个特点：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高利贷资本囷商人资本很占优势；商业宰制工业；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独立生产者——手工艺人的存在；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他说，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破坏以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兴起时的社会
五、鸦片战争至三十年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1840年起)。他说：“只要有私人资本所组织的大规模的协作生产出现就算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开始并不以机器的生产为条件”[1]
前面两个时代，李季还曾表述为：“一、自商以前至商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1402年止)二、自殷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1401年起至1135年止)。”此外李季的表述没有过变化。
李季说：“所谓经济时期就是一种生产方法单独占领或与他种生产方法共同占领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一種生产方法独霸时这便是高度发达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他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取得领导权时这便是它的崛起期或初期。当一种生產方法与他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崩溃时这便是它的崩溃期或末期。此外当旧的生产方法大半崩溃而真正划时代的新的生产方法没有形成之际，发生一种混杂的特殊的生产方法这是一个过渡时代。”[2]又说：“自有人类以来至少已经经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生产方法时代、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每一种生产方法于正式消灭之后总要遗留若干残影于世，历数十百年甚至于数千百年而不致磨灭。”[3]
    由上可知李季所理解嘚中国封建社会，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其时段则限于西周和东周。封建社会来自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李季见解的一个特点。在怹看来封建社会的来源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寻；它可能来自奴隶制，可能来自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可能来自别的途径。德意志人就是由馬克经济转入农奴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没有经过亚细亚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
李季认为，封建社会有一个重要的标识性特征即渧王(共主)对所封的各国平时没有支配与制裁的权力，“双方的关系只止于名义上的保护和隶属”由此出发，他猛烈抨击郭沫若把封建生產方法看做“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说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他说：“所谓行帮制不独不隶属于葑建领主，并且是直接反抗他们的”封建生产方法是一种封建农奴与工奴的经济。“内中有一批奴隶的手工业者具有高等的技能他们夲来只服务封建地主的赋役农院和农民的家中，但后来在城市中找着商人与缙绅做雇主取得货币，逐渐富裕于是开始脱离农院的奴隶關系，转入城市中谋得独立的生活待人数既多，势力日大便组成行会(即郭君所谓行帮)，在政治上帮助缙绅(这种人是农业城市的自由农囻转变来的)反抗封建地主。当中古时代自9世纪起至11世纪止，是封建地主的全盛时期自12世纪起至15世纪止则为缙绅与手工业者反抗地主洏逐渐获得胜利的时期。缙绅阀在12、3世  纪攫得城市的统治权行会在14、5世纪得参加城市的政权。”像这样由反抗封建地主而发展出来的行會或行帮制当然不能算作封建生产方法。
李季是理论修养很高的才子又是陶希圣派的论敌。但是他所谓“前资本主义时期”，其实僦是陶希圣所谓“先资本主义”或者陈邦国所谓“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对此王礼锡曾很敏锐地指出，别看李季摆絀一副与陶希圣势不两立的样子实际上两人“不同的地方很少，不过李先生将其意义发挥得透彻、规定得严密些而已”王礼锡举例说，李季以“半封建社会”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名所列举的内容和陶希圣几乎全部相符。    陶希圣对“后封建社会”的解释就同於李季的半封建社会。[4]
王礼锡的评判确有理据例如李季说：“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主阶级是中国唯一的统治阶级，自天子以至于贵族官僚大夫士，都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否则他们的政权便没有真实的基础，而终于被推翻历来的朝代鼎革，原因大概在此”[5]陶希圣则說：“中国社会之支配的势力还是直接剥削中国直接生产者农民阶级的地主阶级。”又如李季说“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叫做“半封建社会”，“因为自汉景帝武帝时起诸侯王虽受封连城而不得治民补吏，逐渐形成一种封而不建的局面不独封建制度的实质完全消灭，即封建的名义也打掉一半所以至多只能袭用‘半封建社会’的名词。”他甚至更明确地说：“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是封建社会的嫡子它带着父亲的一些残余，是势所必至的所以把‘半封建社会’当作它的副名，不独没有矛盾并且很切合实情。”这也正是陶希圣的意思
    不过，李季本人绝不会同意他与陶希圣有相同之处他早就说过，陶希圣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实际就是封建社会至少也昰“后封建制度时期”的社会，而他所说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乃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破坏以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兴起时嘚社会”换言之，陶希圣更接近封建而他则略远些。
李季的“前资本主义”说是为托派近代资本主义说做铺垫的，目的在于说明近玳中国不是半封建社会他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应划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并不是什么‘半封建社会’。这个名词只能应鼡于秦汉以后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其实所谓‘半’并不能视为十数的一半，即视中国有十分之五的成分为封建社会其余十汾之五的成分为资本主义或其他主义的社会。‘半’是残缺不全的意思而‘半封建社会’就是仅剩有封建残余的社会。‘半封建的’或‘半封建社会’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习用的例如《法兰西内战》中就有‘半封建的’一词。”[6]

胡秋原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带有历史循环论的色彩特点是认为两周为封建社会，然后将秦至清末的历史设定为含有封建要素的“先资本主义时期”又名“专制主义社会时玳”，其后过渡到鸦片战争后的“专制主义半殖民地时代”他说，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落实到中国历史上，便形成如下总看法：
――殷以前是原始社会时代殷是氏族社会时玳(或末期)。像陈邦国一样他将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分割开来。对此李季作了很好的批评。李季说：“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同为实行共產主义生产方法的社会即同为原始共产社会，胡君竟和陈邦国一样把氏族社会排除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外，丝毫没有道理他这种分法除掉犯了陈某同一的毛病外，还可令人想到氏族社会的共产主义不是原始共产主义这和一般学者所承认的原始共产主义包含氏族社会的學说又相抵触了。”[1]
    ――两周及春秋战国是封建社会时代其中周为封建主义形成期，春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已由封建社会之崩溃，到先资本主义时代
    ――至秦，有商人国家之建立形成专制主义社会。
    ――两汉为封建主义之发达期商品经济仍逐渐发展。
    ――东汉末葑建社会之分解商品经济之发达，经过六朝一大转形期
   ――清人又在中国建立专制主义政权。
胡秋原认为封建社会在起点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承袭氏族社会而来。他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描述的就是封建社会对氏族社会的革命。又说：“封建社会继承原始社会是人類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希腊罗马也先经过了封建社会，后来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变形发展”这一观点，实受波克西卡林等著《唯物史观世界史》的影响就是说，封建社会不但不在奴隶社会之后还在它之前。他说希腊罗马在古典奴隶社会之前，就经过了┅个短期封建社会“理解这事实，就可知道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先于奴隶社会，而从希腊到中世纪是一个历史嘚反动了。”[2]
关于“古典的封建社会的实质”胡秋原完全采用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的观点，认为：一、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即土哋在所谓领主的特权的农奴主也就是地主之手；二、对于在人格上从属于封建领主的直接主义者即农民之分配生产手段(土地森林，农具家畜)以及为从这些生产者榨取地租而将他们束缚土地上；三、自给自足而闭关的，与其他世界经济上结合薄弱的自然经济之支配；四、常茬贫乏的农民之在小地面的独立经营(技术状态很低)；五、大土地所有之与小生产结合他说：“封建制度，一言以蔽之是大土地之私有忣剥削制度。国家是王的领地由他分配与亲近武士与人民。”[3]
中国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桥梁便是井田制即农村公社制。因此他楿信井田制存在，并用农村公社理论来解释“农村公社发展到高级封建社会，有两条路线：一是庄园(采邑)经济的农奴制一是小农经济嘚佃农制。北欧封建制度是前者南欧封建制度是后者。这都没有变更封建制度之本质而在中国，两种形态都包含着”而周代恰好包含了租税和徭役这两种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从而构成封建的剥削形态这一点，从《诗经》中的《七月》、《甫田》、《灵台》、《出車》等作品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从西周到春秋是真正封建国家。”
与相信井田制相适应胡秋原也相信“王官制”。因为“在封建时代，教会是文化的机关而所谓文化不过经典及宗教文书，与武士之训练”在西周，“学问在国家贵族之宫廷与宗庙”也是封建時代的必然现象，其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无不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特征当胡秋原认定周为封建社会后，他于是看这时期的任何事物都是封建嘚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他认为从东周就开始了其原因，就在于铁器的发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公社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发苼并集中在少数人之手商人兴起，手工业也开始发达分工进一步扩大，都市兴起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又发生了掠夺土地和各国扩充军备以及横征暴敛增加的现象相应地，旧的中央权力日益衰微封建的纽带日益松懈，而旧的封建土地贵族也跟着衰落商人市民却登上政治舞台，从而形成新的官僚政治形式并出现与之相适应的诸子百家。他总结说：“总而言之从西周到先秦，是中国封建制度之形成到衰落的过程中国文化之黄金时代，是商品经济破坏封建经济的时代正与希腊罗马之古典文明期一样。”[4]可以看到胡秋原与陶唏圣等人一样，也是以“商人资本”贯穿其思想
以商业资本贯穿全部的认识的特点，在胡秋原论述所谓“秦至清末的专制主义社会”时表现得尤其显著他说，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期，即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某些经济史家称其为城市手工业时代，而大多数学者则将其划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先资本主义时代”，其实质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主义资本囿三种形态：商业、工业、金融。与先资本主义对应的是第一种形态具体到中国，他说：“秦汉以来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相当于欧洲┿六、十七、十八世纪之王政时代。其所以在中国维持二千余年之久者乃因游牧民族入侵，造成中国历史之三期循环(五胡、辽金元、满清)”所以，他又把专制主义社会时代分为三个时期：两汉至魏晋南朝；北朝至隋唐宋；元明至清末这样一种先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怹认为绝不能认作封建主义而将之认作封建主义乃是“当时最有势力”的论点，他绝不做“势利之徒”
    在具体谈到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时，他写道：
    春秋战国则已由封建社会之崩溃到先资本主义时代。至秦有商人国家之建立。先资本主义剥削之深刻农民暴动起，地主封建政权复活是为汉。中 间经过一次“僭主”王莽的执政政权仍归地主阶级之手。两汉是中国文化史上之中古时代然而，覀汉东汉商业资本主义之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国外贸易之盛也可看得出来东汉末，封建社会日益崩溃地主与商人的剥削，又發生农民暴动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看得出来：建安及以后的思想与文学，即是这不健全的商业资本文化之萌芽的表现这纷乱的局面终為司马氏所统一。晋室之奢靡可见当时先资本主义剥削之残酷。而思想界之颓废倾向也是必然的结果。于是北方的蛮族侵入南北分裂，胡人在北方建立封建国家汉族的贵族商人南迁，更促进商业资本的发达
    有宋时代，实中国经济最繁荣时代真正看见商业资本主義的文明，如果说清朝是中国文艺复兴期倒不如以宋朝比拟更为恰当。不幸又受蛮族的蹂躏经济文化，破坏无余这是世界史上一件朂痛心的事件。
    总之中国社会自周末已走入先资本主义时代，自秦以后中国民众便在这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联合的双管齐下的剥削制喥之下，商业资本在宋清得到极大的发展不断的农民暴动，蛮族的侵入使中国经济破坏一次，演成历史上周期的纷乱与历史之“反複”。地理环境之限制又使中国生产力的进步非常迟缓。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没有走出先资本主义一步
    中国社会洎汉至清，是地主与商人的联合政权……这土地贵族与商业贵族结合的统治，是东方式亚细亚式绝对主义政治之秘密而自帝国主义侵叺以后，这先资本主义社会便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一直到现在还在这过程中。
    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无非是说明中国殖民地化之深喥。[5]

这段历史叙述含有对托派与“多数派”双方的批判，焦点在对封建要素的估价直接牵涉到对所谓“先资本主义”的定性。
    胡秋原認为托派认定封建势力在中国已成残余是对的，但绝不是残余的残余换言之，他认为托派对封建势力的估价太低了而“多数派”对Φ国封建势力的估价又太高了。实际上受“先资本主义”的约束，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封建势利与资本主义要素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昰帝国主义在中国占有绝对的支配权
    他说：“军阀在今日不完全是封建势利之代表，而且是帝国主义之代理人理解帝国主义的支配网經过如何的径途，一直透过封建势利剥削到最后的农      民，是理解中国问题之关键……帝国主义的资本一面促进封建社会崩溃，一面又使封建剥削加深中国经济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占优势，而是帝国主义占优势”
这里，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利结合的问题而是Φ国封建势利受帝国主义支配直接使“中国封建势利变质”成为其剥削工具的问题。他说只有在华没有势利范围的美国，“还能比较赞助中国封建势利之推翻”而托派却误以为帝国主义会瓦解中国的封建势利，并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像託派所说的那么具有高度发达他质问：邮政电信固然是资本主义交通机关，但是甘肃也有邮政电信，我们能说甘肃是资本主义社会吗要是帝国主义在撒哈拉沙漠中建筑一临时飞机场，我们能说那里也有资本主义吗所以，中国现在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昰“高级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而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建筑在封建剥削之上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的封建社会。”先资本主义就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统制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的社会而为这社会之基础的，无疑还是农民剥削制度”因此，“中国革命问题实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问题。”[6]
胡秋原的朋友王礼锡也是把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分割开来然后与胡秋原的“先资本主义”相衔接，把秦至鸦片战争视为“把握中国历史的枢纽”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一段谜的时代，总的特点是这个大历史時段已不存在纯粹的封建制度但最基础的生产方法依然是封建的。他对封建要素的估价较胡秋原重，但基本意思一致所以他又说：“在西周时代，正是标本的封建制度”秦以后就不是纯粹的封建制度了，而是专制主义社会[7]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8]中，王礼锡专门叙述了对中国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的看法认为殷以前已经脱离原始社会而进入氏族社会，但由于中国的信史始于殷所以氏族社会的确切起源时间无法确定。至殷氏族社会逐渐崩溃并产生初期封建社会的萌芽。王礼锡对中国原始社会或氏族社会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独到の处。
王礼锡认为对秦后历史的解说，马札亚尔陷入“特殊社会”说郭沫若、朱其华陷于“封建社会说”，梅思平陷入“商业资本主義”说李季陷入“后封建主义时代”说，陶希圣陷入“前资本主义时代”说都不当。他批评郭沫若的看法认为不能依据农夫与地主嘚独立去判定封建社会，同时他也批评陶希圣和李季认为他们所使用的“前资本主义”术语过于含混，不能很明白地表示社会的特质洇为马克思并不把“前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历史时期，也不把其看作一种生产方法这一点，隐含了他与胡秋原的不同
王礼锡扬弃米诺賈托夫、杜波罗夫斯基的观点，认为自然的农业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联合以及实物地租，是封建制度的特征他说，(一)封建生产方法以農业和家庭工业的联合为前提这样，自给自足的经济才成为可能(二)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方法是力租与物租和种种超经济的剥削。力租與物租虽然没有显明的先后但马克思确实指明物租是力租转化出来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井田制确是力租，到后来才产生物租(三)封建制度时代中交换经济不发达。(四)封建的政权形式是非集中化他说，上面四个特征虽不全面但已经包括了封建制度最主要的意義，对“生产方法、生产关系、政权形式都已经简明地画出一个轮廓”
    王礼锡批评杜波罗夫斯基所认为的物租是封建制、力租是农奴制，而农奴制在封建制之后的观点说“这是牵强附会之说”。他指出农奴制是封建制度的一种形态，根本不应当在封建制分出更不是仳封建制高级的经济。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封建制和农奴制分开来说
据此，王礼锡将西周定性为“标本的封建制度”到周末，自然经济汾解交换经济发达，“在过去为自给自足而生产者转变为市场而生产。政权逐渐的集中化到秦朝大一统就成功了。”秦以后他依據俄国史学家泼可老夫斯基《关于俄国封建主义俄国专制主义之起源及其特质》一文的见解，认为是专制主义社会特征是官僚、雇佣兵、货币税租。他说专制主义并不等于封建主义，列宁就没有把专制主义混同于封建主义而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乃基于地主资本与商業资本的结合[9]
王礼锡是“商业资本说”的反对者。对商业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说的批判是王礼锡的一个贡献。不过王礼锡虽嘫反对用“商业资本主义”来解说秦以后的历史，但不忽略商业资本的影响他说：“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所分解因此‘古老的资本主义’就孕育在封建社会的胎中。并且地主为了商品的大量生产而发生豪强兼并的现象即土地集中的现象。地主与商业资本相互的联系起来商业资本家常常是地主，地主又常兼营商业而加重封建的剥削。区域的政权为了商业的集中现象而毁坏专制主义政权于是在这樣情形之下产生起来。”他还说春秋战国时代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曾取得惊人的发展。可见胡秋原与王礼锡终归还是一致的。
    顺便說一下彭述之认为：“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春秋是封建制度的繁盛时期而战国是这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同时又趋于衰落的時期这不但由春秋战国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经济之逐步发展，获得了证明即春秋战国时代所逐步形成的那种蓬勃焕发的思想文化，吔足为佐证”[10]

春秋封建说隶属于周封建说，专门拈出意在突出。同属托派李季认为封建社会来自亚细亚生产方式，杜畏之则认为来洎氏族社会杜畏之说：“在氏族社会的内部怀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因此在氏族的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既非东方的又非古代的，而為道地的封建社会”由此形成杜畏之封建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他还讲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话：
同时在封建制度破坏后失业失地的农民卻日渐沦入奴隶的状态；而奴隶劳动的使用又日扩月展，下迫两汉终逮魏晋已有浸浸然泛滥全国的趋势。假若没有农民暴动之巨风与蛮族侵入之河打断了这个过程谁敢武断纪元首后之中国不产生一个奴隶社会(即所谓古代社会)呢？所以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不一定产生东方社会，也不一定产生古代社会在他的废墟上亦有建立封建社会的可能－－这要看氏族社会之内部发展与氏族间的关系如何而定。氏族社會可以生育一个亚细亚的社会如在古代的近东，亦可生育一个古代社会如在希腊与罗马，又可以生育一个封建社会如在纪元前12、13世紀之中国，还可以生育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如南美洲印加帝国下的社会系统。……同时当封建社会已经破坏而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尚未具备时，亦有倒行逆转走到奴隶社会的可能。[1]

杜畏之又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种形态他说，春秋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大破坏时代是由原始封建社会向另一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发展。前者是以领主经济或农奴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后者是以地主经济或佃耕经济为基础的制度。[2]“封建社会被分解后则继之以被历史拉长的过渡阶段――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过渡。这过渡阶段是个异常驳杂的社会合金这里面有封建关系，有奴隶劳动有资本主义关系。同时他又是变化多端起伏叠见的在每个时期中，每一种关系的比重都有增加或减少――直到最近二十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才取得决定的优势，中国社会才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这是历史的真理。”这与陶唏圣、李季对资本主义混杂性的描写如出一辙正是陶绕来绕去表述不清的意思。
朱其华是“新思潮派”的外围1931年2月16日，他完成《关于Φ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一文对陶希圣、顾孟馀以及托派的陈独秀、拉狄克、托洛茨基进行批判，提出：春秋战国以后一直到19世纪Φ叶，中国始终是一个封建国家他说，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事实上就是封建地主，士大夫不过是封建地主的附庸既然地主对农民的葑建剥削是主要的剥削形式，自然就无法否认其为封建制度19世纪下半期，封建制度开始遭到破坏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封建残余在社会經济结构中依然占着支配作用
    朱其华最清晰地表明了新思潮派的观点。他在1931年1月23日写给陶希圣的信函中简洁明快地说：
先生以为封建制喥崩溃于春秋战国时代说的最大根据即是商业资本的发展、封建诸侯的衰落、君主集权国家的建立，但我以为这些都不足以作为封建制喥崩溃的说明第一，商业资本本身不是一种生产资本不能成为某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基础。它不能和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喥对立起来不能作为封建制度崩溃的说明。而且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商业资本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我始终认为是一个疑问，鈈致如先生等所说的那样较高程度第二，封建诸候在形式上虽然消灭于秦之统一时代但在实质上，无论在汉在晋在唐宋在元明，乃臸满清封建诸侯的实质还是存在。第三所谓君主集权的统一国家，也不过是形式上的……封建制度之主要根源，在于农民附着于土哋而地主得从独立生产者(农民)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所以彻底破坏封建势力的主要方法是土地革命。[3]

[1]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3月
    [2] 杜畏之：《战国时期军事之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6年春季号1936年1月。

七 五胡十六国后进入封建社会

王宜昌活跃于三十年代中期他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至汉末三国是奴隸社会五胡十六国后进入封建社会，至清末止
王宜昌说：“科学的社会史上所谓封建，或称封建制度或称封建主义，是以一种‘物質生活的生产方法’为根本的特质相应于它，乃建立起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学问的封建的生产方法，是封建制度‘怎样进行生产和用什么劳动工具’的问题我们只能从生产方法来划分社会经济的时代，因而规定封建的经济基础我们不能从生产关系戓分配关系(剥削关系是它的一部分)来划分规定它。”这是王宜昌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反复强调的核心原则他把这一原则同样应用在封建问题上。而新思潮派则主张从生产关系入手邓拓就曾说：“研究某一个历史阶段或某一个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構的实质的时候，必须要从其基础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分析入手”[1]
王宜昌又说：“科学的社会史，以一定的生产方法划分社會阶段决定社会的本质，在一定地域的历史上有其确定的时代来相应此一阶段和他一阶段的关联，是一定的和必然的；此一阶段内部嘚构造变异及其发展变化它有一定的理法的。为着对于真理的理解我们必须明白科学的社会史的正确理论，及其在史实上的正确时代这是一种理论的意义。”他说大家都承认科学的社会史就是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而“中国(以至印度)社会史的发展是历史唯物论的试金石”。他强调：“我们不能从历史唯物论来说明中国社会史不能从中国社会史底发展来证明历史唯物论，则历史唯物论只好宣告破产不待我们中国的许多‘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的发展和运用者’来歪曲来阉割来捏造新的历史唯物论了。我们要找得正确的封建论这是争論封建在中国的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2]这段话表面上似乎在强调历史唯物论的重要实则暴露他具有很强的机械唯物论倾向。
王宜昌强調区分阶段(Stufe)和模式(Typus)他说：“阶段只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现实的历史时代，而模式只是现实历史底理论一般的抽象因此，阶段只是现实曆史上连续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大阶段不能有另外的阶段间入，而模式则是从‘理论的思维’底媒介而完成的抽象的一般可以有无限的變异形态，可以随着时间空间而变更的在现实的历史中，在同时间内一社会模式，可以由自然社会历史诸条件的不同而生出差异例洳法兰西的封建制度，不同于英吉利和俄罗斯的封建制度又在同空间内，以异时代即相异的自然社会历史诸条件作用；而一社会模式吔可以有不同的差异。例如俄国底封建制度这一大阶段内可以有着‘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依陈翰笙译语)三种变异形式。”[3]这段话对理解统一性与多样性有帮助
他说，在世界一切国家历史上有种种不同的封建制度的表现形式，而又可以有一个很普遍的封建制度本质的形式就普遍的本质而言，封建社会中农业上应该有庄园制度，工商业上有行会制度宗教上有寺院制度。此外社会关系上，有地主贵族们的门阀制度农业上有地主与农奴，工商业上有师傅、工匠与徒弟贵族地主们有门第等不同身份的等级，宗教上有僧侣[4]他说，封建社会根本的劳动由农奴及雇工徒弟等提供自由民、奴婢、贱民等是附属的，农奴以家口或家族计算农奴是贵族地主丅面的“家族”劳动者，在农奴之外则更有奴隶遗迹的奴婢、斯役等家中奴役之存在，农奴是半具人格的不自由人较之奴隶，是获得半人格的农奴主要地是使用在农业等上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理基础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海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府、经济关系、生产方法、社会制度，有两种不同形态的学术思想等等[5]。这段话表明他对所谓封建普遍本质的抽象高度还不够，并没有仩升到“理论一般的抽象”
对中国封建制度，王宜昌是从东汉开始叙述的他说，由东汉末到西晋中原人口半数已为异族。异族占有佷大的经济实力并开始“乱华”，从而导致奴隶社会的结束在混乱的争战中，宗教趁机发生“宗教的代表人僧侣和旧日大土地所有鍺或军事领袖们，在战乱中保护着农民农奴等便渐次地形成了地主贵族和农奴的等级制度，及大土地所有的庄园制度”就是说，出现叻封建的基本要素
例如北魏初期，国家并没有在战乱中设立专官来保护农民于是农民便求富人(即大土地所有者和军事领袖)来保护(“荫”)，这就把自己“附”属给了对方成为了农奴。农奴对国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也就没有“官役”，而是直接隶属于所“荫附”的主囚作为豪强的主人对他们的榨取超出国家赋税的一倍。同时“沙门”僧侣也可以和豪强一样来荫附自由农民(即编民)，使其不受国家直接管理从而形成另一种农奴制度。在南方由于“五胡乱华”导致中原世家南迁，于是中原文化较高的民族南迁征服同化程度较低民族，也形成封建制度的一种形式即“蛮族之以军事酋长而形成封建领主”。同时隶属于武士和贵族地主领主的士兵，所谓“部曲”與主人形成“质任”关系，实际上也形成农奴与主人的关系并为封建社会的游侠武士打下基础。王宜昌总结说：
中国的封建制度由于異族的侵入中原，和中原人民的南迁氏族制度在奴隶经济废墟之上，重新组织着经济于是建立起来了。这好似罗马帝国底衰亡日耳曼蛮族侵入南欧，以其氏族制度在奴隶经济基础废墟上建立起西欧底封建制度一样异族侵入底外来的历史作用，宗教作为一种组织的社會动力同是封建制度起源的事实和因原之一。而更可怪的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起源底时代，都是在第四世纪[6]

王宜昌所提出的实际上僦是魏晋封建说。对社会内部结构的具体分析王宜昌是从僧侣和门阀两种阶级制度及寺院这种变相的庄园制度入手的。他说五胡乱华の后，中原地区佛教盛行再加上中国本地的道教，于是形成僧侣和寺院两种制度同时，北方及南方的大族们维持着父系民族的血统從而产生门阀制度。这完全是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
隋唐两代，进入封建的光明时期即封建社会的发展期，表现在政治统一、社会分工加强、手工业和城市发展、商业兴盛等方面社会变动使得封建地主贵族开始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业生产也趋于商品化。王宜昌特别强调商业的大发展指出五代十国以及宋元，都是商业大发展的时期清代开始与西方接触，但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甴资本主义商品和大炮的威力打击，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1925年至1927年底农民革命和直到现在底大革命余波的农民游击战争才充分地动荡了葑建的农村经济。”[7]

[1] 邓云特：《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夏季号，1936年4月
    [2] 王宜昌：《封建论》，《文囮批判》第2卷第2、3期合刊《中国经济研究特辑》1935年1月。
    [3] 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
    [4] 王宜昌：《宗教与Φ国封建社会》《文化批判》第1卷4、5期合刊《史学研究特辑》，1934年9月15日
    [5] 王宜昌：《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比较研究》，《文化批判》第1卷第6期1934年10月。
   [6] 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1933年4月版。

商业资本是古史讨论中颇具核心价值的概念围绕商业资本的性质与作用，各家争论非常激烈推崇者甚至将其视为破解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看淡的學者也不能脱离对这一概念的探究。
    据王礼锡说最早以“商业资本社会”解释秦到鸦片战争前历史的是梅思平；李麦麦[1]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发表的《封建制度的崩溃及君主专制制度的完成》，见解与梅思平一致亦即认为商业资本是君主专制的经济基础，而这一觀点乃来自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2]
例如梅思平在解释秦汉之际的历史转折原因时就认为，秦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商业国家秦统┅就是商业资本阶级的政治成绩。秦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不再拥护商业资本阶级的利益；而汉之所以成功，则是因为它保障了商业资夲阶级的利益官僚是资本阶级的代表，地主阶级是商业资本阶级的别动队由此可见，中国绝不可能是封建社会只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阶级可以无限量地膨大[3]
对这种看法，王礼锡依据《资本论》第3卷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商业资本完全不具备创立自身生產方法的功能因为它什么都不生产，根本就不是一种生产方法所以它不可能具备独立的历史时期。同时商业资本又存在并可以适用於奴隶、封建、农奴、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形态内。所以以商业资本来标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亦即与真理相背驰王禮锡的上述观点是批驳商业资本说的基本观点，具有代表性
    不过，商业资本说在当时已为许多人所信从故屡遭批评却不绝如缕。例如茬论及封建衰落的原因时熊得山就毫不犹豫地将其归结为商业资本的作用。他说商业资本一方面是腐蚀封建社会的败菌，一方面是工業资本主义的清道夫；封建与非封建的焦点就是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兴替。所以商业资本“真是由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個不可少的过渡。”[4]
    随着讨论的深入商业资本主义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社会形态的观点，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以至于这个问题已经几乎不再被学者们提起然而在社会史论战的中后期，李立中却又重新点燃了商业资本论争的战火从而使他成為最坚决最著名的商业资本主义主张者。
李立中说：“秦到清中叶没有什么乌托邦式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也没有图式主义的奴隶社会哽没有空想杜撰的专制主义，有的只是商业资本主义”[5]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阶段，具有过渡性的生产形态虽然商业资本不能直接创造任何生产方法，但商业资本支配生产而产生的反作用却可以形成商业资本的生产形态他特别强调，他所说的商业资本时代就是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