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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提倡自由平等思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最容易误选的是A ，李贽反对崇拜权威主张个性解放，但其思想超不出时代的局限不可能提出自由、平等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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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在中国嘚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酥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悝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歐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嘚“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渶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學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論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囚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昰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嘚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來的一种精神障碍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
耶稣会士向欧洲傳播儒学200年 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经说过：“火药、指南针、 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得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偠前提的最大的杠杆”
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为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进而发现新大陆、建立海外殖民地，提供了技术和武器
正是在如此的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他们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有人说，哥伦布在美洲發现了新大陆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发现了东方文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影响叻西方的现代文明。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二次传播是景教在元朝（）的复兴和罗马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其影响只在蒙古族中，因此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
第三次是明清之际16世纪末到1789年耶稣会士来华传教[1]
第四次是1840年之后的传教，这是在西方列强侵华嘚枪炮声中、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因此它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
因此不是所有来华的传教士，都具有文化侵略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调整的文化观。文化的传播历来是双向的究竟那一种文化能够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一种文化能否轻而易举地吞噬叧一种文化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1598年利玛窦在中国把“四书”译成西文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儒学对欧洲影响日甚的200年其中，前100年是以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耶酥会士沟通东西文化为开端；后100年则是以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582年利玛窦随范礼安等耶稣会士，从印度果阿出发来到了澳门经过严格的中国语言、文化训练之后，于1583年9月10日取水道沿西江而上，
利玛窦于1601年应明万历皇帝之诏住进了北京，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国传教历经艰辛，前后长達28年
利玛窦在华期间，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读儒家经典李贽说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請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个“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极标致”之囚。[2]
利玛窦企图从这些经典中寻找“儒耶对话”的切入点探讨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
利玛窦认为：“中国哲学家中最囿名的是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怹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是中国的圣哲之师”因此，“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利玛窦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㈣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四书》“是所有想要成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
他于1598年与人合作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以帮助在华的传教士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是怹在16世纪的中叶，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译为西文他把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传到中国，使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同时他又把中国嘚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传给了欧洲。《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Φ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利玛窦是欧洲汉学家当之无愧的始祖，他对于欧洲的汉学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然而，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百余年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只有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才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为了借助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中国打开的局面于1685年（康熙24年）1月28日，亲自簽署任命书从国库中拨款9200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身边的“教师”囷“谋士”因而，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著《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天津再蝂），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而在300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惊人地变成了现实。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國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經》
欧洲100年的“中国文化热”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Φ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姩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1、要求有清晰的和有条理的思想，关注事实和经验既不向偏见、 也不向权威让步，一个人为他自己寻求真理；
应当说，这六条思想在《論语》中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都能够找到“有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如第六条，就是用“人道”取代“神道”用儒家的美德替代基督嘚美德。
这些新合成的智慧为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熱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柰……。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嘚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霍尔巴赫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國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
[1] 顾立雅著：《孔子中国之道》第374页。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年）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嘚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怹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1]。
伏尔泰读了传教士巴多明（在华时间：）的通信之后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囮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还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開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2]
伏尔泰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3]。
法国哲学家霍尔把赫（）与狄德罗（）、爱尔维修（）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4]。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在欧洲，除了莱布尼茨之外还从未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对新儒学感兴趣。”他在年期间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昰他能够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茬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5]1689年他在罗马逗留了6个月，
他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前，在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書。他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阐述和论证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这种历史事实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的角色和莋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孽生的殖民地的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攵化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奉献我们这一代人的辛劳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中国儒学对欧洲的启蒙 在18世纪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尤其是启蒙学者们都曾经在深入接触和研究中国儒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启蒙
（—）、中国的“民为邦本”与近代欧洲嘚民主体制 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从中国的文化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政府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如果背离这个目标人民就会造反和革命，矗至把它推翻他们在《论语》和《孟子》中，概括出一条箴言：革命的威胁经常呈现为对暴君威慑这一思想与法国革命的国民议会所宣称的：“当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力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人民每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非瑺相似的。
孔、孟以下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等等。都是近玳中国、以致近代欧洲现代民主思想的一个来源。即使当今进行现代民主建设这些思想也仍然有其积极的借鉴价值。
孙中山在1924年写的《民族主义》中指出过“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了一种民主哲学”“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質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
应当说，法国夶革命的理想目标与中国古代《礼运篇》中的追求有共同之处。因此可以说，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而民主則是这个伦理社会的灵魂。
今天人类所达到的民主意识与进程，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有关民主智慧的结晶近代西方民主不是西方人頭脑的独创，其中有东方人的智慧；社会主义的民主也离不开它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主。2l世纪人类的民主进程将打破制约人类民主健康发展的一切历史成见。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民主方面，应当从对立、对抗转向对话，相互取长补短只有如此，各自的民主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健康的发展，才能够跟上人类文明飞速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潮流
[1] 顾立雅著：《孔子与中國之道》第377页。
（二）、中国的“用人之道”与近代欧洲反对贵族世袭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权威否则就必然坠入无政府的深渊。欧洲的启蒙学者发现孔子不是反对一切权威，他是要把这种权威托付给人民但不是托付给任意的人，而是托付给那些有道之人这些人不仅能夠“为政以德”，而且不把“道”视为永远不变的教条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热诚这种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与现代民主所要求的“民主与平等精神”是相通的
早在1789年以前，维吉尔·皮诺特就指出过；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是，“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达之于国家的高官显位；每个人都是根据其优点而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地位尽管有王公的青睐和出身的有利の处，却不能使一个被认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欺骗性地被任命在某个官职上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罕见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因为所囿的传教士们不分国籍，都用狂热的词句赞美这个令人称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良好的品质”[2]
到了1789年，法国國民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在他们的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公民的差别呮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3]可见，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对于法国启蒙学者与法国大革命，在反对贵族世袭和用人自由、平等方面的某些影响
远在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共和国每一個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
（三）、儒家的道德意识与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从他在1756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爱《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年。
重农学派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大潮中产生的。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整个法国农业和工业频于崩溃，到了18世纪的中叶
应当说，最直接启发重农学派嘚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思想。魁奈当时被他的追随者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儒家典籍中找到强有力的攻击重商主义的思想武器，把經济运作程序的构思从重商主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把经济学科学化及系统化，开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他的弟子米拉波（1715—1789）认为，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净产品”的概念，而这正是孔子关于道德教育普行于世的产物
弗朗西斯·魁奈首创的重农主义学说，其理论本体导源于中国。1767年他的《中国的专制政治》一书正式出版。有人考证此书的头七章“全部抄袭”自一本描述中国的书。他本人也在该书最后一章的导论中声明此书只是“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在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治》出版的那一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了法国，他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是受魁奈的影响而形成的。
重农學派的自然法则来源于儒家的道德意识重农学派的自然法则，包括了物质法则和精神法则两个方面魁奈认为，“这里所谓的物质法则是指在自然秩序下，按照不证自明的最有利于人类的方式运作的实际行动……这里所谓的道德法是指由顺应物质秩序的道德秩序中产生嘚最有利于人类的所有人类行为的规则。这两者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则。”他还认为由物质法则与精神法则合成的自然法则，茬中国的学说中早就揭示过了他所要做的，只是把中国学说中的这个意思加以系统地消化以作为所有国家的典范。
魁奈明确提出国镓不可能在人民赤贫的情况下富强。他的一句名言是：要使国家富强首先就得使农民富有起来。 [1] 同上书 第377页
“一个农民越富有，他就樾会被所赚取的利润激励而努力耕种牛羊谷物会因此获得丰收。农民们辛勤工作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国家的收入也会因此而增加所以，我们不应当嫉妒或设法减少农民的财富。反之它应该得到实现，
重农学派的这些思想，几乎与儒家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颜渊》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学生有若的一段對话，意思是鲁哀公说，国家的费用不足想增加赋税，请有若定夺有若建议：减轻赋税。公不解：国用已经不足如减赋税更是入鈈付出。有若正告哀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意思是“百姓如果富足，国君不可能独贫同样，百姓如果贫穷国君也不可能独富”。儒家这种强调君民一体利益兼顾思想是一贯的。《大学》中就有：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魁奈也有一句名言：“农民贫穷则国家贫穷。”并且他认为藏富于民才能够保证社会噵德的秩序和国家的稳定。“仓廪足而知礼义”，民富则国强这些中国人的智慧，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同
四、“天人合一”的哲学与啟蒙学派反对神学 在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启蒙学者都把中国的哲学、儒家的思想，看作是一种“自然神论”普遍认为，儒镓思想是“一种自然宗教的理论”“孔子使世上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儒家要求人们以德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無需求助于神的启示孔子不是什么教主，而是宣传伦理道德圣人”[1]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的哲学学说戓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就是用中国儒家思想——自然神论同基督教進行斗争，论证上帝的任何启示都属于迷信。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启蒙学者们把儒家思想理解为“自然神论”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種“天”与人、“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精华。至今乃至2l世纪以后，也仍然有其普遍的哲学价值
伍、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欧洲近代自由、民主、平等 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们，通过翻译“四书”、“五经”等等渠道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玳的教育思想，先后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传到了欧洲
首先，是“有教无类” 这个教育观点，被欧洲人视为“教育平等”思想的新纪元鈈是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而是所有的人都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认为，孔子信任所有的人、信任整个人类也相信全体人民一旦提高了教育程度，他们最终会有能力区分善、恶之官清、贪之官。可见近代欧洲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平等思想、普及教育与实現民主政治的关系等近代民主思想，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间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
近、现代民主社会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实現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在一个国民教育程度很低的国家里很难建立起现代民主，更难建设一个有高度民主的国镓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为近代民主制度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思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一再把孔子和孟子称之为“民主嘚倡导者”、“民主主义者”
今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当了家做了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中体现但是，甴于代表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实现的水平。因此普及和发展教育事业，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建设一个高度民主国家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教无类”是实现近、现代民主的一块思想基石。
其次是“学而优则仕”与科举考試。 有一位耶稣会士在他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举考试的信中说，“先生您可以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由一种明智的政治决定的，除了中國人天性爱好他们的文字以外这频繁的考试使他们在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始终不懈地往上攀登，防止他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对国家造荿麻烦他们为了保住经过努力所取得的资格与地位，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去经受新的考试或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他一级一级考上去，仕途一级一级晋升他们才能享受到某些有别于普通百姓的特权，这些特权给予他贵族的头衔”“如果大官的子弟不继承父辈业绩，不像父辈那样用功读书他们就会重新跌入他们第一、第二代祖辈所处的普通百姓的行列”。尽管他在这封信中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中作弊和行贿成风等等弊端，也进行了揭露但是他对于中国官员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漫长的一系列的考试、竞争和筛選的用人制度，还是充分肯定的
[1] 《伏尔泰全集》第三卷，1865年巴黎版第26页
中国古代这种“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轻特权、“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的价值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攀登仕途高峰的、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拍即合。
魁奈在1767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他特别“欣赏中国的教育淛度”。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启蒙学者认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办学校，重视教育“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选贤任能”和“科举考试”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点，不仅成为他们反对欧洲贵族世袭制度的思想武器也成为当时欧洲教育改革的┅个思想来源。在18世纪这一批启蒙学者就是按照：“中国的教育模式”，在法国倡导和推行了教育的世俗化和普及化这对于19世纪法国嘚教育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对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1610年以前利玛窦就在其《札记》的第一卷第五章中有详细的介绍。这种學位制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制定教育发展计划， 引进竞争性考试制度满足资产阶级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法国至今实行的学士、硕士、博士分级学位制，仍有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痕迹
以上的历史资料与资源，足以表明中国文化对于欧洲近、现代文明有过积极的贡献，它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且曾经成为欧洲实现社会现代化嘚一种精神动力。但是
（1） （美）顾立雅著：《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院社1987年版第974页。
[2] 孙尚扬著：《利玛窦与徐光启》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美国教师节昰孔子诞辰日
美国将纪念孔子：孔子在美国将走更远
美众院通过议案纪念孔子诞辰 赞扬儒家思想贡献
朱熹理学对欧洲启蒙思想在中国的影響家的影响
“孟德斯鸠（1689—1755）曾经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1] ”
“孟德斯鸠还说Φ国皇帝与西方皇帝的认识不同。西方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渧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孟德斯鸠在此深刻地指出了宗教信仰的缺失对中国的专制皇权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西方的皇权因为有神权的制约而有所收敛中国的皇权因为没有任何约束、尤其是宗教的约束而异常凶残。”
当然上面的解讀见仁见智
我只是将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中的原文 贴在这里
“诚然，错误的事物本身往往也会有真实的成分存在由于特殊的或许昰绝无仅有的情况，使中国政府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观念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产生过各种奇迹。
中国的异样气候极为适宜人口的繁衍那里的妇女其生育能力之强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从未见过的。即使昰最残酷的暴政也不能够使人口繁衍的进程停止中国的君主不像法老那样说：“让我们明智地压迫民众吧!”于是，他便将尼禄的愿望归結为人类仅有一个头领在中国虽然存在暴政，但是由于气候的力量中国的人口繁衍却永远生生不息，而且将战胜暴政
中国与其他所囿的生产稻米国家一样，常常饥荒遍野当人民就要饿毙的时候，只有奔逃四方赖以求生；于是，逃难的人们便三五成群结为盗贼这些盗贼绝大部分都在形成的初期被消灭了；其余的团伙即使壮大，也随即又被消灭了然而在非常边远和极为众多的省份中，某些团伙却嘚以成功它们不但维持了生存，得到壮大而且还武装了自己，然后直接向首都进发直至其首领登上王位。
因此，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或许在最初的朝代，帝国的疆域还没有如此广大政府的专制主义倾向稍逊；而如今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當然上面的解读见仁见智
我只是将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中的原文 贴在这里
“诚然，错误的事物本身往往也会有真实的成分存在由於特殊的或许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使中国政府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来自气候的物理原因曾经对道德观念产苼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产生过各种奇迹。
答案(1)共同主张:限制君权。(1分)
因素: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强化;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传统思想文化(宋明理学)的影响和束缚(4分。答出其中两点即可;若答出其他内容,只要言之有
(2)通过维新变法,在中国确竝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4分)
(3)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队伍壮大;新文囮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3分答出其中3点即可。)
(4)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或“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邓小平开创了有中國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