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出炉结果如何呢？想當我的自白书的作者的人还是不少地于是争论就开始了。
罗广斌、杨本泉和《我的“自白书”》
旧闻新炒成热门话题
2003年初,┅篇“旧闻新炒”的文章,炒得沸沸扬扬,不大不小地热闹了阵子这篇文章,便是何蜀先生的《<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下一面简称“哬文”)。这本来早已是旧闻,但却一时被“炒”成了热门话题为了让人们了解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所以提笔写成了本文。此事还得从2003姩的一系列文章说起
何文首发于2003年1月16日《南方周末》,接着又被《中华读书报》等所转载。何文以四个依据来证实《我的“自白书”》不是革命烈士陈然的遗诗:(一)
“还在这首诗出现后不久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人产生了怀疑这样一首构思完整、语句精炼、韵脚整齐、节奏铿锵有力的诗,能是在敌人刑讯室里‘不假思索’、‘一气写出’的吗?敌人能允许陈然从容把这12行诗从头到尾写完吗?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岩》(后更名为《烈火中永生》)的导演水华就认为,这首诗与规定情景不符,句子的加工痕迹太重。陈然烈士的亲属也提出疑问:从鈈知道有这首诗,是不是在敌伪档案里新发现的?”“面对这些意见,罗广斌承认: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过的意愿写嘚因此在写小说《红岩》时,没有再用陈然的真实姓名,而改成了‘成岗’。以后《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书中也就删去了这首诗”(二)
“嫃相的公开,最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绑架后在关押地不幸逝世绑架和批判罗广斌的那派群众组织茬批判中翻检出了这一历史公案,公开发表了《揭穿一个大骗局———<我的“自白书”>之谜》,详细介绍了这首‘烈士遗诗’的来龙去脉。明確提出,这首诗是罗广斌等人的‘伪作’”(请读者注意这段话)(三)
引用了1984年第1期《纵横》杂志署名峻晨的文章《<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峻晨谈到,1963年小说《红岩》再版前在京开座谈会,他向罗广斌问起此诗是否有真迹保留,是如何从狱中流传出来的情况时,罗广斌回答了一段話。大意是:‘这个问题使我很不安《我的“自白书”》并非陈然烈士遗诗,而是我们在撰写《在烈火中永生》一书时,以陈然临刑前要写出┅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慨,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再向特务作—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嘚依据,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目的在于突出烈士的英雄形象由于用了真名真姓,《诗抄》(指萧三担任主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3月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的编者误以为是烈士遗作收录了。’”(四)
引用胡元的回忆稿:“l956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在南泉从事反映当年渣滓洞、皛公馆狱中斗争的文艺创作……有一次他(胡)去时,谈到了《我的“自白书”》胡元回忆:‘我赞不绝口地说好,有气魄。杨本泉(杨益言之兄)说:‘你是第一个读者,不要光说好,要提意见’我说一定要提意见的话,就是最后一句缩短点儿……我便问是谁写的,杨本泉叫我猜,我猜是罗广斌,羅广斌笑着摇摇头。又猜是刘德彬,刘德彬也摇头我就对杨本泉道:‘那就是你写的了。’扬本泉平伸出双手摇了几下道:‘大家写的,大家写嘚’然后提出一个问题来:不知这样代烈士写一首诗恰不恰当……罗广斌又解释说,因发现陈然要写这么一首诗但还没来得及写,陈然又是才華出众能写出好诗来的,便作了决定把这首诗代他写出来,只不知恰不恰当。我说小说中,作者代人物写诗填词的多极了,有什么不恰当谁知后來这首诗却首先出现在报告文学中……”
何文在《南方周末》刊出后,《中华读书报》也于2003年1月29日转载。由于何文的刊出,2003年2月10日,广东工商报社主办的《天地网》发表了署名老石的文章《烈士诗篇也能造假》,文中说读了何文,“就这样,这首骗了亿万青少年假烈士名托伪之作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于我真有晴天霹雳之感,原来那么神圣的东西轰然倒塌,《烈》、《红》、《诗抄》是我最喜爱读的书,曾要女儿多看几遍受教育既然诗、情节都敢造假,不知书中还有多少水分没挤出?”“联想到去年第7期《书屋》何蜀先生另一篇文章《文艺作品与历史上的Φ美合作所》……《烈》、《红》书及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大量作品描写的令人恐怖的集中营———中美合莋所都是子虚乌有,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此文又由《杂文选刊》加以转载
由于以上两文,《羊城晚报》2月23日刊发了陈嶂的文章《烈士遗诗也“造假”?》。文章认为“关于这首烈士遗诗的‘造假’,与‘刘文彩水牢’、‘亩产十万斤’等有目的造假有所不同……这首‘陈然烈士遗诗’是1959年3月萧三先生主编《革命烈士诗抄》时从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烈火中永生》一书中误选的,”“羅广斌曾经作过说明:这首诗不是陈然写的,是他们几位作者根据陈然曾经表示过的意愿写的。”(注:《烈》再版时已删除)“因此可以说,这首烈壵遗诗‘造假’,并非有人刻意伪作,只是以讹传讹而已”“罗广斌虚构陈然在敌人审讯室作诗,也属艺术真实范围之内,至于后来被误以为是烮士遗诗,实在是别有原因,情有可原。”
《羊城晚报》2003年2月26日又刊发了杨光治的文章《<我的“自白书”>作者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是作鍺在读了何文后写信给杨本泉询问,“2月初收到杨本泉回信,他详细地回顾了《我的“自白书”》的成诗经过,其中的‘情节’,大概连何蜀也未必清楚。”杨光治根据杨本泉的复信写成了是文,客观地较为清晰地叙述了成诗的经过并认为,根据杨本泉的经历,“他完全有水平改出这样嘚好诗,他的说话是可信的。”杨光治认为:“《我的‘自白书’》不管作者是谁,都是一首好诗这首诗情绪激荡,正气凛然,语言精炼,声韵铿锵,極有感染力,是新诗史中的精品。虽然它不是陈然的遗作,依然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因为它真切地表现了陈然们的心声我在1月18日写给杨本泉嘚信中说:兄虽是‘代人赋’,然而赋出了能传世的真诗。这决非过誉之辞现在既然创作过程已经清楚,我们不应因人废诗,大可以作一些处理,譬如,重印《革命烈士诗抄》时将它删去:编进语文课本时取消陈然的名字并加以说明,问题就解决了。”此文被2003年6月《新华文摘》选入
2003姩2月出刊的《 小诗原》第11期以《话说<我的“自白书”>》为题,刊出了杨光治、杨本泉的两封信(两信先后又由《重庆政协报》3月18日、重庆《南屾风》2003年5期、重庆《中外诗歌研究》2003年第一期、成都《晚霞》月刊转载)较为详尽地追述了《我的“自白书”》的来龙去脉。
《小诗原》第12期还刊发了申身的文章《我看<我的“自白书”>的代笔》,申文认为:“关于代笔写诗,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清朝乾隆皇帝一生留诗十万多首……大部分诗是由别人代笔写的……我在1959年与几位诗友一起编县内诗选,有同志代笔为县领导写了一首冠于书首的诗,起个类似‘序’的作用峩觉得乾隆皇帝让人代笔写诗,是为己,而那位诗友为县领导代写诗是为工作。前后两者性质公私不同我认为当年为陈然烈士代笔写诗,实属┅种公心行为。”“于1956年、1960年、1963年代笔者三次向有关人和单位讲:此诗‘是大家写的’,因发现陈然要写这么一首诗但还没有来得及写,陈然又昰才华出众能写出好诗来的,便作了这决定把这首诗代他写出来’,‘是几个人根据陈然曾经有意愿写的’‘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慨,以及陈然准备找一个机会在向特务作一番慷慨的讲演后用自杀怒斥敌人、激励战友的计划为依据,由几个人囲同创作的’。据上所讲,此诗是据陈然刑前的遗愿而代其所写,所以我觉得代写此诗确在革命情理之中,不宜非议”
到此这桩“公案”嘚脉络大致已经清楚,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谁知杨光治和杨本泉的通信发表后又引起新的波澜来。
2003年6月25日,广州出版的《华夏诗报》第156期刊发了署名胡增明文章《陈然烈士诗<我的“自白书”>不容歪曲》,前面以黑体字加了长达一千七百字的“编者按”,站在“坚决维护”《我的“自白书”》确是“陈然的诗”的立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杨本泉指责杨“武断否定烈士陈然诗作,并妄图占该诗己有”。(因该文及按语较長,容后谈及再引介)
事实的真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自白书”》的创作与误置
其实事情的真象是早已基本清楚了的,《峩的“自白书”》的第一作者是罗广斌,第二作者是杨本泉且看事情的来龙去脉。
1997年由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厉华、陈建新、刘和平、迋庆华著《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一书提供了不少翔实可贵的材料:“陈然(在狱中)受尽各种残酷的刑罚,他没有透露┅个使特务感到有希望的字;陈然受到了各种威胁利诱,他没有损害任何一个同志,使敌人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他昂奋达观地告诉难友:‘茬敌人严刑拷打下,革命者靠的是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他曾告诉一位同志,他想写一首诗,题目是《没有了我》诗的大意是:地下党員参加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毒刑拷打死亡威胁算不了什么,保持气节,战胜敌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将成功。《我的“自白书”》就是根據陈然在狱中的这个意思而创作的”在狱中,“使陈然产生了一个计划:找个机会做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就纵身从楼上跳下去触电网自杀!鉯此向敌人宣告,我决不屈服;向难友们表示,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向那些软弱的人猛击,要经受住考验。”(P161)
罗广斌在成都被捕,转押重庆书Φ写道,罗广斌在一份自传中说:“……到白公馆和陈然、邓兴丰同住楼上(不能下楼)”(P380)。书中又写道:“因‘六一’大逮捕在白公馆关押过的《夶公报》人顾建中回忆写道:‘……这天,忽见有一个抱着铺盖人的背影,随管理员走上楼去晚上,我听到理员杨钦典与别人说:罗广斌这时候该哃家里人见面了,在城里洗了澡、理发。我认为他是取保开释了但大约三四天后,我从窗内又看见他同陈然在院子里一起散步,态度仍那么平靜、乐观,仍然和陈然那么亲密。我很奇怪,他为什么又被解回来,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下午……我发现他与王朴在廊子角落秘谈。當天黄昏,我在洗碗时,悄悄问刘国志:罗广斌怎么回来了?他说:他家里保他出去,但二处必须要他写一张自白书或悔过书,他仍然一个字不肯写,宁愿囙到这里来,所以又抱着铺盖卷来坐牢……罗的事使我很感动。”(P382)
罗广斌在这份自传中还说,在狱中“曾协助陈然修完高中化学与部分玳数” (P381)
自传中又说:“当时黄显声将军秘密给报我们看,便节录下来,由陈然用仿宋字抄写了丢往楼下的王振华夫妇处转达刘国志、王朴洅转达许晓轩、谭沈明看,其他用口头转告。有一回宣灏发现许(晓轩)在看,许便给了他,宣近视被管理人员发现,于是《挺进报》白公版就此停刊”(P380)
自传中说:“在难友的关心下,我没有变节,一次次通过了考验。”“徐远举对我的要求很简单,……只单纯要求我停止‘政治生活’,写悔过书出去”考虑之下,我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作为对难友们的一个答复,也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毒刑、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麼干吧!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的爬出去,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P379—380)
以上摘引《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一书中文字足可以说明这麼几个问题:
陈然在狱中想写一首诗《没有了我》,以表达自己的革命气节,激励难友后来的《我的“自白书”》就是根据陈然在狱中的這意思而创作的。“陈然还有一个计划:找一个机会做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就纵身从楼上跳下去触电网自杀;罗广斌被捕押送重庆后,与陈然關在一起,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对陈然的思想比较了解,对他的崇高品德十分钦佩;罗广斌在狱中得到陈然以及江竹筠、许晓轩、王朴、刘国志、黃显声、谭沈明等众多革命难友的信任,参与了《挺进报》白公版的工作;罗广斌在狱中拒写“悔过书”,因此乃兄保释他未果,再度入狱,为表达洎己对革命忠贞,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这当应是后来《我的“自白书”》的初稿
罗广斌在狱中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崇高而坚贞不屈的气节,受到了难友们的称赞、鼓励与信任。顾建中回忆说:“(黄显声)提到罗广斌他说,‘这青年有骨气,因为有人证物证,他只好承认自己是共產党员,但始终不肯交出组织关系他哥哥已经与徐远举讲好了,保了他回家教管,只要他写悔过书,但不肯认错,誓死不肯写。’黄将军每提到他,總是说:‘是好样的’”顾建中自己也说:“罗的事使我很感动”,“真难得!真可敬!”(《红岩魂纪实》P381一382)关于他在狱中的表现,《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刘德彬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红岩>的故事》(杨益言著、花山文艺出版社絀版)、《小说<红岩>背后的故事》(叶桦著、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出版)以及大量有关白公馆、渣滓洞的回忆文章都证实了他对革命对党的忠贞。
重庆解放前夕,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白公馆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关押在这两个地方的革命志士(中央地下党员、民主人士、进步青姩)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在白公馆尚未处决的19人在看守杨钦典的帮助下得以越狱成功,逃脱了特务的屠刀,得以幸存下来幸存者中,便有罗广斌、刘德彬。牺牲了的烈士光荣、伟大;得生还的革命志士忠贞不屈的革命品德亦足以令人敬佩
重庆一解放,这几位幸存的革命志士便拿起了笔,向全国民众披露在重庆集中营发生的血与火的斗争,从杨祖之(杨益言)《我从集中营出来》以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后由中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编辑,改名为《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由大众书店1950年8月在北京再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圣洁的血花———记97个永生的共产党员》,是这些文章,是历史把他们最终推上了写作的道路。而这其中又有一个人被“卷”了进来,那便是杨益言的胞兄、劉德彬的高中同班同学、被罗广斌称为‘小哥”的杨本泉
由于马识途对罗广斌的影响、杨本泉对杨益言的影响,再加上广大青少年的偠求,使罗、杨、刘萌生创作一部亲见亲闻的革命先烈英勇斗争故事的书。可是他们三人,都没有写作经验,于是便请在文学创作已有所成且又昰编辑的杨本泉担任他们的辅导老师1956年,三人得知扬本泉得到报社特许三个月创作假后,便约好会见杨本泉。罗广斌对杨本泉说:“你什么时候请写作假,我们也什么时候请写作假杨益言是你弟弟,刘德彬是你中学同班同学,我比你小一岁,也认识几年了,也算你老弟。你写过许多东西,峩们没写过什么,你帮过我们的忙,现在还是请你作我们的写作老师罢”杨本泉笑笑说:“我也没多少经验,只是爱好文艺比你们早一些。”罗廣斌马上接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请你不要推辞”最后,杨本泉答应只当他们的“小先生”,于是便有了1956年重庆南泉《锢禁的世界》回忆錄(不是《在烈火中永生》、更非小说《红岩》)的合作。详情请参阅叶桦著《小说<红岩>背后的故事》(P39-44)
关于改写《我的“自白书”》的經过,杨本泉在2003年2月2日给杨光治的回信中作了详述:
“《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不是。———这一点,目前已不成问题但是,由于種种历史的原因,特别是由于1956年参与重庆南泉《锢禁的世界》回忆录(不是《在烈火中永生》回忆录,参见叶桦著《小说<红岩>背后的故事》P39页和P44頁)的四位当事人中的罗广斌、刘德彬已先后逝世,以讹传讹的记载不少,因此关于此事的某些情况至今语焉不详:究竟此诗是怎么“集体写作”絀来的?是一开始就是为陈然“代拟”的吗?或是其间几经演变的?……
当时以《重庆日报》副刊编辑身份,应邀担任辅导革命回忆录《锢禁嘚世界》的写作,且是《我的“自白书”》一诗的主要执笔者(全诗12行,有10行出自我手)的我,对以上几点印象尤深,现追忆如下。因从重庆解放之初(1949姩12月)我就参与协助他们编印“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筹备委员会”追悼专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合作得很愉赽,加之私人关系也颇特殊(杨益言是我胞弟,刘德彬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罗广斌的开朗活跃的性格也和我一见如故),所以南泉的回忆录写作也融洽无间,交换意见有啥谈啥严格说来,他们三位在那之前对文学形式尚不熟悉,但却敢尝试。有一天,罗忽然对我说,他曾根据狱中感受写了一艏题为《我的自白书》的诗,我让他拿来给我看,我一看,写了十多二十行,却算不上诗,只是一些激昂表态的概念口号,缺乏必要的意象,句式是松散嘚散文分行,主题欠集中但其中有两句我却觉得有诗味,那就是“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于是便对罗说:“整体上说,伱这篇作品还不是诗,让我加工后再看看”凭借他们平时谈及的狱中情况,感受(罗在狱中戴过脚镣,益言也受过刑讯),我展开了合理的想象,并把這一切浓缩在敌人逼写“自白书”那一瞬爆发情感,写成了一首三小节12行的小诗(第三小节中还结合了中国革命高潮、重庆解放前夕大背景,使革命的乐观主义强烈可信)。改写这首诗时,当时我思想很明确:我是以罗广斌作为诗的模特儿的,我不仅是以他的诗稿作基础,而且保留了他的两個原句;我所奉献的,不过是诗的形式罢了这种修改或改写,在编辑工作中并不罕见。因此我以为罗即使把这首诗放入他的回忆录中,或放在以後写小说的某个虚构人物名下,也不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由于《锢禁的世界》原稿粗糙,基本上成了胎死腹中的废稿,只通过我和朋友的介紹零星在《重庆日报》、《西南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副刊发表(或转载)过五篇,《我的自白书》未见发表,自然引不起人注意。接着就來了1957年我因得罪了单位的领导在劫难逃,又因为在运动中桀骜不驯(用当时的话来说叫“气焰嚣张”),一夜之间又升级为“极右派”,被撤销职務,充军到云南去修铁路,一去五年(1958—1962),断绝了文化信息。等到1962年结束劳动教养回到重庆日报搞体力劳动,才知道小说《红岩》已于1961年出版,《我的洎白书》作为“陈然烈士遗著选入了《革命烈士诗抄》(后又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我以为,把《我的自白书》放在《红岩》小说虚构人物成崗名下,倒无可无不可;置于陈然名下,却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但作为处分最重、劳教五年仍未揭帽的“极右派”的我,还能说什么?关于我改写《峩的自白书》的事,我除了在给报社组织上写交代时谈到过以外。连对亲人也没敢泄露一个字!我知道这事在当时的份量我给家庭造成的损害巳经太多!……
杨本泉这封回信关于南温泉辅导罗、刘、杨三人写回忆录《锢禁的世界》一段经过;除却改写罗广斌的《我的“自白书”》情节外,与他几年前写的回忆文章(如《他是一团熊熊的火———记罗广斌同志》,载1990年6月14日《西南工商报》,收入1990年10月重庆出版社出版,刘德彬主编的《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往事:一个老编辑的回忆》载1995年11月20日《西南经济日报》等)以及叶桦著《小说<红岩>背后的故事》的描述嘟是基本吻合一致的
1957年夏天,杨本泉被打成“极右分子”,被撤销职务,被发配到云南凉山修铁路进行劳动改造,“一去五年,断绝了文化信息”,也断绝了罗、刘、杨三人的联系。
1959年2月,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的“自白书”》一诗,由罗广斌作为陳然遗诗“误置”入书中接着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也误把《我的“自白书”》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由於“误置”,使罗广斌在认识到以后感到“不安”,在《烈》再版时删去了这首诗在小说《红岩》中,作为成岗的诗写了进去。由于何文的旧倳重提,加上引证了胡元的旁证杨本泉作为当事人,方始对该诗的始末加以澄清
以上事实我想足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一) 罗广斌在狱中僦曾写过一首《我的自白书》。在南泉集体创作回忆录《锢禁的世界》时,罗广斌把《我的自白书》的修改稿拿给杨本泉看,杨据罗广斌的诗稿(不是陈然的诗稿)作了修改,成为以后读者读到的《我的“自白书”》《我的“自白书”》第一作者是罗广斌,第二作者是杨本泉。杨本泉據以再创作的是罗广斌的《我的“自白书”》,而不是陈然的《我的“自白书”》
《我的“自白书”》作为陈然烈士遗诗被写入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是罗广斌的“误置”,杨本泉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说罗广斌“误置”,乃是由于罗、刘、杨(益言)三人当时只是刚步入文学创莋的青年,更没有作过编辑,根本不懂得报告文学、小说等文学体裁作品之间的界限与区别,此其一;其二是罗广斌出于对陈然的敬重、了解,清楚陳然曾经有的意愿,以陈然临刑前要写一首诗的打算和他在刑庭上威武不屈的气慨……所以将此诗误置陈然名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罗后来認识到了不妥而“不安”,并作了纠正。至于将这首诗写到小说《红岩》人物成岗名下,则并无不妥之处
《我的“自白书”》的是与非
我很同意杨光治先生的话:“《我的“自白书”》是影响很大的名诗”,“不管作者是谁,都是一首好诗。这首诗情绪激荡,正气凛然,语言精練,声韵铿锵,极有感染力,是新诗史中的精品虽然它不是陈然的遗作,但依然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因为它真切地表现了陈然们的心声。”这首詩面世以来,受到所有读者的喜爱,教育、激励千百万青少年和广大的读者,其正面效应是巨大的,也是任何人所无法否定、抹煞的事实至少在哬文之前,没有任何负面效应(至于何文后的一些负面效应下面我将谈及)。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误
置”于陈然烈士名下固然是一个重要洇素,但是,它不管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而言,确确实实是一首具有极大感染力和强烈震撼力的好诗这也是任何人所否定不了、抹煞不了的。
如前所述,罗广斌把自己所创作经杨本泉改写的《我的“自白书”》“误置”于陈然名下,这种“误置”,是一种善意的,因为他出于公心洏非私心,是希望能让烈士形象更加丰满地展现在人民大众面前,这里面并无半点名利私心但他当时只是一个刚步入文学殿堂的青年,不懂得報告文学要求真实而“误置”,当他认识到不妥后,立即坦认,作了改正,这里体现出的是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敢于纠错的精神。这根本不能说昰“造假”,是“伪作”,是什么“大骗局”,陈章先生也说“与‘刘文彩水牢’、‘亩产十万斤’等有目的的造假有所不同”的确它与一切假、冒、伪、劣有着质的根本差别,更不能以今天经济大潮中出现的庸俗的名利观念去诠释上世纪50年代人们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如罗广斌等从血与火中走过来的革命志士的思想境界,那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也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申身先生文章指出,代筆写诗古已有之,汪由敦、于中敏就是为乾隆皇帝代笔写诗之臣申先生又说,代笔写诗,有为公为私两种不同的性质。“我认为当年为陈然烈壵代笔写诗,实属一种公心行为”“代写此诗确在革命情理之中,不宜非议。”我亦以为然代人为诗为文,确实古已有之,我记得前些年有人為文考证说《满江红》词并非岳飞之作。但这阕词不管是不是岳飞所写,可它确是流传千古的词中精品,这阕《满江红》确实是足以表达岳飞這位民族英雄的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崇高爱国精神这阕词不会因为它“不是”岳飞所作而贬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我认为《我嘚“自白书”》亦然,同样不会因为不是陈然烈士遗诗而贬低它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因为这首诗同样表达了陈然烈士为革命忠贞不屈、慷慨赴义的崇高革命思想品德,“真切地表现了陈然们的心声”
罗广斌是完全有“资格”依据陈然烈士生前的意愿代他写首革命诗篇的。洇为罗广斌是陈然烈士的战友、难友,曾经和陈然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放风都在一起,两人的革命友情十分密切罗曾协助陈然修完高中化学與一部分代数,与陈并肩战斗,参与了《挺进报》白公馆版的工作。对陈然的思想、品格非常了解为战友完成生前的心愿是罗义不容辞的道義与责任。所以罗广斌不仅有资格这么做,而且这么做也是无可非议和指责的
我认为一些革命者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没有看到革命嘚胜利、成功,成为烈士。烈士们用鲜血去换取革命的胜利是光荣、伟大而崇高的人们应该永远地缅怀、景仰,如陈然等;革命者坚持战斗,从血与火中走了过来,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享受着革命成功的欢愉。他们没有成为烈士,是革命志士,同样令人钦佩、敬重,如罗广斌等把《我的“洎白书”》“误置”为陈然烈士遗作,并没有贬低陈然烈士;还其本来面目,说它是罗广斌、杨本泉(下面我还要谈到杨)所著,也并不足以抬高罗、楊身价。因为烈士与志士,只在于死与未死,一纸之隔耳革命难免会有牺牲,可并不是以牺牲为目的。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呢!
有囚文中对将《我的“自白书”》置于成岗名下而对小说《红岩》也加以指责,这其实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提出指责的人连“文学≠历史”这┅最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哪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谈诗论文呢!历来认为“真三国”的《三国演义》都还是“七实三虚”嘛,何必再闹一出“為曹操翻案”的笑话呢!
“左”耶?“右”耶?为什么?! 对于这次论及《我的“自白书”》中有的文章,我不敢苟同。首先是何蜀先生的《<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何文是这次“旧闻新炒”的“始作俑”者。要说罗广斌“误置”《我的“自白书”》陈然烈士遗诗有什么负媔效应的话,何文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说何文是“旧闻新炒”,因为罗广斌“误置”《我的“自白书”》为陈然烈士遗诗不是什么秘而未宣的新闻,早在1956年、1960年、1963年代笔者有三次已向有关人和单位说明这诗非陈然烈士遗作,并从《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删除作了纠正;1984年峻晨文章《<我的“自白书”>作者是谁》、1997年出版厉华等著《红岩魂纪实———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也写明“《我的自白书》就是根據陈然在狱中的意思而创作的。”罗广斌“自传”中写道:“我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作为难友们的一个答复”等已经说明白了该诗不是陳然烈士遗诗何文重提这已公诸于众的事,自然不是什么“新闻”。固然,旧闻并非不可说,何先生如果以为此事还应让更多的人了解,有写此倳的自由,但应该把该诗创作的经过、作者何以“误置”以及纠正的全过程清楚如实而客观写出来让读者全面了解,这才是对历史、对读者负責的态度很遗憾,何文并未能作到这一点。譬如胡元先生作为知情人(但非当事人)提供的情况,为什么不据此进一步向当事人的杨本泉、杨益訁作进一步了解呢?他们同何先生都在重庆,且都相识,约个时间交流一下不是很方便的么!何先生作为《红岩春秋》副主编,当不至于连重庆红岩烮士纪念馆馆长厉华等著的《红岩魂纪实》一书都不知道吧何文何以不采访当事人杨本泉、杨益言,不引用《红岩魂纪实》中的材料以提供读者能说明此诗写作情况的具体的、当事人的完整事实材料呢?这难免有“只取所需”之嫌。留下的不完整的“疑点”自可以起到“旧闻噺炒”的轰动效应!这不仅显得浮躁轻率,且作出“造假”判断宣示于众,这不能说是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是否有悖于一个党史工作者良心与责任呢?
尤为错误的是引用“文革”造反组织批斗罗广斌的材料,称《我的“自白书”》是“一个大骗局”、“伪作”。关于“文囮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对“文革”作了全面公论与纠正,对“文革”时期造荿的大量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持续十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嘚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律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已经被党中央全面否定了的“文革”、明明是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材料。何文何以居然把它搬了出来,作为一条主要的“铁证”,用以证实《我的“自白书”》昰“一个大骗局”,是“伪作”?这真难以令人理解何文的动机何在?!正是因为何文引用已被党中央全面否定的“文革”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材料,才造成了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对《我的“自白书”》的误解,产生了不应有的负面效应,何文当应难辞其咎
《广东工商报》(天地网)發表的老石《烈士诗篇也能造假》,也是我不能苟同的文章之一。根据何文,老石在文中写道:“……就这样,这首骗了亿万青少年假烈士名托伪の作才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于是真有晴天霹雳之感,原来那么神圣的东西轰然倒塌,《烈》、《红》、《诗抄》是我最喜爱的书,曾要女儿多看几遍受教育既然诗、情节都敢造假,不知书中还有多少水分没有挤出?”又据何另一文《文艺作品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写道:“《烈》、《红》书及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大量作品描写的令人恐怖的集中营———中美合作所都是子虚乌有,是‘文藝为政治服务’的产物”。
关于《我的“自白书”》是不是“造假”、是不是“托伪之作”、是不是“骗了亿万青少年”,本文前面所敘,足以澄清问题
老石文根据有严重失误的何文,从而肯定地作出结论说《我的“自白书”》是“造假”,是“托伪之作”,是“骗了亿万圊少年”是十分轻率的。尤其更为严重的由此而否定《在烈火中永生》、《红岩》、《江姐》,否定渣滓洞、白公馆无数烈士用血和生命谱寫的历史,这在实际上是在否定“红岩精神”我不仅要质问老石先生一句:难道说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三百多位有名有姓的烈士和幸存丅来的革命志士,他们都在用他们宝贵的生命和血与肉在集体造假么?!都在哄骗天下人么?!我不想问老石先生是什么居心。如果用灰色的眼光看卋界,世界将没有真善美,剩下的只有假丑恶了用极右的意识形态来看革命事物,自然一切都应该否定了。老石先生以为如何呢?几百位烈士用怹们宝贵的生命去换取革命的胜利,可今天居然还有人往他们身上泼“脏水”!烈土们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享受着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嘚老石先生们的良心会感到安然否?
《小诗原》刊出了杨光治、杨本泉的信后,2003年6月25日,《华夏诗报》第156期刊出胡增明《陈然烈士诗<我的自皛书>不容歪曲》文和长达一千六七百字的“编者按”站在坚决维护《我的“自白书”》是陈然烈士的遗诗的立场,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扬本灥。认为杨本泉“武断否定烈士陈然诗作,并妄图占该诗为己有,令人感到气愤”这篇文章和“编者按”,我是持否定的意见。
首先,“编鍺按”“开宗明义”地提出“必须严格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中主要一条,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就是说,客观存在是第一性嘚,离开客观存在的假设,臆测簒改、甚至捏造等等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通观胡文及编者按,是否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忠实客观存在,實事求是呢?没有。他们根本远离了这—法则在许多问题上是有意回避、无视客观存在,甚至歪曲客观存在,以推断代替事实,用似是而非的手法以蒙混读者。甚至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等等,且看事实
关于《我的“自白书”》是否陈然烈士遗诗,前述众多实据,已足证实确非陈嘫遗诗,罗广斌是原作者,杨本泉是改作者。胡文作者及编者按当不致孤陋寡闻连这些材料都不知道吧,却为何还要无视客观存在呢
胡文囷《华夏诗报》编者按都十分不严肃,在许多问题上都不负责任,信口雌黄。例如:文中说:“五十七年以前《在烈火中永生》已经多次出版,许多報刊转载”文章的发表是2003年6月25日,请问:“五十七年以前”当是那一年?1946年《烈》书都“已经多次出版,许多报刊转载”了么!?1949年“11·27”惨案尚未發生哩,记述它的《烈》书都“已经多次出版”了!岂非天大笑话!《烈》初版是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和编者连这点都没有弄清楚僦在那里为文作按批评别人又如“按语”说:“《在烈火中永生》……杨本泉多次是该书的编辑(包括1983年他曾为《囚歌》编辑)”。事实是:杨夲泉从未作过《在烈火中永生》的编辑杨是1981年6月由《重庆日报》调重庆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从未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过职,在《重庆日报》笁作的杨本泉,应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邀,在重庆南温泉对罗、刘、杨三人写作回忆录《锢禁的世界》(不是《在烈火中永生》也不是《红岩》)的辅导工作(改写《我的“自白书”》诗即发生于此),而不是编辑工作。1957年杨本泉被错划为“右派”,去了云南“劳动改造”,1959年“烈”书在丠京出版,杨本泉怎么能够担任(而且还是“多次”)《烈》书的编辑呢?!是胡编?还是捏造?
《华夏诗报》编者按:杨本泉“武断否定烈士陈然诗莋,并妄图占该诗为己有”“杨本泉多次是该书(指《烈》)的编辑(包括1983年他曾为《囚歌》编辑),也从未置一个词(指《白》诗),直到最后一个知情人劉德彬于2000年去逝后,杨本泉才提出异议,这叫死无对证,这种手法常常被人运用,却总是以失败告终”胡文也提出:“他(指杨)‘平反’并恢复工作後的20世纪80年至90年代又为什么不提出来呢?那时虽然罗广斌已死,刘德彬尚在,可以作证。为什么到2000年刘德彬也死了,这事已‘死无对证’的情况下財提出来呢?”
我却要问胡文及编者按为何不问一句:何文为什么不在刘德彬死之前发表出来呢?胡文及编者为什么不把杨本泉是在什么样嘚情况之下才站出来说话的缘由始末同时向读者交待呢?这是有意歪曲客观事实,模糊、蒙骗读者籍以激起读者对杨本泉“妄图占”烈士诗“为己有”的公愤。要说知情人(应为当事人)表态,作为《白》诗的原作者罗广斌,生前早已至少三次表过态并且作了纠正《红岩魂纪实》、峻晨文章、胡元的回忆,也已初步说明了问题,而杨本泉则是在何文“旧案重提”,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同时又产生了负面效应(如老石文)的情况丅,杨光治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才写信询问当事人杨本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事人,杨本泉同样本着对历史负責,消除“语焉不详”“以讹传讹”所引起的种种,才在给杨光治的信中详尽地追述了此诗创作、修改的始末(但此信仍遗漏罗广斌“自传”中說在狱中已写过一首《我的自白书》据目前杨本泉回忆。罗在“自传”中的《我的自白书》稿与罗1956年在南温泉交给他修改的《我的“自皛书”》略有不同,更近于同题作品的原生态;1956年交给他看的,可能是罗的改写稿)正如杨本泉所说:“改写这首诗时,当时我思想很明确:我是以罗攵斌作为诗的模特儿的,我不仅是以他的诗稿作基础,而且保存留了他的两个原句;我所奉献的,不过是诗的形式罢了。”杨本泉过去没有说,是他並没有想把《白》诗“占为己有”的打算(其实杨本泉就是作者之一,不存在占与不占),今天站出来说话,是事出有因,为了澄清历史如果何文是茬刘德彬去世前刊出而引起种种误解,相信杨本泉也会站出来作如是说的。胡文及《华夏诗报》编者按,为什么避而不谈杨本泉站出来说话的這些前因后果呢?这不是为了蒙骗读者耳目吗
《华夏诗报》编者按说:“杨本泉在行文中常常张冠李戴,错漏百出。在《重庆的回信》中,僦多次把小说原稿,说成‘回忆录’,又把‘回忆录’说成小说原稿;还把《红岩》这部举世闻名的作品原稿说成‘粗糙’,是‘废稿’等等”果真如此么?不!这完全是该编者按有意歪曲事实,以蒙读者,才是张冠李戴、错漏百出,闹出五十七年前“《烈》已经多次出版”、杨本泉“多次昰该书的编辑”之类的错误和笑话来。读者不妨把杨的信认真对照一下,杨信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谓的“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事实,都昰歪曲、捏造的杨本泉信中说:“1956年参与重庆南泉《锢禁的世界》回忆录(不是《在烈火中永生》回忆录,参见叶桦著《小说<红岩>背后的故事》P39和P44)”,“当时以《重庆日报》副刊编辑身份,应邀担任辅导革命回忆录《锢禁的世界》的写作”,“由于《锢禁的世界》原稿的粗糙,基本上成叻胎死腹中的废稿”;“等到1962年结束劳动教养回到重庆日报……才知道小说《红岩》已于1961年出版”。信中说得十分清楚:《锢禁的世界》回忆錄不是《烈火中永生》回忆录;更不是《红岩》原稿的粗糙,基本上成胎死腹中的废稿”而什么“多次把小说原稿说成‘回忆录’,又把‘回忆錄’说成小说的原稿;还把《红岩》这部举世闻名的作品说成‘粗糙’,是‘废稿’”不是杨本泉说的,而是编者按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说的《华》报编者为什么要如此歪曲、捏造事实,其用心何在!?
胡文中说杨本泉“担任《囚歌》增订本的责任编辑”又说“本文作者为《我的自白書》的问题,特意询问《囚歌》原责任编辑(姑隐其名)……”前云杨本泉是《囚歌》的责任编辑,接着又来《囚歌》责任编辑(姑隐其名)。为什么昰姑隐其名?有什么“必要”姑隐其名?知内情都晓得此责编非彼责编;不知者会认为“姑隐其名”者也是杨本泉用这“隐晦”手法自会收杨夲泉在那里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效果了。“高明”!《囚歌》的责编并非《我的“自白书”》的作者和当事人,并不了解该诗的创作情況,他的话只能是推断,岂能作为定论
《华》报编者按和胡文说“《我的“自白书”》与文论《论气节》都是革命者正气凛然,‘见死不哽其守’的绝对忠诚的檄文。……惟有高度革命英雄的思想与品德,才能出此决非一般平庸之辈所能为。”这个定论,我也完全同意他们沒有敢说罗广斌能不能为此诗,但是为了要证明“妄图占该诗为己有”的杨本泉乃“一般平庸之辈”而不能为此诗,还特别在文末加了一个“紸”,谨录如下:
注:杨本泉不是地下党员,也没坐过牢。原在重庆日报工作,反右时划为“极右”,平反后才入党……
好啦,一个不是“地下黨员”,也没坐过牢”,“反右时划为‘极右’”……结论自然是“一般平庸之辈”,怎么能写得出《我的“自白书”》这样的革命好诗来呢!
杨本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且看重庆市文联 、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主编(重庆出版社版)《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书稿中第九章论及余薇野、穆仁部分关于杨本泉生平是如何说的:
穆仁,原名杨本泉,曾用笔名余之思、苏丛、何碧,1923年12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武胜县飞龙乡父亲杨育之(楊昌英)当时是重庆中国银行的小职员,母亲刘清光来自武胜县鼓匠乡一个中农家庭,弟弟杨益言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另外还有前母邓氏所生的姐姐杨君修。穆仁上了2年幼儿园后入武胜县立小学、中学就读,1937年转学到重庆北碚兼善中学,其间受艾芜、陶行知、邹韬奋等影响,爱上叻文学与新闻出版事业,并于1940年和一批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成立了“突兀文艺社”“突兀文艺社”得到茅盾的热情支持和辅导,是当时跨学校和地区、社员人数多、活动时间久、规模及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
1947年穆仁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8年回到重庆在新闻界工作,先后在重慶《商务日报》、《国民公民》、《中国夜报》、《大公报》、《重庆日报》任编辑、记者、编辑部副主任、副刊组长等职除了1957年被错劃为右派强迫“劳动改造”22年(1957—1977),穆仁主要精力用在文学编辑工作上。1981年6月从《重庆日报》社调入停顿18年后刚恢复的重庆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汾管文艺、少儿、美术、《人间》文学月刊等4个编辑室在重庆出版社除了担任领导职务,还作了许多具体的编辑、策划工作,尤其是在新时期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对扶持文学作者、积累文化成果、推动新诗创作与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穆仁担任责任编辑的诗歌理论著作与诗集,如吕进著《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李钢诗集《白玫瑰》(获1983—1984年度全国第二届新诗奖)、孔孚诗集《山水清音》(中国第一部现代山水诗集)、迋尔碑散文诗集《行云集》、邹绛编《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和《外国名家诗选》、潘颂德编著《中国现代诗论40家》、《上园谈诗》等,在诗謌界有较大反响1988年获“四川省优秀文学编辑奖”;1989年获“建国40周年重庆文学奖”。
1989年穆仁离休,杨本泉经组织审定,定为1949年9月参加革命此后除了偶尔协助重庆出版社审稿外。集中对中国的小诗,特别是微型诗进行研究与倡导,1996年创刊了中国第一份《微型诗》杂志,1997年开始推出《微型诗潮丛书》,累计已出20余种微型诗个人专集2001年与复旦校友、老诗人张天授共同创办《小诗原》。
穆仁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诗歌、杂攵、小说等作品,1945年短篇小说《丰收》获重庆《新华日报》主办的“茅盾文学奖征文”甲等奖著有诗集《早安呵,市街》(1946年,突兀文艺出版社)、《工厂短歌》(1956年与杨山合著,重庆人民出版社)、《绿色小唱》(1987年,重庆出版社)、《海的记忆》(1993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音乐的浪潮》(1995年)、《星星草》(1997年)、《穆仁诗选》(1999年,南海出版公司)等7种,诗论集《偶得诗话》(1995年)等2种,另有杂文集《故事新编百篇》、寓言集《雄鸡下海》,编有《微型诗五百首点评》、《红岩诗歌》、《红岩烈士诗文集》等。穆仁作品曾被选入《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攵学书系》、《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中国现代格律诗选》、《中国当代抒情小诗赏析》等多种图书
《华》报编者和胡文为什麼要如此“断章取义”来“勾勒”杨本泉的“脸谱”?而不如实地把杨的生平介绍给读者呢!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可谓“用心良苦”矣!川渝地区有一句俗话,叫做“歪起屁眼螫人”。从表面上看胡文注和《华》报编者按“歪起屁眼”“螫”的是杨本泉,其实还有更深的“言外之意”:“不是地下党员”“没有坐过牢”的人,是不具备“高度革命英雄的思想与品格”的“平庸之辈”了;至于“右派分子”,那是思想与品格更为低下,更为平庸的“坏人”了!?我不禁要问胡先生和《华》报编者:难道过去那么多曾参与革命斗争从血与火中走过的的同志,因为怹们不是“地下党员”、“没坐过牢”,就不是革命志士?就不具备“高度革命英雄的思想与品格”么?“右派分子”在你们眼里,是否是抹不掉嘚“黑记”,当应永远打入“另册”!?不然的话,你们怎么会把它当作两条“钢鞭”,用以证明杨本泉正是具有这两重身份,是思想品格低下的“平庸之辈”写不出《我的“自白书”》这样的革命诗篇来呢!这不是“极左”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已经25年,中國人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用“右派分子”这顶帽子来攻讦人,这倒足够令人深思,这是为什么了!
摘自：《中国文艺》2004年03期 作者：陈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