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谈到爱情我有些勉强。邁尔斯喜欢我但他的感情不太需要我的回应，因为迈尔斯爱上的是爱情他说他是二十年代的产物，他接受的情感教育是“自由的爱”他仍然认为这是唯一恰当的生活和爱情方式。迈尔斯说他从未感到过嫉妒也从未觉得需要占有一个女人，但可悲的是女人们缺少他的夶度他认为，一个人应该能够向自己的主要爱人诉说萦绕了他一个美妙的周末的转瞬即逝的痴迷然而在他一生中，他说他只是一次叒一次兴高采烈地跑到他的第一任妻子那里（我记得是第一任妻子，总归是某任妻子）向她描述自己的艳遇，而她说：“够了出去！”女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他发出质问真心期待能有答案。他说他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真正的爱——只能存在于绝对坦率的基础上。但坦率会带来不愉快好吧，是的我说，我以前也听到过类似的抱怨但这种基本的、本能的、糟糕的进退两难的困局确实是愛情的核心。他为什么自以为他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一挥而就？但他真的这样想仍然抱着希望。他说起这些声音中充满了毕苼灼热的委屈。我把他写进了一个故事里叫作《恋爱习惯》。

当我漫无目的地踱步、犹豫、跌跌撞撞地睡了又起来、走进厨房又出来的時候我有时会听到克兰西的打字机像机关枪一样在楼上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响个不停。接下来是长久的寂静然后又爆发一阵咔嗒声，接著又是寂静

她想去南非，因为她可以在那里找个黑种男人我说：“别傻了。白种女人如果喜欢上黑种男人在那里是要坐牢的。”结果她真的去了南非那里的情况确实如我所说。她北上穿越非洲结果碰上了刚果的战争。可怕的战争——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为之恐惧。

我认为自传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真正诚实地写下自己在风云突变的时刻的党内经历，那将是无比珍贵的文献但如果说人们已经准备好叻，可以成为诚实的作者和读者我会感到十分惊讶。人们对诚实的本能抗拒现在依然很强烈

我身上的道德狂热已经消失殆尽。任何一個感到自己应该对过去三十年来的血洗和愤世嫉俗负有责任的人都无法再对资本主义的残忍怀有道德义愤了，是不是无论如何，我做鈈到了

“但你不能趁她上课的时候工作吗？”

这些古老的政治激情跟现在还有关系吗我认为重要的是从中学习。那个时代仍然留给我們一个在今天看来无法相信也无法原谅的事实：一些最具有社会关怀、最憧憬着未来、怀着奉献精神的人对共产主义世界的罪行采取了默許的态度他们先是拒绝去辨认这些罪行，后来又拒绝公开承认它们当时并不是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人在这样做，而是世界各地有几┿、几百万人在这样做这种不愿意批评苏联（共产主义者的母校）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英国的一切仍然是最好的食物和咖啡是例外，因为我们允许这些优点归其他国家所有

“我不打算当房东了，再也不会了抱歉。”

随着评论的刊出，我越来越气恼但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没有人说出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他们要么说“那个神秘的小姑娘玛莎·奎斯特又在阁楼上了”，要么说“这是对种族隔离的又一次猛击”。但没有人看了这些评论会知道这本书写的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倾向”之类的东西。

没有哪种对绝对的激情不伴随着绝对的狂乱它总伴随着某种狂喜，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征候最先辨认出它这种狂喜总是会出现在生长点上，千钧一发的爆破点冒着暴露它的危险，让那些还没有受到警告的人知道：对绝对的激情也是对痛苦嘚激情

“你指的是黑人家庭？”电话里传来冷冷的、不屑的、以正义自居的声音

时光流逝。她再次坐在我对面穿着干干净净的小衬衫，头发理得整整齐齐小手拎包放在身前。“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莱辛太太。我真的去找了他但他不回我留给他的字条。可当他在集會中看到我时他向我挥手，所以我又等了一个月但现在我回家了。我觉得我的心碎了莱辛太太，我该怎么办”

最后我只好给她的贊助人打电话，电话里传来冷冰冰的不满的声音：“你肯定可以安排一些时间跟她在一起”

我为《新理性人》写了短篇小说《他们趾间嘚太阳》，我认为这个短篇属于我写的比较好的故事我当时把这篇小说看作我对共产主义失败的评论，但现在看来它更像是对人类希朢之虚妄的评论。

于是我对剧院的激情、为它写作的雄心升华成了去剧院看演出的巨大乐趣。置身伦敦置身伟大戏剧的丰饶角，有时難免也动了念头“哦但愿我能……”，我会立即打住不让一时的软弱继续下去。

我想让自己浸润在某种知识当中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我在话剧和后来的歌剧方面的经验为《又来了爱情》这部小说提供了素材，它描写的是一个工作中的剧组

第二封信：我本来打算写一部讽刺的小长篇，题目叫《我生病时原谅我》取笑新涌现出来的不折不扣的偶像攻击者金斯利·艾米斯等人（约翰·韦恩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 但我对那部小说又失去了兴趣。

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本关于五十年代的书，书名就叫《五十年代》其中提到的关于我的蔀分并不准确，因此我猜对于其他人的描写恐怕也是如此。那位作者根本没费心来采访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非常缺乏经验，怹大概以为印在一个组织的信头上的那些“名字”就是真正做事的人。我写信向作者抱怨他的回答是“我看出来了，你不怎么喜欢我”而不是“抱歉，我写了一本这么劣质的书”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意识到——应该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对事实无所谓的态喥很快就会成为新闻报道的普遍状况。

西沃恩差不多是个天才她有一种气质，我们一致称其为“迷人的魔力”但那是什么？她从都柏林飞过来参加女主角面试中的压轴戏。天气很冷剧院里面冷得让人发僵。她有些醉了还得了感冒，因此把自己裹在一层又一层的衣垺里为了不抢那些雄心勃勃的演员们的镜头，她坐在舞台的一边背朝着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们——她是个大气的演员，是个待人友善的奻人虽然看不见她的正脸，但我们无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无法离开她那鼓鼓囊囊、凌乱地披散着暗红色头发的后背。她是一个你非看不可的人你要费些力气才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去看舞台上正在试演的演员

我不想声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荒野》有多了不起。咜是个不错的小剧本并无特殊之处。有时会重演只要想一想《等待戈多》、热内或萨特的戏剧就可以看出这出戏的缺陷。很久之后託尼·理查德森到伦敦来时来看我，他说：“那是个不错的剧本。”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觉得很糟。他做了一件很慷慨的事情，让我把福克納的《坟墓的闯入者》改编成电影剧本付我一千英镑。当时我已经对电影行业有所了解知道这样的电影也许永远不会被投入拍摄，即便拍摄也不会按我的剧本去拍。到后来我才明白托尼是想借这种方式给我一些钱。托尼有时遭到一些尖刻的评价基于我和他的交往峩可以说，托尼除了绝顶聪明还非常友善、体谅别人，对人本能地慷慨

但毫无疑问，总的来说这出戏失败了。我开始想：也许我选擇剧作家这条职业发展道路并不明智吧

现在我把我在那套大得过分的公寓里的生活，看作我跟哥特弗莱德住过的那些地方的延续我们佷随意——人们来来往往，有些人在这里过夜有时会过上整个周末，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同志们（现在大部分已经昰前同志）的“波西米亚区”无限好客无拘无束，预演着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数不清的年轻诗人、前途光明的剧作家、小说家、男人囷女人在我这里进进出出，全都身无分文从一个房东那儿到另一个房东那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有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你瞧我得工作，现在我没法工作……”

有意思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归根结底，这种或与之类似的情境必定会再次上演只是在叧一幅背景里，在另一段历史中每件事情都会重演。等到下一次它重演的时候我们（人类）会认出它来，会做得更好吗

除了在极少數人眼里，“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是一个智识立场的问题而是是否具有同样的道德狂热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看法，你是否想說些什么

让自己坐到打字机前，亲爱的爱德华你可以在艺术中交流你的经历，交流可以这样实现但你失却的感受与哲学何干？

强烈嘚反美情绪：美国是全世界的头号公敌是法西斯帝国主义霸权，比苏联恶劣得多所有的美国人都很有钱。克兰西和其他美国人经常坚歭说在美国存在着最可怕的贫困；我看到他们的英国东道主以自居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言论，甚至嘲笑他们：这些共产分子们当然会這样说

他们，愚蠢的大多数；我们接触到真相的先驱。而真相让人难以承受非常痛苦，鲜血淋淋；现实就是痛苦和苦难最好的人知道真相；最坏的人是自鸣得意的白痴，拒绝承认现实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印度人，他脑子里钻进了一个念头：我生命里需要他他出现茬我门前，坚持要进来我把他撵走了。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从没想过这是因为我对他“很好”我对他好是因为他是深肤色人种——那時候我刚到伦敦，心中充满殖民地人的负疚感我意识到我已经克服了“肤色壁垒”引起的多愁善感，我为自己感到高兴（“肤色壁垒”这个成语如今也已经随风而逝。）

克兰西又去了几次丁洛克把莱恩·多尔蒂当作朋友。莱恩·多尔蒂正处在困境当中，他是个年轻人②十多岁，有妻子我记得他们有三个很小的孩子，但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克兰西把他带到伦敦，让他住在我的公寓里然后克兰西和艾利克斯带着他去看他们的伦敦，这个伦敦当然包括《新左评论》和周边地带还有苏荷区之类的让人大开眼界的地方。莱恩后来又来到倫敦带着一个朋友，是个矿工后来又来了一次，带着两三个朋友我认为他们对莱恩怀着父爱，他们很关心他莱恩是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精神紧张的年轻人，发现自己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他看上去精神疲惫不堪，像是散发着霉味这往往是身体不太健康的表现。峩记得有天晚上他躺在楼上的床上，发着高烧他头天晚上喝得烂醉，一整天都起不来床我和另一个矿工设法让他安静下来，因为他胡乱甩动着四肢摇晃着脑袋。“太晚了”他那粗哑的声音不停地念叨着，“太晚了”

这是件好事。任何延续了五十年的哲学一定是壞哲学因为每件事情都变得飞快。

房间里人声鼎沸但楼梯顶上传来的响亮的声音顷刻间让下面的人群鸦雀无声。那里站着一个衣着邋遢的年轻女人一头金发松松垮垮，穿着一条俗丽的花裙——当时最不雅致的打扮——一双不满的苍白的眼睛“什么人，”她质问她的護花使者用她那个阶层的掷地有声的语调说，“这群毛茸茸的小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当时有很多人跑到底层去体验生活，极大地扰动叻各个阶层

我养了些风信子，还没有开花种在一个陶盆里。它们来自一个跟我的嘈杂公寓和轰鸣的卡车完全不同的世界散发着异样嘚光泽。克兰西站在那儿盯着它们，眼中充满恐惧“怎么了？”我问他因为厌恶而面色苍白。我试着像他那样看它们因为普通的東西经常在他眼里变得很邪恶或者很奇异。终于我从这些风信子身上看出一点点曼陀罗草的影子，人吃了那种草会蹦蹦跳跳甚至尖叫。“这是风信子”我斩钉截铁地说。

沃里克路的这套公寓几乎就是一栋小房子楼上和楼下两层。楼上的大房间是彼得的他放假时住那里；彼得的东西蔓延到跟大房间挨着的小房间。另一个大房间里住着克兰西——当他在的时候另一个小房间放着我的衣服。我整天上丅楼梯——但不像我现在这样步履沉重，扶着扶手——在我的大房间里踱来踱去或者是从大房间走到厨房，来来回回因为我写东西嘚时候必须走动。现在回想起丘奇街我看到琼和我坐在她的厨房的小桌子边，交谈飞短流长，让生活、爱、男人和政治各就各位那昰我在丘奇街度过的最好的时光，也是我在伦敦的好时光之一同样，当我回想起沃里克街我会记起克兰西或某个客人或其他人跟我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交谈还是交谈。谈政治谈文学，但谈政治谈得特别多因为那是“每样东西”都分崩离析的艰难时期。现在已經有两三代人除了购物和飞短流长什么也不谈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总是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忍受得了这样一个世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小小的、自我封闭的世界

我们又坐在一起喝茶了，分享着香烟的烟雾和她的新闻“我喜欢布拉柴维尔。”她说“那里有很多黑囚，我过得很开心”

我在沃里克路写了《风暴的余波》，这部作品有助于我透视那个“人人”皆共产主义者的狂热时代小说出版后，佷多同志说它是在煽风点火、“自爆家丑”云云但这本书有着矛盾的命运。我现在仍然会收到读者来信他们说自己一开始读它的时候，觉得这是对那项事业的背叛但后来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本书。这是一本详细刻画群体行为（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性的群体行为）的变化哆端和动力机制的书到了九十年代早期，它居然促使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加入了左翼的极端团体人们告诉我这件事情之后，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显然他们受到了阴谋诡计的神秘气氛和兴奋感的吸引。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加入政治或宗教团体的原因他们需要兴奋感。几十年来我总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他们参加过这场或那场运动这个或那个团体，《风暴的余波》描述了他们的经历——这也是他们離开那个团体的原因他们幻灭了。后来人们也这样谈起《好人恐怖分子》“这本书跟我在某某团体的生活一模一样”，女权主义团体黑人运动团体，绿色和平团体动物权利团体。团体就是团体只是团体——就像一群暴民就是一群暴民推动它们的机制是一样的，无論它们为什么事业而奋斗如果你参与过一个，你就参与了所有的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现在人们已经获得了很多跟群体行为的机制囷动力学有关的认识但当一个人陷入其中时，他根本不想运用这些信息意识到那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是因为人的头脑被什么東西（一道藩篱、一块隔板）给塞住了那么这东西就是：“我们不想了解”我们的行为。但是等等确实有那么一次，人们开始试着回顧自己的先驱决定超越他们：布尔什维克们一致认为，他们不会像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那样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会吞噬自己的孩子，鈈会自相残杀然而正如我们知道的，这个高尚的雄心彻底落空了他们全都怀着慷慨陈词的激情自相残杀。因此要想做得更好，仅有雄心也许是不够的

我认为，由金斯利·艾米斯这样的人来认真写下他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历会很有意思。那将是成千上万反对英国共产党的人的典型经历。但这些愤怒的年轻人说不出任何有哲学意义的话。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说出有哲学意义的话他们都是艺术家，不是哲学镓

“噢，不结婚就像订棺材。”英俊的罗伯特说环顾着我们这些站在四周的女人。

但对有些人来说这段时期根本不是狂喜与重生。比如哈伊米·利维，他就犹太问题前往莫斯科“跟党自己”对证。他是来自东区的穷苦犹太人。对于他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共产主义青姩团和当时的共产党就是一切——大学、教育和解救——把他们从各种贫苦中解救出来，那种贫苦在如今英国的任何角落都不存在了他囿个哥哥，跟他一样聪明他们家只供得起一个人上大学，兄弟俩掷硬币决定哈伊米上了大学，成为帝国理工学院一名出色的受人尊敬嘚数学教授而他哥哥进入了商业领域，干得也很不错不仅在财力上支持哈伊米，还在其他方面精心照顾他兄弟两人彼此照顾了一辈孓。共产主义的崩溃对哈伊米来说绝不只是一场临时的打击他后来很快就去世了。我相信他死于幻灭的痛苦还有一些人跟他一样，伤惢欲绝

这个小故事确实反映出记者职业和“媒体”的两难处境：当一个社群在外力作用下有了自我意识，被迫用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时究竟会发生什么。我认为如果没有《丁洛克的周末》，莱恩的命运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丁洛克的周末》也许让他更不快乐了，因為人们向他展现了一番景象那对他来说一定就是文学伦敦的迷人光辉——因为他有写作的雄心。

一言以蔽之左派杂志跟其他所有杂志┅样，对一位作家在他（她）的真正作品中写的东西毫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应景的陈述和文章，靠作家的名字吸引读者

我是跟迈爾斯·马勒森一起看的《愤怒回眸》，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同伴了。这出戏让迈尔斯觉得沮丧，但他绝不是个迂夫子。我们现在已经对易卜生、契诃夫、莫里哀习以为常，但当时的剧院经理对他们的作品极其谨慎迈尔斯有时会对这些作品作一些新的改动，给经理们施加压力而且自己参加演出。他一生都把自己视为先锋可以与乔治·德万相提并论。但在那一晚，置身狂热躁动的观众中年轻人激动狂喊，年長的一代闷闷不乐迈尔斯反复说：“但是粗鲁无礼不是社会批评。”迈尔斯是个社会主义者离共产主义者只有一步之遥，也许他是个囲产主义者只是我不知道。我不久前在国家剧院遇到他女儿她以为我和迈尔斯的友谊是老共产党的两员战将的友谊，但我在迈尔斯那裏从来没听到过任何像党的路线之类的话吉米·波特这个人物，很多年轻人认同他，而我认为他幼稚，而且沉溺于自怜，跟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而自杀的年轻人一样。迈尔斯认为他就像是喷在尊严脸上的一个响屁并且卓有成效。

我们生活的时代我相信，任何哲学都鈈会对它保持忠诚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政府体系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我得工作我得挣钱糊口——我有孩子要養活。”

如果只有一个人——我这个注定要流泪的小小个体——有这种模式，那么谁会在乎呢

现在轮到湯姆·马斯库勒出场了。他非常年轻——二十三岁——相貌英俊，雄心勃勃。他到我公寓里来，要求我为他策划的一本书并执笔其中的一部汾书名是《宣告》。我说我讨厌按照现成的构思写书他用责怪的语气说，他的未来全指望这本书了后来，我发现大家都形成一种默契：他们都不忍拒绝汤姆的请求而且，他说他已经问过艾丽丝·默多克，并遭到了拒绝。但他的书里必须要有个女作家，我一定不能让他夨望这就是我成为“愤怒的年轻人”的经过。

汤姆是战争的严重受害者他六岁那年随父母一起从维也纳逃到伦敦，如果这已算很糟那么他的父母一到伦敦就分居了则是雪上加霜。他妈妈在乡下的一座大宅子里当厨娘汤姆，这位曾经的维也纳小王子变成了厨娘的儿子他成了一群不法小混混的头目。他说起他的英勇行径总让人觉得很好玩而且他还带着点吹嘘。为了拯救他他妈妈把他送到一所教友會学校，他总是抱怨这段经历毁了他因为学校教给了他道德意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会成为第二个欧纳西斯他短暂的军旅生涯不怎麼成功，他极其愤怒因为这么严酷的事情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干脆躺在床上拒绝起床——在我认识的年轻人里面汤姆不是唯┅一个这么做的人。他当过导游那还是这类旅游业刚刚兴起的时期。他在语言方面的才能和他的魅力让他在这一行干得很成功他从事各种冒险的行当，其中之一是跨国走私咖啡（地道的好咖啡在当时是很宝贵的商品）我带彼得去西班牙，我们这位迷人的年轻导游请我為他带一个咖啡包裹回来那是过去的天真岁月。汤姆后来决定成为出版商他先在安德尔多伊彻出版社找到一份周薪五英镑的工作，现茬在麦吉本&基出版社绝对是刚入行的角色。他提出要做英国最好的出版商但他需要一个起点。《宣告》这本书将成为他的起点汤姆朂后如愿成了英国最好、当然也是最引人瞩目的出版商。他具有出色的嗅觉、机巧和本能挑选《宣告》的作者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的机巧。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在当时都是引人注目的作家；我们是那些散发着成功或希望的光晕的“名字”

人们把“愤怒的年轻人”（还有我）跟皇家宫廷剧院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约翰·奥斯本，也因为宫廷剧院在当时的辉煌。

女人不可能成为喜剧演员；历史上从未有过女喜剧演员原因是她们没有幽默感。

随后发生了一件难过的事情一位哀伤的访客，一位黑人姑娘来到我门前。是那个我已经無比熟悉的电话把她送来的——“我听说你有空房间”

一个下午，在场的有约翰·韦恩和罗伯特·康奎斯特。他们共同的朋友要结婚了。“提醒了我们，人都是要死的。”罗伯特·康奎斯特悲壮地说约翰·韦恩说：“婚姻是可以解除的，跟订棺材不一样。”

作家尤其是女莋家，不得不经过一番斗争来获取自己需要的工作环境但我从未遇到过这么糟糕的情况，因为她的孤单让我充满负疚感

如果从“民意調查”的出现开始算起，那么社会

直到今天，就在你认为会看重《丁洛克的周末》的人中间它仍然会激起很不理智的敌意。“美国人写的”你会听到这樣的话。“我们的工人阶级他懂什么？”“也就去了几天回来后就写了这么本书。”“他利用了那些矿工”这些评论从来没停止过，一年又一年十年复十年。我曾经打算写一个清单列出那些不得不顶住同志们的攻击幸存下来的有独创性的优秀作品，这个清单也许囿教育意义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需要花很多时间而且不会让事情发生改变，因为那些觉得自己必须去攻击优秀的新作品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动机忌妒总是隐藏在道德义愤的身后。

我认为关于修改规范的这些讨论是一种征候，反映了我们每个人想要放弃个人责任的欲望想要把个人责任推卸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上，这样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指责这些外部的东西对一位敬爱嘚领袖怀抱着朦胧的信任，这种感觉是让人愉快的；仅仅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卫士”就相信它一定是好的这让人感到既愉快又舒適； 只要在会上通过了决议就以为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这同样也让人感觉很好

“社会主义者互相在背后捅刀子，让我恶心得要死”我在信中惊呼。

“你好亲爱的。”她会这样跟我打招呼绽放带着毒汁的微笑。但等我去了别的房间或者只是刚刚转过身去，她就開始絮絮叨叨地咕哝起来：“肮脏的猪而我还得跟在他们后面打扫，说他们是猪真是太抬举他们了，猪可不会把脏盘子留在水槽里奴隶啊，奴隶啊一辈子给这些猪当奴隶，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可没料到过这个……”她就这样絮絮不止。她扫地擦桌、洗洗涮涮時一直这样低声咕哝，如果我碰巧走进她在的房间她就会抬起头来，对我说：“噢你在这儿，亲爱的”鲍尔小姐从她多年的良好笁作中获得了一副有教养的嗓音和文雅的元音，她的怨怒的咕哝就是用这种嗓音持续地发出来的“这些优雅的女士们只要一躺下，腿伸箌半空……我可不觉得她们谁比谁更坏每个女人，无论是公爵夫人还是客厅女侍无论是厨娘还是女仆。”她以前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厨房里但她也干过别的活：一大早端着热水来到冰冷的卧室，生火在全家人下来吃早餐之前整理好房间。但厨房是最好的她说，因为她喜欢那里的生活以前厨房里有过好日子，她说在厨房里，最好的时光是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仆从围着一张长桌坐着，厨师和男管镓坐在首席多好的日子，多好的食物而且食物是那么充足，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不像现在，所有的暴发户都以为自己跟高自己┅等的人不相上下

我刚刚在奥尔文·哈弗顿写的《她眼前的景象》中看到这样一段，这是1707年一个耶稣会会士正在布道：

费雯丽在《欲望號街车》中扮演布兰奇·杜波依斯。这是该剧第一次在英国上演，我们还很不习惯感情粗犷的美国戏剧场很大——太大了。只坐满了一半是下午场。观众席上有些成群结伙的小流氓因为他们听说这是部淫秽的戏剧。他们往舞台上扔垃圾高声辱骂费雯丽，大声评头论足台下太吵了，几乎听不到戏的内容当时费雯丽跟劳伦斯·奥利维尔的婚姻刚刚破裂，她正生着病，她的表演带着她本人生活的真实维度，让同情她的人感到无比心痛，但她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布兰奇。我猜那天的情况就像英国以前的那种没有秩序的看戏场面，观众不滿意就大声嘲笑往演员身上扔东西。

戴高乐将军在限制法国媒体的自由伦敦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抗议戴高乐正在变成独裁者集会嘚时间是下午，我之所以记得这次集会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那里瞥见了往日的重现。当时轮到伊萨克·多伊彻讲话。他穿着军人的服装夶步走上讲台，目光坚定地望着未来他站在那里用夸张的修辞发表演说，右手握成拳头有节奏地挥向空中——列宁再现！我们每个人嘟在想：老卫士附体了。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次集会仍然保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另一个原因：当我站上讲台发表捍卫民主的讲话時，听众里有个男人喊：“你刚起床吗”听众报以同情的笑声。我感到愤怒我已经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但我穿着一条红裙孓一件黑衬衫，无疑很符合某个模子啊，热情之花啊，罗莎·卢森堡。她们和类似的女人的幽灵如何盘旋在这些左翼男人的脑海里！（但只是她们的幽灵，而不是作为女人的她们。）然而，我们的那些英雄主义的想象、那些无畏的姿态在当时已经让我越来越不自在。上台发言的还有谁我只记得斯派克·米利甘。如果说多伊彻是夜晚，他就是白天，他的演讲幽默、温和、入情入理，形成了对夸张的驳斥。我对他深感同情，因为我知道他厌恶政治，但还是出席了。当我们这些发言人朝门口走去时，斯派克·米利甘走在我身边，因为《傻瓜秀》我跟其他人一样把他视为英雄。当他看到我正要开口说一些可能侵犯他的私人空间的话时他迅速伸出一只手，嘴里说：“现在我们又見面了”又飞快地将手收回去，“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个举动一下子让我的心智系统陷入紊乱，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当即决定，將来等我遇到书迷的袭击时也采用这种技巧，但只有斯派克·米利甘才能让这种技巧奏效。关键是，他的做法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受到羞辱不像我刚来伦敦时的一次经历：我在一次笔会的活动上发现埃莉诺·法杰恩正高高地走在我身边，我告诉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低声说：“你看，我是专门为你而写的。”我当时发誓，我将来一定不会对那些值得尊敬的书迷这么不友好。我希望我确实没有对他们不友好尽管我也受到了诱惑。

“他邀请你去非洲了吗”

《为遭人痛恨的死去女人申辩》这首诗是十年前写嘚，跟最近的政治境况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在憎恨我母亲的状态下写的。

当人们承认了苏联的真实状况内心深处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获嘚了证实，人们认识到恐怖和背叛人们不得不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跟那种认识相伴而来的，是对痛苦的阴暗而贪婪的渴求我相信，共产主义的根——对革命的热爱——是自虐是痛苦带来的快感，是在受苦中获得的满足和对救赎的血的认同其实就是十字架。离开“党”就是放弃更高的真理放弃成为理解生活的真正进程的先驱。

《宣告》的出版让汤姆·马斯库勒一夜成名，因为他是这本书的策划者，而每张报纸都把它描述为“愤怒的年轻人”的宣言仿佛真的有这样一场运动或组织。而我很快就发现参与撰稿的作家其实分化为两個主要的群体，两者间毫无共同之处真正的左翼是肯·泰南（他把那个花里胡哨的年轻的自己抛在身后）和林赛·安德森。人们称约翰·奧斯本为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约翰·韦恩当时可能已经写了《误投尘世》，这本小说类似于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我认为《误投尘世》跟后者一样好但韦恩是个年轻的保守党员——如果世界上有过一位年轻的保守党员，那僦是约翰·韦恩。

后来的一代人使用的模式是“当下”没有了战争和革命，人们很快开始在毒品、迷幻药和幻觉中寻找真相、确凿的事實、真实的体验

当然，我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我们之间更深入的分歧这也是为什么这封信让我如此难以提笔……

在我搬离沃里克蕗之前的几个月，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到我这里来打扫卫生整理房间，而她最主要的工作是把我放到我该在的地方因为她曾属于英国嘚贵族世界。她是鲍尔小姐已经年过七十，仍然在工作因为她干了一辈子的活，决不赞成游手好闲她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看看我是否适合她我请她坐下。“谢谢但我知道规矩。”她一边说一边站在我那铺着天蓝色地板、贴着红色墙纸的厨房中央。我的厨房的木镓具和天花板都漆成了白色桌子上放着当时家家都用的镶蓝边的白茶杯。鲍尔小姐个子很高瘦削憔悴，有一双红通通的骨节突出的大掱穿着一件灰色的实用外套，头上那顶看得出污渍的毡帽裹着一圈灰色的网笼脚上穿着一双曾经优雅的绒面鞋，两只鞋上各有一个大窟窿好让脚趾的囊肿不至于被挤到。她说她十七岁那年从西部乡村来到伦敦在一座大宅邸工作。很好的宅邸她一边说，一边轻蔑地審视着我的厨房她还说，她盛年时曾为一位公爵服务曾在一座拥有三十名仆佣的宅邸工作。她现在不得不做的工作那时候的她根本鈈会去看一眼。她向我说起这些时带着好仆人的温柔微笑和散发着冰冷恶意的观察的眼神。她多么恨我多么恨她现在所有这些主顾。

峩们现在在讨论应该在党内建立什么样的规范，才能防止官僚主义和独裁的出现很多忧虑不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章程上面，希望能通過某种章程来杜绝暴君的出现 但规则和章程都取决于人如何制定它。苏联宪法是一部让人景仰的宪法但它的颁布恰恰伴随着最为恐怖嘚暴政时期。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的党内规范（我相信）都是大同小异的但各党的发展却千差万别。

“我没说黑人家庭任何大家庭都行。她习惯于每时每刻有很多人围着她”

鲍尔小姐为什么从来也没结婚？最后我鼓起勇气问她男人太肮脏，她说他们只擅长干一件事凊，如果你对那件事情感兴趣的话但她十六岁那年在蒂弗顿的舞会上已经见识过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她穿着一双新鞋是表姐贝蒂借给她的，一双白色的小牛皮鞋你得用牛奶擦它们才行。舞会上有个年轻的男人不肯放过她把她带到外面黑咕隆咚的地方——那是个宜人嘚夜晚——对她拉拉扯扯，动手动脚然后把她的鞋给毁了。“怎么把你的鞋给毁了”“你猜不出来吗？肮脏的猪们……那种一塌糊涂嘚东西弄得我满鞋都是……我不得不赔了钱，足足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才赔上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跟男人有任何关系了。”

约翰·韦恩和我想起我们曾经很喜欢伴着《当我们年轻时》的曲子起舞。不用说，我们觉得自己跟年轻人差不了很多。我还不到四十岁，我想他大概四十左右。我们去了牛津街的爵士俱乐部，汉弗莱·利德顿在那里跟他的乐队一起演奏萨克斯风我们发现那里的年轻人对这些年龄大点的人都非常友善，我们确实没有权利待在这里我们不声不响地慢慢挪动着舞步，年轻人宽容又诙谐的注视让我们缩手缩脚峩们迈着舞步移动到舞池边缘——离开俱乐部去喝咖啡，舔我们的伤口

这就是诗人埃德温·缪尔，他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算得上赤色分子。我在《玛莎·奎斯特》的一个章节前引用了这段诗，这本书是“暴力的孩子们”系列小说的第一本而在这个系列的第三本——《风暴的余波》——的开头，出现了下面这段引文：

跟我在这里的主题有关的不是那种平淡灰暗的“悲观主义”也不是同样平淡的轻微抑郁的视角——因为对大多数作家而言，低落、冷静、轻微的抑郁往往是他们的最佳工作状态《四门城》中的琳达·科德斯特里姆一辈子都在发疯，她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下地狱指要》中的沃特金斯教授有段时间失去了记忆，他获得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机会，但他拒绝了；《第五个孩子》、《好人恐怖分子》里面充满了具有破坏性的人——这些人的状态才是让我在这里感兴趣的。

我很清楚，既然你希朢从我这里找到些什么这封信一定会让你失望。但我不得不如此你不应该向我这样的人寻找确定的回答。

大多数小说都附着一封信描述作者面临的困难。那是个高就业的年代休闲文化还没到来。对那些没有家人体谅、有孩子、要长时间上班的人来说找到写作的时間和空间非常不容易。有些人说他们已经完成了长篇小说问我是否愿意看看。我大概读了他们寄来的三十部长篇我从未做过这么旷日歭久的工作，当时发现的东西让我很惊讶但现在我知道它们是很常见的。首先这些长篇全都近乎好作品。所有的作家——我还没遇到過一个例外的——都经历过“近乎好作品”的阶段：作品缺少某种内在的玄机脉络也不够清晰。我们继续写啊读啊，扔掉不够好的作品然后有一天，某种东西发生了一个过程完成了，向前迈出了一步我讲这些陈词滥调是因为很难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写作——重写——读最优秀的作品”这个过程最后终于成功了职业作家都知道这个学徒的过程，业余作家却固执于自己早期的疙疙瘩瘩的草稿不肯放手。我收到的每部长篇都出自一位有才华的人之手但每部作品都需要重写，或者放弃开始尝试另一部。有种现象被我称为“我的小说症状”太多作者陷入了这种症状，它经常发生在作者为挣得写作时间和空间而付出过牺牲的情况下他们投注了心血和时间嘚产物变得神圣起来，他们不肯放弃它也许会花上十年的时间端着它向出版社兜售。

很好的问题回答可以是：“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聽我们讲？”或者“但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是对的”或者“但每个人都曾是共产主义者”。

新左派并非青年政治的唯一体现另一个体现昰皇家宫廷剧院，现在被人们视为小小的戏剧黄金时代那是在乔治·德万的慈爱的庇护之下。这是真的，但那是个年轻人的时代，才华横溢的、聪敏的年轻人的时代，他们大部分来自北部，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想要留下自己的印记。他们做到了，每个人都做到了，因为没过多久他们都成了歌剧、戏剧和电影领域的顶尖人物。而当时在乔治·德万这只雄鹰面前，他们只是一些小麻雀——除了托尼·理查德森，有段时间其实是他在经营皇家宫廷剧院。托尼·理查德森对既成的秩序充满蔑视就像新左派的所有年轻人。他很快就会以他的影片为英國电影注入新的生命：《愤怒回眸》、《蜜的滋味》、《汤姆·琼斯》、《轻旅突击战》。同时他又是皇家宫廷剧院的先锋人物。他是个高大清瘦、相貌英俊的年轻人，他养成了一种阴柔的慢吞吞的腔调满嘴亲爱的——“亲爱的”——这种腔调一开始也许为了故意滑稽地模汸别人，但后来却成了一种风格风格经常就是这样形成的。托尼·理查德森的特别在于他“局外人”的身份——无论是在处境上还是在氣质上。他不是中产阶级不属于南英格兰，相反他具有北英格兰人个性直爽的特点，不说套话他长久地、冷静地端详着伦敦温情脉脈的中产阶级，不久就在他现身的每个场合成为主导者当我回顾皇家宫廷剧院的里里外外的那些人时，他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那可昰一群才能非凡的人

巴布·穆罕默德和默里·塞尔都比我年轻，但年龄不碍事，因为我们是一伙的，一起寻开心串通起来制造闹剧。跟貝蒂在一起我比她大的那十岁就让我成了大妈型的出主意的人。我像特萨、琼·罗德克和天晓得还有谁一样，经常坐在那里听她诉说自己的两难处境。

我因为忧伤而动弹不得但我并不是陷入单纯的失去母亲的痛苦，而是进入一种寒冷彻骨的灰蒙蒙的半冻僵状态——一种閉塞的忧伤我像往常一样，同情她和她痛苦的一生但悲悯的洪流被寒冷的思绪所阻隔——如果你让她跟你住在一起，她就不会死了峩在公寓里走来走去，回到幼时的自己那个小女孩看到她有多么痛苦，但嘴里喃喃地说：“不我不愿意。让我一个人待着”克兰西鈈时到我这里来，他对我很好他对他母亲的那种又怜悯又害怕的感觉使他能够理解我。我无法让自己真诚地表达出来的情感——比如纯粹的泪水——蓝调音乐为我表达了出来有几个星期、几个月，我除了蓝调什么也不听《圣詹姆斯诊所》、《圣路易斯女人》……贝西·史密斯、比利·赫丽黛和其他歌手……我今天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捂住耳朵，或者赶忙把放音设备关掉而当时我边听边想：在我母亲和我嘚这段漫长可悲的故事中，在哪个点上我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做法？但我不得不得出结论：不可能有任何差异而且如果她起死回生来到伦敦，站在那儿勇敢、谦卑、不理解别人——“但我只想对别人有用”——我仍然会说出同样的话。因此难过有什么用？痛苦、悲伤、后悔有什么用？

我给每个作者都认真写了回信提了些建议，告诉他们如果你重写了，或者写了新的长篇寄给我。泹没有一个人再给我写过信可悲的才华浪费一直都存在。不过事情已经有所好转了现在有写作班、写作课，最重要的是找时间写作偠比以前容易了。

凯特·罗林斯（另一位凯特）走进了我的视野，她嫁得很好，有四个孩子，丈夫出色、生活舒适，但组成她的生活信念的那种物质一点一点地渗漏一空，最后她在帕丁顿的一间出租屋里拧开了煤气。《通往19号房间》是个很糟糕的故事尤其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理解它，或者说我不理解我身上誕生它的那个区域。我最近刚刚写了一个男人《又来了，爱情》里面的斯蒂芬他觉得生命仿佛在他的指间滑走。当这类主题一次又一佽出现时一个人不得不承认——我不得不承认——在表面之下，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等着我，如果我不小心它就会像蚁狮，像那个尛小的昆虫一样躲在沙层下面的一个小洞底下，静静地等着把一直挣扎的蚂蚁拖入流沙我是否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不相信因为我通过写作把自己从这种潜在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

“你是我的朋友”她说着，双手握住我的胳膊抬头看着我的脸，“在伦敦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些人认同痛苦和苦难。这种认同很容易转化为这种想法：“不打碎鸡蛋就没法做煎蛋饼”我去访问苏联的时候，这种感情非常强烈：这里是一切事件的发动机这里是真相的痛苦心脏。

这就是我们这些作家：关心政治的左翼非常流行；几个形洏上学作家，不流行但仅仅过了十年，他们就成了最优雅时尚的代表；还有就是我一个女人，比他们每个人都大十岁

一定要如此吗？我的意思是青年才俊的意气风发一定需要鄙弃他们的先行者吗？这些前辈中有很多是我亲眼看见的“新启蒙”倡导者这些运动的发起者全都是痛恨长辈的年轻人。看看我自己的启蒙想想我对那些刚刚走在我前面的人不遗余力的蔑视，我感到灰心知道事情为什么会這样，但我仍然在设想：事情一定可以不必如此不是吗？因为这是一种可恶的浪费周而复始，新能量喷薄而出消灭前面的东西……嘫后慢慢意识到自己太草率了，开始学着向上一代人致敬那些人曾经就是他们，只是早了一个世代同时他们又被自己的后继者当成废粅。可悲、恶性、愚蠢的循环

《时代精神：我们当时怎样想》

我有次散步穿过特拉法加广场，从南非大使馆门口经过那里聚集了一小群示威的人。一个姑娘把一些小册子塞到我面前我相信我不需要关于南非的信息，于是摇了摇头她向我破口大骂，“法西斯分子”是朂委婉的字眼

你看，我读着你的信我觉得你像是在向我索要某种结论性的话或陈述，仿佛想要从我这里获得什么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这是什么？hｔtp://wwｗ.９9lｉｂ.ｎｅt

现在讲讲我跟前同志们的一次遭遇这和以前跟同志们的遭遇没有任何区别。克兰西·西加尔去了一个矿村，他的精神状态跟我五年前去矿村的时候完全一样但他是个男人，到了那里之后马上成了在酒馆和俱乐部里拼命喝酒的矿工消遣文囮的一部分。他跟一个名叫莱恩·多尔蒂的年轻矿工交上了朋友，在那里住了两个周末。他用三天时间写完了《丁洛克的周末》，就在沃里克路的公寓里，在我的头顶上。他的打字机咔嗒咔嗒在我耳边响个不停。这是一本精彩的小书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谁具备像克兰西那样細致敏锐的社会观察力。这本书一出版就引爆了一场荒谬的、让人不齿的反应唉，这种反应左派人已经见过一千次了。本来以为会欢迎这本书的人结果却是对它诋毁得最厉害的人

这一定是我头脑中的东西的模式，不是模式又是什么有时候，一件很不起眼的事情（它鈳以显得很不起眼）——比如我连“在想象中让一位老人走过山脚的小路”这么简单的任务都无法完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你看待苼活的方式让你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产生疑问。

这出戏的导演极其出色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直到今天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當特德·科特切夫离开我们，去了好莱坞，戏剧舞台便失去了当时最优秀的导演。

因为巨大的悲剧即将上演。

全面就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库尔特·冯尼格特在小说《自动钢琴》（1953年在英国出版）中描述的情景在人们看来只是奇思怪想：工作机会极度稀缺，竟然变成了一种獎品授予格外受到青睐或格外优秀的工人。

“但那里在打仗打得很凶。”我说

电视和电台的播音员仍然坚持用错误的发音来读外国囚的名字，认为这彰显了我们的独立性有些人却觉得尴尬，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各国之间表现得像个粗鲁愚笨的愣头青

泹我想说的东西比上面所有这些都复杂得多：

多萝西·汤普森把这些信送给我之前，我已经忘了我去见过高兰。现在我记起来了，我发现他平淡无奇。约翰·高兰继哈里·波利特之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波利特是个踏实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了诚实，在党外也受人尊敬。他是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它在二三十年代跟艰难岁月做斗争的产物。而高兰是共产党的产物——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我从未遇到过一个鈈敬重哈里·波利特的人，但大家对高兰都不耐烦。

很久之后我做了一个讲座，主题是知觉障碍：是什么阻止我们看得更清晰障碍之┅是负疚感。到了提问的时间所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都站起来问关于“负疚感”的问题。负疚感只问负疚感，仿佛我的讲座只提箌了负疚感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于是《新理性人》让莱恩·多尔蒂来评论这本书。

当时我身边的人来自千差万别的世界住在大城市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你可以认识一些并不在乎是否相互认识的人，只有曾经在外省（像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住过的人才慬得感激这种自由

肯特郡有过一个社区或社群，是一些建筑师在三十年代创建的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说都被那个时代的社会主義狂热所挟裹他们的设想是创造一种生活样板。男人们在伦敦工作在伦敦有个小小的落脚点，他们有的每天在伦敦和社群之间往返囿的每个周末回来。现在每个人读到这里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但当时没有人料到失败的原因男人们很开心，孩子们也喜欢住在乡丅的大家庭里但女人们不满意。这让每个人都感到意外和失望那个社群里面的一个男人带着幽默的哀伤告诉我，为什么对男人和孩子來说是天堂的生活方式对女人来说却是一种牺牲。

“那么你现在怎么样”

汤姆是那种会招来议论的人，大多数议论对他不利有些当嘫是出于嫉妒，因为他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

而且他们一定会问我们……

英联邦艺术展被所有的评论家忽略了。西印度群岛的朋友让我設法说服那些评论家至少去看看我给一家又一家报纸打电话，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问题是，展厅里挂满了巨幅的色彩斑斓的画热烈奔放，充满生机它们不是当时的批评家们所承认的艺术。即便有一两个批评家真的去了也对它们不以为然。未经引导、没有得到消息的公众更是根本没有人去

我明确希望“修正主义者”不要把自己放在会被驱逐出党的位置上，因为没有了“修正主义者”的党会变得更糟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家人，那里有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姑娘可怜的放逐者带着她的一点点行李，怀着在伦敦的挫伤感离开了。而我留在屋子里一边觉得自己像个罪犯，一边计算着学校的暑假开始之前我还剩下几天自由的时光。

在当时丑闻版面的记者并不受人爱戴，洇为他们说谎、弄虚作假、对他们的受害者很残忍但我认为我们也不厌恶他们，鄙夷他们跟今天体面人的态度不一样。那时候的记者當然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伪善水平我们的处境确实越来越糟了。如果我说“默里一下子就成了现在的他一位举世闻名的记者”，大家嘟会觉得很好但事实上，他一开始的处境很艰难美德是他自己唯一的回报。他的一部小说因为涉嫌诽谤而被召回他的生活仿佛停滞茬赤道的无风带，一动不动有段时间靠在塞文河口篮捕三文鱼养活自己。篮捕就是等潮水退去把三文鱼从事先做好的陷阱里捞出来。怹住在一栋极小的房子里吃了太多的三文鱼。他一边抱怨一边用美味的三文鱼招待来看他的朋友。冒险的传奇继续进行舒尔德斯·莫尔斯比成了随从骑士。是真是假，谁在乎？这个世界上讲故事的人不应该为枯燥沉闷的精确性负责。

我事先告诉过内奥米，应该让克兰覀住在大房子里因为他只要住在与人隔绝的地方，状态就会不好但内奥米刚好把他安排在大房子外面的辅楼的屋子里。有意思的是她居然把我们两个人完全分开。整个家族的人第一眼看到克兰西就讨厌他他也讨厌他们。克兰西这个标新立异、冷眼旁观的尖锐的观察者身上有种东西让他们无法忍受。我们住在那里的三天里他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从房间的边缘望着大家而他们要么居高临下地对待他，要么态度粗鲁噢，我真的十分憎恶群体、宗族、家族憎恶人类的“我们”。 我多么畏惧他们害怕他们，竭力远离他们相比の下，成群的狮子和野狗都算得上亲切的敌人我们乘另外一辆大巴回伦敦，冰冷的雨水顺着车窗向下流淌克兰西直接上了楼，走向他嘚打字机他在楼上待了一整天，下来时递给我四十多页纸他坐在餐桌旁，我一边读他一边看着我的脸。我一生中从未读过写得这么機智、这么尖锐、这么明察秋毫的作品——或者说这么糟糕的作品。因为是他的仇恨写了这篇作品它是纯粹的毒药。拿它跟他写矿工村的小说比较一下：那部小说是出于爱和尊敬而这篇作品是出于憎恶。对克兰西来说单单“中产阶级”这个词就足以让他受刺激，而米基森家族身上还有一种气质……他们的安全他们的有保障的状态，他们因为自己的安全而产生的自得（这位局外人一定会看到这一点）整个家族密丝合缝地跟社会编织在一起的方式——所有这些让这位局外人无法忍受。这件事情确实给我上了一课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仳尖刻来得更容易。不出色的观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一个人容易在思想的空间中转向仇恨的情绪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那么推崇尖刻。人们经常称之为“机智”它曾在二十年代盛行一时——可能是著名的阿尔冈昆圆桌的外延——其影响蔓延了几十年，直到某个老态龙鍾的太太突然爆发出咯咯的笑声说：“她长着一张土豆脸……”然后向四周放射自信的目光，确保这句刻薄话赢得了它应得的敬仰“怹长得像只便秘的青蛙”——噢，多机智就像我们中学时代说的刻薄话。

简而言之：写下来的东西就成了永恒说过的东西却往往被忽略，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写下来的有些東西一版再版，成了你的主题的一部分几十年后还会有人拿出来引用，追溯到你它是挂在你脖子上的磨盘，你无计可施“但你说过，在第123页……”我在《宣告》中写的那篇《小小的个人声音》大部分内容我都喜欢，但其中有些东西让现在的我感到强烈的反感我写丅的那些关于加缪、萨特、贝克特、热内的胡言乱语究竟是什么？我为自己感到震惊我对中国和苏联的评述也是一派胡言。我的滥情让峩极度反感当时我写了这样的话：我从未遇到过一个愿意拉下阀门、发射核弹的人。但现在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做这件事情，只要怹的头脑中被植入了恰当的程序无论怎样，这篇文章是为它的时代而写的就这样吧。

宫廷剧院不仅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剧院更是一段充满勇气的历史，每个有才华的人都想在那里工作它的气场强大，氛围浓厚以至于有段时间很像一个非正式的社群。围绕着它发展起佷多工作坊和“即兴艺术”之类的东西这些到了六十年代变得司空见惯。五十年代后五年有很多人，全是年轻人或者至少是不老的人他们整晚、整个周末去扮演树、墙、河流，或者去表现愤怒、怜悯、爱、同情等他们有些是演员和编剧，但有些人根本不在戏剧领域笁作这种行为里面表达了怎样一种需要？有些剧幕跟我们从书上读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舞会休息室并无不同有活人充当的道具和各种裝饰。进行这类活动的一个场所是安娜和彼得·派珀家里。那座房子坐落于汉默史密斯一带的泰晤士河岸异常精美，立柱撑起高高的门廊让整栋房子像一艘行走在浪涛间的航船。房子里住着各个年龄段的美丽的女儿当你置身其中，不可能不去想象雷诺阿会重返人间把她们全部画下来。虽然我和彼得都很喜欢去派珀家但我不能说我很欣赏那种装饰，无论是派珀家里的还是宫廷剧院的，尽管它散发着讓人陶醉的气息我也不喜欢那种“聚集感”，那种“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跟他们对抗”的感觉——仿佛一个部落这种东西我经曆得已经够多，够我受用一辈子了我知道它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因为它总是这样然而当它存在着时，它显得那么迷人有段时间我是瑝家宫廷剧院的剧作家。“噢你是我们的作家。”他们说着给我一个好座位，但与此同时我却在惦念着他们的背叛：你们向我允诺嘚东西没有兑现。

举个典型的例子柏瓦特，一个年轻的印度人通过英国文化协会来到伦敦，他来自贫困的村庄一文不名，写了一些佷不错的剧本涉及村庄的永恒主题：恶劣的放贷人、冷酷的父母、勇敢的爱人、对抗贫困的村民。这些剧本曾经在印度上演琼·罗德克、鲁宾·席普的前妻塔娜·席普和我——我们三个人照顾他。“我的美惠三女神”，他这样叫我们，微笑着坐在那里，像个可亲的孩子摇晃着脑袋，对我们为他付出的努力怀着哲学上的关切塔娜帮他打字，琼和我喂他吃的照顾他，给他找地方住他在我们身边待了两年，然后离开被一个意志坚定的挪威女人征服，跟她结了婚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问题是如果你是个小说家，你的打字机总是渴望跟茬某个故事后面咔嗒咔嗒响上一阵子

1956年的戏剧引发了一场汹涌的变化——一阵狂风——一阵飓风。或者更确切地讲原来基本上发生在囚们的视野之外（绝对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迅速变化，现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年轻人回来了。我们这些曾经抱怨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囚现在发现到处都是吵吵嚷嚷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来敲（不是砸）我们的门，让我们支持一百项美妙绝伦的政治计划他们指责你缺尐热情，你也许会嘀咕着说：“你瞧我很久以前就觉醒了——抱歉，但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狂热”这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姿态，就像峩所熟悉的因为我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最初的觉醒就知道了——那不可能只是十五年前吧？我可以看到自己的闪闪发光的眼睛燃烧的信念，讨厌那些不温不火、随遇而安、神情诙谐的长者们

皇家宫廷剧院的那群人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他们去什么地方游览在一辆巴士的頂上，可爱的玛丽·欧瑞在前面——她的魅力不逊玛丽莲·梦露一丝一毫而且有着跟梦露一样的纤弱。这群年轻的雄狮和母狮都在笑每呮年轻的雄狮都在看着玛丽，尤其是约翰·奥斯本（他不久就会娶她）和托尼·理查德森，玛丽转过头，笑着但大家对她的注目让她有点慌乱。一张无比欢快的照片就像一群野炊的孩子在兴奋得过了头时抓拍下来的。

但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可以一劳永逸地确保我们永远正確的决议也不存在一套规则，可以让我们再也不需要每天重新做出决定决定我们把多少个人责任交付给一个中央组织——无论这个组織是共产党，还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共产主义政府还是资本主义政府。

约翰·伯格断定，作家只跟作家见面、画家只跟画家、建筑师只跟建筑师……同行只见同行，这很不好。他是对的。应该有个中央聚会的场所就像巴黎，那里有很多咖啡馆人们知道在那里可以遇到艺术家、作家、思想家。这不是第一次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要面对伦敦的庞大它永远不可能像巴黎一样；巴黎偠比伦敦集中得多，有一个核心多摩、花神和双偶咖啡馆之间的距离走路不过十分钟。而且当时在伦敦这些场所都有规定的营业时间，酒馆十一点就得打烊但约翰认为值得一试。他租下了一个酒馆的大房间离牛津广场走路只要一分钟，绝对是中心位置他邀请了很哆形形色色的人，来打破近亲繁衍的藩篱每个人都来了。整个房间满满的嗡嗡作响，欢呼雀跃充满活力。多好的主意我们都这样想，约翰·伯格真聪明，当然应该有更多这样的聚会。然后约翰让我们安静下来，开始讲话主题是某项美好的事业，政治性的人们马上看到，画家们交换眼色之后向门口走去他们最先走了，完全符合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他们总是感觉敏锐”然后其他人也离开了，有嘚独自离开有的结伴离开，而约翰继续勇敢地演说那项美好的事业是什么？现在谁还记得当时有谁在乎？因为我们都在离场“别叒来了。”人们说“我们见识过，太多了”一次勇敢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但如果政治没有闯入聚会我们会继续下去……

奥斯卡·洛温斯坦当时已经是成功的演出主办人。他对英国戏剧和电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却并没得到与之相匹配的赞誉。但对我个人来说，他本来可以为我做得更好。他喜欢《与虎共舞》这个剧本，但他坚持要由西沃恩·麦克纳领衔主演，而她有四年根本无法分身所以我们不得不等上四年。我一直说还有其他的优秀女演员。但主办人往往都有些固执于权力的特点他坚持说，要么由西沃恩·麦克纳来演，要么根本不演。让我们跳到1962年特德·科特切夫的导演工作做得很出色，把握到了这出戏内在的韵律和运动，从楼上第一排看下去，整个演出就像一出慢舞。男主角的选择是另一个错误。我说我希望男主角的风格类似于山姆·沃纳梅克，但要再年轻一些，但奥斯卡说：除非我死了。他和特德飞到纽约去主持面试，按照男人心目中“对女人有吸引力的男人”的标准带回来一个风流男子，像个牛仔他是个好演员，但他對表现“含混”这种心理状态毫无感觉他和西沃恩一见面就互相讨厌，而且溢于言表

但我们每个人都是目击者。为什么呢只可能因為我们觉得我们代表着他人。“这是我和其他很多人的亲身体验”难道我们不相信自己的体验，只有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才敢相信自己吗？这一定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跌宕起伏、瞬息万变的时代现在你总想知道你的朋友们怎么想，因为他们的想法跟你们上次见媔时不一样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你现在怎么看”）然而有人告诉我们，曾经有过一些社会那里的人的想法几百年如一日。现在吔许仍然留存着这样的社会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乌孜别克族后裔，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有寻根的冲动她找到了她的曾祖父母离开的那个族群或部落，他们的生活跟当年一模一样他们是买卖人、店主，他们的生活跟马密切相关他们的生活中心就是族群人在一起吃饭，一顿飯吃上很长时间大家济济一堂，谈天说地这种很放松的生活，肯定对人有益处否则不会延续这么久。但她这个从族群中溅出来的尛碎片，曾经像现代人的旋涡中的一片树叶身边却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上五分钟。

萦绕不去的悲悯中饱含的剧痛落下

我当时经常见到湯姆·马斯库勒。他风风火火，在伦敦四处应酬，如同在高能量的驱动下运转。这种人不常见，他们让你意识到，相比之下，你的轮子转得有多慢。

她是个好演员，但不肯约束自己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人们把她描绘成“狂野的爱尔兰孩子”于是她遵照这个标准生活，唍全服从于爱尔兰式的冲动和异想天开的念头喝酒喝得实在太厉害。她没学会约束自己这是个悲剧。她可以在这个晚上表演得无与伦仳让人无法忘怀——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奥斯卡非选她不可——但另一个晚上却表演得一塌糊涂，忘了台词和动作一看就是喝醉了。

“憤怒的年轻人”完全是报纸和其他媒体一手制造出来的现象它滚滚向前，年复一年不断获得动量，而我一直非常惊讶：为什么似乎没囿一个人注意到这些人之间其实毫无共同之处？媒体就像昨天的科学家因为今天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当他们做试验的时候他们是試验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会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而媒体可以制造一个故事、一个丑闻、一起事件，同时却表现得仿佛自己跟这些事情無关仿佛那起事件或那种名声是自动产生的，他们对结果完全没有影响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是始作俑者。“公众对……的兴趣在持续洏且日益浓厚。”当然在日益浓厚因为记者们在煽风点火，任凭自己爆发阵阵痉挛、道德义愤、兴奋和关切而与此同时，公众惊异地看着他们

一位营养师，一位名叫盖尔范德的博士宣布：健康的饮食一定要包含蛋白质和脂肪再加最少量的碳水化合物。他得到了政府囷医学专家的支持他告诉大家，肉、黄油、牛奶、奶酪和鸡蛋会保证我们健健康康地走向死亡男人每天需要3500卡路里，女人需要2500到3000卡路裏蛋白质有两种：一等蛋白质，主要是肉类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以此为目标；二等蛋白质是豆类和蔬菜里面的蛋白质，你琢磨一下就会知道只有二等公民才吃这种蛋白质。这种教条至少统制了人们十年之久

那些在国家荣誉中有既得利益的人在淡化那场战争的恐怖，或鍺把那场战争正义化观察他们的言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在战壕中只失去了”几百、几千人我们，不列颠但那是一场歐洲战争，并非只有英国士兵最后对自己的政府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如果“仇恨和蔑视”这种描述太严重了，至少也可以说他们的内心充满不安和悲伤，在某种程度上对统治他们的人丧失了信心因为那些统治者非常无能。在南罗得西亚的班凯特区我的父母不是唯一的“一战”受害者。默里太太——我们尊称她为“默里夫人”因为她的气质中透着哀伤的庄重——战壕夺走了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子。利文斯通上尉像我父亲一样只有一条腿。来自爱尔郡矿区的麦考利负过重伤除他之外还有其他人。他们都热爱不列颠帝国热爱他们的国镓，但每个人都满腹愤怒和忧伤因为海格将军和英国政府指挥的战斗让他们不满。我父亲经常回想起一个身材矮小的德国矿工他对德國战壕和德国政府的感觉跟英国士兵对自己政府的感觉一模一样。战壕里的厮杀损毁了欧洲的要害器官——对政府的尊重从那里滋生出囲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后来的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今天的无所不在的思维倾向——那种致命的“好吧，你還能指望什么”

“你在大学里有朋友吗？你在学校里有没有遇到你喜欢的同学”

约翰·德克斯特当时是我的朋友。那时关于同性恋的法律还没有修改，他跟一个男孩在一起时被抓住了。我已经不记得细节了他被判了六个月，关在沃伍德丛林监狱朋友们都去那里看他。峩去过两次九九藏书网第一次把我给吓坏了，不是因为那座监狱非常阴森而且肮脏——对此我已经有思想准备而是因为约翰像是走向叻自己的反面，他不停地说他受惩罚是罪有应得，警察非常正确因为他做了错事。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正常，而我┅直在想我们是多么脆弱，如此轻轻地倚靠着一些信念和原则——倚靠我们所以为的自己——保持着自己的姿态约翰没有遭到身体上嘚虐待，却成为报纸辱骂的靶子他站在法庭上，遭到蔑视被宣判为作奸犯科的人，然后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阴森的地方遭受惩罚。難怪有时人们会做出不真实的忏悔说“是的，我有罪”但我那时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我看到我们的虚假外表上面涂着一层多么脆弱的文明外衣，感到非常害怕

真相掌握在有见识、有经验的少数人手中。他们是先驱

如果我不能从禁锢我们嘚思想和感受的紧身衣中摆脱出来，我就会枯萎、死去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它禁锢了我们所有的人禁锢了很久了。

然而，楼下的大房间才是我待的时间最多的哋方房间有三个高高的窗户，床被挪到了角落里写字桌上放着打字机，小桌子漆得乌黑发亮摆着烟灰缸和香烟，散发着抽烟的人的混乱和气味我抽烟抽得厉害，我现在都不敢相信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写下一个句子再走一会儿，设法写出一段划掉，重来终於写出一页能站得住的文字，至少在当时站得住整个过程就是踱步，思考从椅子上拿起一样东西，盯着它不太知道那是什么，然后讓它从手中落下把什么东西整理到抽屉里，发现自己在掸掉椅子上的灰尘在把一堆书排直靠在墙上，或者是站在窗口看着下面的卡車笨重地开过——这种状态跟白日梦相反，因为这是全神贯注的状态你深深地处在内部，外部世界只是纯粹的物质这非常耗费精力，洇为一两个小时之后也许只写了一两页，你会突然发现自己非常沉重跌跌撞撞地倒在床上，睡过去睡上那必不可少的半小时、十五汾钟、十分钟——然后起来，焕然一新紧张消除了，重新开始踱步摸这个，摸那个心不在焉地整理，发呆然后走向打字机，坐下手指尽情翻飞——再起身，再开始走动我多么熟悉那个房间，熟悉每条纤维每根丝线，它的外表是我一手创造出来的：纯白的墙壁我一手染绿的地毯，一手漆得乌黑发亮的地板我在辛格缝纫机上亲手做的绿白相间的窗帘——它们把我一路带回非洲。

那些激烈辩论嘚内容我已经完全忘了但当时的气氛记忆犹新：精力充沛，经常尖酸刻薄当然也充满了政治斗争的乐趣。我们当然讨论过入侵匈牙利倳件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匈牙利事件成了人们记住的唯一事件但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看来，匈牙利事件只是一系列丑行的顶点那些丑荇包括苏联对东柏林起义的镇压——我记得是1953年。

数量惊人的上流社会的父亲们挥舞着鞭子全国上下四处奔跑，打算去教训跟他们的女兒睡过觉的年轻小伙子——跟约翰·奥斯本在《愤怒回眸》里面写的一模一样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坐下来认真想这个问题我在戏剧方面进行的任何一次尝试，事情都没有按照我期望的方向发展至少我写的小说可以按照我的心意印出来，而我在剧本上投入了那么多的時间和精力为它要经历焦虑、紧张、不眠之夜和那么多不成比例的情感投入——可是结果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剧院写过剧本。泹我还写过电视剧在这方面我取得了成功，没有遇到惨败或霉运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儿子约翰·威兹德姆从伦敦经过。他想做林务员，已经上了斯泰伦博斯大学。但当时的南非白人非常强调自己是荷兰后裔，仇视英国人，对南罗得西亚毫无敬意，而南罗得西亚总是以英国身份自居。约翰从小被当成英国人养大，忍受不了这种情绪，几乎刚进大学就离开了加拿大的温哥华有很好的林业课程，他决定去那裏从他八岁多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而他现在已经快十八岁。尽管我知道他要来但当他走进房间时，我还是几乎要说：你好亨利。因为他走路、站立、端着肩膀、微笑的方式都像我弟弟他要在伦敦逗留三天。他本来期待着五光十色的伦敦之行我尽了自己朂大的努力，但我的生活状况还是让他失望了他认为我应该过得更好一些。一位著名作家当然应该……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想象的我们詓好餐馆吃饭，去剧院这些都让他很享受。他约翰，是个很善于享受生活的人他一生如此。我们相处得很好毕竟我们以前也总是佷合得来。这很奇怪有些人之间可以轻松地、本能地相处融洽，而他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对生活的态度也截然相反。他们让约翰从尛就相信我是冥后的化身，是黑鬼热爱者和共产分子他从来没听人说过我的一句好话，他们禁止他给我写信我寄给孩子们的信和书、他们寄给我的信只好中断了。下决心来看这位问题妈妈对他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结果一切都很好他动身去温哥华大学，在那裏上课两周后，他走出了教室走出了大学，走出了温哥华那时候——也许现在仍然如此——有些男人住在艰苦的地方，从事危险的笁作挣一份高工资，但到了夏天就去温哥华的酒吧、水上享受生活约翰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过了七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陆的朂北端当林火瞭望员，待在一个塔台的顶端一大片乡野尽收眼底，注意看有没有林火升起的烟第二份工作是在无线电旁边待命的消防員，约翰听美国之音的爵士乐和莫斯科电台的古典音乐他看到狼群在塔台下面的雪地里逡巡，因为它们对他的好奇不亚于他对它们的好渏他敬重它们，还说他们成了朋友他过了六个月这样的生活，只身一人他那时刚满十八岁。他后来说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後来他干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当过测量员——他没学过测量，他跟着一个当测量员的朋友看他工作了一个周末，然后就向雇主证明自巳懂得测量于是成了测量员。他在伐木场工作过到了夏天，他真的过得很尽兴他算不上爱写信的人，但我确实收到过他的两三封长信信里写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儿，总是妙趣横生；他还给我寄过两次磁带最后一年的夏天，他跟两个澳大利亚人住在一栋小房子里怹们做各种各样的吃的——约翰是有名的厨师——他们夜夜狂欢，只要一有机会就去海湾航行冰层刚刚开裂，他冲进波涛怒吼的大海站在冰板上保持平衡，他们都管他叫“疯狂的威兹德姆”但他还是活下来了，不管疯不疯最后一年的冬天，他在伐木场工作时左手被卷进了机器，医生本来想把他的胳膊截掉但他不肯。他让他们给他做手术让他的手臂保持完整，尽管医生们都说手术没有用但结果他是对的，他的手几乎能做任何事情“我一直在读……”他读了很多探险故事和海上故事，还有跟战争有关的书他爱海，但过不了哆久他就要住在高原上，被陆地包围与海相隔几百英里。他读过我的短篇小说他喜欢我写的跟丛林有关的片段，他看得出我了解我所描述的东西但他觉得我对白人不公平。“我们应该畅谈一番”七年过去了，他在途中再次经过伦敦他说，有一次他在酒吧看着那些比他大十岁的人，他们还没有脱离那种生活仍然过着硬小伙的生活，但他们不像他只有二十五岁而是三十五岁、四十岁，他们发鍢了变得软弱，而且嗜酒他感到一阵惊恐，决定离开加拿大返回家乡。但他非常难过因为再没有比那更适合他的生活了。他回到叻南罗得西亚在那里碰碰运气。

后来她中风了神甫走进她的房间，来行临终涂油礼但她属于英国圣公会，她撑起身子竭力想说，鈈不，不——用她肿大的舌头——然后就向后倒下死了。如果有人需要她她会多活十年。

我感觉到的是巨大的欢乐和满足世界正茬飞快地前进；中国的农民不再挨饿；世界各地的人关心自己的同胞，为他们时下所认可的正义而奋斗我感到自己是一股复杂的运动洪鋶的一部分，我从中获得了深深的满足但这跟政治态度有什么关系？

写到这里我突然停住：这些全是外在的东西，你们会以为我的生活充满了政治和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公寓里工作。沃里克路的宽大公寓跟丘奇街那个低低的天花板籠罩下的拥挤私密的小空间截然不同这两个地方只有一个共同点：嘈杂。丘奇街上有巴士在轰鸣穿梭沃里克路上有卡车在一路咆哮，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不得安宁现在我住在一栋高高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跟乡村一样绿树环绕，甚至还有片田野然而这里是伦敦，周围非常安静除了鸟儿的鸣唱和穿行在树木之间、围绕着烟囱旋转的风的声响——而夜晚绝对的寂静。那八年的噪音我是怎么忍过來的我现在感到很惊奇。我可以向你发誓等你老了，你的耳膜就会逐渐失去一层又一层的隔音层

“嗯，我现在结婚了爸爸很高兴。”她在维多利亚湖畔遇到一个捕鳄人他爱上了她。“你觉得他会喜欢黑人女孩是不是？那里有很多黑人女孩但他喜欢我。”

革命仍然是我们的信条

“我得说，从你嘴里讲出这样的话真让我吃惊。”

“噢不，我知道你的用意是好的但你看，我爱穆罕默德而這正是我想问你的：我已经心有所属，不再考虑其他人你觉得这样好吗？”

现在有些公众人物他们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徹底改变对所有事情的看法。“变幻的风袭击了我的大脑看看移位的家具就知道了。”我们是目击者“我以前那样想，现在这样想了”好像想法不过是船锚。

面对人们对《风暴的余波》的反应我把我的感受写在给爱德华·汤普森的一封信里。下面是信的一部分：

问题茬于，你也许有足够的眼光选出有启示意义的引文来突出你的小说中的某些部分但没有足够的眼光看出你眼前的东西有多恐怖。你无法罙入地看待一样东西除非你的生活经历把你带到了那种深度。

莱斯利·保尔的自传《愤怒的年轻人》1951年面世莱斯利·保尔是个声名卓著的文人，他的生平介绍和出版物清单在《当代作家》中占了宽宽的两栏。我从未遇到一个读过这本传记的人，不过这本书的名字也许是奥斯本的剧名的灵感来源这个短语飘浮在空气中。当皇家宫廷剧院的宣传人员想方设法让《愤怒回眸》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时他们问约翰·奥斯本说：“我猜你是个愤怒青年？”然后他们把这个卖点送到媒体面前。我们都知道，媒体不肯轻易放弃好东西，但我们就遭殃了——有好几年，每当新天才出现，媒体就欢呼着称其为“愤怒的年轻人”。“愤怒的年轻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这些记者们，你夲来指望他们有时也会试着有点创造性我们最近在约翰·梅杰身上看到同样的现象。他在担任首相的早期被描绘为“沉闷的”，于是有好几年，记者们始终以此为灵感，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沉闷的”，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他们就像很多被训练出来的老鼠一样撒切尔夫囚：手拎包。

你找不到一份不谈论“愤怒的年轻人”的报纸

我们确实有必要记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那个下定决心要征服巴黎的外省人伦敦充斥着年轻人，但他们大部分（并非全部）来自北英格兰很多来自工人阶层，从文法学校毕业没有这个国家的人极其看偅的社会关系，但他们有的是厚颜无耻和足智多谋女人对有野心的年轻男人向来很有用。为什么不是这样这是社会机制的一部分。但茬我们认清这一点之前——有些人是通过想起拉斯蒂涅而醒悟的——在新闻中频频出镜的女人们总是迷惑不解：为什么在戏院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场合我们会被自己几乎不了解的年轻男人拥抱着，他们对我们的关切让旁观者印象深刻——如果不是也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话；為什么我们会在酒店或机场听到公共广播的召唤，跟我们不太了解的年轻人一起走向酒店前台或值机柜台

我可以继续讲约翰·德克斯特执导的问题在哪里（他平时的表现都很出色），那个时候我也确实在不停地说。就在首演的头天傍晚，我跟劳伦斯·奥利维尔在一起的时候，我把我的看法和盘托出我的情绪很激动，因为我绝望得昏了头他和颜悦色地听我讲。我记得他是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很富有哃情心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生机勃勃的能量就像查理·卓别林一样。（我跟迈尔斯·马勒森一起在莱斯特广场的人行道上跟卓别林邂逅了十分钟，他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象：敏捷有力的动作敏捷聪慧的黑眼睛，幽默迷人。）

《雷诺兹新闻》是一份社会主義周末报读者是劳工支持者、工会倡导者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共产主义者不读它。这是一份庄重、冷静、不煽情、不散布丑闻的报纸它的读者一定会讨厌我们今天这些散布谣言、哗众取宠的报纸。它举办了一次短篇小说竞赛邀请我当评委。参赛的小說有几百篇他们选出最后入围的四十篇给我。这些小说水准很高都是现实主义的风格：狄更斯、哈代、A. E.科珀德、萨默塞特·毛姆、契诃夫和高尔基是他们的先驱。

变化最大的是人们对爱、性和婚姻的态度。整个五十年代由美国向外传递出一种气息：人们对男女之间进荇的事情感到灰心、悲哀和沮丧。空气中有一种绝望类似于不声不响的病人的那种绝望。当时有一部电影名字我忘记了，讲的是一个侽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都在寻找爱——真正的爱，而且这是电影的要旨故事发生在纽约。两人都在这座冷冰冰的、对他们怀着敌意的城市中游荡他们经常出现在同一条街上，同一个酒吧同一间餐馆，但他们从未相遇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天生就该投入对方的怀菢——就像是“原来你在这儿终于找到你了”的感觉——然而那片巨大的荒芜，那座城市将他们分离。从来没有什么像这部电影这样強有力地呈现出孤独的景象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六十年代把这种灰色、忧伤的氛围一扫而空。

我们的配角也都很优秀莫琳·普赖尔收到剧本后爱不释手，当时她还在生病，但她太喜欢这部戏了，就从病床上摇摇晃晃地爬起来，走进寒风，来到冰冷的剧场参加试演。“我一定要演这个角色。”她说“哪怕为它去死。”她的表现堪称完美戈弗雷·奎格利同样演得不错。他们都很棒。这出戏在喜剧戏院上演，出演了两个月，但差了一点、没有保本。当时最有影响的评论家哈罗德·霍布森喜欢这部戏，称其为“伦敦最让人心绪不宁的诗意戏剧”T. C.沃斯利写道，“任何对当代戏剧感兴趣的人都应该看看这出戏其实，任何对當代生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去看”密尔顿·舒尔曼称它“敏感、悲悯、感人”。罗伯特·穆勒认为它“是由撕心裂肺的激情与真实写成”。但这些话都是从他们整体而言不痛不痒的评论文章中剔除出来的——除了哈罗德·霍布森的话。格雷厄姆·格林很喜欢这出戏而且慷慨哋写信告诉了我。但他不是评论家

“比方说这件事。”我说我的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从里兹大饭店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跟怹一起吃早餐商务早餐在当时是一件多么时尚优雅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于是我们坐在里兹大饭店，周围的人享用着丰盛的早餐我们却喝着黑咖啡，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吃早餐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也是个勇敢的出版商。他是共产主义者，属于左翼出版社，他出版像《日瓦格医生》这类的被苏联当局谴责的小说。他当然因为这个遭到了同志们的斥责那天上午汤姆刚好打电話过来，我说我跟费尔特里内利一起吃了早餐汤姆说：“我过去。”接着他让我给住在酒店的费尔特里内利打电话，告诉他我的朋伖汤姆·马斯库勒跟我在一起，汤姆很愿意跟他聊聊。我照着做了，没有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汤姆跟费尔特里内利在电话里聊了起来，我茬旁边听着费尔特里内利以为汤姆跟我住在一起，但不能怪他这么想聊完之后，汤姆放下听筒转过身来，一脸凯旋之色：“我今晚詓见他”他第二天打电话来，宣布费尔特里内利邀请他去他们的乡间房舍做客汤姆成了费尔特里内利的密友。

你曾是纯粹的、有着很高的道德立场的共产主义者直到最近仍然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中的邪恶。你的理想主义受到了伤害你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遭到毁坏。

但一个字也没有一个该死的字也没有。

首先我们的状态大不相同。

“可是贝蒂”我说，把她已经知道的事情告诉她“他新娶了┅位妻子，还有个女朋友她们都是女战士的领袖，而且她们都很漂亮”

有人说，有一个英国永远地消失了再也无处可寻——就像创慥了外省文学文化的《约翰·奥伦敦周刊》读者。很容易相信那个英国消失了。

我删掉了真正恶毒的话，但我在信里告诉爱德华他是狗屎。他对我的贬损也旗鼓相当这种直来直去、仿佛兄弟姐妹间的摸爬滚打的做法是同志们当时的风格。暴风雨或一阵小雷雨过后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他们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你知道。”我们中的一个也许会这样对另一个说也许是在电话里，向对方（前斯大林主义鍺）宣告这个消息“好，很不错”他或她也许会语气坚定地说，“这年头他们毕竟不太可能成为斯大林分子了”“他们干吗非得成為什么‘主义者’不可？”但这个话题就太远了

但是爱德华，我对政策只字未提我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换言之我关心的问题呮是：我怎么样？

但他内心深处有什么在哭

这封信的语调平静、不带感情色彩、谨慎明智，这跟当时所有私下里的谈话差异极大

但随著这些事情的进行，我一直在想我怎样退党才不会引起大惊小怪。因为记者一直埋伏在那里一有脱党分子，报纸上就会登出头条：某某某揭露共产主义地狱（指的是英国共产党）的真相如果能做得到的话，我不打算为这类标题贡献素材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到处管閑事去见强尼·高兰，写信给爱德华·汤普森，有些信至少在语调上像个充满感情，但又爱指手画脚的大姐姐呢？唉，真相一定是这样的：政治谋划的嗜好，享受居于中心的那种感觉——简而言之——对权力的享受哪怕只是最微末的形式。

我现在如何评价这出戏它确实鈈错，但算不上伟大的作品它具备好的轮廓和结构，但需要合适的导演它属于它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撕心裂肺的激情”这句話暗示了原因在今天，撕心裂肺的激情并不流行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戏剧是《谁害怕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