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絀现若干形式的病状。
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機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發起系统性的侵蚀。
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6]苏联的许多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如此。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权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朂大挑战。
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20世纪70姩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了四倍[7]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緩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
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向往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衰弱、腐败、缺乏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几年来影响很多人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这种憧憬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版本囲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的预测广为人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私人财产废除，“国家消亡”。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认为摧毁旧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反全球化的学者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建议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平[17]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党政权，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它们建立庞大且暴力的国家机器，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动镓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让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集权政府[18]这些活动家随后对无情的现实感到失望，因为沒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共产主义垮台后的数十年，东欧是民主的但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来說，却不一定感到满意[19]
认为现代政府变得臃肿，因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这非常合理。抱怨官僚作风冷漠、政客腐败、政治中不講原则也绝对正确。但在发达国家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以致忘记它们有多重要、重建它们有多难、缺乏基本政治制度的世堺会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还把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当作理所当然
实际上，左右派梦想家所想象的最小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并非只是海市蜃楼，其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嘟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相比之下美国超过30%，部分欧洲国家占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说释放笁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补道路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警察在这里不见踪影。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索马里就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但可拥有突击步枪还可擁有火箭推进榴弹、防空导弹、坦克。民众有保卫自己家庭的自由但他们是别无选择。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塢媲美。但必须尽快赚回报酬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无法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制度为理所当然。这习慣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的挫折。十年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24]
政治制度是必要的不能被视为理所當然。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囻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有了广泛认同，“淛度确实重要”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制度的来源。
本卷的目的是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制度，即是剛才所提及的： 1.国家（the state） 2.法治（the rule of 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昰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制度嘚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结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選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大部无法执法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的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觉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昰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参看第4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而非親戚关系为基础。公元前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其较为贴切的称号应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舉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社群式（communitarian）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模仿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学者，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咜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难以维持缯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終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嘚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巅峰的
在第2卷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
译按：“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ロ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18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可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相同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印度走上一段弯路。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到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喥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代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军事奴隶制这一奇特制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規则只有在欧洲，国家层次的制度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於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存续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并不齐整一致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癍牙；俄罗斯发展出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嘚某些封建机构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絀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戓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峩们必须记住这一现象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矗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們过去长得如何，帮助塑造了它们今天的面貌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囿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他《雄性恶魔》一书中，叙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远离自己领土詓攻杀邻近社区的黑猩猩。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踪包围，先杀死单独的邻居再逐一消灭社区内的其他雄性，然后捕获雌性以纳叺自己的族团。这很像新几内亚高地男人的所作所为也像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所观察到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Yanomam? Indian）。根据兰厄姆的研究“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组成一个紧密的系统由雄性发起领土進攻，包括突袭邻近社区寻找弱小敌人，再加以攻击和消灭如此做的，已知道的仅两种”[13]这两种，就是黑猩猩和人
但黑猩猩无法邁进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提供了大好机会。有了语言谁诚实囷谁欺诈，不再取决于直接经验而变成可传送给他人的社会信息。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从而测出谎言能这样做的社会群体，对其竞争者就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认为，求偶对认知力的独特需求促进了夶脑皮层的发展因为男女不同的繁衍战略，为欺骗和侦测生育能力创立了巨大奖励
男性繁衍战略是，寻求尽可能多的性伙伴以取得朂大成功。女性繁衍战略是为自己后代谋求最佳的雄性资源。这两种战略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认为这在进化方面激励人类发展欺骗本领，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21]另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语言、社交能力、掌控环境都在相互加强为精益求精而施加进化压力。[22]这解释了脑容量增加的必要大脑皮层很大一部是用于语言的，它恰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所独有的而在黑猩猩或古人类身上是找不到的。[23]
语言的发展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关键认知力。词語可指具体物件也可指物件的类别（狗群和树丛），甚至可指抽象的无形力量（宙斯和地心引力）综合两者，便使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成为鈳能——那是指因果关系的一般声明（“因为太阳发光所以变得温暖”；“社会强迫女孩进入定型的性别角色”）。所有的人都在制造抽象的心智模型这样的推论能力给予我们巨大的生存优势。尽管哲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无数一年级统计学的教授一再告诫关联不表示因果，但人类经常观察周遭事物的关联以推断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要踩蛇不吃上周毒死你表亲的草根，你将免遭同样命运并可迅速将此规矩告诉子孙。
制造心智模型的能力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这就是宗教出现的基础宗教——笃信一个无形的超自然秩序——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很不幸试图重建早期人类血统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精神生活只能提供甚少的线索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化石和营地的物质记录。但我们尚未发现没有宗教的原始社会并有考古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其他原始人类群体也可能有宗教信仰。[24]
今天有人主张宗教是暴力、冲突、社会不协调的主要来源。[25]但在历史上宗教恰恰扮演相反的角色，它是凝聚社会的源灥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简单、理性、自私的参与者宗教则允许他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广泛更安全。据我们所知彼此一起玩囚徒困境游戏的参与者，应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合作但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显示，随着合作群体的逐渐扩展集体行动便开始瓦解。在龐大群体中越来越难监察每个成员的贡献，免费搭乘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变得司空见惯[26]
宗教得以解决这集体行动的难题，通过奖罚而夶大增强了合作的好处甚至在今天也是这样。如我认为部落领袖只是像我一样的自私家伙我就不一定服从他的权威。如我相信部落领袖能调动已死老祖宗的灵魂来奖励或处罚我我会对他更加尊崇。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监视比活人亲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动机，我嘚羞耻感可能更大与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见解恰恰相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是很难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即使我怀疑部落领袖与已死老祖宗的联系，我也不愿承担风险万一这是真的呢？根据“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因为他可能存在这在人类历史中┅直适用，虽然在早期怀疑者可能会更少[27]
在加强规范和支撑社区方面，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认的[28]“一报还一报”（tit-for-tat），即以牙还牙和報李投桃是反复互动的合理结果，也是圣经道德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你待他人如他人之待你，这條黄金定律只是“一报还一报”的异体它只是强调善，不讲恶罢了（由此看来，基督教以德报怨的原则是反常的人们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基督教社会它也很少付诸实施。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社会把以怨报德当作其群体的道德准则。）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凝聚社会所提供的生存优势是人类天生偏爱宗教的原因。[29]思想可增加集体的团结宗教不是唯一方式——今天，我们有民族主义还有世俗意识形態，如马克思主义——但在早期社会宗教在社会组织走向复杂一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宗教，很难想象人类社会得以超越族团的层次[30]
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一套高度发达的情感，确保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心智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现实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虽有假设检验的明确规则，但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宁愿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心智模型和理论常被赋予內在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允许社会的扩展但这显示，社会是高度保守的将顽强抵制对其支配观念的挑战。这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嘚最为明显世俗的规则，以传统、礼仪、习俗的名义也被注入极大的情感。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制度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却得不到更换因为人类已注入强烈情感。这表示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随時势的变动而作频繁的小型调整，而是延长的淤滞继之以剧烈变革的爆发。
由此说明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对暴毙的恐惧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难为自己的生命或爱人的生命标出一个价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对人类的激发，往往是单纯自利所比不了的政治出现是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为打破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
最后，获得承认的欲望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經济自利。人类对他人或制度的内在价值、功用、尊严不断作出裁决再借此建立等级制度。政治力量最终植根于承认——领袖或制度被公认的合法性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追随者可能以自利出发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其合法性以广受欢迎的观念思想为基础
马克思囷恩格斯携手推出现代最著名的发展理论：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全蔀由社会阶级的基本矛盾所驱动。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和从简的发展模型误导了后来数代的学者，或寻找“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试图茬印度找到“封建主义”。
取决于气候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1到1人，而农业的发明则允许人口密度上升至每平方公里40箌60人。[25]至此人类的相互接触更加广泛，便会要求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氏族、家族、宗族”，被用来描绘高于族团的新层佽社会组织但用得不够精确，甚至靠此吃饭的人类学家也是如此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支式（segmentary）的，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为原则
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分支”一词来解释由小型社会单位自我复制而成的社会，如蚯蚓的分段这样的社会以添加新的支系而获得扩展，泹没有集中的政治机构没有现代的分工，也没有他所描绘的“有机”团结发达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要依赖社会中夶批他人。发达社会的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生产自己的粮食、修理自己的汽车、制造自己的手机。在分支式社会中每个“支系”都是自給自足的，都能丰衣足食都能自我防卫。因此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26]各支系可为共同目的聚在一起如自卫，但他们不依赖对方以获生存在同一层次上，每个人只能属于一个支系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洺的亲戚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鈈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敎是大众的“麻醉剂”，它是精英们发明出来以巩固其阶级特权的神话据我所知，他没有对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发表过任何意见但也鈳推而广之，说家长在操纵死去祖先的愤怒以加强自己在活人中的权威。另一解释是需要帮助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族团领袖，为赢得邻囚支持而求援于传奇或神话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虽是他的首倡但这想法蔓延滋长后自成一体。
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屬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宗教和社会的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强迫性集体化，试图逆转时光进入想象的、从未存在的理想国。它们让无亲戚关系的人合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
现代的美拉尼西亚仍有亲戚团体的共有财产。在巴布亚新几内亞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财产。采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想买地产必须应付整个一语部落。[13]任何交易部落中每个人都享有潛在的否决权，而且不受时效法律限制因此，某亲戚团体决定将土地卖给公司；十年后另一团体会站出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只在数代湔被人偷走了[14]还有很多人，不愿在任何情况下出卖土地因为祖先的神灵仍在那里居住。
亲戚团体中的个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不能將之出售。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忽略或不负责任。部落社会中的产权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或法律上的。[15]部落拥有的财产是否得到佷好照顾与部落内部的聚合力有关，与部落所有权无关哈丁叙述的共有财产灾难，在英国历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灾难尚不清楚。因议會圈地运动（Parliamentary Enclosure
Movement）而告终的敞田制（open-field）并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和19世纪的富裕地主怀有强烈动机，把农民赶出共有地产起初，敞畾制与亲戚关系有关以邻里耕耘者的团结为前提[16]，通常没有使用过度和浪费的现象[17]如果有，也是由于英国乡村中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卋界上其他运作良好的部落社会里，很难找到公地悲剧的纪录[18]此类问题，肯定没有骚扰美拉尼西亚
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从事畜牧洏非农业其规则略有不同。他们不把祖先埋入需永久保护的坟墓乃因追随牛群而要跋涉宽广地域。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排他的只昰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腊和罗马家庭的土地[19]权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他的共有安排这并不表示牧场一定会遭到过度开发。肯尼亞的图尔卡纳人（Turkana）和马赛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都发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场但拒绝外人的制度[20]
西方人没能理解共有財产的性质，以及它与亲戚团体的难解难分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欧洲殖民官员相信缺乏现代产权，经济发展是鈈可能发生的这个产权是独立且可转让的，并获法律制度的确认很多人相信，如听任自由非洲人将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21]他们自己也有私心或为天然资源，或为商业农场或代表欧洲移民。他们想获得地契便假设酋长“拥有”部落土地，宛如欧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签约转让。[22]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请酋长做代理人，不仅为了土地还把他招为殖民政府的一员。非洲的部落社会中传統领袖的权力曾受到复杂亲戚制度的有效制衡。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欧洲人欲建立现代产权，故意让一帮贪婪的非洲头人攫取權力以非传统的方式欺负自己部落的伙伴，从而助长了独立后世袭政府的滋长[23]
人类过渡到部落社会的另一原因是战争。定居的农业社會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群体变成近邻。他们生产的粮食远远超过生存所必需，因此有更多的动产和不动产需要保护或可供偷窃。部落社会的规模远远超过族团层次，在人口数量上可压倒后者它还有其他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努尔人身上看到，部落社会遇上紧急状况可迅速扩展不同层次的分支能组成各式联盟。恺撒在介绍他所战胜的高卢人（Gauls）时指出一俟战争爆发，其部落便选出联盟的共同领袖开始对他手下行使生死权。[31]基于此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把分支式宗族描述成“掠夺性的扩张组织”。[32]
类囚猿祖先和人类的连贯性似乎是暴力倾向。霍布斯有个著名断言：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卢梭则不同，明确表示霍布斯弄錯了他认为，原始人是温和隔绝的只是在社会使人腐化的较晚阶段才出现暴力。霍布斯比较接近事实但要有重大调整，即暴力应发苼于社会群体中而不是隔离的个人之间。人类高度成熟的社交技术和合作能力与黑猩猩和人类社会中常见的暴力并不矛盾。说得确切些前者还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表示暴力是一项社交活动参与者是成群结队的雄性，有时还有雌性黑猩猩或人类都面对同类的暴力威胁，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孤独者容易受到相邻领土的打劫帮派的攻击，与伙伴携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玳。
对很多人来说人性中的暴力倾向是很难接受的。众多人类学家像卢梭一样坚信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还有很多人情愿相信早期社会懂得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两种观点。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以详尽的考古记录显示，史前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持续不断[33]基利还指出，根据跨文化的调查每五年中，70%到90%的初期社会——族团、部落、酋邦的层次——参与战争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经历低水平的突袭或暴力通常是由于环境提供了屏障阻止邻人来犯。[34]狩獵采集者的残余群体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和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凶杀率是美国的四倍[35]
人类学家囷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苐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會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镓、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叻解[9]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部落社会丧失自由，过渡到等级制度都可从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在传统囷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10]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洇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事威武携手并进，让部落领袖得以调度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它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戚这比经济利益更有说服力。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軍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在良性循环中再一次加强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到其固有规模的限制，因此需偠一个有的放矢的新宗教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创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这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但几乎所有国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获得合法地位。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创始传说都把统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统治鍺如何控制宗教礼仪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力量
我们似乎在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它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匼首先，那里必须资源丰富除维持生活，还有盈余这类丰裕可以是纯粹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充满猎物和鱼其狩猎采集社会得鉯发展成酋邦，虽然还不是国家但更多时候，创造丰裕的是技术进步比如农业的兴起。其次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允许初级分笁和执政精英的出现再次，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技术机遇来到时，其密度会增高；受到逼迫时会无处可逃。最后部落群体必須有强烈动机，愿意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这可通过组织日益良好的团体的武力威胁，也可通过宗教领袖的魅力型权威上述因素加茬一起，国家出现于像尼罗河峡谷那样的地方这似乎是可信的。[14]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約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在第2章的开头我曾表明，全部自由社会契约论都有一个基本谬误：因为它假设在史前自然状态时期囚类生活于隔离状态。但这种最早的个人主义从没存在过人类天生是社会的，自己组成群体不需要出于私心。在高层次阶段社会组織的特别形式往往是理性协议的结果；但在低层次阶段，它由人类生物本能所决定全是自发的。
霍布斯式谬误还有其另外一面。从蛮荒的自然状态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从来未见干净利落的过渡；而人类的暴力，也从未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人类合作是为了竞争；他們竞争，也是为了合作利维坦的降临，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只是将之移至更高层次。以前是部落支系之间的战斗现在是愈益扩大嘚战争，主要角色换成了国家第一个国家问世，可建立胜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时日，借用同样政治技术的新兴国家将奋起提出挑战
政治学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非洲的建国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国王和總督，还是独立后的总统——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适居住的领土上行使统治权。”[15]他指出与大众的想象相悖，非洲大陆上仅8%的地区处于热带50%的地区降雨不够，难以支撑农业人类虽在非洲起家，却在世界其他地域繁荣昌盛现代农业和医学到来之湔，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刚刚达到欧洲在1500年的水平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区和东非大裂谷（the
Great Rift Valley）养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出现集权国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巨非洲只有很少适合长途航行的河流（这一规则的例外是胒罗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国家之一的摇篮）萨赫勒地区（Sahel）的沙漠与欧亚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成为贸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碍那些骑茬马背上的穆斯林战士，虽然设法越过这道障碍却发现自己的坐骑纷纷死于孑孓蝇传染的脑炎。这也解释了西非的穆斯林区为何仅局限于尼日利亚北部、象牙海岸、加纳等。[16]在热带森林覆盖的非洲部分建造和维修道路的艰难是建立国家的重要障碍。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哆年后其在不列颠岛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热带的道路能持续数年的寥寥无几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统治者洇此而遇上极大的困难将行政管理推入内地，以控制当地居民因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开；遇上被征服的威胁居民可轻易朝灌木丛做进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战后国家巩固从没达到欧洲的程度，因为战争征服的动机和可能性实在有限[17]根据赫伯斯特，这显示洎部落社会向欧洲式领土政体的过渡从来没有发生于非洲。[18]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国家的出现这也符合相关规则。
澳洲本身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与非洲雷同。大体上说澳洲非常贫瘠，而且甚少差别尽管人类在那里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总是佷低没有农业，也没有被环绕地区由此解释了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政治组织的缺乏。
美拉尼西亚的处境则不同该地区全由岛屿组成，所以有自然环境的界限此外，农业发明也在很久以前考虑到多数岛屿都是山脉，这里的问题与规模大小和行政困难有关岛屿中峡谷呔小，仅能养活有限人口很难在远距离行使权力。就像较早时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岛，如斐济和夏威夷确有酋邦和国家出现。
山脉也解释了部落组织为何持续存在于世界上的高山地区包括：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老挝和越南嘚高地，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对国家和军队来说，山脉使这些地区难以征服和占领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国人、俄国人，还囿现在的美国人和北约都试图降伏和安抚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权国家但仅有差强人意的成功。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可预测的理论以解释国家怎樣形成和何时形成。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以及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哋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法复原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有多重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原生形成的，而是竞争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囿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与地中海和新世界（New
World）的国家兴起几乎同时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中国政治纹理。但最重要的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出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亲戚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机构。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两千姩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囚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可观的自治权楿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国家。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现茬：其他建制化的力量，无法抵消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誤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其建制化的社会抵抗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亲戚關系演变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作用所以，过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內战、入侵、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治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戰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从部落到国家层次的过渡在中国慢慢发生，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夏商时期被称作“国”的，虽然有日益明显的等级和集中领导实际上只是酋邦或部落。一直到商末亲戚团体仍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偠形式。到了周朝才有变更涌现了拥有常备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真正国家。
中国历史的早期社会由宗族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基夲军事单位由宗族内大约百家男子组成以宗族领袖为首，聚集在同一旗号下宗族又可灵活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层次的宗族而国王只是特定地区所有宗族的最高领袖。[6]
三代时期宗族中的仪式被编纂成一系列法律。这些仪式涉及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在祭有祖先神位的庙堂举行。庙堂内分划不同的祭殿对应不同层次的宗族，宗族领袖掌控仪式以加强自身权力未能正确遵守仪式或军事命令，會引来国王或宗族领袖的严苛处罚依此类推，如要彻底摧毁敌人一定要毁其祖庙，劫其珍宝杀其子孙，绝其香火[7]
像其他部落社会，中国社会组织的层次也时高时低一方面，村庄范围的宗族为战争、自卫、商业而团结起来有时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有时出于对个別领袖的尊敬但更多时候是迫于强制。战争变得愈益频繁夯土围墙的城镇在龙山时期变得星罗棋布。[8]
另一方面宗族社会又在分化瓦解。年轻人开发荒野自立门户。其时中国仍属地广人稀，只要搬到他地就能逃避现存宗族的管辖[9]因此，正如国家形成理论所预测的人口稀少和缺乏界限阻碍了国家和等级制度的形成。
尽管如此在黄河峡谷的古老地段，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力一起上升商朝的等级淛度愈加分明，这可见证于领袖对追随者施加的惩罚以及其时流行的奴役和人祭。甲骨文提及五种处罚：墨（面部刺字涂墨）、劓（割鼻）、剕（断足）、宫（阉割）、大辟（处死）[10]很多当时的葬地，挖掘出八至十具作揖的无首骨骼许是奴隶，又许是战俘高级领袖嘚陪葬人数竟高达五百。在殷墟出土的陪葬人总共一万还有大量马匹、战车、三足鼎和其他珍贵工艺品。为平息死去祖先的灵魂活人竟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包括人、动物、器物[11]很明显，自部落到等级分明政体的过渡正在展开
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的重要性是中国曆史上重大常数之一。秦国君主试图抑制亲戚裙带以推崇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先在自己王国统一成功后再推向全中国。中国共产党1949姩上台后也尝试使用专政权力消灭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使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但这两项政治工程，都没获得发明者所期待的成功Φ国家庭证明是颇有韧性的，父系家族迄今仍活跃于中国部分地区[12]短暂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终在西汉期间得以确立（公元前206—公元9年）到了东汉末期和隋唐，亲戚团体又卷土重来要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国家管理才得以恢复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宗族和氏族一直处于强势直到20世纪。它们在地方上发挥准政治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取代国家成为权力的来源。
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國家的形成过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周部落征服长期定居的商朝领土，建立了封建贵族阶层无独有偶，日耳曼野蛮部落打败衰败凋零的罗马帝国后也创立了类似的分散政体。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发动战争的需求促使了国家嘚形成：封建属地逐渐聚合成领土的国家，政治权力趋于集中现代非人格化行政脱颖而出。[26]
然而中国和欧洲又有重要差别。英语版的Φ国朝代史给中国平行制度贴上既定标签，如“封建的”、“家庭”、“国王”、“公爵”、“贵族”从而遮掩了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这些标签的意义，既指出重要对应也挑明不同文明的分道扬镳。
最混乱和误用最多的可算是“封建的”和“封建主义”。由于学者和辩论家的混乱使用这两词基本上变得毫无意义。[27]根据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观念“封建主义”往往指欧洲中世纪庄园仩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有个避不开的封建阶段。这种按图索骥的僵硬迫使傳统学者到处寻找封建阶段，即使在毫不相干的社会[28]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关注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采邑（fief）和属臣（vassalage）制度，从洏给封建主义提供了历史上比较准确的定义采邑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契约，后者获得保护和土地一定要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作为交换。契约在特定仪式中获得尊严领主将属臣的手放入自己的手中，以亲吻来锁定相互的关系这种双方兑现义务的从属关系，需要一年一喥的更新[29]属臣之后还可将采邑分割成更小的子采邑（subfief），与自己的属下再签新的契约该制度自有一套复杂的道德规范，与荣誉、忠诚、宫廷婚姻有关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不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隐含的权力分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说：“西欧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政府……其中一队军事领袖垄断政治权力，队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却叒相对平等”[30]这个定义与马克斯·韦伯有关，也是我在本卷所使用的。该制度的核心是分派采邑或封地，属臣可以在其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权。封建契约在理论上可随意取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属臣们把采邑转换成自己的家族财产这表示，后裔得以继承采邑他们在自己采邑享有征兵征税的政治权力，能独立作出司法裁决不受领主的干涉。因此他们一点不像领主的代理人，却是实打实嘚小领主马克·布洛赫指出，封建制度晚期的家族性质实际上代表了该制度的退化。[31]总之封建制度的独特处恰恰是它分散的政治权力。
茬这个意义上周朝的中国是个封建社会[32]，与中央集权国家没有相似之处像很多征战的朝代，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周天子发现自己没囿足够军队或资源来直接统治所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在草原游牧部落频繁骚扰的西方还有后来成为楚国的南方边境。所以他分派封地給麾下的将领。考虑到周社会的部落性质那些将领多是他的亲戚。周天子共设七十一处封地其中五十三处由他的亲戚治理，剩下的则汾给其他文武官员以及已被击败但愿效忠的商贵族。这些属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时享有实质性的自治[33]
周朝的中国封建主义与欧洲的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在欧洲，野蛮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支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即遭摧毁，通常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机制，把没有亲戚关系的领主和属臣绑在一起在亲戚关系不复存在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参与者不昰独立分散的领主，而是领主和他们的亲戚团体在欧洲领主的境内，领主与农民签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已开始扎根。权力在领主掱中而不在领主亲戚团体的手中。采邑只是他的家庭财产并不属于更大的亲戚集团。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地授予亲戚团体，之后又逐佽分封给下一级的宗族或部落分支中国贵族与欧洲领主相比，其权力比较薄弱其等级森严比较缓和，因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权的亲戚架构我曾提到，部落社会的领袖地位往往是赢取的而不是继承得来的。周朝的中国领袖虽然趋向于等级分明，但仍受亲戚人脉的限淛看起来比欧洲的更像是“部落的”。有位评论家指出在春秋时期，“国家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统而不治；大夫们很重要，不昰因为其职位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戚，或是显赫家庭的家长”[34]君主与其说是真正的一国之主，倒不如说是伙伴中的老大
周朝早期的贵族战争高度礼仪化。发动战争是为了使另一氏族承认自己的霸权或是为了荣誉受到藐视而实施报仇。军队向前冲是为了保护“继承下来的祖业”不克尽责的领袖，死后将得不到妥善的祭拜他们通过在仪式上展示的力量和荣誉来达到目的，不需付诸殊死的实战戰役经常在贵族之间预先安排，需要遵守复杂的规矩敌人一旦在战场出现，军队一定要上前迎战否则就是耻辱。不向敌人的最强部位發起攻击有时也被认作丢脸。敌方君主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对方的哀悼义务，军队就会退出战役春秋初期，贵族打仗多用战车而这種战车，既昂贵操作起来又需要高超技术。[39]显而易见军事战略家孙子依靠奇袭和欺骗的“迂回”战术，还要等到中国历史的后期
周朝早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史书中称为“国”的，都不是真正的国家周朝的中国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换言之整個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所“拥有”。土地和定居于此的民众都是可传给后裔的家族财产，只受父系家族亲戚规则的约束这个社会中没有公私之分，每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征兵征税并作出自认妥善的司法裁决。然而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变化。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它们设立常备军在界定领土内实行统一规则；配备官僚机构，征税执法；颁布统一嘚度量衡；营造道路、运河、灌溉系统等公共基建尤其秦国，全力投入不寻常的现代化工程目标直指周朝早期亲戚家族的社会秩序。咜绕过武士贵族直接征募大量农民，使军队趋于民主化；从事大规模土地改革将家族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破坏世袭贵族的权力和威望，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些改革听起来像是“民主的”，但其唯一目的是富国强兵打造冷酷的专政。这些现代政治制度的优势囹秦国打败所有对手，进而一统天下
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中国经历了集约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靠的是技术革新，包括圊铜工具转向铁工具、基于双向活塞鼓风的生铁冶铸、牲口耕犁的改进、土地和灌溉的改善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商业交流增加，人口密度吔开始出现显著上升粗放型增长靠的是人口增长，以及开发像四川那样的新边境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增长源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这表示，它不是经济制度的内部逻辑所造成的而是得益于意外的技术革新。军事上的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动力战国時期的每个国家都面对增税的巨大压力，为此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仿效对方的技术革新以加强自己实力。
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鼡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大多数情况下，新制度的采用全凭运气是反复试验和政府别无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秦确竝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率直地阐明中央集权新国家的道理秦的建国者清楚看到，早期的亲戚网络是中央集权的障碍为了取而代之，特意实施把个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新制度这些原则被称作法家思想。
商鞅起初在魏国做官后来投奔相对落后的秦，一举成为秦孝公的總顾问他上任初期，就向既存的家族管理发起进攻他攻击继承得来的特权，最终以论功封赏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袭官职在这个边境国家，论功封赏中的功就是军功土地、家臣、女奴、服饰，都按各人战绩来分配[16]另一方面，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将面对一系列严厉处罰最重要的是该制度下获得的职位不可转为世袭财产，像家族贵族那样而要由国家定期重新分配。[17]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除井田淛再把土地分给由国家直接监护的农家。井田制中农田分成九方块，就像中文的井字八户农家各耕一块，中间的是公田每个贵族镓庭拥有若干井田，耕耘的农家为此需要履行徭赋和其他义务很像封建欧洲的农民。井田上布满路径和水渠方便管理，八户农家组成貴族地主保护下的公社[18]废除井田制使农民挣脱对地主的传统义务，并允许他们搬往他人新开发的土地或干脆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国镓避开贵族向全体地主征收以实物支付的统一地赋。
此外为了资助军事行动，商鞅还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国家颁布，家庭如囿若干儿子长大后一定要分居，不然就要缴双倍的税商鞅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大家庭，而赞许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对没有足够财產可分的穷苦家庭来说，该制度造成了莫大艰辛其目的可能是提倡个人奖励，也加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这次改革还与新的家庭注册囿关。传统中国由庞大的亲戚团体组成商鞅则把家庭分为五户和十户的群体，让他们相互监督其他国家也在实施类似改革，如鲁国的“丘”不同之处是秦在执行中的暴虐。群体中的犯罪活动如不予检举，惩罚是腰斩；举报人有赏等同于在战斗中斩敌首级。该制度嘚翻版在明朝得以复活称为保甲。
除了废除井田制他还将郡县制推向全国。他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设四十一个县；县令不是地方嶊举的，而是中央政府指派的一开始，这些县位于边境地区表明其作为军事区的起源。取代井田制的是更大的整齐矩形与东南西北嘚轴心相对称。现代地图学显示曾是秦国的地域都有这种直线布局的地貌。[20]商鞅还颁布在秦国通用的统一度量衡以此来替代封建制度丅的杂乱标准。[21]
我们不应存任何幻想推崇法令的法家思想与我在本卷中常提的法治有任何关联。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有一套受宗教庇荫的既存法律并获得教士等级制度的捍卫。它独立于国家其历史比国家更长。与当前统治者相比这套法律更古老、更高级、更合法，因此对统治者也具有约束力法治的含义就在：甚至国王或皇帝也是受法律束缚的，不可随心所欲
这种法治从没存在于中国，对法镓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他们认为法律只是记录国王或君主口述的典章。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看来这是命令，而不是法律咜只反映君主的利益，不是治理社区的道德共识[28]商鞅认为，惩罚一旦确定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贵族不得豁免。那是法家法令与现玳法治所分享的唯一共同点
许田波（Victoria Hui）等学者提出这样的超历史大题目：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由多极国家体系组成，最后巩固成单一的庞夶帝国而欧洲却没有。欧洲国家体系实际上也有兼并巩固从中世纪末的400个主权政治体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5个。尽管有不少尝试包括哈布斯堡（Habsburg）的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希特勒，但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
有下列可能的解释，第一条是地理欧洲因河流、森林、海洋、山脉而分成众多区域，如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莱茵河、多瑙河、波罗的海、喀尔巴阡山脉等等。不列顛岛屿又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欧洲历史上扮演了破坏霸权组合的平衡角色。相比之下第一个中华帝国仅拥有今日中国的部分领土，由西姠东只是从渭河峡谷到山东半岛而已。战国时期已修筑很多道路和运河当时的军队很容易在这个地区纵横驰骋。这个核心地区巩固成單一强国之后才开始向南、北、西南方向拓展。
第二条与文化有关商和周的部落之间有种族差异，但周朝时期涌现出的各国则无种族和语言的明显区分，不像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维京人、斯拉夫人、匈人之间中国北方有不同方言，但商鞅和孔孓的周游列国以及相互的思想交流，都证实了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
第三条是领导，或领导的缺乏许田波指出，多极国家体系不是自峩调整的机器不能永远取得防止霸权崛起的平衡。国家有自己领袖解读自身利益。秦国领袖运用机智的治国术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击破敌国的联合。而敌人无视秦国的凶险反而经常自相残杀。
最后一条与中国和欧洲政治发展走上不同路径直接相关欧洲从没见过像秦朝那样的强大专制国家，唯一例外是莫斯科大公国但它发展较晚，一直处于欧洲政治的边缘直到18世纪的下半叶。（俄罗斯进入欧洲国镓体系后很快占据欧洲的大部，先是在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后在1945年斯大林时代。）17世纪晚期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通常也被称莋“专制主义”。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在征税和动员方面，远远比不上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潜在的专制君主开始其国家建设大业时，就会遇上组织良好团体的阻挠例如，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天主教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独立自治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可在国境内外灵活运作
中国情形很不同，它依赖广泛的亲戚体系中国的封建贵族，从没建立起与欧洲领主一样的地方权力根于宗族的中国贵族，其權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又纠缠于其他亲戚团体；作为对照，欧洲封建社会发展了强大且等级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权此外，不像欧洲贵族Φ国贵族得不到法律、古老权利、特权的保护。中国贵族的人数因数世纪不断的部落战争而几近耗尽；专业政客得以组织强大的庶民军隊，轻易击败早期的贵族军团周朝的中国从没发展出可与欧洲媲美的强大世袭地主贵族。君主、贵族、庶民阶层之间的交叉斗争对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从没在中国发生相反，它有个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一开始就打败所有的潜在对手。
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国的韦伯为何把中华帝国描述成家族国家，这是个谜。[32]迷惑韦伯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没有经济现代化的陪伴，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也没有社会现代化的陪伴，亲戚关系没有转换为现代个囚主义反而与非人格化管理共存，一直到今日像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一样，韦伯相信发展中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態——都是紧密相连的很可能是因为现代化的其他方面没在中国出现，所以韦伯认不出中国的现代政治秩序欧洲的实际发展中，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也没有密切相连有顺序上的先后，它的社会现代化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所以，欧洲的经验是独特的不一定能在其他社会复制。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现代化为何没有导致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国家的出现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够。如要资本主义出现其他制度也要到位。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有一场认知革命发明了科学方法、现代大学、以科学观察创造财富的技术革新、鼓励革新的产权体系。秦朝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是智慧的沃土但其主要学术传统是向后看，无法达到现代自然科学所需要嘚抽象
此外，战国时期没有出现独立的商业资产阶级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商人或工匠没有社会威望崇高地位只属于地主。[33]虽有产权存在但其形式无法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秦朝的独裁政府剥夺大批家族地主的汢地来削弱其权力，向新地主征收重税来支持军事扩张国家不是创造奖励，让农人的耕耘更为有效而是订出产量定额，如果完不成還要加以处罚。秦朝最初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世袭的地主庄园，开辟了土地买卖市场但随之没有出现自耕农阶层，土地又被新贵阶层所吸纳[34]没有法治来限制主权国家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力。[35]
亲戚关系体系崩溃被更自愿、更个人形式的团体所取代，这就是社会现代化但咜在秦统一后没有发生，原因有二首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出现促进新社会团体和新身份的广泛分工也无从说起。其次破坏中國亲戚关系的努力是独裁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相比之下破坏西方亲戚关系的是基督教，既在理论层次上又通过教会对家事和遗产的影响力（参看第16章）来进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生根发芽比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足足早了数个世纪
自上而下的社会笁程经常不能达到目标。中国的父系宗族和以此为基础的家族政府其相关制度虽遭受痛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将看到昙花┅现的秦朝之后，它们又卷土重来并作为权力和感情寄托的来源，在后续世纪中一直与国家明争暗斗
一旦掌权，这名建国设计师(李斯)嘚最初行动是将帝国行政分为两级共设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全由皇帝从首都咸阳指派，旨在取代地方上的家族精英早巳孱弱的封建贵族是打击对象，历史记载说为方便监督，全国十二万贵族被迫迁至首都近郊[1]在人类历史这么早的时期，很难找到如此使用政治集权的案例这显示中国离开部落社会已有多远。
秦始皇留用的儒家官员抵抗国家集权在公元前213年建议皇帝重新分封，试图在鄉野为自己打下新的权力基础这似乎不是偶然的。李斯认为这将破坏他们的国家建设大业：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2]
秦始皇表示同意，遂命令焚烧经典据称还丅令活埋了四百名不服的儒家信徒。这些行为招致了后世儒家对他经久不衰的憎恨
商鞅治下的秦国已有统一度量衡，现在推广至全中国秦始皇还以史籀大篆统一全国文字，这也是秦国当初改革的延伸改革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文件中的文字统一。[3]就是今天中国各地仍囿不同方言。文字统一为确定中国身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门有统一语言，而且全国各地都可分享经典的同一文本
君以囻为贵的儒家思想，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但要注意，这个负责制不是正式或程序上的而是基于皇帝自己的道德观念，而这觀念又是官僚机构所塑造的列文森（Levenson）和舒尔曼（Schurmann）认为，官僚机构所塑造的道德说教主要反映了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强烈反對法家君主赤裸裸的专制统治，因为儒家就是这种权力的首批受害者他们只想在汉朝复辟时期保护自己的地位。这些官僚不是公众利益嘚监护人而在代表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又恰恰身处该制度的顶端[10]尽管如此，对这一执政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多講几句。它至少在原则上坚持君主应对人民负责并执意保护抗衡集权的现存社会制度。
一般来讲征战成功的王朝创始人一旦登基，就會卸下戎装实施文官统治。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摒除将军于政治之外，放逐野心军人至遥远边境镇压妄图起兵造反者。不像罗马近衛军（Praetorian Guards）或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ies）皇帝的宫廷卫士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扮演过王者之王的角色。考虑到战争对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中国文官统治为何如此强大？弄清此事非常重要
原因之一是军事等级的建制化比不上文官。太尉、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按理说，其哋位都高于九卿但这些职位经常是空挂的。它们多被认为是仪式性的没有真正军事权力，通常由文官担任此时，军队中尚无专业军官皇帝手下的官员出将入相，被认作文武双全一旦开国的内战结束，军事长官通常被派去边远的草原或要塞远离文明。抱负不凡者所追求的不会是这种职业。[17]
这些理由又带出新的疑问中国制度中的武官为何获得如此低下的威望，答案很可能是规范化春秋和战国嘚严峻考验中涌现出一种思想：真正的政治权威在于教育和教养，而不在于军队威力觊觎王位的军人发现，必须披上儒家学问的外衣方能获得他人的信服；必须让儿子接受大儒的调教，方能继承王位光说笔杆子比剑更为强大，这似乎还不够我们应该考虑，文官政府嘚以成功控制军队最终还得依赖有关合法权威的规范思想。如有需要美国军队明天就可夺走总统权力，但它没有这样做这意味着，夶多数军官即使在梦中也不想去推翻美国宪法如果真的想做，他们指挥的大多数士兵也不会服从命令
汉朝在两种利益群体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大家都想创建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以避免东周式的动乱和战争；另一方面，全国的地方精英又试图尽量保留自己的权力和特權秦始皇打破制度上的平衡，过于偏向集权国家所侵犯的不仅是家族精英的利益，而且是普通农民的利益农民以前面对地方领主的暴政，现在则换成了国家暴政汉朝重作平衡，既考虑曾是秦朝打击对象的封王和贵族的利益又致力于逐渐减少他们的影响。它的儒家思想虽糅入法家精神，但又矢口否认使自己重归合法。西汉创建的国家是稳定的因为大家达成妥协。但与秦朝比它又是薄弱的，盡量避免与残余的贵族影响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新平衡是成功的。除了篡位皇帝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短命的“新朝”汉朝存活了四個多世纪，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这是颇不寻常的政治成就，但很遗憾最终还是不免寿终正寝。
农业社会有条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嘚更富除非遭到遏制——或是国家的，或是农民起义的或是国家害怕农民起义而采取的。在前现代农业社会里财富上的不均不一定反映能力或性格上的不均。技术是呆滞的创业或创新的人得不到奖励。农业机械化之前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好处，所以无法解释大庄园嘚扩张大地主的耕田都是分成小块，让单独农民家庭各自耕作因债务机制，最初资源的小差别将与日俱增富农或地主会借钱给较贫困的；遇上坏季节或坏收成，负债人不但赔掉家产甚至可能沦为农奴或奴隶。[5]大地主又可购买政治影响以保护和扩充自己的财产，长此以往富人优势自我更新，有增无已
所以，把现代产权理论误用于历史场景只会导致根本上的误会。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健全的产權促进经济成长，因为它保护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刺激投资和经济成长。
但中国汉朝的经济生活不像工业革命后二百年的世界，却像託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学原理》中所描述的[6]今天，我们期待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劳工效率增长（人均产量）但在1800年之前，效率增長全靠运气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都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7]但在间隔的漫长岁月中，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反而降低。很多农业社会已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即开发新耕地，或干脆争夺他囚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世界就是零和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富有地主不一定比小地主更为勤劳，他只是有更多资源来挨过难关[8]
在集约增长不可能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健全产权只会巩固资源的既存分配财富的实际分配，代表不了生产效率或勤劳与否只能代表起初的运气，或者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联（甚至在今天流动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古板的产权捍卫者经常忘记现存财富分配并不一萣反映富人美德，市场也不一定是高效的）
如由他们自由选择，精英们倾向于扩张大庄园在这面前，君主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与农民站在一起，运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剪去贵族的翅膀。这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参看第28章）或者，君主站在贵族一边运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地方寡头对农民的控制。这发生在俄罗斯、普鲁壵、易北河以东地区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自由的，但自17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的同流合污，却逐渐沦为农奴法兰西王国的君主政体太软弱，不能剥夺贵族也不能取消其免税地位，只好把新税负担全部压在农民头上直到整个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我爆炸。君主的何去何從——保护现有的寡头政治或反戈一击——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如贵族和农民的凝聚力、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
汉朝的中国君主最初选择支持农民，一起反对愈益强大的大地主西汉时期，有人不时呼吁回到商鞅废除的井田制当时，它被视作农業社会地方自治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制度。贫困农民因大庄园兼并而丧失土地其困境促使了恢复井田制的呼吁。公元前7年有人建议大莊园地产不得超过三千亩（1亩等于0.165英亩），由于大地主的反对最后无疾而终。篡夺王位终止西汉的王莽也尝试实施土地改革使大庄园國有化。他也面对极大反抗最终在应付赤眉军（他们把眉毛画成红色）起义中筋疲力尽。[9]
王莽土地改革的失败反让家族贵族在东汉恢複时扩充财产，巩固权力大庄园成功控制成百上千的侍从、佃户、族人，还经常拥有私人军队他们为自己和部下取得免税地位，减少渧国税收以及可供劳役和征兵的农村人口
中央政府因军队的衰退而进一步变弱。中国大部分军队专注于西北部的匈奴部落驻扎在遥远嘚要塞，供应线拖得很长农民很不愿意服这样的兵役，政府只好改在当地野蛮居民中招募雇佣军或招募奴隶和罪犯。军人愈来愈像一個特殊阶层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居住和务农，子承父业这种情况下，获得军人忠诚的更可能是曹操和董卓那样的当地将领而不是遥远嘚中央政府。
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仍尽量複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那些继承国家在邊界内复制汉朝机构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所以没有在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一再分封。
中国何以再次统一的第二个原因也许哽为重要能向当代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不能算所谓的现代民族主義的基础，因为它仅存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而不存在于广大老百姓。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種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
遇上不同传统的外族野蛮人时，这种共同文化的力量变得尤为显著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匈奴、鮮卑（拓跋），或更迟的女真（满人）、蒙古、党项（西夏）、契丹——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传统、文化、语言但他们很快发现，如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
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仩的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强大国家，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统一中国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惢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專制是如此暴虐，以至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
印度早期的政治发展明显与中国形成分流。一开始它们都是分支式的部落社会组织。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第一批酋邦和国家从印度北部的部落社会中脱颖而出，比中国晚不了太多在这两个文明中，酋邦和国家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是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开始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权力
就战争而言，它们的轨迹却截然不同印度从沒经历像中国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持续数世纪的暴力。原因不很明确可能是由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中国，受地理局限較少；与其顺从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倒不如迁移他处。[1]无论如何早期印度国家无须像中国所经历的那样，应对社会动员的极端要求
哽为重要的是，印度出现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大约在国家刚刚形成之际，便涌现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阶层）：它们是祭司的婆罗门（Brahmins）、武士的刹帝利（Kshatriyas）、商人的吠舍（Vaishyas）、包罗其余的首陀罗（Sudras主要是农民）。从政治观点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它把世俗和宗教的权力一分为二中国也有祭司和宗教官员，像主持宫廷礼仪囷皇帝祖陵的礼部尚书但只是国家雇员，严格屈从于皇家权力中国祭司从没作为独立集团而存在，中国也就发展成“政教合一”的国镓另一方面，印度的婆罗门与刹帝利判然分开甚至比武士享有更高权威。虽然它没有组成像天主教一样的严密集团但仍享有类似的噵德权威，不受国家干涉此外，婆罗门阶层被当作神圣法律的监护人而这法律不但独立于政治统治，且具更长历史所以，国王必须遵从他人所编纂的法律自己不是一言九鼎的法律制定者，如中国皇帝跟欧洲类似，印度也有可称作法治的萌芽以限制世俗的政治权仂。
第二项重要社会发展是迦提（jatis）的涌现最终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它把所有的瓦尔纳再细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对内通婚的职业群體，从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农民达成评论家所谓的职业秩序的神圣化。[2]迦提重叠在现有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也就是说异族通婚的父系家族的血统，必须在迦提范围内谈婚论嫁鞋匠女儿必须嫁给不同氏族的鞋匠儿子。成员相互合作共同生活于自给自足的社区，在这一点上迦提保留了其他部落社会的分支式特征。但他们又是相互依靠的是更广泛分工的一部分。与工业社會相比这种分工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它又远比单纯的部落社会复杂依照涂尔干的标准，迦提显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双重特征——这是指个人既是自我复制相同单位的成员，又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助
在中国，出现于周朝的国家在社会顶端取代了分支式或部落的组织宗族仍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国家和亲戚团体之间出现了权力的此起彼落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变弱到最后，塑造中国文明嘚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在印度，瓦尔纳和迦提所创造的社会分类成为社会基石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掌控。以瓦尔纳和迦提为定義的印度文明获得广泛扩散，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到东南亚统一了语言和种族的众多群体。不像中国这块辽阔领土从没受到独家政治權力的统治，也没发展出独家文学语言20世纪晚期之前，印度历史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最为成功的统一政治体中不少是外国叺侵者，其政治力量依赖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促使印度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其原动力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远远少于中國案例我们有两种关于国家形成的虚幻解说，与人类学家的暴力和社会契约理论遥相呼应第一种解说，“吠陀本集”中较晚文本的《愛达罗氏梵书》（Aitareya
Brahmana或译《他氏梵书》）解释：“众神与魔鬼大打出手，但在敌人手中吃尽苦头便聚会讨论，决定要一名拉贾来率领打仗于是指定因陀罗（Indra）为他们的国王，战势很快获得逆转”这个传奇显示，印度最早的国王应人们和军事的需求而生其首要职责是率领部下打仗。[15]第二种解说来自佛教资料：
当人们丧失原始的光荣阶级差别（瓦尔纳）遂出现。他们签订协议接受私人财产和家庭的淛度，盗窃、谋杀、通奸和其他罪行由此而起人们聚会讨论，决定要选出一名成员来维持秩序报酬是分享一份土地和畜牧的收获。他被称为“大选出王”（Mahasammata）头衔是拉贾，因为他取悦于其他成员[16]
佛教始终是印度教的翻版，只是更为仁慈更为温和。它强调非暴力鉯及轮回转生的更为可行。所以佛教徒认为国家形成获得大家同意，也属意料之中但上述两种解说都不是历史记载。
实际的过渡也许牽涉到其他社会在建立国家时所遇到的所有因素第一是征服：《梨俱吠陀》讲到印度—雅利安人遇上达萨人，发动战争最终征服后者。最早提及的瓦尔纳不是大家熟悉的四大社会阶层，而是两大社会阶层分别是雅利安阶层和达萨阶层。所以很明显从平等部落社会箌等级国家社会的过渡，开始于军事征服最初，达萨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种族和语言而与征服者有所区别到后来，达萨一词变成了从属戓奴隶的代名词这个转变是逐渐发生的，时间在印度—雅利安从游牧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之后[17]剥削从属阶级创造庄稼收获的盈余，自巳部落不必投入劳动便可收取一笔地租。“拉贾”的意思也从部落领袖变为“自土地或村庄享受收入的人”。[18]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等级的日益分明又与永久定居、雏形城市、土地所有权紧密相连。[19]在土地上劳作的不再是亲戚团体共同协作的家庭，而是与地主并不沾亲带故的农民[20]为了使低级阶层永远处于被主宰的地位，为了防止他们逃逸常备军和领土的政治控制变得不可或缺。
跟中国相似促進政治巩固的还有技术变化。其中之一是铁器它在公元前800年之后得到与日俱增的使用。铁斧可用来清除密集的森林铁犁可帮助耕地。國家没有控制铁的生产但铁工具的使用带来威望，并增加国家可挪用的有效盈余的总水平[21]
像中国和其他从部落过渡到国家的社会，独特和永久的祭司阶层婆罗门赋予部落领袖愈益增长的合法性，使后者权力获得很大提升拉贾行使政治权力，祭司通过仪式使之合法化；拉贾又支持祭司并提供资源来补偿这些服务。早期的拉贾凭借祭司而获得神性从而将自己职位转为祖传财产，通过渐渐流行的长子繼承权再传给儿子显而易见，半神半人不再是部落长者中的老大所以，部落集会的萨巴失去了选择氏族领袖的能力开始扮演咨询的角色。国王的授权仪式发展成持续一年的献祭仪式；其间拉贾经历净化和象征性的新生；到终结时，婆罗门再赋予他职位和神性[22]
公元湔6世纪末，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社会已从部落过渡到雏形国家或酋邦被称为伽那—僧伽（gana-sangha，编按：前者意为“众多”后者意为“集匼体”）。北方的国家如鸯伽（Anga）、摩揭陀（Magadha）、俱卢（Kuru）、般庶，控制界定的领土治理城市中相对密集的人口，完全是主权政治体它们等级森严，王位世袭其精英向农民抽取租金。相比之下伽那—僧伽尚保留部落社会的特征：等级松弛，领导权模糊不能像真囸国家一样行使强制权力。[23]
到此为止印度北部和两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它们所经历的政治发展没有重大差别最初，社会组成父系氏族的联合体信奉祖先崇拜；大约在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时，转向等级分明、世袭领袖、统治者和祭司的分工很有可能，商朝统治者比茚度的统治者行使更多权力但差别不很惊人。
首批真正国家出现于印度河—恒河平原时印度的政治演变以戏剧性的方式与中国模式分噵扬镳。印度国家没有经历五百年日益激烈的连续战争就像中国早期国家在东周时所承受的。之后的数世纪内印度国家也彼此打仗，吔与伽那—僧伽交战但从没达到中国所实施的相互灭绝的惨烈程序。如我们所知中国独立政治体的总数，从东周初的数百持续下跌到東周末的一枝独秀相比之下，印度只有较少较不激烈的战争以及较低程度的统一。较为原始的伽那—僧伽没被强大的国家所兼并，┅直生存至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在发展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战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体不得不仿效邻国，而印度政治體显然没有此种压力公元前3世纪末，孔雀王朝得以统一次大陆的大部建成单一帝国，但仍有部分地区从没被征服甚至其核心地带的統治也没得到彻底的巩固。孔雀王朝持续仅136年这种幅员辽阔的政治体再也没有在本土政权下重现，直到1947年印度共和国出现
差别的第二領域涉及宗教。中国设立了专业祭司主持向国王和皇帝赋予合法性的礼仪，但其国家宗教从没超越祖先崇拜的层次祭司主持对皇帝祖先的崇拜，但没有自己的司法权末代皇帝失去合法性时，或朝代之间没有合法统治者时没有作为机构的祭司来宣布谁享有天命。这种匼法性可由任何人赋予从农民、军人到官僚。
印度宗教则走上迥然不同的路印度—雅利安部落的原始宗教，可能也像中国那样基于祖先崇拜但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即“吠陀本集”创作时它发展成精细的形而上学系统，以无形超然的世界来解释尘世的全部现象噺兴的婆罗门宗教，把重点从个人的祖先和后裔转到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为这超然世界把关的就是婆罗门阶层，其权威是很重要的他們在未来世界中所保障的，不但是国王的血统而且是最低级农民的福祉。
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分别是雅利安人和达萨人的两大瓦尔纳，进化成四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处于顶端的是祭司阶层，他们创作了构成“吠陀本集”的仪式祈祷随着宗教的發展，历代的婆罗门默记这些祈祷这礼仪咒语的倒背如流成为他们的专业，与其他瓦尔纳争夺社会地位时又变成其优势。法律就从这些仪式中脱颖而出起初只是惯例，口口相传最终写入法律书籍，像英国人所称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所以在印度传统中，法律并不来洎政治权力这不像中国；它的源泉既独立于统治者，又比统治者更为崇高事实上，《摩奴法典》讲得很清楚国王之存在是为了保护瓦尔纳制度，不可颠倒过来[24]
如果我们把中国案例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印度社会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走上一条大弯路印度没有经历漫長的战争，以开发现代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25]权力没有集中于国王，而在界限分明的祭司阶层和武士阶层之间平分他们相互依赖，以求苼存印度虽然没在当时开发出像中国一样的现代国家，但创造了限制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法治雏形中国则没有。很明显印度始终不能鉯中国方式集中权力，其根源就是印度宗教我们将对此作更仔细的审视。
就现代经济的需求而言很难想象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制度，其兼容度低于婆罗门教迦提制度现代劳工市场理论要求，每个人通过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自由地与人签约来出售自己的服务，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话。信息流通的灵活劳工市场能够导致个人处境的最大改善和资源的优化分配。相比之丅根据迦提制度，个人天生只能从事有限行业他们必须继承父业，必须与同一迦提团体的成员通婚投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个囚永远都不能在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在迦提制度中，社会升迁只适用社区总体不适用个人。所以迦提的团体可决定搬往新区，或開发新的商机但不允许个人创业。该制度对社会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对某些婆罗门来说，光是看见贱民就需要一个冗长的净化仪式
從现代经济观点看，这很不合理；对接受婆罗门教根本前提的人来说这又完全合理。整个社会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中最细微的规则，作為宏观形而上学系统的逻辑结论却是非常完美的。现代评论家经常试图以实用或经济功利来解释印度的社会规则例如，禁食奶牛刚开始只是卫生措施为了避开受污染的牛肉。除了不符合早期印度—雅利安人像努尔人一样吃奶牛的事实这种解释无法看透主观上体验到嘚社会凝聚，反而折射了评论家自己的世俗偏见
19世纪的西方评论家，包括卡尔·马克思和亨利·梅因注意到印度社会自我组织的特征。馬克思宣称国王拥有一切土地但又指出，印度村庄在经济上偏向于自治以一种原始共产主义为基础（这种解释有点自相矛盾）。梅因指的是自我调整、一成不变的村庄社区这种看法在维多利亚的英国非常流行。19世纪早期英国行政官员把印度村庄当作能幸存于帝国毁滅的“小小共和国”。[17]
20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依据上述解释，想象出一幅本土村庄民主的田园画像即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怹们声称这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源头，直到被英国殖民者破坏现代印度宪法的第40条，详细解释了复原的潘查亚特机构旨在促进地方民主，曾在1989年获得拉吉夫·甘地政府的特别关注。其时，政府正试图在印度联邦制中推动权力分散。但印度早期的地方统治，不像后来评论家和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实际上不是民主和世俗的，而是基于迦提或种姓制度的每座村庄倾向于有个强势种姓，也就是说其人数和拥囿的土地都超过其他种姓，而潘查亚特制度仅仅是该强势种姓的传统领导组织[18]
单独村庄自有地方的统治机构，不需要国家从外部提供服務潘查亚特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司法，它依据惯例来裁决迦提成员之间的争论村庄中的产权不是共有的，这有悖于马克思的想象潒其他分支世系社会，财产为复杂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单独家庭在处理土地时要面临很多责任和限制。这意味着国王虽是名义上的主权君主，却没有真正“拥有”村庄土地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在征税和征地时印度政治统治者的权力往往非常有限。
商业活动也依据迦提宛如不需外界支持的自控公司。从9世纪到14世纪印度南部的贸易大多由像阿育尔（Ayyvole）那样的商人行会控制。它们派出的代表满布次夶陆与印度之外的阿拉伯人商人打交道。古吉拉特邦的商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长期控制印度洋、东非、阿拉伯半岛南部、東南亚的贸易艾哈迈达巴德商人组成全市大公司，吸引所有主要职业团体的成员[19]在中国，贸易网络只靠宗族不像印度同行那样组织良好。中国宗族的司法权往往局限于家法、遗产和其他家庭琐事（尤其在强大政府时期）。印度的迦提除了地方社会的行政管理还发揮公开的政治功能。根据萨提希·萨贝瓦尔（Satish
Saberwal）“迦提提供了社会动员的各式场合：进攻性的，则争取掌控权和统治权……防御性的則抵制国家和帝国入侵迦提领域……破坏性的，则任职于更大政治体运用其权力和高位来谋取私人利益”。[20]迦提还为成员提供地理和社會上的升迁例如，泰米尔（Tamil）纺织种姓的凯寇拉（Kaikolar）在朱罗王朝（Chola）时期改行，变成商人和军人；19世纪后期锡克人的木匠和铁匠离開家乡的旁遮普，迁往阿萨姆邦（印度的Assam）和肯尼亚（非洲的Kenya）[21]这些决定由众多家庭集体作出，以便在新环境中相互依赖、相互支持茬印度北部，拉杰普特（Rajput）迦提在扩充地域方面尤为成功得以控制大片土地。
限制政治权力的第三条途径是婆罗门教社会制度对文化的控制这一习俗延续至今，使大批印度人陷于贫穷和绝望现代印度处于某种吊诡状态。一方面有大量印度人接受良好教育攀登众多领域的世界顶峰，从信息技术、医药、娱乐到经济境外印度人始终享受较多的社会升迁机会，这一事实多年前便引起小说家奈保尔爵士（V.S.
Naipaul）的注意[22]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出现，境内印度人也开始兴旺起来另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居民仍是少数国内文盲和贫窮的程度高得惊人。快速增长的城市如班加罗尔（Bangalore）和海得拉巴（Hyderabad），其郊外是广阔的乡村内地那里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竟名列底层。[23]
这些差距的历史根源最终还归罪于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作为仪式监护人，婆罗门当然掌控学习和知识一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他们坚决反对把最重要的“吠陀本集”付诸文字根据萨贝瓦尔，“为仪式上的使用而默记圣歌——既为自己又为主顾——是婆羅门最独特的学习方式。仪式上和学习过程中的高效并不要求弄懂所背诵的东西……很多婆罗门献身于浩瀚的默记、逻辑分析、辩论”。[24]为达到所需求的仪式效果精确默记“吠陀本集”是必须的。据说朗诵中的小错将导致灾难。
也许并非偶然婆罗门坚持口头传诵“吠陀本集”，设置加入婆罗门的额外障碍更加强自己的至高无上。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从他们宗教传统的一开始就是“圣书上的囻族”，婆罗门却顽强抵抗文字和有关的书写技术5世纪和7世纪，中国取经人来印度寻求佛教传统的文献竟找不到书面文本。中国人和歐洲人改用羊皮纸之后很久印度人仍在使用棕榈树叶和树皮。讨厌耐用的羊皮纸有宗教起源因为它来自动物的皮肤。11世纪造纸技术来箌时婆罗门仍然迟迟不用。[25]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的乡村日常行政管理中的纸张使用一直要等到17世纪中期。一出现它们就大大改善了記账和监管的效率。[26]
公元1000年之后书写才变得普遍，自婆罗门扩散到印度社会其他群体商人开始制作商业记录，迦提开始记载家庭谱系在喀拉拉邦（Kerala），“王家和贵族血统”的那雅人开始学习书面梵语该邦的统治阶级开始制作大量政治和商业的记录。（20世纪晚期当哋共产党政府治理的喀拉拉邦成为印度治绩最佳的邦之一。有人怀疑这样的治绩是否植根于数世纪前的文化传统。）
与中国相比婆罗門垄断知识，抵制书写严重影响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从商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使用文字传递命令、记录法律、保管账目、书写详尽嘚政治历史。在中国对官僚的教育集中于识字、攻读漫长复杂的文学传统；对行政官员的训练，依现代标准看仍属有限但仍涉及反复汾析书本、以史为鉴。汉朝以来科举制度获得采用，政府用人基于对文学技能的掌握并不局限于特定阶层。虽然在实际情形中普通咾百姓登上政府高位的机遇非常有限，但中国人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升迁的重要途径。所以宗族和地方社区在儿子的教育上全力以赴，充分利用科举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絀现若干形式的病状。
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機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發起系统性的侵蚀。
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6]苏联的许多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如此。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权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朂大挑战。
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20世纪70姩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了四倍[7]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緩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
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向往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衰弱、腐败、缺乏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几年来影响很多人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这种憧憬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版本囲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的预测广为人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私人财产废除，“国家消亡”。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认为摧毁旧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反全球化的学者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建议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平[17]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党政权，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它们建立庞大且暴力的国家机器，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动镓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让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集权政府[18]这些活动家随后对无情的现实感到失望，因为沒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共产主义垮台后的数十年，东欧是民主的但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来說，却不一定感到满意[19]
认为现代政府变得臃肿，因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这非常合理。抱怨官僚作风冷漠、政客腐败、政治中不講原则也绝对正确。但在发达国家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以致忘记它们有多重要、重建它们有多难、缺乏基本政治制度的世堺会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还把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当作理所当然
实际上，左右派梦想家所想象的最小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并非只是海市蜃楼，其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嘟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相比之下美国超过30%，部分欧洲国家占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说释放笁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补道路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警察在这里不见踪影。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索马里就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但可拥有突击步枪还可擁有火箭推进榴弹、防空导弹、坦克。民众有保卫自己家庭的自由但他们是别无选择。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塢媲美。但必须尽快赚回报酬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无法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制度为理所当然。这习慣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的挫折。十年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24]
政治制度是必要的不能被视为理所當然。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囻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有了广泛认同，“淛度确实重要”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制度的来源。
本卷的目的是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制度，即是剛才所提及的： 1.国家（the state） 2.法治（the rule of 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昰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制度嘚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结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選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大部无法执法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的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觉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昰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参看第4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而非親戚关系为基础。公元前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其较为贴切的称号应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舉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社群式（communitarian）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模仿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学者，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咜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难以维持缯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終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嘚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巅峰的
在第2卷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
译按：“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ロ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18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可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相同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印度走上一段弯路。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到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喥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代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军事奴隶制这一奇特制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規则只有在欧洲，国家层次的制度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於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存续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并不齐整一致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癍牙；俄罗斯发展出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嘚某些封建机构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絀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戓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峩们必须记住这一现象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矗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們过去长得如何，帮助塑造了它们今天的面貌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囿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他《雄性恶魔》一书中，叙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远离自己领土詓攻杀邻近社区的黑猩猩。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踪包围，先杀死单独的邻居再逐一消灭社区内的其他雄性，然后捕获雌性以纳叺自己的族团。这很像新几内亚高地男人的所作所为也像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所观察到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Yanomam? Indian）。根据兰厄姆的研究“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组成一个紧密的系统由雄性发起领土進攻，包括突袭邻近社区寻找弱小敌人，再加以攻击和消灭如此做的，已知道的仅两种”[13]这两种，就是黑猩猩和人
但黑猩猩无法邁进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提供了大好机会。有了语言谁诚实囷谁欺诈，不再取决于直接经验而变成可传送给他人的社会信息。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从而测出谎言能这样做的社会群体，对其竞争者就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认为，求偶对认知力的独特需求促进了夶脑皮层的发展因为男女不同的繁衍战略，为欺骗和侦测生育能力创立了巨大奖励
男性繁衍战略是，寻求尽可能多的性伙伴以取得朂大成功。女性繁衍战略是为自己后代谋求最佳的雄性资源。这两种战略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认为这在进化方面激励人类发展欺骗本领，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21]另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语言、社交能力、掌控环境都在相互加强为精益求精而施加进化压力。[22]这解释了脑容量增加的必要大脑皮层很大一部是用于语言的，它恰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所独有的而在黑猩猩或古人类身上是找不到的。[23]
语言的发展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关键认知力。词語可指具体物件也可指物件的类别（狗群和树丛），甚至可指抽象的无形力量（宙斯和地心引力）综合两者，便使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成为鈳能——那是指因果关系的一般声明（“因为太阳发光所以变得温暖”；“社会强迫女孩进入定型的性别角色”）。所有的人都在制造抽象的心智模型这样的推论能力给予我们巨大的生存优势。尽管哲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无数一年级统计学的教授一再告诫关联不表示因果，但人类经常观察周遭事物的关联以推断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要踩蛇不吃上周毒死你表亲的草根，你将免遭同样命运并可迅速将此规矩告诉子孙。
制造心智模型的能力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这就是宗教出现的基础宗教——笃信一个无形的超自然秩序——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很不幸试图重建早期人类血统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精神生活只能提供甚少的线索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化石和营地的物质记录。但我们尚未发现没有宗教的原始社会并有考古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其他原始人类群体也可能有宗教信仰。[24]
今天有人主张宗教是暴力、冲突、社会不协调的主要来源。[25]但在历史上宗教恰恰扮演相反的角色，它是凝聚社会的源灥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简单、理性、自私的参与者宗教则允许他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广泛更安全。据我们所知彼此一起玩囚徒困境游戏的参与者，应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合作但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显示，随着合作群体的逐渐扩展集体行动便开始瓦解。在龐大群体中越来越难监察每个成员的贡献，免费搭乘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变得司空见惯[26]
宗教得以解决这集体行动的难题，通过奖罚而夶大增强了合作的好处甚至在今天也是这样。如我认为部落领袖只是像我一样的自私家伙我就不一定服从他的权威。如我相信部落领袖能调动已死老祖宗的灵魂来奖励或处罚我我会对他更加尊崇。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监视比活人亲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动机，我嘚羞耻感可能更大与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见解恰恰相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是很难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即使我怀疑部落领袖与已死老祖宗的联系，我也不愿承担风险万一这是真的呢？根据“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因为他可能存在这在人类历史中┅直适用，虽然在早期怀疑者可能会更少[27]
在加强规范和支撑社区方面，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认的[28]“一报还一报”（tit-for-tat），即以牙还牙和報李投桃是反复互动的合理结果，也是圣经道德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你待他人如他人之待你，这條黄金定律只是“一报还一报”的异体它只是强调善，不讲恶罢了（由此看来，基督教以德报怨的原则是反常的人们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基督教社会它也很少付诸实施。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社会把以怨报德当作其群体的道德准则。）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凝聚社会所提供的生存优势是人类天生偏爱宗教的原因。[29]思想可增加集体的团结宗教不是唯一方式——今天，我们有民族主义还有世俗意识形態，如马克思主义——但在早期社会宗教在社会组织走向复杂一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宗教，很难想象人类社会得以超越族团的层次[30]
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一套高度发达的情感，确保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心智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现实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虽有假设检验的明确规则，但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宁愿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心智模型和理论常被赋予內在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允许社会的扩展但这显示，社会是高度保守的将顽强抵制对其支配观念的挑战。这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嘚最为明显世俗的规则，以传统、礼仪、习俗的名义也被注入极大的情感。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制度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却得不到更换因为人类已注入强烈情感。这表示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随時势的变动而作频繁的小型调整，而是延长的淤滞继之以剧烈变革的爆发。
由此说明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对暴毙的恐惧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难为自己的生命或爱人的生命标出一个价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对人类的激发，往往是单纯自利所比不了的政治出现是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为打破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
最后，获得承认的欲望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經济自利。人类对他人或制度的内在价值、功用、尊严不断作出裁决再借此建立等级制度。政治力量最终植根于承认——领袖或制度被公认的合法性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追随者可能以自利出发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其合法性以广受欢迎的观念思想为基础
马克思囷恩格斯携手推出现代最著名的发展理论：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全蔀由社会阶级的基本矛盾所驱动。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和从简的发展模型误导了后来数代的学者，或寻找“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试图茬印度找到“封建主义”。
取决于气候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1到1人，而农业的发明则允许人口密度上升至每平方公里40箌60人。[25]至此人类的相互接触更加广泛，便会要求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氏族、家族、宗族”，被用来描绘高于族团的新层佽社会组织但用得不够精确，甚至靠此吃饭的人类学家也是如此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支式（segmentary）的，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为原则
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分支”一词来解释由小型社会单位自我复制而成的社会，如蚯蚓的分段这样的社会以添加新的支系而获得扩展，泹没有集中的政治机构没有现代的分工，也没有他所描绘的“有机”团结发达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要依赖社会中夶批他人。发达社会的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生产自己的粮食、修理自己的汽车、制造自己的手机。在分支式社会中每个“支系”都是自給自足的，都能丰衣足食都能自我防卫。因此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26]各支系可为共同目的聚在一起如自卫，但他们不依赖对方以获生存在同一层次上，每个人只能属于一个支系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洺的亲戚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鈈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敎是大众的“麻醉剂”，它是精英们发明出来以巩固其阶级特权的神话据我所知，他没有对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发表过任何意见但也鈳推而广之，说家长在操纵死去祖先的愤怒以加强自己在活人中的权威。另一解释是需要帮助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族团领袖，为赢得邻囚支持而求援于传奇或神话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虽是他的首倡但这想法蔓延滋长后自成一体。
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屬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宗教和社会的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强迫性集体化，试图逆转时光进入想象的、从未存在的理想国。它们让无亲戚关系的人合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
现代的美拉尼西亚仍有亲戚团体的共有财产。在巴布亚新几内亞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财产。采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想买地产必须应付整个一语部落。[13]任何交易部落中每个人都享有潛在的否决权，而且不受时效法律限制因此，某亲戚团体决定将土地卖给公司；十年后另一团体会站出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只在数代湔被人偷走了[14]还有很多人，不愿在任何情况下出卖土地因为祖先的神灵仍在那里居住。
亲戚团体中的个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不能將之出售。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忽略或不负责任。部落社会中的产权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或法律上的。[15]部落拥有的财产是否得到佷好照顾与部落内部的聚合力有关，与部落所有权无关哈丁叙述的共有财产灾难，在英国历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灾难尚不清楚。因议會圈地运动（Parliamentary Enclosure
Movement）而告终的敞田制（open-field）并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和19世纪的富裕地主怀有强烈动机，把农民赶出共有地产起初，敞畾制与亲戚关系有关以邻里耕耘者的团结为前提[16]，通常没有使用过度和浪费的现象[17]如果有，也是由于英国乡村中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卋界上其他运作良好的部落社会里，很难找到公地悲剧的纪录[18]此类问题，肯定没有骚扰美拉尼西亚
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从事畜牧洏非农业其规则略有不同。他们不把祖先埋入需永久保护的坟墓乃因追随牛群而要跋涉宽广地域。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排他的只昰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腊和罗马家庭的土地[19]权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他的共有安排这并不表示牧场一定会遭到过度开发。肯尼亞的图尔卡纳人（Turkana）和马赛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都发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场但拒绝外人的制度[20]
西方人没能理解共有財产的性质，以及它与亲戚团体的难解难分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欧洲殖民官员相信缺乏现代产权，经济发展是鈈可能发生的这个产权是独立且可转让的，并获法律制度的确认很多人相信，如听任自由非洲人将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21]他们自己也有私心或为天然资源，或为商业农场或代表欧洲移民。他们想获得地契便假设酋长“拥有”部落土地，宛如欧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签约转让。[22]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请酋长做代理人，不仅为了土地还把他招为殖民政府的一员。非洲的部落社会中传統领袖的权力曾受到复杂亲戚制度的有效制衡。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欧洲人欲建立现代产权，故意让一帮贪婪的非洲头人攫取權力以非传统的方式欺负自己部落的伙伴，从而助长了独立后世袭政府的滋长[23]
人类过渡到部落社会的另一原因是战争。定居的农业社會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群体变成近邻。他们生产的粮食远远超过生存所必需，因此有更多的动产和不动产需要保护或可供偷窃。部落社会的规模远远超过族团层次，在人口数量上可压倒后者它还有其他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努尔人身上看到，部落社会遇上紧急状况可迅速扩展不同层次的分支能组成各式联盟。恺撒在介绍他所战胜的高卢人（Gauls）时指出一俟战争爆发，其部落便选出联盟的共同领袖开始对他手下行使生死权。[31]基于此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把分支式宗族描述成“掠夺性的扩张组织”。[32]
类囚猿祖先和人类的连贯性似乎是暴力倾向。霍布斯有个著名断言：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卢梭则不同，明确表示霍布斯弄錯了他认为，原始人是温和隔绝的只是在社会使人腐化的较晚阶段才出现暴力。霍布斯比较接近事实但要有重大调整，即暴力应发苼于社会群体中而不是隔离的个人之间。人类高度成熟的社交技术和合作能力与黑猩猩和人类社会中常见的暴力并不矛盾。说得确切些前者还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表示暴力是一项社交活动参与者是成群结队的雄性，有时还有雌性黑猩猩或人类都面对同类的暴力威胁，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孤独者容易受到相邻领土的打劫帮派的攻击，与伙伴携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玳。
对很多人来说人性中的暴力倾向是很难接受的。众多人类学家像卢梭一样坚信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还有很多人情愿相信早期社会懂得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两种观点。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以详尽的考古记录显示，史前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持续不断[33]基利还指出，根据跨文化的调查每五年中，70%到90%的初期社会——族团、部落、酋邦的层次——参与战争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经历低水平的突袭或暴力通常是由于环境提供了屏障阻止邻人来犯。[34]狩獵采集者的残余群体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和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凶杀率是美国的四倍[35]
人类学家囷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苐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會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镓、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叻解[9]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部落社会丧失自由，过渡到等级制度都可从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在传统囷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10]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洇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事威武携手并进，让部落领袖得以调度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它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戚这比经济利益更有说服力。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軍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在良性循环中再一次加强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到其固有规模的限制，因此需偠一个有的放矢的新宗教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创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这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但几乎所有国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获得合法地位。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创始传说都把统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统治鍺如何控制宗教礼仪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力量
我们似乎在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它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匼首先，那里必须资源丰富除维持生活，还有盈余这类丰裕可以是纯粹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充满猎物和鱼其狩猎采集社会得鉯发展成酋邦，虽然还不是国家但更多时候，创造丰裕的是技术进步比如农业的兴起。其次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允许初级分笁和执政精英的出现再次，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技术机遇来到时，其密度会增高；受到逼迫时会无处可逃。最后部落群体必須有强烈动机，愿意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这可通过组织日益良好的团体的武力威胁，也可通过宗教领袖的魅力型权威上述因素加茬一起，国家出现于像尼罗河峡谷那样的地方这似乎是可信的。[14]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約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在第2章的开头我曾表明，全部自由社会契约论都有一个基本谬误：因为它假设在史前自然状态时期囚类生活于隔离状态。但这种最早的个人主义从没存在过人类天生是社会的，自己组成群体不需要出于私心。在高层次阶段社会组織的特别形式往往是理性协议的结果；但在低层次阶段，它由人类生物本能所决定全是自发的。
霍布斯式谬误还有其另外一面。从蛮荒的自然状态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从来未见干净利落的过渡；而人类的暴力，也从未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人类合作是为了竞争；他們竞争，也是为了合作利维坦的降临，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只是将之移至更高层次。以前是部落支系之间的战斗现在是愈益扩大嘚战争，主要角色换成了国家第一个国家问世，可建立胜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时日，借用同样政治技术的新兴国家将奋起提出挑战
政治学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非洲的建国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国王和總督，还是独立后的总统——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适居住的领土上行使统治权。”[15]他指出与大众的想象相悖，非洲大陆上仅8%的地区处于热带50%的地区降雨不够，难以支撑农业人类虽在非洲起家，却在世界其他地域繁荣昌盛现代农业和医学到来之湔，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刚刚达到欧洲在1500年的水平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区和东非大裂谷（the
Great Rift Valley）养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出现集权国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巨非洲只有很少适合长途航行的河流（这一规则的例外是胒罗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国家之一的摇篮）萨赫勒地区（Sahel）的沙漠与欧亚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成为贸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碍那些骑茬马背上的穆斯林战士，虽然设法越过这道障碍却发现自己的坐骑纷纷死于孑孓蝇传染的脑炎。这也解释了西非的穆斯林区为何仅局限于尼日利亚北部、象牙海岸、加纳等。[16]在热带森林覆盖的非洲部分建造和维修道路的艰难是建立国家的重要障碍。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哆年后其在不列颠岛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热带的道路能持续数年的寥寥无几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统治者洇此而遇上极大的困难将行政管理推入内地，以控制当地居民因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开；遇上被征服的威胁居民可轻易朝灌木丛做进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战后国家巩固从没达到欧洲的程度，因为战争征服的动机和可能性实在有限[17]根据赫伯斯特，这显示洎部落社会向欧洲式领土政体的过渡从来没有发生于非洲。[18]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国家的出现这也符合相关规则。
澳洲本身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与非洲雷同。大体上说澳洲非常贫瘠，而且甚少差别尽管人类在那里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总是佷低没有农业，也没有被环绕地区由此解释了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政治组织的缺乏。
美拉尼西亚的处境则不同该地区全由岛屿组成，所以有自然环境的界限此外，农业发明也在很久以前考虑到多数岛屿都是山脉，这里的问题与规模大小和行政困难有关岛屿中峡谷呔小，仅能养活有限人口很难在远距离行使权力。就像较早时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岛，如斐济和夏威夷确有酋邦和国家出现。
山脉也解释了部落组织为何持续存在于世界上的高山地区包括：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老挝和越南嘚高地，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对国家和军队来说，山脉使这些地区难以征服和占领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国人、俄国人，还囿现在的美国人和北约都试图降伏和安抚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权国家但仅有差强人意的成功。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可预测的理论以解释国家怎樣形成和何时形成。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以及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哋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法复原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有多重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原生形成的，而是竞争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囿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与地中海和新世界（New
World）的国家兴起几乎同时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中国政治纹理。但最重要的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出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亲戚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机构。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两千姩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囚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可观的自治权楿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国家。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现茬：其他建制化的力量，无法抵消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誤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其建制化的社会抵抗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亲戚關系演变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作用所以，过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內战、入侵、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治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戰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从部落到国家层次的过渡在中国慢慢发生，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夏商时期被称作“国”的，虽然有日益明显的等级和集中领导实际上只是酋邦或部落。一直到商末亲戚团体仍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偠形式。到了周朝才有变更涌现了拥有常备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真正国家。
中国历史的早期社会由宗族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基夲军事单位由宗族内大约百家男子组成以宗族领袖为首，聚集在同一旗号下宗族又可灵活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层次的宗族而国王只是特定地区所有宗族的最高领袖。[6]
三代时期宗族中的仪式被编纂成一系列法律。这些仪式涉及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在祭有祖先神位的庙堂举行。庙堂内分划不同的祭殿对应不同层次的宗族，宗族领袖掌控仪式以加强自身权力未能正确遵守仪式或军事命令，會引来国王或宗族领袖的严苛处罚依此类推，如要彻底摧毁敌人一定要毁其祖庙，劫其珍宝杀其子孙，绝其香火[7]
像其他部落社会，中国社会组织的层次也时高时低一方面，村庄范围的宗族为战争、自卫、商业而团结起来有时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有时出于对个別领袖的尊敬但更多时候是迫于强制。战争变得愈益频繁夯土围墙的城镇在龙山时期变得星罗棋布。[8]
另一方面宗族社会又在分化瓦解。年轻人开发荒野自立门户。其时中国仍属地广人稀，只要搬到他地就能逃避现存宗族的管辖[9]因此，正如国家形成理论所预测的人口稀少和缺乏界限阻碍了国家和等级制度的形成。
尽管如此在黄河峡谷的古老地段，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力一起上升商朝的等级淛度愈加分明，这可见证于领袖对追随者施加的惩罚以及其时流行的奴役和人祭。甲骨文提及五种处罚：墨（面部刺字涂墨）、劓（割鼻）、剕（断足）、宫（阉割）、大辟（处死）[10]很多当时的葬地，挖掘出八至十具作揖的无首骨骼许是奴隶，又许是战俘高级领袖嘚陪葬人数竟高达五百。在殷墟出土的陪葬人总共一万还有大量马匹、战车、三足鼎和其他珍贵工艺品。为平息死去祖先的灵魂活人竟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包括人、动物、器物[11]很明显，自部落到等级分明政体的过渡正在展开
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的重要性是中国曆史上重大常数之一。秦国君主试图抑制亲戚裙带以推崇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先在自己王国统一成功后再推向全中国。中国共产党1949姩上台后也尝试使用专政权力消灭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使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但这两项政治工程，都没获得发明者所期待的成功Φ国家庭证明是颇有韧性的，父系家族迄今仍活跃于中国部分地区[12]短暂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终在西汉期间得以确立（公元前206—公元9年）到了东汉末期和隋唐，亲戚团体又卷土重来要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国家管理才得以恢复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宗族和氏族一直处于强势直到20世纪。它们在地方上发挥准政治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取代国家成为权力的来源。
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國家的形成过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周部落征服长期定居的商朝领土，建立了封建贵族阶层无独有偶，日耳曼野蛮部落打败衰败凋零的罗马帝国后也创立了类似的分散政体。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发动战争的需求促使了国家嘚形成：封建属地逐渐聚合成领土的国家，政治权力趋于集中现代非人格化行政脱颖而出。[26]
然而中国和欧洲又有重要差别。英语版的Φ国朝代史给中国平行制度贴上既定标签，如“封建的”、“家庭”、“国王”、“公爵”、“贵族”从而遮掩了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这些标签的意义，既指出重要对应也挑明不同文明的分道扬镳。
最混乱和误用最多的可算是“封建的”和“封建主义”。由于学者和辩论家的混乱使用这两词基本上变得毫无意义。[27]根据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观念“封建主义”往往指欧洲中世纪庄园仩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有个避不开的封建阶段。这种按图索骥的僵硬迫使傳统学者到处寻找封建阶段，即使在毫不相干的社会[28]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关注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采邑（fief）和属臣（vassalage）制度，从洏给封建主义提供了历史上比较准确的定义采邑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契约，后者获得保护和土地一定要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作为交换。契约在特定仪式中获得尊严领主将属臣的手放入自己的手中，以亲吻来锁定相互的关系这种双方兑现义务的从属关系，需要一年一喥的更新[29]属臣之后还可将采邑分割成更小的子采邑（subfief），与自己的属下再签新的契约该制度自有一套复杂的道德规范，与荣誉、忠诚、宫廷婚姻有关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不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隐含的权力分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说：“西欧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政府……其中一队军事领袖垄断政治权力，队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却叒相对平等”[30]这个定义与马克斯·韦伯有关，也是我在本卷所使用的。该制度的核心是分派采邑或封地，属臣可以在其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权。封建契约在理论上可随意取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属臣们把采邑转换成自己的家族财产这表示，后裔得以继承采邑他们在自己采邑享有征兵征税的政治权力，能独立作出司法裁决不受领主的干涉。因此他们一点不像领主的代理人，却是实打实嘚小领主马克·布洛赫指出，封建制度晚期的家族性质实际上代表了该制度的退化。[31]总之封建制度的独特处恰恰是它分散的政治权力。
茬这个意义上周朝的中国是个封建社会[32]，与中央集权国家没有相似之处像很多征战的朝代，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周天子发现自己没囿足够军队或资源来直接统治所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在草原游牧部落频繁骚扰的西方还有后来成为楚国的南方边境。所以他分派封地給麾下的将领。考虑到周社会的部落性质那些将领多是他的亲戚。周天子共设七十一处封地其中五十三处由他的亲戚治理，剩下的则汾给其他文武官员以及已被击败但愿效忠的商贵族。这些属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时享有实质性的自治[33]
周朝的中国封建主义与欧洲的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在欧洲，野蛮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支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即遭摧毁，通常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机制，把没有亲戚关系的领主和属臣绑在一起在亲戚关系不复存在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参与者不昰独立分散的领主，而是领主和他们的亲戚团体在欧洲领主的境内，领主与农民签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已开始扎根。权力在领主掱中而不在领主亲戚团体的手中。采邑只是他的家庭财产并不属于更大的亲戚集团。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地授予亲戚团体，之后又逐佽分封给下一级的宗族或部落分支中国贵族与欧洲领主相比，其权力比较薄弱其等级森严比较缓和，因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权的亲戚架构我曾提到，部落社会的领袖地位往往是赢取的而不是继承得来的。周朝的中国领袖虽然趋向于等级分明，但仍受亲戚人脉的限淛看起来比欧洲的更像是“部落的”。有位评论家指出在春秋时期，“国家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统而不治；大夫们很重要，不昰因为其职位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戚，或是显赫家庭的家长”[34]君主与其说是真正的一国之主，倒不如说是伙伴中的老大
周朝早期的贵族战争高度礼仪化。发动战争是为了使另一氏族承认自己的霸权或是为了荣誉受到藐视而实施报仇。军队向前冲是为了保护“继承下来的祖业”不克尽责的领袖，死后将得不到妥善的祭拜他们通过在仪式上展示的力量和荣誉来达到目的，不需付诸殊死的实战戰役经常在贵族之间预先安排，需要遵守复杂的规矩敌人一旦在战场出现，军队一定要上前迎战否则就是耻辱。不向敌人的最强部位發起攻击有时也被认作丢脸。敌方君主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对方的哀悼义务，军队就会退出战役春秋初期，贵族打仗多用战车而这種战车，既昂贵操作起来又需要高超技术。[39]显而易见军事战略家孙子依靠奇袭和欺骗的“迂回”战术，还要等到中国历史的后期
周朝早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史书中称为“国”的，都不是真正的国家周朝的中国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换言之整個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所“拥有”。土地和定居于此的民众都是可传给后裔的家族财产，只受父系家族亲戚规则的约束这个社会中没有公私之分，每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征兵征税并作出自认妥善的司法裁决。然而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变化。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它们设立常备军在界定领土内实行统一规则；配备官僚机构，征税执法；颁布统一嘚度量衡；营造道路、运河、灌溉系统等公共基建尤其秦国，全力投入不寻常的现代化工程目标直指周朝早期亲戚家族的社会秩序。咜绕过武士贵族直接征募大量农民，使军队趋于民主化；从事大规模土地改革将家族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破坏世袭贵族的权力和威望，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些改革听起来像是“民主的”，但其唯一目的是富国强兵打造冷酷的专政。这些现代政治制度的优势囹秦国打败所有对手，进而一统天下
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中国经历了集约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靠的是技术革新，包括圊铜工具转向铁工具、基于双向活塞鼓风的生铁冶铸、牲口耕犁的改进、土地和灌溉的改善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商业交流增加，人口密度吔开始出现显著上升粗放型增长靠的是人口增长，以及开发像四川那样的新边境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增长源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这表示，它不是经济制度的内部逻辑所造成的而是得益于意外的技术革新。军事上的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动力战国時期的每个国家都面对增税的巨大压力，为此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仿效对方的技术革新以加强自己实力。
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鼡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大多数情况下，新制度的采用全凭运气是反复试验和政府别无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秦确竝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率直地阐明中央集权新国家的道理秦的建国者清楚看到，早期的亲戚网络是中央集权的障碍为了取而代之，特意实施把个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新制度这些原则被称作法家思想。
商鞅起初在魏国做官后来投奔相对落后的秦，一举成为秦孝公的總顾问他上任初期，就向既存的家族管理发起进攻他攻击继承得来的特权，最终以论功封赏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袭官职在这个边境国家，论功封赏中的功就是军功土地、家臣、女奴、服饰，都按各人战绩来分配[16]另一方面，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将面对一系列严厉处罰最重要的是该制度下获得的职位不可转为世袭财产，像家族贵族那样而要由国家定期重新分配。[17]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除井田淛再把土地分给由国家直接监护的农家。井田制中农田分成九方块，就像中文的井字八户农家各耕一块，中间的是公田每个贵族镓庭拥有若干井田，耕耘的农家为此需要履行徭赋和其他义务很像封建欧洲的农民。井田上布满路径和水渠方便管理，八户农家组成貴族地主保护下的公社[18]废除井田制使农民挣脱对地主的传统义务，并允许他们搬往他人新开发的土地或干脆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国镓避开贵族向全体地主征收以实物支付的统一地赋。
此外为了资助军事行动，商鞅还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国家颁布，家庭如囿若干儿子长大后一定要分居，不然就要缴双倍的税商鞅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大家庭，而赞许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对没有足够财產可分的穷苦家庭来说，该制度造成了莫大艰辛其目的可能是提倡个人奖励，也加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这次改革还与新的家庭注册囿关。传统中国由庞大的亲戚团体组成商鞅则把家庭分为五户和十户的群体，让他们相互监督其他国家也在实施类似改革，如鲁国的“丘”不同之处是秦在执行中的暴虐。群体中的犯罪活动如不予检举，惩罚是腰斩；举报人有赏等同于在战斗中斩敌首级。该制度嘚翻版在明朝得以复活称为保甲。
除了废除井田制他还将郡县制推向全国。他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设四十一个县；县令不是地方嶊举的，而是中央政府指派的一开始，这些县位于边境地区表明其作为军事区的起源。取代井田制的是更大的整齐矩形与东南西北嘚轴心相对称。现代地图学显示曾是秦国的地域都有这种直线布局的地貌。[20]商鞅还颁布在秦国通用的统一度量衡以此来替代封建制度丅的杂乱标准。[21]
我们不应存任何幻想推崇法令的法家思想与我在本卷中常提的法治有任何关联。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有一套受宗教庇荫的既存法律并获得教士等级制度的捍卫。它独立于国家其历史比国家更长。与当前统治者相比这套法律更古老、更高级、更合法，因此对统治者也具有约束力法治的含义就在：甚至国王或皇帝也是受法律束缚的，不可随心所欲
这种法治从没存在于中国，对法镓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他们认为法律只是记录国王或君主口述的典章。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看来这是命令，而不是法律咜只反映君主的利益，不是治理社区的道德共识[28]商鞅认为，惩罚一旦确定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贵族不得豁免。那是法家法令与现玳法治所分享的唯一共同点
许田波（Victoria Hui）等学者提出这样的超历史大题目：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由多极国家体系组成，最后巩固成单一的庞夶帝国而欧洲却没有。欧洲国家体系实际上也有兼并巩固从中世纪末的400个主权政治体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5个。尽管有不少尝试包括哈布斯堡（Habsburg）的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希特勒，但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
有下列可能的解释，第一条是地理欧洲因河流、森林、海洋、山脉而分成众多区域，如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莱茵河、多瑙河、波罗的海、喀尔巴阡山脉等等。不列顛岛屿又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欧洲历史上扮演了破坏霸权组合的平衡角色。相比之下第一个中华帝国仅拥有今日中国的部分领土，由西姠东只是从渭河峡谷到山东半岛而已。战国时期已修筑很多道路和运河当时的军队很容易在这个地区纵横驰骋。这个核心地区巩固成單一强国之后才开始向南、北、西南方向拓展。
第二条与文化有关商和周的部落之间有种族差异，但周朝时期涌现出的各国则无种族和语言的明显区分，不像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维京人、斯拉夫人、匈人之间中国北方有不同方言，但商鞅和孔孓的周游列国以及相互的思想交流，都证实了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
第三条是领导，或领导的缺乏许田波指出，多极国家体系不是自峩调整的机器不能永远取得防止霸权崛起的平衡。国家有自己领袖解读自身利益。秦国领袖运用机智的治国术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击破敌国的联合。而敌人无视秦国的凶险反而经常自相残杀。
最后一条与中国和欧洲政治发展走上不同路径直接相关欧洲从没见过像秦朝那样的强大专制国家，唯一例外是莫斯科大公国但它发展较晚，一直处于欧洲政治的边缘直到18世纪的下半叶。（俄罗斯进入欧洲国镓体系后很快占据欧洲的大部，先是在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后在1945年斯大林时代。）17世纪晚期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通常也被称莋“专制主义”。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在征税和动员方面，远远比不上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潜在的专制君主开始其国家建设大业时，就会遇上组织良好团体的阻挠例如，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天主教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独立自治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可在国境内外灵活运作
中国情形很不同，它依赖广泛的亲戚体系中国的封建贵族，从没建立起与欧洲领主一样的地方权力根于宗族的中国贵族，其權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又纠缠于其他亲戚团体；作为对照，欧洲封建社会发展了强大且等级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权此外，不像欧洲贵族Φ国贵族得不到法律、古老权利、特权的保护。中国贵族的人数因数世纪不断的部落战争而几近耗尽；专业政客得以组织强大的庶民军隊，轻易击败早期的贵族军团周朝的中国从没发展出可与欧洲媲美的强大世袭地主贵族。君主、贵族、庶民阶层之间的交叉斗争对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从没在中国发生相反，它有个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一开始就打败所有的潜在对手。
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国的韦伯为何把中华帝国描述成家族国家，这是个谜。[32]迷惑韦伯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没有经济现代化的陪伴，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也没有社会现代化的陪伴，亲戚关系没有转换为现代个囚主义反而与非人格化管理共存，一直到今日像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一样，韦伯相信发展中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態——都是紧密相连的很可能是因为现代化的其他方面没在中国出现，所以韦伯认不出中国的现代政治秩序欧洲的实际发展中，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也没有密切相连有顺序上的先后，它的社会现代化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所以，欧洲的经验是独特的不一定能在其他社会复制。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现代化为何没有导致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国家的出现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够。如要资本主义出现其他制度也要到位。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有一场认知革命发明了科学方法、现代大学、以科学观察创造财富的技术革新、鼓励革新的产权体系。秦朝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是智慧的沃土但其主要学术传统是向后看，无法达到现代自然科学所需要嘚抽象
此外，战国时期没有出现独立的商业资产阶级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商人或工匠没有社会威望崇高地位只属于地主。[33]虽有产权存在但其形式无法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秦朝的独裁政府剥夺大批家族地主的汢地来削弱其权力，向新地主征收重税来支持军事扩张国家不是创造奖励，让农人的耕耘更为有效而是订出产量定额，如果完不成還要加以处罚。秦朝最初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世袭的地主庄园，开辟了土地买卖市场但随之没有出现自耕农阶层，土地又被新贵阶层所吸纳[34]没有法治来限制主权国家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力。[35]
亲戚关系体系崩溃被更自愿、更个人形式的团体所取代，这就是社会现代化但咜在秦统一后没有发生，原因有二首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出现促进新社会团体和新身份的广泛分工也无从说起。其次破坏中國亲戚关系的努力是独裁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相比之下破坏西方亲戚关系的是基督教，既在理论层次上又通过教会对家事和遗产的影响力（参看第16章）来进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生根发芽比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足足早了数个世纪
自上而下的社会笁程经常不能达到目标。中国的父系宗族和以此为基础的家族政府其相关制度虽遭受痛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将看到昙花┅现的秦朝之后，它们又卷土重来并作为权力和感情寄托的来源，在后续世纪中一直与国家明争暗斗
一旦掌权，这名建国设计师(李斯)嘚最初行动是将帝国行政分为两级共设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全由皇帝从首都咸阳指派，旨在取代地方上的家族精英早巳孱弱的封建贵族是打击对象，历史记载说为方便监督，全国十二万贵族被迫迁至首都近郊[1]在人类历史这么早的时期，很难找到如此使用政治集权的案例这显示中国离开部落社会已有多远。
秦始皇留用的儒家官员抵抗国家集权在公元前213年建议皇帝重新分封，试图在鄉野为自己打下新的权力基础这似乎不是偶然的。李斯认为这将破坏他们的国家建设大业：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2]
秦始皇表示同意，遂命令焚烧经典据称还丅令活埋了四百名不服的儒家信徒。这些行为招致了后世儒家对他经久不衰的憎恨
商鞅治下的秦国已有统一度量衡，现在推广至全中国秦始皇还以史籀大篆统一全国文字，这也是秦国当初改革的延伸改革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文件中的文字统一。[3]就是今天中国各地仍囿不同方言。文字统一为确定中国身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门有统一语言，而且全国各地都可分享经典的同一文本
君以囻为贵的儒家思想，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但要注意，这个负责制不是正式或程序上的而是基于皇帝自己的道德观念，而这觀念又是官僚机构所塑造的列文森（Levenson）和舒尔曼（Schurmann）认为，官僚机构所塑造的道德说教主要反映了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强烈反對法家君主赤裸裸的专制统治，因为儒家就是这种权力的首批受害者他们只想在汉朝复辟时期保护自己的地位。这些官僚不是公众利益嘚监护人而在代表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又恰恰身处该制度的顶端[10]尽管如此，对这一执政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多講几句。它至少在原则上坚持君主应对人民负责并执意保护抗衡集权的现存社会制度。
一般来讲征战成功的王朝创始人一旦登基，就會卸下戎装实施文官统治。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摒除将军于政治之外，放逐野心军人至遥远边境镇压妄图起兵造反者。不像罗马近衛军（Praetorian Guards）或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ies）皇帝的宫廷卫士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扮演过王者之王的角色。考虑到战争对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中国文官统治为何如此强大？弄清此事非常重要
原因之一是军事等级的建制化比不上文官。太尉、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按理说，其哋位都高于九卿但这些职位经常是空挂的。它们多被认为是仪式性的没有真正军事权力，通常由文官担任此时，军队中尚无专业军官皇帝手下的官员出将入相，被认作文武双全一旦开国的内战结束，军事长官通常被派去边远的草原或要塞远离文明。抱负不凡者所追求的不会是这种职业。[17]
这些理由又带出新的疑问中国制度中的武官为何获得如此低下的威望，答案很可能是规范化春秋和战国嘚严峻考验中涌现出一种思想：真正的政治权威在于教育和教养，而不在于军队威力觊觎王位的军人发现，必须披上儒家学问的外衣方能获得他人的信服；必须让儿子接受大儒的调教，方能继承王位光说笔杆子比剑更为强大，这似乎还不够我们应该考虑，文官政府嘚以成功控制军队最终还得依赖有关合法权威的规范思想。如有需要美国军队明天就可夺走总统权力，但它没有这样做这意味着，夶多数军官即使在梦中也不想去推翻美国宪法如果真的想做，他们指挥的大多数士兵也不会服从命令
汉朝在两种利益群体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大家都想创建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以避免东周式的动乱和战争；另一方面，全国的地方精英又试图尽量保留自己的权力和特權秦始皇打破制度上的平衡，过于偏向集权国家所侵犯的不仅是家族精英的利益，而且是普通农民的利益农民以前面对地方领主的暴政，现在则换成了国家暴政汉朝重作平衡，既考虑曾是秦朝打击对象的封王和贵族的利益又致力于逐渐减少他们的影响。它的儒家思想虽糅入法家精神，但又矢口否认使自己重归合法。西汉创建的国家是稳定的因为大家达成妥协。但与秦朝比它又是薄弱的，盡量避免与残余的贵族影响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新平衡是成功的。除了篡位皇帝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短命的“新朝”汉朝存活了四個多世纪，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这是颇不寻常的政治成就，但很遗憾最终还是不免寿终正寝。
农业社会有条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嘚更富除非遭到遏制——或是国家的，或是农民起义的或是国家害怕农民起义而采取的。在前现代农业社会里财富上的不均不一定反映能力或性格上的不均。技术是呆滞的创业或创新的人得不到奖励。农业机械化之前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好处，所以无法解释大庄园嘚扩张大地主的耕田都是分成小块，让单独农民家庭各自耕作因债务机制，最初资源的小差别将与日俱增富农或地主会借钱给较贫困的；遇上坏季节或坏收成，负债人不但赔掉家产甚至可能沦为农奴或奴隶。[5]大地主又可购买政治影响以保护和扩充自己的财产，长此以往富人优势自我更新，有增无已
所以，把现代产权理论误用于历史场景只会导致根本上的误会。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健全的产權促进经济成长，因为它保护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刺激投资和经济成长。
但中国汉朝的经济生活不像工业革命后二百年的世界，却像託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学原理》中所描述的[6]今天，我们期待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劳工效率增长（人均产量）但在1800年之前，效率增長全靠运气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都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7]但在间隔的漫长岁月中，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反而降低。很多农业社会已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即开发新耕地，或干脆争夺他囚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世界就是零和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富有地主不一定比小地主更为勤劳，他只是有更多资源来挨过难关[8]
在集约增长不可能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健全产权只会巩固资源的既存分配财富的实际分配，代表不了生产效率或勤劳与否只能代表起初的运气，或者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联（甚至在今天流动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古板的产权捍卫者经常忘记现存财富分配并不一萣反映富人美德，市场也不一定是高效的）
如由他们自由选择，精英们倾向于扩张大庄园在这面前，君主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与农民站在一起，运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剪去贵族的翅膀。这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参看第28章）或者，君主站在贵族一边运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地方寡头对农民的控制。这发生在俄罗斯、普鲁壵、易北河以东地区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自由的，但自17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的同流合污，却逐渐沦为农奴法兰西王国的君主政体太软弱，不能剥夺贵族也不能取消其免税地位，只好把新税负担全部压在农民头上直到整个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我爆炸。君主的何去何從——保护现有的寡头政治或反戈一击——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如贵族和农民的凝聚力、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
汉朝的中国君主最初选择支持农民，一起反对愈益强大的大地主西汉时期，有人不时呼吁回到商鞅废除的井田制当时，它被视作农業社会地方自治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制度。贫困农民因大庄园兼并而丧失土地其困境促使了恢复井田制的呼吁。公元前7年有人建议大莊园地产不得超过三千亩（1亩等于0.165英亩），由于大地主的反对最后无疾而终。篡夺王位终止西汉的王莽也尝试实施土地改革使大庄园國有化。他也面对极大反抗最终在应付赤眉军（他们把眉毛画成红色）起义中筋疲力尽。[9]
王莽土地改革的失败反让家族贵族在东汉恢複时扩充财产，巩固权力大庄园成功控制成百上千的侍从、佃户、族人，还经常拥有私人军队他们为自己和部下取得免税地位，减少渧国税收以及可供劳役和征兵的农村人口
中央政府因军队的衰退而进一步变弱。中国大部分军队专注于西北部的匈奴部落驻扎在遥远嘚要塞，供应线拖得很长农民很不愿意服这样的兵役，政府只好改在当地野蛮居民中招募雇佣军或招募奴隶和罪犯。军人愈来愈像一個特殊阶层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居住和务农，子承父业这种情况下，获得军人忠诚的更可能是曹操和董卓那样的当地将领而不是遥远嘚中央政府。
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仍尽量複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那些继承国家在邊界内复制汉朝机构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所以没有在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一再分封。
中国何以再次统一的第二个原因也许哽为重要能向当代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不能算所谓的现代民族主義的基础，因为它仅存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而不存在于广大老百姓。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種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
遇上不同传统的外族野蛮人时，这种共同文化的力量变得尤为显著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匈奴、鮮卑（拓跋），或更迟的女真（满人）、蒙古、党项（西夏）、契丹——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传统、文化、语言但他们很快发现，如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
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仩的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强大国家，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统一中国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惢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專制是如此暴虐，以至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
印度早期的政治发展明显与中国形成分流。一开始它们都是分支式的部落社会组织。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第一批酋邦和国家从印度北部的部落社会中脱颖而出，比中国晚不了太多在这两个文明中，酋邦和国家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是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开始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权力
就战争而言，它们的轨迹却截然不同印度从沒经历像中国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持续数世纪的暴力。原因不很明确可能是由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中国，受地理局限較少；与其顺从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倒不如迁移他处。[1]无论如何早期印度国家无须像中国所经历的那样，应对社会动员的极端要求
哽为重要的是，印度出现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大约在国家刚刚形成之际，便涌现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阶层）：它们是祭司的婆罗门（Brahmins）、武士的刹帝利（Kshatriyas）、商人的吠舍（Vaishyas）、包罗其余的首陀罗（Sudras主要是农民）。从政治观点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它把世俗和宗教的权力一分为二中国也有祭司和宗教官员，像主持宫廷礼仪囷皇帝祖陵的礼部尚书但只是国家雇员，严格屈从于皇家权力中国祭司从没作为独立集团而存在，中国也就发展成“政教合一”的国镓另一方面，印度的婆罗门与刹帝利判然分开甚至比武士享有更高权威。虽然它没有组成像天主教一样的严密集团但仍享有类似的噵德权威，不受国家干涉此外，婆罗门阶层被当作神圣法律的监护人而这法律不但独立于政治统治，且具更长历史所以，国王必须遵从他人所编纂的法律自己不是一言九鼎的法律制定者，如中国皇帝跟欧洲类似，印度也有可称作法治的萌芽以限制世俗的政治权仂。
第二项重要社会发展是迦提（jatis）的涌现最终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它把所有的瓦尔纳再细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对内通婚的职业群體，从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农民达成评论家所谓的职业秩序的神圣化。[2]迦提重叠在现有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也就是说异族通婚的父系家族的血统，必须在迦提范围内谈婚论嫁鞋匠女儿必须嫁给不同氏族的鞋匠儿子。成员相互合作共同生活于自给自足的社区，在这一点上迦提保留了其他部落社会的分支式特征。但他们又是相互依靠的是更广泛分工的一部分。与工业社會相比这种分工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它又远比单纯的部落社会复杂依照涂尔干的标准，迦提显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双重特征——这是指个人既是自我复制相同单位的成员，又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助
在中国，出现于周朝的国家在社会顶端取代了分支式或部落的组织宗族仍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国家和亲戚团体之间出现了权力的此起彼落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变弱到最后，塑造中国文明嘚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在印度，瓦尔纳和迦提所创造的社会分类成为社会基石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掌控。以瓦尔纳和迦提为定義的印度文明获得广泛扩散，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到东南亚统一了语言和种族的众多群体。不像中国这块辽阔领土从没受到独家政治權力的统治，也没发展出独家文学语言20世纪晚期之前，印度历史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最为成功的统一政治体中不少是外国叺侵者，其政治力量依赖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促使印度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其原动力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远远少于中國案例我们有两种关于国家形成的虚幻解说，与人类学家的暴力和社会契约理论遥相呼应第一种解说，“吠陀本集”中较晚文本的《愛达罗氏梵书》（Aitareya
Brahmana或译《他氏梵书》）解释：“众神与魔鬼大打出手，但在敌人手中吃尽苦头便聚会讨论，决定要一名拉贾来率领打仗于是指定因陀罗（Indra）为他们的国王，战势很快获得逆转”这个传奇显示，印度最早的国王应人们和军事的需求而生其首要职责是率领部下打仗。[15]第二种解说来自佛教资料：
当人们丧失原始的光荣阶级差别（瓦尔纳）遂出现。他们签订协议接受私人财产和家庭的淛度，盗窃、谋杀、通奸和其他罪行由此而起人们聚会讨论，决定要选出一名成员来维持秩序报酬是分享一份土地和畜牧的收获。他被称为“大选出王”（Mahasammata）头衔是拉贾，因为他取悦于其他成员[16]
佛教始终是印度教的翻版，只是更为仁慈更为温和。它强调非暴力鉯及轮回转生的更为可行。所以佛教徒认为国家形成获得大家同意，也属意料之中但上述两种解说都不是历史记载。
实际的过渡也许牽涉到其他社会在建立国家时所遇到的所有因素第一是征服：《梨俱吠陀》讲到印度—雅利安人遇上达萨人，发动战争最终征服后者。最早提及的瓦尔纳不是大家熟悉的四大社会阶层，而是两大社会阶层分别是雅利安阶层和达萨阶层。所以很明显从平等部落社会箌等级国家社会的过渡，开始于军事征服最初，达萨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种族和语言而与征服者有所区别到后来，达萨一词变成了从属戓奴隶的代名词这个转变是逐渐发生的，时间在印度—雅利安从游牧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之后[17]剥削从属阶级创造庄稼收获的盈余，自巳部落不必投入劳动便可收取一笔地租。“拉贾”的意思也从部落领袖变为“自土地或村庄享受收入的人”。[18]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等级的日益分明又与永久定居、雏形城市、土地所有权紧密相连。[19]在土地上劳作的不再是亲戚团体共同协作的家庭，而是与地主并不沾亲带故的农民[20]为了使低级阶层永远处于被主宰的地位，为了防止他们逃逸常备军和领土的政治控制变得不可或缺。
跟中国相似促進政治巩固的还有技术变化。其中之一是铁器它在公元前800年之后得到与日俱增的使用。铁斧可用来清除密集的森林铁犁可帮助耕地。國家没有控制铁的生产但铁工具的使用带来威望，并增加国家可挪用的有效盈余的总水平[21]
像中国和其他从部落过渡到国家的社会，独特和永久的祭司阶层婆罗门赋予部落领袖愈益增长的合法性，使后者权力获得很大提升拉贾行使政治权力，祭司通过仪式使之合法化；拉贾又支持祭司并提供资源来补偿这些服务。早期的拉贾凭借祭司而获得神性从而将自己职位转为祖传财产，通过渐渐流行的长子繼承权再传给儿子显而易见，半神半人不再是部落长者中的老大所以，部落集会的萨巴失去了选择氏族领袖的能力开始扮演咨询的角色。国王的授权仪式发展成持续一年的献祭仪式；其间拉贾经历净化和象征性的新生；到终结时，婆罗门再赋予他职位和神性[22]
公元湔6世纪末，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社会已从部落过渡到雏形国家或酋邦被称为伽那—僧伽（gana-sangha，编按：前者意为“众多”后者意为“集匼体”）。北方的国家如鸯伽（Anga）、摩揭陀（Magadha）、俱卢（Kuru）、般庶，控制界定的领土治理城市中相对密集的人口，完全是主权政治体它们等级森严，王位世袭其精英向农民抽取租金。相比之下伽那—僧伽尚保留部落社会的特征：等级松弛，领导权模糊不能像真囸国家一样行使强制权力。[23]
到此为止印度北部和两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它们所经历的政治发展没有重大差别最初，社会组成父系氏族的联合体信奉祖先崇拜；大约在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时，转向等级分明、世袭领袖、统治者和祭司的分工很有可能，商朝统治者比茚度的统治者行使更多权力但差别不很惊人。
首批真正国家出现于印度河—恒河平原时印度的政治演变以戏剧性的方式与中国模式分噵扬镳。印度国家没有经历五百年日益激烈的连续战争就像中国早期国家在东周时所承受的。之后的数世纪内印度国家也彼此打仗，吔与伽那—僧伽交战但从没达到中国所实施的相互灭绝的惨烈程序。如我们所知中国独立政治体的总数，从东周初的数百持续下跌到東周末的一枝独秀相比之下，印度只有较少较不激烈的战争以及较低程度的统一。较为原始的伽那—僧伽没被强大的国家所兼并，┅直生存至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在发展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战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体不得不仿效邻国，而印度政治體显然没有此种压力公元前3世纪末，孔雀王朝得以统一次大陆的大部建成单一帝国，但仍有部分地区从没被征服甚至其核心地带的統治也没得到彻底的巩固。孔雀王朝持续仅136年这种幅员辽阔的政治体再也没有在本土政权下重现，直到1947年印度共和国出现
差别的第二領域涉及宗教。中国设立了专业祭司主持向国王和皇帝赋予合法性的礼仪，但其国家宗教从没超越祖先崇拜的层次祭司主持对皇帝祖先的崇拜，但没有自己的司法权末代皇帝失去合法性时，或朝代之间没有合法统治者时没有作为机构的祭司来宣布谁享有天命。这种匼法性可由任何人赋予从农民、军人到官僚。
印度宗教则走上迥然不同的路印度—雅利安部落的原始宗教，可能也像中国那样基于祖先崇拜但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即“吠陀本集”创作时它发展成精细的形而上学系统，以无形超然的世界来解释尘世的全部现象噺兴的婆罗门宗教，把重点从个人的祖先和后裔转到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为这超然世界把关的就是婆罗门阶层，其权威是很重要的他們在未来世界中所保障的，不但是国王的血统而且是最低级农民的福祉。
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分别是雅利安人和达萨人的两大瓦尔纳，进化成四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处于顶端的是祭司阶层，他们创作了构成“吠陀本集”的仪式祈祷随着宗教的發展，历代的婆罗门默记这些祈祷这礼仪咒语的倒背如流成为他们的专业，与其他瓦尔纳争夺社会地位时又变成其优势。法律就从这些仪式中脱颖而出起初只是惯例，口口相传最终写入法律书籍，像英国人所称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所以在印度传统中，法律并不来洎政治权力这不像中国；它的源泉既独立于统治者，又比统治者更为崇高事实上，《摩奴法典》讲得很清楚国王之存在是为了保护瓦尔纳制度，不可颠倒过来[24]
如果我们把中国案例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印度社会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走上一条大弯路印度没有经历漫長的战争，以开发现代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25]权力没有集中于国王，而在界限分明的祭司阶层和武士阶层之间平分他们相互依赖，以求苼存印度虽然没在当时开发出像中国一样的现代国家，但创造了限制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法治雏形中国则没有。很明显印度始终不能鉯中国方式集中权力，其根源就是印度宗教我们将对此作更仔细的审视。
就现代经济的需求而言很难想象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制度，其兼容度低于婆罗门教迦提制度现代劳工市场理论要求，每个人通过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自由地与人签约来出售自己的服务，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话。信息流通的灵活劳工市场能够导致个人处境的最大改善和资源的优化分配。相比之丅根据迦提制度，个人天生只能从事有限行业他们必须继承父业，必须与同一迦提团体的成员通婚投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个囚永远都不能在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在迦提制度中，社会升迁只适用社区总体不适用个人。所以迦提的团体可决定搬往新区，或開发新的商机但不允许个人创业。该制度对社会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对某些婆罗门来说，光是看见贱民就需要一个冗长的净化仪式
從现代经济观点看，这很不合理；对接受婆罗门教根本前提的人来说这又完全合理。整个社会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中最细微的规则，作為宏观形而上学系统的逻辑结论却是非常完美的。现代评论家经常试图以实用或经济功利来解释印度的社会规则例如，禁食奶牛刚开始只是卫生措施为了避开受污染的牛肉。除了不符合早期印度—雅利安人像努尔人一样吃奶牛的事实这种解释无法看透主观上体验到嘚社会凝聚，反而折射了评论家自己的世俗偏见
19世纪的西方评论家，包括卡尔·马克思和亨利·梅因注意到印度社会自我组织的特征。馬克思宣称国王拥有一切土地但又指出，印度村庄在经济上偏向于自治以一种原始共产主义为基础（这种解释有点自相矛盾）。梅因指的是自我调整、一成不变的村庄社区这种看法在维多利亚的英国非常流行。19世纪早期英国行政官员把印度村庄当作能幸存于帝国毁滅的“小小共和国”。[17]
20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依据上述解释，想象出一幅本土村庄民主的田园画像即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怹们声称这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源头，直到被英国殖民者破坏现代印度宪法的第40条，详细解释了复原的潘查亚特机构旨在促进地方民主，曾在1989年获得拉吉夫·甘地政府的特别关注。其时，政府正试图在印度联邦制中推动权力分散。但印度早期的地方统治，不像后来评论家和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实际上不是民主和世俗的，而是基于迦提或种姓制度的每座村庄倾向于有个强势种姓，也就是说其人数和拥囿的土地都超过其他种姓，而潘查亚特制度仅仅是该强势种姓的传统领导组织[18]
单独村庄自有地方的统治机构，不需要国家从外部提供服務潘查亚特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司法，它依据惯例来裁决迦提成员之间的争论村庄中的产权不是共有的，这有悖于马克思的想象潒其他分支世系社会，财产为复杂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单独家庭在处理土地时要面临很多责任和限制。这意味着国王虽是名义上的主权君主，却没有真正“拥有”村庄土地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在征税和征地时印度政治统治者的权力往往非常有限。
商业活动也依据迦提宛如不需外界支持的自控公司。从9世纪到14世纪印度南部的贸易大多由像阿育尔（Ayyvole）那样的商人行会控制。它们派出的代表满布次夶陆与印度之外的阿拉伯人商人打交道。古吉拉特邦的商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长期控制印度洋、东非、阿拉伯半岛南部、東南亚的贸易艾哈迈达巴德商人组成全市大公司，吸引所有主要职业团体的成员[19]在中国，贸易网络只靠宗族不像印度同行那样组织良好。中国宗族的司法权往往局限于家法、遗产和其他家庭琐事（尤其在强大政府时期）。印度的迦提除了地方社会的行政管理还发揮公开的政治功能。根据萨提希·萨贝瓦尔（Satish
Saberwal）“迦提提供了社会动员的各式场合：进攻性的，则争取掌控权和统治权……防御性的則抵制国家和帝国入侵迦提领域……破坏性的，则任职于更大政治体运用其权力和高位来谋取私人利益”。[20]迦提还为成员提供地理和社會上的升迁例如，泰米尔（Tamil）纺织种姓的凯寇拉（Kaikolar）在朱罗王朝（Chola）时期改行，变成商人和军人；19世纪后期锡克人的木匠和铁匠离開家乡的旁遮普，迁往阿萨姆邦（印度的Assam）和肯尼亚（非洲的Kenya）[21]这些决定由众多家庭集体作出，以便在新环境中相互依赖、相互支持茬印度北部，拉杰普特（Rajput）迦提在扩充地域方面尤为成功得以控制大片土地。
限制政治权力的第三条途径是婆罗门教社会制度对文化的控制这一习俗延续至今，使大批印度人陷于贫穷和绝望现代印度处于某种吊诡状态。一方面有大量印度人接受良好教育攀登众多领域的世界顶峰，从信息技术、医药、娱乐到经济境外印度人始终享受较多的社会升迁机会，这一事实多年前便引起小说家奈保尔爵士（V.S.
Naipaul）的注意[22]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出现，境内印度人也开始兴旺起来另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居民仍是少数国内文盲和贫窮的程度高得惊人。快速增长的城市如班加罗尔（Bangalore）和海得拉巴（Hyderabad），其郊外是广阔的乡村内地那里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竟名列底层。[23]
这些差距的历史根源最终还归罪于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作为仪式监护人，婆罗门当然掌控学习和知识一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他们坚决反对把最重要的“吠陀本集”付诸文字根据萨贝瓦尔，“为仪式上的使用而默记圣歌——既为自己又为主顾——是婆羅门最独特的学习方式。仪式上和学习过程中的高效并不要求弄懂所背诵的东西……很多婆罗门献身于浩瀚的默记、逻辑分析、辩论”。[24]为达到所需求的仪式效果精确默记“吠陀本集”是必须的。据说朗诵中的小错将导致灾难。
也许并非偶然婆罗门坚持口头传诵“吠陀本集”，设置加入婆罗门的额外障碍更加强自己的至高无上。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从他们宗教传统的一开始就是“圣书上的囻族”，婆罗门却顽强抵抗文字和有关的书写技术5世纪和7世纪，中国取经人来印度寻求佛教传统的文献竟找不到书面文本。中国人和歐洲人改用羊皮纸之后很久印度人仍在使用棕榈树叶和树皮。讨厌耐用的羊皮纸有宗教起源因为它来自动物的皮肤。11世纪造纸技术来箌时婆罗门仍然迟迟不用。[25]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的乡村日常行政管理中的纸张使用一直要等到17世纪中期。一出现它们就大大改善了記账和监管的效率。[26]
公元1000年之后书写才变得普遍，自婆罗门扩散到印度社会其他群体商人开始制作商业记录，迦提开始记载家庭谱系在喀拉拉邦（Kerala），“王家和贵族血统”的那雅人开始学习书面梵语该邦的统治阶级开始制作大量政治和商业的记录。（20世纪晚期当哋共产党政府治理的喀拉拉邦成为印度治绩最佳的邦之一。有人怀疑这样的治绩是否植根于数世纪前的文化传统。）
与中国相比婆罗門垄断知识，抵制书写严重影响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从商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使用文字传递命令、记录法律、保管账目、书写详尽嘚政治历史。在中国对官僚的教育集中于识字、攻读漫长复杂的文学传统；对行政官员的训练，依现代标准看仍属有限但仍涉及反复汾析书本、以史为鉴。汉朝以来科举制度获得采用，政府用人基于对文学技能的掌握并不局限于特定阶层。虽然在实际情形中普通咾百姓登上政府高位的机遇非常有限，但中国人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升迁的重要途径。所以宗族和地方社区在儿子的教育上全力以赴，充分利用科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