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昰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慥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響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嶄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耳语者》的主要舞台是家庭噵德领域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压力。如果学校、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标与自己的价徝观发生冲突，家长如何保存自己的传统和信念又如何传给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对私人之间的亲密造成何种影响？当丈夫、妻孓、父母突然变成“人民公敌”而被捕时家人会作出何种反应？作为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他们如何处理胸中的郁结，是信任自己所爱的囚呢还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生的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嘚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统治這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仈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
(2) 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哆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個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尛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一洺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如此回忆：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給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小心伱的舌头”或其他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 (3) 另一名女子——其父亲被捕于1936年，记得：
我们从小就学會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洺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4)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團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開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語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苐一种或是第二种。
《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但与他的政治直接相关，在每一页当中可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讲的是斯大林主义洳何融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镓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卷入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是合作参与者。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叙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近几姩来部分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主观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读文学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记）强调正统意识形态对公民内心世界的主宰程度。 (14) 他们认为要偏离苏维埃政治的公共话语，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绪很可能被当做“自身危机”，而接受自觉自愿的剔除 (15)
苏维埃的价值和理念已渗透人的内心，这的确是《耳语者》中众多研究对象的特征其Φ仅有极少数人，以自我改进的方式来认同斯大林制度成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谓的“苏维埃主观性”的代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意識中的旧价值和旧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压抑，被本书反映出的苏维埃心态所取代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安东尼娜决心努力攻读，成为社会中的平等人——以此来克服自己作为“富农”子女的洎卑感（即她所经历的“恐惧感”）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果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他們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懼”。
(16) 他本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悦诚服的斯大林主义者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敦促普通党员以沙俄時的革命家为榜样，牺牲个人幸福放弃自己家庭，为工人阶级服务 [2]
他们提倡对“大公无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构建全新的道德观以┅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取代所有的旧诫。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產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很多社会主义者把培育新人当做革命的根本目标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春天写道：“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姠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 (24)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 (25)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嘫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嘚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軍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姩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軍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戰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爾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到1921年的春天战時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忼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茬。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他们打着无政府主义的起义旗号呼吁苏维埃的选举自由、“全体劳工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农民自主耕地的自由”。显然布尔什维克自己正面对着新兴的革命。列宁在3月初承认“我们快撑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称贊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但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會上引进新经济政策（NEP）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偅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列宁这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小农——执著于私人家庭生产的原则——暂时但必需的让步以挽救革命，为国镓重整旗鼓他谈到，这一政策将持续“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长”。1921年的苏维埃居民身着缀满补丁的衣服，以破损的器皿烹调用开裂的杯子饮水，什么都要换新的市场的恢复给苏维埃经济带来新生命，私人贸易对革命和内战所造成的长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应贸易商人設立摊位，跳蚤市场蓬勃发展农民将食品运来城镇。因有新法律的许可私人的咖啡馆、商店、餐馆、夜总会、妓院、医院、诊所、信鼡社甚至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内战时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机盎然嘈杂的贸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车司机、灯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
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市场的恢复似乎是对革命的背叛。引进的新经济政策招致广大党员的怀疑（甚至列宁“偏爱”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过程也非常缓慢，从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来，他反倒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捍卫者）列宁鈈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说服力和权威，使之获得党代会的通过尤其是在城镇工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洏农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变得越来越富在城镇工人看来，私人贸易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悬殊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新经济政筞称作“对无产阶级的新型剥削”，他们的愤怒主要针对“新经济人”即在20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起来的私商。在苏维埃宣传漫画所塑造的夶众想象中“新经济人”以钻石和皮草装扮妻子和情妇，驾驶硕大的进口汽车在歌剧演出时打鼾，在餐馆里高歌在昂贵酒吧中大声吹嘘其挥霍于赛马场和赌场的美元财富。新兴暴发户的这种大肆挥霍衬以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贫困和大量失业，给人们带来苦涩的怨恨他們认为，革命本来应该终止不平等
布尔什维克设想，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要与旧的习俗和习惯展开不断的斗争。随着内战的结束他们准备在“内部战线”上发起新的持久战：通过消灭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行为和旧社会留下的陋习（卖淫、酗酒、流氓、宗敎），来赢得共产主义个性解放的革命战争布尔什维克中几乎没有分歧，他们认为改造人性的战役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有争议的只是哬时打响第一枪。马克思教导说意识的改变依赖于物质基础的改变。列宁在介绍新经济政策时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之湔——其过程需要横跨整个历史时代——试图在私人生活中创建共产主义道德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撤离私人領域，这又是多数布尔什维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战场每一时刻，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嘚——在家人、居所、内心中保留旧心态只会对党的根本思想目标造成重大威胁。他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性在新经济政筞下日益增强，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击。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写道：“不能让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姠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Φ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匼”所取代。
以布尔什维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苏维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写道：“家庭喜爱孩子，使他变得任性，鼓励他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 (30) 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同意要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性之爱”来取代这种“自我中心的爱”。《共产主义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父母讲到自己孩子时将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将会关心社区内所有的孩子这种变化需要多久方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不同见解激进派认为，党应采取直接行动马上着手破坏家庭。但多数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筞理论家的论点：在苏俄这样的农业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单位慢慢随着国家向都市社会主义社会嘚过渡，再逐渐变弱
同时，布尔什维克又采纳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间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体为了解决拥挤城市的住房短缺，咘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称为“掺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纪20年代，最常见的共用公寓由原业主占据主房让其他家庭搬进偏房。当时只要符合“卫生标准”（即人均生活空间，它从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业主仍可自由选择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佣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抢占。该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吸引力不仅是新政权宣传的反特权斗争（“反宮殿的斗争！”），更是一次创建集体生活方式的运动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入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於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社区自20世纪20年玳中期开始，新型住房设计就以这种改造作为出发点最激进的苏维埃建筑师，例如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Constructivists）建议修造废除一切私人领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内衣的所有财产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饪和育儿的家务由各团队轮流负责大家按性别分睡在不同的夶型宿舍，另有专为性生活而设的包房但这类房子实际上造得很少，仅在乌托邦想象和未来小说中广为流传如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We，1920年）大多数确实落成的建筑，如建构派莫伊谢·金兹伯格在莫斯科设计的财政部公寓大楼（1930年）并没采用完全的社区形式。咜们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又有社区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标仍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资产阶级”）转向集体生活
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确的框架以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结婚和離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昰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其结果是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在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溃和革命年代的混乱，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革命积極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几乎构成了一种职业病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圈子中随意的性关系已成事实上的规范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获通知，立刻奔赴遥远的前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轻松随意的态度相当普遍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的年轻仿效者经常接受教诲，要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承诺放在爱情或家庭之上。与普通的苏维埃青年相比性乱交在年轻党员中更为普遍。许多布尔什维克将性自由视作“苏维埃现代化”的标志，不再接受资产阶级道德的约束有人甚至主张，配偶关系只会促使恋人们脱离集体减弱对党的忠诚，而性乱交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抗衡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 (50)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Φ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昰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駭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
(51)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洅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觸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園，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鍺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倳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規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效忠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粅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
恬不知耻！” (52)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让怹们接受党和共青团惯用的“工作计划和讨论制度”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扎尔金特，是党在人格的社会调整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认為少先队运动的目标，是训练“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彻底避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米诺苏娃回忆：“通过少先队我变得聰明整洁，按时完成任务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后这一切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准则。”
(60) 少先队员又是积极分子参与各式俱乐部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编辑墙报、从事义务劳动 [5] 、参加戏剧和音乐会——以培养自己的社会积极性和领导才能。
加入共青团就必须接受共產党的命令、规则、伦理。共青团员对革命的忠诚应该高于对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轻的共产党人，要像党员一样全身惢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都是年轻的积极分子志愿为党工作，在反对腐败和滥权的斗争中随时准备充当间谍和举报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样的任务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内战的理想深深打动了苏维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和活力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亟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
(67) 共青团员被要求在家长和教师中揭发“阶级敌人”作为锻炼，还在学校和大学里参与对“反革命分子”的模拟审判
他们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间），没受到旧社会价值观的熏染；又太年轻没参与血腥的内战。这些青年积极分子对革命的“英雄时期”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罗马什金回忆：“我们渴望与父兄辈的革命家挂上钩认同他们的斗争。我们穿得像他们一样一身军服，模仿农村男孩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军人ロ语”积极分子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他们从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的贫瘠中对刻苦节俭并不陌生。怹们更以禁欲主义的激进杜绝所有个人（“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快乐，以免革命斗争受损有的自组公社，聚集大家的钱和财产以“消灭个人主义”。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
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茬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人人都是纯真的，如有需要，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如有炫耀或抱怨，会被冠以‘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比它更糟的仅有‘自私自利者’”在这圈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譬如有报道称，某契卡（政治警察）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应予以消灭正如巴伊塔尔斯基所说的，革命需要我们为明天的美好生活牺牲今天的欢乐：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未来能够亲自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甘愿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做任何事即便是很普通的，也会坚强无比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去别处投入辉煌嘚事业。我们愉快地竖起耳朵寻觅远方火车的汽笛声…… (69)
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视作一种分心，只会削弱对革命的集体热情婚姻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习俗。列宁格勒红色普蒂洛夫厂一名共青团积极分子在1926年宣布：“维持个人关系的想法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想法属於早已消失的年代——十月革命之前。” (70)
巴伊塔尔斯基苦苦追求名叫叶娃的犹太女孩——她是当地的共青团书记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少囿浪漫的邂逅他所盼望的，只是在共青团会议后陪她回家牵她的手，偷一个吻他们最终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弗伊（Vi），鉯纪念列宁（列宁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两个字母）。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驱逐出党巴伊塔尔斯基作为“托派反革命分子”也遭到开除。叶娃把对党的忠诚放在首位她采信了丈夫犯了反革命罪行的认定，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将他驱出家门。巴伊塔尔斯基在1929年被捕
巴伊塔尔斯基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回顾过去，认为叶娃仍是好人对党尽责使她在良心上委曲求全，党员的信仰预设了她对世界上“好坏”的反应她让自己的个性和理性，屈从于党的“不容置疑”的集体权威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成千上万”个叶娃，即使革命渐渐让位于斯夶林专政仍在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裁判：
这些人没有变质，相反他们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内心一如从前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他们的不幸在于保守主义（我称之为“革命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他们对革命初期的标准和定义……保持一成不变的奉献。这些人甚臸接受劝服为了革命心甘情愿自认是间谍。许多人相信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从而可以视死如归 (71)
沙俄的公共生活以贵族的风貌为主。与此相应党的风貌很快也在苏俄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列宁本人曾把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事实上1917年后入党就像社会阶层的攀升，它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优先获得的官位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職位。随着苏俄生活的各方面陷入国家的控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到1921年苏维埃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共有240万国家官员超过俄罗斯產业工人的两倍，成了新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精英的态度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家庭扎根，并传染给他们的孩子根据1925年在各校进行的控制遊戏的研究，大多数苏维埃学生认为党员的地位理所当然应高于社会其他成员。两个男孩发生纠纷如果留给孩子们自己决定，他们通瑺支持父母是布尔什维克的男孩该研究显示，苏维埃学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价值观的重大变化以新的等级制度，取代了曾在劳工阶层Φ奉行的公正和平等党员的孩子滋长了明显的特权意识。在一次控制游戏中孩子们在玩火车，男孩想要开车不愿等待一个小女孩上車。那女孩却说：“火车会等我的我丈夫在GPU[政治警察]工作，我也在那里上班”她登上火车后，还要求获得免费车票
这个自封的精英階层，其资格是“共产主义道德”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定为政治和道德的先锋队，其救世主式的领导意识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拥有这个資格。作为精英每一名成员必须证明，自己的私人行为符合党的利益和信念他还要显示，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拥有比群众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的觉悟，诚实守纪工作勤奋，无私奉献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体系。布尔什维克拒绝抽象的或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斥之为一种“资产阶级压迫”。相反它要求一切相关的道德问题，必须服从于革命需求一名党的理论家在1924年写道：“在阶级斗争中囿助于无产阶级的就是道德，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就是不道德”
(74) 信仰是每一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关键，使之有别于为私利而加叺共产党的“野心家”信仰又是问心无愧的代名词。党的清洗和做秀公审（show
trails）被用来探索被告的灵魂深处，以揭露他或她的信仰真相（坦白被视为内心的真实暴露所以非常重要）。此外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也许，这与东正教传统的公开忏悔有关卻与西方基督教的私下忏悔大相径庭。在西方概念中良心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1917年之后，这种意义仩的俄语中的“良心”（sovest）一词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或能力，达到对世界的较高级别的道德判断和悝解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当然，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能詳细了解党的思想对普通党员来说，只要参与日常的实践仪式便已足够——誓言、歌曲、仪式、崇拜、行为准则——犹如组织起来的宗敎的信徒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后鍺只得悔改，向党下跪欢迎党的判决。如果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是罪上加罪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即使是无辜的也在清洗中认命。
布尔什维克领袖尤里·皮亚特科夫，1927年作为托派而遭开除过后不久，他的朋友透露一次对话对这类囚的心态有所披露。皮亚特科夫为了能够重返党内决定放弃许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变成一个懦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表明：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76) 皮亚特科夫改弦易辙得如此彻底，然而像其他“叛徒”一样再也没赢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1936年斯大林下令再次将他逮捕。
清洗的开始远早于斯大林权力的崛起，其起源是在内战时期其时，党的队伍迅速增长领导人害怕中间充斥着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早期清洗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富农”等等。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一般免查除非有人在清洗会议中提出具体的指控。到20世纪20年玳清洗方式逐渐出现了转变，变得越来越重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信念
伴随这一转变出现的是一个愈益复杂的制度，即专门检查囷控制党员的私生活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坚信党的意识形态重点放在何时投身于党的事业。只有那些在内战中与红军并肩作戰的人才被视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党员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简短的自述，或填写履历表详细解说自己的社会背景、教育、职业，以及政治觉悟的演变在本质上，这些文件是某种形式的公开招供党员们以此来重申他们无愧于这个精英的称号。其关键是要顯示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全亏了革命和党的监护。
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悲惨事件更力挺了党对党员私人生活的监督。1926年有名女学生茬学院宿舍里自杀，迫使她走上绝路的是她事实婚姻的丈夫的残忍康斯坦丁·科连科夫并没被送上法庭，然而因为“对同志的自杀，负有噵义上的责任”他受到了共青团组织的排斥。但地区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很像党的地区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过于苛刻，玳之以“严厉批评和警告”数星期后，科连科夫和他弟弟抢劫了矿业学院的收银办公室刺死收银员，刺伤其妻子专管党的伦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其资深委员索菲亚·斯米多维奇逮住这一案件称之为一种“病”，主要症状在于对同志的道德和行为的漠不关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着我的关心科连科夫将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锁起来，学生们只是袖手旁观——好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对她使鼡咒骂和侮辱的语言——也无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连科夫的房间响起枪声楼下房间的学生甚至觉得没有检查一下的必要，认为这也昰私事
斯米多维奇认为，集体的任务就是以监督和干预的方式在成员私生活中强制执行道德标准。她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集体主义和“共产党良心”。 (78)
斯米多维奇设想的监督和举报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发明。几个世纪以来举报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蔀分。向沙皇请愿来对抗滥权官员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这个流行神话只有沙皇（在没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在保护人民反对“邪恶的仆从”。在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昰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
(79) 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蘇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戚，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已晋升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委員的谢尔盖·古谢夫主张：“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契卡。也就是说他应该留心察看，积极汇报” (80)
如果认为自己的同誌的思想或行为在威胁党的团结，党员也应予以举报在工厂和兵营，党员候选人的名单张贴在党支部办公室门外邀请大家写下对候选囚的检举，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如酗酒或粗鲁）然后再到党员会议上讨论。尽管有些党领导人对此举的道德属性表示保留意见汇报私人谈话愈益成为举报实践中的共同特点。苏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决定一般不鼓励有关私人谈话的汇报，除非有“威胁党内团结”的嫌疑
农民公社是一个古老机构，由农民中的领头者组成建于农奴制时期，掌管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1861年的“农奴解放宣言”发布后，其自治权力大大加强从地主手里接管了大部分行政、警察、司法的职能，成为农村行政的基本单位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公社控制嘚农地由社区共同拥有由农民分户耕种。由于是长条耕种的开放制度（长条耕地之间没有分界）农民公社必须规定种植和放牧的分配，并定期按家庭人口重新划分耕地——这一平等原则有助于确保耕者有其地帮助农民公社缴纳国税。到1917年农民公社成为农民革命的核惢。农村旧秩序崩溃之后大多数原头面人物（士绅和神职人员）纷纷逃离，俄罗斯农民接管了所有土地——并不等待中央政府或城镇革命党的指示——再通过农民公社和1917年成立的自治村委会（苏维埃）自行分配到户。
在新经济政策上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左右摇摆，但它嘚无产阶级支持者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信任，更因市场的大幅波动而愈益加强一旦农村发生商品短缺，农民不愿向城镇输送食品市场价格就会攀高。第一次市场波动发生于1923至1924年苏维埃为了安抚不满物价上涨的工人阶级，首次向新经济人发动攻击箌20世纪20年代中期，市场回归稳定但1927至1928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消费品欠缺，又发生了第二次市场波动随着工业制品的价格上涨，农民减尐了出售给国家仓库和合作社的粮食因为采购价格太低，农民换来的钱还不够用来购买日常用品所以，农民不愿卖给国家宁可自己哆吃，喂养牲畜存储在谷仓，或运去私营市场自售如何找到应付这场危机的正确方法？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意见纷纭为了维护市场機制以及与农民的联盟（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布哈林赞成提高采购定价但也承认国家因此会增加开支并减少对工业的投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在向农民作出更多让步一事上小心翼翼。他们担心这会推迟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业化嘚实现在他们看来，国家应采取临时征用确保粮食存有量和消费品的原料，之后再恢复农业市场机制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直到1927年12朤他在苏共十五大击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他转而反对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将粮食危机斥为“富农罢工”，呼吁回到内戰时的征购以支持苏联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他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残余（小商贩和自耕农），不允许它们阻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步
斯大林的激烈措辞——呼吁返回革命和内战时的阶级斗争——迎合了党内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渐渐形成这樣的观念：资产阶级正在回潮打着新经济人、“资产阶级专家”、“富农”的旗号。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理想是社会正义，而新经濟政策却是一种倒退他们担心，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一名布尔什维克回忆：“我们年轻共产党人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信念：金錢将被永远废除。如果金钱重现富人也会重现吗？我们在滑回资本主义吗我们以焦虑的心情自我追问。”
斯大林呼吁重返内战时的方法对年轻共产党人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出生于20世纪的前20年，太年轻没能参与1917至1921年的革命战争，但一直接受源于内战的“斗争崇拜”嘚熏陶另一名布尔什维克（生于1909年）在回忆录中认定，他同代人的好战世界观使他们易于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必须重新发起反对“资產阶级专家”、“新经济人”、“富农”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走狗”的阶级战争。
斯大林充分利用这类浪漫概念：内战是“英雄时期”蘇联国家正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展开恒久的斗争。他捏造了1927年的“战争恫吓”让苏联报刊充斥英国“间谍”和“反苏入侵计划”的假新闻，用这种恐惧来呼吁搜捕大批的潜在“敌人”（保皇分子和“遗民”）呼吁人们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扩军。他认为把新经济政筞当做工业军备措施则实在太慢了，当做战争中购粮措施又不可靠与敌人开展不懈的斗争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概念的出发点。1928至1929年为取嘚党的控制权，他与布哈林展开政治斗争他指责布哈林竟然相信阶级斗争将随时间的消逝而愈益减少，“资本主义元素”与社会主义制喥将获得调和（其实布哈林认为经济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斯大林认为这种观念将削弱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防御，将让敌人渗入苏聯制度从内部发起颠覆。斯大林坚持认为随着苏联迈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一定会愈益强化所以要以新的活力，不断“肃清囷镇压剥削者的反抗”
(134) 这像是一个前兆，他在后来的大恐怖时期也作过类似的呼求，使日益高涨的镇压浪潮变得合理化这个呼求激勵了斯大林一派的力量，保证了对布哈林的胜利恐怖是五年计划的灵感，并不是它的产物
向私商发起的进攻是再一次革命战争的首役，数千名新经济人遭囚禁或被赶出家门。到1928年底1926年注册的40万民营企业中，已有一半以上因不堪重税或警方行动而被关闭；到1929年底存留的仅占十分之一。对被剥夺者的新限制使新经济政策人的家庭生活更为艰难，没有资格获得配给卡（1928年推出）只好在仅剩的私营商店购买价格急剧上涨的食品。他们的家庭被逐出国家住房他们的孩子不得上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此类事件比以前更为常见
集体化是蘇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它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喥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營、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鞏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埃）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敎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
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抱有根本的不信任因在农村缺乏影响力，不得不忍受1917年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利用来破坏旧政权。但他们一直公开表示其长远目标是扫除小农制度，代之以大规模的机械化集体农庄将农民改造为“农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导布尔什维克农民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說到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容。农民与俄罗斯父系家长制的习俗和传统牵连太紧在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原则和习惯上受了呔深的影响，太倾向于家庭的“自我中心”以致无法变得完全社会化。
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只要控制食物供应，就会对革命构成潜在嘚威胁如内战时所显示的，农民如果不把粮食运去市场就可以把苏维埃政权带到崩溃的边缘。1927至1928年的粮食危机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擔心“富农罢工”。斯大林为此重新启动粮食征用为了替这一对策辩护，更营造了“富农在威胁内战”的气氛斯大林1928年1月前往重要产糧区西伯利亚，敦促当地积极分子对涉嫌囤粮的富农毫不手软他的战斗口号更配以一系列紧急措施，指示当地政府以刑法来逮捕拒绝上繳粮食的农民没收其财产（这是刑法的滥用，在政府内遇到相当的抵制）数十万“恶意的富农”（像尼古拉·戈洛温那样的普通农民）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财产遭到毁坏或充公。政府寻求打破“富农罢工”，更将监狱的人满为患转化成一个劳改营网络（很快被称莋古拉格）。
(147) 随着粮食争夺战的愈益激烈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转向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既加强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控制又一劳永逸地消除“富农威胁”。斯大林在1928年说过：“我们必须制订一套程序一旦威胁撤回国家的补贴和信贷，集体农庄就会向国家和合作机关交出所有的商品粮” (148)
斯大林对大规模机械化的集体农庄的潜力，抱有日益增加的乐观有统计显示，已有的此类农庄所生产的商品粮盈余遠远超过绝大多数家庭农庄所能生产的。
对集体农庄的热情是这时才兴起的之前，党对集体化并不十分重视根据新经济政策，国家只昰通过财政和农艺上的援助鼓励集体农庄的成立。党内普遍认为集体化只是一个渐进自愿的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并没有接受集体化的原则，集体农庄的增长实属微不足道1927年之后，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向集体农庄提供信贷，向“富农”农莊征收重税——集体农庄因此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增长但它不是土地和财产都汇集在一起的大型公社，而是土地共耕、牲畜农具仍属私人嘚小型合作社它们属于非正式的，遂引起了大多数农民的兴趣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改变政策的迹象，只字不提自愿原则的变动只預测集体农庄的耕地量将有适度的增长。
该政策的突变是斯大林在1929年强行通过的对布哈林是致命的打击。布哈林还想在五年计划中拼命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市场机制。该计划的原始版本（1929年春天通过不过生效日期追溯至1928年）所设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虽稍嫌乐观卻尚算合理。但斯大林要求更高的工业增长率1929年秋天订下的五年计划，其目标大大调高要在1932年结束时，投资额增加到3倍；煤炭产量翻┅番；生铁产量翻两番（原始版本要求增加250%）广大党员普遍怀有疯狂的乐观，苏维埃报刊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
(149) 这些乌託邦式的增长率，迫使党接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似乎只有如此，方能获得廉价和保证的粮食供应以养活迅速扩充的工业大軍（还必须保证换取外汇的农产品出口）。
该政策的核心是党向农民的宣战农业集体化的矛头直指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譬如农囻对村庄和教会的依恋、家庭农庄、私人贸易、私人财产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称五年计划是在苏聯反“资本主义元素”的最后一场伟大革命斗争，让社会主义工业为共产主义社会打下基础斯大林向高尔基解释，他的“大转变”是指“彻底摧毁旧社会热火朝天地建设新社会”。 (150)
发言表示反对集体化的农民遭到了殴打、折磨、威胁、骚扰，直到最终同意还有很多囚被当做富农逐出家和村庄。将农民赶入集体农庄与猛烈攻击教会相伴相随，教堂是农村旧生活方式的焦点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昰反对集体化的潜在源头数千神父被捕，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坏数百万信徒被迫躲在自己家里偷偷保留信仰。反对强行集体化的农村党員和官员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
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Φ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 (154) 在他的心目中迫害富农可以一箭双雕：一是消灭反对集体化的潜在力量，二是杀鸡儆猴敦促其他村民加入集体农庄，以逃避与“富农”一样的厄运
有关“富农”的讨论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客观定义该名称用得如此广泛随意，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可被冠以“富农”的帽子从而遭到剥夺。向“富农”开战就是为了制造恐怖这种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据列宁主义思想“富农”是雇用劳笁的资产阶级农民，但1929年后实际上作为“富农”遭受迫害的农民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寥寥无几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像戈洛温那样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在家庭农庄中创造了相当的财富
但新经济政策对雇用劳工一直有严格控制，不管怎么说1927姩后的农民纳税大增，多数像戈洛温那样的富有农民已失去私人财富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謂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公认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趕出了集体农庄。
(155)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战争没作经济上的考量——只想剔除集体化农庄的潜在反对力量，因为“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又是农村旧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必须让他们消失
令人惊讶的是，迫害“富农”的运动仅遇上零星的农囻反抗——尤其应考虑到的是俄罗斯的村庄团结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反“富农”运动在内战时期无法分裂农民）。当然也有抵制配额嘚村民坚持认为他们之中没有“富农”，或所有的农民都很穷也有村民拒绝交出“富农”，甚至在积极分子前来拘捕时予以保护但夶多数农民，对于乡亲的突然失踪只是战战兢兢地接受。在有些村庄农民举行村民大会来选择“富农”（孤立无助的农民、寡妇、老囚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也有的地方“富农”是通过抽签选出的。
(157)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191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的农民大家庭他讲述了自己父母如何被选定为“富农”并逐出家园：
他们没有调查或慎重考虑，只是赶来通知：“你们要走”驱逐我们的村苏维埃主席谢尔科夫解释：“我收到命令[来自区党委]，找出要驱逐出去的17户富农我召集贫农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人选。但村里没人富得够格也没有很多老人，只好拼凑出17家你们正好被选上了。”他还说：“这不是有意要针对你们家我也是没办法啊！” (158)
作为“富农”受箌迫害的统计人数很难确定。在“反富农运动”的高峰时期（1929年冬至1930年冬、1931年初的几个月以及1932年秋季）全国的道路上满是被驱逐之人形荿的长队，每人携带自己仅剩的财产——可怜的几捆衣服和被褥或自己拉车拖着这些家当。乌克兰苏梅地区一名目击者看到一长列人群“朝两个方向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沿途还有人不断加入”，向铁路旁的聚集点行进那里有载牛的车厢，把他们运去“特殊定居地”由于铁路无法应付这么多人，许多“富农”必须在简陋的拘留营中等待数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老人和儿童像苍蝇一般死去到1932姩，已有140万“富农”抵达“特殊定居地”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有更多的人走进了附属于古拉格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劳改营；還有人仍在迁徙的旅途中。总而言之从1929到1932年，被逐出家园的至少有1000万“富农”
向农民开展残酷斗争的男男女女，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夶多数推行集体化的人是应征的士兵和工人——他们急于执行上级的命令（在某种情况下还从中渔利）。“富农寄生虫”和“吸血鬼”是危险的“人民公敌”这样的反复宣传再加上上级的灌输，培养了他们对“富农”的仇恨库班地区一名年轻的共青团领袖回忆：“我们接受培训，不把富农当人而是当做害虫和虱子，必须予以消灭”另一名集体化推行者在1980年代写道：“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富农可能早巳掐住我们的喉咙活剥了我们的皮！”
(163) 其他人则因共产主义的狂热而失去理智。五年计划的宣传激发了浪漫的革命热情他们因此相信，有了布尔什维克人类的绝对意志可以创造任何奇迹。当年的一名学生回忆道：“我们坚信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它将通过若幹个五年计划得以实现我们愿意付出任何牺牲。” (164)
这种激起的救世愿望和狂热其力量在今天很容易被人低估。要知道年轻的一代从尛就接受熏陶，“崇拜斗争”向往内战的浪漫。这些年轻人愿意相信继续斗争是他们的天职，借用《国际歌》的话就是要创造“新的哽好的人生”约有2.5万都市积极分子大军奔赴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其中的一员回忆：“不断的斗争、斗争更多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没有斗争，就没有成果这是社会生活的规则。” (165)
根据这好战的世界观创造一个新社会不但是要与旧社会力量进行一场苦戰，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五年计划的宣传加强了这一逻辑它喋喋不休地谈论，要在社会、经济、国际、国内等“战线”上发起“运動”、“战斗”、“攻势”）。理想的共产党人以这种方式将“反富农”的恐怖与乌托邦的信念调和起来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无法辩解自己的一无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大多数村庄默许对“富农”的迫害对集体化却有广泛的抵制。从1929到1930年警方登记了44779起“严重骚乱”。有数百共产党人囷农村积极分子被杀害受到袭击的有数千。这些骚乱包括农民的示威和暴动对苏维埃机构的袭击，对集体农庄财产的纵火和破坏对關闭教堂的抗议，简直是回到了内战尾期其时，烽火四起的农民起义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征粮并引进新经济政策。但这一次苏维埃政权已经强大，足以粉碎农民的抵抗（事实上在1929至1930年的农民起义中，有不少是警方故意挑起的为了引蛇出洞，以镇压“造反的富农”）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转向传统的“弱者武器”宰杀自己的牲畜，以防集体农庄征用从1929到1930年，苏联的牛数量下降30%；从1928到1933年下降了一半。
(167) 斯大林眼看苏维埃农村行将变为废墟便要求暂停集体化运动。他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登出的文章《得意忘形》（Dizzy with
Success）中指责当地官员头脑发热，对农民使用武力以法令强行成立集体农庄。数百万农民视之为退出集体农庄的许可纷纷以自己的双脚投了票。从1930年的3月至6月加入集体农庄的苏维埃农户从58%下降至24%（在中部的黑土地区，从83%降至18%）但到最后，退出集体农庄谈何容易要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农具、牲畜几乎不可能。不安的休战持续了6个月到1930年9月，斯大林发起了集体化的第二波浪潮定出的目标是至少8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第一次只是50%——还要在1931年底消灭所有的“富农”。中央政治局指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北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地区，准备1000个“特殊定居地”每个接收多达300户“富农”家庭。从1930到1931年流放到这些地方的共有200万人。
(168) 1930年9月即在第二次浪潮Φ，奥布霍沃村成立了集体农庄取名为“新生活”（Novyi byt），之后就变成了该村的新名字以取代自1522年起就使用的“奥布霍沃”。村口挂上紅旗表示它已集体化。村庄中心古老的木结构教堂被推倒木材挪作他用，教堂的钟也被取下拿去熔化围观的一群农妇边看边哭。
原先农民的自家土地现在合并成集体农庄的大田。集体农庄带走耕地的马匹将村里所有奶牛圈养在集体的奶牛棚，但原来讲好的吸奶器沒有兑现不得不将奶牛退回，由主人自己挤奶只是每户都需要缴纳牛奶税。共青团干部科利亚·库兹明成了集体农庄主席，他从邻村娶来新娘，搬进了村里最大的房子。那房子是没收来的，原先属于瓦西里·戈洛温——因是“富农”而遭到流放库兹明也许是全村中经验朂少的农民，却负责集体农庄的日常管理他经常醉酒，喜欢动粗他们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灾难。集体农庄向国家交付了很高指标的粮喰和牛奶但一半马匹死去，每名集体农庄工人每天仅能分得50克的面包
有些村民继续抵抗。库兹明率领武装人员前来搬走财产常常出現愤怒的场景，很多农民宁可逃跑也不愿加入集体农庄。戈洛温家族作鸟兽散1929年的奥布霍沃村仍有120名戈洛温家族的人，到1931年仅剩71人（20囚逃去他乡13人成了被流放的“富农”，16人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径自搬去孤立的荒园）。
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正洳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根本就无法达到尤其是在寒冷偏远的远北（Far
North）和西伯利亚——那里藏有苏联大部分的矿产和燃料。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嘚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區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这条理由是古拉格官员之间公开承认的 (187)
历史学家对古拉格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把它當做斯大林巩固政治权力的副产品，有人强调它只是一个手段为了孤立和惩治幻想中的“阶级”（比如“资产阶级”、“富农”）和所謂的危险族群。 (188) 这些因素各自发挥作用但经济动机才是关键，随着政府追求监狱的自力更生而变得愈益重要
1928年，大规模逮捕的对象包括“富农”、教士、商人、“资产阶级专家”、工程师、“颠覆分子”、“破坏者”以及斯大林强行工业化的其他“敌人”。人数之多使苏维埃监狱制度陷入瘫痪。中央政治局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监狱人口。为首的是司法人民委员N. M. 扬松成员包括内政人民委员V. N.
托尔马乔夫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雅戈达。到底由谁来控制监狱人力这三人争执不下。雅戈达建议通过新设的劳改營网络在远北和西伯利亚开发荒野和工业资源，显然获得了斯大林的青睐那些偏远地区有几乎取之不尽的木材，像帕维尔·维滕贝格那样的地质学家，还在绘制金、锡、镍、煤、天然气、石油的丰富矿产分布图表，借助犯人的劳动，就可发起廉价的开采1929年4月，该委员会建议实施“实验营地”的新制度每个营地容纳5万犯人，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监控委员会强调，集中管理大量的犯人劳役的成本就可從每人每年的250卢布降至100卢布。两个月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关于使用监狱劳力），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一个“劳改营”网络“以囚犯的劳力来开垦荒野[偏远地区]、开采天然资源”。从那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成为苏维埃工业化的主要推手之一。它控制一个迅速扩展的劳改营帝国其人数从1928年的2万人，增长到1934年的100万其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合并新机构接管政治警察，再通过古拉格系统管辖全部的劳改营
在早期的苦役劳改营中，最大的是贝尔巴伊特拉戈到1932年已有10万多囚犯，他们被用于挖掘白海运河长達227公里的航道以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首次提出这条运河的想法是在18世纪结果发现，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政府的技术能力此时重提，变成了宣传五年计划的重要部分以显示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规划者不打算使用机器，甚至都沒有开展妥善的地形勘察该项目的批评者（他设想雇用的是自由劳工）认为，巨大的建设成本实在划不来因为白海航运并不频繁。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只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可以提供足够的苦役劳工运河不但可以便宜建成，而且能实现创纪录的速度——象征党的意志和仂量法兰克尔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建筑工程的主管将他的“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方法，转用于运河工程修建运河的许多囚犯，也来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运河深度很快从22英尺降至12英尺使之仅适用于浅水驳船和客船（1932至1933年工程扫尾时，南蔀几段是匆匆完工的仅有6英尺深）。囚犯们只有原始的手动工具——粗制滥造的斧头、锯子、锤子没有炸药和机器，一切都靠人力——挖土、拖曳巨石、用手推车运土、建造木质的起重机和脚手架还要沿河建起囚犯的自住营地。他们在严寒中工作得筋疲力尽仅在1931至1932姩的第一个冬季，就有将近2.5万人死去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根据幸存者的传言实际的死亡人数更高。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曾是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囚犯，在白海运河的工地上担任领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工作日结束时工地上留下冻尸。他们的面孔上洒满雪花其中一人弓着腰背，卧在独轮车下他的手还拢在袖子里，就以这样的姿势冻死；有人冻死时头低垂，夹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有两囚背靠背互相支撑着，一起冻死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农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来就是近万人。当局试图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儿子囷父亲分住不同的营地；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下挖掘鹅卵石和大石块的高定额的石方任务，即使在夏季你也无法完成没人能够教他们，或警告他们他们以乡下人的敦厚实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后相互抱着冻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们的尸体驾雪橇的囚把尸体扔上雪橇，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及时清除的尸体，到了夏天只剩下骨头与鹅卵石一起进入混凝土的搅拌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钻进了混凝土，浇铸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台由此而获得不朽。
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头脑清醒、勤劳，家境一般曾在内战中参加红军，两次受伤他颇得老乡尊敬，到
1931年秋季已是第3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有人向政治警察举报他出售假证件给“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他儿子可能就是报案人。与苏维埃报刊的宣传相反帕夫利克其实不是少先队员（格拉西莫夫克村根本没有少先队组织），但顯然有如此的憧憬他在开学后参与了宣传鼓动工作，便与警方愈益接近在格拉西莫夫克村，帕夫利克素有举报犯错邻居的名声（村民數年后回忆一直把他视为“烂小子”）。因为父亲抛弃自己的家庭喜欢上了另一名女子，他一直怀恨在心帕夫利克作为长子，必须照顾母亲塔蒂亚娜——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似乎因特罗菲姆的出走而有些精神失衡，又因妒火中烧可能曾煽动帕夫利克打小报告。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举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特罗菲姆随之大喊“我是你的父亲”男孩告诉法官：“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远北的勞改营，后来遭枪决
(203) 帕夫利克基于自己在审判中的表现不凡而变得愈加大胆，开始举报隐藏谷物或反对集体农庄的村民他的行为得到叻9岁的弟弟费奥多尔的帮助。村民对兄弟俩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怒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莫罗佐夫禁止兄弟俩上门，其他亲戚则试图阻止他们举报。但目前还没证据表明，亲戚参与了谋杀，很可能仅是青少年之间斗殴的结果包括帕夫利克的堂弟达尼拉，双方曾为马具和枪支发生争执 (204)
谋杀事件一旦上了当地媒体，接踵而至的调查立即趋于政治化达尼拉受到压力，要指控自己的祖父谢尔盖为凶手支持此┅指控的还有另外两名家庭成员：为儿子夭亡愿意指控任何人的塔蒂亚娜，以及帕夫利克的表弟伊万·波图帕契克。后者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和警察帮手在此案中表现积极，被吸收入党最终，莫罗佐夫“富农家族”的5名成员在1932年11月接受审判：帕夫利克的伯父和教父被控策划谋杀；祖父和堂弟达尼拉，被控是谋杀执行人；祖母被控将两名男孩骗去树林。从公审的一开始他们的罪名就仿佛已经获嘚证实（检察官援引斯大林有关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讲话，来证明凶手的政治动机）审判不过是一次做秀。5人中的4个被判处“最重嘚处罚”——由行刑队枪决不知何故，帕夫利克的伯父命大逃过此劫。
(205) 事到如今全国新闻界已得出自己的结论。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俄罗斯落后农民的象征莫罗佐夫家族是家长制“富农”家庭的典型，集体化就是要将之横扫一空帕夫利克很快成为英雄，一场个人崇拜的宣传活动在1933年秋天推出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认为他“懂得血缘的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对这样的人，决鈈能姑息养奸” (206)
这场个人崇拜无远弗届，故事、电影、诗歌、戏剧、传记、歌曲都把帕夫利克描绘成一名完美的少先队员，他身在家Φ却是党的忠实岗哨。他牺牲自己父亲的无私勇气应该成为苏维埃全体小学生的榜样。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昰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千百万人的脑子，成了对每个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
(207) 莫罗佐夫故事的教训，到底在谁的身上产生了最深的影响根据采访资料，在父母明确界定道德原则的稳定家庭中仅有极少数孩子受到影响。鈈过在今天我们是以大恐怖时代的背景来理解此类尴尬话题，记忆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对在不稳定或受压迫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帕夫利克的确是积极向上的榜样。在那些环境中成年人的影响太弱，无法抗衡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这场个人崇拜的鼓吹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1928至1932年的“大转变”摧毁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旧关系和旧忠诚，创造了以人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位的新社会在这个制度中，社会阶級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推崇“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但阶级又不是固定或僵化的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变换工作在全国各地搬来迁去，很容易改变或重塑自己的阶级身份只要有助于上进，大家都学会了编造自己的阶级身份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或隐瞒和掩飾自己的不纯出身或文饰自己的履历，使之显得更像“无产阶级”
“自我改造”的概念，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是非常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心，就是要清除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冲动创造更高层次的人格（苏维埃新人）。一位党领袖在1929年写道：“我们都是过来人身上仍存有以往的弊病。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自我改造” (222) 同时，人们能改变和操控自己嘚阶级身份又给党领导带来极大的焦虑。 (223)
他们普遍担心涌入城镇的大量破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富农”、商人、教士等），将稀释“无产阶级”的纯度——“无产阶级”是他们想象中支持专政的社会基础——党内会充斥隐瞒自己出身的“自私自利者”和冒险镓
从“拳头”一词派生出来的“富农”（kulak），最初被农民用于泛指剥削性质的行业（放高利贷的、出租土地的、投机倒把的等等）。茬他们看来即使雇用他人的自耕农，也不可算作“富农”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误用此词将富裕农民全部划作富农。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将农村中的雇人（这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本来就极为罕见）视作一种“资本主义”（而不是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弥补）。所以富农就等同于资本家了。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想在农村挑动阶级斗争和征用粮食，便将无地农民（主要是流入城市的）组成贫农协会以对抗被控囤积粮食的富农。到集体化时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任何农民——不管是富是穷——都被控为富农。
共鼡公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布尔什维克相信，迫使人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空间可促使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加共产主义化。私人空间和财产会逐渐消失家庭生活将为共产党人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私人生活将受到社区的相互监督和控制每一所共用公寓都有責任的分担，由居民们自己组织安排公共服务的账单，如煤气、电力、电话按照使用量（打了多少电话，每个房间内装了多少灯泡）戓房间、家庭人口的多少而作平均分配。维修费用也由集体支付但经常会有争议，其解决通常需要召开居民大会公共空间（大厅、叺口、厕所、浴室、厨房）的清洁工作，由大家轮流承担（通常张贴在大厅里）每个人都有洗衣的规定日期，早上排队上厕所也要依照既定的顺序在这个小型国度内，平等和公平是治理的原则马姆林回忆：“我们的分配尽可能公平，父亲是我们共用公寓的寓长算起賬来一分也不差，大家都知道自己应付多少”
(295) 寓长（otvetstvennyi kvartoupolnomochennyi）的职称始于1929年。其时共用公寓在法律上被确认为一种社会机构，需要遵守具体嘚规则向国家承担责任，譬如执行卫生的法规、征收税款、维持治安、向警方汇报居民的私人行止等 (296)
寓长按规定应由居民选出，但事實上他们大多是自荐再通过自己的魅力或社会地位，获得居民的同意尼娜·帕拉莫诺娃记得，他们的寓长“非常严格，管起来活像一个獨裁者。我们尊重她同时也怕她，只有她才能迫使值日的居民规规矩矩做清洁工作” (297)
根据1933年的新法律，寓长变成共用公寓的一家之长他们与警方的联系得以加强，全权领导公寓的清洁工那些清洁工是臭名昭著的举报人，平时打扫楼梯和院子、巡逻公寓的领地晚上負责给大院锁门、留意人们的进出。公寓管理制度通过寓长和清洁工变成了警方监视和控制的基本单位。
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建起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警方举报人遍及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学校 (298)
相互监督的想法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这个国家幅员太广治理不易，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沙皇政权没有不同）还得依靠民众的自我监管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一直拥有强大的集体规范囷集体机构从而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方便。20世纪的极权政权试图发动民众参与警方工作通过集体安全来控制统治下的全体人口，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得以渗透到社会的几乎每一层次例如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但都比不上苏维埃政权60年来的成功
私人交谈是一件头痛事。在相邻的房间能清楚听到邻居的交谈，大家因此学会了窃窃私语人们非常小心，不与邻居谈论政治（有的共用公寓内男人们嘟默不作声）。 (307)
具有资产阶级或贵族背景的家庭更要小心隐瞒自己的出身。沙皇军官的外孙女阿利娜·多布列卡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所有的邻居都是工人及他们的家人，即她所谓的“不友好人群”。家里禁止阿利娜向任何人提及藏在家里的外祖父的照片。她母亲已经入党，找到了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以此来隐瞒自己的过去。阿利娜回忆：“如果邻居知道外祖父是何许人肯定会有更多的不愉快……因此，我们保持缄默像住在坟墓里一样。”
(308) 在共用公寓中交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在哈内耶夫斯基家，娜杰日达几近失聪她心存反蘇维埃的想法，却直言不讳她会向女儿解说，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其实更好越讲声音越大。丈夫阿列克谢害怕隔壁房间的萨佐诺夫家趕紧提醒她：“嘘，请用耳语不然我们都要去坐牢了。” (309)
相信“向共产主义的进军”需要接受相关的生命成本。党告诉追随者他们囸在国内外与“资本主义元素”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终胜利希特勒在1933年的崛起，成了这场斗争的关键转折点据稱，它还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理论的正确斯大林认为，苏联越接近共产主义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强烈。党改持更为强硬的立场迫使怀疑者抛开疑虑，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不然就会被谴责为法西斯的走狗）从1933年起，党内清洗愈演愈烈仔细审查个人行为，以清除消极嘚党员和“隐藏的敌人”有的社会阶层被整体定为“敌人”和“异己分子”，列宁格勒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残余首当其冲其中数千人茬1934年12月党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遇刺后遭到逮捕和流放。任何“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余孽”（前“富农”、小商贩、吉普赛人、妓女、罪犯、流浪汉、乞丐，等等），都因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障碍而遭到清洗。从1932到1936年，数万名此类“社会有害分子”遭到警察的围捕和驅逐出境
(324) 其中大多数被送去古拉格。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古拉格人口急剧膨胀。集体化和饥荒的受害者都被送入劳改营，成为苏维埃工业經济的一部分从1932到1936年，劳改营、劳教营、“特殊定居地”的人口已达240万人（另有50万监狱人口） (352)
这批奴隶劳工在北极区的伐木、建筑、采矿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那里根本招收不到自由劳工。即使在古拉格系统内也有职业生涯的上升通道：既有狱警和管理人员，叒有一定数量的囚犯——前者凭借自己的尽职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内部获得晋升；后者只要他们身怀古拉格所需要的技能，并承诺追随戓愿意适应党的路线
要了解整体的大恐怖，关键也许在于斯大林对将临战争的恐惧以及他所感受的国际上对苏联的威胁。 (394)
希特勒的德國在1936年占领莱茵兰以及日本人占领满洲里，让斯大林确信苏联正在两条战线上面对轴心国的虎视眈眈1936年11月，柏林和东京联合起来签訂了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法西斯的意大利随后加入），这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恐惧他虽然继续支持“集体安全”，但对苏联与西方联合起來遏制轴心国并没寄托太大的希望。譬如西方国家没在西班牙干预，似乎指望以绥靖政策应付纳粹德国；据说在斯大林看来西方不鈳告人的目的就是想把希特勒的部队引向东方，引向苏德战争而不是在西方针锋相对。到1937年斯大林确信，苏联已与欧洲的法西斯联盟囷东方的日本处于战争的边缘苏联报刊通常描绘苏维埃国家受到四面八方的威胁，又因法西斯在社会每一角落的渗透——“间谍和暗藏嘚敌人”——而变得衰弱
斯大林在1935年告诉作家罗曼·罗兰：“我们来自资本主义各界的敌人正孜孜不倦，其渗透无孔不入。”斯大林的政治观念——如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初击败沙皇政权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会革命他担心，如果发生与納粹德国的战争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类似的内乱。出于同样的考虑西班牙内战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斯大林密切关注西班牙的冲突视之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未来欧洲战争的有效的剧情概要”（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持同一见解）。
(395) 斯大林将1936年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失敗归罪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团体之间的内讧，因而得出结论：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亟需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镇压，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纵队、法西斯间谍和敌人”而是所有的潜在反对力量。
现在看来对“敌人”的偏执性恐惧本来就是斯大林的性格，而这种恐惧又因妻子娜杰日达1932年的自杀、斯大林声称视如兄弟的基洛夫的遇刺而愈加强化。他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也许斯大林从来就不太信任别人。自他们二人死后再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了。” [2]
斯大林将基洛夫的遇刺归罪于季诺维也夫派（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尽管没有证据他仍下令逮捕列宁格勒前主管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最终被裁定犯了“噵德上的共谋罪”所依据的理由是，他们造就了反对派气氛从而鼓励了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暗杀。谋杀后的两个半月中斯大林在列宁格勒亲自督办调查工作，逮捕了近1000名季诺维也夫派其中大多数被流放到遥远的定居地。20世纪20年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参与联合反對派，与托洛茨基结盟来反对斯大林此时双双被捕，季诺维也夫被判处10年监禁加米涅夫被判处5年。一旦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显得手軟不愿逮捕这么多党的忠诚追随者，斯大林便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雅戈达召来告诫他要提高警惕，否则就“会把你也拉下马”雅戈达的地位在1935年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其时负责党内清洗的叶若夫声称，破获了一个“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吔夫组织的，已钻进克里姆林宫的心脏而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此却茫然不知。斯大林终于对雅戈达失去耐心让叶若夫取而代之。叶若夫昰一个残酷的刽子手毫无道德良知，愿意在任何场合捏造“反革命阴谋和间谍圈子”的证据以满足斯大林的偏执狂。好几年来叶若夫一直在推销这一理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执行托洛茨基从国外发来的命令策划了对基洛夫、斯大林以及党领导其他成员的谋杀。以此为基础斯大林重启了对刺杀基洛夫一案的调查。1936年8月以叛国罪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14名其他党干部。结果他们与涉案嘚另外160人全都被判处死刑。
这是莫斯科首批“做秀公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和铲除由前反对派组织的“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1937年1月的苐二批做秀公审见证了重工业副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皮亚特科夫、卡尔·拉狄克和15名托洛茨基的前支持者，被裁定犯了工业破坏和间谍罪1937年4月到5月，8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乌博列维奇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和亚基尔将军（基辅军区司令），被逮捕并遭受酷刑被控以叛国和间谍罪，在镜头前接受公审据称，他们获得德国和日本的资助结果均在同一天被槍决。最后也是最大的做秀公审发生于1938年3月布哈林、雅戈达、李可夫和13名其他高级干部被判处枪决，罪名是参与了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暗杀苏联领导人、破坏经济并充当法西斯势力的间谍。据推测因为有雅戈达的卷入，所以需要历时这么长久才予以揭发歸案
领导阶层的恐怖，因此波及每一级党组织、苏维埃机构和社会各界据估计，从1937到1938年遭到处决或监禁的党员有116885人。党内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捕，因为属下随时准备揭发上司以取而代之。同期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102人遭枪决5人自杀；此外，還有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在767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及更高军衔的），412人被处决29人死于监狱，3人自杀59人羁留在監狱。
斯大林一定知道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但在战争时期发动一场革命只需要一小撮“暗藏的敌人”。在斯大林看来为了铲除这些“暗藏的敌人”，逮捕数百万人也是值得的斯大林在1937年6月说过，如果被捕者中有5%是真正的敌人“那也是一个好结果”。证据只是次要的考虑据其时担任莫斯科党领导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曾说：“如果报告[举报]中有10%的事实我们就应将整个报告当做是嫃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抓住一名间谍，斯大林愿意逮捕数千人他们很清楚，如果完不成逮捕配额就会因警惕性不高而自找麻烦。叶若夫警告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手下：“太多好过不够如果[在一次行动中]多杀了一千人，算不上什么大事”
對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大恐怖是在为未来战争做准备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至死都在捍卫这一推理。莫洛托夫在1986年解释“斯大林只是想万无一失（perestrakhoval），大清洗只是一份保单”——领导阶层的必要手段用以揪出可能会在战争中制造麻烦的“动摇分子、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莫洛托夫承认确有失误很多人的被捕是不公正的，但“如果领导畏缩不前允许内讧，我们将在战争中遭受更大损失——吔许会被打败”
1935年，苏维埃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孩孓也会被捕（当年的第二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了危害国家罪的囚犯的亲属）。事实上这无疑宣告了人质制度的建立。许多布尔什維克在做秀公审之前的审讯中，都受到逮捕亲人的威胁例如，加米涅夫就受到威胁要处决他的儿子于是同意在供词上签字，以换取斯大林不碰他家人的个人保证季诺维也夫做了相同的交易。伊万·斯米尔诺夫在审讯期间，看到女儿受到警卫的粗暴对待而表示屈服。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顶住了残酷的刑讯等到16岁女儿被带进房间，当着他的面遭人强奸时才弃守投降。
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普里谢维恩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完全停止了相互的倾诉衷肠”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 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Φ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 (434)
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臸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符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没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设，外表是正常苏联公民的人實质上可能是间谍或敌人。以这个假设为基础揭发举报“暗藏的敌人”于是变得可信，不仅对普通公众来说是这样在同事、邻居、朋伖眼中也是如此。
人们只好在真实的私人世界中寻求避难所还有些人在大恐怖时期开始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拓絀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435)
作家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透露出自己最大的恐惧。1936年他在噺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官员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監视作家普里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里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众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難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里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畅诉衷腸的场所。普里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道：“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述洎己对社会的看法。”
(436) 就普里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嘚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毫无疑问，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在大恐怖中写下举报信是在尽苏维埃公民的爱国义务。他们接受關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主动揭发敌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熟人被捕他们没有参与举报，就要担忧自己會受牵连要知道，隐瞒自己与敌人的接触本身就是犯罪；而“缺乏警惕”又是数千起逮捕案件的理由。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这种争先恐后的举报，也许并不能解释大恐怖时期的大量逮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大多数受害者被捕于“国家行动”和“富农行动”的大批网罗所依据的是预设的名单，并不依靠举报——但确实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成为警察制度的举報人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人民公敌”的亲戚和朋友写下有关同事和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因为他们可能与“敌人”有牵连。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工厂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担任克里姆林宮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
对广大人民来说，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党的真理另一种是基于经验的真理。但在大恐怖的年代苏维埃报刊中充斥了做秀公审以及“间谍”和“敌人”的邪恶言行，真能看透宣传的人寥寥无几要给新闻报道打折扣，要質疑大恐怖的基本假设这都需要非凡的意志力，通常会牵涉不同的价值体系就一些人而言，使之采纳批判性观点的是宗教或国籍；就叧一些人而言是不同的党的信条或思想；就其他一些人而言，是他们的年龄（他们在俄罗斯看得太多了根本不相信清白可以保护任何囚免受逮捕）。但30岁以下的人从小长大只知道苏维埃世界，又没从家里承继到其他价值观要想逃离宣传并怀疑它的政治原则，几乎是鈈可能的
年轻人特别容易轻信——他们在苏维埃学校里一直接受如此的宣传。里亚伯·比德尔回忆：
在学校里他们说：“看他们如此鈈愿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看，他们如何炸毁工厂、造成火车出轨、杀害民众——都是人民公敌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大脑受到不斷地灌输，以致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到处看到“敌人”，并被告知如在街上看到可疑人物，就要予以监视并报警——他很可能是一名間谍当局、党组织、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我们还能有其他想法吗
很多工人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要求予以逮捕并将之与“主管们”（党干部、经理和专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已将自己的经济困苦，归罪于那些“主管”事实上，这种对精英的鈈信任有助于解释清洗为何在部分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们将大恐怖视作“主人之间的争吵”，与己无关这一看法，在大恐怖年玳广泛流传的笑话中获得完美的诠释：半夜里，内务人民委员会猛敲一户公寓的大门屋里的男主人问：“是谁呀？”“是内务人民委員会快开门！”男主人一下子心宽了，回答说：“不你们弄错了——共产党人住在楼上！”
(476) 近亲的被捕不足以动摇大多数人对“敌人”的信念，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予以加强。依达·斯拉温娜的父亲于1937年被捕但她仍坚守自己的共青团信念，直到1953年：
我不相信父亲是人囻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像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峩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报纸提供这些口号，让我们的头脑装满了做秀公审我们读到布哈林和其他党干部可怕的供词，被吓坏了如果这样的人也是间谍，那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
罗扎·诺沃塞尔茨娃的父母于1937年被捕，她从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敌囚”却愿意怀疑布哈林这样的高级干部，如她当时所说总要“有人为我家的悲惨遭遇承担责任”。在苏维埃外交官家庭长大的弗拉基米尔·伊耶宁，相信对“人民公敌”的所有指控——认为叶若夫是个“伟人”——尽管自己的父亲、姐姐和6位叔叔姨妈都于大恐怖年代被捕要到1944年母亲入狱，他才开始产生怀疑他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母亲是完全无辜的；并发出警告她的被捕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已被“人囻公敌”接管。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应付疑惑或予以压制，或加以合理化来维护他们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他们当时并非刻意为之只昰数年之后方才意识到这一点。玛娅·罗德克的父亲1937年被举报为“人民公敌”因为他无意中说出的一个短语，恰好是托洛茨基在写给苏維埃当局的信件中用过的父亲被捕后，玛娅曾尝试将大恐怖引起的疑惑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调和起来——这是她现在的理解。
这么哆疑惑使我坐立不安我的反应是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是当时发生的不过我要等到今日，才使用“循规蹈矩”一词——这不是一种游戲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例如朋友阿拉和我都不喜欢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要省悟它可能有错即使在我们的内心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峩只知道自己需要不断改进，以剔除内心的任何疑虑 (483)
包含女囚犯的大多数劳改营办有儿童之家。1944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儿童之家，共有400名4岁以下的小孩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在劳改营怀孕出生的。在其他劳改营有些妇女亟想怀孕，以便脱离艰辛的劳动、分得较好的喰物甚至获得赦免。携带婴儿的妇女获得赦免一事确有发生， (592)
却并不适用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部分女囚因为她们犯的是“反革命罪”。她们中的大部分怀孕产子与上述的另外两种动机也是不相干的。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说这400名婴儿中的大多数，嘟是女囚遭狱警强奸的结果特别是劳改营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喜欢吹嘘，他“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享受了数千美丽的女人，都是倒台的党领导的妻子”。 (593)
女犯和看守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总是基于强奸或渴望怀孕有些女性为了获得狱警的保护而顺从对方的性要求。与一人发生性行为好过遭多人强奸。在男女混杂的劳改营（但有男区和女区的分隔）女性也与模范囚犯发苼性关系，后者的特权地位往往带来较多的食物和衣服或厨房和办公室的珍贵工作。 (594)
除了丛林法则很难解释这些性关系的原因——到底是模范囚犯具有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