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盐是如何左右大国形成嘚?

生物学家认为人类作为动物，无疑是从海洋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吃盐是人和动物从海洋中带出来的一种习惯。在早期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可以通过动物蛋白直接获取身体所需的盐分。直到火的“发明”人类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這实际是农耕时代的事情。农业使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肉食大大减少，植物性食物缺乏盐分因此人们需要以食盐来补充。

世界盐業莫先于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此海盐所由此煎盐之法，尽始于此(1)

在古代漢字中，“鹽”（盐）字由“臣”“人”“卤”“皿”四个部分组成：“臣”代表官吏；“人”指工人；“卤”指卤水；“皿”就是煮盐嘚器皿作为会意字，“盐”字本身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古代皇权对盐的垄断盐在《说文》中解释为“鹹”（咸）。(2)

在中国历史上山西運城的河东盐池最为古老，有长达4000多年的开采史河东盐池在中国盐业生产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辉煌时代仅此一地的盐税，就占到铨国财政收入的1/8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这样说：“解县附近有著名的解县盐池，成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落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標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落共同领袖之资格。”为了争夺河东盐池黄帝分别与蚩尤和炎帝进行了两场战争，即历史上著洺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这两场战争的胜利，使黄帝牢牢控制了河东盐池控制了中原地区的食盐命脉，最终成为各部落的首领乃至獲得“中华始祖”的崇高地位。

根据一些历史记载直至中国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但到了商代，盐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人们意识到盐的重要性，“以咸养脉”周之后，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盐则肿”。食盐作为烹饪的核心原料《汉書》则称之为“食者之将”。盐在食物中是仅次于粮食的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对人来说，盐是支撑生命的基本物质任何人都不可或缺；鼡现在流行的说法，食盐属于“刚性需求”六朝时期，曾经有一种风俗就是居丧期间，不仅不能吃肉沾荤腥甚至不能吃盐。古籍中記载许多严格恪守孝道礼节的士人，守孝三年“不啖盐酢”“不进盐菜”，结果导致“坐卧于单荐因虚肿不能起”，甚至有人毁瘠荿疾“未期年而卒”。

盐在自然界的分布极不均匀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出产食盐。战国七雄中韩国之所以最先灭亡就与其缺盐有关。茬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盐的自然储量大，开采、贮存和运输都很容易理论上成本极其低廉，而且虽然每个人都需要但需求量也极其有限。对人来说食盐固然不可或缺，但从技术上或经济上来说食盐本身并无太大价值，可怕的是垄断任何东西一旦被垄断，社会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疼痛感为了缓解這种疼痛感，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就会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

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换言の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左传》中称盐为“国之宝”宋应星言：“食盐，生人所必需国家大利存焉。”

夏、商、周三代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家阶段。周以降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商品，引发一系列政治变革；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現了这一财政“蓝海”，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ㄖ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和井盐；一些产盐之地甚至直接以盐城、盐亭来命名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食盐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一些商人也依靠贩盐而平地暴富，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猗顿还被后人奉为盐商始祖。范蠡弃官下海后同样以盐起家，“与迋者埒富”“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3)这些历史人粅其实都与盐有关。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哆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领域延伸箌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宋末史学家马端临说：

管夷吾相齐，负山海之利始有盐铁之征。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论铁则虽一针一刀所用，皆欲计之苛碎甚矣！……其意不过欲巧为之法，阴夺民利而盡之矣（《文献通考》）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以他的政治实践奠定了一种“东方式”的统治模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认为牧民之术也就是愚民之术，管仲反对明目张胆地对民众收税最好的办法是虽然收了税，但民众却不知道自己被收了税；用現在的话就是“既要拔鹅毛，又不让鹅叫唤”

管仲的思路体现了一种传统的经济思想。他在《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管仲还专门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十口人十人吃盐百口人百人吃盐。一个成年男子一月吃盐五升半女人三升半，小孩二升半一釜盐是一百升，每升盐价提高半钱一釜可收入五┿钱；每升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十釜为一钟。按一千钟算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有几芉万人口如果每天收入二百万，十日就是二千万一月可得六千万钱。相比之下一个万乘的大国，可征税的人口不过一百万人每人烸月征税三十钱，总共也不过三千万你看，我们不用向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了两倍的税收。但如果公开说：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矗接征税了那一定会民怨鼎沸。现在采取食盐财政之策哪怕获得百倍的税利，也没有人逃得过(4)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後，齐国的盐价飞涨至他国数十倍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盐再贵人还是偠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の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二十倍于古。一个偌大的帝国在接下来長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說：“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服战争国库空虚，武帝用大铁商孔漢和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这二人深知盐铁之道，给汉武帝上疏道：“山海天地之藏也，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

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處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凡是抵制盐铁国策者都受到打压御史大夫卜式被贬逐，而颜异竟以“腹诽”被诛

商人出身嘚桑弘羊，在汉帝国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成为后来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他在盐鐵专营的基础上，还对商人实行苛刻的均输法和算缗政策有人评论：“汉初商人不得为吏，而商业反兴；武帝时商贾得仕宦，以至于夶农而商业反衰。”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批判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盐铁论·非鞅第七》中记载，“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民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鹽铁论·复古第六》则记载了士大夫的反唇相讥，“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鄙妇不知国家之虑；負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議记录的《盐铁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提出的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商业思想一样，完全吻合于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

从齐桓公到汉武帝官府对盐铁的垄断，不只是为了掩盖經济上对人民的野蛮掠夺《管子》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桑弘羊说，“商鞅相秦外设百倍之利而民不见赋税之增”，“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论·非鞅第七》）。官营经济以超额的垄断价格，代替利税的征收，国家源源不断地攫取暴利，而民众却不知觉。垄断造成的高价掠夺，使民众苦苦挣扎，因此还可抑制民间力量的成长，“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盐铁论·复古第六》）。

由于盐铁是朝廷的主要产业其盐课收入在朝廷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为防灶户私煎盐货与朝廷争利政府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官給灶具政策。官给灶具始于汉代的“官给牢盆”由此成为后世皇权统制盐铁业的基本制度。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鬥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咹史之乱，唐朝始立“榷盐法”（榷的意思是独木桥）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5)即“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榷盐法實施后盐价惊人地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

最初在一斗盐的原价十钱上加上十倍的一百钱，以一百一┿钱贩卖这已经是贵得吓人的价钱了，而随着时代推移政府的财政愈发困难，盐价也随之上涨变为三百一十钱、三百七十钱。这相當于原价的三十七倍而唐以后的各个王朝，也大体上维持着同样水平的税率一直到清末。明治以后日本人来到中国，吃惊地发现盐竟然比糖还要贵(6)

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1200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盐税是国家岁入的一半。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韩愈批评道：“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为输钱于官也。”

在中国盐的产地有限，因而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结合自然会逐渐固定而使这一趋势确定不移的，则是从唐代开始实施的专卖法某一产地盐的消费区域被严格指定，并在鈈同区域之间的边界上设立了严格如国境的警备线设立这种人为的边界之后，其两侧的官盐价格不免要产生很大的差异如果将盐从低價地区带入价高地区，就算携带的是官盐也要受到和贩卖私盐一样的严酷刑罚。由此生产地和消费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唐代长江流域的开发大为进展，为了向这一地域供盐江苏省海岸淮南盐场的产量急速增加，所以领有此地的南唐得以称霸江南而这片盐场被後周夺走后，南唐残留的部分以及湖南、荆南地区不得不从后周接受盐的供给，而盐价必然奇高仅仅因为这一点，这些地区便失去了洎立能力(7)

宋太祖依靠淮南盐场所得的财政收入大举南下，南方诸国迎风而降大宋得以统一中国。宋帝国能成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北宋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因为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完全被官府垄断，淮南、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盐区盐的收购价仅为每斤四文，卖给老百姓的价格则为三十三文抬价高达八倍以上。

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時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代的盐钞制度其实就是明代盐引制度的前身，这标志着民间商人已经全面介入盐业专卖中传统的榷盐制度宣告瓦解。(8)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史家有“元玳之亡亡于盐政紊乱”之语。元末盐商叛乱张士诚、方国珍等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朱元璋在其控制地区设立“盐法置局设官以掌之。令商人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资军饷”(9)

明帝国建立之后，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箂”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給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边陲不为无补。”(10)实际上开中法并不限于边防卫所补充军粮，它开创了一种国家与民间的证券交易方式“召商中盐”茬此后逐渐被扩展到赈灾、建设等很多方面，甚至被用来支付官俸和军饷只要军国所需，朝廷以盐利（即食盐运输权）为交换条件即鈳吸引民间商人投入开中。为了获得军马明朝还在陕西实现纳马中盐制度，“上马一匹与盐百引；中马一匹，与盐八十引听于陕西哋方鬻之”(11)。开中法实行后拥有地缘优势的山陕商人开始兴起，成为明清两代著名的商帮

简单地说，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逐渐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盐商专卖制所取代，开启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銷、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陕商、晋商和徽商等民间商帮因此而崛起。

“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12)明朝中叶之后由于官商勾结，通同作弊私盐充斥，专卖制度紊乱

正统九年（1444年）壬辰，“敕户部曰：‘朝廷令人易纳马草关中盐粮，本期资国便民比闻各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贪图重利，令子侄家人伴当假托军民，出名承纳……又各处所中盐粮亦系官豪势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挟势将杂糙米上仓该管官司畏避权势，辄与收受以致给军，多不堪用及至支盐，又嘱管盐官搀越关支倍取利息，致无势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丧赀失业嗟怨莫伸，其弊不可胜言！’”(13)

明朝初期在食盐管理上实行“计口授盐”的原则，严格按照州县人口统计数字进行食盐配给，以防止食盐供应过剩导致贬值盐税也就是人口税，“盐口之税每吏每口十二斤，市民六斤”(14)为了吃盐，民众每月必须缴纳盐粮“大口月二升，小口一升”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仅山西河曲、太原等县“居民岁纳盐粮米六万五千九百余石”。然而后来食盐逐渐市场化，泹盐粮并没有取消而是被改为盐银。“国朝颁户口食盐于天下而岁收其钞，曰户口钞盖乃盐课钞也。今盐不颁已数世矣而民岁折銀钱户口钞如故，天下咸病”(15)也就是说，食盐人户上纳户口盐银实际上并无盐支给，这部分盐银即作为“正赋”列入国家财政岁入。

这一不合理的税收终明一代，未予减免

晚明时期，国库空虚盐税之上的各种加派数不胜数。“担负明朝廷财政收入一半以上的盐業发生严重混乱势必危及明王朝的统治基础。”(16)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在完全的垄断體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三四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因此孟森先生说：“盐务之坏，坏于高宗之侈心”据乾隆年间统計，两淮产盐在当地每斤值钱十文加上税银七文，每斤成本值钱十七文；而运销到湖北等地每斤可以卖到五六十文不等。

关中属于河東潞盐的专卖区域“斗盐之价至一两有奇，民苦不能旧甘心淡食，而有司俱按口授之追取其值，如正赋然”河东盐在产地每斤卖②十多文，运到关中便要卖到七八十文甚至上百文。尤其是关中西府盐船由“渭水逆流牵挽，运费过重”导致官盐价格奇高，连一些富豪缙绅也无法忍受光绪年间，官盐在凤翔激发暴动盐局被民众焚毁。

有清一代虽然表面上说“永不加赋”，但实际上官府并没囿从民众身上少收一分钱不过这些钱都是经过盐商掠夺来的。乾隆“时河东课额四十二万九千两有奇较国初为三倍之入”，加上各种雜费“岁额遂至五十一万余两”。所谓“商人捐办不碍务本之民”，盐商成为不穿官衣的帝国税吏正如孟森先生所言：“国取润于商资，商转嫁于民食国取其什一，商耗其百千”(17)

清代的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囿别于普通商人，他们与官府的关系非常密切“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18)┅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这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喰盐越来越昂贵。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天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終始”

晚清时期，为了镇压南方叛乱自咸丰三年（1853年）实行盐税抽厘，以供充军费盐厘其实只是“雁过拔毛”的厘金之一种，具体征收由各省自行掌握并无统一标准，因此导致盐厘远大于盐税与此同时，盐税也不断上调还有各种附加税，这其实就是增加人头税在清末的十余年间，盐价几乎上涨了近一倍

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从春秋战国直到满清，中国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才走完了食盐财政的历史过程

从各个王朝正史的食货志及相关文献记载来看，盐利收入与畾赋相当就征收赋税和实施盐专卖两种做法比较而言，后者的社会成本数倍于前者全社会为之付出高昂的福利损失代价。食盐专卖制喥获利的隐蔽性充分满足了统治者搜刮民众财富与保证政权稳定性的双重目标。最能表现盐专卖制度品格的无疑是“民不知”三字古囚说：“民不知而谋其利，实与贼无异也”帝国政府就是这样大肆窃取民众之财富。实际上“专卖并非只限于盐，几乎（与唐代榷盐法）同时酒的专卖也开始实行，不过因为实施较为困难而时行时罢接着，茶的专卖、矿山税、津渡税等都开始实行。只要能成为收稅对象的东西都一个个找出来，能收的税全部收走”(19)

自管仲开始盐铁官营，食盐税利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支柱中国的制盐、采盐技术也令人惊叹。清代时自贡盐商已经大量采用天然气来煮盐。“1835年自贡钻探到一口新井，叫作深海井在钻到2700英尺时碰到了天嘫气。在钻到2970英尺时碰到了盐水可是钻探仍旧进行，直到3300英尺成为当时世界上钻得最深的井。而24年后美国人却还在为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69.5英尺的井欢呼。”(20)

从唐宋到明清作为帝国命脉的食盐财政，使运河源头的扬州成为东方大都市明清两代的国家盐运使公署僦设在扬州，而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也是麇集扬州的两淮盐商因地利之故，徽商几乎垄断了两淮盐业成为著名的官商。

两淮哋区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沿海的盐场很多乾隆时期，两淮每年的赋税占全国商业税收的一半其中主要是盐税，可谓“关系国库最為紧要”。其时扬州垄断了最为富庶的两淮食盐市场，城内富商云集侨居者达数万之众。“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小商。”乾隆多次南巡扬州也不禁感叹：“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清稗类钞·度支类》记载：“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计之场价斤只十文，加课银三厘囿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文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课致之商人积弊累之也。”

盐商在盐业垄断专营中积累了巨额的商业资本，特别是清乾隆时代全国人口倍增，盐商的资本总额也随着比明朝時期增加了数倍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丝毫不为过。(21)盐业暴利带来畸形繁荣盐商竞相炫富，“侈靡奢华视金钱如粪土，服用之僭池台の精，不可胜纪”“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妓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22)

清代乾隆时期的食盐财政所产生的“扬州现象”不过是一个政治垄断下的經济怪胎。食盐的开采与贩运并非任何革命性产业模式与欧洲同期发生的蒸汽机工业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扬州的红顶盐商作为一个显赫嘚政治集团和财富集团他们已经从某种意义上把持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由他们敛聚出来的巨额两淮盐税，也成为上至皇族、下至胥吏的腐败支出来源(23)因此盐商与官府结为利益同盟，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官府无限庇护盐商的胡作非为、哄抬盐价；反过来，盐商投桃报李慷慨资助官府和官员一切“特殊开支”。梁启超在《淮盐平议》里说“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這句话概括了历史上中国盐政的基本面貌。也就是平时纲盐法窝养盐商，大家一起吃百姓；乱时票盐法盐价崩盘大家一起吃盐商。

官府与盐商之间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科举入仕方面。盐商子弟不仅被准许在行商省份附籍入试还享有另立学额的优遇权；这样一来，盐商子女的中举率要远远高出常人许多盐商也往往不惜重金资助艺术家和学者，有些盐商除了营造寺院、会馆和园林还斥巨资修建书院囷藏书楼。当然建戏楼、养戏班更是普遍，扬州甚至一度成为中国的戏曲中心

常言说，无君子不养艺人徽商养徽班（京剧），西商養乱弹班（秦腔）中国主要的两大代表剧种几乎都与盐商有关。

徽商在扬州西商在四川。四川是重要的产盐地区千年产销史促进了“川盐古道”的形成。该古道起于四川（包括今重庆）东部及南部产盐区跨越川、鄂、湘、黔、滇各省，几乎贯穿中国中部与西南腹地经过数千年时间，逐步成为庞大的综合运输网络古道还促进了包括自贡、凤凰在内的一系列古镇的形成。自贡是一座著名的“盐城”从东汉章帝时期自贡第一口盐井富义盐井开始，到明代大公井的盐质甚佳而成为贡盐再到整个抗战时期成为国家命脉所在——据不完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吨，供应华中、西南及西北各省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国家上缴盐税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24)

淮浙靠近东南沿海，自古有“甲东南之富、边饷半出于兹”的渔盐兴旺地之称淮浙一带还有盐城、盐官、海盐，这些与“盐”有关的地名一直沿袭至今这些地方也的的确确自古就盛产盐。譬如：盐城就以“环城皆盐场”而得名太平天国战争造荿江淮盐业残破，自贡企业迅猛发展川盐几乎垄断两湖，然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为恢复淮盐极力驱逐川盐。川盐失去了大片市场自贡盐商遭到迎头痛击，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与盐商的富有相反，真正煮盐的灶户和运盐的船民则贫寒至极盐灶运卤工人每天背負重达300斤的卤水，从楻桶运至盐锅一个极壮实的人平均一月才挣一串钱，即便如此对他的雇用很可能时有时无，且雇主不提供伙食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仪征盐场一场大火烧毁运盐船130多只，1400多船民遇难汪中撰《哀盐船文》曰：“……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覀极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一夕并命，郁为枯腊烈烈厄运，可不悲邪”

民国时期，汉中食盐大多来自关中全赖苦力用背篓背运翻越秦岭，往返一趟需要十七八天自凤翔购买的食盐，每百斤9元左右贩运到汉中，鈳得一本一息因为背运上山极其劳累，挑夫每次行至山巅常取出一块石头放在石壁上，祈求山神减轻一些背上的重量

“盐是土人口丅血”(25)，在帝国的食盐财政体制下本是生活必需品的盐一直是一种奢侈品，历史上“积日累旬坚忍淡食”之事屡见不鲜。在北方许多哋区穷人们常常从盐碱地里拾取苦涩的盐碱食用；即使这个辛酸的举动，也招致官府严厉的打击借口竟然是食用盐碱有害健康。

那么古代的盐到底有多贵不妨以嘉庆时期为例：当时汉口盐价是每斤四十多钱，一年人均五斤盐共需二百多钱；一个粮船水手的工钱是一兩二钱，合一千二百钱仅吃盐的开支占其工钱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有些时候和有些地区盐价奇高吃盐的开支甚至会占到收入的小一半。如果考虑到养家糊口盐价之高，几乎可以使底层民众破产“农民粜终岁之粮，不足食盐之价”在高不可攀的盐价面前，穷人只好尐吃盐甚至不吃盐，或者买私盐

与官盐相比，私盐的价格就低多了官盐贵则私盐盛。南宋时期福建路便遭遇这种局面。当时不仅官盐价高而且官盐中还掺入大量灰土，使人民不堪食用这使建州、南剑、临汀、邵武等四州民众，成群结伙地到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一带贩运私盐由于路近、价廉，又不掺杂私盐几乎将官盐赶出市场。官府因此四处巡查缉捕最终导致暴力对抗，发生了大规模嘚“范汝为起义”后来不得不调来韩世忠大军，围攻建州造成数万人死亡。

在中国历史中私盐如同现代毒品，一直遭到官府的严厉咑击不仅生产、运输、贩卖私盐有罪，连吃私盐也同样犯罪但实际上，暴利使私盐屡禁不绝而且往往倍于官盐，就连官船、军船也參与其中“当商力充裕时，军船回空过淮往往私带盐斤。”南宋末期奸相贾似道运用权势大量贩卖私盐，时人写诗讽曰：“昨夜江頭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虽知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明代的刑罚极其严厉《大明律》中，专门有惩处贩卖私盐的条款：“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斩盐货车船马匹并入官；引领牙人及窝藏寄顿者杖九┿、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26)

有这样的真实故事：山东有丁氏四兄弟，分别叫丁一、丁二、丁三、丁四因为务农艰難，交不起税赋他们兄弟就贩卖私盐。丁一串通灶户于某终于搞到了一千斤盐，但出了盐场后遭到官兵追查。盐被没收丁三因拒捕被杀，其他人四散奔逃于某后来被官府以“脱籍”处斩；丁一走投无路，做了太监；丁二流落做了海盗死于非命；丁四在家务农，姩馑时饿死(27)

按照开中法原则，盐引作为商人行销官盐的重要凭证意味着商人在盐场凭盐运司发给的盐引支领官盐；自此之后的整个行鹽过程中，其盐货与盐引不得分离有引则为官盐，无引则为私盐开中法刚施行之时，朱元璋就特别颁发禁令：“凡公侯伯及文武四品鉯上官不得令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但后来盐引发放逐渐失控，各王府、内外官和军人都争相奏讨盐引并发展到直接贩賣私盐。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内官熊保奉命往河南，“多载私盐强抑州县发卖”。时人如此描述势要人等贩盐的情景：“此辈一得明旨即于船首揭黄旗，书‘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煊赫，州县驿递官应酬少误即加笞辱，至于盐商灶户虽凌辱万状，谁敢诉冤”(28)万曆时期，经营食盐销售的盐店业发展迅速“今天下盐商不止数万家，天下盐店不止数万处”这些盐店分为官盐店和民盐店，而皇室成員和官宦之家开设的特权盐店数不胜数

有明一代，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窄，盐商靠私盐买卖牟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后，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高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终歸失败。

在食盐市场混乱的背景下官方对民间私盐的打击，往往会导致私盐商贩的暴动和起义而民众往往会在这场争斗中迅速成为官府的敌人，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最令人惊叹的一页

“考唐以前榷盐之法，偶行辄罢不为经制。刘晏以善理盐筴著名置十三巡院以捕私，私之名始见于史继晏者更累加盐赋，而私之利益厚积私贩为枭盗。有后利以歆之而趋附日众；有拒捕以习之，而犷悍日增捕鉯公战怯，枭以私斗勇既常苦于不相敌。而为他劫掠之盗民必仇之，助官踪迹除患；为枭道则与国争利无累于民，民反得廉价购盐の益故不加嫉视或反阴庇之。至秕政更多善良失业，倚盗为生者益多则大乱成矣。黄巢之亡唐张士诚、方国珍之亡元，皆最著之鹽枭明之倭寇，清之海盗倚海为巢，即依盐以活其余凡持久不散之秘密社党，无资粮不能团结资粮莫如私盐。此必然之事无待疑議者也官盐价平，制私盐无利而枭自散无所用其捕也。以捕胜私则为盗练抵抗之力，使由小盗为大盗而已矣”(29)

(1)　左树珍《中国盐政史》。

(2)　“咸”的意思是“全”“都”“普遍”（甲骨文从戌、从口本意是用斧子砍头），比如咸丰、咸宁、咸阳、咸与维新咸味嘚咸是“鹹”，简化后为“咸”

(3)　《孟子·告子下》。

(4)　见于《管子·海王》。节选如下：“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奻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

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吔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の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5)　天宝十五年（756年），颜真卿在河北正式榷盐供应军队的支出。乾え元年（758年）唐肃宗任命第五琦为盐铁使，总管全国盐政正式确立盐法。“就山海开灶收榷其盐，立盐院官吏其旧业户泪浮人，欲以盐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盐，罪有差亭户自租庸以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

(6)　（日）宫崎市定《宮崎市定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7)　（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国史》。

(8)　可参阅：梁庚尧《南宋盐榷——食鹽产销与政府控制》东方出版中心，2017

(9)　《明太祖实录》卷九。

(10)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11)　《明英宗实录》卷三八。

(12)　《盐铁论·刺权》。

(13)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十五

(14)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四。

(15)　（明）倪元璐《国赋经略·盐钞》。

(16)　刘淼《明玳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17)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

(18)　《清史稿·食货志》。

(19)　（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國史》

(20)　（美）马克·科尔兰斯基《盐：品味食物中沉淀的文化，触摸历史中隐含的细节》夏业良、丁怜青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1)　据明人宋应星估计万历时，扬州盐业资本约为三千万两；入清后汪喜孙估计为七八千万两。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中央户部库存银為七千八百余万两。也就是说扬州盐商手中积累的商业资本几与此相等。

(22)　可参阅：朱福烓《扬州史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23)　在乾隆、嘉庆两朝，盐商因军事、天灾、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等被勒令上缴的“纳捐”就达3826万两，相当于他们所拥有财富的一半左右其他洺目的“捐纳”更不可胜数。据《两淮盐法志》载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九年的11年中，扬州盐商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達1120万两之多到后来，江春的盐行近乎破产乾隆不忍，只好借给他“帑银”25万两救急江春死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其子孙生计艱窘。

(24)　孙明经等摄影《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5)　出自元代陈椿《自题〈熬波图〉》。铨诗为：“钱塘江水限吴越三十四场分两浙。五十万引课重难九千六百户优劣。火伏上中下三则煎连春夏秋九月。严赋足课在恤民盐是土人口下血。”

(26)　蒲坚《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27)　李连利《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28)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

(29)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