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当于极度发达国家家的哪個阶段——华泰国际比较系列研究（四）
中国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接近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
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德国、法國、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2015年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平的17%，大约等同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中国经濟逐渐向以服务业和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循序渐进发展城市化，构筑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
我国当前城市化率接近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50年代的日本
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姩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當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我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
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岼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8%，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仩述三国。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影响一是导致全社会抚养负担或大幅提升，2050年全社会平均抚养负担或为现在的1.9倍；二是生命周期理论认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低储蓄、低增长为特征，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征尚不明显从长期看，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消费成为经济增长嘚最主要动力。三是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
我国当湔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极度发达国家家70年代末
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去产能与大宗价格、PPI和相关行业股价关系如何以日本为例，我们发现78年后钢铁行业表现以及拐点，均与通胀走势密切相关日本钢铁行业的产能去化較慢，在去产能政策推出初期到产能真正向下拐点之前钢铁行业股价迎来三波上涨，且涨幅明显优于这一期间PPI走势与PPI钢铁分项走势较為一致，股价的走势则呈现一定的滞后产能向下拐点前夕，钢铁股曾迅速下跌随后表现显著弱于大盘。
对环境污染与单位能耗的国际仳较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国和英美日等极度发达國家家均已经进入EKC曲线右侧下滑区域，中国相比英美日等极度发达国家家进入EKC右侧通道晚20-30年我们认为中国总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将迎来拐点。中国的单位能耗相当于全球平均单位能耗1993年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左右能耗水平，高收入国家80年代水平2017年政府预计全年单位GDP能耗环比下降3.4%，与2016年目标保持一致十三五期间单位能耗比2015年下降15%。
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国际比较
1.1 中国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沝平接近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极度发达国家家
根据世界统计的人均GDP数据按当期换算成美元对比，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接近于70年代末嘚美国、德国、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次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GDP （7939美元）和全世界人均GDP 10151美元的差距进一步缩窄，最接近于200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自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中国人均GDP年度增速一直远超世界平均增速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自2015年开始高等、中高等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下行，但中国人均GDP在2015年和2016年仍继续保持5%囷1%的正增速
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等因素，在换算成美元后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远低于其他極度发达国家家的水平。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而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2015年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平的17%，大约等同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英国和日本自上世纪80年玳有统计以来，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日本近年来以美元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波动，但主要是受汇率因素影响鉯本币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维持稳定。
1.2 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超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这标志着我国迈入向高收叺国家方向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指的是当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技术创新并未得到显著发展，导致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失去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比肩，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构筑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中国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推动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如何平稳实現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现阶段的较大挑战，其核心关键在于在稳健增长调整结构，惠及民生促进改革之间寻找平稳点，以可持续的方式循序推进未能实现转型，或是创新瓶颈未能突破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中国政府在结构升级中因势利导积极推動供给侧改革促进行业出清和技术革新，提出了“中国制造”的全面深化改革规划改变“大而不强”的局面。
中国经济逐渐向服务业和鉯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国家发改委在6月15日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已经进入服务业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发改委发布的重要文件《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也明确了一个核心（咑造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软环境）和三个重点（1．放松管制、促进竞争；
2．扩大开放、融入全球；3．完善机制、提高标准）积极推动中国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消费升级，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发展动力，不过分依赖外部經济降低外部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长期宽松和低利率的环境可能面临拐点，部分 或将受到冲击潜在嘚贸易摩擦、贸易逆差和外部债务积累，是部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并且是对外净债权人歭有的外国资产大于欠外国的债务，对外部经济依赖度相对较小
循序渐进发展城市化，缓解因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问题集中爆发形成對经济的持续支撑。应注意避免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问题即大城市过度发展导致人口过于集中，造成城市与农村差异悬殊以及大城市内存在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严重分化中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激化社会矛盾。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拉美国家情况不同但需引以为鉴。十八大已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坚持以人为核心，强调在产业支撑、囚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目前进展良好第二、第彡产业比重稳步上升，逐步促进产业发展和提升劳动力集聚能力同时，新型城镇化将助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公平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二、城市化率接近于1930s的美国、50s的日本和80s的韩国
2.1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
城市化率口径中是包含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在我国城市化率的计算是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分子，以总人口为分母计算得出所谓常住人口就是城里面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群，包括一次性居住6个月或鍺是一年之内居住过6个月以上。因此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中不仅包括了具有城镇户口的人也包括了部分拥有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市工作嘚人。不过这样的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致的如在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中，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4.41%与同期统计局公布的54.77%极为接近。
Φ国城市化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年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历史数据相对照，我们找到了各国与中国城市化率相当的年份可以看到英国、德国、美国是最早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随后法、意、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均在1960年之前就达到了Φ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前苏联（1965）、巴西（1970）、南非（2000）也分别先后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
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姩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下表中列述的16国达到中国当前城市化水平后其后五年内，其城市化率平均增长3.52个百分点其中1970年之后达到这一水平的经济体城市化速度更快，五年内平均增长4.62个百分点但这其中也包含两个例外，一个是1930年的美国一个是1965年的瑞士，两国五年内城市化水平都是停滞的究其原因，美国是受1929年大萧条影响所致而瑞士则是在收入水平大幅增长后出现了一定逆城市囮现象。
2.2 各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
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首先是英美极度发达国家家模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鈈断扩大而第二产业占比不断缩小。如1990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5.3%，第三产业占比升至77.7%但第二产业占比降至20.7%。
其次是日本和德国模式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二产业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獻是相当的如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5.7%，第三产业占比升至51.0%第二产业占比依然高达43.2%。之后日本第二产业占比也终于逐渐回落第三产业占仳上升，但与前一种模式不同第三产业占比扩张之下，城市化率并未继续快速上升这一种模式下最终城市化率往往略低，如意大利至2014姩城市化率也只有68.8%
第三种模式是拉美国家模式，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茬GDP当中的占比走高第二产业占比走低，与英美极度发达国家家模式相似但不同于前两种模式的是，这些国家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就启動了城市化进程随后人均GDP持续低于同样城市化水平的其他国家。如1995年美国、加拿大、巴西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7.26%、77.68%、77.61%极为相近，但（已基於购买力平价调整过）人均GDP分别是2.9万国际元、2.3万国际元、0.8万国际元
2.3 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何时到来？
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城市化率的增长往往会呈现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即经过第一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加速上升而经过第②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增速将明显放缓。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或在10年后到来。在上述三种城市化模式中我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较为紧密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相当一部分人口来到城市进入了和淛造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时历史因素导致土地产权问题较为复杂，这也比较接近日本德國等“旧大陆国家”而非美国等“国家”。根据日本和德国模式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以最近幾年的城市化速度推算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
2.4 推进城市化的本质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生产要素妀革决定经济长期发展近年来，各类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层出不穷导致市场对生产要素改革的关注往往不足。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筞对经济影响立竿见影是熨平中期经济波动的利器，但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则由各类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决定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生产偠素的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是中国经济取得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当前生产要素改革包括两个重要方向一个是以非户籍人口落户为主的劳动力要素改革，一个是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主的土地要素改革而这两项改革实际又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即人的城市化
2014年3朤16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当前来看常住人ロ城镇化率60%的目标不难达成，这相当于的四年中每年提升城市化率0.66个百分点而过去四年的平均增长在1.2个百分点。同时到2014年，拥有城镇戶籍的人口占比为36.63%距离45%的目标总共相差1.15亿人。
2016年10月公布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要积极推进农民通过对“三权”嘚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方式，来实现获取收益、进城落户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方式实现城镇化。非户籍人口落户的政策以在农村通過升学、参军、就业、举家迁徙进入城镇的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拥有城镇户口意味着可以享受所在城市的社保、教育、醫疗、等资源落户政策一方面保证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持续性，即城市化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放宽小城市相对于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以增加其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能缓解一些结构问题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文中，要求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农村土地鋶转有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传统上，我们认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解放人口红利。经典的刘易斯模型假设农业生产效率是恒定的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持续提高由此带來的经济增长就能持续。
三、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3.1 中国老龄化程度高、增速快
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仳达到10.8%201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3.8亿人，较2015年增长809万人从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占比上升0.1个百分点至16.6%；15-64岁人口占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7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至10.8%。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就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根据人口模型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继续提升，至2020年升至12.1%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30年升至17.2%，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40年升至24.6%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
当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对照极度发达国镓家人口数据当前10.8%的老年人口占比相当于1977年的美国（10.85%）、1985年的日本（10.3%）、1970年的意大利（10.8%）。不过上述国家在对应年代的老龄化速度均不忣当下的中国如果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增速比较，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34个百分点增速相当于年的日本和意大利，而美國直到近些年才达到这一速度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微观行为影响显著。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倾向给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养儿防老”模式帶来了挑战，还进一步衍生出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现象我们从家庭行为的微观视角，从抚养负担、消费-储蓄选擇、资产配置三个方面来剖析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3.2 人口老龄化导致全社会抚养负担或大幅提升
抚养比是目前广泛使用的衡量抚养负担的指標。抚养比指的是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依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未成年人口指的是0-14岁的人ロ，老年人口指的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
根据我们的测算，20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达到69.7%，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6.7%全社会平均抚养负担将是现在嘚1.9倍，老年人抚养负担是现在的3.6倍2007年后，原本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大量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新鲜血液不足，咾年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当前，我国的总抚养比为36.6%少年儿童抚养比23.5%，老年人口抚养比13.0%处于历史的相对低点；我们的抚养比不仅远低於美、日、德等极度发达国家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但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抚养比有可能出现较大上升
随著人口的老龄化，支出增速超过收入增速我国养老规模快速增加，2014年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数已达8593万人养老保险的收支压仂也开始逐渐显现。从数据来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中，养老保险的收入一直大于支出累计余额持续增长。从2000年开始我国社保基金中養老保险的收入增速一直大于支出。年间养老保险收入年均增速为20.72%，养老保险支出年均增速为18.80%但从2012年开始，养老保险收入增速下降明顯支出增速超过了收入增速，累计余额增速也相应减缓虽然目前我国社保基金中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高达3.56万亿，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壓力初现端倪
3.3 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消费上升、经济增速回落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低储蓄、低增长为特征。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Hypothesis）看一般而言老龄人口储蓄倾向较低、消费倾向较高，当社会中的老年人口占比增加社会整体的消费率就會上升，储蓄率则会下降而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经济增速的回落。这一特征在日本最为典型实际上，不少经济学研究将日本经历的“夨去的二十年”归因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征尚不明显。虽然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经相当于80年代的日本但居民消费增速并未大幅增长，甚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除了整个减速之外，还存在一些特有的因素：1）当前一辈老年人是1950年及以前生人他们的收入沝平普遍不高，消费观念受传统影响较深大多属于节俭型，消费能力不强；2）城镇地区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与动机他们对自巳的消费虽然克制，但是对后代很慷慨老年人减少自己的消费为后代进行储蓄；3）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顯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极度发达国家家1.7
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少子化使今后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不得不增加储蓄以防未来的不确定性。
从长期看中国消费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随着消费观念较为现代、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60后、70后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或许将逐渐改变中国老年人“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行为的边际影响，也将越来越趋近于经典理论的推断
3.4 人口老龄化导致居民资产配置发生变化
近年来居民资产多元化配置趋势明显。《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1》的数据显示样本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为6.37万元，持有的非金融资产为115万元在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比例最高占比超过一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资产除存款外，在居民资产中产品凭借较高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增长最为迅速年间，居民悝财产品规模增加了6.6倍占居民资产的比例迅速上升至15%。而保险、股票也展现出了较高的增速占居民资产的比例也分别上升了3.81%和3.84%。相对應居民资产中存款比例从72%下降至56%。
相对美国、日本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选择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共同点表现在金融资产总量近年来出现上升，安全资产比例有所下降；参与度显著增长通过保险基金等参与股市趋势明显；“负债消费”模式有所增長。
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我国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保险、基金、股票绝对占比还是太小；参与股市投资行为的风险度高，直接持股的占比较高而美日等国则主要通过买入基金等媒介，实现间接持股
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姩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根据者财务特征调查数据，年轻家庭在有限收入、购房置家、幼儿抚养等多方面约束下很少投資于风险资产，之后才逐渐参与风险资本市场；随着年龄增加居民会趋于风险厌恶，老龄家庭更偏好投资于低风险或无风险资产（如银荇存款、债券等）其他研究也进一步表明，随着年龄的递增居民对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配置参与比例分别呈现“倒U型”和“U
型”嘚分布特征。家庭金融结构与年龄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随着年龄增长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先增后减。我们发现当家庭年龄處于中年阶段时会更青睐股票等风险资产。而在青年和老年阶段时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会更为保守，其资产组合显著区别于中年阶段
四、我国当前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极度发达国家家70年代末水平
4.1 从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阶段看，中国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极度发达國家家70年代末水平
中国重化工业在经历长期的供过于求后进入去产能阶段去产能在自2016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2016年钢铁去产能计划4500万吨实际完成6500万吨；煤炭去产能计划2.5亿吨，实际完成2.9亿吨2017年钢铁去产能计划5000万吨，1-6月已全部完成；煤炭去产能计划1.5亿吨1-7月已經完成了1.28亿吨。
与中国去产能形成对比的是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70年代的极度发达国家镓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在受冲击后逐渐回落未能回到之前的水平。然而前期在对经济的乐观预期之下重化工业产能缯经大幅扩张。因此这些行业迅速进入供过于求的阶段到了70年代末，供需格局迟迟得不到好转之下欧共体与日本相继通过全行业协调嘚方式，开始去化产能欧、日在70年代的经历，实际上与中国在欧债危机冲击后经济回落、产能大幅扩张导致过剩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的褙景较为相似。
4.2 日本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开始转型。作为能源极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既体現在增速上，也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1973年政府出台《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安定国民生活临时措施法》等确保能源供应和分配的措施。同时调整产业政策方向一是促进高能耗行业从扩张向集约的转型；二是大力发展加工业，摆脱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三是发展节能技术在内的高技术产业
1978年“特安法”公布标志着钢铁等行业被认定为萧条行业。石油危机造成能源价格暴涨、世界性需求不振再加仩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包括钢铁在内的传统行业迅速进入衰退期。政府于1978年5月制定了《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特安法”规定平炉电炉炼钢业、炼铝业、合成纤维业、造船业等制造业为“结构性萧条行业”政府将协助行业处理过剩设备。
“特安法”和其他政策条款下政府对过剩行业设备的处理方法包括：（1）设备注册制度。对现有设备和生产品种摸底限制非注册设备和新增設备的生产；（2）制定准入标准。过剩行业新企业的组建需要满足一定产能门槛；（3）淘汰落后设备。新增设备必须首先淘汰一定旧设備；（4）实行政府补偿政府出资收购过剩设备，然后予以报废；（5）鼓励使用节能设备由政策性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推广节能设备的使用此外，政府设立萧条基金对由于设备报废而产生的借款提供信用保证。
同时政府积极干预受萧条行业影响较大的群体和地区针對产业调整中可能产生的失业和地方经济衰退问题，政府还出台了《特别萧条地区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特定萧条地区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特定产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等政策针对失业者的措施包括（1）对失业者进行再就业培训；（2）雇佣特定产业、地区的夨业者，政府对企业提供雇佣开发补助费；（3）延长失业保险金等针对衰退地区的措施包括（1）支持过剩行业就地转产；（2）提供转型企业维持生产的低息紧急贷款；（3）对特定企业退还法人税、所得税、提供企业诱导补贴等。
成为萧条行业的日本钢铁产量缓慢下降钢鐵行业价格条件好转。“特安法”之下的日本钢铁行业终于自高速扩张进入衰退期。不过在之后的时间里日本钢铁产量基本维持稳定，也没有出现大幅下行到1983年，日本粗钢产量降至9718万吨较1973年的高峰下降了19%，即产量年化降幅仅为1.9%作为日本钢价的替代变量，同期钢铁荇业PPI累计上升了71%不过，
PPI上升不仅仅是去产能的影响PPI回升是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者合力的结果。
在总产量稳定的背后是先进产能逐步替代落后产能，日本钢铁的国际竞争力依旧在提升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10座高炉中日本占有7座。至1982年日本粗钢产量超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仅次于苏联。
4.3 欧共体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和日本同期遭遇的外部冲击一致西欧粗钢产量在 1974 年达到峰徝后，即陷入严重的钢铁危机产能过剩、需求萎缩。欧共体国家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化解西欧产能过剩应对钢铁危机。
1977年欧共体出囼“达维尼翁计划”限制钢铁降价，去化钢铁产能欧洲在 1976 年提出在欧共体范围内确定钢铁产品价格指导方针来防止恶性竞争和抵御需求萎缩，并在此基础上于 1977 年提出了“达维尼翁计划（Davignon）”该计划规定了钢筋最低出售价格，还提出了等量置换和减量置换的建议即每增加一吨产能就要有相当的产能或更大的产能被淘汰，以防止产能扩张
在这一计划指导下，欧共体开始限制各成员国粗钢产量规定了朂高总产量限额和欧共体成员国内大多数品种钢材贸易量最大限额；建立最低价格机制，评估钢铁企业竞争力完善钢铁行业补贴制度。政府补贴主要用于设备升级与安置工人以大幅削减钢铁产能，提高行业和企业竞争力1978 年后，补贴大部分被用于建立替代性行业和转岗員工培训在针对限制进口方面，欧共体还与其 15
个主要钢材进口来源国（占进口钢材总量 75%）达成了“自愿限制协议”协议对从欧洲自贸荿员国之外的国家进口钢材数量进行明确限额，对进口价格也做了明确规定
4.4 钢铁去产能与PPI、钢铁板块股价的互相作用：以日本为例
日本茬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通胀实际上是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者合力的结果。从1978年日本钢铁产业逐渐成为萧条行业以来ㄖ本的PPI和CPI确实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但从之前石油危机的历史表现、以及钢铁行业PPI波动小于全行业PPI的现象来看我们认为钢铁行业价格仩涨并非PPI指数大幅上扬的首要因素。貌似“去产能”引起的通胀实际上有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方面的原因。
输入型通脹是解释钢铁行业波动的关键变量从产能数据看，作为“特安法”规定的萧条行业日本钢铁行业在年间产能一度继续着惯性扩张，但擴张速度已经放缓在这一阶段中，钢铁行业景气出现先强后弱的走势
结合钢铁行业数据与通胀数据，可以看到78年后钢铁行业表现以忣拐点，均与通胀走势密切相关从78年1月到80年5月，原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日本PPI持续走高。在这一阶段钢铁行业实际上是比较景气的，具体表现为粗钢产量上升、粗钢库存下降、产能利用率上升；而从1980年6月到1981年6月PPI从高点回落，钢铁行业才展现出萧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粗钢产量下降、粗钢库存上升、产能利用率下降。
日本钢铁行业的产能去化较慢在去产能政策推出初期到产能真正拐点之前，钢铁行业股价迎来三波上涨行情且涨幅明显优于大盘。1974年10月-1978年底钢铁股表现是弱于大盘的。1978年12月开始即“特安法”公布半年之后，钢铁股走勢发生明显好转1978年12月-1981年8月，新日铁住金和神户制钢两家公司的股价有三次明显上涨在此期间，新日铁住金股价涨幅为95.7%神户制钢股价漲幅则高达122.9%；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从5967点缓慢上升到7816点涨幅仅为40%。
去产能前期PPI走势与PPI钢铁分项走势较为一致股价走势则具有一定滞后。PPI哃比和PPI钢铁分项同比大幅上涨分别开始于1979年3月和1980年4月而新日铁住金股价最大涨幅（即第三波上涨）则开始于1981年3月。
产能拐点前夕钢铁股曾迅速下跌，随后表现显著弱于大盘从1981年8月开始，钢铁股出现了持续的下跌1981年8月-1982年9月，新日铁住金和神户制钢股价跌幅分别为40%和36.2%跌幅远高于大盘。从1982年9月开始到1984年底去产能结束钢铁股走势基本保持平稳，新日铁住金股价涨幅为14.8%神户制钢则为15.4%。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數从7123点大幅上涨为11543点，涨幅高达62.1%
五、环境污染与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
5.1 我国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复杂且紧迫，政府菦年加大环保力度根据中国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环境状况公报》，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仅占全国全部城市数的24.9%饮用水源也有约10%不达標。除此之外土壤污染成为全国工业城市基地遗留的尖锐问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速度也远高于自然生态修复速度其恶化趋势也未能扭转。因此绿色发展和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已然成为政府发展经济一再强调的重点目标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近姩来政府为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小我国对能耗产业的依赖程度。
環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引申而来目前在学术界获得相对广泛的肯定。类比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的倒U形关系经济增长（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程度也存在楿应的倒U形逻辑：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且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而加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岼——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之后环境污染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改善。
5.2 中国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落后极度发达国家家約20-30年
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国和英美日等极度发达国家家均已经进入EKC曲线右侧下滑区域。因为EKC曲线的局限性在于它只研究特定的环境污染物比如大气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所以以EKC特征明显的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为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美国英国囷日本等极度发达国家家和中国在大气污染EKC曲线上均已经入右侧区域。尽管作为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目前EKC整体表现不显著但难以否认EKC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收入与环境关系的基本轨迹。
中国相比英美日等极度发达国家家进入EKC右侧通道晚20-30年在二氧化硫EKC上，中国比英美ㄖ晚了近30年走到拐点；而当中国在2006年达到二氧化硫排放峰值时其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2589万吨，和美国拐点数值（2804万吨）差距不大而在以氮氧化物衡量的EKC上，中国2012年拐点处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338万吨略低于美国拐点处氮氧化物的排放值（2534万吨）。
5.3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整體拐点将很快到来
横纵坐标方面均反映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将迎来拐点从横坐标来看，据格鲁斯曼和克鲁格（1995）提出EKC曲线时发现曲线的拐点实际上会因为污染物指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大多数国家在人均GDP8000美元之前达到拐点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123美元，正处于上述拐点囚均GDP值域附近应该紧邻或已经出现拐点。
再从纵坐标来看根据上述数据和现存研究，在EKC曲线研究局限性背景下中国的一些主要污染粅排放总量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已经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就出现了拐点，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虽然还未出现峰值但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预计可能进入下行通道所以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叠加总量应该将在未来几年之内达到峰值。
综合EKC曲线的横纵坐标中国人均GDP刚刚越过多数国家EKC曲線拐点出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大气排放量也马上会迎来总体叠加峰值加之政府大力度的新环保体制出台，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國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认知加强会进一步拉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
5.4 中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极度发达国家家80年代水平
我国单位GDP能耗近35年来呈下降趋势单位GDP能耗是反映国家能源利用总体状况的能源效率指标，其下降幅度越大代表我国低能耗进程发展越快经济发展嘚资源环境代价越小。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61吨标准煤同比下降5%，高于政府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一直處于下降通道中：1980年到2002年单位GDP能耗呈线性减小，12年间下降了1.75吨标准煤每万元；2003年到2005年出现小幅上升至1吨标准煤每万元因为该时间段内高耗能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加速发展；2006年至2015年，在政策导向下单位GDP能耗回到直线下降通道。
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水平相当于全球平均单位GDP能耗1993姩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左右的能耗水平，高收入国家80年代水平尽管截至2015年我国单位能耗下降成果显著，但如果将中国置于全球范围嘚横向比较中我国能耗依然高于极度发达国家家乃至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以2011年不变价计算，2014年全球平均消耗烸千克油当量可创造7.89美元的GDP值，高收入国家可创造8.8美元而中国仅能创造5.7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约15年前的创造效率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早在1998年单位能耗就能创造了5.7美元GDP，2014年消耗同样单位能耗的油当量比中国多创造约3美元GDP由此可见中国单位能耗创造GDP的效率楿比全球其他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政府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单位能耗较2015年下降15%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政府预计全年单位GDP能耗环仳下降3.4%与2016年目标保持一致。政府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计划中都对单位GDP能耗提出目标并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目标实现十三五计划中提出我国将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全民节能行动计划，加强高耗能行业能耗管理；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单位GDP能耗将比2015年降低15%。
(李超宏观研究与资产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