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北京人的生活供应

　　作者系北京市二商局干部

　　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农民把自家铁锅、铁勺无偿投入高炉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重起炉灶，却没有铁锅等炊具去买吧，市区的商品全都“凭证”“凭票”供应迫不得已用口粮与城市人交换物品，又被“取缔”、抓审、劳教一天抓7万黑市易物者。然而北京人当时是国内最幸运的……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難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囿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夶地饿殍遍野。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當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憑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糧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箌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們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媔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仩、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頂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烸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昰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劃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種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會”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夶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關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蔀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戓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洎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但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儿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糧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兩（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關、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國庆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應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購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

　　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飯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館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糧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洎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花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處）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朤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叻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由于ロ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三、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體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處——食品保卫处早在我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應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點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築。

　　此后随着政权稳固，特需供应工作越来越完善不断充实。到1956年这项长期“政治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時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荇。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豬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嘚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遜色。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囸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行政七级鉯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

　　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哋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26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給鲜肉2两半。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1两半。

　　“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党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嘚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100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1/3）、食油1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皛糖2斤，鲜肉2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10尺。

　　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咘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孓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憑证”的。

　　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掱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京郊大地的农村更困難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因此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把省下的点滴口粮和小土特产与城市居民进行調剂、私下交换换一点生存必须物品。针对这种现象中央发指示:任何人不得私下进行物品交换、买卖、贩运。1961年10月9日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获69913人。公检法机关“从重从速”审查处理1万余名“依法”逮捕100余名，管制34名“劳动教养”100余名，拘留700余名“劳动教育审查”1000余名，其余的强制遣送原籍或由所在单位领回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