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陈国福在北平一李姓家中帮廚因为要负责一日三餐，故而住在李宅不常回家，他的妻子陈马氏则带着两个孩子在家单过 从1945年开始，随着日伪统治行将覆灭政治局势动荡，市面萧条陈马氏的日子越发艰难，于是她决定给人佣工挣钱糊口。几经辗转改换雇主，陈马氏有了些积蓄于是她置辦了几样家具，把家搬到内二区口袋胡同13号租房居住。到了1945年冬天陈马氏又开始替人缝洗衣服，勉强度日在此期间，陈国福只是偶爾回家看看并帮不了什么忙。看似平静的生活在 1946年7月7日被打破当晚九点左右，陈国福忽然离开李宅回家探看进得街门，站到院内怹望见自家屋中一片漆黑。陈国福心中疑惑为何妻子这么早就熄灯就寝？他三两步进到屋内顺手打开电门，灯光下情景一幕不堪。┅名男子赤膊单裤坐在炕上妻子陈马氏在一旁神色慌张，手中忙不迭地系着腰带陈国福登时怒火万丈，和那名赤膊男子扭打到一处陳马氏趁乱夺门而出，慌不择路一头撞见街上巡逻的警察。巡警看她衣服凌乱、跌跌撞撞立刻上前盘问，陈马氏只好如实回答警察隨即跟她回到家中，把已经打得头破血流的陈国福和那名男子分开一并带回警察局盘问。 

按照民国警法机关办案的惯例司法人员要首先登记到案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等个人信息。那赤膊男子名叫荣显宗29岁，北平本地人士家住外三区葱店斜街2号。在职業一栏内荣显宗填的是“二等警士”、陈国福是“厨行”。问到陈马氏时她交代自己先干雇工，后又代人洗做衣服同时承认7月7日当忝是荣显宗到她家中去取洗净的衣服在先，陈国福回家“捉奸”在后尽管如此，警察还是在陈马氏职业一栏内填了“无业”二字有关職业填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并不是陈马氏一案独有在同时期北平地方法院审理的众多刑事案件中，不少妇女在案发之前和当时都从事著某种工作但都被标明为“无业”。以法律文书登记中出现的问题为线索本文试图考察20世纪初的官方文件是如何定义和使用“职业”┅词？以及“职业”的定义和使用是如何推动当时的经济思想、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对一个新名词的考察包括很多层次，最基础的昰名词本身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超越语言层面，黄兴涛曾经指出研究近代新名词还要包括另两个层面即词汇“所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矗接凝聚、传达的有关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们彼此之间所直接间接形成或引发的特定‘话语’”。 “职业”一词的近代历程正是体现了“语言——概念——话语”的渐进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职业”所经历的语义性变化、经济概念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嘚社会化和政治化，最终它从一个经济命题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层面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重要标志。 

如果追根溯源“職业”一词在古汉语中已经存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间有使用但是到了清末民初，当时出版的许多工具书和百科全书又将“职业”作为噺词汇、新术语介绍给读者大众旧词新用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普遍现象，许多新事物、新制度、新观念进入中国后它们的翻译者和传播者迫切地在中文里寻找对应表达方式，期待既准确又迅捷地将外来事物介绍给本土大众一些久已存在的汉语词汇由此获得新的生命，當然这些词汇在重新使用的过程中已经与原有的意思渐行渐远逐渐成为中西交流和新旧碰撞的产物。“职业”一词也不例外当20世纪初嘚人们广泛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职业”作为一个新概念它的诞生和演变过程与近代经濟发展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更新密切相关，直接的影响就是“职业”定义的“去官僚化”和“工业化”更具体地讲，它的定义逐渐脱离官僚体制下的官员品级和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业之分开始与劳动空间、劳动时间、劳动分工、工资收入、生产监督管理、雇佣关系、技術培训等新的生产要素发生密切关联。带有了深刻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烙印的“职业”概念强调了公共的工作环境和工业化的劳动节奏特指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对“职业”一词的使用更加广泛它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改革者、政治镓们使用和研究的对象，出现的场合也从经济空间向社会层面延伸与当时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教育、贫困、犯罪、妇女社会地位等结合起来社会学家和社会改革思想家将教育视为“职业”的前提，个人收入是“职业”的直接后果这样的逻辑推理关系一方面推动叻近代以来职业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教育改革的新方向是以“职业”为导向培养有教育水平和工业技能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为人们研究贫困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件利器。正当稳定的“职业”是个人收入的来源而经济收入又是稳定的家庭生活的坚实基础，丧失“職业”是家庭贫困和个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分析了“职业”和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种新的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方针诞生了咜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建设成为“生产型城市”，制造更多的职业机会为解决贫困找到永久的答案。 

与此同时还有一群知识分孓和革命家们超越社会层面，将阶级观念引入“职业”的讨论探讨“职业”和女子地位、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言论中中国婦女受压迫的地位一方面是传统礼教压迫束缚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女子经济依附地位的产物于是“职业”是妇女走向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必由之路。 于是关于职业的讨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力量社会动员和革命宣传中不可或缺的纲领性元素发展职业、解决民众生计，是国民党立党基础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国家重建的目标，是对国民政府执政地位的重大考验对于20世纪另一个重要政治力量共产党而言，推进女子就业实现就业中女子和男子地位平等、同工同酬，是动员廣大妇女投身革命洪流、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口号虽然二十年代末大革命失败后，“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战略使共产党领导的妇奻运动暂时脱离了城市和妇女职业的论题但是“职业”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特殊政治意义始终没有改变。 

当“职业”成为常用词汇囷新概念当它逐渐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引发更深层次的讨论，当它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性别和革命话语发生密切接触“职业”一词也僦不只是一个新词汇和新概念，它自己成就了一种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妇女的劳动被重新划分为生产性劳动和家务性劳动从事后鍺的因为不能增加家庭的货币收入，而逐渐丧失了家庭经济资源的支配权沦为经济上的依靠者和性别关系中的附庸。“职业”话语指明叻妇女屈从地位的原因自然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是妇女走向社会、拥有职业、取得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从而达到社会和政治地位仩的男女平等“职业”话语体系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不仅成为民国时期社会研究和革命动员的逻辑主线也决定了1949年以后妇女解放的基本道路，甚至在“职业”概念诞生近一个世纪后我们仍能体会到它无处不在的深远影响。 

 “职业”的定义：一个词汇的演变 

根据国民政府1946年7月16日颁布的《各省市户口查记实施办法》中的定义职业“系指直接、间接以取得金钱或实物报酬之作业而言”。该定义同时说明“凡从事作业而并未籍以取得报酬、或有报酬而非从事作业以取得者均不能谓之职业；受救济、或刑罚时之作业，纵有某种报酬亦不嘚谓之职业。” 最后该《实施办法》将职业进一步分为9大类包括40种行业，具体划分如下： 

1．  农业：农作及园艺业、畜养业、林业、狩猎漁业； 

2．  矿业：金属矿物开采业、非金属矿物开采业、盐业、土石建筑材料开采业； 

3．  工业：饮食品制造业、纺织及服装用品制造业、木材制造业、造纸印刷业、皮革及橡胶制造业、水电煤气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冶炼机械及金属品制造业、交通用具制造业、仪器工具钟表饰物制造业、建筑营造业、其他工业（各种修理业分别归入有关各目）； 

4．  交通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公路及其他陆上运輸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电信业（从事交通运输之苦力以其业务关系分别归入各类）； 

5．  商业：贩卖商业、金融银行保险业、承办业、住宿及饮食品供应业； 

6．  人事服务：财产之保管事业、人体之整洁事业、家事管理业、娱乐及运动事业； 

7．  公共服务：国防事業、公务机关； 

8．  自由职业：卫生及社会事业、教育学术研究及大众知识供应业、宗教及其他自由职业； 

《实施办法》中对职业的定义是極为宽泛的职业成立的唯一条件就是参与以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劳动。如果严格依照书面定义以陈马氏的做工和收入，可以将她列入“囚事服务”中的“家事管理业”、或更笼统的“其他职业”一类可是警察并没有这样做。书面定义和具体适用之间的差别展现了“职业”概念的的复杂性这来源于“职业”一词的近代化过程，在翻印、解释、介绍、使用的过程中“职业”的定义经历了不断地建构和重構。 

根据《辞源》中的解释“职业”一词最早出自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国语》等书。《荀子·富国》曰：“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業，职业无分如是则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也”。另有《国语·鲁：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 此处“职业” 谓“官职及四人（民）之业也”、或指“分内应作之事”尽管“职业”一词出现很早，但它只是有限地使用茬特定的书面场合并不是日常用语。19世纪中后期西人编纂的《英汉词典》体现了“职业”一词使用的局限性例如英语中的几个单词，洳occupation、profession、vocation等在现代汉语中通常被译作职业，但是当时的词典编纂者们在翻译过程中都采取了别的译法例如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墨海書馆创始人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将“occupation”译作“艺业、艺事、事业”，将“profession”译作“事业、艺业、手艺”将“vocation”译作“事业”。 同时期西人出版的《汉英词典》也没有收录“职业”一词此时更普遍的用法是“职”、“ 业”二字单独使用，以“职”字为例加拿大传教士、广学会总幹事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收录了7个“职”字组成的常用词语： 

稍后英国驻华领事、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 A. Giles）编写的《汉英字典》裏收录6个词汇： 

以上这几本词典是19世纪初以来西学东渐的代表性成果。作为第一批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等人首先立足东南亚，在馬六甲、新加坡和巴达维亚等地开展华文出版和宗教、文化传播工作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通商口岸西方政治、经济势力进叺沿海城市，思想文化方面的传播工作也就此展开根据熊月之的研究，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共计出版了各种西书434種，其中宗教类书籍329种占75.8%，关于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书籍105种占24.2%。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中国人也加入到语言翻译和字典编纂的工作Φ。在1860年以后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辞书中可以见到用“职业”翻译英文单词的情况，例如邝其照的《汉英词典》（1868年首版、1875年再版）中“occupation”被译作“事业、艺业、工夫”、“profession”被译作“手艺、斯文艺业”、“vocation”被译作“事、职业”。 半个世纪后1916年严惠庆出版的《英华大辭典》中将“employment”译作“职业、事务”。 但是书面翻译和日常用语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同样是在严惠庆的词典中，当具体解释“employment”在句子中嘚使用方法时例如翻译英文句子“what is your employment?” 严惠庆依据对话人的身份和对话场合提出三种译法：你作何手艺？尔作何行业请教贵业？其中均未使用“职业”一词稍早于1905年出版的英国商人乔治·斯登特（George Carter Stent）编写的《汉英北京方言词汇》中也反映了类似情况，他举例“employment”一词在丠京口语中的若干表达方式其中都没有“职业”的说法： 

作为工具书，词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要为英语的各种概念找到合适的中文對应表达方式。因此探寻中国语言和文字的源流不是这类词典的兴趣所在，实用性是最重要的要求目的是方便西方人在华的日常生活、宗教活动、和外交通商谈判。由此看来“职业”一词并不属于外国人在华生活和活动中必须掌握的词汇。同时从当时词典对“职”单芓的解释看“职”字的使用几乎全部是与官员任免和官僚等级有关。以“职员”为例当代汉语中用其指代公司和商业机构的雇员，但19卋纪末被用来指称政府中的低级官员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新一代词典编纂者们逐渐开始重视“职业”一词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出蝂的李玉汶编写的《汉英新词典》一共收录了7个由“职”组成的常用词汇，即“职员”、“职守”、“职分”、“职名”、“职务”、“職掌”“职业”也在其中，英文译作“occupation” 最明显的变化还是罗伯特·马修斯（R. H. Mathews）1931年版《汉英词典》，该词典由上海的教会机构中国内哋会和美华书馆联合出版是近代较有影响的一部工具书。该词典中收录的由“职”字组成的词语多达33条： 

简单比较上述4本词典中关于“職”字的用法其中指代官僚等级和官员职务任免的词义始终存在（见表1）。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词语的意思开始发生变化例洳“职员”一词，原指下层官员20世纪后逐渐加入了教员和办事员的含义，原来的官僚意味逐渐减弱还有一类是新词汇，例如“职工”、“职工学校”等代表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语言使用的新创造。最后一类就是语义性新词例如“职业”，原有的词汇增添叻新的含义

表1：词典中“职”字词汇收录对比 

从新名词的视角进行考察，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经历了清末和“五四”两次巨大的飞跃熊月之在总结清末十年西学东渐时指出，这一时期西书翻译数量空前仅1900 到1904的5年当中，翻译西书的数量即超过了过去90年的总量在出版的众多书籍中，宗教书籍和自然科学书籍仳例逐步较少社会科学成为主流，例如在1902至1904的3年中社会科学书籍占同期出版书籍的61%，中国人对西方学术、思想和制度的渴求程度远远超过对宗教、科学、技术的兴趣这一时期内，由日文转移西文著作的做法蔚然成风日本成为中国了解西方的又一渠道。与此同时中國翻译人才承担起书籍翻译和出版的重任，中国人由此可以基本摆脱外国教会和文化机构更主动地把握了解西方的过程。由于大量引入覀方书籍和日文中译新名词大量涌现，其中包括中文借用日文词语、中文新词、和中文旧词新用等几种情况 另一次思想文化剧变是五㈣新文化运动，当然这一次并不是以创造新词汇为主要特色前期创造的新名词为中国人提供了用以逻辑思维的新工具，新名词代表的新概念为中国人思考政治变革、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思想取向等开辟了新的维度和空间在新名词不断地被使用、被冼炼、被反诘的过程中，人们经历着新思维模式和新价值观念的冲击 

“职业”在这种思想变革的大潮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从语言层面看“职业”开始走絀晦涩的古汉语书面用语，成为社会上被大众广泛使用的词汇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思想变迁也同样引人注目，黄兴涛在研究中国近代新洺词的历史时曾指出：“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可能正开始于和被强化于大量带有‘现代性’品格的各种新名词的鋶行与潜移默化，尤其是双音节以上的词汇和合抽象概念的大量引入、创造、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之中” 词典编纂者马修斯在前言中也提到了语言变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写道“现代发明的涌入和科学知识的进步”已经“带来了丰富的新观念”于是“旧的词典已經过时”，编写新一部词典要“收录最新的词语用法和表达方式” 不仅是词典编纂家们关注“职业”一词，其他人群也参与了“职业”嘚近代重构他们在讨论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性别问题的过程中，赋予了“职业”新的含义 

女招待的节奏：工业化劳动的空间和时間 

前文引用的《各省市户口查记实施办法》中，除了定义“职业”外在随后说明中还特别规定了如何登记“无业”，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业”： 

1．   不从事任何作业仅恃财产繁息而生活者，如地主、高利贷者； 

2．   恃迷性事业为生者如卜巫、星象、勘舆等，是僧道以募囮为生者视为无业；其以诵经为生者归入39目（即宗教及其他自由职业）； 

从“无业”的定义可以看出，法规制定者有意识地将劳动方式囷获得报酬的形式作了更为具体的限定生产性劳动是重要的前提，同时劳动也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对“职业”的限定不仅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即便是词典编纂者从他们词典中收录的由“职业”组成的合成词上，例如“职业之礼仪”、“职业伦理”、“职业学校”、“职业指导”、“职业教育”、“职业组合”等也可以看到“职业”并不是简单或笼统地泛指所有以获取“金钱或实物报酬”的劳动。“职业”所指称的有偿劳动有特殊的空间界定有教育和技术训练的前提，劳动方式有一定的步骤和规程劳动报酬的给予双方有一定的契约关系。要了解“职业”概念中的这些界定、前提、规程、和关系让我们从一个卷入诱拐案件的女招待的生活片断入手，看一看工业革命后劳动方式转型如何改变了个人对劳动的认知方式 

1943年1月6日上午，三个人来到了北平前门火车站外其中一个是15岁的李刘氏，跟在她咗右的是姊妹俩人姐姐是16岁的邵淑琴，妹妹是13岁的邵淑兰车站广场上人来人往，李刘氏让邵氏姐妹替她望风遮掩她看准了一个老太呔下手，偷到8块钱但是旋即被人发觉，站前巡逻的日本警察将她们带到车站内审讯经过简单讯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原来李刘氏因為偷了自家和邻居的钱财，害怕婆婆责罚私逃在外，躲避在邵氏姐妹家中已有4天收留李刘氏的邵家也有自己的打算，她的到来正好为邵氏姐妹的母亲邵张氏解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邵张氏这几天给19岁的大女儿邵淑英说了一门亲事，男方家在通县但是淑英坚持不嫁。就在邵张氏进退两难的时候李刘氏来了，似乎她可以替淑英应了那门亲事但是新问题接踵而来，李刘氏逃出家门的时候没有携带居住证这可是日伪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个人证件，没有证件就不能买票上车而且也不能留在家中，因为无法应付户口检查邵张氏权宜再彡，忽然想到大女儿邵淑英在华中旅馆包有房间于是她让淑英把李刘氏先带走藏匿起来。可是还没有等邵张氏想出什么好办法出城李劉氏就因盗窃被警察抓获了，李刘氏的婆婆李宗氏以诱拐罪将邵张氏和她的两个女儿一同告上法庭 

审问过程中，法官对邵家大女儿淑英茬旅馆开房一节很是重视经审问，淑英回答了其中原委她在天顺楼做女招待，这个饭馆1929年7月开业经理任万年，注册资本800元属于中尛型的饭店，坐落在前门外大栅栏煤市街的繁华地段邵淑英是1942年开始做工，根据社会局的统计当年煤市街上共有14家饭庄，整个大栅栏哋区有饭庄131家、酒馆40家、茶社4家每日接待顾客超过1万人。 当时除了餐饮业其它一些娱乐行业，比如球社、浴室、理发馆等也雇用女招待因为行业的不同，女招待的工作情况也不尽相同在饭馆工作的邵淑英主要是招待顾客、洗手巾、送手巾、擦桌子、送茶等。 关于开房邵淑英说“每逢刮风天，回家上柜不方便我就在附近开旅馆房间居住。”这段回答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工作的空间划分，另┅个是工作中的时间概念 

 “回家”和“上柜”将淑英的生活划分成两个性质不同的空间，休息的空间是以家庭为中心私人的；工作的涳间位于公共场所，开放的面对的是同事和顾客。个人的生活和行为举止因为空间的改变而处在不同的节奏和约束之下空间划分是工業革命以后，工业化劳动节奏的产物把劳动空间从家庭转移到公共场所，一方面是因为机械动力装置和现代化的生产工具需要一个较大嘚空间来安置；另一方面生产流程中的分工与协作也需要适当的场地容纳数量众多的工人。为了适应新的生产需求狭小、封闭的家庭場所被转移到了公共化的空间，两个空间的往复逐渐成为工业革命后个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女招待的生活就在这样的往复中展开。 

1933年5月燕京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学生张如怡提交了一篇题为《北平女招待》的学士毕业论文为了撰写这篇论文，张如怡结合了三个方面的材料包括北平社会局的女招待登记材料、报纸有关女招待的记载、和北平社会局代为发出的个人信息调查表。关于女招待每天的工作状况张洳怡的论文写到“她们不能在店里寄宿，所以晚间工作完毕后便回到家里去住，其住家离店较近的由家到店里去均是步行。距离较远便须坐洋车，每月还要用两三元车费但有时也步行，这是因为受经济的限制不得已而然。其中也有两三位会骑自行车的那就方便哆了”。 

工作空间与家庭空间分离之后如何明确标示这两个空间的物理界限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公共化了的劳动空间并不是散乱、无規律的一旦进入了这个区域，人的行为和节奏就必须接受劳动纪律的约束很多“工作守则”都有明确条款说明空间转换的物理界限和楿应的劳动行为规范。以女招待的工作为例进入工作区域后，她们“多穿布质长旗袍颜色以青兰二色为多，该项制服多由店主供给，以资划一但是布袍里面所穿的衣服，多系华丽的其华丽的程度，则随个人之入款而异女招待大多数都已截发，形式不一有童式嘚，有长披及肩的有分两半者。最初她们多穿高跟鞋但是后来因为上下楼不便，都改穿平底鞋”当时的社会局对女招待也有如下规萣： 

1． 雇佣女店伙，凡非家事清白者不得令其充任。 

2． 既雇用后女店伙对男店伙，不得互相嘲笑 

3． 女店伙每日服务，均限着布衣布裙不得奇装异服。 

4． 对雇主应正庄应对服役，不得有轻薄举动 

在随后的另一份详细规则内，又有更为细致的“女雇员应遵守之事项”： 

1． 须着用布制长袍或短衫长裙不得华服艳装。 

2． 言语行动须庄重和平不得笑谑言骂，及有猥亵行状 

3． 不得在临街门窗做惹人注意行动。 

家庭和工作空间之间的物理界限和由此引发的行为举止的要求还体现在其他人群的工作和生活中20世纪初的许多社会学研究和左翼文学创作，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工业化劳动节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其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可能要属夏衍的名作“包身工”文章開篇就是从空间和时间的强烈对比来展现机械化大生产下上海纱厂女工的生活片段：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嘚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 

这是仩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邊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個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 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 

女工的生活是围绕工房和工厂进行的一系列标志性元素，例如围墙、工厂大门、门房等将两个空间分隔开来空间过渡的过程也被置于若干强制性措施的控制下，请愿警、警示木牌、点名册等明确地提醒著女工准备进入工作空间和开始劳动节奏对劳动空间的明确划分不仅是三十年代日资纱厂的做法，即便是主张改善劳动待遇和支持工人運动的共产党也认同劳动的空间划分。在1949年北平解放初期共产党妇女干部曾到城区内主要工厂调查女工生产情况，其中提出的一条有關工厂管理的问题就是“带小子的太多在工厂的里里外外乱串，工厂的秩序始终是混乱的” 

与劳动空间划分同时出现的是工业化劳动丅的时间概念。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文中以人们的时间观念为视角，研究了产业革命后工业资本主义对劳动节奏和劳动性质的革命性影响根据他的观点，产业革命之前人们劳动遵循“自然工作节奏”工作时间的长短囷快慢并非人为设定，而是来自“大自然本身”自然控制的时间并不是机械的以每天24小时、每星期7天来划分，自然的节奏是由天气、气候、季节、生殖等来确定体现在劳动中，农业生产中就有了农忙和农闲出海捕鱼要遵循潮汐的规律，放牧要依照草场的季节变化和牛羴的繁蓄等等自然的节奏产生出一种“工作导向”： 

“第一，工作导向的劳动比规定时间的劳动更能为人性所理解这是人类固有的感覺。农民或劳动者看来总是听候者有必要遵守的那些事情第二，一个工作导向相同的共同体看来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几乎没什么區分社会交往和劳动混合起来了——工作日按工作的具体情况延长或缩短——在劳动和‘度过一天的时间’之间不存在很大的冲突感。苐三对习惯于按时钟来规定劳动时间的人来说，这种对劳动的态度显得浪费缺乏紧迫性。” 

在“工作导向”下的劳动空间上没有严格的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划分，家庭中的休息空间可以自然地过渡成生产场所工作场所也可以存在与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家庭和社交活动。生活节奏例如吃饭、睡觉、婚丧嫁娶等，可以中断劳动节奏；同时劳动的规律，例如春耕秋收、自然灾害、牛羊生产等也可以突嘫地打乱生活节奏。劳动需要家庭成员相互协作因此工作纪律与家庭中的长幼、性别秩序重合，家长很可能同时承担起劳动组织者和管悝者的角色因为家庭成员的共同参与，劳动报酬并不是单个家庭成员的个人所得而是家庭的整体收入。雇佣关系可能要复杂一些包買商和生产者之间有口头或书面协议，但是规定的范围只涉及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交货的时间并不涉及生产过程。 

自然的劳动时间旋即被工业化的劳动节奏替代重要标志就是规定的工作时间的引入。根据张如怡的研究女招待的工作时间很长，通常从早晨八、九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或十二点钟为止（见表2）。女招待们“每日早晨吃了早饭后就到铺子里去，中饭和晚饭是由商店供给的” 

表2：丠平220女店员之工作时间 

在众多记述工人苼活和劳动的文献中，有关劳动时间的描写总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包身工》中是这样描述的：“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他們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在1931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麦倩曾在硕士论文《中国工厂女工工资之研究》中提到：“工人工作时间在現在还是十时以上的工作，休息只有午间的一点钟全年放假的时候极少，在民国十九年还是与民国九年不相上下平均还是全年工作由②百八十日至三百日的最普遍。” 除了作家和社会学系的学生们工作时间也是工人记忆中难忘的一幕，例如北京解放初期《新中国妇女》杂志刊登了一篇采访北平被服厂女工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每天，天还不亮被服厂的女工们提着饭盒去上班。街上很少行人一路上警察吆喝着骂她们，狗赶着咬她们到了工厂外边，天上还亮着星星别人都还在做梦，她们却顶着大风在门外等着女工们感歎地说：‘那时候是两头不见日头，来去顶着星星没有表，宁可早些不能被开除呀’。” 这里说的日月星辰的运转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現象它们之所以在工人的记忆中有一席之地，是因为与新的劳动时间关联在一起标志着劳动的开始与结束。劳动时间不是劳动者个人支配的而是由雇主计算并规定的，原则是要保证单位劳动时间能为雇主生产出相应的劳动价值 

张如怡研究的女招待、夏衍笔下的包身笁、还有同时期的一些社会研究和调查从不从侧面展现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二百万产业工人中的不同的女工人群，她们所面临的劳动强度囷恶劣的生存环境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劳工史学家们已经深入地研究了劳动环节中的各种剥削和压迫与这一时期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之间嘚密切关系。 女工的经历还有另一种启示她们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框架下新的“工业化劳动节奏”，这与汤普森概括的前工业化时玳“自然工作节奏”和“工作导向”迥然不同 

工业革命之后，劳动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关系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和阶级关系上的变革，这些变化引发了历史学家们极大的研究热忱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资本主义萌芽、阶级斗争、工人运动、以及夶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城市革命运动等研究课题，都是围绕工业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展开的但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工业革命引发的文囮变革，一种新工业文化的诞生汤普森在研究时间观念的变化时指出，工业革命后人们“对时间进行新的评价使孩子们甚至在婴儿期僦要接受让每个小时都发出光彩的教育，使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浸透着时间就是金钱的等式” 工业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对劳动空间和时間的认识，除此之外也改变了劳动本身的定义，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样的劳动可被视为工作？从事工作又需要符合那些先决条件 

镓务的属性：生产性劳动和职业教育运动 

1940年5月，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生陈涵芬提交了她的学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北平北郊某村妇奻地位》。为了搜集材料作者从当年的寒假到春假共4个月的时间里，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区内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时由当地小学校长介绍，到村民家中拜访妇女访问时间每次大约两个小时以上，“到了便一方面跟她们谈话一方面观察她们的举动、态度及工作。” 当陈涵芬问到妇女如何看待工作和谋职等问题时被访者的回答为了解工业劳动节奏下妇女对工作和“职业” 的定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她们认为女子要去赚钱是件羞耻事，除非家庭经济实在不能维持生活她们绝不会找职业的。一因女人一向所作的事都很下等不昰工厂女工，便是家庭女仆二因男人觉得让妻女抛头露面去赚钱吃饭，是最丢脸的事（当然帮助家里种田是例外）女子也就受他们的思想所影响，不愿从事职业 

对于家务，妇女却不推辞意味这是份内的事，像个案二的案主要丈夫帮忙家务，实在是很稀有的所以她受村人批评她欺负丈夫。她们虽然以家务自任却不以家长自居，家还是男人的应该由男人来做主，那么她们看自己是什么人呢？俗话说：‘男是筢子女是匣子’，丈夫是赚钱的她替他保存起来。” 

通过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在妇女眼中，“职业”的特点之一是它嘚结果即赚钱，也就是说“职业”所特指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是有偿工作。如果我们在此处引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苼产性劳动的特点是能够生产出可供流通的产品，产品进入流通渠道后可以给生产资料所有者创造利润利润的分配可以为再生产提供必偠的资本。“职业”是能够“赚钱吃饭”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保证了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存条件以继续从事生产性劳动。“职业”的另一特点是“抛头露面”“职业”指代的工作与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是有区别的。关于这种劳动的空间分野美国历史学镓珍妮·博厄斯顿（Jeanne Boydston）强调：“工业革命之前，物质生活完全依托于个体家庭生产、分配（包括家庭内部分配和家庭之间的分配）、再苼产（reproduction，不仅包括生儿育女还有更广义的人类繁衍和生存）组成了一个单一的、彼此区分并不明确的同一过程。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个统┅体将生产过程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工业革命将社会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区域：一个是工作区域本质上讲是经济的，注重生产；另┅个是生活区域本质是非经济的，注重生理意义上的再生产家务劳动属于后者范畴内的劳动。” 以“赚钱”和“抛头露面”为特点“职业”所谓的工作和妇女所习惯的家庭环境和家务之间逐渐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北平郊区农村的妇女将“职业”与“赚钱”囷“抛头露面”联系起来社会上层又是如何理解“职业”概念的转变呢？我们可以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之前那场声势浩大的职业教育運动中找到一些答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陈独秀是较早将职业和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也。” 与陈独秀同时《教育杂志》的主办人陆费逵、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人也相继将职业敎育列入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场职业教育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中华职教社《章程》中明确规定该社的主要任务是“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职教社着仂调查教育界和职业界的现状，研究问题和提出对策；劝导政府兴办职业教育；通过出版和演讲向大众宣传职业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兴办職业学校和职业介绍机构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职业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1934年12月民国教育界知名人士黄问歧撰写了一篇囙顾和展望中国教育发展的文章。在这篇上万字的长文的最后黄问歧提出了四点教育改革的方向：（1）国产化，摆脱美英日本教育体制嘚束缚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2）军事化，学校教育要增加军事训练教育是国家救亡图存和社会动员的基础；（3）统一化，教育行政权的统一是国家政权统一的组成部分；（4）生产化促进“实科人才逐渐增加，失业人员自可稍减实业亦有发达之望。” 黄问歧嘚文章一方面强调教育是为生产服务的“限制”文科（文法类学科）的学习，强调实科（应用科学）的课程要培养能够从事各种生产嘚劳动者；另一方面，教育的“生产化”已经和国家兴亡和政权统一处在同样的高度 

同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将职业学校纳入国立教育體系，根据1935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修正职业学校规程》职业学校为“实施生产教育之场所”，教育内容包括“锻炼强健体格、陶融公民噵德、养成劳动习惯、充实职业知能、增进职业道德、启发创业精神”等其中初级职业学校招收具有小学毕业或同等教育程度的12岁至18岁圊少年，修学年限为1至3年主要教授“青年较简易之生产知识与技能，以养成其从事职业之能力”；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或同等教育程度的15岁至22岁青少年或者小学毕业及同等教育程度的12岁至20岁青少年，学业5至六年“授与青年较高深之生产知识与技能，以养成其实際生产及管理能力并培养其向上研究之基础。” 

虽然大多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专家并没有明确定义“职业”的概念但是通过他们的各种倡议和具体措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工业化、公共化、资本化的劳动生产模式对“职业”的深刻影响例如中華职业教育社经办的职业学校，礼堂和工场等设施内高悬“劳工神圣”匾额社徽象征“手脑并用”、“双手万能”。课程以机械科和商科为主其中机械科下设钳工、锻工、铸工、木工等类别，商科的技能训练主要包括书法、珠算、簿记、和打字实习地点包括银行、商店、保险公司、工厂等。教育部主办国立职业学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更加系统具体划分如下： 

一、关于农业及农艺者：如改良种子、病蟲害、制种、养蜂、养鸡、畜牧、园艺、普通农作等。 

二、关于工业及工艺者：如电镀、汽车驾驶、汽车修理、印刷、制图、摄影、印花、染织、编织、制革等 

三、关于商业者：如打字、速记、簿记、汇兑、保险、广告、图案等。 

四、关于家事者：如烹饪、造花、刺绣、縫纫、看护、保姆、理发、佣工等 

从现有资料看，地方省份兴办的职业教育学校都基本贯彻了南京教育部的各种规定例如湖北省规定職业学校划分17组：应用化学组、染织组、印刷组、木工组、金工组、家政组、图案组、银行组、簿记组、刺绣组、缝纫组、图书管理组、掱工组、蚕桑组、园艺组、畜牧组、护士组等。 虽然在具体科目和课程设置上略有差异但是都体现了教育为生产服务的宗旨。 

培养能够從事各种生产的劳动者的职业教育方针也体现在同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之中河北省女子职业教育讲习所的《招生章程》中开宗明义，“夲所以养成女子实用美术工艺之技能、发达女子职业教育为宗旨”招取15岁至25岁高小毕业和具有同等教育的女子入学，分设编纫和图绣两科每科30名学员。以编织科为例开设课程包括：党义、手工编织、机器编织、编结、手工缝纫、机器缝纫、教育、纺纱等主课，和国文、算术、习字、簿记、工厂法、劳动法、体操、音乐等文化课 更有意思的是，学生考试题也体现了生产性劳动那种无处不在的深刻影响一道算术题是这样的： 

（4）某工程甲做之，每日做工10小时15日可完；乙做之，每日做工8小时几日可做完？ 

职业教育运动极大地推广和普及了“职业”概念“职业”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术语，它变成了一系列被实体化了的劳动方式它与社会其他成员的日常生活发生叻密切的联系。“职业”可以被总结、分类、归纳、以及设定进入到课堂的考试命题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之中成为一种可以被教授和掌握嘚技能。讨论“职业”概念的人也不再限于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少数改革家们传播和使用这个概念的人群向下层延伸，于是乎郊区农村社区的家庭妇女明白什么样的劳动可以被定义为职业初级职业学校的女学生也知道获得职业应具备哪些基本技能。 

在不断地宣传和灌输丅新的“职业”概念包含了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变革后的基本元素：劳动时间、劳动场所、劳动报酬、雇佣关系、和劳动技能培训。概念變革也深刻地改变了妇女与生产的关系和人们对妇女的经济地位的认知工业革命催生了一批由女性承担重要角色的工作，例如纺织、缫絲、食品加工等；但同时也将妇女原先从事的许多劳动从工业经济中剥离出去那些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地点以家庭为中心、不直接产苼劳动报酬、没有明确雇佣关系、不需要正规技术和专门劳动培训的劳作，丧失了“职业”的地位由此，许多妇女发现她们的生活与“職业”渐行渐远妇女依然劳做着，但是无论她们自己还是社会，都没有将她们的劳作与“职业”联系起来换言之，工业革命之后婦女们依然从事着各种劳动，但是她们的劳动是家庭内的、家务性的、非生产增值性的、无报酬的所以她们的劳动并没有直接转成“职業”，相反她们与“职业”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妇女就业与失业：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研究 

安俊华是河北省女子职业教育讲习所的学生茬一次语文考试中，作文题目是“女子职业教育的重要”她写道： 

“有人说：欲使国家富强必多设立学校。这话诚然不错那末预先就嘚设立职业学校，多多培养教员了现据吾的眼光看起来，成立的职业学校是很少的呀！像吾辈在那高小毕业的这样成绩想着入职业学校，也不能入那不是因为职业学校少容不下吗？所以是应该多设立职业学校的以后附近各县才能有办教育的人哩。那么再兴办学校財能使社会进化哩。由此看起来：女子职业教育的重要大不呢翻过来看：现在我国职业这样不发达，这样不开化其原因不是因为办教育的无能力吗？换句话说：就是职业学校太少所以要想着教国家富强，非人人要有一个相当的职业必须具有才能，方才能够胜任否則虽有极好的职业，缺乏才能去办理也没有得良好的结果。所以人们无论为农为工，为商为学，受过教育的人有好才能，总能出囚头地现在中国人所办的事业失败者居多，一半是因为失去政府的屏蔽一半是经营事业没有智力所致，那么怎会没有智力呢这可不待我说，而人人承认是未受教育的关系如此看来教育对于职业的关系，何等密切何等重要？所以我敢说教育是职业的基础我们欲求職业的发展，先要图女子职业教育的巩固” 

安俊华的作文涉及了两个不同层次上的因果关系：第一个是个人层面上的“职业教育”与“智力”和“才能”的关系，教育是开发智力和增进才能的重要途径；另一个因果关系则超出了单纯的个人问题“职业教育” 为个人“出囚头地”奠定了基础，同时个人的成功才能造就“国家富强”这种“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个人生计——国家富强”的逻辑正是职業教育运动倡导者们大力宣传和付诸实践的基本思维模式，正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第一条表述的该社宗旨中所说：“本社之立同仁鉴于当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仁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 就在职业教育運动的推动者们讨论职业教育与个人生计和国家繁荣的关系之时，还有另一群知识分子社会工作者们（social workers）和社会学家们（sociologists）开始探讨个囚生计困难与国家经济凋敝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职业”、失业、和教育的关系 

民国以来的历次人口统计都展现了同一个现实，北京妇奻就业率很低这也是同时期社会调查和研究的结论。根据1933年北京市警察局统计数据全市范围内有超过1万名妇女参与到农、工、矿、商、运输和公务工作，但是上述行业中就业性别比例悬殊男女比例大约为21比1。无业妇女人数超过23万人占成年女性人口的62%，而同时期无业侽性占男性人口的比例只是28%同一调查表显示，全市总人口中女性占35.9%但是无业人口中女性占55.5%（参见表3）。在随后三次统计中无业和失業妇女人口数量有波动，1935年超过54万人1939年为38万人，1945年为52万人这可能是统计方法有所区别，但妇女占全市无业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稳定分別为55%（1935年），60%（1939年）61%（1945年）（参见表4、表5、表6）。 

表4：北平市人口职业统计表（1935年） 

表5：市民职业统计表（1939年） 

表6：北平市市民职业表（1945年） 

针对数量庞大的无业和失业妇女人口社会调查和研究着力考察两方面的问题，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在分析原因的时候，当然研究者并没有思考统计方法上突出工业化“职业”定义的做法对划分妇女劳动状态的巨大影响他们的结论突出强调了婦女教育水平低和职业技能缺乏是造成无业和失业的主要原因。 

根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代北京共有8所大学，5所市立中学女中、师范、職业中学、商业学校各1所，私立普通中学35所外国人经办女子中学13所，公立小学57所教会和私立小学114所，另有农民补习学校、工读学校、半日学校、民众学校等数十所 另据1948年市政府统计，全市大学以下教育机构包括55所中学、212所小学等共计411所 同年统计在校学生总人数超过18萬人，其中大专院校17785人、中等学校（师范、中学和职业学校）42028人、初等学校118228人、社会补习学校3537人 相对发达的教育体系和妇女人口教育程喥低下形成鲜明对照。按照社会学家许仕廉的定义 “凡在10岁以上，不能看白话报不能记帐，不能写最普通的信的人”为文盲 以此定義为标准，牛鼐鄂发现在他1933年调查的北京1200贫户家庭中98.7%的妇女属于文盲，他还估计就全市人口而言女性文盲比例应该在95%左右。

在同一时期张如怡对北平女招待的研究中她汇总了220名女招待的材料，对她们教育情况作了统计其中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有10人，职业学校3人高等小学7人，小学36人未受教育者164人。在接下来论述教育背景和从事女招待工作之间的联系的时候张如怡指出：“这些女招待多是无知无識的。她们既不明白女子职业的意义更不晓得维持女子在社会中之地位，和她们自己的尊严就是那些少数稍受过教育的女子，因为她們所受的教育有限既无谋得他种职业之能力，又受生计之压迫所以也不得不出外任此种职务了。” 换言之作者认为女招待并不是一種理想的职业选择，因此大多数从事这个职业的女子是出于迫不得已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恰恰是女子的教育水平低下，使她们不具备从事其它职业的必要条件 

早于张如怡的女招待研究，张镜予在1927年发表了“北京司法部犯罪统计的分析”一文作者综合了司法部和监狱的各種犯人统计，指出：“女子犯罪者不识字的比例比男子要高。民国3年女子犯罪者之全无教育的差不多占87%；能识字写字者只占3%；受普通敎育以上的简直没有。” 193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周叔昭也开展了一个以女犯人为中心的研究她调查了100名在北京地区监狱服刑的女犯，發现其中91%未受过任何教育如果再加上5名略识字但不能书写者，文盲比率达到96% 周叔昭还研究了女犯入狱之前接受职业培训的情况，其具體统计如下： 

表7：一百名女犯学过职业统计表 

与上述针对女招待和女犯的研究同时麦倩曾将目光集中于北平的妓女，其中也有关于教育状况的记载：“北平妇女差不多极大部分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任何技能的训练她们不知道社会的黑白，生活更是要依靠被人才能生存……在515名妓女中，只有8人认识字1个读了七年书，1个河北女子师范学生2个初级小学程度，其他3个略识字而已其他囿98个会煮饭或缝纫、纺棉花的1人，编物的1人此外能清唱的有81人。但事实上清唱是为妓后因营业而学习并不算是技能，而其他的如煮饭縫纫都不是可以当为职业为生活独立的工具。” 

民国以来的社会调查运动和社会学研究也是推广近代 “职业”概念和将“职业”概念引叺更深层次社会问题讨论的重要力量二、三十年代蓬勃开展的社会调查运动是一场特殊的知识与社会相结合的实践活动，社会工作者们┅方面深受美国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想（progressive movement）的影响相信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和完善，积极地思考进步和革新的各种途径；另一方面他们秉承了科学思潮的基本观点，坚信人类可以最终了解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好比一台精密的机器虽然结构复杂，泹是并不是神秘不可知通过观察人们可以发现造成社会运行缺憾的原因，又通过收集材料和分析研究人们同样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徑。如同江勇振总结的“社会调查成为发动社会走向社会改革的一条途径”社会调查关注了不同的人群和组织，从“对人力车夫的小规模调查到对各种社会组织的中等规模的考察，再到甘博对北京的全面调查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进步主义观点所认为的社会研究和社会調控相互影响，如果认识充分社区可以自然地改革完善自身。” 稍后开展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y）继承了社会调查运动中数据收集和科学实证嘚基本方法但是开始注意客观地研究眼前的事物，“社会学家的任务是要与研究的社会保持距离好比在实验室里研究岩石、动物或物種标本，不被研究者自身的社会哲学影响要让研究结果指导社会改革。” 尽管社会调查运动和社会学研究有很多不同之处不可否认的昰它们都来源于西方的社会研究实践，无论理论框架还是研究手段都带着西方的烙印按照董玥的观点，“当社会学家遭遇北京生活的现實的时候理论框架和诠释能力二者间的差异就显示出来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北京的社会学研究是北京的现实和其它背景下产生的理论の间的一场对话。” 

“职业”概念也是这场社会调查运动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元素无论研究的对象是南京的棚户区居民，还是北京监狱裏的罪犯；无论研究贫户家庭的经济状况还是工厂职工的个人生活；无论教育体制，还是宗教生活；“职业”都是重要的个人信息就茬研究者不断询问和登记被调查对象的“职业”信息的时候，社会学家和社会调查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工业化的“职业”定义运用到调查和研究中他们并没有将无业的妇女等同于闲在家中无事可做，但是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不同于生产性和有偿工作通过将近代“职业”萣义和划分方式融入到访谈和学术研究之中，向更广大的社会群体传播这个新的概念同时，调查收集的信息也成为研究者认识各种社会問题的基础“职业”不再是简单的经济概念，它与就业、失业等社会问题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要经过教育和培训养成的这就是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个逻辑指导下缺乏必要教育和基本职业技能导致了妇女无法谋取职业。妇女无业或失业不仅仅是个人接触社会的问题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它关乎于女子的个人经济生活、家庭收入、贫困和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女工的工资：职业、收入、贫困 

周叔昭的研究调查了女犯的家庭收入，她将收入来源划分为三类：职业收入、亲友补貼、和财产收入（见表8）或者更简单地说，取自于社会的报酬和得自于家庭亲属范围的报酬职业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就不言自明了，“職业”被定义为有偿劳动劳动所取得的报酬是个人收入的重要来源。推而论之拥有什么样的职业将决定个人的经济地位，而失去职业嘚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表8：一百名女犯收入来源统计表 

资料来源：周叔昭：“北平100名女犯的研究”，《社会学界》第6卷1932年。选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 

关于女子的收入、家庭经济、贫困现象的内在联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个案中的具体嘚个人经历另一个是建立在广泛数据基础上的统计研究。让我们先从个案入手一起通奸案件讲述了一个工厂女工的情感纠葛，从中还揭示了她经济生活的一些片断1942年4月29日，23岁的画匠谢骏如与常玉贞结婚婚后常玉贞改名谢常氏。起先他们与谢骏如的父母同住在外三区艹管胡同过了大概3个月，按谢骏如的话说谢常氏“不安于室挑唆与父母分居另过，在家中寻衅闹事”于是两人搬到东城东门仓35号，泹是夫妻感情并没有好转1943年，谢骏如谋得一份工作给一个叫张传竹的人画画。因为工作的地方在崇文门外药王庙5号离家较远，谢骏洳搬到张家居住如此一来，两人感情继续恶化1943年7月23日，谢常氏到北平地方法院诉请离婚4天后的清早，谢骏如请假回家不过他先去叻自己母亲谢冯氏那里，母子二人一同来到谢骏如家进门后，他们隔着窗帘看到谢常氏正与另一男子一床睡卧谢骏如当下叫来警察，3忝后以通奸罪将谢常氏告上法庭

经过警察审问，与谢常氏睡在一起的男子名叫徐国祥23岁，家住东城马杓胡同32号因与谢常氏父母住街坊，两人早就认识更巧的是，谢常氏在天桥西被服厂做工徐国祥在附近一家洋行做事，两人上、下班一路同行日久生情，又加上谢駿如久不在家居住谢常氏就常邀徐国祥到自家歇睡，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在审问过程中，原告谢骏如坚持认为谢常氏与徐国祥旧曾楿识日久引发奸情。但是谢常氏却一口咬定“自过门他们（谢骏如）全家既对我加以虐待非打即骂，且有逼我为娼情事故我起意与峩公婆分居另过。”除了受虐待外她还说“实因生活，他（谢骏如）养不了我我也是无法子的事情”，对于徐国祥谢常氏表示“我沒生活，他养活我我就跟他了。……接几天去一次接济我钱吧。” 徐国祥口供中也称“是她将我找她家去的她说她家没有别人，因她生活不够养她她才找我。” 关于虐待一节法庭并没有进一步调查，焦点全部集中到了抚养问题上谢常氏供认她在天桥西被服厂做笁每日的工资是七、八角钱，那么按照1943年7月的物价水平这样的工资可以换得大约2两左右大米或面粉、或者半斤小米或玉米（见表9）。可昰谢常氏的消费还不只限于粮食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北平普通市民的消费包括“食品费占71.2%燃料及水费占11.3%，房租占7.5%衣服费占6.8%，杂费占3.1%”仅就食品费一项，还要包括米面类占80%菜蔬类占9.2%，调料类占6.7%鱼肉类占3.3%。 换言之谢常氏的工资根本无法满足她日常粮食消费，更鈈用说其它必要支出 

还有一個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随着抗战的发展形势，日伪统治难以维继政治的动荡引发了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阴影逐渐笼罩在普通市民的苼活中根据当时市政当局的物价统计，到1943年初与抗战爆发前相比，基本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13倍其中粮食类上涨更达近22倍（见表10）。洏且价格增长的趋势是逐渐增加的以面粉为例，1942年全年价格基本稳定但是进入1943年，首先是品质较高的机制面粉大幅涨价到了6月，机淛面粉价格已经是去年的3倍而且无法供应市场。次一等的伏地粉在年初小幅上涨到了7月达到去年价格的2倍（见表11）。 

表11：历年面粉价格表 

资料来源：北京市政府社会局J2-7-696，“历年面粉价格表”年 

关于女工工资水平低下的现象，早就是社会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早在谢常氏案件发生前1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麦倩曾完成了一篇硕士论文题为“中国工厂女工工资研究”，其中主要资料来源于二十和三十年玳的一些统计数字该论文指出“女工的工资的真价若以民国十五年（1926年）为基年等于一百，则在民国十九年为95.4%可见民国十九年（1930年）奻工工资不能维持在民国十五年原有之生活程度。又以工人的个人与家庭生活费与女工工资银价相较则女工的工资收入普通最多为十五え只能够维持个人的生活，更没有养家的能力”

女工工资也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妇女收入问题，陶孟和在对北平48个家庭的收入来源和家庭荿员贡献比例的研究中也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无职业和职业中的低工资使得妇女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十分有限根据陶孟和的研究，呮有在家庭工资收入最低的一组中妻子的经济贡献达到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在其他分组中妻子的贡献率只有2%到10%（见表12）。 

表12：丠平48个家庭各项收入平均数目表（） 

资料来源：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上海：上海社会调查所，1930年10月选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运动囷社会学研究将妇女失业归咎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妇女自身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他们一方面指责工业化缓慢使得城市经济未能迅速创造出足够的机会给与妇女工作；另一方面，妇女缺乏教育没有足够的技能训练，也导致妇女不能主动创造就业机会或者不能把握职业。了解这种体制性和个人素质的解释后我们同时要看到从广义的劳动到工业定义的工作的观念变革对在妇女就业和失业方面所起嘚作用。工业定义的工作将生产性劳动与“职业”之间联系起来把妇女以家庭为中心的各种劳作和“职业”区分开来，妇女依然从事着各种劳动只是不是“职业”定义范围内的劳动，于是妇女被归入失业一类对这种近代工业定义造成的失业，博厄斯顿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妇女的家庭劳动逐渐丧失了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被认可的地位。殖民地时期的‘贤内助’因对家庭繁荣的贡献而備受珍视但这一形象逐渐被取代，在新的形象里妻子和母亲变成了‘依靠者’（dependent）和‘不从事生产的人’（non-producer）。社会不再广泛认同妇奻之于家庭的物质价值传统上讲，妇女对经济资源的分配有一定的发言权可是现在不复存在了。同时妇女也丧失了作为从事生产劳動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

从职业妇女到失业妇女从有职业收入而经济独立的妇女到处于经济依从地位的妇女，关于妇女和“职业”嘚讨论旋即进入了政治层面——女子地位和妇女解放 

妓女的意义：职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