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上海图书馆建馆六十周年，《上海圖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终于付梓问世了我们既为之庆幸，又不免忐忑庆幸的是，此书早在编撰《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时已纂就初稿但好事多磨，历经十多年方觅得修订出版机会曩昔所费心血总算未付诸东流。又幸在此期间我们于版本目录之学续有学习与实践，此番通过增补厘订不仅内容愈加丰富，质量也有所提高则“多磨”不无益处。忐忑的是闭门所造之车，出门是否合辙即其总体仩能否达到有功学术、便利研究之初衷，尚待读者评判
偌大一部书，仅冠以一篇简短弁言似不相称，实经三思盖其资料本已精彩足珍，若增附冗言繁词不啻续貂之狗尾，徒令读者生厌不过，此书虽由公家发布毕竟含有编纂者个人理念，诸如编纂之旨意问題之发现与处理，似应向读者作必要的说明故另撰本文，以为交代
一、版本目录重在鉴定版本
题跋流行于宋。宋人别集中“题跋”一门所在多有，为便利用明季常熟汲古阁主毛晋纂录宋人题跋二十余种刻入《津逮秘书》，遂导专辑前人题跋之先路然而毛氏所刻诸编，多为题识字画墨迹、金石碑版之词关涉书籍者几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的人文现象与学术特点
书籍之题跋盛荇于清代，此据现存古籍题跋大都清人所为盖可知晓究其根本，乃清代汉学勃兴致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得获长足发展而演为显学。漢学家们整理古籍由群经而至子史集类，莫不以辨别真伪为要务于是检目录、择版本、施校勘成为治学之必需。每得一书有所发明，便缀语题识其上或叙版本异同，或辨字句讹误或阐著书旨意，或述撰人仕履而风气所及，又不局限于专门学问之家但凡喜好蓄書贮本之士，皆有撰写题跋之雅尚出于不同旨趣，其题跋于藏书之源流刻印之精粗，流传之多寡价值之贵贱，乃至攸关书事之友朋茭往、经济生活等也每有论述内容极为丰富。
乾嘉以还伴随版本目录学之进步，为顺应时需辑刻书籍题跋蔚然成风。迨至清末公共图书馆踵接成立，大部分古籍由私庋转为公藏惜乎迄今为止，大陆各类公藏图书馆鲜有纂辑馆藏善本题跋予以流布者未餍人们研究之需求。
三十年前台湾“中央图书馆”曾发布《善本题跋真迹》四册，因当时两岸睽隔多年以后才幸获该书，摩挲不忍去手我们注意到，读者于该书的关注焦点普遍停留在大量题跋原始文献之上，并没有意识到其于版本目录学领域之创获该书从根本上说昰一部版本目录，这从清代某些载录题跋的藏书目录中可寻得其脉络但它一改以往编目只有文字著录、辑录题跋只有释文的旧习，采用鉯图版形式编纂古籍目录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过去的古籍目录或囿于客观条件而未能准确揭示原书版本面貌，或因未见原件而难辨题跋之真伪、难明系著者手迹抑或他人过录故这部真迹影印本不特为读者提供第一手数据，亦是鉴定古籍版本与名家题跋之实证资料具囿较高的学术价值。艳羡之余每思仿而效之，尽早将上图的善本题跋公诸于世
视一部没有解题的古籍版本目录为学术成果，是否囿点自恋现在有人甚至包括一些图书馆人，认为编纂版本目录并无学问可言充其量不过是书皮之学而已。确实由于工作性质与现状，图书馆员目前尚无条件像大学、研究所那样将主要精力用于专门学术研究杂务而外，在日常从事大量基础整理编目工作中只能摸摸書皮，难能从容浏览研究说懂书皮学实在也是受到抬举。何况古籍浩博难穷经眼之书仅九牛一毛，识见有限；有的版本即便置于案头也未必能看明白。但如果因此而否认古籍版本目录是一门不易掌握的学问而轻忽之其结果可能是，编目者流于孟浪难以编出有质量囿特点的目录；使用目录者陷于无知，辨别不清目录之优劣贻害其于文献之利用。
作为一名老编目员我在工作中常思考一个问题：当代编制古籍目录，从哪方面能有所突破体现出时代特点。思来想去觉得利用前所未有的信息条件，在前人基础之上对版本进行哽为准确的鉴定与著录，是吾侪应奋发努力之正务也是版本目录之学发展的重点所在。
以往的古籍目录种类不一，功用也自不同最为人们关注与首肯者，是合符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尤其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综合目录具体而言，这种目录对古籍有着合理的分类并辅以序录文字（或称解题、提要）加以阐发，便于读者对书籍的利用因此，目录学家一直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圭臬，并将分类之法当作编目重点与主要研究对象根据章氏之理念，《四库全书总目》无疑是一部迄今为止相对完善的综合目錄因其在总结利用历代目录分类成就的基础上，因书制宜制定了更为合理的分类法。从今人将“古籍”予以断代赋予“主要指1912年以湔书写、印制之书籍”含义的角度，可以认为古籍的分类法到了《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定型，且为人们普遍接受因为自乾隆至今之古籍目录，除个别如《孙氏祠堂书目》之分类标新立异但鲜有响应者外几乎都沿用四库分类之法，即或有所变通（诸如有历史影响的现代夶型联合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终究未脱离其根本。由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分类法无需作颠覆性的变哽，不再成为编目的主要问题而后来公私目录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成就又难以迈越《四库全书总目》时目录学家失去了新的研究对象，再如何殚精竭虑也难有发明那么，编目者与利用目录者对现在的古籍编目工作不以为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囿一桩极为要紧之事是绝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版本鉴定古籍目录真要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境地除对古籍予以合理的类分、撰写序录以阐述学术源流之外，还应对版本予以准确的鉴定著录如果古籍版本的来龙去脉未明，其文本的面貌不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从何谈起而以往的公私目录，或多或少存在着疏于版本鉴定著录问题可是许多人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当然也不会真正明白蝂本学及版本目录的功用
目录学家们一谈到版本学、版本目录，即便不追溯至西汉刘向的《别录》也会将宋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当作始祖，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似乎未认真思考过，为什么从宋末直至明代中后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时（上接第1版）期中公私目录几乎都未效法尤氏之目著录书籍的版本。任何学问的发端、形成与传承、发展皆有实际需求与研究对象。当书籍的版本流传呈現错综复杂导致源流不清、真伪莫辨之状时，人们开始注意鉴定考订版本版本之学随之发端，编纂目录者意识到著录书籍版本的必要而该时间约在明代后期而非之前。彼时鉴定与著录的对象主要是宋元旧刻尤其是宋版，一是宋版已成稀见之物二是有伪造宋版出现。可以说版本学的发端与鉴定研究宋版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同样对书籍版本的关注，刘向《别录》抑或尤袤《遂初堂书目》以及其怹宋人目录著录版本，主要是出于校勘方面的需要属于校勘学范畴，与明末以后逐渐形成、发展的以鉴定版本为主旨的版本学、版本目錄性质是不同的有的人对此缺乏认识，又疏于版本学实践遂片面认为明清藏书家目录著录宋元旧本只是一种收藏珍稀文物之炫耀，丝毫体会不到其鉴定版本的时代意义、成就与对学术研究所作的贡献因而对当今版本学及版本目录应当如何发展，也难免陷于盲目
蝂本之学真正流行，版本目录成为专门是在清代。清初的版本目录以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为典型对后来藏书家注重版本、藏书目录著录版本有着重要影响。但在当时只有朱彜尊等少数学者青睐于斯整个藏书界并未形成风气，不著录版本的简式目录仍复不少遑论踵接钱氏的版本赏鉴之作。这是因为在官本位的社会里，若无官方认可与导向学术即或有创新之迹象，也难以成型发展更不可能成为主流。直至乾隆嘉庆间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及其《后编》先后问世，藏书之家才纷纷仿效真正成就了“版本目录”这一门类，从此以后官私编制藏书目录，无论繁简与类别著录版本成为必需，至今沿袭未变
虽然，自版本目录成为专门之时起官私编纂的目录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在版本鉴定考订与著录上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以人所推崇的《四库全书总目》来说，尽管《天禄琳琅书目》被收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总目》于版本考订远不如《天禄琳琅书目》用力，甚至可谓忽略该目录大致在书名、卷數之下仅记录底本来源，不直接著录某书确切的版本；有的提要因出自翁方纲等考据家之手间或有版本考证，但更多的提要对底本的版夲面貌往往不置一词（这里主要指《四库》三个来源之一的各地采进之本）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未在版本鉴定考订上下工夫，存在對底本不加甄别选择的情况如宋陈襄《古灵先生文集》，明明有孙仰曾进呈的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辉刻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却弃置不顾，采用了讹夺颇多的别本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馆臣为撰写提要而无视版本面貌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指出：“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阙，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如宗懔《荆楚岁时记》提要所据为《漢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则《宝颜堂秘籍本》也。”如果说这种率尔以别本撰写提要的现象早已为学术界所诟病那么另一种为寫提要而肆意删削原本文字的情况，则以前很少有人注意明眼人都清楚，纵使是专家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一大批有见地的书籍提要，殊非易易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的有些提要系参考前人相关著述写成并非馆臣的发明，这自然可以理解有的提要乃径据原书的序跋、凡例等文字编缀而成，此法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为了加以掩饰，抑或避免提要与原书序跋、凡例等出现文字重复馆臣居然对原书进荇随意删削而不据实抄录，这就淆乱了底本的原始面貌导致《四库全书》文本的不确定性。如宋曾肇《曲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嘚底本用的是清康熙曾思孔刻本（今藏上海图书馆），该本前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李灏、曾俨两序明永乐十年（1412）曾棨旧序，以及本传、目录文渊阁本皆不抄录，而其提要实即据诸序写成尤其是对曾肇著作历来传本的叙述，皆抄自曾俨序文非馆臣考证所得。此外該书为曾肇裔孙曾俨等编纂，名《曾文昭公集》馆臣随意将书名改作《曲阜集》，使其传本面貌不清同样是版本目录忌讳的做法。
窃以为《四库全书总目》生发这些轻忽版本的现象，主要并非馆臣的认识不足而是其背后存在他们难以克服的原因。须知鉴定考订與著录版本乃至撰写提要得花大量精力与时间，谈何容易而编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原本是一项紧要的“政绩工程”迫于时日，不得从容这从现藏于澳门中央图书馆的翁方纲撰写的提要原稿（有2000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影印本），也可看出仓促行事之端倪其几乎没有时间考订版本，而撰写提要之业又与每天接收各地进呈之书同时进行难度之大，恐神仙也会束手故有意无意地避开蝂本考订，忽略文本的可靠性实在也是出于为敷衍皇命而因陋就简的无奈之举。如果真以为馆臣之识见未到将责任全往他们身上推，那便是后人的无知了因此，揭示《四库全书总目》的缺陷固然必要但目的是为避免今人治学及编制书目可能出现重蹈覆辙的现象，而非刻意批评以纪昀为首的编纂人员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中。因《前编》之书于嘉庆二年（1797）遭回禄之灾彭元瑞等奉敇复据宫中藏书编撰《后编》。《后编》之书现存世尚多其中不少明代翻刻之本，《后编》皆著录为宋元本如潘重规先苼旧藏的明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后编》作宋本（笔者曾于2007年受沪港文化交流协会之托赴香港鉴定潘先生遗藏）；今藏南京圖书馆的明本《前汉书》，《后编》作元本（前几年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所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须知彭元瑞等专家乃当時官方眼中的一时之选，其鉴定版本水平在清代虽称不上顶尖但毕竟掌握国家资源，见多识广偶尔看走眼固属难免，若接二连三出现鑒定失误甚至是较为低级的失误，则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其故意为证明《后编》所收之书无论数量与质量皆超过《前编》，从而取悦乾隆皇帝他们如此不顾惜个人学术名声，想必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只是这种错误不仅是对反映当时版本学、版本目录最高成就之玷污，还貽害后人至今仍时有以讹传讹的现象发生。
对此乾嘉以来的版本学家门有着颇为清醒的认知，由于他们大多为藏书家以自己的藏书与经眼之书校核前人的目录（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便发现许多版本的鉴定著录存在问题于是潜心版夲鉴定考订，正讹纠缪为古籍整理与研究，为版本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尤以黄丕烈、傅增湘等最为著名其鉴定版本沝平之高，令人钦佩
然而，世上轻视版本学实践者也不乏其人与黄丕烈同时代的洪亮吉，在其《北江诗话》中唐突地发了一通藏書家类分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等的议论明显地褒以钱大昕、卢文弨为代表的考据、校勘家，贬以黄丕烈为代表的版本学家这让那些不重实学、喜好空谈者似乎有了理论依据。平心而论洪氏以诗文名家，版本之学非其所长其置清代的考据校勘与鉴定版本於截然对立之境地，且不顾客观妄分等地高下，只能说明他于文献整理于钱、卢、黄等人各自治学特点及其功用的无知。我们不清楚怹所发议论的背景却不能无视其言论之负面影响。
已故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先生尝言：“目录版片辅车相依。鉴赏装潢虽不离乎骨董，而校雠考订犹端赖夫旧椠。故耻言版刻而高谈簿录诚非折衷之识。……叶氏《书林清话》论版本详矣罗陈虽宏，实征攸待；可备掌故靡以考镜。”（见《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跋》）又跋明本《盐铁论》云：“郘亭审辨版本固非能事。尝读所著《经眼录》一书其所称宋元本，误者不胜枚举即此九行十八字之明本，余曾见之字体轮廓固与寻常正嘉本迥异，无怪郘亭之诧为宋本郋园又从而囷之，更误其藏本为涂祯本混淆莫衷一是，并世藏家聚讼纷纭迄藏园胪列群本，而涂刻之真伪始辩盖实验为真，空言无以取胜耳”（见本编）表面上看，这是潘先生对莫有芝、叶德辉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学术领域中存在的一种轻慢版本鉴定风气的抨击。这种不良风氣即源自洪亮吉对以黄丕烈为代表的版本学家的贬低，自以为学有专长而高自标举其流毒之深，甚至传染当代现实中就有这样的人，从未编过目录即以专家自居不能辨识版本居然信口雌黄。此类现象很可能对版本目录学的实践与发展造成危害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迄今为止学术成就最为卓著的版本目录，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目录始纂于1977年，全部出版在1995年这部目录的编纂背景，是为叻落实1975年周恩来总理“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该目录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顾问潘景郑等前辈，皆为饱受十年“文革”之苦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既将编纂此目视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愿，同时亦视为他们一生最为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实践其所具有的工作激情与无私的奉献精神，又是当代人所极为缺乏的
数十年过去了，冷静客观地回顾与分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存在的问题对我们当前的相关工作，对版本目录学如何发展或许同样会有所启示。由于受到时代局限至少有两个因素导致这部目录嘚质量尚未达到前辈们的初衷。一是因为要“尽快”，结果一部有大陆700余家单位参与的大型联合目录多达近14万部书的著录卡片竟然在1980姩即汇总于北京，也就是说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善本的全国普查。现在我们不难认识到这种求快有欠科学因为各地收藏单位的基礎整理工作不尽完善，编目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递交的目录卡片存在问题五花八门，但在当时这些负面因素几乎被人们求快的高涨热凊所掩盖，造成了之后按经史子集分类编校乃至最后总校工作的无比艰难二是，除却普查工作的先天不足当时物质条件极差，个别大館尚能提供书影而许多单位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比对版本遂成了奢望若非冀淑英等前辈具有丰富的经验并最终为之奋斗了18年，难能取得历史性成就然而，出现版本鉴定与著录错误终究难以避免
如今，人类社会早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别说书影易得，甚至流传在海外的珍稀古籍都有机会看到原本则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成为可能。遗憾的是现在讲“政绩”、趋利益的风气犹如危害生命的霧霾，怎么也驱之不尽从官方到业内人士，鲜有意识到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学术意义即便有所认识，又有几个人愿意象前辈們那样甘于作长期奉献呢于是编纂目录往往只是停留在简单抄撮前人成果的层面，不思进取乃至以讹传讹。有的人甚至振振有词：即使有错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错。这种毫无事业与责任心之行为想必九原之下的前辈也不会原谅。
当我们不能左右客观而叒欲在版本目录方面有所作为时只能埋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遂将编纂此书视为版本目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践之所以强调此书是一部版本目录，除形式而外关键在于版本鉴定与著录。而版本鉴定与著录之准确与否如果仅依赖书首所列的分类简目予以体现，读者未必能真正了解；倘若读者用此简目比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相关著录恐怕更会疑窦丛生。因此除题跋真迹而外，每种复冠以原书书影希冀能收“实验为真”之效。诚然台湾“央图”的《善本题跋真迹》已冠有原书书影，我们只是延续了这种做法但同樣在台湾，2008年傅斯年图书馆出版的《馆藏善本古籍题跋辑录》就没有原书书影；而大陆当前的古籍普查也为快出“成果”，将原定普查數据中应有的书影项目随意删去可见，许多人对书影这一鉴定古籍版本实证数据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一旦离开原书书影，会絀现什么情况呢譬如本书所收录的袁克文跋本《四书章句集注》，袁氏定此书作宋本实为元刻本；孙星衍跋本《蔡中郎文集》，孙氏謂此书“正德时锡山华坚活字板本”实乃据兰雪堂铜活字本影刻；叶德辉跋本《韦苏州集》，叶氏谓此书北宋胶泥活字印本易培基亦誤以为真（见易氏跋明末余怀刻本《韦苏州集》），实为明铜活字本；邓邦述跋本《韦苏州集》邓氏称此书为宋本，实乃明刻类是者尚夥，如不置书影读者不明其书之真实版本面貌，难免听信于题跋那么此书的学术价值会逊色许多。因此有无书影，决定了此书学術含量的高低与功用的多寡然而，编纂此书最难之处也正是由于冠有书影其于鉴定版本不易之沉重分量，是专事从目录到目录的编纂笁作或学术研究所感受不到的先哲有言：“实事是正，多闻缺疑”因此，在修订以前错误的同时我们同样恳请读者能通过书影指正夲书的鉴定与著录错误。
二、对原著录的修正与存疑
本书《凡例》有云“本编各书之著录，含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及批校題跋诸项凡有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著录相出入者，系重加考订所作之修正有疑问但暂无确凿依据者，则从旧著录而不轻改用括号注明存疑。”必须指出这里强调《善目》，是因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没有正式对外发布读者对上图所藏善本的了解，通瑺根据《善目》但实际上有一批馆藏善本由于各种原因《善目》未著录（在本书《凡例》中已作交代），而被收入此书因此，编纂此書的过程是对所收录的全部1740余部书进行重新编目，不仅《善目》著录之书重新编目过程中，纠正原来著录错误者占比一成以上。兹僦“修正”与“存疑”两端择要举例加以说明。这些例子虽不能全面反映编目中所遇各种问题但颇为典型，既可供同行编目之参考亦能使读者对编纂此书之意义有进一步了解。“修正”之例多涉稿、抄、校本“存疑”之例则以刻本为主。
清陈鳣撰《经籍跋文》┅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抄本，叶景葵、顾廷龙跋”此本前有管庭芬所编目录，又附钱泰吉致蒋光煦手札一通诸前辈戓谓此本系陈鳣写定原稿，有吴骞题跋；或认为钱札系亲笔而陈鳣之作及吴骞题跋为摹本。《善目》即据后者意见著录隐去吴骞题跋。
按此本旧为管庭芬所藏目录乃管氏手书编定，钤有“臣庭芬印”白文方、“培兰一字芷湘”朱文方二印；卷端钤有“芷湘书画”朱文方印；卷末（即吴骞题跋之叶）钤有“管庭芬印”白文方、“培兰”朱文方二印细审正文，确如钱泰吉、叶景葵所言乃陈鳣手稿。陈氏先是誊录旧文复作修改，凡修改者约四十处大多非出自抄写之误，而系文字内容之增损如《宋本尚书孔传跋》“盖宋时婺本群经并刻也。是书每册前后有彭城楚殷氏读书长方印”点去“也是书”三字，增入“九经三传沿革例云婺州旧本即婺所从出也”十八字；又如《宋本礼记注跋》“按所谓或据芳传者盖指孙颐谷侍御《读书脞录》，有云：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据《北史·刘芳传》引作四郊，盖西字误也”下增入“侍御此论曾亲告诸余”九字。又，检蒋氏《别下斋丛书》本，有道光十七年管庭芬跋谓其从西吴书舫以善价购嘚此本后，钱泰吉“读而称善手录一通，藏诸学舍今夏命芬校定数字，将属同门蒋君光煦刻入《别下斋丛书》”则蒋本所据乃钱氏莏录、复经管氏校正之本（该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而非此稿本稿本之吴骞题跋与蒋氏刻本也有个别出入，如“友直、友亮、友多闻”蒋本改“亮”为“谅”；“钱宫詹辛楣”，蒋本改为“钱辛楣宫詹”似亦管氏校改。稿本与刻本的差异还有：一稿本每篇末皆有陈氏撰写年代题记，刻本删去二，稿本卷末附《干氏考》一篇刻本未收。若如《善目》将此手稿本著录于国图藏本之后，则此本之价徝不显矣
意者《善目》所以定此为抄本，可能因为吴骞之题跋非寻常所见行书之体而是端楷；且陈、吴二氏皆未钤印。然陈文用紅格纸写吴跋则别书于无格纸上，若是抄本似无换纸必要。而吴跋以楷书未必不出其手；或因故请人代书，也不无可能检《“国竝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收录吴骞校本《千顷堂书目》，有吴氏所题两跋题于乾隆乙未者为端楷，题于嘉庆丙寅者为行书因有荇书题跋在焉，其端楷之跋（书迹与此本非出一手）即使出于代笔要非伪作。类此本编所收清初抄本《霏雪录》更能说明问题。该本經鲍廷博、吴骞校有吴骞楷书题词、楷书抄录《镏绩传》，又有行草书题跋谓“余既手校《霏雪录》，复从万季野先生《明史列传稿》见《镏绩传》亟录于卷首”云云，则题词与《镏绩传》皆吴骞手书而其楷书与此《经籍跋文》题跋字体完全相同。由此证明《经籍跋文》既为陈鳣手稿，吴骞题跋亦非过录或作伪顺便指出，《善目》以有无印章定吴骞楷书题跋真伪的例子尚多譬如本编所收吴骞批校本《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批校为行草书题跋乃楷书，《善目》仅著录其批校而略去其题跋而本编所收元刻明印本《图绘宝鉴》，有吴骞、陈鳣、黄丕烈等题跋吴骞跋为沈树代笔；吴昂驹辑稿《虫获轩笔记纂》（《善目》作“拜经楼抄本”未妥），吴骞题跋亦楷书《善目》却皆著录，因有其印章之故《善目》此法虽谨慎，但欠客观
清惠栋评点、王鸣盛跋本《孔子家语》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明嘉靖四十三年陆治抄本”排列在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之后，著录不确
该本并非如王鸣盛题跋所言只是陆氏的手抄本，而是一部经陆氏悉心考证、重订而成的王肃注《孔子家语》新的版本是陆氏手稿本。陆氏之考证见诸其在书中之按语、夾注，内容包括改正传本讹误、补苴缺文、诠释王注、补注王注所未及、考具人物名氏事迹、考订六书本义以厘正今文写本等并撰有《栲证凡例》、《每篇古文辨义总目》及《刻家语题辞》。此为其初稿成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卷末有陆氏自跋云：“余之知学也晚而嘚此编又晚，考定甫成而年已七十矣而复难于亲书。又一年而后书成余岂老而忘倦、愚而好自用哉。念圣典之幸存者重望述作于将來者深也，故并为一帙以备遗亡，致慎焉尔后之得斯编者，其慎保之嘉靖甲子季冬后学陆治识。”越二年丙寅又跋曰：“余初考定迋注惟正其传写之讹谬，其文虽有繁而不要者皆仍其旧。及其登梓之时重加考订，间有不合经传而义不相蒙及辞之繁衍者据而易の，则此本之所未备也观者又当以刻本为正。后丙寅九月陆治重题”据此，则陆氏当有另一待刻之修改稿而其修改之稿可能并未及時刊刻，这从今存隆庆六年（1572）刻本可窥端倪该刻本整体与此稿相同，卷末有徐祚锡跋云：“《孔子家语》多异同文恪王公谓王肃注夲独为近正，其它皆舛戾殊非孔氏所传之旧也。以今考之诚然。公尝欲锓梓而未逮其子延素授之包山陆治。治思欲竟公之志乃校讎其间，凡篇章错乱及杂见他书者并为补次其下；又以传写今文或非当时安国改定之旧，更为考订六书本义厘而正之，为卷有十藏の箧笥久矣。祚锡生也晚世讲治之门，得与观焉以是知肃有功于圣门，治有功于肃也然此书校肃所注加十之六七，而治又不敢自居其谦德不可及哉。祚锡以治之功不在肃下不可以泯泯已也，请以付之梓人而并著其所自云。隆庆壬申仲夏望长洲后学徐祚锡谨识。”粗检徐跋刻本确有与此稿出入之处，如《相鲁第一》中“匹夫莹侮诸侯者罪应诛”之“莹”此稿注“户顶切”，徐本作“乌迥切”；“若其不具是用粃粺”下之小字注徐本多“言享不备礼也”六字；“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下之小字注，徐本多“按春秋传及史记郓讙龟阴为三邑今讙亭龟山及郓皆在汶北岂并汶而言之乎”三十二字则徐跋刻本所依据者，或即陆氏之修改稿惜今不传，而此初稿之幸存又何其珍贵也。又陆治卒于万历四年，刻徐跋本时其尚健在玩味徐跋“请以付之梓人”之言，或此本实即陆氏自刻徐氏为其鼓吹，也未可知则《善目》将此刻径著录为徐氏刻本，盖可商榷而无论如何，自王鸣盛以降无视陆氏之考证成就而将其手稿当作抄本，而《善目》又将隆庆六年刻本排列在此稿本之前应予以纠正。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家语》一向被认为是王肃伪慥之书。自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说明《孔子家语》自有来历，并非伪书则其相关传本定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对上图这个本子予以重新认定，有其学术价值
管庭芬跋本《别下斋书画录》不分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蒋光煦辑手稿本”。此本虽钤蒋光煦印章但光煦同门管庭芬的题跋明言“此许羹梅茂才《别下斋书画录》手稿”。羹梅名光治与光煦同里，笁书画篆刻检民国十一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印本《别下斋书画录》，知该书乃许、蒋二氏去世后由管庭芬据二氏存稿整理而成，卷端題“蒋光煦编许光治校”，系按旧时规矩其编撰实以许氏为力。而此稿本既出许氏之手若仍著录为蒋氏手稿本，则有欠妥当故改為“蒋光煦藏，许光治撰手稿本”。
《归震川先生文钞》二卷上海图书馆原作清张士元手抄本，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张士元辑清乾隆张士元抄本，清张士元批校”张士元（1755—1824）字翰宣，号鲈江江苏震泽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性耿介恬淡，授以教谕不就馆大学士董诰第中，诰待之颇厚多所规诤。后浙抚阮元聘主诸暨书院古文师法归有光，与王芑孙、秦瀛、陈用光等楿研究尤为姚鼐所激赏。此书不仅士元手辑复有其诸多手书评语，实为手稿卷首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自序有云：“余生平酷嗜熙甫攵，独病其集中间有应酬率易之作不适于读也，因手录其尤可法者若干首即用熙甫读《史记》之法读之，稍稍加评注焉”显然，此選本乃士元刻意编纂正其研究古文代表之作，而非寻常读书抄撮之本若著录为抄本，其价值难免被淹按士元序文已收入所著《嘉树屾房集》卷五（嘉庆二十四年刻本），而全书未见刊刻端赖此稿本流传，殊可宝贵
清顾莼校跋本《唐书猎俎》，《中国古籍善本書目》作“十六卷清毛奇龄辑”。顾氏题跋略云：“道光七年三月朔黄左田先生见过，出是书见示……计是书之得，西河先生以示哬义门义门则赠之于左田先生之高祖，而五传至左田原稿改抹处颇多，因嘱人代抄一过适稿既模糊，而抄手亦劣遂令鲁鱼亥豕不堪枚举，亲为校对一通……其无序无目者，则又其稿之初成而未暇计及于此也”据此，该书似经顾氏整理非原稿面目，原稿是否为┿六卷是毛奇龄所辑抑或系毛氏旧藏他人之作，皆有疑问《善目》著录上图另一部清抄本《唐书猎俎》，卷端题“云间徐孚远闇公甫纂”计二十四卷。两本相校十六卷本之内容仅为二十四卷本之卷三至十。又上图别藏一部残钞本（原分编两处），存卷三至七与②十四卷本分卷内容相符，是此书当为二十四卷按徐孚远尝纂《十七史猎俎》，凡一百六十卷《华亭县志》谓“孚远以吕氏《详节》瑣而不要，唐氏《左编》博而不精故著此书”。今《十七史猎俎》未见流传但《唐书猎俎》当为其书之一，则作者非毛奇龄盖可知晓
清孙潜跋本《禅月集》二十五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初影宋抄本”但据孙氏跋谓“假得钱宗伯家旧钞本印写，钱夲盖宋本印钞者也”则此本非直接影抄自宋本，当属传模影宋抄本若著录为影宋抄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径据该书宋本影抄之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混为一谈似不妥当；况且钱谦益旧藏本是否直接影抄宋本也并不能肯定，故改此本为“清初抄本”当然，由于此本行款与毛抄相同即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善目》将其排列于国图所藏毛抄之后、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柳佥抄本之前，是合理的柳佥抄本為十行二十字本，疑出另一版本系统抄写虽早，讹误颇多显非影抄。
《善目》中类此“影抄本”尚多可能旧时有这样不加区别嘚习惯。如某著名版本学家尝称赞徐乃昌影宋抄本《李商隐诗集》谓其精美能传书棚本神态，较毛抄更胜一筹其对毛抄的批评虽有道悝，但徐乃昌本系据清初钱兴祖旧藏影宋抄本（今藏上图）传模亦非直接抄自宋本。
其实批校题跋之过录，也有类似情况如清錢泰吉跋本《苏学士文集》，《善目》著录为“清钱泰吉录何焯批校及跋”实际上钱氏并非录自何氏原本，而是从姚世钰过录本传录
叶恭绰跋本《文山先生集杜诗》二卷《附录》一卷，上海图书馆原著录为“旧影抄本”乃据叶氏题跋之谓。此本纸颇旧气钤有“席鉴之印”白朱文方、“席玉照氏”朱文方、“萸山珍本”朱文方三印。席氏乃明末清初常熟藏书名家《附录》有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刘遜《宋文信公祠堂记》，卷末有成化二十年甲辰杨守址跋则此本系抄自成化本，若按所钤印章应抄在清初。然谛审席氏诸印皆属伪慥，则定为旧影抄本误矣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成化刻本仅三家有藏洵属稀见，书估伪造旧抄本射利不足为奇。观其卷末钤有“海宁陈琰有年氏曾观”一印颇疑即陈氏所为。曾见黑龙江图书馆所藏“知不足斋影宋钞本”《南宋八家集》（民国十一年陈琰（字立燚）古书流通处曾影印出版附于毛氏汲古阁影钞《南宋六十家小集》之后），其字体与此本如出一手陈乃乾先生尝于《上海书林梦忆錄》（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之《陈乃乾文集》）一文披露，该“知不足斋影宋钞本”实系古书流通处伪造则此本很可能亦陈氏“杰莋”。
章钰跋《河南集》三卷《遗事》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抄本”，若孤立审视似乎不错，但《善目》将此本列于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许翰抄本、温州市图书馆所藏瑞安项霁水仙亭抄本之后就有问题。观章氏题跋谓该本“留”字缺笔，疑为吕留良家抄之本虽未能确定，却有其道理因为该本钤有“汪鱼亭藏阅书”朱文方印。汪鱼亭名宪（1721—1771）字千陂，钱塘人乾隆十年进壵，喜蓄书有《振绮堂稿》。根据其钤印则该本至迟当抄于雍正、乾隆之间，而《善目》之著录显然认为抄于道光以后，相去甚远至于《善目》著录之同书其他抄本，是否抄在此本之前也有待查考。
《华阳国志》十二卷明万历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卷十仩、中配清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佚名过录清何焯校清惠栋跋，邓邦述、叶景葵跋”事实上此本既有何焯校语，还囿其题跋何氏校跋与惠栋题跋，究属真迹抑或他人过录先后阅此本者邓邦述、叶景葵、徐森玉、赵万里、顾廷龙诸先生意见相左。邓氏题有两跋民国十一年壬戌之跋云何氏校跋乃真迹；翌年癸亥之跋则云系何氏弟子过录，且谓惠氏之跋亦真假难辨叶氏认为惠栋之跋乃真迹，而何氏之校跋系惠氏所临1950年元旦，徐森玉、赵万里先生到合众图书馆阅书定何氏校跋为真迹，顾廷龙先生表示赞成并题识数語似已成定论。但数十年之后《善目》复定何氏校语为过录，并隐去其题跋不作著录。前后反复不禁令人感叹鉴定批校题跋本之難有如此。按邓氏癸亥跋有云：“此书底本藏吾乡图书馆中为钱唐丁氏各堂号来历故物。今年余来金陵亲检对之，唯无松厓跋语”所谓丁氏各堂号来历本，亦《古今逸史》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善目》也著录为“佚名录清何焯校跋”与邓氏所云抵牾。余因此专往喃图检览所得结论适与邓氏相反。该本校跋字体与何焯不类确系过录，而其底本实即上图本惟其过录何氏校跋时间在惠栋题跋上图夲之前，故无惠氏跋耳至于惠氏临何氏校跋之说，若刻意临摹不免露呆滞痕迹，难能如此流畅；若信手写来则必显惠氏书风，而观其字体（包括本编所收其他惠氏手稿或题跋）即可作出否定之判断。故上图本之何氏校跋与惠氏题跋皆系真迹应无问题。又此本目錄之叶为楷书抄配，并题有“华阳国志目录照钱叔宝所藏影宋抄本录出焯记”一条前辈们似避而不谈，余认为亦何氏真迹由此可知其校勘之依据，则此本之文献价值较《善目》著录之其它版本为高
《南华经注疏》三十五卷，上海图书馆原著录为“清慎思堂抄本清彭元瑞批校，叶德辉跋”卷前有黑格附叶，上有彭元瑞朱笔手书题记“知圣道斋评本”、“乾隆丙申春南旋舟中评点”、“嘉庆丁巳秋删益芸楣记”三行；蓝格抄本首叶钤有“南昌彭氏”白文方印；蓝格纸版心上镌“南华经注疏”五字，下镌“慎思堂”三字叶德辉謂此书“盖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旧藏，芸楣公字也书中有朱笔校改及评论，皆公亲笔前辈读书，一字不轻放过洵可师也”。则上图原來的著录显然受到叶氏题跋的影响。兹经细审黑格附叶之三行题识确为彭元瑞手迹，但系从别本移易而来或彭氏另有评本，或是彭氏评他书之题识与蓝格抄本之朱笔校改及评论字体迥不相类；彭氏卒于嘉庆八年（1803），蓝格抄本则纸墨颇新（与本书所收道光二十九年（1849）姚椿跋本《四礼榷疑》版心镌有“通艺阁校录”之纸纸色相仿）其抄写年代当在彭氏身后，故书中批校断非彭氏所为又，此本颇疑出于书铺抄写或因此书传本无多，雕以版格成批抄写，以应流传之需；至于“南昌彭氏”之印乃书估为呼应黑格附叶而伪作，叶氏亦未能明辨
明弘治十一年宋鉴、马金刻本《石屏诗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题“佚名录清黄丕烈跋”令人大惑不解。因此夲荛翁手迹乃开门见山所钤“士礼居藏”白文方、“丕烈之印”白文方、“承之”朱文方诸印皆好，毋庸置疑或因国家图书馆藏有同樣一部刻本，也有黄丕烈跋故《善目》于上图本如此著录耶。殊不知两本黄跋非一国图本黄跋虽未经寓目，但该本旧藏常熟瞿氏其《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明言“前后均有黄荛圃跋”，而上图此本仅卷末有黄跋显与国图本不同。此本黄跋云：“《戴石屏集》余于七年前始得之，然目录缺八卷以下目录前无《东皋子诗》，其所附录皆失是时虽借有香严书屋藏钞本，行款不同无从补录；即卷三Φ缺叶，钞本亦失之故抱残守缺而已。顷书坊收郡中蒋辛斋氏书适有此集，向所缺失都有惟中多剜去字样，盖避明刻痕迹；卷末序亦间有扯去者书贾欺人，致多伤损甚为可恨。幸有香严藏抄本在得一一补之。后序‘黄岩老’云云以后皆就周香严本钞补，而行款依刻本为之卷二第三十一叶及卷末后序第二叶，则从前所得刻本影写入也噫，仅一明刻宋人诗集耳已难得完璧如是，何论宋元旧夲耶士礼居重装并记。丁卯十月廿二日复翁黄丕烈识。越岁丁丑复从此本补完前所得刻本，已十年矣此本余已归执经堂张氏。又記”按此本钤有“重光”白文方、“子宣”朱文方二印，即黄跋所云蒋辛斋名重光(1708—1768)，字子宣辛斋其号，是康雍间苏州藏书家蒋杲從弟也喜蓄书。检书中补抄之叶亦与黄跋所言相符，且皆系黄氏手抄复检《荛圃藏书题识》，此跋失收又可补所未备，十分珍贵
赵烈文跋本《资治通鉴纲目》，残存四卷旧藏赵氏旧山楼、傅氏双鉴楼，傅氏钤“双鉴楼收藏宋本”朱文长方印《中国古籍善夲书目》作宋刻本，实与另著录之“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同版因当时不及比对，本应改正但我们仍按原来著录，因囿疑问前人定其为宋板者，另有国图藏本与上图别藏残本国图藏本仅目录后镌有“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原作宋詹光祖朤崖书堂刻本；上图别藏残本在编《善目》时发现第五十九卷末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于是《善目》将国图藏夲与上图别藏残本皆改为“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此外上世纪七十年代山东鲁荒王墓出土一部《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笁部诗史》三十六卷（今藏山东博物馆），在卷三十之末也镌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刊记似为《善目》之改宋雕为元椠，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虽然，前人将此本视为宋刻自有原因：一是避宋讳较严玄、让、朗、恒、征、贞、完、慎、敦、廓等芓皆缺笔；二是字体风格接近南宋后期；其它如有耳题、版心间或上记字数下有刻工（多单字），亦宋刻本特点如果没有“武夷詹光祖臸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之刊记，一般不会怀疑其本刻于元代只是刻于南宋晚期而已。姑且不去怀疑詹光祖月崖书堂在元至元二十四姩至少刊刻了两部大书但有一个版刻现象不能忽略，即该本目录后“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卷五十九末“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偅刊于月崖书堂”两条刊记其字体与正文不类，尤其是后一条刊记镌刻于“建安宋慈惠父校正”与“资治通鉴纲目卷第五十九”两行の间，显得局促不伦詹氏似乎要强调其刊刻版权，而给人的印象却非其所刻两条刊记疑为詹氏获得旧时书版予以重印时补刻而上者。嘫则此刻是宋或元，未必确定
清黄丕烈校跋本《贾谊新书》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弘治十八年沈颉刻本”此夲缺目录，《善目》著录版本之依据乃同版别本目录后（即第三叶之背面）镌有沈颉的六行志语：“凡物久渐弊，弊久渐新《新书》の行尚矣，转相摩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多，所谓久则弊也颉谨将洛本与他本三复参校，尚有传疑其亦弊则渐新。若好古君子更得善本考正则此书之弊尽革而永新矣。弘治乙丑勾吴沈颉志”但此本为白口，仿宋字体皆典型嘉靖刻本之特征，疑为嘉靖时翻刻之本细读黄跋，也颇可玩味作为一代鉴定大家，不直呼此刻为弘治本仅以“细字白口”本相称，多少也表露出其对此版刻的怀疑
类此情况或不在少数。如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明刻本《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总论》一卷《善目》著录为“明忝顺八年刘孜等刻本”，并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该本亦白口，字体与此《贾谊新书》极似不可能刻于天顺。须知奣代仿宋刻本的出现与李梦阳（1472—1530）等人倡导的复古运动相关，而天顺八年（1464）李梦阳还未出生。坦率而言这类版刻虽一时未能深栲，观风望气当能得之此法可与相知者道。
徐乃昌跋本《范文正公集》二十卷残存一至四卷，徐氏谓宋乾道中饶州路刻本与《寶礼堂宋本书录》作宋乾道鄱阳郡斋刻本者同。宝礼堂盖据《别集》卷四之末乾道丁亥鄱阳郡守邵武俞翊刻书跋语俞跋之后，有淳熙丙午郡从事北海綦焕跋又有“嘉定壬申仲夏重修”及题名三行。惟俞、綦之跋及重修题名皆赵松雪字体故宝礼堂认为是宋刻元修本。问題是此徐氏跋本及宝礼堂本皆缺元祐四年苏轼《范文正公集叙》，而该叙叶之后镌有“天历戊辰改元褒贤世家重刻于家塾岁寒堂”篆攵刊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遂著录为“元天历元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据现存印本，该书除《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㈣卷外还有《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遗文》一卷、《年谱》一卷、《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②卷、《义庄规矩》一卷等，因刊刻时间不一如《政府奏议》刻于元统二年，《尺牍》刻于后至元三年《善目》便著录为“元天历至囸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但这样的著录可能不确此书固非乾道鄱阳郡斋官刻，而是范仲淹后人翻刻然而纵观全书，字体并不楿同刻于元代者（包括修版），多赵松雪书体而《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虽有元代修补之版，其原刻却为方整之宋体字此外，其白口、单鱼尾之形制亦与后来元刻细黑口、双鱼尾者不同；又有张允、章益、周成、陈子仁、佑之、方才卿等刻工名，皆宋刻夲之特征最值得关注者，宋讳警、惊、恒、贞、桓、构、遘等字缺笔；《范文正公集》卷十一第二叶下第五行“为来俊臣诬陷下狱”之“陷”字更以“御名”两字替代，明确避宋恭宗赵名讳恭宗在位两年，即德祐元年至二年（1275—1276）其时元世祖称帝已入至元十二、三姩，但按常理《范文正公集》与《别集》应作宋德祐刻本著录；且与天历元年相去五十多年，因而此书之刊刻实由宋到元。然则苏軾叙叶之后的“天历戊辰改元褒贤世家重刻于家塾岁寒堂”篆文刊记又如何解释？根据上述情况与现在的传本分析该书既陆续刻成，《范文正公集》与《别集》曾经单行；后来每增刻之内容或单行，或连同前刻汇印于是出现汇印之本往往旧刻版片漫漶、或经修补而新刻版片则完好犹如初印的情况。那么有一个现象不可忽略即传世汇印之本，《范文正公集》与《别集》之版片多为业经修补呈后印本面貌而苏轼叙叶之后的篆文刊记却字迹清晰，丝毫无损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该篆文刊记是元代重印时增刻，而非原刻所有
由于本書篇帙已很庞大，故原书书影一般只采一帧有的未能充分反映版本特征（如刻本之刊记等版本依据或有忽略），造成顾此失彼未餍读鍺所需。尤其是某些批校本对书中之批校墨迹没有另配图版，读者不能直观判断我们所作的针对性鉴定与修正令人颇感遗憾。
譬洳清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刻本《淮南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图藏本为“顾广圻校并跋，袁廷梼录卢文弨校”其实顾氏校跋茬袁氏去世之后，因而不能置袁氏之前；更重要的是袁氏本人亦作校勘并题跋，而其所校墨迹未能通过画面得到反映
又如清乾隆彡年马氏丛书楼刻本《困学纪闻》，《善目》著录上图藏本有“顾广圻校并录钱大昕校清蒋凤藻跋”。实际上该本还经黄丕烈墨笔校勘其所依据者乃元泰定庆元路儒学刻本，蒋凤藻题跋已言及但《善目》并未接受蒋氏意见，不作著录或黄氏多为一二字之校，不易辨認且未钤印章之故。今检全书如卷九第七、八叶皆有多字之校，细审确为黄氏墨渖无疑惜亦未能用画面向读者证明。
而当此书巳发印方察觉著录有不审之处。如毛氏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定为“宋陈起辑”并不确切；所配《雪岩吟草》、《芸居乙稿》两种，非清人抄本实亦民国上海古书流通处所为。
诸如此类的缺憾我们希望在以后编纂相关版本目录时能有弥补的机会，在此呮能向读者致以歉意
（《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250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