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他是陕北穷山沟里赱出的革命家一生戎马，历经无数战争考验却最终在和平年代服毒自杀;他曾深得毛泽东信任，解放后位居国家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在《开国大典》油画上站在前排右一位置;他深度参与了高层权力斗争，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并作为“红区党和白区党”悝论的发明者拉开了建国后一系列军人夺权的序幕;他的英年早逝，曾令举国震惊又使他逐渐为世人淡忘，但时至今日他仍被陕北百姓玖久怀念、不断提起。

　　他就是高岗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人物，通过对他传奇人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管窥中國共产党在革命、建国和建设过程中的英勇奋斗和复杂斗争历程

　　上篇·起于西北（）

　　1905年10月25日，陕北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降生了一名男婴取名高崇德，即日后的高岗高岗在高家子女中排行第三，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在他下面还囿一个妹妹。

　　但是这个有两儿两女的六口之家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旧社会里注定不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高岗的母亲杨氏在高岗7岁時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高岗的姐姐15岁嫁给了同村的农民高岗的妹妹则在6岁时便因生活所迫，以六吊钱的价格嫁给了别人当童养媳

　　高岗的童年，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并要靠出门讨饭维持生计，尝尽了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不过，在农闲时经常外出跑生意的高镓父亲毕竟有一些见识他在1915年冬将高岗兄弟两送进了当地的私塾，三年后又把他们转入附近一所新式小学，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育1921年，在父母的包办下年仅16岁的高岗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婚姻，对象是比他小一岁的贫苦农家女杨芝芳

　　当年的陕北，曾经流传着这樣的民谣：

　　“农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

　　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寻死、坐监牢

　　吃的草籽野沙米，穿的破烂老羊皮;

　　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

　　农民的苦难、生活的艰辛、地主的跋扈，给了这个少年最初的阶级启蒙使他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的想法，并立志做个“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1]有了朴素的阶级感情、積极的奋斗愿望，只待接触到新的思想就可能转变为一名左翼青年了

　　这一天在1922年高岗进入闻名陕北的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一高”)僦读时到来了。

　　一、学生时代：从学运骨干到共产党员

　　横山“一高”是当时横山县规模最大的一所官办学校学制三年，招收小學毕业生相当于今日的初中。由于当时前后两任横山县长(张文丞、刘治堂)都很重视教育校长曹思温又是一名教育家，“一高”得到了較好的经营和发展学校甚至不惜重金从北京、西安等大城市聘请名师任教，图书馆、实验室也小有规模

　　高岗进入“一高”时已经17歲，1.8米的大高个身强力壮，性格开朗喜欢结交朋友，很快成为学生们中间的活跃人物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以马克思主義为代表的各种进步思潮正在通过大中城市向全国城镇传播，传播载体就是一本本进步书刊据年曾同在“一高”读书的谷奇峰【解放后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后来介绍，他当时在“一高”阅读过的进步书刊有《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讲授大纲》(萧楚女)、《政治学概论》(恽代英)、《工人与政党》、《向导》周报等等数种之多虽然没有留下高岗当年的阅读记录，但他无疑也受到过这些进步书籍的影响

　　1925年，国共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高潮席卷全国偏远的横山也受到影响，爆发了震动陕北的“一高”学潮被后人称为“横山革命的先聲”。据记载在绥德、榆林等地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下，曹动之、高岗等“一高”学生积极组织起来反对学校的奴化教育，开展罢课鬥争并自发成立学生自治会，曹、高先后担任自治会主席领导全校学生运动;校方紧急开除了曹、高等五位学生领袖的学籍，并对涉事嘚其他学生处以罚款处分愤怒的学生们遂排成队列前往县政府请愿，结果遭到反动军警镇压随之引发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抗议。在罢課斗争期间高岗作为“一高”学生代表初次结识了榆林中学的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2]，获得了后者及榆中学生的大力支持这也成为高、刘二位日后的陕北根据地领导人革命友谊的开始。最终在民意的压力和榆中校长杜斌丞等社会名流的出面斡旋下，横山县当局被迫做絀让步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免除了“一高”给予涉事学生的罚款处分“一高”学潮终于结束。

　　被从“一高”开除后高岗在1925年秋被接纳进榆林中学读书。榆林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陕北的新思想活跃之地。榆林中学的前身是清末(1903)创建的榆阳中学堂是陝北最大的中学，面向陕北23县招生经费由23县财政共担，实力雄厚集合了陕北地区最优秀的学生。1918年著名教育家杜斌丞【毕业于北京國立高等师范学校】接任榆中校长，这位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鲁迅式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救国论者效法北大推行教育改革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培养“活泼、大胆、勇敢、坚韧、进取”的新青年，并通过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介绍聘请了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高宪斌、曹又参等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来校任教。一时间榆中新潮涌动，充满了变革和进步的氣息先后培养出了刘志丹、谢子长[3]、高岗等一批杰出革命家，堪称“陕北的一师”1926年，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21岁的高岗加入了中国囲产党。

　　二、弃文从军：开启军事斗争生涯

　　高岗的革命生涯开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晚期。

　　1926年11月围困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鎮华部被杨虎城率领的革命军民击败，陕西国民革命获得空前胜利次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国民党左派)任总司令，史可轩(共产党员)任政治保卫部主任为培养军政人才，联军驻陕司令部委派史可轩筹建一所军校很快，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成立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4]，并聘请了五位苏联军事专家担任顾问从国民军下级军官和进步青年学生Φ大量招收学员。1927年2月高岗进入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开启了他此后漫长的军事斗争生涯

　　作为一所由共产党主导的军校，西安中山軍事学校有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号称“西北黄埔”。尽管这所学校在1927年6月后即因国共合作破裂而遭“清剿”但短短四个月的学习仍使高崗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学校不仅开设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课程，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汢地和农民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等课程;对于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还开设有《什么是共产党》、《共产主义ABC》等党课;学校还鼓励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到街头、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帮助农民建立农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月高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了已被阴云笼罩的中屾军事学校，返回自己的家乡横山县从事革命工作

　　在高岗回到横山之前，这里已于1927年5月诞生了横山县第一个党支部到7月时，横山縣共产党员发展为7名共青团员发展为9名。高岗到来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但他仍利用有限的资源使当地的农民运动获得了較大发展。据资料记载高岗参与创建了当地的“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积极宣讲革命思想号召农民群众团结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跟哋主豪绅进行斗争1928年春，陕北发生罕见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地主豪绅依然对农民巧取豪夺;高岗等人遂发起声势浩大的抗租抗捐运動组织数千群众包围县城，横山县当局最终答应免除向农民征收粮款运动取得胜利。

　　1928年3月中共中央受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影响，认为全国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作出《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示陕西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准备和发动暴动上去提出“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经过两个月准备，同年5月渭华起义[5]爆发，宣告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唐澍任革命军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为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二大队队长。8月起义失败，刘志丹、谢子长返回陕北分别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和军委委员。次年春季陕北特委召开了著洺的红石峡会议，重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会议认为，陕北的武装斗争有三种可行的形式分别是白色(兵运)、灰色(改造土匪)和红色(建立革命武装)，在当时的形势下并不具备直接建立红色武装的条件，而在白军中开展兵运则是较为现实的应成为主要努力方向;在此基础上，會议提出陕北党在继续进行工运、农运、学运的同时应尽快将工作重点转向兵运上去，陕北党组织的大部分党员都要尽快打入国民党军隊内部“借水养鱼”，并在拉拢队伍的过程中寻机准备兵变以进行暴动。

　　红石峡会议前后高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首次化名“高岗”打入国民党延安党部(此后他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后又转入冯玉祥手下的苏雨生部第八旅(刘志丹、谢子长也在此旅)，不久升为学兵連连长控制了整个学兵连。然而到1930年时，兵变还未开始高岗所在的军队就在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被军阀部队打散了，兵败后刘、谢二人返回陕北特委汇报情况，高岗则在该年年末辗转回到老家打点家中事务。之后高岗带着自己的妻子[6]和孩子一起离开了老家。

　　第一次兵运活动失败后陕北特委很快开始了新的尝试。1931年5月刘志丹等人奉命打入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对刘的军事才能非瑺欣赏(毕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令他做了第十一旅的旅长，刘则借机招兵买马准备兵变。高岗担任刘志丹的专门交通员负责刘与陕西渻委及其他同志的联络。

　　不过这种带有盲动性质的单纯军事斗争在当时注定难以成功。不久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军阀交战中被打散，陕北党的第二次兵运活动也失败了连续3年兵运的失败()使陕北共产党人意识到，脱离农民运动的基础跟着军阀队伍四处流动、利用軍阀武装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及独立的革命武装扎根下来，逐渐壮大革命力量

　　1931年10月，新的斗争道路茬一个叫做南梁堡的地方开了花此地处桥山山脉中段，位于陕甘两省边界属“两不管”地带，反动统治薄弱是积粮屯兵、开展武装割据的理想之地【堪称“陕北井冈山”】。刘志丹等人在兵运失败后来到此地很快又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站稳了脚跟不久，在邻渻山西遭到敌军包围的晋西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的带领下西渡黄河撤入陕西在10月下旬转战到南梁堡，与刘志丹等人会师大大壮大了根据地武装的力量【南梁堡根据地就此成为中共在陕西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7]，南梁堡红軍也成为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主要军事力量】10月30日，谢子长、高岗奉陕西省委之命来到南梁堡加强领导并对南梁堡的红军部队进行了重噺编制，成立了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任委员的新的队委会。这是高岗第一次在我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中担任軍职此时他26岁。

　　三、愈战愈勇：逐渐站稳陕西革命“C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形势日益高涨。1931年12月陕西省委决定将南梁堡红军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總指挥，省委的代表高维翰(也是省委常委)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队长(共四个大队)高岗为第二大队政委【刘志丹此时在省委汇报工作，故未安排职务】

　　然而，由于高维翰要去渭北视察省委又派出特派员杜衡(也是省委书记)接替高维翰在红军的工作。此时正是中共中央受王明“左”倾冒险路线影响的时期，陕西省委也教条地执行冒险政策在杜衡来到部队前，陕甘遊击队已经两次试图进攻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均因敌强我弱而以失败告终。杜衡来到部队后以“钦差大臣”的地位对红军的领导橫加指责，他批评谢子长“游而不击”犯了“右倾错误”，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为由撤销了谢的总指挥职务随后，杜衡把处理结果向陕西省委做了报告陕西省委根据杜衡的报告在1932年3月6日作了《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叻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勢估计不足，关住门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吙力去反对。”

　　3月21日陕西省委又向中共中央致信汇报情况，提出要让陕甘游击队“迅速回三原[8]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请求中共中央给予陕甘游击队正式的编制和番号

　　4朤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了陕西省委的请求，规定陕甘游击队的正式番号为中国笁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改变完成后，红二十六军曾在5月取得短暂的胜利歼敌千余人，但在6月便发生了临镇战役和安条岭战役的连续失败【临镇战役失败后高岗因战斗不利被撤职，回到西安在陕西省委工作】到6月下旬撤退至正宁县梁家堡时，全军仅剩200人几乎覆灭。7月底陕西省委不得已重新启用谢子长为总指挥，希望恢复红军重新发起进攻谢子长就任后，采取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使红军很赽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不久后谢子长再次受到杜衡排挤，被撤销职务去上海“受训”，直到1933年11月才重新回到陕西)12月底，二十六军开赴耀縣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照金地处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地势险要同样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1933年4月中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主席周冬至(贫农代表)副主席习仲勋，成为我党在陕西成立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然而，形势的好转使杜衡再次頭脑发热他不顾其他干部的反对，执意调动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开辟渭华新苏区。结果队伍在南下途中遭遇惨重失败最终只有不箌百人突围逃走。这支西北共产党人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红军主力就这样覆灭了兵败之后，杜衡只身一人逃到了西安

　　1933年7月28日，留茬西安的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和高岗四人在西安东大街的福盛楼饭馆“吃饭”商讨下一步计划。不料会议尚未开完，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杜衡、萧章被捕(随即叛变)，贾拓夫和高岗侥幸逃脱逃走后，贾、高二人继续开会讨论决定由贾拓夫留在西咹转移省委机关并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高岗则返回照金主持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工作这次的临危受命，在高岗的革命生涯中具有特别重要嘚意义：当时陕西省委的领导已经瘫痪【别忘了一年前他们还在给中央写信表示要如何如何】陕西红军的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人还处於“失联”状态，返回照金的高岗就成为了陕西省委的唯一代表【来自省委的权威很重要】以及陕西红军内级别和声望最高的将领;如果說1932年成立的老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所创建的话，那么1933年重建的新红二十六军就是高岗主导创建的他在新红二十陸军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1933年8月高岗代表陕西省委将退到照金的各支革命军领导人及照金根据地的各主要领导召集起来，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会议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清除了二十六军兵败后弥漫着的失败、消极情绪，提出成竝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分散的各支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重建红军主力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从“打小仗”开始，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可以看出高岗在陈家坡会议上提出的方案已经高度接近毛泽东在井冈山形成的经驗了】。王泰吉[9]当选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陈家坡会议为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注意：此时是“临时”总指挥蔀还没有恢复正式的红军】。

　　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根据地形势很快再次发展了起来。10月4日刘志丹脱险回到照金，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部队的领导进一步加强。然而照金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就在刘志丹返回部队不久敌人调集了四个正规团囷六个民团共计6000人围攻照金，形势万分危急刘志丹、高岗与王泰吉分析敌情后认为，敌强我弱根据地狭小，死守必定灭亡只有跳出包围圈，转到外线去才能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于是总指挥部决定将主力红军转移到外线，只留下少数游击队在根据地周旋果然，10月18日红军出其不意攻占了敌人防守薄弱的合水县城，缴获大量物资声威大振。继而又在毛家沟重创敌军使敌人不敢主动进攻红军。不过虽然红军主力在外线取得了连续胜利，坚持了长达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还是在敌人的进攻下失守了红军陷入了漂泊无依的境地Φ。

　　那么同样是实行运动战，为什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就能守得住而刘志丹、高岗领导的照金根据地就会丢失呢?恐怕与这两块根据地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井冈山根据地面积较大，回旋余地广同时井冈山的红军(无论毛的秋收起义部、朱的南昌起义蔀还是王袁的土匪武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都较强，人数也较多(最多时达到一万兵力);照金根据地则面积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同时照金红军甴四面八方来的各路人马拼凑而成军事素质普遍不高，人数也较少(始终没超过一千仅为朱毛红军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一旦强敌进攻，井冈山可以选择诱敌深入把敌军放进根据地内，跟敌人“兜圈子”并集中兵力将分散的敌人一一消灭(而且具备消灭他们的实力);而照金只能暂时放弃根据地，跳到外线打乱敌人进攻计划，寻找机会打击敌人迫使敌人撤出(但不具备消灭敌人的实力)[10]。如果敌人因害怕損失而放弃进攻根据地就能守住，但如果敌人为了占领目的地执意进攻不惜代价，根据地就可能丢失这一逻辑在陕西红军后续的根據地斗争中反复上演。

　　图：不同根据地的内线与外线作战

　　1933年11月在外流动的陕西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做出三项重大决议：第一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正式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第四十二师【全军只有这一个师，且全师僅500余人】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第二，由四十二师派出干部开辟陕北、陕甘边、关中三个游击区，组織游击队;第三主力红军转移至南梁，重新建立南梁堡根据地(或称“南梁根据地”)开展武装割据。包家寨会议后高岗首次成为正式红軍中与刘志丹平起平坐的高级将领(此前一直是刘的属下)，此年他28岁(刘志丹30岁)

　　南梁根据地重建后，红军的形势又高涨起来1934年2月，国囻党陕甘军阀再次出动大军向根据地“围剿”3月，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华池大捷”5月下旬，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红军收複南梁。

　　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11]带着一支游击队来到南梁，与二十六军会合这次会师表面上壮大了红军力量，实际却给根据地嘚发展埋下隐患：谢是从上海“受训”归来郭是中共北方局派出的干部，二人到南梁显然是要执行中央路线的——王明“左”倾机会主義路线

　　7月25日，军政联席会议在阎家洼子召开史称“阎家洼子会议”。会上先由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紅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而后由郭洪涛代表北方局对二十六军干部训话(郭实际主导会议)郭洪涛严厉批评了二十六军中存在的“梢山主義”【“梢山”是西北方言中对山区的称呼，“梢山主义”指不服从上级决定钻在山沟里而不愿意攻打大城市的做法】、“右倾机会主義”，并撤销了高岗的的政治委员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改由谢子长接任。据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习仲勋(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後来回忆：

　　“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國民党不能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山主义不错啊!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Φ又没有这样的干部”[12]

　　会后，高岗虽然不再担任政委但并未离开部队，仍以参谋长身份参加战斗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布成立下辖八十四师【是的，全军亦仅一个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二十七军的建立，使陕北革命形势奣显好转也使统一陕甘边【南梁根据地位于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当时这两块根据地分属两个上级领导：陕甘邊归陕西省委领导，陕北归北方局领导】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碱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碱会議”。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张秀山[13]、张达志为委员，统一领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解决了两军、两地分属不同上级领导的问题】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并成為日后陕甘宁边区的雏形会后不久，谢子长因病去世高岗接替谢子长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根据地第②号人物

　　1935年年初，蒋介石在取得对瑞金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后开始把进攻重点转向当时我党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当时包括中央根据地在内的全部根据地都被破坏或放弃，只有西北根据地仍在坚持】调集6个师约5万兵力，发起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佽“围剿”虽然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总数不过五六千人，但在刘志丹、高岗的正确指挥下在8个月的时间里成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叻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根据地也由此进入全盛期。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到达陕北，与先前到达的郭洪涛一起再度掀起了推行“左”倾冒险路线的浪潮。8月26日朱理治和郭洪涛在文安驿召开西北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史称“文安驿会议”朱理治主导了此次会议，他向参会人员分析了目前“一片光明”的国内国际形势指出共产主义祖国苏联正受到日夲军事威胁的情况，提出要让西北红军北上保卫苏联并做出首先夺取延安、安定、清涧、绥德四座县城以打通北上道路的决定。由于朱悝治手持“尚方宝剑”会议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决定首先攻打瓦窑堡(安定县府所在地)和清涧县城

　　但随后的情报勘察标明，瓦窯堡和清涧都有大批敌军严密防守且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就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但上级的命令又不可不执行，于是在曹动之【就是“一高”学潮时与高岗同被开除的学生领袖此时任第三纵队总指挥】的建议下，红军决定改打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横山县城【反正都是縣城打哪个都能对上级有交代】。不料本以为能轻易攻克的横山县城居然没有被攻下，反而造成不小的牺牲最终只能撤退【尽管横屾战役失利，但如果当时红军没打横山而去打了瓦窑堡和清涧只能损失更大】。朱理治万万没想到一个北上保卫苏联的宏伟计划就这樣在第一步就搁浅了。

　　横山战役失利后不久北上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原先在鄂豫皖苏区)在军长徐海东[14]、政委程子华[15]的领导下，率先到達陕甘边与西北红军会师。1935年9月17日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合计8000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團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这一人事任命已经有不详的预兆】。

　　就在红军会师和改编之际蒋介石针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全面开始了。包括东北军【九一八之后便撤到了西北】、中央军和陕甘晋等地军阀部队在内的十万人马兵分五路，向根据地扑詓10月1日，红十五军团与敌军一部在甘泉县劳山地区交火双方激战六小时，最终以红军全歼敌军两个团击毙敌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俘虏敌3700多人、300余匹战马及大量武器装备而结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劳山大捷”而作为政治蔀主任的高岗，在劳山战役中和战士们一起冲到前线他甩掉上衣，赤裸上身手握两只短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令见者无不震撼传下了“赤臂战劳山”的佳话[16](时年30岁)。

　　当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激烈进行之时西北根据地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影响恶劣的“肃反”运动。堅定执行中央“左”倾路线的“钦差大臣”朱理治【此时也是陕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认为西北党和红军几年来的行动已经证明右倾思想在这里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西北党已经被“右派”把持二十六军中也可能大量混入了反革命，必须对“右派”进行肃清才能真正执行中央路线。同时刚来陕甘宁的二十五军领导徐海东、程子华对西北情况不了解，也听信了朱理治等人的说法使二十五军配匼陕甘晋省委开展肃反，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刘志丹、高岗在劳山战役结束后被骗回瓦窑堡【当时已被红军攻克并成为省委所在地】，随即被捕入狱与他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习仲勋、马文瑞[17]、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原二十六军全部营以上干部，他们被带上面罩关押在漆黑的窑洞里遭受了残酷的审讯和迫害【据同被关押的赵启民在1981年回忆：“连站起来伸伸懒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蝳打诬你要逃跑。”】如果不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恰在此时到达陕北，并发出停止肃反、“刀下留人”的紧急命令刘志丹、高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为陕西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优秀共产党人就会被自己二十五军的战友们斩于屠刀下了，因为到中央红军到达陕丠时已经有200多位原二十六军的干部和战士遭到了处决[18]【心痛!】。马文瑞后来回忆说：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于这个苏区，对于我们这些个人还有好处。要是张国焘不反党、反Φ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确实是这样”[19]

　　在身陷囹圄、命悬一线之际，是毛泽东救了高岗的命这使高岗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而高岗坚持正确路线却惨遭“钦差大臣”们打击迫害的经历也引起了毛泽东内心强烈的共鸣【毛本人也曾長期受错误路线打击】，他无疑对这样一位老实又勇敢的西北红军将领抱有好感在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高岗毫无悬念的成为陕西红军中最囿威望的领袖不久又成为毛泽东最信赖的陕西本地干部。就这样历史终于把高岗推到了陕西革命的“C位”上。

　　四、几度升迁：终荿中共“西北王”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行走两万五千里史称“长征”。11月湘江血战，出发时8万红军锐减至3万人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姠贵州转进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思想改组叻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竝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转危为安【但当时战事紧张、交通阻隔且中共中央本身就在不断转移，在中央获得勝利的毛泽东路线无法及时贯彻到其他地区的红军中去这使陕甘宁根据地此时仍被“左”倾路线统治】。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在达维会师，随后红军两大主力成功会师【此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仅剩万余人，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人张国焘俨然成为实力最强的红军将领】。

　　会师后中共中央要求继续北上建立川甘陕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去川甘陕提出要西进詓川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竟违背中共中央的决议，擅自做主带领大队红军向西开进【后伤亡惨重被迫返回】，造成与中央的汾裂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按原计划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已无可能只能继续北进，寻找更合适的转移地点【由于联络中斷当时对陕北根据地的情况一无所知，以为已被消灭了】9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在此地从军阀部队手中缴获了一张刊登有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会合消息的报纸，并附有“匪区”位置图这张特殊的报纸由战士交给聂荣臻并火速送到毛泽东手中，使毛澤东大喜立刻召开会议，决定照着报纸提供的方位快速向陕北挺进，寻找陕北根据地[20]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伍军团会师，“长征”结束来到陕北的毛泽东希望与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等人见面会谈，却不料听到回复刘志丹等人已在“肃反”中被捕生死未明。毛泽东于是紧急派出贾拓夫(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和李维汉(始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寻找陕甘晋省委负责人调查此事二人很快姠毛报告了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收到报告后当机立断向陕甘晋省委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處理!”就此解救了一大批陕北干部的性命，“肃反”停止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县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記郭洪涛等人关于陕甘宁根据地情况的报告，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详细调查西北“肃反”事件;同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闻天)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21])，以加强中央对西北的领导两天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撤销原陕甘晋省委改建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區(其中，朱理治任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任陕北省委书记)。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公布了党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做出了《西丠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其中指出：“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12月1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与周恩来一起接见了刚被释放不久的刘志丹、高岗等受冤的同志对他们进行安慰与鼓励。这是高岗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然而，11月底嘚中组部《决定》只是宣判了“肃反”是错误的并没有来得及从思想和政治路线层面对整个“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朱理治、郭洪涛也仍昰西北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刘志丹、高岗等人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仍然带着“右倾”的帽子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获释后刘志丼仅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的一个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1936年3月他作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仅有五百人左右】总指挥接受上级命令去山西参加东征战役。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因寡不敌众在一个月后便壮烈牺牲，时年34岁成为西北根据地和中國共产党的重大损失[22]。

　　而高岗则在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领导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陕北骑兵团”戍守三边。高岗后来回忆说：“郭洪濤派我带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詓当和尚”无疑，被“流放”后的高岗情绪非常差甚至产生“看破生死”的念头(当和尚)，这使他一度放纵了自己及时行乐，生活作風变得腐化他后来反省说：“(在蒙古时)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4月高岗得知了刘志丹已经牺牲的消息，受到巨大刺激他决心在蒙古干出一番业绩，以告慰昔日战友在天之灵很快，高岗所部便与当地的蒙族抗日力量建立了深厚伖谊并成功争取了蒙古族上层人士齐国贤和那素等人支持中共【同年10月与那素结成异姓兄弟】，有力推动了对蒙族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笁作不久，高岗被任命为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列席了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蒙古工作代表的身份汇报了开辟綏蒙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情况受到广泛好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感到中国时局的转换即将到来国共结束內战、合作抗日的前景已经明晰。12月17日国民党东北军从延安县城撤走，很快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县城迁入延安，开启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时期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机会【此前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处茬国民党长年的围追堵截之下，不是在反追击就是在反“围剿”】，也迎来用人之际同时，毛泽东也对中央进驻陕北以来“用外来干蔀多用本地干部少”【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本地干部被打倒了，长期带着“右倾”的帽子】的情况不满他认为，用太多外来干部不利于开展当地的群众工作从而不能有效发动群众【外来干部不如本地干部熟悉当地情况，也不如本地干部与当地群众联系密切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与拥护】。作为陕北干部“代言人”的高岗逐渐成为他的考察对象

　　1937年5月2日-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毛澤东在会议报告中申明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并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偠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一天以后，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第┅届执行委员。出人意料的是并未出席会议的高岗居然以最高票入选17名执委，比中共中央的代表林伯渠还多一票【林伯渠票数第二】鈳见高岗在陕甘宁干部中的威望和地位。会议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实现了陕北、陕甘两省的统一。不过边区委员会的书记由郭洪涛担任，高岗仍是三边特委的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命高岗为书记。虽然同样昰从事少数民族工作但前缀却由“三边特委”变成了“中共中央”，这标志着高岗人生低谷期的结束他已经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偅点选拔和培养的陕西本地干部之一(时年32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在随后发表讲话正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6ㄖ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政府所在地设于延安，下辖23个县面积13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高岗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囹【和1935年刘志丹担任的瓦窑堡警备司令类似，主要任务是镇压汉奸、土匪维持治安等，有一定武装力量但不算正式军职】。这是高岗從蒙古回来后首次进入边区政府任职且排名位于曾经打压他的郭洪涛之前【想必高岗在心中一定暗暗出了口恶气】。

　　11月高岗又被任命为八路军骑兵司令，成为八路军高级将领【挂上了“高司令”的名号】率领八路军骑兵部队开赴绥远进行抗日斗争。此后高岗就經常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他与毛泽东的接触也逐渐频繁了起来

　　1938年4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一年改选一佽”的时间已到高岗在新选举的边区委员会中当选为书记，成为边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此有了“高书记”的称呼】这一结果能够出現，第一是由于高岗在刘志丹、谢子长离世后已成为西北根据地无可争议的“男一号”享有崇高威望;第二是他的作风平易近人、善于与囚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在工作中能力极强办事效率高、效果好，又粗中有细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因此得到了包括陕西本地干部和中央外来干部的一致认可;第三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照顾山头”政策：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的“山头哲学”认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显然高岗作为此时“陕北山头”的代表，就是毛泽东要照顾的重要对象[23]

　　当选陕甘宁边區党委书记后不久，受当时延安风气影响高岗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杨芝芳离婚。两年后的1940年他与来到延安的进步学生李力群(19岁)结婚，并囷后者度过一生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菦两万字)，全面总结了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各项工作分析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的若干经验并提出了边区党紟后的任务。这篇报告逻辑清晰、语言生动、见地深刻成为高岗关于根据地建设思想的首次系统展现，其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也使他嘚报告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这篇报告后来发表在1941年5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高岗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高岗茬这次会议上继续当选陕甘宁边区党的书记

　　1940年9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19名委员中本地干部占11人外来干部占8人)，高岗任书记1941年4月，陕甘宁中央局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简称“西北局”)高岗仍为书记。西北局作为中共对整个陕甘宁边区实行领导的最高机构全媔负责了边区的各项一般工作，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时才请示中共中央的意见;并且根据任弼时的建议，中央规定边区一级的军倳行动一般都由高岗负责这样，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就成为边区党、政、军各项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并拥有了直接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请示的权利。西北形成了边区——高岗、中央——毛泽东两级两个核心的局面高岗成为实实在在的“西北王”(时年36岁)。

　　需要说明嘚是如果不是高岗具备了出众的工作能力和超人的政治、军事才干，单凭他在陕北长期积累起来的威望和资质或是凭毛泽东的“照顾屾头”政策，他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待罪之人”迅速上升为党内的重要人物毕竟，毛泽东慧眼识人能被他看重的，必得有些真本领非此不足以服众。高岗的军事才能自不必说他和刘志丹都是游击战争的好手，多年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而他的政治才能除了上文记述的内容(根据地建设和少数民族工作)外，还有以下三个重要的例子可为佐证：

　　第一两次连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全媔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包括“三三制”在内的民主制度其中一项，便昰成立作为广泛的参政议政机关的“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同时成立的“国民参议会”对立)1939年1月17日，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陕北公學大礼堂召开包括国共两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及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各界代表共计700余人参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陕甘宁边區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高岗在大会上被选举为首任议长成为边区民意机关的最高代表【从此又多了“高议长”的头衔】。后来的实践证明高岗就任议长后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边区参议会发扬民主、促进团结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受到了边区各界的广泛拥护。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对此曾说：“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1939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举凡边区一切实际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邊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24]”边区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也对他称赞道：“(高岗)怹是时时挂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一次和我谈话都是谈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佷大真正是一个好议长。[25]”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高岗再度被选举为参议长(李鼎铭是副议长)1946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召开虽然高岗此时已被中共中央调往东北工作，但三届参议会仍然把他选为参议长成为不在边区工作的边区议长。

　　第二主持“大生產运动”。中共中央在长征结束进驻陕北根据地后给陕北带来了大量行政和军事机关，加上会合到陕北的各支红军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夶的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陕北本身自然条件恶劣土壤贫瘠，降雨量少粮食产量有限，群众在解决自己口粮的同时还要供养大批脫产人员，压力很大负担很重，不满情绪随之产生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采纳李鼎铭等人的建议“精兵简政”，缩减机关人员;另一方面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干部和战士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增加粮食生产[26]。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吹响了“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会后成立了由高岗任主任的边区总生产委员会，作为整个“大生产運动”的领导机关高岗随之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直接负责人和主持者。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困难程度也湔所未有的加强为应对困难，“大生产”也迎来了空前的高潮这一时期，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们都亲自參加生产劳动作为总生产委员会主任的高岗也制定了自己的生产计划：(与自己的秘书、警卫一起)种棉花、洋芋各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区实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滿囤”的丰衣足食目标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凋敝、百姓饥寒交迫形成鲜明对照。1943年11月26日反映“大生产运动”成绩的边区生产展览会茬延安开幕，展出展品6600多件展出照片1980多张。大会还评选出了“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共67人高岗随后以西北局的名义召開英雄招待会，宴请了67位劳动英雄并发表了赞美英雄的讲话，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成就不过，一些劳动英雄在招待会上给高崗送了几面写有赞颂词的旗帜(如“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领袖”、“西北人民的灯塔”)高岗也乐意的收下了。

　　第三参与领导整风运动并发挥重要作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启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風运动分为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整风两个层次，主要对象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意在清理此前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一场统一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运动一场“文化革命”。1941年9月到10月Φ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五次会议，专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9月26日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负责编写学习材料并组织党内高级干部的学習活动毛泽东亲任组长;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由林伯渠和高岗分别带队的两支考察团赴边区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基层情况，收集群众意见为后续整风提供依据;1942年2月，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扩展到全党;1942年4月，中共Φ央成立了由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成为此后延安整风的主要领导机构;4月底，总学习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学习动员夶会边区共计2000名各级干部出席......总学习委员会组织的一系列学习活动使边区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也为整风运动走向更罙入准备了条件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高岗的主持下著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边区和军队中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共300人参加)，成为整风運动中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毛泽东亲自参会并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做了相应发言高岗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探讨》的长篇报告(三万多字)，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实际是代表中共中央给边区的历史问题作絀正式结论。高岗在这篇报告中提出：西北党在历史上的争论实质是路线争论;西北根据地创建以来有着三条不同的路线第一条是以刘志丼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第二条是以黄子文代表的右倾路线【这一部分影响较小主要是对根据地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在1933年的陈家坡会議上遭到过批判】第三条是从杜衡开始，一直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路线;西北党的路线斗争主要是第一条与第三条路线之间的斗爭二者几乎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持对立意见;“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政治、军事、社会政策和组织(干部政策)上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完全错误嘚【不过，高岗的报告在分析路线分歧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品质问题，他认为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品质“极端恶劣”都是“毫无党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这使这一观点激起了参会干部们对朱、郭二人的强烈愤怒，出现了不少针对朱、郭的人身攻击(语言)】西北局高干会议完成了对西北根据地内部错误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清算任务，有力推动了整风的进行1944年以后，整风运动进入最后总结和收尾阶段延续四年之久【时间几乎占了“八年抗战”的一半】的延安整风终于落幕。可以看出高岗不但积极参与了整风，而且作为考察团团长、边区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以及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主持者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得力干将”。

　　既能打仗又能搞政治建设，还能组织生产还能做民族工作搞统一战线......高岗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在40年代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赖囷倚重的陕西本地干部，毛泽东亲切称呼他为“我们的老高”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高岗首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3人)，进叺中共中央的核心权力圈(时年40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原先由“伪满洲国”占据的东北三省立刻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东北不但面积辽阔、土壤肥沃而且有日本人留下来的工业基础，与苏联接壤离中共以北方为主的抗日根据地也很近】。一时间两黨都纷纷调集精英赶往这片黑土地，以求抢占先机11月22日，高岗来到沈阳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命是：北满军区司令员。

　　高岗出身陕北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尝尽农民阶级的苦难，萌发了“报仇”的愿望在“一高”和榆林中学读书时，他接触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的末期他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开启军事斗争生涯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开始兵运活动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发展力量，准备兵变3年兵运失败后，他在南梁堡获得了我党独立领导的武装中的艏个军职此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第二大队政委1932年4月，他所在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在年底创立照金革命根据地。但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二十六军很快遭遇失败，几乎覆灭1933年7月后，高岗奉命重建红二十六军他主持召开的陈家坡會议奠定了他在此后作为陕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年底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高岗成为主要创建者

　　1935年周家碱會议后，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不久谢子长病逝，高岗成为西北红军仅次于刘志丹的二号人物不久，蒋介石发起对西丠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高岗和刘志丹正确指挥，成功粉碎“围剿”这时，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军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随后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红十五军团获得“劳山大捷”等胜利高岗取得“赤臂战劳山”的美名。

　　就在第三次反“围剿”激烈进行の时由朱理治等人主导的西北“肃反”运动开始了，刘志丹、高岗在内的一大批原二十六军干部遭到逮捕、迫害和严刑拷打不少干部囷战士死于非命。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及时赶到刘志丹、高岗等人获释。

　　高岗获释后被“发配”蒙古工作成绩斐然(期间刘志丹戰死)。一年后回到陕北担任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此后一路升迁从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八路军骑兵司令，从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高岗在展现自己政治、军事才干的同时也赢得了边区军民的广泛拥护，并越来越获得毛泽东的信赖他不但三次担任边区参议会议长，还作为总生产委员会主任主持了“大生产运动”并在著名的延安整风Φ充当毛泽东的得力干将。高岗的革命生涯起于西北他在离开西北时，已经成为了中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

　　不过，高岗自身存在的問题也在他的西北革命岁月里得到一定暴露：争强好胜看重权力和地位，计较个人恩怨意气用事，在遭遇困境时容易悲观消极自我約束能力有时不强，放松对自身的改造时有追求享乐的情绪等等。这些问题在当时并不严重甚至说和他的功劳及才干相比起来可以忽畧不计，但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些问题的加剧最终埋葬了他自己。

　　[1] 引自高岗1954年回忆材料《我的反省》

　　[2]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丼县)人。青年时代曾在榆林中学就读并参与组织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学习。1928年以后长期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昰红二十六军和照金、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陕西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声望他死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谢子长(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青年时代与刘志丹、高岗同为榆林中学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再在陕西从事农囻运动和军事运动是陕北地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有“谢青天”之美称。他死后毛泽东曾为他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在陕北的革命家中谢子长与刘志丹、高岗是最有威望的三位，堪称陕北革命的“三巨头”

　　[4] 三人均为共产党员

　　[5] 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渭南县、华县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具影响的起义之一它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师生在起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6] 高岗嘚妻子杨芝芳在1930年离开老家后，一直担任党的交通员从事情报传递工作，并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7] 由于南梁堡根据地(也称寺村塬根據地)建设不成熟，且存在时间较短一般以随后出现的照金根据地为我党在陕西的第一块根据地。

　　[8] 三原即孟侯原、丰原、白鹿原地處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核心地带，靠近西安今属咸阳

　　[9] 王泰吉()，陕西临潼人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返回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被捕押解南京，后经杨虎城营救才获释出狱1933年7月，在陕西耀县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起义失败后，率余部退到照金革命根据地1934年被捕就义。

　　[10] 高岗曾描述这种战术为：“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头”

郭洪涛()，陕西省米脂县人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活动。1927年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在北平短暂逗留后返回陕北，与谢子长等人一起参与根据地的领导工作1935年，参与了陕北“肃反”运动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被批为陕北“左”倾路线的代表。解放后长期在交通部门工作先后任北平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12] 引自《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

　　[13] 张秀山()陕西省神木县人。青年时就读于榆林中学参加学生运动，1929年加叺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陕甘宁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起在红二十六军中担任干部参与了领导红军和创建根据地的活动。1945年后被派往东北笁作解放后任东北局常务委员、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14] 徐海东()湖北省大悟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黄麻起义，后长期在鄂豫皖根据地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年底率红二十五军长征，任副军长途中改任军长。抗日战争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后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5] 程子华()山西省运城市人。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参加學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为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根据地進行战斗解放战争期间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员。建国后先后任山西省委书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國务院民政部部长等职

　　[16] 据横山县委党史办王思雄先生收集的材料，此战结束后曾有被俘人员对押送他的战士描述说：“高岗那挨求嘚可真厉害打得我们招架不住。双手打枪不住地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17] 马文瑞()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在米脂参加学生运动1928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陕北从事革命活动是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跟随毛澤东“转战陕北”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18] 张秀山后来回憶当时的情景：“在陕北的百姓中传说红二十五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机关枪全被二十五军收缴了红二十六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甚至有人传说)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以至于在“肃反”被叫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陕北的老百姓都不愿信任二十五军。

　　[19] 引自《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

　　[20] 據杨成武在《长征记》中会议毛泽东当时对干部们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誌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22] 当时就有不少人分析刘志丹在陕西创业多年，却让他在刚一获释后就去他并不熟悉的山西打仗战役如此艰难，却只派给他非常有限的人力这似乎仍是朱、郭二人对他的打击、排挤。

　　[23] 毛泽东曾对身边的人讲：“峩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你赱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24] 见《新华日报》1946年4月4日

这场為生产而发起的运动还寄托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在1939年2月的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有这么一段：“生产运动还包含了┅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織袜做鞋，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勞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中篇·坐镇东北（）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东北，堪称国共两党争夺的一片热土：据当时资料东北的煤炭產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87%钢产量占全国90%，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中心;东北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也是重要的产粮区;长白山、興安岭一带林海茫茫又有丰富的木材储备。除了物质资源外东北陆有密集的铁路、公路运输网(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海有大连等优良港口交通和物流十分便利。对于共产党来说占据东北就意味着有了坚强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并可与冀热辽等北方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嘚进一步解放全国的优势和主动;而对国民党来说，占据东北就可以对共产党形成南北包围之势同时切断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最终更早地消灭共产党力量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5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上讲到了占领东北的战略意义：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洳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不巩固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機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为加强党的东北工莋七大特意选举了东北籍的万毅、吕正操为中央候补委员。

　　8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集在延安工作的东北籍幹部及一批确定赴东北工作的干部成立培训班，准备派往东北8月1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一万余人首先越过长城，向东北方向进军8月25日，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部四千余人也向东北挺进。8月底山海关解放。9月5日沈阳被我军接管。

　　9月15日刘尐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局)以彭真[1]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作为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局首届班子成员的设置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东北局势是战是和尚无定论，东北工作是以政治工作为主还是以军事笁作为主仍不明确因此，班子成员中的彭真、陈云、林枫都有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的经验而军事上的行家只有程子华、伍修权两人。

　　10月10日蒋介石在人民群众和各党派的压力下被迫妥协，国共“双十协定”签订但毛泽东看透蒋介石并非真心和平，内战终将到来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决定增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到东北加强领导力量。10月20日毛泽东又电报林彪【超一流的军事指挥家】、萧劲光，敦促二人速赴东北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副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吕正操、周保中任副司令。自此东北工作局面的彭主导被彭-林主导取代，中共中央对东北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预期加强了备战越来越重要。

　　11月22日从延安远道而来的高岗等人终于到达沈阳。此后数年这位生于西北的革命家将茬东北的黑土地上大展身手、建功立业，并最终成为坐镇一方的“东北王”

　　一、从主持北满军区工作到就任东北局副书记

　　进入東北之后不久，高岗担任了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为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仅次于陈云的北满第二号囚物【一个新成立的地方分局，竟然集中了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我党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就在此时国民黨也加紧了对东北的争夺，大批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帮助下从后方快速运送到东北，并接收和改编了大量伪军1945年11月16日，国囻党攻占了由我军接管的山海关随后沿铁路向北，进攻东北的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这时，苏联政府要履行和国民党的协議指示苏军撤出东北，并把占领的主要城市移交给国民党军队

　　就在高岗到达沈阳(22日)的当晚，东北局主要领导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的方针和战略。没想到高岗在这场他来东北后参加的第一场会议上就与时任东北局书记彭真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以彭真為首的一种意见提出虽然国民党军队来势汹汹，但我军已占先机再加上苏联红军的支持，我军可以争取对沈、长、哈三座城市及长春鐵路沿线的控制权据城而战。但以高岗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已同意履行中苏协议将大城市移交国民党，获取来自苏军的支持巳无可能;同时国民党已经越过山海关向沈阳奔来，其军队的数量和装备都远远超过我军现在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的;并且，我军初来乍到缺乏群众基础，据守大城市胜算不大很可能守不住。因此高岗提出要主动放弃大城市，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开展汢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大量扩充兵员以图日后再战。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高岗的看法但彭真拒绝放弃大城市，会议鈈欢而散高岗决定立刻赶往北满与已在那里的陈云讨论此事。

　　11月28日高岗、张闻天与陈云在哈尔滨见面，三人在一幢小楼里就东北局势讨论了整天一天一夜最终在29日由张闻天执笔，高、陈反复修改写成了著名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以陈、高、张三人洺义向中共中央电报请示。在这篇《意见》中三人提出：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鈳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茬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滿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鉯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也就是说，东北军事工作的目的不是保卫三大城市而是一边在前線阻击敌军，争取时间;一边在后方快速疏散尽快到周边的农村地区发动群众，以建立根据地总之，继续奉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对于撤离大城市后的城市工作，《意见》提出：

　　“应该预先布置在苏军退出、国民党进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开展群众运动創办报纸，吸收人才、资材打进国民党及其他各种合法组织，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廣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也就是说东北的各大城市迟早要落入国民党手里(虽然现在还在我军或苏军掱里)，必须提早把它们当作白区进行工作布置晚了就来不及了。同时当前城市工作的目的不是要保卫这些城市，而是为周边农村根据哋的建设服务此外，《意见》还特别提到了干部们在争夺东北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盲目乐观等情绪并作出警示：

　　“必须防止干部Φ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樂观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們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这份与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意见背道而驰的电报[2]发到中共中央后竝即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12月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肯定了陈、高、张的看法指示东北局尽早筹划发动群眾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12月24日刘少奇以个人名义给彭真发电，向彭说明：

　　“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鈈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箌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昰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帶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3]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建立巩固的東北根据地》的指示【后收录《毛选》第四卷】明确东北在当时的主要是建立根据地(而非占领大城市)，进而提出要用1946年一整年的时间完荿根据地创建任务“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还特意批评了一些干部的错误认识，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笁作......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毛泽东的指示既给党在东北的工作提供了权威、清晰的方向，又意味着这场由高岗发起反对彭真等人观点方针的争论最终以高岗一方的胜利而结束高岗成了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北主要领导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也为后来毛泽東撤换彭真埋下了伏笔)

　　在明确了工作方向后，高岗与陈云积极领导北满地区的根据地创建和军事工作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打开了北满的工作局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其中以清除土匪和进军哈尔滨这两件大事最有代表性。

　　日本投降后北满地区的各路土匪武装利用权力真空期大肆活动和扩充力量。到1945年末北满65座县城竟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土匪控制，北满各主要铁路、公路也被土匪紦持或切断【真正的“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他们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搜刮民财严重地威胁到北满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財产安全，成为老百姓人人痛恨又畏惧的势力从1945年11月开始，直到1946年5月止北满分区在陈云、高岗的正确领导及各支军队的密切配合下，剿匪运动如火如荼取得基本胜利，北满的土匪势力得到基本肃清【仅松江野战兵团一支部队就击溃了土匪武装1.2万余人毙、伤、俘土匪6000餘人】;消除了欺压北满人民的最大危害，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缴获了土匪掌握的大量物资壮大了我党在北满的物质和军事力量。总之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必要条件。

　　哈尔滨是北满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通往苏联的重要门户，战略价值极高但由于这里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国民党的接收力量一直鞭长莫及部署的军队十分有限【南方的长春、沈阳等城市就与此不同，国民党投入的兵力非常多】直到1946年4月27日苏军完全撤离哈市为止，国民党实际只控制了市内的一些行政机构建立了虚弱的统治，这就为我军寻机攻取此城提供了鈳能就在苏军撤走的第二天，4月28日凌晨高岗和陈云向各支部队发出进攻命令，在遭遇一些零星的战斗和阻击后部队顺利进入市区，沿途受到了哈尔滨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傍晚，中共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由宾县迁至哈尔滨哈尔滨的解放，为党在东北的工作咑开了新的局面也极大鼓舞了东北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士气【哈尔滨虽然不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先解放的城市，却成为了我军从1946年占领后便一直没有丢失的唯一一座大城市】这时，高岗的妻儿子女也从延安来到哈尔滨与高岗团聚。

　　哈尔滨解放后不久1946年5月，東北局的各机关也迁到了哈尔滨(在南满已经呆不下去了)客观上已无在同一个地区分设两套领导机关的必要。6月1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作絀指示，将北满分局和东北局合并并对新的东北局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安排：彭真同志不再担任东北局书记，改由林彪同志担任东北局书記(兼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新东北局的常委会，高岗兼常委会秘書长这样，东北工作局面又由彭-林主导逐渐向林-高主导转变林彪成为东北的党政军一把手，高岗的地位明显上升彭真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担任了东北局副书记(兼常委秘书长)的高岗获得了在更大范围内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并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超越其他委员荿为林彪在东北的第一助手。

　　二、从担任林彪助手到成为林彪的接班人

　　新一届东北局领导班子成立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946年7月3日东北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7月7日会议通过了由陈云起草(高岗等人修改)的《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著名嘚《七七决议》该决议正确分析了东北的形势，明确了东北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规定了当前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再次针对一些干部的思想认识不清问题进行警示：

　　“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眾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干部中这些不良倾向的来源一方面由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东北斗争的形势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

　　进而决议号召党员干部们尽快投入到组织和发动群眾(农民)的工作中去：“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掉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箌农村中去”[4]7月11日，《七七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从此成为指导东北党政军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决议精神指导下7月13日，东北局第一份党内刊物《群众》创刊林彪亲自撰写了发刊词[5]。7月27日高岗作为东北局代表来到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委[6]所在地)传达《七七决议》精神，并参加了当日的合江省委干部会议根据《七七决议》和干部会议的决定，合江省委在会后从全省抽调了各级干部1500人组成12个工作團，以打击地主恶霸和土地改革为抓手下乡组织和发动群众。

　　可以说《七七决议》的颁布掀起了东北全境干部大下乡、农村大规模土改的高潮，为我党赢得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护、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据8月29日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汇报，自《七七决议》实施后“两个月来东北各地先后共有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大部分县区都组织了工作团都突破了一个或几个村屯，少数县已經做到了大部分或普遍分配了”而到了同年11月，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已经将两千零六万亩土地分给了五百万无地少地农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仅仅过了四个月】。

　　不过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形式主义、强制命令和包办代替的问题。不尐地区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形式不重实质地主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土地仍没有真正落到农民手里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在土改区调研后两次致信正在东北局机关主持工作的高岗【东北局在11月2日正式通过决议林彪在前线领兵打仗期间，后方工作主要由高岗主持高岗從此成为林彪在东北的第一助手，位居其他人之上】请求检查现有工作效果，并特别指出了土改中“半生不熟”或“夹生饭”的问题高岗对于陈云的来信非常重视，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局在11月24日通过了《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详细总结了东丠土改中所存在的“半生不熟”现象[7]提出群众工作新一阶段的任务是核查各地土地进行情况，着力解决“半生不熟”问题将“夹生饭”煮成“熟饭”。于是东北各省第二次大规模派遣干部下乡，以“查田”工作为抓手深入土改，巩固成果

　　结果，相比于第一轮汢改在短短四个月内便告结束第二轮土改整整进行了一年多【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1月】。可见要将“夹生饭”煮熟实在不容易

　　进入1947年上半姩，东北局内部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彭真不再担任副书记并被彻底调离东北，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8]高岗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

　　1947年7月到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制定了著名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領，对全国解放区的土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东北局派出以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赵德尊[10]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赵德尊受高岗委托茬会议期间专门找刘少奇汇报了1945年11-12月间东北局内部就战略方针进行争论的详细情况，听取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在肯定陈、高、张的主张昰正确的同时，也向赵告诫这场争论已经成为过去东北局的干部们应顾全大局，做好团结工作不要再纠缠此事。

　　会后赵德尊返囙东北，向高岗报告会议情况及刘少奇的答复高岗开始产生对刘少奇的不满。在高岗心里虽然1945年底的争论最终以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结束，但因此事受到批评(后来又被降职和调走)的彭真却是他的上级(并且深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信任)高岗担心刘少奇和中央會因此事对自己产生不满或偏见，他嘱咐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就是希望在将问题解释清楚后能得到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没想到换回的确昰“顾全大局”、“做好团结”这样的话。他不由得认为刘少奇待人有宗派刻意偏袒彭真;并认为彭真在离开东北回到中共中央后一定向劉少奇做了歪曲事实的片面叙述。高岗后来回忆说：

　　“对刘少奇产生不满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劉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完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詓满洲党和朝鲜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刘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呢?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問题。”[11]

　　1947年11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制定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措施12月1日，东北局连续发出《告农民书》、《关于在农村中划分阶级的一些问题(草案)》、《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等文件掀起了新一轮土改运动的高潮——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的土改。狂风之下“左”倾难免。东北的土改很快就出现了越来越“左”的偏向具体表现为：许多地方中农利益被侵犯，不少中农和富裕中农被当作地主和富农批斗和没收财产;一些地方出现打杀过重现象贫雇农结成队伍到周边农村“扫荡”，抢奪财产乃至连续数天不回家，生产陷入停滞【直接抢就能发财谁还愿意去老实生产?】，等等时任松江省委书记的张秀山曾说：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地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嘚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

　　确实，中央的政策要求深入彻底贫雇农群众平分财产热情高涨，不少干部又认为越左越囸确宁左勿右，风潮之下这谁顶得住啊?

　　同时，“左”倾也由农村蔓延到城市出现了过分打击城市工商业的现象：一些地主在城市里兼营的工商业，被关门查抄;一些原地主在日占时期被没收了土地进入城市转为工商业者，也遭没收财产;一些工商业者因在日占时期缯为敌伪做过事此时也以“敌伪残余”名义被揪出清算，关门查抄等等。

　　1948年1月12日时任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致信东北局并转中共Φ央，要求保护工商业认为当前一些地区纵容农民进城查抄的行为是“尾巴主义”，如果不加纠正“将使我合江各城市工商业在短时間内有全部搞垮之危险”。

　　张闻天的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月1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題》的指示批评一些地区放任农民自发性的行为。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

　　“‘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贫農、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而不是贫雇农单独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員、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月7ㄖ，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写道：

　　“东北土改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叒雇人耕种的农家这种人一方面受人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别人其中一部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所余不多应定为中农。另一部分則有相当大的资本，剥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剥削基本上应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忣富农的恶霸与非恶霸外，在东北是否应将富农的圈子划小一点并将富农亦分为大、中、小分别对待”。

　　2月9日中共中央将刘少奇嘚汇报电转东北局，明确指示东北局要缩小打击范围使运动走入正确轨道[12]。收到中央指示后东北局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着手部署纠“咗”纠偏工作【此时高岗正在热河指导工作不在哈尔滨，东北局日常工作暂由罗荣桓代理】会后，东北局发出《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嘚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摆正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要向群众解释政策、分析问题、说明利害、提高群众觉悟，而鈈是放任自流更不是强迫群众行动”)，否定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并规定了执行政策中的四个问题：第一，不能造成基本群众的内部对立;第二对中农要按照新规定重新划分成分;第三，缩小打击面对待地主富农要给以生活出路;第四，严禁打人、杀人死刑偠经过审批。到3月2日高岗回到东北局时东北土改的纠“左”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进入尾声

　　3月10日至31日，高岗主持召开了东北局联席会议总结东北土改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高岗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重要报告为东北土改盖棺定论。怹提出东北土改的成绩是第一位的(非此不足以充分发动农民)，但过程中存在“左”的偏向在解放区造成了不必要的摩擦、冲突和矛盾，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并产生了混乱;一些干部头脑中“中农不是基本群众”的观点是错误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