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正当全国人民喜迎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湖北武汉为起点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该病通过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三种方式进行传播。适逢春运期间，为能遏制疫情蔓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时提出了“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16字要求，并强调“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赢得这场没有硝烟战争的胜利。

回顾历史，传染病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占据了从史前到现在人类疾病的半壁江山。在古巴比伦王国《吉尔伽美什史經》中就已经把传染病记述为四灾厄之一，同一时期的埃及也将法老的威势与瘟疫流行时的瘟神进行比较。在中国，从公元前13世纪以甲骨文刻成的考古资料中也发现了占卜瘟疫的文言。所以说，传染病史是医学史的开端也不为过。自1892年俄罗斯植物学家伊凡诺夫斯基所发现的烟草花叶病毒是第一种被发现的病毒后，1929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抗生素盘尼西林，随着抗生素的普及，预防接种的义务化，公共卫生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被人类有效地遏制，但超级细菌及新兴传染病的出现正在给我们带来新的困扰和危险。下面，我们就将历史上大规模爆发过的对人类造成致命伤害的重大瘟疫进行简要回顾。

一、世界上的重大传染病

在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427年，雅典遭遇了最骇人听闻的大瘟疫，这场瘟疫的具体起因一直是个谜团，前不久，希腊科学家还正式宣布瘟疫的元凶是伤寒，但也有许多研究者提出异议。古雅典的人口大约在20万—30万，这场大瘟疫的传染能力十分强悍，近一半人口死亡，城市的街道上随处都是病死的人，连吃了尸体的狗和乌鸦也都接连死去。这场瘟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大瘟疫，它给雅典城带来的打击是极为惨重的。

天花，最早只是家畜身上一种相对无害的痘病毒，经过进化和适应后形成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3000年前，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相关记录。公元165～180年，罗马帝国天花大流行，1/4的人口死亡。大约到6世纪，欧洲也出现了天花，10%的人口死亡。15世纪末，欧洲人踏上南美大陆时，这里住着2000—3000万原住民，欧洲殖民者把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了印第安人，随后瘟疫肆虐，约100年后，原住民还剩不到100万人，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当时欧洲的天花病死率10%，而美洲高达90%。18世纪70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了牛痘，从此人类终于能够抵御天花病毒。

公元165年，在罗马帝国的安东尼时期，当古罗马在镇压叙利亚叛乱凯旋时将战利品和瘟疫一同带回了罗马，瘟疫迅速扩散到全国。相关资料表明此次传染病的平均死亡率大概为7%—10%，在城市和军队中大概为15%。在一些地方，瘟疫造成了三分之一的总人口死亡，这大大削弱了罗马的兵力，古罗马的帝国也开始逐渐的衰落进而崩溃，整个西方文明史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结合历史资料和现代医学，当时这场瘟疫是一起天花、伤寒、麻疹等多种传染病事件。

世界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开始于公元541年，最初是先在东罗马帝国属地的埃及爆发，接着迅速传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地区。君士坦丁堡40%的城市居民在此次瘟疫中死亡。大量尸体不论男女、长幼和贵贱，覆压了近百层，埋葬在一起。这场鼠疫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1/4的东罗马帝国人口死于鼠疫。

第二次大规模鼠疫，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1347—1353年，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2500万为欧洲人。根据估计，中世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黑死病。黑死病因其可怕的症状而命名，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内的鼠蚤携带来的，患者感染后会出现大块黑色而疼痛并且会渗出血液和浓汁的肿瘤，受感染的人会高烧不退且精神错乱。很多人在感染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就死掉，患者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

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和一般流感的0.1%比较起来较为致命。其名字的由来并不是因为此流感从西班牙爆发，而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有约8百万人感染了此病，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士兵回国，各国都在散播好消息，而西班牙诚实地报出了本国爆发了流感，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至于在西班牙则称此为法国型流行性感冒。

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大规模流行的世界性霍乱共发生7次。1817年，霍乱第一次大规模流行，从印度恒河三角洲蔓延到非洲和地中海沿岸;1826年，霍乱第二次大流行，到达阿富汗、俄罗斯，扩散到欧洲，英国医生约翰·斯诺在1832年英国霍乱平息之后，追查到了伦敦霍乱爆发的根源为一台已经被污水污染的水泵，由此证实了水源为传播途径之一;1846年，霍乱第三次大流行，波及整个北半球;1865年，霍乱第四次大流行，由一艘从埃及到英国的船所引发;1883年，霍乱第五次大流行，到达了埃及;1910年，第六次霍乱大流行;1961年出现第七次霍乱大流行，始于印度尼西亚，波及五大洲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殖民非洲、亚洲等地的欧洲部队发生了疟疾大流行，特别是在东非的英军，感染疟疾丧生者达10万以上。现在，疟疾已成为全球最普遍、最严重的热带疾病之一，每年全球约有3亿宗病例发生，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研制出疟疾疫苗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2006年，Joe Cohen发明了首个有效的疟疾疫苗。

1648年，墨西哥的Yucatan半岛首次爆发大规模黄热病。此后的两个世纪里，黄热病在美洲、非洲及少数欧洲国家流行，故又称为“美洲瘟疫”。此病传播媒介为伊蚊，是出血症的重要起因。黄热病目前是世界卫生组织惟一强制免疫的疾病。（进入感染国，或从感染国出境去非感染国时，必须出示黄热病免疫接种证书。）

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斑疹伤寒严重流行，约300万人死亡。斑疹伤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虱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每况愈下，军纪松懈，疏于驱除虱子，最后导致东战线大规模流行斑疹伤寒，蔓延到俄国境内，适逢俄国因革命而动荡不堪，瘟疫迅速传开，约300万人死亡。

结核病是古老的疾病，至少可溯到新石器时代。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慢性和缓发的传染病。据资料介绍，自1882年柯霍发现结核菌以来，迄今因结核菌死亡人数已达2亿，全球已有20亿人受到结核病感染，即每年约有6500万人受到感染。

1981年美国发现了首例艾滋病病例。目前，全球有3320万名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2007年约有200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直接侵犯人体免疫系统。艾滋病病毒的迅速变异能力也给目前特效药和疫苗研制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除此以外，禽流感、疯牛病、猪流感、口蹄疫、SARS、H7N9等传染病引起的瘟疫作为突然性的灾难，也让人类文明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造成巨大的伤害。

二、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传染病及古人的防疫术

近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灾害之多，世所罕见，已知的瘟疫种类很多：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等。有的怪病，传染性极强，至今也不知道它属于哪一种病。《说文》提出“疫，民皆疾也”，把凡能传染的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从中国几千年和“瘟疫”抗争的历史中，流传下了大量的医史文献，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瘟疫。商代开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小屯殷虚文字乙编》，卜问殷王是否染上传染病，又卜问疫病是否会蔓延流传。此后《尚书》记录了传染病就是疫疾。《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由于物候变化失常，引起疫病。

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主要有以下两个时期：一是东汉末期到三国初。实际上从东汉中期开始，传染病疫情已经出现了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的趋势，并在东汉末年达到了疫情流行的最高峰。东汉最后三十年，有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发生了12次，小规模的地方性疫情则不计其数。204—219年是最可怕的年代，在瘟疫的蹂躏之下，很多地方的人口死亡率达到50%甚至更高，强度甚至可能高于欧洲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上人口减少最剧烈的年代，人口从6000多万骤减到1500万以下，而瘟疫可能是这个苦难年代的头号杀手，在减少人口方面的作用超过了战争和饥荒。那么，东汉末期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传染病造成的呢？目前有鼠疫、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流感等多种说法，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已经消失的古代传染病。从多数病死者的症状来看，这是一种由哺乳动物作为病毒宿主传播，以突发高热和剧烈呼吸道症状为主要特征，并出现血斑瘀块的传染病。结合症状及其高致死率的特点，推断为鼠疫的可能性最大。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在中国妇孺皆知，然而瘟疫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知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中明确记载了曹军的真正败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也就是说，曹军在赤壁之战中吃了败仗不假，但并没有因此导致一败涂地，真正迫使曹军败走的原因是“大疫”。至于华容道捉放曹之类的情节，就纯属小说家的文学创作了。二是明末清初。这一次的主要流行病种比较明确，是鼠疫和天花这两种古代最可怕的杀手轮流肆虐于神州大地。明末清初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大事件，背后都有瘟疫忙碌的身影。除了鼠疫间接造成了北京城的沦陷和明朝的灭亡，天花也杀死了顺治皇帝等政坛大佬，而康熙皇帝被选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已经出过天花，不用担心被感染了。从现有记载来看，两大杀手似乎有所“分工”。鼠疫在底层民众和士兵中的冲击更广，而天花则对上层人物的打击更大。明末大鼠疫的發生，说起来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饥荒中的民众，为了避免饿死，挖开了老鼠洞，吃掉了老鼠及其储藏的食品，而老鼠则留下了鼠疫杆菌，作为报复人类社会的工具。明末鼠疫发生于1633年的山西，并于1641年蔓延到北京周边地区。1643年底，传播力和杀伤力更强的肺鼠疫逐渐取代了腺鼠疫，1644年春，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累计已造成北京20—30%的人口死亡，《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说明当时的瘟疫势态极其严重，死亡人数之多，竞达到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出现了“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人间地狱景象。明朝亡于天灾的说法，是现代明史研究者普遍认同的观点。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各朝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传播和防治的文献记载。例如《晋书·五行志》提出：“旱岁……人则多口喉颏嗽者，故有口舌疴”。从汉代开始，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统计“论伤寒的书籍多至二百五十多种，可见我国古人对传染病的重视”。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曾克服过若干次瘟疫，留下了抗御“瘟疫”的丰富文献。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多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古人也创造了多种以传统中医药为主的方法来防治瘟疫。一是意念吐纳法。《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意念吐纳法：“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二是药浴法。《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普济方》治时气瘴疫浴汤方：“桃枝叶（十两）、白芷（三两）、柏叶（五两）上为散。每服三两，煎汤浴之，极良”。清代刘奎《松峰说疫·卷之五·诸方·避瘟方》“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三是粉身法。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赤散方以“牡丹五分，皂荚五分炙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真珠四分，踯躅四分。捣，筛为散……晨夜行，及视病，亦宜少许以纳粉，粉身佳”，该方以各种祛邪辟秽药物组成，外粉周身以御时行邪气。同时，还记载了“姚大夫粉身方”，“芎穹白芷藁本三物等分。下筛，内米粉中，以涂粉身于身。大良”。唐代孙思邀《备急千金要方》粉身散、《外台秘要》治温病粉身散方与此方同。四是点眼法。清代鲍相璈首先明确提出用“人马平安散”点眼预防时疫，其组成和用法为：“冰片、麝香、飞过明雄、飞过朱砂各五分、牙硝一钱，共为细末，磁瓶紧收勿泄气，男左女右以少许点目大毗。用此入时疫病家则不沾染”。五是塞鼻涂鼻法。明代雄黄开始被单独用于涂抹防疫的同时，也被用于塞鼻以防疫。吴琨在《医方考》辟瘟法中说：“凡觉天行时气，恐其相染，……仍以雄黄豆许用绵裹之塞鼻一窍，男左女右用之。或用大蒜塞鼻，或用阿魏塞鼻，皆良”。《串雅内外编》在辟疫条下指出：“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涂鼻孔中，然后入病家去，则不相传染”。六是取嚏法。明代万表在《万氏济世良方》“瘟疫不相传染方”中指出：“凡入疫病之家，……既出，或以纸捻探鼻，深入令嚏之为佳”。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所载“通气散：元胡索钱半、皂角川芍各一钱、黎芦五分、踯躅花二分半，用纸燃蘸药，搐于鼻中取嚏，日三五次”。七是悬挂佩戴法。药物悬挂、佩带是指以绛囊、绢帛或红布包裹药物，悬挂于门户、帐前或带于手臂、头顶，以预防疫病的药物外用的方法。悬挂、佩戴用单味药物主要有桑根、女青、马蹄屑和降香，复方主要包括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除秽靖瘟丹等。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厉温毒诸方第十五》中的记载老君神明白散如下：“术一两，附子三两，乌头四两，桔梗二两半，细辛一两……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此带行所遇，病气皆消”。八是熏香法。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验方新编》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九是服药法。《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载“小金丹方”，其组成、制备与服用方法为：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方中四味药物，特别是朱砂、雄黄是后世辟瘟防疫常用的药物。《和剂局方》所载“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医方简义》中的“避瘟丸”，由雄黄、鬼箭羽、丹参、赤小豆组成，服之“可不染瘟疫也”，《圣济总录》的“调中丸”，由大黄、麻仁、枳壳、茯苓、芍药、前胡、黄芩组成，“食后饮下，微利为度”，“辟四时疫疠非节之气”。十是精神调摄法。《素问遗篇·刺法论》曰：“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告诫人们“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并要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以达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目的。除了上述预防十法以外，古人还特别强调饮食卫生以及个人清洁。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三、近代中国的传染病及防疫工作

在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就当属哈尔滨鼠疫了，1910年11月，哈爾滨突发鼠疫，随后导致东三省约6万人丧生。疫情起因是由于当地对动物毛皮的需求，一些人到中俄边境草甸捕捉旱獭，剥其皮毛，以肉为食，因此感染。鼠疫由中东铁路传至满洲里，延至哈尔滨，因当时恰逢春节前后，疫情严重，危及东北全境并蔓延迅速，每天平均死亡50人，最多时达到183人。当时，清政府委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来负责防疫工作，他提出分区隔离、消毒、阻断交通等方式，在诊病院内创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等处，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居民出行佩戴证章，实行交通管制，关闭铁路，禁止跨区活动及火葬等方式，用半年左右时间将鼠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伍连德是第一个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他实施了中国医生有记载的第一次人体解剖，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口罩，也是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的推广者，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证明了“旱獭之间是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同时证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直接传播病菌”，因贡献突出，被推选为1935年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同时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国士。他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创刊《中华医学杂志》，提议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医院，捐款筹建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沈阳建成了东北陆军医院，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今哈尔滨医科大学），先后在中国主持兴办了20所医院和医学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医学人才，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公共卫生学家，中国检验、检疫事业创始人。

旧中国混乱不堪，卫生条件、科学水平低下，是十足的落后国家、落后民族，各种传染病流行，最有名的病是肺结核，民国很多人死于肺结核。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爆发频繁，种类繁多，危害巨大。面对传染病的肆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疫病防控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1952年5月，结合在抗美援朝中反对美国细菌战的群众热潮，全国掀起“爱国卫生运动”，其内容包括环境清洁、消灭五害（蚊、蝇、虱、蚤、鼠）和饮食卫生。此后，中央防疫委员会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这也成了中国卫生事业的一个特色。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到，“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爱国卫生运动进入以除“四害”为中心的阶段，毛主席对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说，“除四害，要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大家搞”。1953年，针对我国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沈均儒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极为关注，立刻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江西省余江县当时是血吸虫病流行区，经过两年苦战消灭了血吸虫病，出现了劳力增强，产量提高，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毛主席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制定相关政策，采取印发宣传册、开展群众运动、发挥中医药作用等有效措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展防治防疫，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在一些档案史料中，能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策略既考虑到了医疗卫生水平，也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潜能。一是实行计划免疫，通过预防接种，提高人群免疫水平，降低人群易感性，是预防传染病流行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二是清洁消毒、消灭害虫，能起到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作用，从外围环境中减少传染病病毒对人体的侵袭。三是建立疫情报告制度，成立防疫部门，制定《传染病管理办法》，对甲乙丙三类传染病规定报告时限。四是采取封闭隔离和检疫封锁制度，对病人及接触人员的留验、隔离，包括疫区周围半径10公里以内的居民点亦进行灭鼠灭蚤工作和加强环境卫生工作，通过设置检疫站点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检验检疫，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截至到现在，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白喉已基本消灭，百日咳、流脑、麻疹也得到有效控制，疟疾、伤寒、甲肝发病显著减少。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为一种由SARS冠状病毒（SARS-CoV）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織（WHO）将其命名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本病为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在2002年12月最早爆发时，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为避免引起民众恐慌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到12月底，关于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流传，由于当时不了解病情，相关的评论比较混乱。2003年1月12日起，个别外地危重病人开始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到2月9日，广州市已经有一百多例病，其中有不少是医护人员，此时国家卫生部对广东发生的病例开始关注，派专家组到广州协助查找病因，指导防治工作。因疫情尚未显现，适逢春节期间，春运大量人口的流动导致了疫情的扩散，引起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建立专门医院、隔离防疫、交通管控、推迟复工复课等方式集全民之力消灭了SARS疫情。此后，政府更是大幅度增加卫生防疫经费投入，在全国建设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开扶植中医药行业，要求各级医疗体系必须配备中医。

2020年初武汉疫情发生后，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对加强疫情防控作出全面部署，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为我们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哪里有疫情，哪里困难多，哪里就有四面援助、八方支持。从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到防控物资相关生产企业全力保供;从子弟兵积极支援疫情防控，到科研人员强化攻关;从基层群防群治构筑防线，到各行各业履职尽责，共筑坚强后盾，再到社会各方捐款捐物等等，中华儿女形成抗击疫情强大合力。“万夫一力，天下无敌”，从2003年的抗击非典，到今天的新冠肺炎，在党中央、省市委坚强领导下，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坚守各自岗位，勇于担当作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集全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文荣获财政部机关团委“读看写思”征稿活动优秀作品奖，并发表于财政部青年公众号。

2003年春节前夕，彼时正在城里读高中的哥们给我们附近几家人带来一条爆炸性消息：南方爆发了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得上就死，预防的办法就是喝板蓝根。我们几家人迅速买光了村里三家诊所的板蓝根（诊所存货也不多），弄得诊所医生们也都手足无措，只能在一脸不解中踏上进货之路。这件事发生在SARS疫情初期，很多人连疫情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但这却是我对SARS疫情最深刻的记忆。

转眼到了2020年春节前夕，疫情又一次不幸爆发，这次是新冠肺炎疫情。这次疫情很快被大家熟知，也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疫情到现在仍在肆虐，全球接近2亿人感染新冠病毒。

这次疫情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居家”和“尽量不外出”，我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也是绝大多数普通人能为防控疫情作出的最省力又最有效的贡献。2020年春节，全国人民都努力居家“憋死”病毒；2021年春节，很多人为了防止疫情反弹选择就地过年。无论是宅在家里还是就地过年，我们都有了比以前更多的独处机会，这也让很多人对自己原有的生活有了更多思考。

知乎上曾有一个热门话题“疫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参与讨论的人中有人决定就此离开打拼多年的大城市，回老家过相对安逸的生活；有人重新梳理人生规划，勇敢推翻自己原来的生活；也不乏有人丧失了向上的动力，只求“活着”。这次疫情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和改变呢？我想，加缪在七十年多前写成的小说《鼠疫》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鼠疫》是法国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只有短短两百多页，但讲述的故事却足以让人深思。

20世纪40年代，海边小城阿赫兰，主人公里厄医生无意中发现的一只死老鼠成为整个城市爆发鼠疫的先兆。随着城市的街道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死老鼠，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呕吐、发烧、淋巴肿大等症状甚至因此而死亡，里厄医生终于意识到这个城市爆发了鼠疫。于是他一边奔波于城中救人，一边联络政府工作人员请求支援。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不得不逐渐增强防控力度，直至完全封城。

封城的举措让阿赫兰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封城，原以为只是短暂分离的亲朋好友变成了一次遥遥无期的分别；原本忙碌的生活突然中断，无所事事的人们只好浑浑噩噩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伴随着封城，一同到来的还有物价飞涨、物资短缺和满天谣言。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消极被动地接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里厄医生从一开始就战斗在第一线，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都有他的身影；演员塔鲁、神甫帕纳鲁、政府职员格朗、长者老卡斯特尔等人也都用各种办法抗击疫情，就连之前一直忙于逃出城的记者朗贝尔也在出逃前的最后关头选择留下，加入志愿者队伍。

日益恶化的疫情让人们的努力似乎变得徒劳，但人们始终没有放弃抗争，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变得神经麻木。就当人们即将崩溃时，转机终于悄无声息地到来。尽管人们都看到了希望，但只能小心翼翼地等待。最终，整个城市终于熬过了寒冬，人们终于战胜了鼠疫。解禁的时刻，人们争相走上街头庆祝，礼花也在空中绽放，光明终于到来。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看到《鼠疫》的影子，无论是整个疫情的经过，还是疫情中形形色色的人，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我想这就是伟大作品能超越时代、跨越种族、成为经典的原因。当历史照进现实以后，我们理应有更多的思考，有更多反思。

疫情期间，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哪有什么英雄，不过是凡人挺身而出。在《鼠疫》中，里厄、帕纳鲁、塔鲁、格朗、朗贝尔等人都是敢于挺身而出的勇士，而当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们时，却能从这些虚构的陌生人身上发现最熟悉的身影。

小说主人公里厄医生深知医学力量有限，难以消灭鼠疫，但他仍然尽职尽责，忠于职守，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控制鼠疫继续蔓延，他日夜奔波，既要不断与政府争取医疗资源，又要努力做好隔离场所的管控。不惧辛劳与危险的他，不在困难与无效面前低头，持续地与鼠疫进行斗争。透过主人公我们能看到疫情期间为战胜疫情而勇敢战斗的医护工作者。

2020年1月18日，钟南山院士从深圳抢救完相关病例返回广州后就接到通知连忙赶往武汉，时间紧急的他只能购买无座票；1月19日，实地了解疫情、研究防控方案，晚上从武汉飞往北京；1月20日，列席国务院常务会，就如何遏制疫情扩散等提出具体建议，并在当晚的《新闻1+1》中肯定了有人传人现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坦言现在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还很不够，同时提醒大众戴口罩有用，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耄耋之年的他在遇到突发疫情时毅然决然地站在了第一线，为防控疫情做出巨大贡献，成为能够让全国人民安心的“定心丸”。除了钟南山院士之外，张定宇、张伯礼、陈薇、李兰娟、张文宏以及所有勇敢站出来与疫情抗争的医生们都是值得尊敬的勇士。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奋斗在一线的护士们，他们日夜坚守在病房，他们明知自己有被传染的风险，但仍然拼尽全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病毒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和里厄医生一样，都在疫情面前选择抗争，选择战斗。

帕纳鲁是一名善良正直的神甫，塔鲁是一位颇有抱负的社会活动家，格朗是一个追求完美又默默无闻的政府职员，朗贝尔是一位追求个人幸福、处于热恋中的青年，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人生和现实诉求，但在鼠疫面前，他们都选择了战斗。塔鲁组建了志愿者防疫队，其他人则是这支队伍里的核心成员，他们共同承担起他们作为社会普通一员抗击鼠疫的责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身边有无数的普通人挺身而出，他们忙碌在社区，买菜送药、排查隐患；他们奔走在街头，疏导交通、维持秩序；他们活跃在网络，传递信息、疏导情绪……，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志愿者”。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刚满18岁的“00后”们，他们都积极响应号召，奋战在每个战“疫”需要的地方，为防控疫情作出巨大贡献。

被称作“荒诞哲学”代表人物的加缪有一部著名的哲学散文集《西西弗的神话》，他在文章中阐述了死亡与反抗、幸福与悲剧、存在与拯救、人生的荒谬与荒诞性等一系列重要哲学命题，其中西西弗斯这一古希腊神话人物成为核心。

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众神处罚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但由于巨石太重，每次推上山后又会滚落下山，西西弗斯不得不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地去做这件事，众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

加缪认为，西西弗斯具有对这种惩罚清醒的认知，这会让他感到痛苦，也会让他超越痛苦获得快乐。当西西弗斯把命运改造成为一件应该在人们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之后，他便超越了惩罚，把推巨石变成了自己的事情。“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

正如加缪在文中所写：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神话》中充满了人在荒诞境况中的自我坚持，永不退缩的勇气，充满了在绝境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充满了人类与荒诞命运的抗争精神。

《鼠疫》中的里厄、帕纳鲁、塔鲁、格朗、朗贝尔们，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的广大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他们都是在绝境下进行不屈的抗争，没人知道自己的努力能不能把这块巨石定立在山头，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抗争。

面对鼠疫，人唯一的口号是反抗，这是整部小说中抗争精神的写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人唯一的选择是战胜，这是当下全球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无论是鼠疫还是新冠肺炎疫情，人们都选择了抗争，做自己命运的主宰。

虽然总是出现各种变异病毒，但全球疫情逐渐好转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定能彻底战胜疫情。不过，对于我们自己而言，人生中的“疫情”可能随时爆发，生命中的“巨石”可能随时落下，而当这些真的到来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勇敢的西西弗斯，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主宰自己的命运，撑起自己生命中的巨石。

（转自《WE》院刊（2021年下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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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下半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