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明史，排名无先后。

梁方仲YYDS，为人不知梁方仲，读尽明史也枉然。毫无争议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开山祖师之一（另一个是傅衣凌），我最爱的明史学者，没有之一。

如今在社会经济史学界风头正盛的华南学派正是继承的梁方仲的衣钵，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几十年前的著作在如今依旧是无法跨越的高山。自从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和一条鞭法系列论文横空出世后，明代社会经济史就形成了以赋役制度为核心的特点，有些日本学者甚至在抱怨，明代社会经济史笼罩在梁方仲的影响之下太久了，但是，梁方仲对于赋役制度的研究，的确抓住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最关键的部分，不了解赋役制度，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等的了解都只能是浅显的。

梁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是超前，即使在今天，依旧超出非常多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以《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P143为例，这短短的一段话，其实为后来程念祺关于“国家财政市场”的论述、黄国信关于“市场导向基础性价值的贡赋体系“的论证、刘志伟目前汲汲以求的“食货经济”建构指明了方向，也做出了对于明代经济最为直中要害的概括：

我以为应当指出明代中叶以后最特出的情况，就是当时商业和商业资本有了“一马当先”的迅速发展——它远远跑在农业或手工业之前，它的发展速度与后二者的是不相适应的。换言之，商业的繁荣并不是建筑在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相同比例的增长的真实基础之上，而是虚有其表、外强中干的，它实际上乃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自正德以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已停滞不前了；相反地，直到万历中年以前，它们仍然是在继续发展之中，这从它们在生产力各方面的提高，可以得到证实。只有到了万历末年以至清初，才真正是进入了停滞和衰落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它们的发展速度总是赶不上商业的发展速度的。这因为它们增产的成果，一方面被明政府日益繁重的征发和租税提取而去;另一方面又受着商业资本的支配和盘剥。

这里我不想展开讲，因为会很长，只想提醒大家注意梁方仲先生在这一段话中提醒我们的对于古代商业繁荣的警惕，它的繁荣来自于深深“嵌入”政治，而非我们自以为的“脱嵌”于政治和社会，它的繁荣是依托于政治和军事需要上的“虚有其表、外强中干”的“畸形的发展”（可参考九边对粮食和食盐的需求与新安商人、徽商崛起的关系）。

梁方仲的伟大不仅在于自身的学术水平，还在于他与傅衣凌一起为后世华南学派之产生奠定了基础，华南学派以梁方仲曾经任教的中山大学为根据地，是如今中国学界一股具有国际视野、生机盎然的学派，其核心成员包括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以及海外的科大卫、萧凤霞、蔡志祥等人，每一个拎出来都是一方巨佬，这些人立足区域研究，采用田野调查加文献分析的方法，为明清社会经济史闯出了一条极具启发性的新路，他们的作品不可不读，特别是刘志伟的《贡赋体制与市场》，尝试对中国古代经济做出不同于以往的“贡赋经济体制”构建，可谓洞察力入木三分。

何炳棣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一位华人会长，但是他与有些可以融入西方话语体系以寻求认可华人学者不同，其名声和地位完全是靠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何炳棣最有名的学术特点是：

一、选题上的“不作第二等的题目”，也就是只研究关键性大问题，不屑作局限性的小题目；

二、方法上的“扎死寨，打硬仗”，也就是力所能及的穷尽关键文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到最终解决“第一等的题目”。

这两个特点使得何炳棣的学术研究跨度非常广，每解决一个大题目，马上转移阵地，绝不再做回头研究，这种“爆炸从不回头”的真男人风格，来源于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自信。

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研究明清人口和土地问题，于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人口研究中无法跨越的高山，《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就成为了任何研究中国古代土地研究必须引用的书籍。

他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写出了《东方的摇篮》，论证中国文明起源于本土，获得国际一流学者认可。在这本书中，何炳棣强烈diss张光直，而张光直也在其《中国青铜时代》对该书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如今大热的美洲作物研究，其根子也在何炳棣的《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一文中，正如李昕升所指出的：

美洲作物能成为“第一等的题目”归功于何炳棣……20世纪50年代何炳棣开始的研究，把美洲作物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如今国内外学者吵成一锅粥的“新清史”，其滥觞也是罗友枝对何炳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的质疑，以及随后何炳棣的论战。

何炳棣一生中最后的研究，也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剖析，其成果为《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这部书观点相当新颖，但是学界对这部书分歧巨大，这本书也是何炳棣被质疑最多的一次“第一等题目”的实践。何炳棣的一生，可以参看其自述《读史阅示六十年》，这是一本很有特点的自述，在这本自述中，何炳棣将自己的一生严格按照史料处理的法则来进行叙述，内附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何炳棣可谓将自己的一生都化为了历史。

最后说一部我最喜欢的著作，即《明清社会史论》，这是我最喜欢和最受启发的一部书，该书是明清科举研究的典范性著作，采用明清一万四五千名进士、两万多名举人贡生的资料，对其中平民出身的进士及祖父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分别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的结论。这本书的出版，直接影响了之后中国科举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并且，不像其它开山之作有各种瑕疵，此书一出场，就是巅峰。

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刚刚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且荣获2019年度中华书局“双十佳好书”的殊荣。我买的比较早，年初就买了，是台湾联经版，徐泓老师译注，该书自2013年在台湾初次出版，2017年就已经重印六次了，对于一本学术著作，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徐泓老师，之所以叫译注者，而不叫译者，是因为徐泓本身就是明清史学界的大佬级人物，对明清史事十分熟悉，并且与何炳棣十分熟悉。所以在翻译《明清社会史论》这部著作时，不仅仅停留在所谓“信达雅”的翻译的境界，而是为此书写了一万多字的注释，对于何炳棣在写作此书时一些言而未尽或者错漏之处，进行了考镜源流式的梳理，一万多字似乎不多，但是每一条寻找白璧微瑕处的精益求精之译注都是值得钦佩的，因为从90到99分，可能比从60到90分更加困难。

例如联经版《明清社会史论》P186中，何炳棣引用了汪由敦和其长子作为荫封的例子，但是徐泓很敏锐的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写了一条勘误性质的译注：

这种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可以说徐泓的注对这本书而言是锦上添花。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人曾质疑何炳棣没有利用到天一阁中资料，因此其研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何炳棣回应到：我这个人，一旦转移学术阵地，就不在走回头路，天一阁的资料我知道，我也去申请过，但是别人不对我开放。并且，即使没有利用这一部分材料，我的研究结果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虽然何炳棣不屑回应，但是徐泓老师则挺身而出。在其著作《明清社会史论集》中，有一篇对于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非常重要的文章，即《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本篇文章徐泓处理样本15519件，是何炳棣的2.5倍，并且数据照顾到了明代历代帝王时期。其利用更大的数据量得出的结论，与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的结论相差无几，有力驳斥了他人的批评。再次证明了《明清社会史论》的经典性。

从此以后，所有关于中国明清阶层流动的研究，都只是在何炳棣的延长线上。

最后简要谈谈徐泓，他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名明史学者，如今在南开大学任教，曾经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在台湾历史学界是极为有分量，但是徐老师是地地道道的爱国学者，曾经由于其朋友余英时充满政治意味的言论，在正式与他割袍断义。徐泓老师是研究盐业起家的，其在台湾联经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是目前唯一一本明史学术史研究著作，而且作者本身就是非常杰出的明史学者。常年活跃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并且对老一辈海内外明史学者（例如何炳棣等人），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著作都了如指掌。最深入的学术史研究应该是入室操戈型，也就是学者写学者；目前很多学术史作品 都是隔靴捎痒型的，也就是外行人写学者。这本书就是典型的入室操戈，内行人说内行话，十分值得一看，可惜大陆还没有引进。

顾诚先生应该来说不用介绍了，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卫所制度等内容，不涉及到顾诚先生的研究，是难以想象的。

顾诚的特点很清晰：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深不可测的史料考证。有人不喜欢顾诚过于鲜明的政治立场，认为会影响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际上就我的观感而言，顾诚作品的客观性相当高，也就是说他虽然有十分明确的同情农民军的倾向，可史料依旧是他的第一位原则。当然，有时候其对于旧式文人的偏见，也会出现一些误用史料进行批判之处。这一点，我在一篇小文中进行过考证。

但是无论怎么说，顾诚的《南明史》都是难以逾越的煌煌巨著。

顾诚可谓一人就是一座重镇的典范，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时，该校的明史研究学科业内知名。但是他不如梁方仲幸运，无人能够传其衣钵，因此其逝世后，北京师范大学的明史研究一度中断。

顾诚的弟子目前在学术界比较活跃的有陈宝良和彭勇，陈宝良是其开山弟子，但是由于与北京师范大学校方不可调和的矛盾，负气南下，进入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陈宝良和他老师顾诚一样，对史料有着近乎竭泽而渔式的阅读，掌握史料的数量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陈宝良的文章我读着不是很顺畅，私以为正是由于其掌握的史料实在太多，因此在行文之时难免出现不必要的“广博”式炫耀，影响观点的表述。陈宝良新出版的《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评价极高，但我还没来得及看。

彭勇跟着顾诚读的博士，但是也没有留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的院长，《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和《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是其成名作，目前新出了一本《明史》，虽不深刻，亦很可观。

2011年10月5日，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这一天，“八马同槽”的“八大教授”群雕像在新校文史楼后的广场落成。“八马同槽”形容的是山东大学在建国之初，其历史系聚集八位国内赫赫有名的学者之盛况，他们是：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其中每一位，都是能在各自专业独挑大梁的学者，能够在此时同聚一堂，一时成为了学界佳话。

八马同槽中，明史学者黄云眉是其中尤其杰出的一位，可惜其人不善交际，也没有桃李满天下，因此名声不显，但是水平极高、用功极深。

如果说童书业是被忽视的一类人，那黄云眉则基本属于被完全遗忘的那一类人。虽然商务印书馆从2018年开始，陆续重新出版了黄云眉的部分著作。

但是其用力最深、耗时三十年至死方休的《明史考证》，由于其卷轶浩繁（近两百万字），自从中华书局出过一版之后，至今依然难以再版，已成绝唱。我跑遍了成都的二手书店，也只找到三册：

其实毛边书局还有几册，但是老板不愿意单卖，希望能凑齐之后一起卖，比较遗憾。

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完全是走的乾嘉学派的路子，考证《明史》以《明实录》为主， 旁采明代各种官私记载1400余种，对于《明史》中错漏之处，标注出其它不同记载，方便读者查阅。

这是一种很笨的工夫，也是在学术产业化的今天被认为毫无创新性的工作，但是就像《中庸》中所说的一样，过去中国很多学者都是真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像胡适对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中所说的一样：

他拼得用极笨的死功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

用死功夫做大成就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像万明、徐英凯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李新峰的《纪事录笺证》、南炳文对《万历起居注》、《泰昌起居注》的研究等等，但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之作。

《明史考证》这部书，真心是所有有志于明史的爱好者必备之书，希望早日能够重印。

黄云眉的衣钵传到了其弟子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那里，优酷上有几期潘群回忆其老师黄云眉先生的视频，说到动情处几乎哽咽不能语，极为感人。潘教授主要的贡献在整理黄云眉先生的著作，因为担任管理工作，所以带的学生也很少，一个是研究生周群，后来也研究明史，一个是半路拜师学习的阪仓笃秀，如今关西大学校长。但是总体来看，黄云眉这一脉算是断了。诚为可惜。

明初史的研究是一个过于早熟的孩子，在中国史学启蒙时期，以明成祖生母考、惠帝生死、朱元璋评价为核心的明初政治史研究，可谓中国史学界的一朵奇葩。

可惜，自从中国史学界发生从政治史向社会经济史的转向之后，经济单一和乏味的明初史，就已成明日黄花，成为了精彩纷呈的明末史研究的背景。

直到李新峰横空出世，他的《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和《纪事录笺证》直接将明初政治史、军事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两本书新意迭出又考证扎实。非常难啃，玩票性质的可以不用买，但是如果真的想对明初史有深入的了解，建议是必备。

另外，李新峰的《郑和下西洋的国内军事背景》一文，也非常建议找来看看，启发性很大，可以说是把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题目，郑和研究，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李新峰现在已经不做明初史了，可能是觉得题无剩意，也有可能是觉得在这个社会经济史为王的时代，明初史实在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说来也巧，去年出版了一本我还挺喜欢的小书《东京蠹余录》，讲的是日本古籍旧书界的一些逸闻，作者尹敏志，居然是李新峰的学生，其致谢道：

交此书初稿时，正赶上硕士毕业季，两线作战，常有焦头烂额之感。感谢硕士导师李新峰教授对我不务正业的百般容忍，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不会有机会去日本，遑论此书。

李新峰也不研究明初史了，其学生写起了杂文，有些感慨。

万明老师是一个让我感觉非常复杂的学者，实话实说，关于她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的过渡拔高，我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中国古代经济是深深嵌入在政治与社会之中的，万明老师对于经济的脱嵌程度有过于乐观的估计。

但是，万明和徐英凯（华北电力大学数学系退休教师）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研究》一书，实在过于惊艳，可以说是近年来明代经济史上的一座高峰，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南炳文老师应该是目前国内明史学界的执牛耳者，只是因为他主要精力以前在《万历起居注》的整理点校上，现在放在明实录的整理上，所以一般爱好者知者不多，其实看其将近乎一辈子的经历放在《万历起居注》和《明实录》这两部对明史研究奠基性的煌煌巨著上，就可以看出其大气魄、大手笔，《万历起居注》已经出版了，《明实录》还在整理中。

南炳文和汤纲合作出版过《明史》，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系列通史著作中的一本，这一系列质量都很高，《明史》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其出版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很多观点和陈述显得老旧了些。

杨讷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明史学者，他是元史学者，也是版本目录学家，当过元史研究会副会长，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但是他主要研究元末史，所以其实是一只脚踏入明初史的，而他的明初史研究，可以说严谨性和开创性难有出其右者。请记住一个定律：历史学家懂版本目录，神仙都挡不住。

杨讷之书，如汉廷老吏断狱，刀刀见血，刺激之极。可以见一本买一本，我说的。

他的书不多，最大部头的应该是4册本《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小部头的这是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讷四部曲”《刘基事迹考》《元代白莲教研究》《丘处机一言止杀考》《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四本书统统值得仔细研读，我最喜欢的两本是《刘基事迹考》和《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是元史专家，汇编过一百册的《元史研究资料汇编》；他也是版本目录学专家，曾担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扎实的史料基础再加上厚重的版本目录学修养，让他的每一个立论都无比坚实，每一个驳斥都入木三分。下面，以《刘基事迹考》为例进行分析。

杨讷极重视版本，因此他的书一上来就先说自己这本书所依据的《诚意伯文集》，版本为成化年间戴用、张僖刻的《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因为它比常用的隆庆年间何镗编校的《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时期更早，而且文章更全。之后话风一转，轻飘飘的点评了目前市面上流传最广的林家骊先生点校版《刘基集》：

几年前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林家骊先生点校的《刘基集》，林先生在点校编辑上无疑是花了功夫的，但也有一个无可讳言的缺点，他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诚意伯文集》错当作成化本了，以致《刘基集》中出现了“尊达纳锡哩”（成化本作左答纳失理）、“布延呼图克”（成化本作孛颜忽都）这样的清代改译的人名（见《刘基集》第175、180页）。

这么几句话，便能扩充为一篇相当扎实的书评，但是杨讷只点到为止，杨讷行文如电影《师父》中的杀斗，一个动作见生死。经常短短几句话，便能扩充为一篇质量相当高的学术论文。

再例如，他考证刘基被免去御史中丞的时间在被封伯爵之前：

自从提出“仕元”问题，刘基的御史中丞一职便不好再当了。七月下的《弘文馆学士诰》还说刘基“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八月宋濂写《庚戌京畿乡闱纪序》，已称刘基为“前御史中丞”。见，刘基在七八月间再次被免去御史中丞。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考证有啥意义？我们看一篇最近发表在某北大核心期刊《中国史研究》上的论文，就能发现基础扎实的重要性：

这篇《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职权》的论文，核心论点之一就是：

笔者通过排查对比相关史料认为，李善长、徐达等人兼领的品官出于皇帝的特别任命，而其他勋臣确实脱去了实品职官。

也就是说，封爵之后，默认会罢免以往担任的实品职官，作为主要论据，作者举了刘基的例子，认为刘基正是因为在洪武三年十一月被封为诚意伯，所以被免去了“御史中丞”的实品职官。

实际上，按照根据杨讷2004年就出版的《刘基事迹考》可以发现，三年八月宋濂所写的《庚戌京畿乡闱纪序》，此时刘基就已经是“前御史中丞”了，他被免除实品职官在三年七八月份之间，与之后的封爵没有关系。

所以，这一则所谓的“更典型的例子”，实际上是对史料掌握不充分而导致的误读，支撑不起作者“封爵则免实品职官”的论据。

杨讷之书，这种精彩之处比比皆是。

杨一凡不是明史学者，他是法律史学者中的巨擘，。但是，很多非明史学者写的明史著作，其实非常具有启发性。之所以介绍杨一凡，完全是因为其开创性的巨著，《明<大诰>研究》。

杨一凡的这本书是对《大诰》的集大成之著作，作为非常专业的法律史学者，他站在法律史的角度对明太祖颁布的《大诰》作了细致入微的梳理。

《大诰》对于明代前期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其中包含了非常难得的关于明初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分析明太祖思想变迁、人物性格的绝好资料。杨一凡集中探讨了《大诰》在当时有无法律效力、它的峻令在当时是否真的实行过、朱元璋颁布《大诰》的时间和动机、《大诰》的具体条目等非常基础而又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是所有研究明初历史的人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是深入思想深处理解朱元璋多变和难以捉摸内心世界的最佳途径之一。

本书将明《大诰》的点校本作为附录一加在了全书的最后，方便直接阅读。

1. “八马同槽”共举山东大学史学之辉煌，大众日报
2. 忆“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历史系，邹逸麟
3. 校勘学释例，第八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