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被父母骗进精神病院到现在已经吃药住院十五年了，我先后30多次被父母送进去同一家精神病院，我也有拒绝吃药，但他们就把我送进去，我现在依然在吃，但是我不愿意，我害怕送进去才不得不吃药。这药吃了对身体不好，但是父母认为我有病就得吃药，而且要吃终生。我特别痛苦，我想和他们脱离关系，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我的生活。父亲在2013年8月瞒着我拿我的身份证办理了二级精神分裂症残疾证，监护人是我的父亲。2013年11月25日生下我与同村村民李小荣明的女儿李思绮。我经过深思熟虑想与他离婚！李小荣明2018年他把我推到在地磕断我两颗门牙，做出这种事已经没有办法和他生活下去……

联系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465号三期光谷创意大厦

第三次电击治疗后，李兰妮失忆了。病床车轮在走廊滚动的声音，脑海中漫天白纱、船漂海面的记忆，都如同零星碎片般被淹没。大概一年的时间，她才慢慢恢复过来。

长期服用各类精神类药物，也对李兰妮的神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她常常觉得自己脑子里没有词，形容词不见了，名词也隐身。

这是李兰妮被确诊为抑郁症的第十八个年头。2003年她被确诊之时，精神障碍疾病在中国的研究甚少，公众普及度低，身边无人能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援。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精神疾病在我国的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已经居于首位。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度、警觉性依然不高，歧视、污名化广泛存在，医疗资源不足……精神疾病仍然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据北京“精神卫生发展论坛”报道，2012年中国重症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总人数估算为/c/57463.html

原创： 接上vita 出去 昨天

内附31张照片和一篇略长的文... （我原本是为了配照片写点东西，结果没收住）

以下为2018年5月-7月我在精神病院的采访记录和一些不透露隐私的照片。为方便，我称呼他们为“病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病人，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病人呢？

去年4月在北京看完《囚》后，回上海后跟同事聊天得知《人间世》拍摄纪录片时发现一个阿姨，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了30多年，还交了3个男朋友。我当然想要去认识她。

身边的朋友们听说我去精神病院采访，感到好奇。大部分人都觉得精神病院是个危险的乱糟糟的地方，充斥着疯癫的喊叫和暴力，病人都是被绑起来的。事实上，想象肯定是有偏差的。精神病院在每个人眼里都不一样。

马莉的纪录片《囚》里，它是沉静的，思考的，也是痛苦的孤独的。怀斯曼的纪录片《提提卡失序记事》里，它是阴暗的，混乱的，屈辱的，甚至畸形。诗人兼精神病院护士小安写的《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里，它又是纯真的，孩子气的，每天都有奇妙的故事和思想出现在这里。

在我看来，精神病院像是圈住了一群想飞的孩子的养老院。

5月下旬，我第一次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分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总院在徐汇区，分院在闵行区，地处偏远。分院的病人80%是常年住在医院的老病人，包括十几岁住院后便再也没有出来过。剩下20%是流动的新病人，住院周期一般为3个月。

分院前身是普慈疗养院，很是清幽。林荫路上人很少，偶尔会碰到护士领着一群人穿着条型病服的人从一栋楼去往另一栋楼。

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住在分院C2封闭病房。那是一栋新楼，粉色的楼房墙上镶着窗户，我站在地上抬头看到探到窗户玻璃上的人影。病房在二楼，病房外有一个封闭的门，只有医生、护士和护工有钥匙，外人需经允许才能进入。

进入病房，先是走廊，病人的房间在走廊两侧，每间房的床数不等，大约6-8张。病人白天被安排在公共活动大厅，那里放满了桌椅，每个病人一个座位，桌角写着姓名。有的病人因为体力不支或者精神不稳定需要用白色约束带固定在座位上。一台电视机挂在墙上，播放现下流行的电视剧。

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个子高高的，白色短发，牙齿快掉光了。我一开始担心她不好沟通，但她精神很好，说话清晰，眼睛有神，表情认真。她对我极尽礼貌，将我介绍给她病房里的好友，坚持称我为老师，尽管我比她小很多很多。我恍惚觉得她60多岁的面庞下其实是一颗20岁的心，急需被外面的世界规则承认，大概只有如此，她才能被认为正常，才能出去。

她把我带到她的房间，拉开抽屉，翻出一摞她的日记等东西给我看。每个病人有一张床和一个配抽屉的小柜子，她的抽屉里摆的满满的，有父亲小时候给她买的古诗集，泛黄老旧的书页。

她有三个男朋友这件事在病房里是公开的秘密。她在日记里写着对自由恋爱的向往，牵手，接吻，发生性关系，说这些时她并不害羞，而是坦然接受来自身体的本能欲望。她记录下每一次偷偷或巧合的见面，像是走在路上轻轻捏一下手。

医院里有的人相信她有三个男朋友，有的不相信。医护人员常提醒我，要注意他们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而有些事，真与假，又哪里分辨得清？

我打算找到她的三个男朋友。第一个男朋友没人知道现在在哪里。第二个男朋友在医院的康复科负责看门。我去见他，他穿着复古花衬衫，浓眉，像电视里走出来的戏剧演员。第一次见时，他不愿说话。第二次见，他坐在椅子上打起瞌睡来。后来他又说，需要他的姐姐同意，他才能跟我说话。我又去联系他的姐姐，解释，得到同意后，他才终于坐下来聊天。回忆起两人的过去，他很开心，那些因跳舞相识的经历、互相交换零食的细节历历在目。他并没有用“恋爱”“男女朋友”的字眼去定义这一段关系，似乎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任何规则和定义的意义都不大了。他只是语带遗憾地说，她现在跟某某玩得好，某某个子很高大，语气中怀有遗憾。某某是那第三个男朋友。

某某在L8病房。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跟几个女病人打扑克。L8病房呈长方形，中间是病房，两边是走廊，病房前后两道门通向两个走廊。走廊一侧全是窗户，室内显得明亮。一边走廊是会客室，一边是公共活动空间，同样是每个病人一个座位，他们整个白天都要在这度过。

某某平时不打牌时就喜欢在走廊来来回回地走。空间只有这么大。没有路了就返回来。某某的表情总是淡淡的，一开始，我以为他不喜欢说话，但后来去的多了，他看到我会突然转换表情，咧嘴微笑，有时还主动问我问题。

某某从没有主动提过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我们熟起来后，我跟他聊起家人和爱情，他说自己有妻子，女儿，只是都不来看他了。女儿在香港工作定居。他知道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是喜欢他的，但他们彼此互称兄妹，因为不可能生育下一代了。

有三个男朋友的阿姨，她写日记，尤其正能量，总是鞭策自己要积极生活，乐于助人，认真学习，做一个优秀的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浸润了32年，她是怎样形成这些想法，个中原因，很难说清楚。现在病房的医生年龄有的还不及她的住院年龄。她住院太久，甚至不清楚父亲是否健在，唯一的哥哥是盲人，无法接她回去照顾。恋爱是她日常乏味生活的精神佐料，若是往多里想，她希望家人看到她好了，接她出去，有个男人可以伴伴老。

精神病院的医生告诉我，精神病人如果出院，需有监护人同意。一些住院病人虽然被诊断达到出院条件，但由于没有监护人同意接走，便一直留在医院。有些病人被家属尝试接出去后，发病时干扰家人邻居，又被送回。有的父母早已去世，只剩下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大都成家，拥有自己的生活。有的父母虽健在，但年龄大到需要被照顾。

这部分大多为上海本地人，他们拥有上海医保，住院期间费用大都报销，只需支付餐食费用即可，对监护人来说，可以轻松把病人交给医院看护。

因此，病房内存在部分已无自理能力的老病人。c2病房走廊尽头第二间房躺着几个不能下床的病人，其中有一个病人被白色被单盖的严严实实，只露出脸。护士揭开被单，她的身体像风干了一样，皮包着骨头，让人想到标本。黑色的阴毛，像是粘贴上去的，而不是生长出来的。除了微弱的呼吸，她一动不动，口鼻接着引管，注入营养液。很难想象这还是生命。护士告诉我，准确来说，她属于老年病人而不是精神病人，家里也没什么人来看望。我在想，她能感受到痛吗？如果能感受到实在太糟糕了。安乐死，过度医疗，生与死……这些话题又从脑中闪过。展开太累赘，就不多说了。

死亡，是我在病房常常想到的词语。C2病房待得最久的病人住了48年，19岁入院。她坐在餐厅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牙齿还在，只会讲上海话。父母过世，只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偶尔来看她。她没谈过恋爱，没结婚，没子女。她每天就一个人坐着，不说话，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

采访涉及到精神病人隐私保护，我需要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为了配合院方，我得跟病人及其监护人签同意采访的协议书，这意味着需要与每位我采访的病人的监护人联系，有的监护人长久不来医院，就通过电话约见面。

这期间我接触到的监护人有父母、兄弟姐妹和配偶。有些人愿意接受采访，但要保留隐私，生病对家庭来说是一种耻辱；有些人则完全不愿接受采访；也有些人接受采访还表示可以实名。但也不乏一些病人，甚至连医生都找不到他的家属。我联系了一位监护人留给医院的电话，结果拨过去对方挂断，我又发过去一段详细的短信，过了一天，收到回信，大概意思是：他的父母过世，女儿太忙，把病人委托给我平时探看，我们“无亲无故”。

长期住在精神病院的人完全失去了主宰自己生命的权利。不少年龄太大的人已经放弃了出去的想法，他们脱离社会太久，认为自己无法再融入。还有的人像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一样，非常渴望出去。

上海徐为案就是对这一法律的反抗。在精神病院住了14年的徐为想要出院，但因监护人不同意遭拒。于是他在2013年委托律师杨卫华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其监护人大哥徐刚（化名）起诉至法院，状告其强制自己住院的行为侵犯人身自由权。这是历史上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一审二审均获败。4年后，徐为重新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才有望回归社会。

病房里20%流动的新病人中常有年轻人。年轻人一般住到3个月病情稳定，家人就会接他们出院。

一个江西农村男孩在一所名牌大学读书，他父亲得知他生病后，从家里匆匆赶来。每天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廉租房里，下午到点就去医院陪儿子打扑克。

同样是一个下午，天气炎热，他来了。我想跟他聊聊，但不知如何开口。采访时遇到正处在某种悲伤困境中的采访对象，我总希冀有一种神奇的办法可以跟他聊天又能不让他觉到被打扰。不管怎样，要很尊重他，替他考虑。

我跟他打完招呼，就坐在旁边，等待合适的时机。大概由于我已经跟他儿子认识了，他开始主动跟我说话。看起来沉默压抑的他比我想象的更需要倾诉。一聊到孩子住院时的发病情况时，他的眼泪很快落下，双肩抖动。我便不说话了。

那天下午，等他的儿子被叫回病房后，他又坐在我对面聊起来。这一次，基本都是他在说，我在听。有时我会予以应和。他在上海没有亲人朋友。每天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对着手机发呆，睡也睡不着。他又数次落泪，几度哽咽到说不出话。该有多大的压抑才让他一个近50岁的男人在一个不曾相识的女生面前落泪。那时我开始肯定我的到来也许不是坏事，至少给他提供了倾诉的出口。

我坐在对面时，他让我想到自己的父亲，眼睛涌上一股酸楚，很快湿了，我低下头，抹去眼泪，不想被他看到。经常遇到这种采访，被采访对象的某句话严重戳到，但是又不敢在对方面前表现的过于情绪。

他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他还能回到跟以前一样吗？”这大概是所有的父母最担心的问题。

他带着儿子出院那天，我又去见了他们，父亲骑着自行车运送孩子的棉被。我原本以为这个故事是我文章里极好的素材，但是后来因为篇幅所限，没有写他的故事。

还有一对东北父子，父亲也是每天来看儿子，但他们极其乐观，这个父亲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表现出一丝的担忧。他总是告诉儿子，他没事儿，一点事儿也没有。私下里，我偷偷问他，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他担心，最初的时候也是睡不着，但他每天来看儿子，感觉到他在变好，他觉得如果他在儿子面前表现出负面情绪，只会加重孩子的病情。

但不得不考虑的是他们回归社会时要面临的挑战。在《人间世》的纪录片里，一个读大学的女孩在住院期间非常想回到学校上学，她的老师来到医院劝说家人让孩子休学重新参加高考，随便找个什么工作，他们认为这孩子的一生没有奋斗的希望了。我在医院接触到的几个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在住院后休学一年或半年。

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解释精神疾病。但不管怎样，当这件事落到一个脆弱的家庭头上时，它就是一件彻底的悲剧。

实际上，当病人的情况稳定下来时，社会应该把他们当成正常人，让他们慢慢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不管学习还是工作。

精神病院的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本厚厚的故事。从5月21日到7月8日，我陆续在精神病院采访了20天，接触采访了约27位病人，深入采访了十多位病人和家属。有生于上海豪门的70多岁留美物理学博士，有自称是产后抑郁的46岁中年女人，有因抑郁症自杀被送入医院的名校大学生，有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极其热情的天主教信徒。这一过程中，有的人出院了，也有的人入院了。

一开始，我对与精神病人采访有点紧张，因为担心对方可能不愿意理我。虽然说采访是我觉得放松和享受的，但也并不是所有都是。除了非常交好的朋友，我在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跟前，基本不太说话。采访对我来说，是与外界交流的一个渠道。它迫使我克服对人的莫名恐惧。虽然我后来逐渐发现，不仅是我恐惧人，人也恐惧我。这是后话了。

但实际上，精神病院的人像孩子一样，不管年龄大小，他们讨论彼此的爱好，有时交换好吃的食物。有3个男朋友的阿姨常常跟她的小伙伴互相帮忙使用开塞露。也许是药物或者环境的因素，他们的警惕性和攻击性很低。大多数精神病人是乐于聊天的。封闭的病房实在枯燥，他们不能使用手机，大部分时候也不能出去。有几个年轻人看到我的手机，会主动向我索要手机给家人打电话，这是被医院禁止的。病房走廊里有一台电话机，但对许多非上海人来说，它只能接，并不能拨往上海以外的地区。经常有病人守在电话机旁，等家人来电。

我去的次数多了，病人认识我了。我有种回到村里跟邻居打招呼的感觉，即亲切又遥远。他们每个人各有一套自己的人生逻辑，他们坚持已见，顽固地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话。有时我觉得他们只是比我在外面采访过的那些偏执的人更顽固而已。

其实关于精神病的讨论由来已久。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细致追溯了精神病的起源，关于疯人如何从无理性一步步被认为是会污染的疾病，再到如今的心理疾病。

最早是没有“精神病”这一名词的。那时有麻风病人和“愚人船”，人们将麻风病人赶到船上，任由船漂入大海，通过这种流放、遗弃和排斥的方式让麻风病人实现自我拯救。中世纪结束时，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接替了麻风病人的角色。

我从小就认识过被流放的精神病人。在我生长的南方农村，精神出问题的人被称为“孬子”。我认识的第一个被“流放”的“孬子”叫小华。每个人见到小华都很开心，那种开心不是因为看到一个活得不如自己的人所以开心，而是因为小华是人们庸碌生活中的一点鲜活水花。

人们见到他，总爱让他唱歌。小华只会唱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唱完大伙儿就从家里取出食物给他。我看到他时，他已经60多岁了，老是笑，笑得没有牙齿的脸颊陷进了骨头里。我还没来得及长大，小华就走了。我应该是问过小华的身世，但过了这么久，什么也不记得了。至于小华到底得了什么病，没有人关心。

我在精神病院接触到的病人中最常见的病症类型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和躁狂并存）。一个企图自杀的男孩因为在网上买到了假药，导致自杀失败，被送到医院诊断为抑郁症。

所谓抑郁症、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我在现实生活中已有接触。我不会特意去安慰或者做些什么，而是把他们当成身边的普通人交往。

一些得抑郁症的人比较敏感，反而害怕被过度刻意关注。但近些年，“抑郁”这个名词已经不陌生了，处在抑郁状态的人不在少数。甚至网上还有人把抑郁症当成“高贵病”，这使得一些真的得了抑郁症的病人在生活中常常被辱骂，得不到尊重。我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总院的门诊处认识了几个女孩，有个高三女孩在复查抑郁症，有过自杀倾向的她平时不去学校上课，因为她觉得得不到理解，她的同学得知她想要自杀，会骂她“那你怎么不去死呢？”

跟所有的采访一样，我在聊天时会去了解他们病发时的经历，童年的经历，家庭关系，个人性格等等，似乎是在追溯某种疾病起源。

我感到有意思的是，福轲在书中探讨了17、18世纪人们关于疾病的各种论述。他们用血液干湿、冷热、酸碱度等来形容不同精神疾病的情况。

17世纪上半叶，关于忧郁症起因的争论就有这些问题：是否必须具有忧郁气质才会患上忧郁症？忧郁汁是否总是阴冷干燥的？难道它绝不会是温暖湿润的嘛？是这种物质在起作用吗？或者说这些是被传递的吗？

福柯说，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

在如今这个简单粗暴而讲究效率的世界，人们在既有的知识和思维下判定“精神疾病”，并对其进行管理，统治者希望稳定，并不在乎个人的命运。

精神病院像这个世界的某一个缩影。采访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想到曾采访过的临沂网戒中心和戒毒康复中心等。这些地方本质类似，人因具有某些与大部分人不协调的点，容易给家庭和社会带来麻烦，故而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加以管理。简言之，统治需要以牺牲小部分人的自由换取全局的稳定。

其实临沂网戒中心也属于精神病院。2016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时，先是暗访，在楼道上下走了一圈，进不去，被跟踪。楼下全是家长，也是杨永信的私人守卫。院子里晒着孩子们的军服，病房封闭，进出要经过两道门，中间还坐着个守门的。在和杨永信对峙拉锯了四五天，总算进去了。病房内整整齐齐，每个孩子的床前放着一张病历说明，他们进去的原因有网瘾，不想上学，个性突出，甚至也有不被妻子管束的酗酒丈夫等。他们也是一次住三四个月，跑操，治疗，内部是一个小型社会。父母被告诫不要相信孩子们的话。孩子们如果想出来，得经过监护人同意。这些孩子属于不被他们的统治者约束的了的人。

戒毒康复中心我去过几个不同的地方。大一暑假去桂林做调研，冒冒失失闯进当地一家小戒毒所，条件非常简陋，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三面都是水泥建成的平房，朝内侧一律是高高的铁栅栏，人被圈在里面劳动，他们当时正在编麻绳。酷暑难耐，屋子里什么设施也没有，幸而他们都是男人，便只穿件裤衩，有的人手臂上露出看不明白的纹身。这是我见过的条件最差的戒毒所。我始终记得有一个男人隔着铁栏杆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的电话，说这里很苦，希望我们能帮他出去。工作人员挡住了纸条，告诫我他们喜欢说谎。

第二年我又去了上海的一家戒毒所。毕业后，又去了女子戒毒所。之后的两个地方条件都要现代化很多，设施环境等均比桂林好很多。

我发现不管是戒毒所还是精神病院，有个共同的特点，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会提醒我，他们的话不能都信，他们会说谎。他们是被关起来的那群人。但仔细一想，我们生活的周围，谎言还少吗？

谁能决定谁是对的，或是错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一空间内，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在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就会采取这种把人关起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