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李兰娟：这个险我是一定要冒的
近两个月时间，她一直待在武汉，负责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直到武汉“大局已定”，才有空接受这次专访
环球人物记者 张丹丹
李兰娟：1947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1973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感染病学家，中国人工肝开拓者，设立树兰基金培育医学人才。现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李兰娟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去武汉调查“不明原因肺炎”是1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终于归零是3月18日，整整两个月，李兰娟的生活重心全是武汉。这原本并不是一座浙江人熟悉的城市，这原本也不会是一位73岁院士的日常，但跨过了生死门的武汉会记住李兰娟的名字。在这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她太关键。
3月25日，停摆已久的武汉终于进入14天重启倒计时，将于4月8日“解封”。大多数外地驰援的医务工作者陆续返回家乡，但《环球人物》记者联系到李兰娟采访时，她仍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她从2月2日就进驻这家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每天去会诊。
2020年2月20日，李兰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ICU病房里。
主动请缨去武汉救治危重症患者
能够在此时采访到李兰娟，根本原因在于武汉的形势已经好转。我们从她口中听到了很多好消息，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是——“大量重症病人陆续康复出院”。
2020年3月16日，出院患者谢大姐向李兰娟表示感谢。
3月25日这天，湖北省卫健委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全省现有重症1050例、危重症318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在李兰娟看来，当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总数降到1000例以下时，武汉本地的医院就有能力全部接手了，那时她才能回杭州。“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危重病人在医院，有很多转到武大人民医院了，所以我在这边尽量救治每一个病人。我想重症和危重症降到1000例以下应该不会太久，大概3月底、4月初吧，那时候我的任务才算是告一段落。”
李兰娟的预测每次都很准。3月8日妇女节那天，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到医院看望慰问，李兰娟就跟他作了预判，“估计到3月中旬，20号左右能够清零”。果然，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为零，同时新增疑似病例为零，现有疑似病例为零。之后，李兰娟表示，清零以后两个星期如果没有反弹，那么武汉可以“解封”。3月2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武汉市将于4月8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这些精准预判来自李兰娟在传染病学科上的专业自信。“4月8日‘解封’是非常稳重的，武汉的抗疫斗争……伟大的武汉……”李兰娟语速很快，此刻突然沉默了一下，她想起初抵武汉支援的情景。“来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那么多病人，有的甚至救不过来，去世了……后面形势好起来，病人大幅度减少，大量的病人救治过来、出院，我们的心情也一天天好起来。”从2月1日晚在杭州登上西行的列车，李兰娟来到武汉已近60天。对身处疫情中心的病患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每分每秒。
2月1日，武汉市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109例。那是武汉封城的第十天，城内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大量有发热、咳嗽症状的病人得不到收治，病死率在上升。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离开。这些问题不解决，防控形势就无法扭转。李兰娟前一天已经向国家卫健委提出：“我可以带队去武汉救治危重症患者。”但很多朋友、同事有担忧——李兰娟已经73岁，去抗疫一线救治危重症患者，长时间处在高危环境里，实在过于危险！
但李兰娟还是决定去武汉，“我是一个传染病医生，这个险我是一定要冒的”。2月1日，她在浙江参加完国家卫健委的防疫电视电话会议后，就接到国务院、卫健委的指派命令：带队支援武汉。她立即组建了一支集合感染病学科、人工肝、重症医学科的10人团队，带上李氏人工肝、干细胞、微生态这三大技术，以及相关医疗设备和耗材、制剂共30多箱物资，连夜奔赴武汉。
那时，已经没有航班进武汉，火车票也不卖“武汉”这一站。李兰娟和队员登上开往南昌的列车——途经武汉。“火车路过我们这里，把我们放下了，凌晨4点40分。”她已经习惯把“武汉”说成“我们”。采访过程中，《环球人物》记者有时不得不向她确认“我们”是指武汉还是别的，答案每一次都是武汉。
从“心理压力蛮大”到“大局已定”
李兰娟直接去了重点救治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我们来了没多久，医院已经收了400个危重病人、重病人了，再过两三天，就增加到了800个，氧气、呼吸机都不够用，医护人员的口罩、防护服也不够，困难很大。医院里面是病人不断增加，外面是检测难、住院难，形势非常严峻。”即便经历过非典、H7N9型禽流感，即便从医生涯里已经见过数不尽的伤心，李兰娟仍然心情沉重，“心理压力蛮大”。
她没有时间休息，每天几乎只睡三四个小时，几项工作同时开展：指导团队救治危重症和重症，讨论诊疗方案；作为专家给防控工作提建议；给各地来武汉增援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指导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的工作；每天和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线指导科研。
“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能不能把传染源真正控下来，隔离起来。”2月初的武汉，这是最严峻的问题，“如果传染源还在外面的话，它还在传染人，武汉1000多万人啊，那还得了！对吧？所以我反复建议要检测所有病人，争取不搞假阴性，要重视检测难的问题。”2月14日，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他组建了一个专家群，李兰娟在群里反复说这个问题。
更早之前，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她向中央领导强烈建议腾出几家医院或是会议中心来集中收治轻症病人。这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所提的方舱医院建议不谋而合。“检测是解决发现的困难，这个建议是要解决治疗的困难。我们刚来的时候，ICU（重症监护室）一个病房6个人，5个救不过来；CCU（心肺科重症监护室）一个病房的人全都救不过来。因为病人太多，已经在外面很长时间了，快不行了送过来，所以病死率蛮高的。这个难题必须解决，轻症病人也不能在外面，都要收治。”这些经验和很多声音通过各条渠道汇总，中央指导组要求武汉在2月9日对“四类人员”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
2020年2月20日，李兰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ICU病房查房之后，摘下口罩，被记者拍到了脸上留下的压痕。
“检测难、住院难的问题开始解决，氧气、呼吸机的困难很快就解决了。”地毯式排查、大量检测试剂运抵、4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病情”好转。回想起来，李兰娟觉得万幸：“我觉得在这个严峻的考验当中，我们确实因为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这么快控下来。否则可能还会有更多人被感染，有更多人死亡。”
很少有人知道，方舱医院还在建设早期时，李兰娟就去看过了。她提出很多细致的意见：“病人住进来以后，大小便怎么办？洗漱怎么办？吃饭怎么办？大面积收治病人，还要注意性别……这些事情如果不做好，一个病人吵闹的话，就会影响一大片。”在后来的救治中，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大多驻扎在方舱医院进行救治，工作开展得极为细致。无论是图书角里安静看书的学生，还是教健体操的护士和跳广场舞的患者，都让人感受到了乐观、有序和温暖。李兰娟还抽空给方舱医院的病人录制了声援广播。
接受采访这天，李兰娟终于说出了“大局已定”四个字，但仍然提醒接下来的防控不能放松。“现在我们大局已定，武汉的这场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下一步我们任务还是很艰巨，武汉要坚守，防止死灰复燃，尤其是社区这一关还要把好，外面有少数漏网的感染者要及时发现，通过发热门诊切实地检测，切实地干预，切实地治疗，实现彻底清零。另外是国际疫情凶猛，我们一定要严防死守，对国外回来的人必须严格地隔离14天并且进行检测，真正呈阴性的才能到社会上接触其他人。”
今天回顾，没有人会否认“武汉封城”是避免疫情扩散至全国的关键决定。1000多万人口的中部重镇武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未曾有过封城之说。这一石破天惊的举措，是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女院士李兰娟最早提出的。她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这个过程时，语气波澜不惊，一切只是从传染病医生的角度出发。而在记者听来，每一步都惊心动魄。
早在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媒体报道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时，李兰娟就多了一份关注。到1月17日时，她已经陆续从私人渠道搜集到一些信息，认为武汉可能有医务人员感染。作为一名感染病学家，同时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感到事态有可能是严重的。当天，她向国家卫健委提出，想去武汉调查。第二天，钟南山、李兰娟等6位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接到通知，马上前往武汉调研。于是，钟南山在广州走出会场直接去了高铁站，用一张无座车票到了武汉；李兰娟则从杭州出发，同样用一张无座车票，深夜抵达武汉。当晚，他们听取了武汉方面介绍的情况。1月19日上午，专家组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疾控中心、华南海鲜市场周边调研，证实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下午，高级别专家组召开闭门会议，钟南山主持，李兰娟第一个发言。
“第一点是肯定人传人，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第二点，要隔离，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李兰娟的观点很直接。甲类传染病要对应最高级别的公共卫生应急举措，17年前的非典属于乙类传染病，但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李兰娟也是基于17年前在浙江省抗击非典的经验。“非典的时候，浙江一开始有4例输入性的病人，我就隔离了1000多人。当初有人问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违反人权，我说不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甲类传染病管理意味着各地、各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依法采取发热病人筛查、确诊和疑似病例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措施。我在会上也举了这个例子。”
她提的第三点建议就是实质上的“武汉封城”。“当时大量的感染病例还在武汉，但是春节要到了，全国人口流动马上到高峰。他们很可能流到各省，把病毒扩散到全国。所以我说武汉应该马上做一件事，外面的人不要到武汉来，武汉的人也不要到外面去，不进不出，把疫情控制在武汉，避免全国大暴发。”她没有透露在场人员的反应，但会议结束、人员尚未散去时，一同在武汉调研的国家卫健委同志就直接向北京作了电话汇报，并接到“专家组马上回北京”的指示。下午5点多散会，6点多飞北京，一行人忙得脚不沾地。
到北京住处时已是凌晨，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赶过来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告诉专家组，“早上8点半向孙春兰副总理汇报”。1月20日早上，专家组向孙春兰汇报了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调研情况。
事态紧急，这天上午正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临时增加了一个议题，听取钟南山和李兰娟的专家建议。“我们认为有人传人，提出了要按甲类传染病管理，要把疫情控制在武汉，要加大科研，要加大收治力度等等这些意见，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那次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这一议题结束后，李克强特意暂停会议议程，将钟南山、李兰娟送出会场，握手致意。
下午，孙春兰主持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防控工作，李兰娟继续参加会议。之后，她和钟南山以及专家组其他成员一起向新闻媒体通报情况。也是这一天，钟南山在央视的连线节目里直言“肯定人传人”，引起大众的防控警觉。李兰娟则向媒体提出：“请多关心我们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他们面临感染风险，在那里救治病人，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北京与媒体见面，钟南山（右二）、李兰娟（右一）、曾光（左一）等参加。
这仅仅是开始。1月21日一早，李兰娟带着10位专家赶到联防联控指挥部。她带去的大数据专家团队已经分析出了一些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的数据研究结果。在指挥部办公室，李兰娟调出分析结果，提出：“（2019年）12月1日到31日，有9600多个人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他们都有可能是被感染者。现在有不到2/3的人在武汉，1/3以上的人去了全国各地。所以我们认为疫情正在向全国蔓延，要通过大数据的手段，把他们找到，快速发现和控制传染源。”这一天，她还参加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不同部门召集的会议，讨论应对新发现的疫情。
深夜走出会议室后，李兰娟坐高铁回到杭州。因为第二天早上是她的门诊时间，还有不少病人等着她。
李兰娟的微信昵称叫“夏履桥”，一个极富江南气息的名字，源于大禹治水“过门不入，履遗不蹑”的典故，那是她的家乡——浙江绍兴夏履桥村。1947年，李兰娟就出生在这里。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她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专注于传染病的医生。
1970年，李兰娟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学习。
上世纪80年代，重型肝炎肆虐，病死率高达80%。看到一个个病人因肝衰竭离世，李兰娟内心沉痛，立志要解决这个医学难题。有一次，一名病人入院，昏迷，没有小便，导致肾功能衰竭，经过透析滤过等治疗后，竟奇迹般地康复了。李兰娟由此受到启发。1986年，她申请到3000元青年科研基金，在我国率先开始了人工肝治疗重型肝炎的研究。在当时，这项研究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人工肝中肝素、鱼精蛋白怎样合理地应用？大出血的问题怎样克服？病人本身情况不好血压要下降，人工肝运用影响血压怎么办？等等。
李兰娟带领团队反复进行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逐个攻克难题，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型人工肝治疗系统，创制了新型李氏人工肝系统，显著提高了重症肝病患者生存率，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次在武汉，人工肝技术也发挥了大作用。“在重症向危重症发展的早期，用人工肝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兰娟带上了人工肝的全套设备奔赴武汉，甚至在医院现场培训医护人员。
2015年5月21日，李兰娟介绍她改进后的人工肝系统。
她还把2013年在浙江防治H7N9型禽流感的经验也带到了武汉。“当时我们已经有了‘四抗二平衡’的诊疗方案，就是抗病毒治疗、抗休克治疗、抗低氧血症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抗继发感染，再加上维持水电解质酸碱的平衡和微生态的平衡，这样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这一经验也在武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今，武汉终于春暖花开。当《环球人物》记者问李兰娟回杭州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第一件事还是科研，我们这个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大量的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工作要做，疫苗的研发也要加速推进。第二件事，我想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疫情中的事情，非典之后我和钟南山院士一起主编了一本书，这次应该也要编一本书，总结一些经验，为以后的防控工作做点贡献。第三件事情是要推动感染科的建设，非典结束后，我们县级以上医院都有了感染科，但现在看来这还不够，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每一件事，都和疫情有关。
李兰娟说话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吴侬软语，轻轻柔柔，但内容全部“硬核”，没有对个人生活的细致讲述。采访的大多数时候，记者只是在听、在记录。她常常说得很专业，怎样治病，有哪些方法，用了什么仪器，病人的状态如何……谈及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也有很多专业术语。“干货”满满的采访，让我们感到心安。
武汉就是在这么多“硬核”医务工作者的照料下，终于苏醒。谢谢你们，为我们逆行，为我们拼命。
院士陈薇，亲试新冠疫苗第一针
非典救治、汶川救援、埃博拉疫情……她和战友们奋战在抗疫一线，“与毒共舞”29年
环球人物记者 王媛媛
陈薇：1966年出生于浙江兰溪，1991年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同年4月特招入伍，199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毕业。现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少将军衔。
“大家好，我是009号新冠疫苗志愿者朱傲冰，体温36.6度，身体状况十分良好！”
3月23日，27岁的朱傲冰发布一条短视频，首先感谢网友对志愿者团队的殷切关注。他接着说：“很多媒体和网友称我们为勇敢的探路者和真正的英雄。其实，最早的探路者、最厉害的英雄应该是陈薇院士团队的专家组，共有7名成员，在2月29日就接种了疫苗。现在大家身体状况非常好，这也给予了我们志愿者极大的信心和勇气。”
朱傲冰是退伍军人，这次当志愿者的经历让他见到了偶像陈薇。回想当时的场景，他“整个人都激动起来”，立正敬军礼。因为买不到口罩，朱傲冰戴着自备的防毒面罩。看着朱傲冰头戴黑色大家伙，陈薇打趣说：“小伙子，你这装备比我们还专业呀！”后来，朱傲冰收到了陈薇送给他的一包口罩。
新冠疫苗志愿者朱傲冰见到了自己的偶像陈薇。
20天前，有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护士正往陈薇左臂注射针剂，照片配文为：“疫苗第一针，院士先试。”“第一支新冠病毒疫苗，今天注射到陈薇院士左臂。专家组7名党员也一同注射。”接着，又有辟谣的声音出现：“这张照片其实是陈薇院士出征武汉一线前在注射提高免疫力的药物。”不过，现在已经有多个新冠疫苗志愿者证实，陈薇确实接种了疫苗。
3月16日20时18分，陈薇牵头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展开临床试验。几个小时前，陈薇在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注册审评会现场完成了新冠疫苗的答辩工作。在答辩现场，陈薇一头干练短发，头戴迷彩帽，身穿迷彩服，虽戴了口罩，声音依旧干脆利落。“6个月以后加强一针的话，（防护）作用可以达到两年。”“我们按照国际的规范，按照国内的法规，已经做了安全、有效、可控、可大规模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已经做好了正式开展临床的所有准备！”答辩结束后，陈薇接受采访。她说：“我们身在地球村，我们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时代。疫苗是终结新冠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这个武器如果由中国率先研制出来，不但体现了中国科技的进步，也体现了我们的大国形象。”
要“率先”研制，是非常难的，疫苗研发的全球考场上，同学们都在奋笔疾书。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新冠疫苗研发项目已有44个，至少有96家公司和学术团体在同时开发。
巧合的是，也是在当地时间3月16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官网发文称，在位于西雅图的凯撒医疗集团华盛顿卫生研究所内，新冠疫苗“mRNA-1273”也展开临床试验。当天，一位名叫詹妮弗·哈勒的志愿者打下了美国新冠疫苗第一针。然而，美国医药信息网站随后发文，指出
“mRNA-1273”疫苗试验流程不符合常规，是“越过动物直接上人”。也就是说这一疫苗的动物试验模型数据尚未出炉，就提前进入到人体试验阶段。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新冠疫苗已经率先突破药物和疫苗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技术瓶颈，而这一突破，得益于我国拥有最早成功并经过鉴定的动物模型，为研发疫苗争取了时间。
在新冠疫苗的研制上，我国正兵分五路，同时进行了灭活疫苗、mRNA疫苗、重组蛋白疫苗、DNA疫苗、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的研发。其中，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团队和天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合作开发的重组病毒载体疫苗是速度最快的。
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的原理，就是把致病病毒A的部分基因植入到不致病的病毒B里，重组成新病毒C。这个病毒C拥有A的外形，但致病性和B是一样的。我国的第一个病毒载体疫苗就是陈薇团队研制的腺病毒载体疫苗，2014年他们就是用这种技术开发了我国首个、世界第三个进入临床的埃博拉疫苗。
陈薇曾讲述制作埃博拉疫苗的原理。埃博拉病毒有一个钥匙蛋白，这个蛋白能打开我们机体几乎所有的细胞，病毒就在人类机体内长驱直入，“如果能把这个钥匙蛋白基因嫁接到一种普通的感冒病毒里，比如说腺病毒，体内就会对这个钥匙基因产生一个免疫的记忆。一旦真正有埃博拉病毒侵蚀机体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认识它、识别它，把它拒之门外”。这个发现的过程是极艰难的，“失败很多次，再尝试、再失败，再失败、再尝试，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技术途径都尝试了一遍，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DNA疫苗、VLP疫苗、亚单位疫苗……”陈薇用“九死一生”描述第一次开发这种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的经历。
我们和埃博拉的距离只是一个航班
提起陈薇与埃博拉疫苗，有几个场景不得不说。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2019年，埃博拉疫情早已结束。陈薇站在刚果（金）赤道省刚果河河边，脚下是高大的铁树，面前是湍急的水流，感慨万千：“刚果河是世界上最深的河流，其中一个著名的支流叫埃博拉河。1976年以前，埃博拉仅仅是一条河的名称。1976年9月，一场不知名的出血热疫情在埃博拉河两岸的55个村庄肆虐，有的村庄甚至无人幸存，震惊全世界。1976年以后，埃博拉从一条河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烈性病毒的名字，甚至变成死亡的象征和代名词。”
多年来，很多人问陈薇同一个问题。现在，人们用更通俗的话来问她：“埃博拉是个什么鬼？”她答：“埃博拉是个魔鬼。”三句话可以解释这个“魔鬼”：它是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四级病毒，我们熟悉的非典病毒、艾滋病毒都只是三级病毒；它是目前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死亡率高达90%，在非洲被称为“人类生命的黑板擦”；它是一个A类生物战剂和A类生物恐怖剂，若被别有用心地使用，后果不堪设想。
埃博拉病毒出现以来，全世界都在研究相关疫苗。陈薇说：“第一，我们要做原创的疫苗；第二，要做高效、安全的疫苗；第三，要做现实中大规模应用的疫苗。”为何陈薇团队脱颖而出？有一个原因是陈薇引以为傲的军人身份。“军人要时刻去想，我们的战场在哪里？”
埃博拉疫苗的主要战场在非洲。“美国同期研制的疫苗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它是液体的，需要零下60摄氏度到零下80摄氏度储存。”非洲烈日炎炎，低温保存是极大挑战，陈薇记得，“我们去的时候，不说别的，电都是要靠自己发”。因此，“疫苗做成对温度更加不敏感的，甚至脱离冷链的，应用的现场就大大增加”。陈薇团队成功把疫苗做成冻干制剂，“在2摄氏度到8摄氏度常规条件下就能保存两年，37摄氏度环境下能保存3周”。
2014年，西非暴发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并且疫情首次离开非洲，到达欧洲和美洲。更为致命的是，病毒发生了变异，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疫苗均针对1976基因型埃博拉病毒。当年12月，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在这个严峻时刻，陈薇团队研发的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获得临床许可，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新基因型疫苗。2015年5月，陈薇团队走进埃博拉疫情肆虐的非洲国家——塞拉利昂，这是中国科研团体制作的疫苗首次在境外进行临床试验。陈薇团队抵达后，塞拉利昂街道上常常能见到排起的长队，那是等待注射疫苗的人们。
2015年11月10日，十几名塞拉利昂小伙子兴奋地把陈薇抛向空中，庆祝埃博拉疫苗在非洲开战临床试验取得成功。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场景。2015年11月10日，塞拉利昂中日友好医院门前，十几名塞拉利昂小伙子把陈薇抛向空中又接住，他们之前都在这个医院接种了疫苗。就在3天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在塞拉利昂终止”。“我们中国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在国内没有这个。第二个，我比较胖，一般别人也抛不起来。大家一脸灿烂，他们也很灿烂，我也很灿烂。”陈薇笑着谈起那次“礼遇”。
陈薇爱笑，笑声爽朗，她走路步子大，手甩起来，无论穿着军装、白大褂还是便服，都是飒爽身姿，这样的性格让热情的塞拉利昂朋友感到很亲切。
陈薇被问过这样的问题，“中国国内要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件已经非常多了，而且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你们为什么还要去非洲？”
一个原因是要保护境外的中国人。另一个原因，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人们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我们和病毒之间，只是一个航班的距离。陈薇说：“若非洲的疫情没有控制住，携带病毒的感染者，特别是在潜伏期没有发现的人，乘飞机来到中国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生物安全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非传统的国家安全。”
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结束后，陈薇去了趟当地孤儿院。那是一个特殊的孤儿院，孩子们的父母都被埃博拉病毒夺去了生命。“作为一名女性，一个母亲，我会很自然地想到孤儿院。”去的时候，陈薇带的礼物是中国的拨浪鼓，“我小时候玩过，到现在都能回忆起爸妈给我买了拨浪鼓后的场景”。孤儿院的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几岁，他们都争着去拉陈薇跳舞，这是第三个令陈薇难忘的场景。除却军人的身份，陈薇做这些的原因，是对这个世界充满温柔的爱。
“没有国产疫苗，中国将会怎样”
长发飘飘，一身白衣，骑着单车徜徉在落满黄叶的清华园里。读研究生那会儿，陈薇是这样的文艺青年。她会唱歌、爱跳舞，还是学校刊物的副总编辑，常常参加周末学生食堂的舞会。1990年，她因偶然机会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今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取抗体，忽然产生了投身到这里工作的强烈愿望。从清华毕业前夕，陈薇放弃了深圳一家著名生物公司的高薪职位，选择穿上军装。此后，这个在清华园跳舞的女生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1984年，陈薇考入浙江大学，后被保送至清华大学。
1991年，陈薇被特招入伍。
2003年，非典肆虐，陈薇37岁。她带领课题组连夜进入生物安全三级负压实验室研究非典病毒，到广州一线医院采集非典标本，与尚无治疗方法的病毒零距离接触。最终她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有效抑制病毒的“重组人ω干扰素”，成为健康人群的预防用药。
2008年，汶川地震，陈薇42岁，担任“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委员会”卫生防疫组组长。为了预防灾后疫情，她赶赴第一线指挥战役。在废墟上工作两个月后，她又投入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中，作为“奥运安保军队指挥小组”专家组成员，处置了数十起核生化疑似事件。
因为新冠疫苗和埃博拉疫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陈薇的名字。实际上，从走进实验室的那一刻起，她就明白自己选择了一条隐姓埋名的人生道路。有人提醒过她：“你们花10年甚至20年做出来埃博拉疫苗，但如果2014年埃博拉疫情没有发生，刚果（金）的疫情没有发生，你们岂不是白做了？”
在她看来，“即便后来埃博拉疫苗没有得到应用，我也很开心，那样至少全世界人民是平安的。”她一开始就了解这个职业，并做好了心理准备。她说：“我的前辈，那些老一辈科学家，我不认识的、不熟悉的，我认识的、熟悉的，他们一辈子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旦国家或者军队需要我们拿出力量，总能看到军队的力量在，非典、汶川地震、奥运会、埃博拉疫情……都是这样。”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陈薇团队依然用疫苗告诉大家，“军队的力量在”。
为什么我们要极尽所能生产疫苗？去购买别国疫苗是否可行？两年前“疫苗事件”发生时，陈薇有过深度思考。
2018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了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违规生产狂犬疫苗的行为。国产疫苗是否安全、是否值得信任，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很多人到医院接种疫苗时，首选进口疫苗。“疫苗事件发生后，对当事人或者涉案者怎么样的谴责，以及此后对他们的依法处置，我觉得都不为过。但这类事情怎样去预防？如果没有国产疫苗，中国将会怎样？”陈薇自问。
“有些人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承受得起进口疫苗。我们将近14亿人的一个国家，我们的经济能否承受得起？即便我们国家承受得起，全世界的产能足够供给中国用吗？”陈薇说，现在我国97%的疫苗都是国产疫苗，它们在支撑着我们的防疫体系。
另外，疫苗的背后是国家安全问题。“正如这次中美贸易战，不管出多少钱，别人不再提供疫苗怎么办？”再进一步，“进口疫苗一定是安全的吗？”2017年，跨国企业赛诺菲巴斯德36批五联疫苗（其中含有百白破疫苗成分）在批签发检验的过程中，被查出8批（约计71.5万人份）效价不合格。
195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卡特实验室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时灭活病菌不够彻底，导致活体病毒出现。但安全测试中，这个问题没被发现，很多孩子因此死亡或瘫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美国在惨痛的教训中，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将监管水平提到更高。”陈薇希望，“疫苗事件”能成为“把这个行业做好的一个契机”。
陈薇曾是全国人大代表，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她呼吁做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体系的建设。“我们国家应该形成一个长效的合力。比如，能否形成一个长效的机制，成立与生物安全相关的国家实验室，把国家的力量、科研的力量，甚至一些有情怀的企业家的力量整合起来。从源头的创新到过程的研究，再到生产、应用以及最后的监管，都需要一定的顶层设计。”
研究病毒的科学家面临巨大的风险。2014年8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当年塞拉利昂疫情的基因序列文章，这对埃博拉防控至关重要。文章有55位作者，其中5位在发表时已去世，原因就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陈薇进入实验室到现在有29年，这是小心翼翼的29年。有同事转业前劝她：“陈薇，你少搞些‘魔鬼’课题研究。”但她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就是这些“烈性微生物”，炭疽、鼠疫、天花、埃博拉……“您天天跟病毒打交道，怕过吗？”曾有个小姑娘这样问陈薇。陈薇的回答是：“要说不怕，那可不是真心话。我想，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去做好个人防护，做好他人防护，做好环境防护。如果我们承担了更多的怕，小姑娘，你和其他人可能就少一点怕了。”
张文宏，挡不住的感染力
记者跟着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连轴转了大半天。他说，病毒总是在岁月静好的时候，突袭你的世界
环球人物记者 杨学义
张文宏：浙江温州人，1987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长期在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病科从事临床工作。先后为香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及芝加哥州立大学微生物系访问学者以及担任博士后工作。现任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忙得脚不沾地，你采访他，得‘挤’他的时间。”去上海之前，《环球人物》记者就频频收到预警，重音都在“挤”字上。到了上海，记者跟着他从日到夜，颠簸、紧凑、繁累，身心全都高速运转，是典型的战疫状态。
当天上午，张文宏在收治输入性病例的定点医院了解病人情况；下午3点，他在华山医院和记者匆匆打了照面，就开始跟疫情风暴中心的意大利专家进行视频会议；傍晚，他和记者同车，穿越大半个上海，到他抗疫时期的常住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晚上10点，他回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摄影师抓紧拍了几张照片。只要摄影师稍稍停顿数秒取景，他就疲惫得睁不开眼。但他牢牢记得第二天的行程：要与中国驻德国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视频连线，解答在德华侨华人的防疫难题。即使累成这样，临别时，他还是笑着跟记者说：“你们更辛苦，从北京跑过来，回去还要居家隔离14天。”都说采访耿直、犀利、智商情商双高的张文宏是件难事，稍不专业就可能被他“怼”，但这次漫长的采访下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温暖的、心有大爱的张文宏。
2020年3月16日，张文宏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本刊专访。（孙红瀑 摄）
“一旦关注，长期感染，无法治愈”
《环球人物》记者和张文宏的见面有点戏剧化。3月16日下午，在华山医院感染科所在大楼的门口，一口浓重南方口音的保安大爷一把拦住了记者和摄像团队，不让进。记者担心错过跟张文宏约定的时间——他很守时——于是连说带比划，正着急，一位白大褂从身后快速经过，看了眼摄像器材，干脆地说：“跟我走吧！”这声音全国人民太熟悉了：张文宏！记者顿时舒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
自从疫情开始后，张文宏一出现在公众面前，就自带这种踏实感。不管是他在“华山感染”公众号上更新的文章，还是在媒体和视频连线上发表的疫情观点，他的权威、直率、理性和生动，给处在迷茫和紧张中的人们解答了很多疑问，带来了踏实。
不少人开始“粉”他，状态正如关注“华山感染”公众号时收到的那句问候语：“一旦关注，长期感染，无法治愈。”大家追着一个医院的公众号更新，自称“新冠病毒是没感染上，却被张文宏感染了”。张文宏自己也吃惊：“今天上午我看了一眼昨天发的文章阅读量，吓了一跳，8.6个亿。”他说出这个数字，也吓了在场的记者们一跳。
这篇文章就是3月15日更新的《张文宏：大流行状态下的国际抗疫与中国应对——国际战疫动态与展望（二）》，文章提到“按照当前全球的抗疫情况，本场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基本已经不可能”，成为当日的热搜新闻。
下午的见面只有半个小时，张文宏用他生动的叙述把一屋子记者感染了一遍。“新冠病毒，它的兄弟很多啦，现在加起来有7个，但其中4种冠状病毒就是我们感冒病毒当中的一种，我们从来不叫它传染病，因为大家每年都感冒。”“冠状病毒就是这样，如果大家不戴口罩，今天我们在这里一窝，开心地一个下午过掉了，那明天开始大家全部都要隔离。”“中国现在可以讨论这件事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戴口罩了？这个事情是国家要方方面面全部考虑的，不是我们医学一家可以讲这句话的，但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他对时间的估算非常敏感，讲完后拿起手机一瞥，时间快到了，立即起身道别，赶去医院附近的视频会议现场，与意大利政府官员和专家、多国侨社代表进行视频连线。此时，还有《环球人物》在内的两家媒体没有完成专访，他一边走还一边不忘把记者安排得明明白白：“晚上我要去公卫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不开车了，坐你们的车走，路上有1个小时说话。”
这场视频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张文宏向处在疫情“水深火热”中的侨社代表和意大利政府官员、专家传递了信心：“中国医生总结了很多经验，我们也看到了大部分病人确实是可以得到治愈的。”根据国内经验，他着重向意大利强调了最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重症病人一旦增多，医疗资源分配如果有问题，是最让人担心的。”“新冠肺炎的家庭传播性是非常强的，我们最怕什么？一家好几个人同时感染。”“年龄大于65岁的侨胞要特别注意个人防护，他们是整个疾病高危的对象。”面对留学生是否要回国的焦虑，他设身处地提出建议：“很多朋友问我孩子要不要回来？你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疫情要多长时间？回来是不是决定再也不回去了？你读书工作都不要了？第二，如果不回来待在那里怎么办？你要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这个病真的可以防，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这三点都采用，感染可能性很小。”
3月16日，张文宏与多国侨社代表、意大利政府官员和专家进行视频会议。
晚上7点多，张文宏来到记者们乘坐的车上。他先是谈了一些疫情问题，尤其是对“随着天气变热，新冠病毒传染性会不会变弱”的看法。“印度、马来西亚没有特别重的病人，都偏轻，而日本韩国医疗条件不比马来西亚差，死亡率却比马来西亚高，这就不能说和气候没关系。但是夏天来了这个病毒就一定能被控制住吗？现在也不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因为欧洲已经出现暴发趋势。”
随后的1个多小时，张文宏难得放松，也难得和记者聊了点“个人话题”。记者说：“您这种性格很受网友喜欢。”他答：“我这种性格的人其实挺多，只是出现在电视里，公众就觉得挺好的。所以，与其说这种性格很特别，不如说很普通，但普通又出现在镜头上，出现在节目里，所以大家就觉得很亲切嘛。”
“这性格跟您的职业有关系吗？”
“医学领域比较特别，别人跟我谈论的一般都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但这次我为什么和大家说一些浅显易懂的话呢？因为疫情一定要控制好，不发动老百姓，是控制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有个记者问我专业问题，我不回答。所有记者和我讲话，首先需要老百姓听得懂。在我看来，记者代表公众，所以我和记者的沟通方式，就不能是我和医院同事的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对于大众来讲是不公平的。”
“网友都称您为‘硬核医生’。”
他笑：“哪有什么硬核？我跟你一样！都是普通人。我如果整天装大尾巴狼，那很容易的，你还会说我硬核吗？”
“除了新冠疫情的书，网友鼓励您出别的书，谈育儿，谈爱情……”
他立即打断：“没有必要，这些我并不比你高明，是吧？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新冠病毒，我比你高明。至于别的东西，你们年轻人都是专家，我是完全OUT啦！”
“您有微博吗？会潜水吗？”
他说：“我的主要工作在临床医学，开微博会占用时间，扰乱情绪。人家说你好，会影响你的情绪；人家对你有意见，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如果不说你好，也不说你坏，那开微博干吗呢？”
聊着聊着，目的地就到了，一车人都没听够，只觉得1小时太短。张文宏拿起背包下车，看着《环球人物》记者和摄像师搬器材，又停下来，周到地指明采访位置，“到那里等我吧！”说完就快步上楼了。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他度过了疫情以来的无数个日夜，今晚还有重要的会议等着他。
“很多世界同行都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晚上9点，《环球人物》记者终于等到了张文宏的专访时间。一坐下，他先开问：“大概要多久？”记者以他的语速在心中估算：“半小时左右吧。”但他开口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语速就慢了一倍。记者意识到：张主任太累了，采访肯定要超时了。
《环球人物》：当前全球都在抗击疫情，您下午也在和意大利连线，国外现在关心哪些问题？
张文宏：关心的点蛮多的，比较突出的是诊断问题。这段时间，他们病人一下子增加，怎样尽快筛选？诊断试剂怎么去做到位？其次就是隔离，如果病人太多，怎么隔离？如果居家隔离，最怕的是病人突然病情加重，所以他们问我们哪些情况预示着这些病人病情加重。再就是有些地方病死率高，有些地方低，引起这种不同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国外非常关心的。
《环球人物》：中国最早面对疫情，和国外同行交流时，您内心有什么感受？
张文宏：国外同行的心情，我们完全能理解。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和墨西哥暴发时，我们也紧张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放松下来。所以国外同行一开始也是这样看新冠肺炎疫情，以为把边境看看牢、输入性病例管管住，就可以了。新冠病毒，大家一开始都不了解。钟南山院士在1月去武汉一看，发现病毒传播得很厉害了，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跟以前传染病暴发时完全不一样的态势，所以国家采取了武汉封城这样的措施。对国外同行来说，一开始还是防止输入性病例，按照常态的流感那一套来做，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能管得住的，只能说这一次新冠病毒太特殊，传播性太强了，病死率到后期还不是很低。所以接下来情况究竟会怎么样？我相信各个国家都会根据防控的成果，不断调整。
《环球人物》：国外同行如何看待中国抗疫？当前全球抗疫中，有哪些“中国影子”？
张文宏：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医生的站位是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国家高度重视。以前我们都觉得好像中国的医疗没有国外发达，对吧？特别是和一些发达的欧美国家比。我前两天和美国几百个临床医生进行网络沟通，近期和意大利、法国，还有东南亚一些专家沟通，发现中国在诊断、治疗方面，已经站在了国际非常前列的位置。当有些国家诊断试剂都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到了普遍筛查、应收尽收，而且有足够多的呼吸机，甚至人工肺。这一次，中国在医疗资源方面，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充足的。所以很多世界同行都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现在，不论是美国、意大利还是德国，他们在病人的筛查、诊断和隔离方面都比前一阶段明显加快了速度。美国从实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除了社区联防联控，我认为其他做法已经与中国十分接近了。这些都是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
《环球人物》：您曾说“人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病毒和细菌面前失败过，我们最终是能够胜利的”，为何人类总能胜利？
张文宏：因为我们总能找到造成疾病的原因，这次我们也找到了病毒，最终也会发明药物和疫苗，或者采用最简单的隔离办法战胜它，这是其一。其二，人类还会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获胜，比如1918年大流感，几乎是把全球给感染个遍，死了5000万到1亿人，那时全球只有18亿人啊！但即便如此，病毒最后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是什么呢？病毒如果感染了大多数人，这个时候人类也会建立自己的免疫。所以有专家提出来，我们是不是用群体免疫的方法来对抗新冠病毒？这个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代价蛮大的啊！
一名美国红十字会员工在道路上喷洒消毒剂。
1918年12月，美国西雅图的一位没戴口罩的旅客，电车司机根本不许他上车。这一幕，是不是好熟悉？
在1918年至1929年的大流感时期和后来的其他传染病暴发期间，日本公众大量使用口罩，今天这种口罩在日本仍很常见。
新冠病毒的流行，一定会过去。只是，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的国家不愿意采取经济停摆、封城的措施，觉得那样经济停摆了，国家垮掉了，死掉的人会更多。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现在不好说，只有等未来回过头再评估。
《环球人物》：这次中国的表现，将会为世界抗疫史留下哪些经验吗？
张文宏：我们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记录。首先是中国科研的支撑。去年12月疫情在武汉暴发，今年1月初国家一些科研团队就前往武汉，一个星期就把病毒序列全部鉴定出来，速度相当快。序列公布后，新加坡、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马上开始研制诊断试剂。
武汉早期病死率很高。我们就举全国之力投入进去，创造性地建立了方舱医院，在短时间实现应收尽收、隔离救治，这也是抗疫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
这次疫情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地方都是输入性病例，两个月的时间，全国人民采取了一个“闷”的战术。这么大的国家，居然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整个工作生活节奏放慢，把病毒找出来，然后隔离掉，最后治疗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活活把病毒“闷”死了。这在人类传染病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将来一定会被反复拿出来学习。
“这次疫情对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验”
《环球人物》：如果将您的实验室数据库中所有病毒都比作一种猛兽，新冠病毒是什么？
张文宏：我觉得你这个比喻非常棒。非典就像是老虎或者恶龙，你一看就吓得要死，病人很快出现重症死亡。但新冠病毒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非典那么厉害，最初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造成的伤害却比非典广。第二，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它。按道理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通过封城，我们一两个月把它控制住了，国外就有足够时间学习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把疾病控制住，但现在反而出现了全球蔓延。这说明新冠病毒很狡猾，人类有判断不准的地方。而一旦控制不好，这个病毒在个别地区病死率就很高，比如意大利都超过了7%。所以你看，表面上看似温和，但很狡猾，又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你说它是什么？
《环球人物》：毒蛇？狐狸？
张文宏：狼！既厉害，又狡猾，一开始甚至会被误认为是狗，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环球人物》：和一般病人相比，新冠肺炎病人有哪些特殊性？
张文宏：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的病原种类，也就是说这个病毒以前从没来过这个世界，所有人对它都是易感的。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身体好还是不好，对这个病毒都没有抵抗力，感染率都很高。所以新冠肺炎病人的一个特点是，在感染之前都好好的，突然就生病，具有突然性、广泛性和隐蔽性特点。
《环球人物》：人好好的就感染了，怎样克服他们的恐慌感？
张文宏：这次不光病人有恐慌感，全世界都恐慌了。有的国家还说60%—70%的人群都要感染一遍，你说恐慌不？最近意大利的死亡病例数也在拼命增长，是吧？所以说没有恐慌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这个病又可以治疗。全国到目前为止就是武汉的死亡率高一些，那是因为早期医疗资源不充沛，但武汉以外的城市现在平均下来也就是1%左右。现在通过我们的治疗，相信民众的恐慌心理会有所下降，如果尽早治疗，至少99%的人是可以康复的，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环球人物》：据说战胜病情，信心很重要，您怎么给他们信心？
张文宏：临床上治好病人，就是给他们最大的信心。
《环球人物》：您曾在一次演讲中自称“焦虑”，能谈谈这种焦虑感吗？这次疫情中，有没有焦虑期？
张文宏：那是在一个演讲活动上，前面是别的人在演讲，讲诗歌什么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还是蛮美好的，对吧？但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会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病毒、细菌总是在岁月静好的时候，突袭你的世界。那次还是2017年，转眼都两年多了，当时我们就在讲，像非典这样的事情会一直发生。所以我们感染科的医生需要时刻保持一种警觉性，将新发病原体第一时间鉴定出来，然后报警。你不报警，就很容易造成疏漏，一旦窗口期过掉，后果将非常严重。
这次疫情，在武汉封城之后，上海市进入防控的关键时间节点。如果是不同国家出现疫情，还可以通过海关防住，但国内不同省际之间，封城之前就有很多感染者进入上海。这段时间是最焦虑的，我们能不能在所有医院里面把所有有症状的病人，确切地筛查出来呢？筛查出来之前，感染者是不是已经在社区里面进行了大量传播呢？这个时候整个上海的防控小组是非常紧张的。一旦开始社区传播，传播链就搞不清楚了，大量没有源头的病人就出来了，就会出现一个暴发的态势。上海是一个接近3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一旦暴发，结果非常可怕。
那段时间，上海各个社区、道口做了严密防控，特别是疾控中心、医院的发热门诊、临床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密切接触者的溯源工作，最后将每一个病人的传播路线都摸得清清楚楚。这些都归结于上海的城市管理。实际上这次疫情对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验，东京、新加坡、纽约、北京、上海，其实都在比嘛。到目前为止，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的本地病例已经成功消失了两个礼拜，到了一个真正无本地病例、开工复工的时间节点。
2020年3月16日，工作人员对即将解除隔离的旅客进行行李消毒。
《环球人物》：既然到了开工复工的时间节点，如何在过度防控和懈怠心理之间寻求平衡？您说全球疫情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们还要戴口罩吗？
张文宏：按科学道理来讲，一个城市本地病例数清零，再经过最长潜伏期14天后，就可以复工复产了。如果两个最长潜伏期没有病例，那整个社会应该尽快开始活跃起来。但现在国外输入性病例可能还会增加。所以，国内一方面尽最大可能让经济活跃起来，一方面对输入性病例更加严格管控，两手都要抓。
至于口罩，还是要根据所处的环境和特定人群，来选择戴或不戴。一些重点人群有碰到输入性病例的可能，比如医务工作者，以及卫生、餐饮等服务行业从业者。对他们来说，口罩还是要戴的。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着应急等级的下调，口罩可以逐步脱掉了，但在人口密集的地铁、公交等环境中，再戴一戴口罩也无妨。
“上医治未病，就是把传染病扼杀在早期的摇篮里”
《环球人物》：和其他科室相比，感染科有哪些独特性？
张文宏：我们一般到医院看病，心脏不舒服去看心脏；咳嗽、气透不过来，去看呼吸科；做体检发现肺里有问题，去看肺科或是胸外科；小便不好，去看个肾脏科。所以都有个器官。但感染科比较特殊。什么叫感染？就是自然界中很多微生物，像细菌、病毒、寄生虫会引起人生病的微生物进入人体中繁殖，有可能只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特别厉害。比如这次，新冠病毒进入肺中繁殖，引起感染，那临床表现就是肺炎，是不是？
感染性疾病涉及的面非常广，比如肝炎病毒会引起肝炎，伤寒引起肠道感染，脑炎病毒引起脑炎。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跟其他学科有很多关系。新冠肺炎本质上是一种感染性疾病。但是生的地方是肺，所以呼吸科医生会进来；引起的症状严重后，就会致命，全身多脏器功能受影响，这时候重症医学科也会进来。
《环球人物》：您和所在团队参加了多次抗疫，以往的经验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哪些帮助？
张文宏：对，华山医院感染科团队从最早建科开始，在感染性疾病里，一直保持平战结合的状态，保持对疑难传染病的诊断，实验室的鉴定做得非常前沿。我的导师翁心华是感染科前主任，他的几位学生负责了上海市各个阶段传染病临床救治工作。
张文宏（左二）与同行和学生交流业务、传授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要有一支感染科常规的、常驻的部队，每个医院都要有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临床医生存在，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安全。
《环球人物》：您说过“上医治未病”，做到这个需要哪些条件？
张文宏：“上医治未病”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等疫情真正全世界蔓延的时候，大家处理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从传染病发展的源头，甚至于在更靠前的位置，把它控制住。对我们来说，治未病就是把传染病扼杀在早期的摇篮里。
《环球人物》：记得2013年，感染科就曾把甲型H7N9流感扼杀在摇篮里。
张文宏：对。2013年的甲型H7N9流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3年我们科的同事卢洪洲教授去会诊，带回来一个病例，马上借助团队力量在很早期就把H7N9病毒的序列做出来了，很快就知道来源于家禽，就把整个动物市场关掉，所以第一阶段H7N9就没有了。但是2016年又突然来了一个H7N9病例，这个在临床上是我们发现的，因为我们实验室对各种不明原因的肺炎都是非常警觉的。所以我们马上向当时的国家卫计委报告，国内掀起了一波给鸡打H7N9疫苗的小高峰。所以现在H7N9就真的没有了。举这两个例子是说，这种传染病早期哪怕只有个例出来，你的迅速发现，对传染病防控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2013年4月8日，安徽省滁州市电力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扬子中心小学的学生讲解如何预防甲型H7N9流感。
《环球人物》：科普也是“治未病”的方式吧？您担不担心过几年大家对新冠疫情这事又淡忘了？
张文宏：科普真的非常重要。每一种传染病，当你生病了再预防就晚了，所以最好还是不生病嘛。这次新冠疫情出来，大众是非常恐慌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权威的声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把事情讲清楚了。前段时间我编了一本书（即《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现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越南语，我没要版权，就是给各个国家做科普。
今年的新冠病毒，让大家知道这种事可能以后会经常来。我们还是要做到未雨绸缪。我们将来整个体系建设还要更加强大和敏感，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也需要老百姓迅速响应。这些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希望能对着小朋友反复讲、经常讲。否则过几年，大家又开始麻痹大意，医院的公共卫生相关科室又开始弱化，老百姓在新的疫情发生时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风险依然会很大。
尽管采访有别于生活，但《环球人物》记者随着张文宏从白天到黑夜颠簸、辗转了一大圈后，临别时，很有些不舍。如果现实生活中你有一个张文宏这样的朋友，隔三差五就能见面聊聊，那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豁达、快乐。
有位媒体记者拿出手机给张文宏看了根据他形象设计的手机壳、抱枕等周边产品，他也跟着哈哈大笑，好像在看别人的热闹。张文宏也不上视频网站，压根儿就不知道，现在只要是他的视频，网友激动的弹幕会密密麻麻把画面全盖住。好吧，就算知道，他也不关心。
张文宏曾对媒体说，专家组的专家做到这个份儿上，没一个脾气好的。张文宏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曾经设计过一个问题，就是他和脾气很大的专家们怎么相处？他怎么当好这个组长？结果，和张文宏相处了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你无法不喜欢他，无法对他发脾气，他是那种你整天听他不停说话也不会嫌烦的人。这一定是他能当好组长的原因之一。
短暂的跟访和相处当然无法观察到张文宏的每一个侧面，好在他的视频不少。
疫情暴发之初，是全国上下的医务工作者同新冠病毒进行殊死搏斗，公众情绪最为焦灼的时候。张文宏面对媒体说了一番话：“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我）把科室所有岗位的医生全部换下来，全部换成共产党员。”他自己也是一名党员，带着科室党员一起冲上去了。危难关头，每个人都需要耿直和真话的力量，更需要说到做到的责任和担当，这让张文宏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欢呼，这段视频一夜爆红。
有人说，张文宏是“鸡汤杀手”，专治媒体人强行煽情、强行励志的毛病。有次，一位记者采访他时，正赶上他妈妈打来电话，记者怂恿他在镜头前和妈妈通话，他却倔强地说“我偏不接”，记者又问他是否想妈妈，他又不中计，来了一句“哪一个正常的人会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另一次媒体问他“当初上大学为什么选择感染病学”，他回答：“对我个人你不要采访，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乡下人跑到上海，读完书留下来工作而已。”接下来就开始长时间谈论感染科。在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正需要这样的态度：把自己看得很轻，把医学看得很重。
就像张文宏所说的那样，他说的话一定要老百姓听得懂。他把非典和普通流感比作老虎和猫，虽然都是猫科动物，但对人的伤害性对比一目了然。他很明白，过于专业的医学术语，会把老百姓拒之门外。或许，避免刻板说教，才能让普通人更好地接触到医学，这才是真正的专业主义和医者仁心。
2020年2月23日，2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治愈后集体出院。张文宏就此接受媒体采访。
在突发的危机中，社会心理总是会寻求一个拯救型的公众偶像；更何况在信息时代，“人人都能成名15分钟”。一个张文宏横空出世，公众如此喜欢他，就难免会塑造他、捧杀他，但好在张文宏坚持做自己，极力把自己往人间拽，不走“高大上”的路子。《环球人物》记者试探性地问他：“都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您怎样看待外界对您的关注？想让公众在您身上得到什么？”
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作为专业人士，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因为大家了解了才会知道怎么去防控。大家都在各干各的事儿，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新冠过掉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有趣、无趣，随着新冠的离去，都会回归正常。”
回归正常，这正是眼下每个人内心向往的。就让我们祝福张文宏，在感染科辛苦工作的同时，继续快乐、真实、平凡地生活在我们身边。
当中国医生成为全民偶像
环球人物记者 张丹丹
“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
“从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
“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这些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
历时两个多月，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终于见到收尾的曙光。它注定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公共烙印。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首2020年这个春天，会想起一个词：白衣执甲。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是每一位步入医学院、披上白大褂的中国医学生都要宣读的誓言，是从医路上的第一步。
不足百字，当时读来是寻常，但到了举国抗疫的时刻，方知字字千钧，都是生命的信仰。“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所以他们面对未知的病毒，不惜一切代价，穷尽一切治疗手段；“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所以他们吹响警报，直言不讳；因为“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所以他们春节逆行，奔赴危城，毫不犹疑。
白衣执甲，词虽新，精神却是源远流长。即使在“80后”“90后”并不漫长的记忆里，这也不是中国医务工作者第一次如此气壮山河，也不是他们第一次成为全民偶像。17年前的非典，钟南山的名字一夜之间妇孺皆知，是他直言以告：“根本就没有控制！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是他据理力争，非典的病源不是衣原体，而是冠状病毒；是他精深专业，“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而这一切，又源自他的父亲、儿科专家钟世藩的家学传承，“我父亲很少说话，但他一般说话都有证据的”。
在今年的疫情中，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最早在媒体上公开提议：“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他的名字在中国防疫史上的亮相，可以追溯到1988年的上海甲肝暴发。在那次局部疫情中，正是曾光接到了上海的紧急电话，从而预警疫情。2003年非典期间，也是他走进中南海，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讲课，主题就是非典型肺炎的防治。
非典一役，足以展现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厚重底色、赤子初心。如今率先研制出新冠疫苗的少将院士陈薇，也是在非典中崭露头角，当时她才37岁。她与前辈钟南山、曾光在非典的战场上交相辉映，此后在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中大放异彩。许多人认为，电影《战狼Ⅱ》中的陈博士，就是以陈薇为原型。埃博拉疫情是中国本土之外的一次重大疫情，中国医生的援非行动是一次冒着重大生命风险的国际抗疫救援行动。如果说那一年陈薇等人奔赴非洲还没有引起全民关注的话，那么时至今天，一支支中国医疗队奔赴全球新冠疫情的风暴中心，援助意大利、塞尔维亚、伊朗、伊拉克、柬埔寨等国，则是一次次激起全民热泪。用网友的话说：白衣执甲，何止是为吾国吾民，更是真切地教会了我们，什么叫“环球同此凉热”，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想不到自己会突然走红，但一切顺理成章。人们喜欢看他写的文章、听他说的话、传播他的金句，真的只是因为他说得通俗易懂吗？其实不然，他令人折服的地方在于专业性。华山医院感染科，是全国感染科中的佼佼者。作为主任，张文宏深厚的医学功底才是说话做事的一切支撑。疫情期间，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10万+的
“爆款”，成功科普了许多关于新冠病毒、传染病、疫情防控的知识；他的很多采访被网友自发剪辑成短视频，在各个平台播放，成功说服大喊“宅不住了”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宅下去。如果没有专业性作为支撑，他的耿直、通俗并不能发挥如此大的功效。
这是一个好现象，全社会对专业人士的尊重度更高了。如果年轻人希望在今后的人生里获得更多尊重，实现更多人生价值，张文宏这样的专业人士就应该成为新偶像。
在2020年春天，还有更多名字值得我们永远记录。张继先，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在医疗系统工作了30年，2003年抗击非典时就是武汉市江汉区专家组成员。2019年12月26日，她所在的医院接诊了一对因咳嗽、发烧来看病的老两口，她发现胸片CT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不一样的情况。有过抗击非典经验的她立即警觉起来，让老两口把儿子也叫来检验，结果发现同样的问题。第二天，张继先和院方一起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江汉区疾控中心，第一个拉响了疫情警报。此后，接连而来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多次调查，都离不开这次预警。李兰娟，73岁的女院士，在1月中下旬第一个提出“武汉封城”这个石破天惊的建议，从而避免了病毒在全国扩散，也让全国医护人员有了千里驰援的时间窗口，她自己更是一马当先冲到武汉，至今未返乡。王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率先力主设立方舱医院，最终16所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2万名轻症患者，成功扭转了防控局势。
截至3月1日，全国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配了346支医疗队驰援，逆行湖北的医护人员达4.2万多人。他们当中，有年岁已高的老院士，有稚气未脱的小护士，有支撑全家的顶梁柱，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90后”“00后”更是挑起了抗疫一线的重担。中国医务工作者的专业精神，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照亮了整个春天。
中国医务工作者正在成为新的全民偶像，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从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归零那天开始，各地驰援武汉的医疗队陆续返回家乡。也是从那天开始，十里长街相送的场景在武汉和湖北各地不断重复。而在全国各地重复上演的，则是以最高礼节迎接英雄归来的场景——警车开道、过水门、鸣笛相迎、英雄机长驾机亲迎、国宴大厨掌勺14天观察期饮食……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国民，人们都在用最真挚的方式表达敬意。
“谢谢你为我们拼过命”，这句话刻在了2020年的年轮上。在这拼命的过程里，我们记住了钟南山泛红的眼眶，记住了李兰娟被口罩压出深痕的脸，记住了张继先“流了一生眼泪”的感触……我们记住了专业的力量、实事求是的力量、白衣执甲的力量。
鲁迅先生曾经写下过一段关于“中国脊梁”的论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今天，中国脊梁的名字毫无疑问叫做医务工作者。（来源：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