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带着京东的新员工去沙漠看沙子.沙漠中沙粒无数,最幸运的沙子,也只是偶尔能够浮到表面上来,享受一次阳光,沐浴一次春风.还有很多粒沙子,一直埋没在下面.其实,每个人都像沙漠里的一粒沙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京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员,只是我比较幸运一点而已. 创业,是一种青春的梦想与荣耀 ... 查看全部>>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

　　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

　　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是分配的；

　　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

　　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

　　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

　　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

　　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

　　当我们不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

　　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

　　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

　　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

　　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时候，小学生也能当领导的；

　　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大学生也只能洗厕所的；

　　当我们没生娃的时候，别人是可以生一串的；

　　当我们要生娃的时候，谁都不许生多个的。

　　1941年2月出生，河南南阳人，原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委书记。1968年毕业于广东工学院，先后在韶关发电厂、沙角A电厂、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工作。2002年任广东电力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人大常委。2006年退休。

1979年，吴希荣（左一）在韶关发电厂与同事合影。

　　电力行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那一年，对我个人职业生涯来说，也很有纪念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是我大学毕业到韶关发电厂工作第10个年头，而且刚刚提拔为电修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兼副主任，算是正式走上领导岗位。在此之前，我做过棚工、木工和电修工，也当过秘书业和技术员。

　　说句老实话，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个当领导的料，原本也没想过当“官”。我是农村出身，祖父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大学毕业后，到了电厂，人生目标很简单，就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当时韶关发电厂有位副总工程师叫徐家雄，也是广东工学院毕业的，是我的校友、学长，我的目标就是像他一样，当个工程师，用自己的所学搞一些创造、发明。如能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上任第二年，国家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广东电力系统开始进行企业整顿，韶关发电厂也不例外。通过整顿，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界线分清楚了。

　　譬如，明确“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严格规章制度”是电力单位的好传统，“文革”时期否定这些做法是错误的；明确电网必须集中统一管理，过去借批“条条专政”为名，批大电网，批“4.9拉电”（即1970年4月9日珠韶电网因超计划用电严重而被迫拉电，后被省工交战线组织大会批判），把电力机构一并二撤三下放是错误的；明确电力生产必须尊重科学，按照规律办事，过去几次放空新丰江水库和电厂拼设备的做法是错误的。

　　是非界线弄清楚了，思想顾虑消除了，我们心里也就亮堂了许多，不用再怕别人扣“帽子”了，立即组织整顿，拨乱反正，很快把“文革”中破坏掉的合理制度恢复起来，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发供电设备检修加强，生产条件也逐步得到了改善。

1984年，吴希荣与妻子、儿子在韶关发电厂家中合影。

　　在担任韶关发电厂 “一把手”时面临的最大难题？

　　答：1983年，我被提拔为韶关发电厂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工作。那时中央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那时候，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寥寥可数，宝贝的很，一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谁知一年后，省电力局领导再次给我压担子，让我担任厂党委书记。以前企业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由党委讨论决定。换句话说，我是电厂的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生产上的、建设上的、管理上的、还有党建上的，啰哩吧嗦事情一大堆，下面的人都会找到我，要我拍板要我处理，所以我感觉压力挺大的。

　　刚上任的那会儿，主要有两大问题摆在我的面前。首先是人多。一个装机容量22.4万千瓦的电厂，固定工、临时工有近2000人，挺吓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大型国有企业都有一种“通病”，叫企业办社会，厂里除了生产厂区，还有职工生活区，职工宿舍、学校、幼儿园、医院、百货商店、农贸市场、游泳馆、运动场、电影院、储蓄所等，里面什么都有，象个小社会。这样一来，自然“人多势众”。其直接结果是人均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企业负担很重；

　　其次是厂老。韶关发电厂是1958年动工兴建的，一直都是我省的主力电厂，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第一期工程建了2台1.2万千瓦机组，第二、三期工程建了4台5万千瓦机组，时间长的运行了20多年，设备已经老化；短的也有10年，容量不大。还有1台是烧煤矸石的沸腾炉，试烧失败后闲置在那里。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正值国家开展第三次企业整顿，我按照省电力局的部署，主要抓了这几件事：

　　一是对中层干部进行全面调整，提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老中青”年龄结构趋于合理，知识结构明显提升。

　　二是把内部经济责任制建起来，奖勤罚懒。主要采用承包、保底、核算的方法，制定部门系数和岗位系数，记分计奖。

　　三是把基础夯实。例如财务、物资管理，不少企业长期存在的物资帐与财务帐不符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是把“规矩”立起来，广泛进行纪律教育，对以身试“法”者予以严惩，并把劳动态度与奖金挂钩。

　　五是减员增效，主要在上级的支持下，先后分批抽调300多人去了新建的沙角A电厂。

　　六是把“蛋糕”做大，全力推进第四期工程建设，建设8、9号2台机组共40万千瓦。其中8号机组于1985年投产，这是广东第一台20万千瓦超高压机组。至于9号机组，则于1990年投产，那时我已经离开韶关发电厂好几年了。电厂规模扩大了，收益自然也就好了。

1987年，吴希荣在沙角电厂与工人一同处理事故。

　　1986年在东莞虎门镇建设沙角A电厂时，遇到过哪些挑战？

　　答：对，那时改革开放已进入第8个年头了，在全国，广东发展最快；在广东，深圳、东莞发展最快，当时经济发展最大掣肘就是缺电。因此，省电力局在东莞虎门珠江口，投资建设了沙角A电厂，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分两期建设。第一期3台机组分别于1987、1988、1989年建成投产。深圳电力开发公司与香港合和电力有限公司合作兴建沙角B电厂，装机容量为2台35万千瓦机组，1987年建成投产。我刚担任沙角A电厂的厂长时，省电力局交给我的任务是：保证第一台机组安全稳定发电，建好制度，打好基础，让新厂子走上正轨。

　　沙角A、B两座发电厂虽然紧挨在一起，却很不相同。B厂全部采用日本和英法进口设备，质量好，技术先进，管理现代化，机构和人员高度精简，实行建设-管理-移交的合作方式，外商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而A厂设备则是国产的，自动化水平低，质量不高，所需运行检修及后勤服务人员较多，人力和资源的消耗很大。

　　面对差距，唯有改革才有出路。1987年，我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组织架构，实行扁平化管理，推进制度创新。譬如，沙角A电厂是没有设副厂长的，没有按发电厂的传统“厂长-副厂长-车间”架构，而是将副厂长的职能由经营部长、运行部长、检修部长、行政部长4个部长承担。同时，提高值长的行政级别，将值长的待遇由原来的一般干部提升到副科级。这样一来，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效果立竿见影。

　　后来，广州抽水蓄能电站的站长黄鲜明找我取经，我跟他说，关键是精简机构，提高技术能力。结果，他干得不错，实行扁平化管理，整个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40万千瓦，而人数始终控制在100人左右，多是高学历、高素质人才。

　　为了环保，沙角发电厂全部10台燃煤发电机组将在2025年逐步关停退役，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觉得燃煤发电厂关停退役这件事情，应该全面客观地去分析。如今很多人说它污染环境，但据我所知，现在的技术已经十分先进，完全可以达到超洁净煤发电，排污亦已达到了天然气发电的标准。既然如此，我们在处理大型燃煤发电厂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时，除了简单的一拆了之外，还有技术改造这一条路可以走。

　　具体到沙角发电厂，这是一个总投资超过200亿元，总装机容量达388万千瓦的大型发电基地，如果就这样关停退役的话，就我个人感情而言，确实感到十分可惜。关停退役是很简单的事，再重新选址建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损失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沙角C厂，安装的3台66万千瓦的机组，全套进口的，质量好，技术先进，照理说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将来全部关停退役了，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

　　当然，省委省政府可能更多地从环境保护上考虑，从综合效益上考虑，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考虑，才做出沙角发电厂全部逐步关停退役决策的。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沙角发电厂日后还能不能对大湾区建设再作贡献？或者说大湾区建设是不是一定要腾出来这么一块地来？其中的得与失、利与弊，需要省委省政府全面、客观、慎重地分析和权衡，多进行一些比较性和可行性的论证。如果关停拆掉后，其经济、社会、政治等综合效益更大，那我是支持的。

　　广东由一个缺电大省发展为电力大省，其中有什么奥秘？

　　答：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电力建设可谓是起步艰难。一方面是因为广东长期以来都是缺电大省，历史欠账很多，直到1985年7月才在韶关投产了全省第一台20万千瓦超高压机组。另一方面是广东对外开放最早、改革步伐迈得最快，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企业生产、商业经营和百姓生活的用电需求不断提高。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我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人们常说：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要先行，就得加快电力建设步伐，就得加大电力投资力度。可资金从哪里来？按照以前国家投资的那套做法肯定行不通的，因为政府没那么多钱。得改革！

　　于是，中央不给钱、给政策，允许广东采取灵活措施。广东省委省政府积极探索发展新路，1987年批准省电力提出的“七五”计划期间全省电力发展目标承包方案，下放电力基建审批权限，实行一家管网、多家办电、多渠道集资以及“以电养电”政策，几招下来，效果立竿见影。

　　那时，省电力局是个政企合一的单位，既是电力集团公司，又是政府电力主管部门。这样的管理体制有许多弊病，但也有好处，就是一旦认准方向，决策快、力度大、阻力小。办事也有优势，比方说，一些项目的审批，涉及规划、国土、财政、环保等单位，大家都是政府部门，审批还是比较便利的。

　　1992年我担任省电力局局长以后，和领导班子一天到晚最多想的是怎么才能筹到更多钱办电厂、建电网。

　　总结起来，措施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是向政府争取以电养电、电力税收返还，收取电力建设附加费等政策，用于搞电网建设；

　　二是利用外资合作办电，向先进的外资企业学习。例如，沙角C电厂先后与港商胡应湘和美国南方公司合作，珠海发电厂与港商李嘉诚合作办厂。我们跟中华电力公司展开抽水蓄能方面的合作，不光得到资金上支持，更主要的是学到了人家管理上的先进经验，对我们进行更新管理理念、改革管理模式大有裨益；

　　三是进行股份制改革实践。我们1992年创立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将沙角A电厂3台2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全资股份化，并发行上市，股票简称“粤电力”，在市场上影响很大，筹措资金能力很强。四是集资办电，向各地市政府筹措资金建设电厂和机组。

　　为适应多渠道集资、多家办电形势的需要，广东用电电价管理采用国家电价加燃煤附加费的办法，这对全省电力快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因此出现“一电多价”现象。在资金筹措的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电价问题，因为电价管理极为重要。电价高了，企业成本加重，老百姓承受不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而电价低了，电力建设无法发展，反过来又拖累国计民生。

　　因此，我们注意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测算，既考虑电力投资的正常回报，又考虑客户的经济承受力，确定一个合理的电价。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用电电价也进行多次调整和改革，1993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实行省网电并价，为后来解决“一电多价”的矛盾创造条件。

　　到上世纪末，广东电力建设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无论是发电装机容量、发电量，还是电网规模、供电量，都列居全国首位。困扰广东几十年电力供应短缺的局面彻底扭转，客户用电体验也大为提升。

1994年，吴希荣到变电站调研工作。

　　对于“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全省行政村实现“村村通电”，您有什么看法？

　　答：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广东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农村尤其明显，有的乡村富得要命，有的则穷得要死。珠三角发达地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对电力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粤东西北的老、少、山、边地区的农民群众，由于地理条件不好、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经济发展缓慢、财政困难和历史条件等原因，仍未能通上电。

　　1994年，我们做过调查，全省尚有343个行政村、3161个自然村共125万人没电用。你想想，那时候都说南方富裕，要发财到广东，而本省却有那么的人连电却用不上，这与广东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说出去外省的人都不相信。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抓得很紧，各地都感受到压力。省委省政府着急，我们也着急。

　　1994年4月，我们印发了《关于加快我省无电村通电的通知》，提出力争三年内实现村村通电的目标。要求地市、县区、乡镇各级电力部门将无电村通电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层层签订“通电责任书”，保证按时完成。资金方面，采用“三个一点”，即电力部门补助一点、乡镇集体资金支持一点、用户自筹一点来解决。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项利国利民的“造血工程”，是得到各地和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的。不少县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拔款支持通电工程；一些镇政府从土地开发和集体收入中，筹措办电资金；各地农村干部、群众积极支持，有的干部带头集资，有的农户以劳代资，并在线路经过的地方，在砍伐树木、青苗赔偿、占用土地方面给予配合和支持。

　　而我们的电力职工也拼尽了全力。在通电工程中，为尽量缩短建设工期，很多施工队员吃住在工地，和为地群众一起顶烈日、冒严寒，风餐露宿，硬是靠肩扛手拉，将一袋袋水泥、沙子，一根根水泥杆搬至上百米山上。

　　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很是感动。遇到一些特别偏僻边远、山势崎岖的村落，我就会跟省政府领导有关部门一起商量，看能实施整体搬迁，把村民迁到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平地去，因为单就通电工程这一项，投资大、施工难不说，而且日后运维极其困难，线损也高。其它如交通、通信等工程情况估计也跟我们一样。如果整体搬迁确实行不通，我们再把线路拉上去。

　　就这样奋战三年，共建成10千伏线路3290公里，低压线路1755公里，配电变压器3.46万千伏安。1997年11月，全省行政村“村村通电”的目标终于实现，另外还有1228个自然村也通了电。

　　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个时刻，国家电力工业部还在广东省政府那里还开了一个电视电话会，时任副部长汪恕诚也参加了。

　　行政村“村村通电”目标刚刚实现，一个更大规模的农网工程随即拉开，向“户户通电”更高目标迈进。据我们调查，当时全省10户以上未通电的自然村有2700个，人口达47万。省政府要求我们制定一个五年规划，首先解决人口相对集中的无电自然村，逐步推进，最后打“歼灭战”，到2002年基本解决这次问题。

　　1998年，全省投入2213万元，131个无电自然村4.8万人用上电。1999年之后，随着农电“两改一同价”和县级供电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陆续展开，国家和省安排大量资金建设和改造农村电网，到2009年底，经过对“无电村”和“无电户”改造，实现了“户户通电”的目标，很了不起。当然，这都是我退休以后的事了，我就不多说了。

　　1998年，吴希荣（左二）陪同广东省副省长欧广源检查佛山抗洪前线的供电情况。

　　请您讲一下西电东送这项部署的情况。

　　答：实施“西电东送”是我们国家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分布的客观要求，也是变西部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促进东西部共同发展的重要措施，我认为，这是非常高瞻远瞩的一个国家战略布局。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水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开发装机容量为14033万千瓦。实施“西电东送”，将西部优质水电送入广东，对缓解广东一次能源短缺和不断的增加电力需求，意义十分重大，对西部也很有好处。

　　西电东送工程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粤桂联网工程，形成于90年代初实施的粤、桂、滇、黔联合办电。应该说，广东是西电东送的倡议者、参与者和投资者。改革开放后，广东百业兴旺，电力缺口大，有广阔的市场，而桂、滇、黔水电资源丰富，却没钱投资兴建，白白浪费在深山峡谷中。于是东西部一拍即合，共同建设。

　　为促进西电东送，当时国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电力部副部长、各省区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为主要成员，广东这边是匡吉副省长，省电力局罗绍基副局长作为水利专家也参与其中。下边设有一个理事会，理事长由国家电力部的总工程师担任。我担任省电力局局长后，在理事会里任副理事长，开始接触这项工作。

　　刚开始，广东在天生桥、龙滩、糯扎渡这些电厂的建设上投了不少钱，其中天生桥项目广东的投资占了一半。不过后来，广东投资就没那么积极了。问题出在哪里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谁来投资的问题。西部有水资源但资金不足，希望广东这边多投资。而广东呢，省内办电项目就很多，如果再加大在西部的投资，面铺得过大，资金压力会更大，承受不了；、二是投资回报的问题。广东担心把钱投进去了，却送不来电，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当时西部三省区都缺电。因此，广东后来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西电东送的增速有所放缓。

　　到了2000年6月，广东缺电情况加剧，部分地区重新出现拉闸限电。广东提出，电力供应严重不足，需建设新的电源点，以支撑经济发展。

　　对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连三次批示指出：广东省内不能再建电站，国家计划委员会要加快“西电东送”进程，迅速安排项目实施，满足广东用电需求。同年7、8月份，广东省政府领导率队考察贵州、云南和广西的电力资源，分别与贵州、云南省政府签订了“黔电送粤”“云电送粤”协议。同时，国家电力公司也分别与贵州、云南省政府签订了加快“西电东送”通道建设的协议。

　　2002年底，中国南方电网成立后，各省区之间关系更好协调，西电东送项目的合作便容易多了。还有，随着市场化逐步成熟，大家都根据合同来办事，注重诚信，“行政的壁垒”被打破了。天生桥、龙滩这些电厂陆续投产后，清洁的水电源源不断从西部送来，解了广东缺电的燃眉之急，我们的投资也有所回报。

　　同时西电东送大通道建设也大步迈进，听说到2017年已经建成“八交九直”17条输电通道，送电能力超过了3500万千瓦。现在广东每年消纳的西部电量越来越多，这样都是清洁能源，电价也便宜，对我省保障电力供应、做好环保工作都是很有利的。

2000年4月29日，广东省电力工业局更名为广东省电力集团公司，吴希荣（右三）为公司挂牌。

　　广东是全国最早实行“政企分开”和“厂网分开”的。对这两项重大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您怎么看？

　　答：政企分开政策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了，真正实行是通过一个漫长的不断摸索的过程。

　　“八五计划”期间，我们是省政府的电力主管部门，又是经济实体。门口挂两个牌子，一个是“广东省电力工业局”，一个是“广东省电力工业总公司”。1991年6月，省政府又下文将“广东省电力工业总公司”改为“广东省电力工业集体公司”，仍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

　　前面我提到，政企合一在90年代对广东电力发展有正面积极的影响，但长远来看，在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下，继续保持政企一体是不妥的。

　　我曾向省领导反映，说我们既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又要承担一些政府的职责，是“四不像”。怎么是四不像呢？当每年省政府向我下达各项经济效益指标，我们要努力抓好生产建设和经营管理，这时候我们像企业；当有的小水电要建设需要投资，找到我们借贷电力专项资金，这时候我们像银行；有企业遇到困难，我们需要协调，给予优惠电价，这时候我们像物价局；省电力局的一部分更新改造和项目审批费，要上划给省经委和纪委，这时候我们像财厅。

　　当时社会上就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你们又是电力局、又是电力集团公司，那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守门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工作不被认可，吃力不讨好。

　　我们觉得，政府有政府要尽的责，主要是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营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企业有企业要做的事，主要是依法经营，提高效益。两者不能绞在一起。所以对于电力实行“政企分开”，无论是我们领导干部，还是广大电力职工，都是拥护和支持的。大家思想比较统一。

　　政企不分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4月30日，按照省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正式撤销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原电力行政职能划归省经贸委。这项改革走在了全国最前面。撤销的前一天，我们在办公大楼门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摘牌仪式，我和余福敏举手将“广东省电力工业局”的牌子摘下，并拍照留念。这挂了22年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牌子，从此成为了历史。

　　“政企分开”刚刚落幕，省政府又开始筹备“厂网分开”。这项改革要比实施“政企分开”改革争议大一些。主要是厂网到底需不需要分开？分开了以后有什么好处？责任如何划分？是否影响电网的安全？因为厂网两者是天然相连的，况且在国际上，不少国家也没有对厂网分开。

　　有的人提出，电力的发展同时包含电厂和电网，需要对市场进行调查、预测和规划，厂网分开肯定会增加沟通协调的成本，不分为好。我将这些来自基层的电力从业人员担心和意见，及时反映到省委常委会中去，供他们参考。

　　省委省政府方面对此进行过多次研究，最终确定实施“厂网分开”，主要是从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为了引入竞争、打破垄断；

　　二是为了改进服务、改善服务；

　　三是为了促进发展、降低电价。

　　方案确实后，省政府牵头成立了厂网分开联合工作小组，具体工作由助理巡视员杨文伟负责，我和王野平进行监督。除了省公司本部人员外，其他直属企业，干部随单位走，岗位不变，大家基本还是服从了安排。省委组织部就去向问题特地征求我本人意见。因为我是电力集团公司董事长，而且还兼任着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我说那就去电网吧，在供电这一块容易跟老百姓接触，方便调查研究。

　　2001年8月8日，厂网正式分开，再次走在全国前面：成立广东省广电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全省电网，进行电力销售和服务；成立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组织电力生产、参与发电市场竞争。那天，时任广东省游宁丰副省长，还亲自到会为新成立的两家公司揭牌呢。厂网分开后，我工作的重心渐渐地转向广东省人大那边，直到200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