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西路地铁站出口的天桥上常年住着一位流浪汉，一位辨别不出年龄的老人。
他把“家”安在天桥正中，与天桥十字交错的高架桥面正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挡。他的家当不多，2、3个编织袋，地上铺着毯子，他总是盖着被子或者毯子睡觉，面前有些食物和水，一个空的油漆桶供人放施舍的钱。
自从五年前搬到附近街区，需要坐3、4号线通勤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见到这位流浪汉。出地铁、走上天桥的台阶、看见流浪汉，成为一种既定的生活秩序，就像走进地铁站台等一会地铁一定会来。偶尔不见看不到他还会有些担心，直到下一次再看到他出现时才松了一口气，太好了，他还在，看起来也挺好的。我从未和他说过话，但常在路过时偷偷留意他。流浪汉仿佛天然就是这座天桥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和每日早晚高峰匆匆走进或者走出地铁的人一样，分别在两个独立而自成循环的轨道上运转。
4月1日上海浦西封控开始时，我突然想到这位流浪汉。他知道这座城市即将停摆了吗？我们抢菜都如此困难，他该怎么吃饭呢？
在我们小区成为防范区，我可以出小区之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去延安西路地铁站的天桥看看那位流浪的老人。但靠近凯旋路的两个天桥入口都被铁网封掉了，十字路口停着警车，还有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巡视。
天桥的入口被铁丝网封上了
我从杨宅路延安西路的路口穿过马路，绕到靠近延安西路北侧的入口，那里没有铁网，可以正常沿着阶梯爬上天桥。
老人的家当都在，老人也在。他看起来很精神，看到我逐渐走近还大声喊了句什么。一开始我没听清，走近之后才听明白，“封起来了，那边过不去”，他说。天桥中间也拦了一道铁网，让人无法走到天桥的另一侧。当然走过去也没什么用，那一头的两个出入口也被同样的铁丝网封得严实。
过不去的，他再次对我重复。我摆摆手，表示自己也没想过去，一边问他这段时间一直住在这里吗，这些天都吃什么。“有人给我送饭啊！”老人一边回答，一边用扫把往簸箕里扫细碎的落叶。封控之前有的行道树还秃着枝干，现在落叶已经都落到天桥上了。
老人看我拿着相机，说，老乡你给我照个相，照个相，留个纪念。他郑重地把扫把放在旁边，站直了冲我笑。
流浪老人在天桥上晾晒的衣服
我问出了一些老人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在这里什么感觉，外面都没有人了。老人答，是啊，都没有人了，我什么感觉，我来这里二十年了啊老乡。我又问，谁给你送吃的呢？老人接着答，走路的，走路的人给我送吃的，牛奶给我买，面包，荤的。他接着继续关心起我给他拍的照片，嘱咐我，老乡你下次再来给我带一张来。
老人拿着扫把，继续清扫半个天桥街面的落叶。
离开天桥之前，我遇到给老人送饭的另一位老先生。他穿干净挺括的白衬衫白西裤，灰白色的运动鞋，给老人递去装在大号保鲜袋里的两张饼。饼是老先生自家做的，韭菜和进面粉里。看着他心里好难过，老先生同我说。老先生和流浪的老人在天桥中间聊天，一个站着弓着背，一个坐在被子里。老先生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红色的纸币塞到老人手里。
天桥上方，没有乘客的地铁3、4号线仍然在运行，列车缓缓驶入车站，停靠时车厢与轨道摩擦出熟悉的声音。
送饭的老先生和流浪老人
地铁正在进站，像往常一样
靠近地铁入口的天桥街面，有人在打牌
天桥下的绿地，有人在野餐
“这是最后一次了喔！”去看流浪老人的那天上午，小区门口的志愿者在划下出门证上的第二道杠之前，再次和我确认。我点点头，表示知晓，把被划过次数的出门证拿回来，钻出已经松掉的警戒绳。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我在5月21日前都不再有机会踏出小区。
最近这段时间，每个被划为防范区的小区，出门政策都很不一样，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也很不一样。
5月15日，我所在的小区被正式划为防范区，当晚居委就发了出门证，说第二天开始就可以凭证出门，没有时间和次数的限制，但每户仅限一人出门。这个出门规则宽松得不像真的。果然第二天一早6点多，志愿者在群里告知此证作废，新的规定等待通知。一早就“以身试法”的邻居也不出意外地被拦住了。
到了5月16日晚上，新印制的出门证又发下来，背后印着5月日历。和新出门证到来的还有新的出门政策，5月17日至5月21日每户仅限出门2次，每次1人，时间9:00-18:00。就在邻居们抱怨这个准许出门时间对居家上班族很不友好时，居委又告知了新的出门条件：具备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小区的上一轮核酸是48小时之前做的，条件层层叠套下来，约等于没人能出小区。
两天三轮不同的通知，邻居们的情绪随之起起伏伏，结果是手里的两张出门证可能最终都是废纸。
然而17日下午，有邻居出了门但门口志愿者并未查验核酸证明的消息散了出来。那时距离下午6点的“归巢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我把电脑塞进包里立刻决定出门。办公室就在家附近，我打算去拿个东西，还可以帮同事闪送一些需要的书和文件，另外给植物们浇浇水。这些事情都做完，距离6点还有不到半个小时，还有一位同事需要找书的委托实在来不及完成，只能答应她第二天再来。
第一次出门，两个半小时，只来得及在家和办公室之间做一次往返。骑车从办公室回到小区门口时，距离6点还有10分钟。犹豫了一会要不要去马路边坐10分钟，最终还是作罢。
唯二的出门机会，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要在紧接着的第二天用完，我有些隐隐的抗拒。或者说是紧张。当“自由”被划定了边界，人就会忍不住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份有限的“自由”最大化地利用。
我开始盘算这最后一天如果要充分使用，我想做些什么。去看天桥上的流浪汉是其中一项，去办公室帮同事们再闪送东西是其中一项。其他的时间就在街区里骑车四处逛一逛，看看可以发现什么。一早起来我检查了相机的电池和储存卡，系好可以挂在脖子上的绳子，煮了饺子装在便当盒作为要在外待大半天的食物补给。两个多月没用，便当盒里长出了霉菌。
除了电脑、充电器、洗手液、纸巾，我甚至还往包里装了一卷便携野餐垫。
这个天气在户外，已经完全是夏天了。
长宁和徐汇的交界处，隔离栏和共享单车共同筑成路障
面包店门口的快递小哥最多
某小区门口摆着居民团购的物资，热闹得像封控开始前抢菜的场景
天猫超市的配送点，上午看到快递员们在打包，下午就已经全部清空。
天猫超市隔壁是京东物流的配送点，三四个把防护服当日常衣服一样穿的快递员坐在货堆里玩手机或睡觉。他们说，这些货都是那些没法配送进去的小区的订单，没办法，只能堆在这里，他们负责看货。
马路的另一侧是其他快递共用的分拣点，看起来很多人买了饮用水。
运送物资的大卡车，车门上的封条不知道被贴了多少张
在路途中，冷不丁地收到询问：幸福吗你？
“野生”理发摊大多设置在人行道上
志愿者清扫人行道上的碎发，人类头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至少可以长这么长。
一家半开放的超市，允许客人在门口挑选购买。
但可供选择的货品仅限于门口的这些，不接受需求定制。
烟酒店前的男客人最多。
便利店的玻璃上贴满了大大小小意思为“不做线下”的告示。
路边是垃圾混杂着植物的绒絮
有人在隔离栏里对着空气喷洒消毒液
离开封闭的房间，重新进入街道的城市景观，被流动的声音、气味和画面所包围。有人遛狗，甚至不止一条狗，有人骑车飞速地超过身边，有人带着调皮的孩子惹得大人忍不住要呵斥。太阳照在皮肤上热热的甚至有点发疼的感觉，阳光在黑灰色的柏油马路打出的树影光斑。
这种原本习以为常的熟悉感的重现没有让我感到欣喜，反而觉出荒诞。此刻上海仍有许多区域尚处于封控状态，我所正在经历的“日常”还并不是真正的“常态”。那么此刻我所见的“熟悉日常”是真实的吗？过去两个月在封闭空间和电子屏幕中经历的焦灼、悲伤和愤怒又是真实的吗？
人们应当会在一段时间后。极为迅速地重新适应这种“回归的日常”。过去两个月经历的一切将会被迅速抹平，替以另一种叙事。这似乎是更大的荒诞。
上海的春天也许还没结束。证据是马路上仍然在飘植物的絮，辨不出是什么絮，撞进眼睛里又痒又痛，下意识想抬手去揉，又想起刚摸过共享单车的车把。我在路上看到一辆自行车的坐垫套着塑料袋，车筐里还有两只废弃的手套。可以想见上一任骑客多么小心翼翼。
但在公共交通全部无法使用的情况下，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是电瓶车，我们依靠驾驶这些电瓶车的外卖和跑腿骑手传递必需品和非必需品。
封控以来我先后和将近10位骑手打过交道。第一位主要服务我们小区所在的街道，一位街坊推荐说，“人很良心，跑跑腿，跑一次也就最多二三十块钱。”街坊们很快纷纷加了那位小哥的微信。有一位邻居说之前她买鸡蛋和苹果，给另一位小哥加了200元的跑腿服务费。4月的前半月，要想买一些团购买不到的东西，比如卷纸、调料，三位数的跑腿费是常态。
但我唯一一次向这位骑手下的单，却没成功。5月6日那天我要给5公里外的一位朋友发闪送，他问了地址，隔了一会才说，有点远，需要跑腿费100。想了想有些贵，算了。后来我才看到他的朋友圈，有一张5月6日早上7:35从上海飞往昆明的机票购买截图，票面1635元，机建燃油150元。配以文字“回家了回家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天本该离开上海却无法成行。后来朋友在平台上下单成功，跑腿费23元。
但如果仅靠闪送或者饿了么跑腿下单，接单时间和成功率十分难以预测。如果无论怎么加价都没人接单，而你又恰好在户外，可以试试一个成功率更高的办法：直接询问路边正在休息的骑手是否愿意接单，如果接单再加微信告知地址并转账。
我就是这样认识詹伟的。
当我想用这种“拦招”的方式找到一位骑手帮送一袋东西到徐汇区的沪闵路时，詹伟正和另一位同伴在路边声音很浅地聊天，脚架在电瓶车的车头上。他的同伴对我的询问不感兴趣，指了指他。詹伟把脚从车头上放下来，慢悠悠地掏出手机，说他也不能答应我接单，得先查查距离。距离查好之后他又问，愿意付多少钱。30，我说，饿了么跑腿这个距离显示是17，但我愿意再加一些小费。
“哪有那么便宜就送的哟”，詹伟的同伴笑。
但詹伟让我添加他的微信，继续慢腾腾地说，30就30吧，行，他愿意送。接着他开始整理电瓶车的箱子，把货放进去，腾出一盒方便米饭给同伴，“给你了，45块钱呢。”
“我才不想要，箱子还要装别的东西。”同伴说。
“你们吃一顿饭这么贵的吗？”我问。想起前一天接单的一位骑手在下午5点多来取货时告诉我，他连午饭都还没吃，也不舍得吃，在外面吃一顿要花七八十块。那天他帮我送了一包书到宝山，花了三个多小时。下单平台系统大概是按照平日标准判定价格的，将近20公里的距离标价45元。骑手接货时特意问了我的下单价格，说他接单时显示70元，以此推断出平台为了让骑手愿意接单系统加了费用。
詹伟话很少，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关于吃饭的问题。“你以为我们做跑腿的赚很多吗？记得微信上发我具体地址，到时候转账。”说完他就开着车走了。
过了一会，他的同伴也走了。
我在马路边还看到了许多疲惫的骑手和快递员。有的趴在车头睡觉，有的把头枕在后座的箱子上打游戏，功放的声音隔着很远都能听到。
将近两个月了，会不会那些在平台上无论如何加价都没人接单的另一头，是这些被迫在户外睡了将近两个月骑手们？他们宁愿在电瓶车上睡觉，和同伴聊一会天，或者打游戏，也觉得没有每单必抢的必要了。不管下单人在那一头怎么加价，焦急地认为一定是调度费给得不够高所以没人接单。
就像做了将近两个月的饭，对吃什么已经几乎失去兴趣的围城里的人一样。
根据骑行app的记录，5月18日最后这一天的出门放风，我累计骑行了125分钟，将近20公里。最后回到小区门口时，距离规定归巢时间6点正好也是10分钟，和前一天一样。
我决定珍惜最后这10分钟，在小区门口人行道的花坛边坐一坐。
傍晚时间，路上有更多附近小区拿到出门证的居民，和封控之前的“日常”相似，傍晚天气更舒适，午后的暑热散去，天光尚亮。有人拿着手机一路走一路拍，说，看啊看啊，这就是外面的世界。视频不知要发给哪一位还无法出门的上海市民。
在路边坐了两分钟我就决定，还是回家，蚊虫已经开始有围攻坐定的人的迹象。
你的小区允许出门了吗？
你的出门额度用来去哪做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