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冯叔的爸爸妈妈

文｜冯仑（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被妈妈唤回家吃饭，是一个久远的记忆，也是一个幸福的记忆。

仍记得小时候，我在外面玩，我妈在阳台上喊，「阿仑，回家吃饭了，不要再玩了。」那个时候，跟玩伴之间的打闹好像还没有尽兴，会有几分不舍，但是看见我妈站在阳台上，眼神里充满着慈爱和期待，只好拍拍手，拍拍屁股，把灰尘弄干净，然后再上楼回家吃饭。我妈总是要提醒，「洗手，洗手。」洗了手，就开始享用美餐。

这样一个久违了的温馨场景，现在因为疫情，又重新出现。

闷在家里的这些日子里，爸妈又经常喊我去吃饭，只是现在改成了用微信喊。有时候是我爸，有时候是我妈，他们会发语音给我，「阿仑，下来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坐在对面的爸妈健康、平和，很恩爱也很幸福。我非常开心。面对满桌从小留下深刻记忆的美味，我一边吃，一边回味，一边跟他们聊天。

我爸妈会做几样拿手好菜，比如梅干菜烧肉、白斩鸡、蛋饺、腌笃鲜，这些菜也是他们的爸妈传下来的。

爸妈的老家在嘉兴，一个叫王店的小镇上，他们从小就吃这些菜。他们年轻时离开嘉兴，过了这么多年，这些菜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们的饭桌。在发生疫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我又回到爸妈的饭桌前，把这些从爷爷奶奶，从更早的先辈那里传下来家乡美味，再吃一遍。

每到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脑补爸妈年少时生活的场景，他们那时候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又是怎么认识的？

于是，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每次和爸妈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聊一段，把很多我小时候问过，但当时还不算太理解的一些细节再刨根究底挨个儿问一遍，然后把这些片段串联起来。

我爸生于 1934 年，我妈生于 1937 年。他们的童年都是在浙江嘉兴的王店镇度过的。我妈说，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那里还很祥和、很繁华，生活在其间是很舒服的。

小镇和现在的西塘一样，被一条东西向的河分隔开。镇上有一条街，从南到北大概有两里多路，两边都是铺子。镇上的每一家都有沿河的房子，大门的门板是可拆卸的，夏天的时候把门板拔下来，抱着门板就可以下到河里游泳。

临河的堤岸边有一些延伸到水里的台阶，在这里可以洗漱、淘米洗菜。河里有很多鱼，常常有人在河边钓鱼。总之，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非常恬静，非常有诗意。

我爸说，当年这条街上的铺子主要是卖一些日用品和土特产，还有卖食品的，比如云片糕，也有茶馆和小饭铺。

街上除了有很多铺子，还有两个教堂。一个叫天主堂，是天主教的教堂；一个叫耶稣堂，实际上是基督新教的教堂。有两个教堂，说明当地还是有不少人信教呢。

当然，庙更多。在这条五六百米的街上，有四五个庙。包括土地庙、关帝庙、观音庙，等等。这些庙各管一摊事儿，每个庙都对应着普通人的一些精神上的诉求。

街上还有三个学校。街东边和街西边的学校都只有小学一到四年级。中间的学校叫中心小学，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都有，是当时镇上最高水平的学校了。我爸说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这个中心小学做校长。

后来中心小学又加了初中一年级。那个时候，读了初中就是文化人了。1949 年后，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政府会直接安排工作，算是知识分子。

这条街上还有五六个中药房，另有两个中医老先生给人看病。

茶馆很多，其中最大的一家茶馆在桥头，是我外公外婆从乡下到镇上后开的，名叫仝羽春。茶馆的大小是按门面说的，一般的茶馆只有一个门面，但是外婆的茶馆有两个门面。

除了这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小镇居然有火车站。当时从上海到杭州的慢车，到这里要停一下。所以镇上的人能做小生意，他们经常坐火车把农产品，比如活的鸡、鱼，送到上海，换一些工业品回来，放在镇上的铺子里，乡下的农民再到镇上用农产品和钱换这些工业品，拿回到乡下用。

我妈说，我外婆有几个小姐妹，有在镇上开茶馆的，也有做别的生意的，用今天的话说，她们是创业者，每年春天都会坐火车到杭州灵隐寺烧香，顺便借拜佛机会游春，算是度假。

所以，虽然王店是个小镇，但镇上的信息一点都不闭塞，不管是上海的信息，还是杭州的信息，大家都能知晓。

我问，当时街上有政府吗？我经常被政府管，所以想到要问一下有没有政府，感觉没有政府机构的话，这个镇好像就不成为镇。我爸说，当时镇上不光有政府，还有警察局，不过那时政府管的事好像并不多。

这就是我爸妈从小生活的地方，一个宁静、悠闲的小镇，在当时的江南，也是相对富足、生活相对优越的地方。

在吃饭聊天的时候，因为特别好奇，我总会问爸妈一些问题。虽然他们都八十多岁了，但是记忆力非常好，表达也很清晰连贯，完全像是五六十岁的人。爸妈讲了很多他们经历过的事，我像是在看一个连续剧，把他们的生活、情感和经历又重新过了一遍，非常开心地领略了他们所经历的时代风貌。

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一直都没有问过你们。」

我爸很积极，他说，「她哥哥是我同学。那时候我和她哥哥都在中心小学读书，因为这层关系，我和你妈自然就慢慢熟络了。」

我问，「那你什么时候认识老妈的？」

我爸说，「后来我们家衰落了，我就去一个叫同春发的绸布店做学徒。王店镇上的这些店，老板一般就一个人，很少有两个人合股的。通常是一个老板，请两个店员做事情。店员要从学徒做起，第一年管住管吃，不给工资。表现好的话，第二年开始给一点工资。同春发的店面就在你外婆家的茶馆边上，我每天要去茶馆打开水。正好你舅舅是我同学，所以就在那认识了你妈。」

我又问，「那时候你们多大年纪？」

他说，「那个时候她十二三岁，我是十五六岁。」

我说，「按现在的说法，你们这也算是早恋吧？」

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我说，「这挺浪漫的，你们从小住在一个江南小镇的同一条街上，然后就认识了。那你们怎么又跑到西安了呢？我怎么就变成了西安人呢？」

我爸说，「那是后来的事情。1949 年以后，整个社会变化了，我做店员的这个地方生意也不好，就关了。这时候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我应该叫表哥，是杭州一家布厂的失业工人，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的培训后，被分配到西北纺织工会当干部。我就跟他说，这边已经没有事情做了，我能不能也去西安？后来他告诉我，可以。他跟西北纺建公司的人事科长说了一下，我就去了。

过去这一路，特别折腾。那个时候从王店到西安，要换五次车。先从王店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换车到南京，从南京坐轮渡到浦口，再从浦口换车到徐州，在徐州换车到郑州，再从郑州换车到西安。这一路走了三四天。到了西安以后，我就在公司人事科上班。因为在人事科，我知道什么地方需要人，我就跟科长说，我女朋友也想来，能不能安排一下？

人事科长说，得先有一个她的自我介绍，另外得让她写阿拉伯数字。如果有文化，能写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直接上班。你妈是从嘉兴最有名的中学毕业的，于是写了个自传，又写了一些阿拉伯数字，过来一考试，就被录用了。

到西安的时候，我十九岁，她十六岁，又过了几年我们才结婚。所以，你是在西安出生的，你就成了西安人。」

我说，「有意思。你们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到，动乱的年代也会有一份宁静，在巨变当中也会有一些安稳。在焦虑、不稳定、不确定当中，人的内心其实也会有一些美好的情感，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知道这些还不够，我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得把他们的事搞清楚。于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聊一会，我想把那个时代的事还原，最终也许能完成一个拼图，让我更完整地审视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繁华江南小镇的样貌。现在到处都在建小镇，我却很好奇那个时候的小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里的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怎么样的故事？

这些天在家里闷着，大家也都很关注疫情。所以在谈话中，我就问爸妈，「那个时候有瘟疫吗？人们是怎么看病的？」

这时候总是爸说得多，妈在边上，看着爸，眼神中永远带着赞许和温柔。我爸说，「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得了什么病。整个镇上就两个中医，生病了，有点钱的人才能请得起这些中医。没有钱的人，只能自生自灭。得了什么病不知道，也没有药吃。」

我问，「什么样的人叫有钱人？」

我爸说，「就是开店的这些人，比如我做过店员的同春发的老板，你外婆这种开茶馆的老板，还有乡下的地主，他们都算当时的有钱人。这样的人如果生病了，会派一个家里人去找那两个医生，约好时间，其中一个医生过来把脉，开个药方，然后再去抓药。就这样，如果治好了就好了；治不好，人的生命就结束了。每个人病了以后，一般也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就算是死了都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瘟疫的概念，反正人死了就死了，有钱人弄个好棺材，没有钱的人用木板做个小木盒子，把人装进去，然后埋了。」

我说，「我小时候听奶奶说起，本来你们兄妹有七个人，但最后只活下来三个。剩下四个都得什么病死的，都在几岁时死的？」

我爸说，「我上面有四个姐姐，大姐、三姐、四姐都在五六岁以前得病死了。有一个弟弟，因为比较好动，两三岁的时候，把煮稀饭的锅碰倒了，滚烫的稀饭把他的下半身都烫了。烫伤了之后也没有药，就用一些油什么的擦一下，拖了一些时间，最终还是死掉了。当时没办法，就找了几块板，做了一个盒子，把他埋葬了。」

我问，「我记得，好像二姑和叔叔小时候也得过病，后来怎么治好的？」

爸爸说，「我二姐，也就是你姑姑，大我五岁，她小时候得天花，看着都快不行了，家里就把她放到后边的房子里，让她自生自灭。结果她活过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活过来了。现在她已经年过九十了，身体依旧很好。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本来家人已经放弃了，但是她活过来了，后来的命运，你也知道，还不错。你叔叔得过疟疾，那个时候叫打摆子。发作时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冷得瑟瑟发抖。幸运的是，这个时候镇上来了一个西医。这个西医过来看了以后，给了几片药。吃了药之后，居然就好了。当时不懂，后来知道，这个药可能是奎宁。你看，我们姐弟三个人，姐姐都九十了，我们俩也八十五岁上下了，我们现在都很好。但是其他四个都夭折了，三个姐姐得了什么病都说不清楚。那时候，人说死就死了。也没有太大的震荡。」

《药》｜鲁迅在小说《药》里，讲过那个年代，对于如何治病，人们有很多没有科学依据同时也没有疗效的办法。

我就问我妈，「好像外公身体不是很好，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他得了什么病呢？」

我妈说，「你外公的病，现在叫肺结核，当时叫肺痨。他得了这个肺痨，老咳嗽，治不好，也不知道怎么治。他身体很弱，经常在茶馆门口，歪在椅子上坐着，晒晒太阳，看看人。你外婆非常能干，她经营茶馆。你外公就这么坐着，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那时候小，才十一二岁。我只记得为了给他看病，家人让我去找接生婆。」

我问：「找接生婆做什么？」

我妈说，「那个时候，但凡有点钱或者是有点能力的，都去找接生婆，去要孩子的胎盘。在老家，胎盘叫做胞衣，大家都找胞衣。但是只有接生婆知道谁家生孩子，哪里能找到胞衣。所以妈妈带着我去找接生婆，然后拿回来一个胞衣，也就是胎盘。回来以后把它放在瓦罐上烤干，然后送到药房碾碎，再加一点其它药物，然后和上蜂蜜，捏成药丸，给你外公吃。在镇上，能够吃上这种药丸，就算是最奢侈的治病方法了。据说能吃好，实际上什么用也没有。所以在小镇上，很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死去，能活到 60 岁都很不容易，70 岁，确实就是古来稀了。」

我说，「那是，要是都这么看病，还真是没法看。那个时候每年要死这么多人，还包括好多小孩，未成年人。人去世了怎么处理呢？」

我妈说，「那个时候，如果看老人快不行了，要去土地庙领路条，也就是在黄泉路上用的路条。我记得爸爸快不行的时候，家里的一个大人带着我去了一个土地庙，到那以后跟他们讲，讲了以后庙里头开了一张路条，我们拿了路条赶紧往家跑。到家时爸爸还剩一口气，但他一直撑着，直到在嘉兴上学的哥哥赶回家，喊了一声【爸爸】，才咽了气。有了这个路条，人断气以后，换上衣服，才能够装进棺材，而这个棺材，早早就买好了放在家里。」

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是在自然状态下生存的，非常脆弱，无常、无妄。但即使是那样，也不能掩盖小镇曾经拥有的市井繁华，不能消磨小镇居民的喜怒哀乐，更不能阻止人们追求幸福时的苦苦挣扎……在这个小镇上，世间万象是并存在一起的，所有的这些，共同拼接成了一个小镇的兴衰史。

本文系冯叔新作《避疫六记》之四：《持箸记史》的第一篇。

过去一个多月里，冯叔和大家一样，为了躲避疫情，宅居在家。从繁忙的工作中闲下来，读书、写字、健身，和家人一起做饭、喝茶、撸猫……冯叔把这些闲暇中的点滴和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写成若干篇文章，命名为《避疫六记》。

此前，我们已节选推送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欢迎关注冯仑风马牛，阅读这些章节。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