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卫东《人类一半是外星人，一半是地球人》
全文虽长，但认真看完，将会让你对生命有全新的认识。
马克思曾说：如果希腊是正常儿童，中国则是早熟儿童。
阿拉伯世界有句名言：“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有两只眼睛的中国人，自豪地拥有最伟大的四项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造纸术。
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这些发明：哥伦布很可能会在大西洋中兜一辈子的圈子，而不会发现美洲大陆；达尔文先生的书房里会堆满腥臭的羊皮，上面写着《物种的起源》的大作；法国的风流皇后会用十辆马车拉着成捆的木片，因为上面写满热爱她的语言；当然，鸦片战争时射向虎门炮台的也不会是一发发炮弹，而是成捆的弓箭和粗壮有力的投枪。
但世人也许并不知道，中华民族在这四项伟大的发明以外，还有一项伟大的发明，那就是中医学，这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人们更不知道的是，这项发明它将彻底改变未来人类对生命的看法，进而影响人类的发展方向。
任何人的一生中都有许多困惑，有人困惑于名利，有人困惑于情感，而我的最大困惑则是“我究竟是谁？”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的困惑是来自生活中的几次普通的体验，其实这种体验不但我曾经有过，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不想欺骗别人，更不敢欺骗自己。
下面就是几个真实的事例：
我18岁离家上大学，之后是工作、读研究生、工作、读博士、工作，总是生活在不同的地点，平时没有时间回家，回家也没有规律。当时通信技术还很落后，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平常只是不定期给家里写信。然而，每一次回家都让我很难忘。
有一次大学放假回家，事前并没有告诉家里我哪一天到。等下了火车，出了站门，看见老父在寒风中等候。我很奇怪，父亲说：“你母亲今天一早就知道你要回来，非让我来接你。”回家问母亲，她只是说：“我就是知道你今天要回来。”
还有一次，我硕士毕业已经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单位决定让我临时回去一趟。这次我没有坐火车，而是搭乘顺路车。等我走到家门外的胡同口，看见父母站在路边正在张望。父亲说：你母亲知道你今天要回来，可接火车没有接着，白跑一趟。刚才她又说你肯定回来的，非要走出胡同来接。
母亲的爱让我终生难忘，虽然她已经因病去世，可每当回想起来都会让我落泪。但我始终不知道母亲每一次的感觉都来自何方，她自己也说不明白。
这是一个梦。1991年3月，我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隋唐专业博士生，当时张广达先生招生，这是我第二次报考这位导师了，考试日期大约是5月份，虽然拿到了准考证，但心里没有底。大约就在这一个月，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有一条浅浅的大沟，两边坡度很缓，满地的青草，绿茸茸的。我带着我儿子，顺着大沟向前走。沟的两边缓坡上，种着一排高大的核桃树，上面挂满青色的果实，每一棵树下都站着一个人，他们的身边有高高一堆从树上刚刚摘下的果实。我们一边看着大家，一边往里走，当走到沟的尽头时，那里有一棵大树，树下没有人，树上只结着两个青色的果实，但比一般的果实要大许多，状若篮球。梦里有一个提示说，这就是我的树、我的果，但它们还没有成熟。于是，我和儿子就在树下绿茸茸的草地上打滚撒欢，等着树上的果实成熟。此时梦醒。
临近考试日期，更加心烦意乱，也许是害怕考不上，怎么也不想去考。联想起之前那个奇怪的梦，最终我没有参加本年度的考试。人总是这样，失去了就觉得可惜。考试的那两天，我坐立不安，总觉得没有去考试是个错误，若考了一定能考上。
但考试日期结束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样子，我意外接到了一纸通知，是在考前由北京大学发出的。通知说：我报考的那位导师因故不能招生，当年招生名额取消。
这件事还是和梦有关。我有一位姓黄的朋友，没有工作，经常打麻将。说来难以相信，此人虽然经常征战牌桌，但居然赢多输少。
2001年春节刚过，我从内蒙回来，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正是关于我朋友打麻将的事。梦的情节很简单，我朋友正在打麻将，旁边有一个声音说：一万七！一万七！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她打电话说：你注意！两个月之内，你会在麻将桌上一次赢一万七千元左右，到时候可要请我吃饭啊！
话虽如此，但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过一段时间也就把这事忘记了。因为我知道，这位朋友虽然经常打麻将，但赌头都很小，一次赢上万的可能并不大。
大约是四月底的样子，突然有一天下午，我朋友打来电话，兴高采烈地要请我吃饭。一问方知，她在几个小时之内真的赢了一万八千一百元，但有一部分是赌债。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许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经历，也曾听许许多多的朋友谈起过类似的经历，也许是个梦，也许是一种感应，或者是困境来临前莫明其妙的烦恼。只是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更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原因。
但我却不能忘怀，因为我太好奇了。为什么梦中会告诉我未来的事情？为什么母亲会感知我的归来？我的大脑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吗？为什么这些经历可遇而不可求，更不能人为地重复？为什么现代科学对此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人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活着？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巧合！没有什么科学性。但我不相信，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每当生活发生变故之前，总有类似的梦境出现。第一次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偶然，第二次我们也可以将它看成是巧合，那么第三次、第四次呢？
然而真正让我困惑的并不是母亲的感觉和梦境，而是人类生命的真相。
大学时我是学政教的（包头师专政教系），哲学、逻辑学是主修课，知道人类意识、思维的基本原理，但就是无法说服自己。这世界也许正是如此，说服别人相对容易一些，但说服自己却比较难。我不能接受说不通的信仰，更不想不求甚解地走向死亡。
读研究生、读博士的年月，这个困惑依然如影相随，挥之不去。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科学著作，有哲学著作，有社会学著作……但始终没有找到令自己心悦诚服的答案。我也曾请教过那些饱学大儒，但没有人说服我。
其实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思想，最早都是从解释一些个人的处境、困惑开始的。老实说，在“人类生命结构”这一点上，我并不相信科学的所谓“真理”。真理不仅在定义完好的“科学”概念之中，她一定也在别的什么地方。
小时候跟父亲出去打猎，猎取的对象是现在已成保护动物的黄羊，那是内蒙古大草原上生存的一种野羊。好在我们枪法奇臭，转了一整天也没有打到一只羊。晚上就寄宿在一户牧民家中。在闲谈中得知，此户人家中有一个叫柴登（音）的小伙子，年方十五，据说枪法极佳。在许诺了一定的报酬之后，柴登同意帮我们打羊。
第二天，柴登领着我们悄悄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上面有一块大大的岩石，我们就隐蔽在岩石的背后。视线越过一条窄窄的山沟，对面就是另一座小山的山顶，山顶上同样有一块突出的岩石。
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一只黄羊越上了对面的岩石，此时柴登的枪响了，那只黄羊一头栽了下来。山的对面扬起了一片尘土，想必那一群黄羊听到枪声已经逃跑了。我们几个欢呼起来，正准备冲过去拾取猎物时，柴登马上摆手让我们安静。他说：这黄羊十分好奇，过一会儿它们肯定会回来看个究竟。
果然没多久，一只黄羊又越上了对面的岩石……
看来，好奇是动物的普遍性，也是动物的某种天性，只是在不同的物种进化中，好奇心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黄羊因为好奇而送了性命，人类却因为好奇而发明了步枪，结果射杀了黄羊。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生命等级越高，好奇心也就越重，一群蚂蚁的好奇心，远远不如一只大象。海豚的好奇心很强，所以它成了海洋中最聪明的动物。
在地球上所有动物当中，人类的好奇心是最重的。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呆呆地抬头看天，可能不久满大街的人都会抬头望着天，这就是好奇心。好奇心是人类走到今天的根本动力之一，因为好奇，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同样是因为好奇，人类从蒸汽机时代一步步走到了原子能时代。好奇心让人类积累了无数的知识，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明。
一切的好奇都起源于提问，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老师，因为孩子是提问的高手，他们一天到晚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就来自不断的提问：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地球是圆的？为什么鱼可以在水中游？为什么宇宙中有辐射背景存在？为什么基因是双螺旋结构……于是有了战国时期屈原的《天问》，有了现代的《十万个为什么》。
人们常用“所答非所问”来回应那些不正面回答问题的人，因为在人们的大脑逻辑中，“问”与“答”必须有某种逻辑关系，答是对问的回应。在空山之中，我们大喊一声：“你好吗？”山谷会回应我们同样一句话，这就是问与答的必然关系。
换句话说，回答都来自提问，有什么样的提问，就会有什么样的回答。假如我们将这个结论扩大到人类的认知领域，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今天的所有知识，都是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某种回应。当我们问：人类的身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基因。我们再问：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回答必然是血红蛋白含有一定数量的铁，等等。
然而，如果说，“人类的知识都来自自然对我们提问方式的回应”，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由于自然只是被动地在回应提问，也就是说自然的回答很可能并不是自然的全部，它只回答了能够满足人们提问的一小部分。一个完整的蛋糕由奶油、面粉、巧克力、糖、水、鸡蛋等等构成。如果问蛋糕：你有多少巧克力？它会回答说：有234克巧克力。此时你知道了蛋糕中的巧克力成分，但绝不会知道其他的成分。
第二、由于提问与回答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全面、准确的提问，是获得真理的前提条件，而相对于无限的宇宙而言，我们的提问总是有限的。比如，我们认识一个人，都来自我们时时的提问：这个人是男是女？品质如何？有多少潜能？发展方向如何……但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问，不断得到回答，但最终我们还是很难彻底了解这个人。这说明即使我们不断地提问，但我们的所有提问还是有限的。
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对虚空中穿行的一个粒子，我们最终是无法全面认识的，因为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能同时被测量，要测准一个，另一个就完全测不准。这就是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测量就是一种提问的方式，而“测不准”则是自然对我们提问的一种答复，即自然只回答提问的一部分内容，而不会完全回应提问。因此说，我们凭借所谓科学提问建立起来的知识大厦并不是完美的，其中既有提问方式的限制，也有回答提问的制约。
好啦！我们谈提问与回答的关系，并不是想讨论哲学问题，枯燥的哲学还是留给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吧。我们只是想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一下目前我们究竟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结构、生命真相等知道多少。我们可以不关心宇宙中的黑洞如何吞噬星系，也可以不关心地球升温以后的严重后果，但我们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
如果用上面的角度来看目前科学对人体生命的认识，结论依然是：今天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只源于我们固有的提问。在这个结论里，自然包含着另外一种可能：我们的提问有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为什么我的母亲能感应到我回家的日期？为什么梦里可以展现还没有发生的事件经过？目前的科学提问就不能涵盖以上事实。
事实上，从古至今，在人类生命的过程中，有许多奇异的生命现象用目前的提问方式是无法得到答案的。这些生命现象归结为一个提问：我是谁？你又是谁？
古斯都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神奇并不违反自然，它违反的只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人类异常的生命现象正是如此，它原本就真实存在，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而探索“神奇”，在任何社会都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牛顿在晚年致力于宗教研究，很多人认为他误入歧途。以牛顿那样的智慧当真是误入了吗？其实不仅是牛顿，还有许多科学大师都痴迷宗教，有些甚至中途转变了研究方向，专心致力于与宗教有关的研究。我们不能误解了这些科学巨人，他们一定是在寻找什么。
在漫长历史中，不但有个人不断介入特异生命的研究，许多世界上著名的大学也曾设立过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生命现象，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超心理学，印度还专门给此类研究授予正式学位。
19世纪20年代，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开始了对人体潜能的科学实验。193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专门实验室，首先采用特异心理学一词来定名人体潜能研究。1957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国际特异心理学联合会，并于1969年被接纳进美国科学促进会。
美国杜克大学的赖恩博士是研究超心理学的先驱，他的课题是透视或遥感之类的特异功能感知，而方法则是统计学的，比如他要求受试者从纸样的背面判断正面的图画或符号，然后对大量实验结果进行统计。赖恩将人类心灵能力分为四类：遥视、传心术、预知、心灵致动。赖恩同时发现心灵能力的显示需要有利的环境，需要处于轻松的、最自然的状态中。
1946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成立，从事遥感、遥测方面的研究，1970年从斯坦福大学里独立出来，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军方。
1948年，美国杜克大学超心理学创始人赖恩博士，发表了《心理范畴》一书。书中第一次对人类超心理现象进行了科学研究。我们不用管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只看他在书中引证的一个真实事例：
这是一个关于梦的实例，提供人是赖恩博士的好友L博士：
“我在少年时代，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救了我的生命。我预定坐汽车到巴临顿旅行，可是旅行前晚，我梦到汽车翻覆，我被汽车暖房压在底下——当时汽车暖房设置装的是煤炭设置——我全身重伤。梦后，我考虑结果不敢妄自旅行，同时将此事告诉别人。果然不错，当天的汽车翻覆，乘客被暖房设置烧死。”
关于梦的预见性，我们不用翻看江湖术士们写成的带有广告色彩的“梦书”，只要翻翻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的书信、文集，就可以找到确定的答案。
爱因斯坦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对20世纪的人类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爱因斯坦本人却将他一生的科学成就归功于一个年轻时代的梦：他梦见自己用雪橇沿着陡峭的山坡滑下，越滑越快，当他接近光速时，他意识到头顶上的星星把光折射成从未见过的光谱。这一情景，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发明了相对论以后，他曾经认为，其实自己一生的科学追求，都来自对年轻时那个梦的沉思，这个梦给他的整套理论提供了一个“思想实验”的基础。更多内容，请关注修行圈公众号。
20世纪另外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是波耳，他创造了量子理论，并获得诺贝尔奖。但据他自己回忆，量子理论的发现，与梦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他正在研究元素周期表的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氢和氢之间没有过渡元素？此时他做了一个梦：几匹马正在比赛，所有的马都在用白粉标出的道路上奔驰，只要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马允许改变跑道。如果有一匹马沿着白线跑，踢起白粉，它就被立即罚下。他醒来时意识到，“跑道规则”象征着他的问题答案，当环绕原子核作轨道运行时，电子就像马奔驰在跑道中一样，它必须沿着规定的路线运行，而运行电子的路线则由量子来决定。在梦中经验的提示下，波耳创造了他的量子理论。
修行圈穷理老师小时候也是通过梦找到很多答案。
关于苯的分子结构的发明故事，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用不着一再重复这个传奇的梦境。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苯分子结构的发明人凯库勒，他在1890年的科学讨论会上说过的一句话：“阁下，让我们跟梦学习，那时也许我们将获悉真知。”
以上几个事例都取自权威人士，是为了更具说服力。其实在我看来，大量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远比以上这些更精彩、更具体。
因此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一堆堆有序的蛋白体，一条条结构完好的基因链。同时，我们还是另外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结构，存在另外一种非物理性质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我们”。
以前工作时有一位同事，总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总想自己能做些而且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于是向领导提议：有什么大事告诉我？领导回答说：有大事还能告诉你？我自己做去。
人总是希望一生中能干出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最好能青史留名，最不济也要轰动一时。其实对于许多人而言，“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事，是没机会干的。一生中如果能做一两件让自己满意的事，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最想干的事，就是解答自己的困惑，而不想稀里糊涂去死。
不了解，往往容易产生神话。在古代的人为宗教时期，许多神仙都是这样产生的，比如，当人们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出现了雷神，一个奇形怪状的类人生物，一手举槌，一手提锣之类的东西，槌击打锣面，那巨响就是雷声。
在西方人眼里，东方同样是神秘的，这里有许多他们搞不明白的东西。佛学经典的奥义，许多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一根细针可以对300多种疾病产生疗效，在西方文明的词典里同样无从查考。
如果说，以西方人那种才智，还可以理解中国的前四项发明并加以利用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中国人这第五项伟大的发明。历史上，西方从来没有完整接受过中国的中医学，这就是证明。在他们看来，中医的神奇，只有在神话中才可以找得到，而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所以他们最早将针灸视为可笑的“魔针”。
但每一位中国人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要从中医里获益，我们就是从这一次又一次的亲身体会中走进了中医。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得了感冒，父亲带我去厂医那里看病。厂医姓李，是父亲的老友，两人见面十分亲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聊天的话题是“炸鱼”，就是用炸药抛进湖里炸鱼。
在聊天的过程中，姓李的厂医给我打了一针，当时觉得很痛。打完针往回走时，脚后跟就不能吃劲，踮着脚走路。回到家以后，腿很痛，但又说不上具体哪里痛。后来一检查，方知是一针打在坐骨神经上。神经受伤真不是个滋味，心里十分烦躁，站着难受，坐着难受，躺着也难受，但就是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内蒙的医疗条件很不好，跑了好几家大医院，都说治不好，家里很着急。大约快三个月的时候，我有一太姥爷来访，是位祖传的中医。我母亲告诉他病情后，他对我说：“你真是幸运，过了一百天，我就没办法了。”结果开了一服中药，只有三味药，药是我自己去抓回来的。我记得此药一副0.18元，煎出来是粉红色的，极其难吃。但只吃了三服药，病就好了。这么多年以来，再也没有发过病。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中医，从此以后，中医的“神奇”就在心里扎下了根。以后，随着阅历增长，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医的“神奇”。
2000年春节刚过，一场罕见的流感袭击了西方国家，大约有百万人住院治疗。由于这场流感来得迅猛，而且病毒具有抗药性，一般西药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一些国家纷纷从中国空运板蓝根中药。西方人使用中药毕竟少，一用之下，效果出奇的好，药到病除。此事在西方媒体曾掀起了一阵波澜。
以上几例，还是神奇中医海洋中的几滴水，它们只能使我们望见冰山的一角而已。中医之奇，首先在于它的诊法先进。看病首先得知道病，然后才能治病。知病的过程，就是一个诊断的过程。如果诊断错误，牙医就会将好牙拔掉，而留下病牙；外科医生就更可怕了，他很可能一刀下去，切除一个完好的器官。
西医诊病，一般是通过测量人体各部位的数值，并将这些数值与正常值加以对比，然后作出判断。但这种诊断方法太机械，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险，那就是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
法国1963年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结果发现误诊率高达45%，也就是说，当一百位走进医院的病人，很可能有近一半人被误诊，误诊的结果必然是错误的治疗；27年后的1990年初，美国的一家医院又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统计后发现，误诊率依然高达40%。西医的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然与技术水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西医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人体数值的变化原因是复杂的，几个数值有出入可能并不代表器官出了什么毛病。机械地去寻找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误诊。
西医的这种诊断方法，不但误诊率居高不下，而且只能是永远做疾病的奴隶，因为它不能预测疾病，就更谈不上预先防治了。
中医则可以通过脉象、手相、面相，对病情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统计资料表明，中医各项诊断准确率很高，如舌诊的准确率一般在94%左右。不但如此，中医的各项诊断方法还可以预测疾病发生。
《甲乙经序》记载：汉代名医张仲景医术高超，曾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有一次他遇到当时位居侍中的文学家王仲宣，此人当时年仅二十有余。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而且很深，现在属于潜伏期，如果现在不吃“五石汤”，你四十多岁的时候病会发作，发作时你的眉毛先掉，然后危及生命。王仲宣凭着自己年轻身壮，根本听不进去。等他四十多岁时，果然疾病发作，眉落而死。
像如此长期的诊断预测，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但它确是真实的。
我父亲40多岁的时候，那位太姥爷，当时就预测我父老来会得高血压，并开出一方以求老年平安。然而当时家父工作忙，家里人也没当一回事，此事就给放下了，此方至今犹存。到家父六十多岁时，果然患高血压，并发展成了脑血栓。可见对于古书的记载，切不可存有偏见，不能以我们已有的经验否定其真实性。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
晋国有一个巫医，名叫桑田。晋景公得了重病，召桑田来诊断。桑田仔细诊断后说：大王呀，您这病很重，活不到吃新下来的小麦那个时候。晋景公根本就不相信。等到小麦刚熟，景公命令赶快收割，然后命令厨房用新小麦做一顿饭。但还没有等到厨房做好，晋景公就感觉肚子发胀，急急忙忙去上厕所，后来竟然死在厕所中。
《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
华佗曾对一病人说：你病得很重，而且病在腹部的深处，想治好你的病，就必须做手术。可是你的自然寿命仅有10年，在这10年中，病不会要了你的命，我看你还是忍着点，用不着挨这一刀。此病人果然10年后自然死亡。
不但在诊断技术上，中医远胜西医一筹，而且在治疗水平上，中医的发展程度及取得的成就，也丝毫不逊色于西医学。比如说，西医学对外损伤、细菌感染类疾病有特殊疗效，但对慢性病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中医学却对慢性病，甚至某些遗传性疾病都有特殊疗效。
可以这样说，中医学可以囊括西医，因为中医的治疗技术中有一部分与当代医学是相同的，比如说手术的方法。但西医学无论如何不能涵盖中医，因为在西医里根本找不到一点中医的影子。所以世界可以没有西医，但万万不能没有中医学，否则人类文明的损失就太大了。
有人说血液循环理论是17世纪英国人哈维发明的，其实不对。血液循环理论是中国人在公元前发明的。《黄帝内经?灵柩》里明确记载：人体中的营血卫气“营周不休……如环无端”，英国人哈维在1700多年以后，才提出了理论假设，又过了50多年，人们才借助其它仪器，确定了血液循环概念。
免疫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最早的免疫学思想和实践却诞生于中国。东晋时期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如果用疯狗的脑髓涂在被其咬的伤口处，可以防治狂犬病，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学方法。因为研究表明，狂犬病毒几乎都聚集在脑神经组织中，因而疯狗脑髓就自然具有了免疫物质。
说起来令人伤感，人类与疾病斗争了几万年，但真正认识并治愈的疾病却少得可怜。所谓的真正认识和治愈，是指发现了疫苗，注射一次，就能终生免疫。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大约只有二十几种疾病达到了这个程度，其中天花就是一种。天花是世界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以牛痘接种术消灭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现代人一说起牛痘，都说是英国人琴纳在18世纪发明的，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最早的牛痘接种技术出现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印度，但后来此技术在印度失传。大约在公元10世纪宋代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接种术，到17世纪，中国的人痘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有了旱苗法和水苗法之分，特别是水苗法，其成功率和安全性一点不亚于现代的牛痘术，当时此法传播甚广，俄国政府曾派专人来中国学习此术，后来传至现在的土耳其，并由此传向欧美。有文献资料为证，18世纪初，英国驻土耳其钦使夫人将此术带回英国，琴纳正是在改进中国的人痘术以后，发明了牛痘术。
此外，腹腔穿刺术、清创缝合术、止血术、麻醉术等都是中国人发明，但最后发明权都没有冠以中国名字的医疗技术。现代西方国家总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法，但它们从来没有想过，它们自己的许多发明都是窃取东方文明成果，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是文化侵略。
其实中国人在古代，曾经取得了令当今世界刮目相看的医疗成就，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成就，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史记?扁鹊传》记载：俞跗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医，但他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位很古很古的医师。此人医术极高，“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湔浣肠胃，濑涤五脏，练精易形”，无所不能，其中“搦髓脑”就是作开颅手术。其实，中国古代做开颅手术的不止这一例，据记载太仓公就曾打开人的颅骨将大脑重新安排，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50年。
这些记载真不真呢？许多人都认为它不真实，在正统的医书上没有哪一位专家认为它可信，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在遥远的古代怎么能有如此高的医术呢？为此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1865年在法国发现一片圆形头盖骨，属于石器时代，后经解剖学家保罗?白洛嘉教授鉴定，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在进行脑外科手术。后来世界各地又发现了数百件颅骨证据。
对于这个事例人们信不信呢？大约相信的人多。因为它既有实物证据，又有专家的证词，令人不得不信。但如果法国人在石器时代可以做开颅手术，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开颅手术就不可能是真的呢？从中国古代辉煌的医学成就看，我们相信这类记载有它真实的一面。试想，一个连经络都可以在解剖学上实证的民族，做几例开颅手术还不是小菜一碟？
中国史籍中还有许多神奇的医案记载。例如，《稽神录》中就记载了一则治愈肺结核的病例：“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有。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以鳗黧鱼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妻，今尚无恙。”更多内容，请关注修行圈公众号。
以上这些记载，大多数与现代医学沾点边，为的是读者好在对比中理解。其实中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完全与现代医学不沾边，比如说，经络学就是中医里最神奇的部分，它与现代医学根本走的就是两条路，没有丝毫可比之处。世界许多国家作了许多项实验，只证明了一点：古医书记载的经络是真实的。究竟经络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人说的清楚。就好像在学校里，老师拿来一道题，这道题的结论是明确的——1+1=2，只要求学生证明这个结论。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份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到了今天，大家只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老师拿来的题是正确的！
关于中医的优点，不需要专家的总结，我们从日常的接触中至少可以感受到如下几点：
第一、中药的毒副作用小。
中医从来没有说过中药无毒，祖先早就告诉我们“是药三分毒”，所以在历代本草中，都有关于中药毒性的记载。例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栾荆……辛，苦，温，有小毒”，“地胆……辛，寒，有毒”等。前一段时间，因为“龙胆泻肝”中的关木通，搞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好像中药的毒性第一次被发现一样。
然而，中药虽然有毒，但其毒副作用却明显小于西药，这也是事实。
据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的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悲哀的是，许多患者家属还认为病人是生病致死的，而不知是“药”死的。
据国内的一项统计显示，药源致死的国内住院病人至少在20%以上，即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死于抗生素滥用。
中药尽管也有毒副作用的问题需要解决，但程度是很轻微的，更不会发生上世纪70年代“反应停”那样大规模的中毒事件。
第二、中医治疗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小。
大家知道，尽管中医里也有手术，但手术的应用并不普遍，中医更多的是药物、按摩、针灸等方法治疗疾病。这些方法，一般比较温和，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而西医学却不同，许多病人都会从西医得到“手术”的建议，虽然手术的疗效可能更直接，但往往会给病人留下永久性的伤害。例如，如果有人患牙痛，中医会用清泻胃火、肝火等方法治疗，但西医一般会建议将病牙拔掉。虽然拔掉病牙，可以再装一个假牙，也不影响日常生活。但拔去一颗原属于你身体一部分的牙，总会给人留下心理上永久的遗憾，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病人的感受不会太好。
第三、对病人的心理压力小。
中医从其理论出发，许多病并不是一定会进一步发展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可以说，中医的思想是个圆圈，最后都可以走回健康的那一点。再说，中医师在解说病情时，一般也不会令人可怕，“肾炎”与“肾阴虚”，对病人心理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但西医不同，由于普及教育的缘故，人们对西医的病名很是敏感，“骨头坏死”、“癌症”、“病毒传染”、“老年痴呆”、“冠心病”、“心脏病”等等名词，都可以给病人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反而可以增添新的疾病。因此许多人在检查出癌症后，迅速走向死亡，其实有部分原因是吓死的，而不是完全病死的。许多中年人也拒绝体验，因为每一次体验总会查出许多疾病，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第四、中医有“超值治疗效果”。
关于中医的疗效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完全接受中医的关键点，许多人认为中医疗效不确定，不迅速，不直接，所以对中医失去信心。其实大家并不完全了解中医。中医看病是一个系统，耳病治心治肾，上呼吸道疾病治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疗效不直观，但病人的收益却很大。
例如，我们花1万元钱配了副近视眼镜，许多人都会说不值得，但如果眼镜店不但给你配了眼镜，而且还送你一台显微镜、一架高性能天文望远镜，甚至还为你做了视力矫正手术。这几项加起来，是不是远远超过了配眼镜的价钱呢？
中医也是一样。当病人患有目赤肿痛时，中医并不只是给些眼药水消炎止痛，而是给病人清泻肝火，舒肝养肝，甚至还调和脾胃。因为肝开窍于目，目赤肿痛往往病在肝而不在目，同时，肝不舒则影响脾胃，这是一个大系统。
其实中国古代医学的伟大，并不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而在于它深邃的思想，和切入生命极具特色的角度。这些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要具体展开，可先关注修行圈公众号，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国人说中医好话的人居多，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说它是国粹也不为过。但光说好话其实并不客观，在中国或者全世界，指责中医的人大有人在。
“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这大约是对中医最严厉的指责。当然这话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历来喜欢窝里斗，文化大革命时，整知识分子最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是个传统。在对中医的批判中，来自国内的声音最多也最高。
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也大体如此，但话说得比较委婉。德国慕尼黑大学M?波尔克教授指出：“中医的科学核心和实质有被取消的危险。在验证中，十分明显地存在着‘科学标准’和‘科学方法’之间的混乱。”这一说法，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普遍看法。
平心而论，中医确实有让人说道的地方。我们先不说它是否科学，但最现实的是，我们搞不懂它，我们最怕别人问为什么，一问就露馅。咱们举个例子，假如有人要问远志为什么可以治疗痈疾，老先生们肯定摇头晃脑地说：“苦泄热，温行气，辛散郁。”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可细琢磨，简直是所问非所答。再比如，如问水蛭和虻虫为什么有活血化淤的作用，他们肯定说：“水蛭咸苦，虻虫味苦，一飞一潜。”虽然言之凿凿，但顶如废话一句。
这就是目前的中医，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医理看不懂，药理无记载，诊断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医的历史是原地踏步的，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中医理论的描述依然有效，他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逾病之理由喻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针对中医理论存亡，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
一派人认为，医学主要看治疗效果，理论有没有并不重要。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这样说：“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不责其言有物，而责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先生虽然是大学问家，但在如何对待中医理论问题上显然有点强词夺理，或者说蛮不讲理。其实这也不能怪章先生，都是让这无人能解的中医理论给闹糊涂了。
一派人认为，中医理论实在是画蛇添足，没有它反而更省心。上世纪30年代时，有一人名陆渊雷，此公竭力主张：“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国医之胜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之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还有一派人就更不客气了，他们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理论。“五四”运动时，有一人名余云岫，此公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医理论是封建迷信。1917年余云岫写了《医学革命论》，说“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怪诞，无可掩饰，唯有听其沦丧而已”，“国药实效应该研究，旧医谬说，应该打倒”。更荒唐的是，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碍障”的提案。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经常听到“中医理论不科学”、“中医理论太粗糙”、“应该抛弃前理论”等等的言论。原因很简单，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搞懂《黄帝内经》在说些什么。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的理论界在干什么呢？
客观地说，许多人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罢了。其原因就是研究难度太大。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医师，反反复复，体会着、琢磨着、感悟着、诠释着，并将自己的感受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然而最终所有的人会发现：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座大厦中转悠，并没有为这座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如此一来，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放弃了理论研究。《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收医学著作7661种，其中理论性著作仅有354种，占不到二十分之一，在五十多年里没有一篇有创见的理论作品问世。198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奖25项，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没有一项。近几十年来，一共有四百多项中医成果获部级以上奖，但理论成果却一直是空白一片。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百家中医研究机构，专门设立理论研究的不足一半，而在这一半中，真正从事理论研究的又占少数，大多数所谓研究者不过是些古籍整理者，校刊一下文字，梳理一下版本。《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是目前比较权威的研究综述，它集中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在这部多次获奖的图书中，释名、版本、校勘、训诂、词义、音韵、修辞、语法等占了435页之多。而在其他理论层面，综述古代人研究成果的，又占了绝大部分，现代人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具有启发性、创造性的成果几乎等于零。许多人都在“炒冷饭”，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重复。
据统计，全国五十多万中医药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临床范围，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极少，而具备全面胜任《黄帝内经》基本理论研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者，更是寥若晨星。从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中我们也可看出问题，中医名家成才的年龄平均在59.8岁，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在37岁，人员严重老化，超越了最富有创见性的年龄。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对于中医要“继承和发扬”，后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谆谆教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我们高举着这面大旗走过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是什么概念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V2火箭，到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大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953年第一次提出DNA双螺旋理论，到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完成，大约用了五十多年；从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相对论，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也就是五十多年的时间。
可这五十多年里，我们的中医药是个什么状况呢？至少很难说让人满意。我们一直在继承，但却很少发扬，就拿每年报批的中药新药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加减减，很少有发明创新。中医理论也是一样，我们还在不断注释《黄帝内经》，但对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却绝少有创见。难怪有许多老中医在感叹：这继承何时是个头呢？
科学不是唯一解释世界的方法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根本就是两回事，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它们是对立的，没有互融性。英国李约瑟曾经总结说：“中国人以他们特殊的天才发展起了中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任何其他领域。”
“眼见为实”虽然不是一个科学观念，但它的确在科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一古老的格言化为一条条科学的定律，从而构建起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大厦。
根据这一原则，现代科学认为，对人类生命的认识离不开解剖学，解剖学可以提供人体器官的准确位置和基本功能。因此，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就重视解剖学在医学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人体解剖，到目前基本上搞清楚了五脏六腑的准确位置，也知道心脏像一个强有力的水泵一样，不断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渐渐地，人们思想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体生命结构只有一种，那就是西医学证实的那一种。于是，医学界产生了这样一个戒条：凡是在解剖刀下存在的，都是真实的；相反，凡是在解剖刀下找不到的，都是虚假的。
但中医告诉我们的人体结构，却与解剖学大大地不同。
首先，中医里有西医从来没有提到的生命结构。例如经络，它是人体中确实存在的生命现象，也是人体生命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想破了脑袋，也只能证实它的存在，却无法知道它的具体结构。
再比如说，中医认为人有六腑：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三焦。“三焦”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指明三焦为人体脏器之一，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与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并称六腑。但三焦在哪里呢？前面五项都可以从解剖学上证实，而最后一项三焦却无论如何找不到。
其次，中医有些人体器官的位置与解剖学明显不符。
几千年人体解剖的经验告诉我们，肝在腹部的右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中医却告诉我们：现代解剖学讲得不对，应该是“左肝右肺”。明朝大医学家朱溪丹曾有一个治疗肝病的方子，名字就叫“左金丹”。
另外，中医发现了比西医更多的脏器关联。
现代解剖学在证实器官位置的同时，也在证实器官间的关联，比如心脏与肝脏就有密切的关系，胃与大、小肠也有密切的关联。器官的位置与器官间的联系，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中医里的器官联系比西医多得多，绝大部分超出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人出现便秘，痛苦不堪，于是他来到医院求治，无意中碰上一个中医、一个西医。接下来的对话就很有意思了：
西医说：便秘嘛好治，不就是大便太干燥吗？可以搞进去些润滑的东西，就如同汽车上润滑油一样。要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用手去抠吧。
中医说：你这是肺火太大，我给你开个方子，清清肺火就好了！
西医对中医说：弱智！解剖学告诉我们，肺与大肠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肺是呼吸系统，而大肠则属于消化系统，它们根本没有关系，你清肺怎么能治疗便秘呢？
中医对西医说：你真是不学无术！《黄帝内经》上明明写着：“肺与大肠相表里”，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我清肺治便秘，那是治根。你润肠或手抠，那是治表。
结果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的便秘治好了。但这个例子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医学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人体器官间更多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在中医里绝非孤证，而是比比皆是，比如眼病治肝，鼻咽病治肺，口腔病治心治脾，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耳病治肾。
耳与肾相距甚远，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而且解剖学也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中医却认为“肾开窍于耳”，肾与耳关系密切。这个结论对不对呢？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医学的进步，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肾炎和肾功能衰竭者常有爆发性耳聋的情况，肾透析、肾移植的人也常会出现听力障碍。此外，患有骨骼病的患者常有先天性耳聋；先天性肾功能不全或者障碍者中先天性耳聋的比例特别高。
药物反映也证实了以上的发现，例如，耳毒性药物大多具有肾毒性，如链霉素、庆大霉素等，这些药物的使用已造成无数耳聋的病例；同样，利肾的药物也多数有利于耳，如中药泽泻为利尿良药，但它同样可治内耳眩晕症。
中医与现代科学格格格不入的地方简直太多太多了。例如，中医是一种捆绑式的医学，将一切关于医疗的方面，涉及内科、外科、心理等等，统统捆绑在一起，这与西医的理论原则、组织原则根本不同。
再比如说，西医学讲究定量，它将生命的许多现象最终变成了一大堆数字，比如血压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数字，低压60-90，高压90-140为正常。甚至肥胖也出现了肥胖指标，指数18-25属正常，25以上属于肥胖，肥胖指数=体重/身高的平方。当我们拿到西药时，关于成分标注得很清楚，这个含量多少毫克，那个多少毫克。此外还有血糖数量、尿检数量、血检数量、体温等等。而中医恰恰是无法将生命数字化的医学，它不重视数量，而重视现象。当中医诊断说心血不足的时候，它所依据的不是血液流量或血压；当开出一剂药方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统计草药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因为一味草药的化学成分少则几十种，多则几百种，一个复方中往往是几味、或十几味草药。
中医在许多方面都与现代医学格格不入，对科学而言，这是最大的侵犯，是“异己”分子，除了否定它，似乎再没有别的路可走。
其实，最最让现代科学无法接受的还是中医理论。现代科学看中医理论，就像地球人看外星人，怎么看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它们的差别竟大到如此地步：它们是水火两极，如果承认了中医的理论，必然要修改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
比如说，如果承认了中医精气“常先身生”的观点，那就必须修改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如果承认了“心为思维主体”的观点，那么现代科学中的脑科学就被彻底推翻；同样的，如果承认现代科学，中医就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例如，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西医的解剖学，那么中医“左肝右肺”的理论就成了一堆废纸。
关于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冲突，我们只能在此点到为止。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这场冲突中，既没有胜利的一方，也没有失败的一方。目前现代科学拿中医学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说它是正确的吧，所有的手段都无法证明；如果说它是错误的吧，又无法否定中医明显的疗效。聪明的人只好对此存疑，愚蠢的人则会借此反对。
那么，不能用现代科学框定的东西真的不是科学吗？氧气是拉瓦辛发现的，难道在发现之前氧气就不存在吗？室女星座距离我们6000万光年，不论发现与没发现，它一直在那里，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爱情这个东西对人类的作用极其巨大，它甚至影响人类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一个人如果终生没有爱情，寿命肯定不长。但爱情科学吗？不科学！世界上没有一门学科是专门研究爱情的，而且爱情也不能用公式、数字、化学成分等等来表达。
父母亲情科学吗？同样是不科学的，但人类社会离开了它就没有办法发展，物理学家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发明一个亲情的公式。如果让人在亲情与科学之间做出选择，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亲情而不是科学。
因此，不能用科学框定的东西，虽然它一定是不科学的，但并不一定没有用，更不意味着一定是错误的。中医不符合现代科学原则，并不意味着中医是伪科学，更不能说明中医是不正确的，只能说明一点：现代科学体系有某种重大缺陷，它不能涵盖真正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为中医的不科学而骄傲，而不应该自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传统医学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这个口号表面看起来十分振奋人心，它勾画出一幅模模糊糊的诱人画面：如果将现代科学引进中医，中医以前无法解释的东西就会真相大白，精气、经络都可以从仪器上直接观察到。于是，任何一个外国医生都能指着屏幕告诉他的病人说：看见了吗？这就是气，这就是经络。你的气是蓝颜色的，而且聚集在这个穴位附近，喝酒过量了吧！
中国人历来喜欢口号式的东西，它简明扼要，富有煽动性，而且最能抒发胸臆，扯破嗓子喊一阵，大汗淋漓，痛快非凡。所以在历史上发明了许多口号，从“等贵贱，均贫富”到“打土豪，分田地”。“中医现代化”的口号，让人们想起了另一句豪言壮语，那就是大跃进时的“超英赶美”，可惜的是，中医不是钢铁，并非竖立几个高炉就能解决问题。
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说白了，就是用西医学、或其它现代科学成果来解释、证明、发展中医，其中包括理论的现代化，也包括方法的现代化。再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让中医去钻已经成形的套套，钻进去的部分就是科学，钻不进去的部分就是非科学。这是强盗打劫，不是科学研究。
如果再进一步追究“中医现代化”背后的心理因素，那就更有意思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社会上有一股潮流，无聊的文人将此概括成“傍大款”，没有钱的姑娘们穷得心里发慌，找一个有头有脸的靠山，此为“傍大款”。“中医现代化”就有点傍大款的意思。更多内容，请关注修行圈公众号。
中医一直游离于现代科学之外，一方面她的基本原则与现行科学的冲突是如此的明显，另一方面她从理论到实际操作都无法被所谓的科学证明。这样一来，许多人心理发慌，都暗暗嘀咕：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它不是科学，那应该怎么办呢？一些聪明的人脑子一转，想出个主意：如果能用西医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医，不就可以证明中医是科学吗？于是有了“中医现代化”的口号。说穿了，这些人是骨子里瞧不起自己，为了抬高身价，不惜效仿大街上花花男女，厚着脸皮硬往西医学上靠，不同的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高喊一声：傍大款喽！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中医现代化”的口号表面看起来是出于一种对传统医学负责的态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在漂亮口号下的胜利大逃亡。这是一些对中医不甚了解，但又想赶时髦，又想有所作为人的胡言乱语。
我们认为，“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方向性错误。因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就在不断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证明中医学，“中医科学化”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进展；20世纪60年代，社会上又有了一个新名词——“中西医结合”，更是大规模将现代科学引入中医，但结果怎样呢？《黄帝内经》到今天还是三玄之一，基本上没有人能搞得懂。而且，中医的完整理论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她就好像是一位漂亮姑娘，正赤身裸体接受一个毫不相干人的检查。是可忍孰不可忍！
问题总要从两方面说。由于没有现代科学原则作支撑，中医人士心里发慌，可事实上，当眼对鼻子面对中医的时候，现代科学家也许比我们更慌，他们很可能在私下里这样说：怪事情！我们这么先进的科学，为什么就证明不了原始社会落后的东西呢？我们是真先进，还是假先进？我们敢保证，他们一定有被嘲笑的感觉。
事实上，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资格。早在现代科学产生的几千年前，中医就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在人类医学史上，最有发言权的不是西医，而是中医。目前科学不能证明中医，其错不在中医，这个现象也无法说明中医不科学，因此无损中医的清誉。
因此，在理解“中医现代化”口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中医与现代科学有没有可融性？也就是说，现代科学与中医是否在同一个范畴里？现代科学是否能够涵盖中医？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根本就是两回事，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相反，中医可以包含现代科学，而现代科学简单、明快的原则却无法涵盖中医学，它们是对立的，没有可融性。
事到如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承认：中医就是不科学！而且要为这种不科学而自豪。再不要心存侥幸，认为中医理论可以与现代科学相吻合，千万不要再搞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它的未来是消灭中医，而不是发展中医。
我们更要看到，关于人类生命的真相，现代科学有重大的缺陷，比如现代医学将生命分解成一堆数字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根本错误的，量化本身并不能代表生命的本质。
例如，有一个原始人，受伤甚重，但他还是气喘吁吁跑到酋长那儿报告：“老虎……两只……正向我们走来。”在这句话中如果将后面的任何一句话删去它都可以给人们提供确切的信息，所以他将“老虎”放在了最前面。如果这个原始人将“两只”放在最前面，当他说完就死去时，事情就大不妙了，酋长肯定不明白：这“两只”究竟是什么？是老鼠、是狐狸，还是兔子？可见数量并非是生命的本质，它甚至不能反映生命的存在。当我们远远看见一个人走来时，首先的印象：这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这个人的身高、体重等数量。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瞧啊！1.8米、90公斤正向我们走来。
因此，我们首先要立足于中医的“不科学现象”，开创一条新的人体科学道路。目前所有的事实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医要发展，必须要反科学，千万不能被科学吓倒，必须对所谓科学的结论大胆怀疑。同时我们要反对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不科学态度，这些人在中医理论的研究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们首先提两个问题：科学是什么？科学以外又是什么？
现代科学无法证明中医学，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观念，认为凡是科学的都是绝对正确的。当现代科学无法证明中医学时，人们常常联想到对与错，而且肯定地认为现代科学正确而中医错误，于是有了“中医现代化”的谬论。这也不能怪大家，从我们上小学起，老师就在反复说明这个结论，原子弹、计算机、航天飞机等等科学成果，也在强烈震撼着人们的大脑。久而久之，它成了一种思维模式，最后变成了一种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尺度，人们用它去丈量整个世界。当科学变成一种尺度的时候，它就如自己给自己划了一个圈子。
说到圈子，我想起了孙悟空。
《西游记》里有这样一段描写：孙悟空要外出公干，但又不放心师傅和师弟们的安全，于是用如意金箍棒在地上划了一个圈，然后对唐僧说：你们千万不要走出这个圈子，我保证平安无事。唐僧算个本分人，安心待在圈子里一心念佛。那猪八戒就不信这个邪，因为他看不出这圈里圈外有什么区别，美女一招手，早把猴哥的嘱咐忘到了瓜国，乐巅巅冲出了圈子，结果当然是坏了孙大圣的苦心安排。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孙悟空的圈。其实在圈里的人，可能属猪八戒最聪明，因为他看出了圈里圈外都是一样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圈里是土地，圈外还是土地，不同的是一个在弧线里一个在弧线外而已。这个圈的作用也不像孙悟空讲得那样邪乎，假设如来佛来了，那这个圈又有什么用呢？
现代科学也用笔划了一个圈，然后说：你们听着，凡是被这个圈子圈定的范围内都是科学，在这个圈里，你就能长命百岁；反之，圈外都是伪科学，是会害死人的。听从的人就像是那傻傻的唐僧，一辈子不敢出此圈，当然也不会有故事发生；不听的人就像那疯疯癫癫的猪八戒，总被圈外的事物勾引，结果故事不断。
常言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以前，我们对科学如此武断的做法并不在意，谁都有“王婆卖瓜”的时候。可现在我们觉得有点别扭，因为一划圈，就将中医学划到了圈外，这可不是“王婆卖瓜”了，而是一棍子打死，性质变了。
所以我们斗胆问一声：科学是什么东西？科学以外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说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科学的精神，那么，就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科学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尽善尽美，今天的科学其实是先天不足的畸形胎儿，是一个由偏见、误解、固执、狂妄堆砌而成的高塔，表面看似很坚固，其实谬误百出，摇摇欲坠。
也许有人觉得此话刺耳，那是因为我们迷信科学，但历史也在证明，迷信者一般都是瞎子，甚至是傻子。因为迷信者已经将思维的权力交给了迷信对象，并情愿从迷信对象那里拿来一副有色眼镜。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人这种动物其实是天生懒惰的，凡事追求简单，比如说，人人都想死后上天堂，不想下地狱，可又不思进取，所以浩瀚的佛经最后成了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有些人甚至觉得这也太复杂了，又省略了两个字成了“阿弥陀佛”，只要念上一声，就顶如将佛教经典看了一遍，难道这不是懒惰的表现吗？现代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傻瓜设计成了潮流，你不需要学习，只要会按电钮就行了。
人们懒惰的天性，很容易造成迷信和崇拜，而这两种东西最容易产生排斥，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都是宗教战争，道理就是如此。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个平常人的心态，科学也是可以批判的。
我们批判科学是基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人类认识的基点是感觉器官，而人的感觉器官则先天不足，它常常提供一些假象，并影响我们的认识结果。
第二，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身，而是我们整理事实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一直相信的客观事实，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它只是认识方法能够告诉我们的事实，假如这个方法有误，或者不全面，那么结论必然不会真实。
好！先让我们来看感觉器官真的像想象中那样可靠吗？
鸡蛋是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菜，它营养丰富，而且不难吃。可是鸡蛋好吃，得来却不容易，一只鸡并不是每天都产蛋，而且它们与人一样，晚上是要休息的。如何能让鸡产更多的蛋？人们终于发现，原来鸡的产蛋量与昼夜交替有关。于是人们眼珠一转，想出个妙计，给鸡棚里安上电灯。这样一来可就苦了那些下蛋的鸡，它们纳闷：怎么总是白天呢？如果这些鸡有推理思维的能力，过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会得出一条结论：世道变了，太阳系不运动了，宇宙静止了，运动是相对的，静止是绝对的……人类就是这样欺骗了鸡的感觉器官，达到了一个不太道德的目的。
人类不但可以欺骗动物的感觉器官，还可以欺骗植物的感觉器官。大家记得很清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北方地区一到冬天，市场上很少能见到绿色，冬储大白菜加上土豆，就是一冬天的主要菜肴。但这些年，人们的生活变了，北京冬天的市场上绿色常青，夏天的主要品种几乎都有。这些绿色是怎么来的呢？同样是欺骗。人们冬天在田野里建起一个个温室大棚，通过调节温度创造一个植物可以生长的环境，这样植物的感觉系统就彻底混乱了，它们以为被风刮到了赤道，于是开始生长。如果这些植物也有思维能力，它们肯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地球的轨道在这二十多年中发生了变化，地球更加接近太阳，宇宙星系之间的距离正在变小，宇宙在收缩……
从这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动植物的感觉器官提供的并不都是客观实在，由于这些器官的先天不足，它们常常提供虚假的情报，常常被周围的环境所欺骗。一条灰色的毒蛇盘踞在枯枝上，一动不动，这一招常能欺骗那些天空中的小鸟；变色龙常随着周围的环境而改变颜色，也是为了欺骗它们的天敌……
动植物的感觉器官如此，那么人类的感觉器官又怎样呢？请看以下两个事例：
请注意观察相反括号中的两条线段，它们哪一根长呢？一般人都会回答：第二根。确实，在人们的视觉中，它是比第一根长一些。其实这两条直线一般长，但由于括号的方向相反，造成我们视觉错误。
再看下面这两组圆圈中间的圆圈，它们哪一个更大？许多人都会回答：第一个。错。中间的这两个圆圈其实一样大，只因为参考对象不同，第一组中间的圆圈才显得大一些。从这两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认识器官告诉我们的，并不都是事实，常常有歪曲事实的可能。
实际上人类的感觉器官并非想象的那样完美，我们几乎天天被感觉欺骗着：理发店前的标志灯柱，不论怎么看，它真真实实在旋转向上；魔术师几乎天天在欺骗着人们的感觉，而我们则为每一次的欺骗惊叹不已；好莱坞电影特技欺骗着观众的视觉，使人们自愿花大把的钱去感受瞠目结舌的假象；办公室门庭里摆设的假花，足以乱真，以至当人们看到真花时也忍不住感叹：啊！像假的一样……
以上这些是我们可以认识到的客观偏差，而我们认识不到的偏差就更多了。当感觉器官提供的情报不准确时，我们常常会形成错误的理论。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然后在天空中划出一条巨大的孤线，从西边落下。不但太阳如此，天空中的星辰也同样如此，无数的星星划过夜空落向西边，所以有“三星西斜”的说法。这些自然现象，千百年的观察都是如此，于是人们形成了一套理论——地球中心说。这种理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球（包括太阳）都围绕地球旋转。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坚信这套理论的正确性，想象丰富的人进而猜测：那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肯定住在地球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太阳围绕地球旋转，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可见感觉提供的认识在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当然，人类现在对世界的探索已经基本上抛开了肉体感觉器官，主要依赖于这些器官的延长部分，即各种各样的仪器，例如，X光机、照相机、红外扫描仪、射电望远镜等，都是视觉系统的延长；电话、声呐等，都是听觉系统的延长。在充分相信人类感觉器官的基础上，人们更加相信这些精密的仪器，因为它们具有感官无法企及的强大功能。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一个最佳视力的飞行员，他可以目测20公里以外的目标，但通过光谱分析仪，我们则可以感知100光年以外星球的变化。同样，我们可以在寂静的草原倾听几公里以外的声音，但通过无线或有线电话，我们可以听到地球另一边的声响，甚至我们可以听到大洋深处两条鱼在交谈。
但是，这些仪器提供给我们的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应该懂得一个道理，迄今为止，虽然我们努力在标榜自己的发明创造，可实际上人类并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所有的发明都是学习、照搬、模仿自然。比如说，我们没有发明一种运动形式，目前所看到的运动形式，都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同样，一切关于动物感觉系统延长的发明，也是属于仿生学的范围。比如，声呐的发明。在研究中人们发现，蝙蝠虽然有眼睛，但视力极差，可它为什么又飞行自如呢？原来它有一套声呐系统，它在飞行时不断发出尖叫，当声波碰到物体时反射回来，蝙蝠根据反射的声波来判断前方有无障碍物，及这些障碍物的形状、大小。科学家根据蝙蝠的原理，最后发明了声呐。
人类的仪器许多都源于仿生学，而正如我们以上说到的，动植物的感觉系统并不完美，它自身存在许多缺陷，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将这些系统的缺陷带入我们的发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用摄像机连续拍摄理发店门前的旋转灯柱，最后形成的画面依然给人旋转向上的错觉，人类是将错觉机制引入了摄像机的发明。
再比如说关于月球来历的研究，现在我们认为，月球是在太阳系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地球的出现而出现，它是地球的一颗卫星。这个结论来源于这样一些证据：20世纪60年代，美国先后实施了几次“阿波罗登月计划”，宇航员从38万公里的月球上带回一些岩石，研究结果表明，月球岩石的成分与地球相同，因此可以证明它与地球来自同一个宇宙尘埃团。
在这个实例中，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用来检测月球岩石的仪器，是为了检测地球岩石而发明的，因此，在发明这些仪器的时候，我们已经事先设定了元素检测的范围，因此这台仪器只能检测出与地球相同的元素，而不可能发现其它东西。这样一来，仪器提供的结论看似正确，其实很可能是谬误。
由此可见，依托于人类感觉器官及延长部分之上的科学，它本身有极大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都可能影响我们最后的结论。因此，将科学定义为唯一正确的做法，本身就不是科学，甚至可以说是某些人的别有用心。
好！再让我们看看所谓科学的方法是不是万能的。
当今之世，科学唯我独尊，不客气地说，它已经取代了几百年前宗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然而，迷信的结果往往是一知半解，如果上大街随便问一声：科学是什么？估计能够回答的人少之又少。一般人所知道的科学，都是些具体之物，汽车是科学，计算机是科学，甚至如何吃早饭也是科学……但这些都是科学的外延。而我们知道的外延越多，对科学的内涵知道的就越少，当这个外延接近无限时，内涵就等于零。
那么科学究竟是什么呢？其实科学最根本的是方法，不论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最终也要用方法加以实现。但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所谓的现代科学方法，它的核心就是逻辑。而逻辑又是什么呢？
你查任何一本辞书，得到的解释都差不多：逻辑就是思维的形式和规律。逻辑这种东西，它是方法，但也是理论哲学，所以黑格尔就将他的一部哲学书定名为《小逻辑》。
从以上的定义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既然逻辑只是人脑思维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可能是客观的，也可能是不客观的。比如，当我们被火烧伤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所有的火都可以烧伤人。可是当我们被开水烫伤后，也可以得到一个推论：所有的开水都可以烫伤人。这两个推论都是逻辑，都是我们人类思维的形式。因此，逻辑的本身是主观的，我们是以逻辑为中介，来了解这个世界。
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将一潭湖水比喻成人的大脑，将一块石头比喻成客观事物，当我们将石头抛进湖中后，湖水立刻会掀起一圈圈的波浪，这些波浪就是逻辑，它是对外界石头抛进来的某种反应。其实我们看不到石头，只能感觉到波浪，并且从波浪的大小、强弱等分析抛进来的究竟是什么，也许是块石头，也许是个铁块。
因此，逻辑永远不是客观事物，它只是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中介。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如果说观众是我们，那戏里讲述的故事或演员就是我们要认识的对象，怎么办呢？我们只能通过银幕这个中间物。但银幕反映的影像并不是真实的，比如说它只是平面的，丢掉了立体感，而且拍摄过程中的许多事情并没有进入银幕。
按照逻辑的规律，人们又把这个世界分为本质和现象两部分，强调从现象去把握本质。然而，什么才是事物的本质？直到今天我们并不清楚。例如，我们把事物归纳成一大堆数字、符号，并将此视为科学的进步，难道数字就是事物的本质吗？如果不是，那么区分本质和现象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数字和符号都是人为规定的，在人类早期，所有民族的计算方法都不同，后来才慢慢统一了计算方法，这就如同我们发明时间、空间概念一样，自然界根本没有这两种东西，我们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才人为做出了某种限制。因此，逻辑的方法主观性极强，它是把越来越多的规定性强加于客观事物之上。由此可见，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所谓科学方法，并不能使我们获得“真实”世界的认识，只能提供近似的、不完整的片段。
大科学家、量子力学发明人之一海森堡曾有一句名言：“我们所观察到的，并不是自然的本身，而是因我们提问方法所揭示的自然。”这是对目前认识方法的最有力的否定，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所谓主观客观、唯心、唯物统统被打破，主观的、唯心的研究会越来越多，这才是世界的本质。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曾说：“基本的量子现象只有当它被观察时才是一个现象。”这对那些死板的唯物主义，不啻当头一棒。
我们并非要彻底否定逻辑这种方法，只是想说明它很不完美，自身存在许多缺点，而建立在如此不完美方法之上的科学，也会存在许多先天不足，如果将科学视为唯一正确的方法，并用科学来界定其他方法，那是对人类的最大反动，是对人类的犯罪。
有人一看见批判现代科学就急，他们会伤心地说：没有了现代科学的方法，我们怎么去认识世界？其实天塌不下来，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假如没有了现代科学，人类肯定会从另外的角度去认识世界。我们在此批判现代科学，正是想借此提倡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源于东方的“天人合一”。
实际上，科学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仍然是目前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误的是我们，是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那就是把科学奉为“唯一”。有些人冠冕堂皇地认为，这样是维护了科学的尊严，其实他是在败坏科学。更可耻地是，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利益的需要，与维护科学精神没有一点关系。科学在这些人眼中，就像是街角站立的妓女，只要有需要，都可以拿来一用。
一种是政治的需要。政治与科学原本不搭界，历史上唯有宗教和政治关系密切。所以才会发生宗教战争，所以布鲁诺才会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然而，随着科学在历史中地位的突显，科学渐渐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并逐步向政治靠拢，或者说逐步被政治利用。因为利用科学的人发现，用科学来反对异己、维护统治真的妙不可言，他打了你一棒子，然后说：这与我无关，是棒子要打你，我也无能为力。当科学被政治利用的时候，科学的精神就荡然无存了。
一种是商业利润的需要。商业与科学关系紧密，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谁掌握了最新科学，谁就能创造丰厚的商业利润，所以这些年才杀出个比尔?盖茨。然而，商海中像比尔?盖茨式的人物必然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想赚钱又没有新发明的人。可历来商人属于奸诈一类，他们很快发现，用科学去骗钱异常容易，只要在广告中加一些观众似懂非懂的科学名词，那钱就如同流水一般进了腰包。更有甚者，他们收买科学，一种新产品一出来，赶快拿钱找几个貌似有学问的人，开个鉴定会，写出一纸所谓鉴定意见，那产品就贴上了科学的标签，照骗不误。在这些人眼里，科学不是妓女是什么？
因此，我们呼唤对科学的正确态度，反对将科学当棒使、当刀砍的做法。
世界是无限的，逻辑方法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在大千世界里肯定存在其他方法。“科学以外无世界”的看法，是井底的蛙鸣，应该说科学之外还是科学，攀登珠穆朗玛峰，从南坡可以上去，从北坡照样可以到达峰顶。将科学作为一种衡量的尺度，并以此来判定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就如同穿了一件衣服，衣服太小，没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难道就不是身体了吗？
如果我们不是上帝，不是神仙，那么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唯一的方法。历史证明，刻意追求的“唯一”，都是别有用心的欺骗。请记住一个事实：人类的进步已经将无数当时所谓的“唯一真理”摆在了荒凉的古迹上，供好奇的后人瞻仰。玩弄历史的人，最后将被历史玩弄。
用这种态度来看待目前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冲突，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医是用另一类方法，是从另一类角度对生命的切入，我们不能因为它与现代科学有冲突，就彻底否定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