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被击退后，蒋介石依然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决定于12月12日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最后围歼在陕甘宁地区的工农红军。
当时，蒋介石通过其陕西省党部，驻陕宪兵部队已了解到东北军、西北军近来涌进了不少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这些人正在影响着部队的思想，而且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国共产党和陕北的工农红军已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他们受日军在东北、华北的步步进逼和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而支持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关于对陕北红军围剿时所使用的部队及指挥问题，蒋介石事先已作了考虑，即在东北军、西北军之外，增加了中央军、晋军和空军一部及晋军的飞行队大部；在指挥上拟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西北剿匪总指挥。按照计划，至西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于12月11日先后到达，计有：
侍从室主任，陈大钧。武昌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陈诚。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豫鄂边区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第25军军长，万耀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
同时到达西安的还有蒋作宾、蒋百里、张冲、邵元冲等人。
（一）两广问题的解决及东北军、西北军之概况
1936年初，在陕北的红军东渡黄河至山西准备继续前进至抗日前线。日本唯恐失去在华北的利益，其政府于4月17日决定，在平、津地区组成一支野战部队——“中国驻屯旅团”。当时我国国内各阶层对蒋介石专事内战、听任日本侵略东北、华北已相当不满，当日军在华北组成包括坦克、炮兵、骑兵等的野战旅团后，全国各界的抗日情绪又顿趋高涨。
5月27日，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首先联名发出通电，反对日本向华北增兵，接着又于6月1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呼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将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随之北上抗日。9月8日两广部队抵柳州，以后到达了湖南的衡阳一带，且要求南京指定北上之路线与保证供给。
对陈、李发动的6月1日的两广事变，蒋介石于6月7日电复陈济棠，继续提出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统一方能御侮”的反动主张，并要两广不得随意行动，有事由二中全会解决。与此同时，蒋介石开始向两广增调部队。
就在两广与南京进行电报战，相互摩拳擦掌的紧张时刻，6月21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通电，要求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避免内战。知宋、韩、陈、李、白之间已有相当联系的蒋介石经整个权衡后，决定用分化的方法予以解决。
对广东，蒋策动陈济棠部下对其间离，任命在江西省大庾县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和第四路军总司令，接替陈济棠。经蒋派人活动后，粤军第二军军长陈达发表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副军长李汉魂向陈济棠提出因病辞职的要求，广东空军在蒋介石的多方活动下，也于7月6日、18日由黄志刚和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全部飞离广东投奔蒋介石。这样，陈济棠不得不于7月18日下野后去香港。
对广西，蒋则于7月25日下令调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至南京军事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副主任白崇禧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
对蒋这种削权、架空的办法，李、白当然不会接受，中间经总参谋部作战厅长刘斐和居正、程潜、朱培德等至南宁再行调解，最后蒋被迫改变做法，9月6日仍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黄绍竑回浙江省任原职。9月16日，李宗仁等就职。历时3个多月的两广事件才得以解决。
两广问题告一段落后，因日军进攻绥远地区，使华北形势紧张，蒋即调动中央军北上至豫、晋地区，以阻击日军并解决陕北地区的红军问题。除陕、甘原有的部队外，刘峙部队已到达开封的陇海路沿线；徐庭瑶、樊崧甫的部队则在洛阳至潼关地区，汤恩伯部已到达山西省，祝绍周部则位于洛阳，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也集结于洛阳地区。
在甘肃的胡宗南部队已向以东布防；万耀煌的第25军已在咸阳地区，控制着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中央空军约30架战斗机已转场至西安机场；在西安的宪兵、特务，早在7、8月份即两广事变时，已在监视着东北军、西北军的指挥机关。总之此时西安的空气已相当紧张。
对蒋介石的这些安排，东北军、西北军已有相当的警惕，且得知这次作战后，东北军将被调离陕甘地区至绥远或福建。
在东北军、西北军内，很早即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如西北军原陕西警卫第三旅旅长张汉民及东北军中的刘澜波、栗又文、苗勃然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1935年冬，在甘泉县劳山战役后，工农红军相继大批的释放了经教育后的东北军被俘人员，其中包括团长高福源上校。由于高团长的来往联系，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抗日救国的初步谅解，使红军减少了后顾之忧并得以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准备进至抗日的第一线。
后来，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将军在洛川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李克农会晤，讨论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并达成了两军相互间的秘密停战协定。另外，还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如：红军可以使用延安至西安的公路；东北军支援红军部分弹药、通讯器材、医药以及服装款项等等。
在东渡黄河的工农红军同山西的晋军和中央军正在进行作战的情况下，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副主席与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将军在周福成第129师防区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内进行了会谈。
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谈的还有李克农、刘鼎，东北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在这一带驻防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次会谈主要是讨论了张学良将军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即是否应包括蒋介石的问题。
另外还就工农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达成了互不侵犯、互帮互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以及在部队中进行抗日教育的协议。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将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东北军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会上，根据张学良所提如下之内容，进行了讨论：
（一）共产党的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二）担保对红军不欺骗、不缴械。（三）江西、海南岛、大别山等地的共产党部队，同样接受点编。（四）取消红军名称，与国民党部队待遇同样。
（五）共产党不能继续在军队中从事活动。（六）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七）释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其自由活动。（八）准非军人之党员，居住陕北。（九）抗日胜利后，共产党部队一如国民党部队，复员遣散。（十）抗日胜利后，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与英、美等各民主国家相同。
根据这次会议达成的协议，红军于5月5日从山西撤回陕北，并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提出了包括团结蒋介石在内的抗日主张。
以后，红军之一部进驻于瓦窑堡一带，面对东北军周福成之第129师。张学良为防止两军发生冲突，通过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建议红军从瓦窑堡北撤至三边地区而脱离接触。对于以北地区的贫瘠和物资困难，张则拨出巨款，由红军自行解决当年冬季的各项补给。
6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文件，以加强对东北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且该文件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国民党其它部队。
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确定把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从而确定了联蒋抗日的方针。
由于统战工作的开展，尤其是5月5日的回师通电，不仅使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与共产党更加接近，两广事件发生后，李宗仁、白崇禧还专派代表至陕甘宁苏区，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红军订立抗日协定；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也先后派人与中国共产党、红军商谈抗日救国的重大问题。
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乘国民党在处理两广事件无暇北顾之时，决心与东北军扩大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即打通与苏联的地面联系，以取得其直接支援；出兵绥远支援傅作义将军的抗战，进而推动全国抗日。
为此，中国共产党8月12日经与张学良将军等协商后，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与东北军合作打通至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
在与国内各抗日党派、社会团体、军队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发出了致国民党政府书，表达了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重新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并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派出自己的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订立抗日救国具体协定的谈判。
由于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后，连连扩大对我国的侵略，以图最后灭亡我国；由于蒋介石集团一直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内战政策，使国家逐步丧失元气，给日本造成有利的侵略机会；由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号召；由于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东北军、西北军等将领和部队的抗日要求；由于苏联实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由于英、美等国在远东对日战备等国内、国际情况，东北军、西北军早即进行了联合共产党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以图制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各项活动。
如在6月派东北军的上校秘书栗又文，105师的少将旅长董彦平去新疆联络盛世才；6月派中校秘书刘启戈去广东联系陈济棠。陈济棠去职后，东北军又派中校参谋解方去广东联络余汉谋，并拟派米春霖去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
张学良本人则在5月间至太原与阎锡山、7月初在南京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等商讨组织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等问题。
西安事变前的8月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人员，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关系已很紧张。8月29日晚7点至8点，特务们突然逮捕了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以及东北军总部的参谋人员。
当特务们将其押送至省党部的途中被西北军巡逻的宪兵发现后，巡逻队长即出面干涉，要求放人，但特务们以奉委员长之命抓捕共产党人为名而予以拒绝。宪兵则以没有逮捕证随便抓人为理由而不予理睬，强行夺下学生代表由东北军领回。
张学良将军对国民党特务布满西安，并打进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刺探情报、制造事件、散布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流言蜚语，进行监视等活动，早已相当不满。当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找来了省主席邵力子，问其何以敢如此大胆来抓捕东北军的人员？邵力子经回去问明情况后，即面向张学良报告：省党部系奉委员长之命，逮捕了在东北军中的4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这是他们的错误，他们现在托我代向副司令补作请示。
国民党的特务们，以在其中央势力范围区做惯了的那些手段用之于西安，这当然不行。在听了邵力子的报告后，张学良即令随从秘书室的孙铭九率领卫队前往省党部，对其进行包围搜查，相继将这些人领回。
这件事情发生后，西安与南京都已怀恨在心，仅因时机而未发作。第2天，张学良向南京发去电报，详述该事情之经过并自请“处分”，但狡黠的蒋介石在复电中则指出：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无庸议。因为此时，南京与两广之间的问题尚未处理完毕，蒋介石不想再与东北军提前将矛盾公开化。所以不得不作暂时的隐忍。
此时的张学良，对国民党、蒋介石已有极大的不满，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南京当局不发给东北军在陕甘地区内战中战死将士的抚恤金，亦不补充损失的人员与装备。这对张学良及在东北军已引起极大的愤慨，往日的东北军与其它流动在北方的一些军阀不同，他有着东三省三千万人口这块固定的富庶地区和稳定的政权作后盾，并有独立、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因而在部队扩充、军费开支、装备及新武器购置等方面，从未发生过困难。
他们犹忆1929年冬中东路事件，在扎赉诺尔战死的第16旅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张孝英及其他军官和士兵们，都由东北政务委员会予以抚恤，韩光第夫人计兰芳仅领得安葬费即达三万元。
而今，东北军流落关内，寄人篱下，任其驱驶投入内战，且落得这步田地，听命战死于沙场者，政府竟不予抚恤，死者之父母、妻儿因失去亲人且生活无着，常涕泪交流至部队哭诉困难，在队的人员对此不仅寄于无限的同情，且自己亦心灰意冷。这些使东北军对南京当局增大了离心力，而其内部的凝聚力及自保意识，更有增强。
第二，关于绥远抗日部队之序列，没有东北军一事，使张及东北军极为难堪。“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遵命而未抵抗，致丢失东北。此事遭到国人的非议，结果蒋介石被迫下野，张学良降职。这次绥远抗日，蒋调中央军北上，部署在山西省北部的为汤恩伯，部署在河套以西地区的为关麟征部队，在陇海路西段的为刘峙、徐庭瑶部队。
距绥远很近，在陕甘地区的东北军，却未列入这次绥远作战的序列。而此时的东北军上下，均想开赴绥远前线抗日，以改变国人的视听，挽回往日的影响，提高东北军的政治地位。而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政治荣誉方面，却采取了吝啬的做法。
第三，当年的双十节南京政府在授勋时，其名单中有冯玉祥而无张学良，张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自北伐以后，东北军于当年主动易帜而统一于中央；中东路事件时，东北军独立与苏军作战，虽损失惨重但未向中央提出过多的困难；蒋、冯、阎中原大战，为期数月，最后东北军拥护中央，大军开入关内，迫使冯、阎交出军队、政权而下野，斫丧国力之大战因此而结束；
长城抗战，虽有大量中央军、晋军、西北军参加，但在关外及在长城沿线与冀东，东北军仍是主力，伤亡之惨重前所未有；在鄂、豫、皖剿共期间，东北军除53军外，大部参加，经年在荒野的大别山恶战苦斗，终于迫使红军第25军于1934年冬季脱离该地区而北去。以上均为东北军对中央的贡献，而在授勋时，竟无东北军领导人，这是中央对东北军的轻视。
第四，这次对日作战的用兵方案有冯玉祥、唐生智的部队，而东北军所担任的是预备队任务，这是中央不相信东北军的作战能力。
第五，蒋介石知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以后他在洛阳过生日阅兵后的训话中，竟当着张学良、阎锡山等人的面骂中国共产党是共匪，是大汉奸，主张容共者，还不如殷汝耕（殷投降日本后，成立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等等，对此，张学良认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既定国策，而蒋竟将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与汉奸划等号，其用意是在政治上污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东北军领导人。
蒋介石将军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在洛阳指桑骂槐的训话，竟会在西安惹起险遭杀身之祸!
（三）西安事变的准备
对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危亡，继续进行内战的政策，在东北军、西北军内已激起了很大的反感，且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游行，以纪念“一二·九”抗日运动一周年和声援绥远抗战，游行认伍在向“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进行抗日请愿后，即出城向东要至临潼的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
蒋得知这一消息后，要张学良予以制止，再不行可动用武力。这种对爱国学生倒行逆施的残忍做法，使东北军、西北军更为不满。结果张学良赶至灞桥进行劝导疏通，并保证在一个星期内达到他们的要求，这才使群众的激怒得以平息。
对决心继续集中兵力进行剿共，并听从日方之命逮捕上海救国会的7名领导人和镇压学生正当抗日救亡运动的蒋介石，东北军、西北军的领导人出于对国家民族危亡和其部队的前途着想，决定予以扣押，以通过这一强硬的手段结束这一施之已久的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
到了西安后的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实际已进入东北军、西北军的势力范围。在这里，他越是施展权威和高压手段，就越是促成他们快速进入末路。对于扣留蒋介石及其至西安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人员问题，东北军与西北军的领导人经商量后确定：
（一）东北军负责扣押驻于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二）西北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中央系的省保安处、公安局、宪兵团、交警总队及其它部队之武装；扣押在西郊机场的中央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及全部飞机，并封锁机场；对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系军政要人予以扣留；解除北火车站过往中央军的武装，并控制西安向四外的交通。
（三）位于河北省的万福麟第53军，迅速向郑州一带结集，以控制陇海及平汉铁路。（四）位于洛阳的东北军黄大定炮兵第6旅，控制该地陇海铁路，阻止中央军西进。（五）位于陕西省大荔县的冯钦哉第7军（仅有第42师，冯兼师长），扼守潼关。
（六）为迷惑对方，在行动开始前的一切晋见、往来接待、公务联系等照常进行。11日晚在西京招待所举行对中央系军政要员来西安的晚宴，仍按时开始。（七）当蒋介石被拘捕后，立即发出抗日救国之八项主张。（八）行动时间为12月12日拂晓以前，西安城内的行动，在临潼之后开始。指挥整个行动的地点位于新城大楼。
东北军扣押蒋介石的安排，由刘多荃第105师的旅长唐君尧指挥一个团担任华清池外围地区的警戒；由灞桥至临潼的沿途警戒，由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负责；已卸任将去热河敌后组织游击部队的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该师骑兵团团长刘桂五及总部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负责至华清池捕捉蒋介石。
（四）国民党内的又一次枪声
按照预定的计划，12月12日凌晨2点多钟，骑6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卫队第2营营长孙铭九率领部队开向临潼。
凌晨5时天尚未明，孙铭九与其营副商亚东、张万山，连长王协一，率领精干的50名卫士到达华清池，在通过第一道门岗时被蒋的卫兵发现，随之相互进行了枪战。
枪声大作，把驻在华清池院内最后一幢5间厅的蒋介石惊醒。他以为是工农红军的夜袭，随即匆匆跑至室外。年已50岁的蒋介石，因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术科方面的攀登、翻越等尚有相当的基础。
他根据枪声，判定了交火的位置后，即利用院内的死角，经卫士协助很快翻过了后院墙，爬上了开始坡度不大的骊山，最后躲在距离五间厅数百米山腰的一片荒草之中。在高约50米的山坡上，蒋穿着单薄的睡衣，在严冬凌晨的寒风里，观察着周围和下方的动静。
当孙铭九卫队营的班长王德胜，举枪击倒了华清池蒋的第一道门卫前进时，第二道门卫又组织火力进行封锁。根据这一情况，孙铭九即令连长王协一率领一部解除宪兵的武装；自率一部冲过了第二道门卫，以火力开路进至蒋的卧室。此时蒋已离去，但其军帽、公文包、假牙仍在桌上，外衣也未穿走，被褥尚有余温，其所用之汽车亦在原处。
孙铭九、刘多荃、唐君尧等将这些情况以电话报告在新城大楼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之后，张、杨决定由孙铭九、王玉瓒率部搜山。
在搜山时，先捉到了蒋介石的侍卫蒋孝镇。经孙铭九的喝问，他颤抖地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约在上午8时，搜山的卫队班长陈思孝在一个小山洞里发现了被冻得发抖的蒋介石。
在华清池的枪战中，蒋的秘书肖乃华被流弹打死，其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活捉，过去在平津等地曾暗杀逮捕过革命者的蒋介石亲属、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在活捉后即被处死。
华清池的捉蒋行动开始后，西安城内的西北军按预定计划解除了宪兵第2团、省保安处、省公安局、交警总队的武装；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软禁了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系高级军政要员和其眷属及陕西省长邵力子夫妇、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人。46岁的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在越窗逃跑中，不听警戒部队的制止，而被击伤后死于医院。
在此同时，西北军封锁了西安机场，扣留了近40架战斗机，并对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分别予以看管。
西北军在西安城内及机场的行动，亦如东北军在华清池那样，执行得及时、准确、无误。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一贯飞扬跋扈、手段毒辣、杀害不少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的宪兵第2团团长杨镇亚以及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当即被西北军枪决。一些平素竟敢和东北军、西北军作对的宪兵，省党部的特务人员及作恶分子等，在这次事件中也被一一送入黄泉。
在骊山山坡上被活捉的蒋介石，以腰被摔坏为理由赖在原地不走，西北剿总的卫队连长王协一将其背下骊山，送至西安市内的新城大楼。东北军、西北军的领导人在捉住蒋介石之后，即按计划，将拟好的抗日救国之八项主张于12月12日通电全国，其内容为：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集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叩。
参与签发上述电报的，除了原定的东北军、西北军几名领导人之外，增加了临时被扣的一些中央系的军政要员，目的是想增加通电的力量。但这样做并未能收到预定的效果，反而易于令人产生怀疑。因那么多的中央军政要员突然反蒋，这本身在社会舆论方面就易发生混乱。
实际不仅这些人，就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亦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即先后向中央军投靠。如53军军长万福麟，不仅未按命令执行，还将拟率部去扼守黄河大铁桥，控制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予以扣押；在洛阳的黄大定也归顺了中央军，让出了洛阳；在潼关附近的冯钦哉，亦突然倒戈，使徐庭瑶的“讨逆军”得以通过潼关进入渭南地区。
冯钦哉的倒戈，是由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等所联系。对此，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特于12月15日致电樊崧甫，对其所为加以赞扬，并要冯钦哉转发孔致杨虎城之电报，企图间离杨虎城与张学良之关系，且想单独通过杨虎城来营救蒋介石。12月15日电报内容为：
冯钦哉力持大义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极为嘉佩，吾弟潜移默化之功亦至伟大。惟杨虎城身在陕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冯系其旧部当知底蕴。如能嘱冯密劝杨就近营救介公脱险，事机极为顺易，此层最为要着，即盼图之。并附托冯转杨一电，文曰：
先后奉上各电迄未得复至深系念。自介公被劫持以来，中央同人极端愤慨。群以为吾兄追随介公有年关系最切，得吾兄保卫当不虞有他。
惟时已数日迄无表示，中外惊疑至深且巨，意之环境所关不得不稍有所待。汉卿真意何在，道阻不得其详，弟意以为救国抗敌之念既同，则所有问题当不妨开诚商洽。当此外患重重之际，若陡挟介公一人以居奇，则恐愈久愈陷纠纷。不特陡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且亦贻民族以无穷之祸。
中央负全国安危之重责，为求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出以断然之处置。在他人别有作用甘为虎伥固无论矣。
惟念吾兄革命历史素极光明，忖以私心绝不甘与之玉石俱焚，实在意料之中。是以为今之计，吾兄果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则满天阴霾自可立即消弭。
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而吾兄为自身革命光荣计，亦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最大之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殊勋，党国利赖讵有涯涘。
冯钦哉兄与吾兄相从，历有年所，今竟力主正义，薄海同饮，证实观人及友之道，即料知吾兄必早然计及矣。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旋乾转坤化戾为祥，端赖吾兄非他人任。
此电请托冯密为转去，仍盼随时电告为祷
冯钦哉倒戈后，国民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2月19日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为对其进行妥善之安抚，同日，西北宣慰使于右任以及徐庭瑶、樊崧甫在潼关与冯钦哉的第42师副师长郭仰汾会面进行晤商时，将该部之军饷款数予以送达。
然冯钦哉倒戈后数日，西安情况仍未明朗，蒋依然被押，且冯感到于右任所允他军饷之钱款为数太少，与其所要之数悬殊太大，因而至12月22日冯钦哉未答应就任“渭北剿匪司令”，所以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在这一天向南京作报告时称：“……冯钦哉仍存观望，闻此人性本奸滑异常。”
驻洛阳的东北军黄永安炮兵第6旅之倒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力量孤单，无法与这一带的中央军主力相抗衡。但中央军对其并不放心，最后令该旅于12月21日下午将步枪1400支，机枪20挺交出，仅留火炮作训练之用。这样，才消除了中央军之疑心。
万福麟之叛张，则另有一层原因。万与张作霖为同辈人，对其侄辈张学良在一些做法上并不以为然，且其部队驻于离陕西甚远的河北省，不易取得直接联系。
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内部情况，日本海军军令部（相当于陆军的参谋本部）在1937年1月6日关于西安事变的“中国特报第一号”中，曾将在陕西省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对东北军，认为拥护西安事变的约占70％，其余30％则属中央派。西北军亦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中央系后来得以控制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重要原因。
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去电陕北，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及代表团来西安，商讨抗日救国等问题，并派飞机至67军进驻的延安机场来接代表团人员。电报中还提到，为加强西安东部地区的防守，东北军与西北军已调动部队向西安至潼关一线集结，希望红军进至延安以南等地区，接替东北军调走后之防务。
12月13日晚间，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收到了莫斯科第三国际关于应本着在团结合作，结束内战，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回电。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就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等问题进行多次磋商研究，在12月12日所发通电中8条的基础上，准备着重从6个方面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即：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份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按照早已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形成的“三位一体”情况，同意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进行“兵谏”，迫使其停止内战进行抗日的主张，同时也说服了东北军、西北军中的部分人员，对这样的重大问题不宜采取过激的做法，应争取通过这一事件结束多年来之内战，形成国人所渴望的抗日救国之新局面；在国际上特别要与苏联结成有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五）双方在陕、甘地区的军事实力
西安事变时，双方在这一地区都集中了相当的部队，情况是：
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又称第8纵队）第113师，师长，李振堂。第114师，师长 牟中珩。第118师，师长，周光烈。
第57军，军长，缪澂流。（又称第7纵队）第111师，师，常恩多。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115师，师长，刘启文。
第67军，军长，王以哲。（又称第6纵队）第107师，师长，刘翰东。第117师，师长，吴克仁。第129师，师长，周福成。
第53军，军长，万福麟。（驻于保定，该军全部驻河北省）第116师，师长，黄显声，兼。（驻石家庄）第130师，师长，朱洪勋。（驻保定）第91师，师长，冯占海。（驻石家庄以南之高邑县）骑兵第4师1部。
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骑3师，师长，郭希鹏。骑4师，师长，王奇峰。（一部）骑6师，师长 刘桂五。骑7师，师长，门炳岳。骑10师，师长，檀自新。
第105师，师长，刘多荃。（辖第1、2、3旅）第106师，师长，沈克。第108师，师长，江淮仁。第109师，师长，贺奎。第120师，师长，赵毅。
第38军，军长，孙蔚如。（又称第9纵队）第17师，师长，孙尉如兼辖第49、50、51旅。
第7军，军长，冯钦哉。（又称第10纵队）第42师，师长，冯钦哉，兼辖第124、126旅。（实际由副师长郭仰汾负责）警备第1旅，警备第2旅，警备第3旅。
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刘晓。
第一军团，军团长，左权。（代理）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
第1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第2师，师长，黄永胜。政委，肖华。第4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骑兵第2团。
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
第73师，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第75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第78师，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骑兵第3团。
陕北第27军，军长，贺晋年。政委，王平。陕北第28军，军长，宋时轮，辖3个团。政委，宋任穷。陕北第29军，军长，谢嵩，辖3个团。政委，甘渭汉。陕北第30军，军长，阎红彦，辖3个团。政委，蔡树藩。第81师，师长，文年生。政委，李宗贵。特务团。骑兵第1团。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
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兼。政委，关向应，兼。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第4师，师长，卢冬生。政委，冼恒汉。第6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
第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第16师，政委，晏福生。第17师，师长，贺庆积。第18师，师长，张振坤。政委，余秋里。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彭栋材。
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
第94师，师长，肖兴怀。政委，辛世修。第96师，师长，王尚荣。政委，谭友林。
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干。政治部主任，刘志坚。
第10师，师长，余家寿。政委，叶道志。第11师，师长，周世元。政委，陈锡联。第12师，师长，张贤约。政委，胡奇才。独立师，师长，徐应忠。政委，高厚友。
第31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参谋长，唐天际。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第91师，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第93师，师长，王近山。政委，叶成焕。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姚吉，政委，黎林。
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第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第13师，师长，李连祥。政委，朱金畅。第15师，师长，郭锡山。政委，谢良。
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第25师，师长，王海清。政委，盛修铎。第26师，师长，刘理运。政委，杨朝礼。第27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李德明。教导师，师长，张道容。政委，易汉文。
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第88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第89师，师长，邵力坤。政委，张文德。第74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
当时除东北军、西北军外属中央系及地方势力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部队共有8个军、又9个师和空军部队，其中以朱绍良直接指挥的部队较多，计有5个军又1个师。这些部队的原任务是从西部地区夹击陕、甘一带的工农红军，其编成序列为：
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属西北“剿总”又称第一路军）
第3军，军长，王均。（又称第一纵队）
第7师，师长，曾万钟，辖第19、21旅。第12师，师长，唐淮源，辖第34、35旅。新14师，师长，鲁大昌，辖第1、2、3旅。
岷洮警备司令部，司令，杨积庆。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司令，黄正清。
第1军，军长，胡宗南。（又称第二纵队）
第1师，师长，胡宗南，兼，辖第1、2旅。第78师，师长，丁德隆，辖第232、234旅。第43师，师长，周祥初。第97师，师长，孔令恂。补充旅。
第37军，军长，毛炳文。（又称第三纵队）第8师，师长，陶峙岳，辖第22、24旅。第24师，师长，李英，辖第70、72旅。
新2军，军长，马步芳。（又称第五纵队）第100师，师长，马步芳，兼，辖第298、299、300旅，骑兵旅。
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司令，马步芳，兼，辖骑兵第1、第2旅。骑兵第5师，师长，马步青，辖第1、第2旅，步兵旅。
新1军，军长，邓宝珊，辖第10、11旅。第35师，师长 马鸿宾，（又称第4纵队）辖103、104、105旅。
此外还有直属西北“剿总”指挥的6个单位，即：
第11纵队，司令，关麟征。
第25师，师长，关麟征，兼，辖第73、75旅。第49师，师长，李及兰。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140师，师长，沈久成。
第12纵队，司令，孙震。（川军）
第122师，师长，王铭章，辖第1、2、3旅。第124师，师长，孙震，兼，辖6、7、8旅。第125师1部。第127师1部。
第15路军，司令，马鸿逵。
新7师，师长，马鸿逵，兼，辖步19、20、21旅，骑1、2旅。第21师，师长，李仙洲，辖第61、63旅。第44师，师长，萧之楚。
驻陕甘空军，指挥官，张有谷。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为加强西安以东的军事压力，又调集了周碞的第6师，李默庵的第10师，刘勘的第83师、李云杰的第23师、董钊的第28师、樊崧甫兼师长的79师、罗奇的第95师、陈沛的第60师，霍揆章的第14师、何知重的第103师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一部共10个师至潼关、华阴、华县地区，准备与西路的中央军夹击西安。
（六）张、杨在西安事变后之有关安排
西安事变时，除华清池发生了战斗外，对在西京招待所中央要员的扣押，几乎未发生什么麻烦。
当汽车载着被拘捕的蒋介石从东门进入西安时，城内游行示威的人群相继高呼着：“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决拥护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打回老家去，救出东北父老”；“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联合各党派共同救国”等发自肺腑的口号。而在这时，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正对发动事变后的各项重要事务进行部置和安排，其中主要有：
1．增强防务。西安以东除原在该地区的刘多荃第105师、冯钦哉的第7军外，将驻庆阳一带缪澂流的第57军调至渭南附近，以防中央军重兵沿陇海路经潼关向西进攻；在甘肃的于学忠51军、在洛川王以哲的第67军，对兰州、平凉、咸阳公路进行警戒；第17路军负责加强西安东北的蒲城、大荔和西安东南蓝田、商县的防守准备。部队向东南方向调动后，延安、洛川等地区由红军接防。
2．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由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组成参谋团，其成员有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以鲍文樾为主任；
成立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刘澜波、应德田、申伯纯、卢广绩、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
3．组成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以孙蔚如、王以哲任正副军团长；以马占山为骑兵集团军总指挥；以郭希鹏为第1军团骑兵总指挥官；何宏远为第1军团炮兵指挥官。
4．取消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政训处，仿效红军的做法，在东北军、西北军中成立政治处，下属组织科、宣传科、总务科、民运科。西北军由申伯纯少将任政治主任。东北军由应德田少将任处长。其组织科长为燕庚奇、宣传科长为陈再厉、总务科长为李济新、民运科长由红军来的罗瑞卿担任。
5．以卫队第1营、第2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由孙铭九任团长，以加强保卫工作。军警督察处长谢珂辞职后，由孙铭九继任。
6．免去原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长彭绍贤、财政厅长朱镜宙、教育厅长周学昌、警察局长马志超、秘书长耿寿伯等的职务，任命：
王一山代理陕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
7．逮捕了东北军的交通处长蒋斌，处决了西北军交通处长兼西安电报局长黄念堂等向南京方面泄露军情的人员。
8．12月17日释放了蒋鼎文，要其带着蒋介石当日写给何应钦停止对渭南地区轰炸的手令回南京，并要蒋鼎文对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团结一致，结束内战与抗日救国之主张，向南京方面转达。
（七）中国共产党之主张与红军之调动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2月14日、19日分别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指示，决定对事变实行下列方针：
停止一切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和平解决，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做好对付进攻之准备，挫败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并通电全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了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警告国民党当局切勿轻举妄动，以免中日寇之奸计；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至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并与蒋介石谈判。
中共代表团与张、杨在12月21日决定：军事上，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及红军之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潼关西进之刘峙部队进行决战，另以一部抗击西路之顾祝同部队。随着红军接替东北军67军在延安的防务，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中旬移至延安。
根据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协议，东北军将渭河以北地区之部队，增强西安至潼关方向；西北军增强西安至以西的陇县、凤翔、宝鸡地区的防守。红军的4个军团又5个军1个骑兵团由陕西的定边县，宁夏的盐池县、同心县南下陕中、陕南以接替东北军、西北军的部分防务并挺进陕南，与红25军1935年7月留在该地区的第74师会合。这些部队的调动情况是：
1．宋时轮的第28军，罗炳辉的第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追击军，集中在宁夏东部盐池县大水坑附近。当敌第1军南移时进行追击，配合东北军第51军、67军，箝制敌西路的顾祝同部队。
2．左权的第1军团，贺龙的第2军团，陈伯钧的第6军团，徐海东的第15军团、陈再道的第四军，萧克的第31军，由宁夏的盐池县、陕西的定边县、甘肃的环县、华池县地区南下，经庆阳、正宁（甘肃省）至西安以北的三原、淳化、耀县。
第15军团继续南进。经咸阳、西安以西、蓝田，而至商县，与在该地的陈先瑞第74师取得联系，从潼关以南地区，抗击刘峙部队之左翼。
3．贺晋年的陕北第27军，进至洛川及其东南地区。
4．阎红彦的第30军，由保安、吴起镇北进至靖边县的西部地区，对高双成的第86师进行警戒。
5．独立第1团在子长、独立第2团在延川对清涧、绥德、吴堡的李仙洲第21师、高桂滋的第84师进行警戒。
12月12日下午3点，南京的国民政府，收到了发生西安事变的报告，这使很多要员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随之即派出飞机至西安附近进行侦察，当接到蒋介石已被监禁的确实消息后，于当夜23时30分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联席会。
因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兼行政院长，现蒋已被监禁在西安，所以这次联席会议首先是讨论决定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临时领导人及其它问题，即：
1．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2．军事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从5人增加至7人，即何应钦、程潜、冯玉祥、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3．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负责。4．关于军队之指挥调动，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5．褫夺张学良之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予以严办，其军队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当日（12日）并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发布如下之命令：
据报，张学良12日通电叛国，殊深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凛遵毋违，切切此令。
国民党内派系较多，但由于蒋介石运用各种手腕，使各派在表面上得以和平共处。现在蒋在西安突然被扣，往日党内之暗斗转为明争。当时对处理西安事变，有这样三派的主张，即：
以何应钦、程潜为首的旧保定军官学校之强硬派，主张采取断然手段，对张学良予以讨伐；以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以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及黄埔系、蓝衣社等与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的一派，主张想方设法救出蒋介石。
上述三派均有利用西安事变，以图保持或扩大政治权力、发挥其作用的打算。南京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即在政治上加强联系并派出负责人员与张、杨谈判；在军事上则调动部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对西安进行威压。西安事变的当天夜间，孔祥熙即给张学良发去这样的电报：
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
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尚未读得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徵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足以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属有利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
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词吁请，爱国至切另有不得已之苦衷。尚希格外慎重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尊意如有须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即向宋子文、冯玉祥等发去电报，历述日寇深入国家将亡，而此次所有举措，其目的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战，并向冯玉祥提出：救亡固资群力，谋国尤仗老成，我公党国耆望众流所归，瞻切时观，抒示卓规，想我公所乐为，亦良等及民众深盼，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临电屏营伫候明示。
得悉张、杨等所发八项之主张通电后，冯玉祥对西安事变解决之途径，于13日致电张学良：
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绥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
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遥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述鄙意如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既解，而抗日之计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作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自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不致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
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复示
对于谈判，以宋子文、孔祥熙的活动最为积极，他们凭着往日与张学良的个人友情，并在14日至西安了解情况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顾问在洛阳与南京的通话中了解到西安的态度后，宋于12月20日飞抵西安。
当他们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这三方面已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得到只要蒋介石同意八项主张，即可放其返回南京的保证后，宋子文认为救蒋有望，第二天即飞回南京。22日与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次飞至西安，代表政府进行谈判。
关于军事行动，12月13日武汉地区进行了戒严；调中央军黄杰的部队至郑州，一部前进至洛阳；刘峙之部队前进至潼关；调空军第6、第20、第31中队，急速转场至洛阳。14日中央军夺取了潼关后向渭南进攻；京、沪地区宣布戒严，禁止集会与罢工。
16日国民政府发布了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对南京、芜湖、镇江的戒严令中规定：禁止集会游行；对图书、新闻进行检查；检查经过南京的舟船、车辆、邮政电报；对私有枪械、弹药及其它危险品必要时应予以没收；检查旅馆行人与清查户口等。
17日，国民政府任命刘峙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何、刘、顾于当日发出就职通电。东、西两路军的部队各为10个师；此时中央空军连连对西安进行侦察，对渭南一带则相继进行轰炸。
17日下午，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手谕回南京。18日中央空军对渭南的轰炸才暂时停止，但中央军之地面部队，则由潼关继续西进，并于22日占领了华县以西的赤水。
在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报纸、广播，列指张、杨之所为是叛逆，呼吁其悬崖勒马等等。在西安及潼关前线，则以飞机空投大量的宣传品，主要内容有：
（一）军人须拥护最高统帅始有出路。（二）执迷不悟依附叛逆者，终归灭亡。（三）拥护蒋委员长脱险者受上赏。（四）拥护蒋委员长脱险者，即为民族之功臣。（五）救蒋委员长即是救中国。（六）要抗日必须救蒋委员长。
于右任在16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宣慰使之后，17日从南京乘火车出发，24日在潼关发出了告西北、东北将士和人民书。要求军民本着团结精神，妥善解决这次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