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我们看到一个热情的、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青年斯诺，他后来和中共保持了一生的密切关系。它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何兴起、又是如何兴起的。
红星照耀中国 书籍简介
红星照耀中国，讲的是美国记者斯诺对抗战时期陕北红色区域的采访。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关于1921至1937年的原始材料基本是空白。《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被称为“世纪独家新闻”，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填补空白，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斯诺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中国必将是属于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未来的主宰。!
红星照耀中国 作者简介
斯诺是第一个深入陕北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采访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西方记者。他是美国人。1928年，22岁的斯诺来到上海，此后他在中国一呆就是13年。去陕北之前，他在上海和北京做记者，也在燕京大学兼职教书。斯诺1936年去陕北的四个月，是他一生的分水岭，也是他人生的高潮。这四个月定义了他，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红星照耀中国 你将得到
- 1936年，斯诺看到的陕北红色区域是什么样的？
- 外国记者对毛主席的第一篇采访，都说了什么？
- 红军在陕北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 为什么在这个美国人眼中，中国必将是属于共产党的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 书籍解读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有500多页，中文也常常翻译成《西行漫记》。我会为你讲述这是怎样一本书，以及斯诺笔下三十年代红色中国的形象。
1936年六月到十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两个相机，24卷胶卷，辗转进入了陕北的红色区域，采访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还采访了红军战士、游击队、老百姓。他观察了红色政权的军事、生产、教育，还有娱乐生活。斯诺从陕北回到北京后，1937年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记录了他此行的采访、见闻、日记、游记。没想到，《红星照耀中国》刚一面世，竟然成了一本畅销书，一个月之内至少印刷了三次，几星期就卖出了10万册，引起了世界性轰动。后来《红星照耀中国》在翻为中文的时候，还是国民党统治之下，为了避免书名在政治上过于敏感，最早的翻译者就改了一个比较中性的书名，《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被称为“世纪独家新闻”，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虽然已经奋斗了多年，但仍然不为外界所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进入过陕北苏区去采访，以至于毛泽东等领袖曾多次被误传已经死亡。斯诺是第一个深入陕北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采访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西方记者。斯诺自己说，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关于1921至1937年的原始材料基本是空白。然而，《红星照耀中国》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独家采访”，填补空白，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书中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中国必将是属于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未来的主宰。
在正式进入《红星照耀中国》之前，我先来说一说作者斯诺。斯诺是美国人，大学毕业后，他在华尔街赚了点钱，就打算用这笔并不多的钱游历世界。1928年，22岁的斯诺来到上海，此后他在中国一呆就是13年。去陕北之前，他在上海和北京做记者，也在燕京大学兼职教书。斯诺1936年去陕北的四个月，是他一生的分水岭，也是他人生的高潮。这四个月定义了他，使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了解了《红星照耀中国》和作者的基本情况，今天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红星照耀中国》的内容：第一，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斯诺和中共的情况；第二，斯诺怎样描述当时的陕北，红色政权在他的书中是怎样的形象；第三，斯诺一生中与中共的关系，还有中共对他的态度和定位。
斯诺三十岁，意气风发，文采生动
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蒸蒸日上
《红星照耀中国》填补空白，成功重要史料
下面我先来说说在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斯诺是怎样的情况，中共是怎样的情况。
作为一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八年，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斯诺在中国见闻非常多，正是这些见闻使他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非常关切。斯诺采访苏区恰逢一个难得的历史机缘，这时他刚刚三十岁，意气风发。1936年的共产党也正处在生机勃勃的时刻。那时长征结束不久，红军刚刚在陕北落脚，红色政权的首都还是保安，延安还在东北军手里。中共在全国局面中处于弱势，但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蒸蒸日上。共产党也刚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自身非常宽容、民主，深得民心。
在斯诺笔下，陕北军民一起看戏，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散坐在地上，羊在随意吃草，毛泽东、林彪随便坐在老百姓中间。戏开始之后，更没有人理会毛泽东等人，其自由与平等程度远超国统区。斯诺本人就得益于这种自由。周恩来对他说：你看到什么都可以写，我们会给你提供调查苏区的一切帮助。
实际上，那段时间，穿越封锁线到陕北去“朝圣”的远不止斯诺一个，很多人都留下不归，与斯诺同行的就有另一个美国医生马海德。斯诺后来离开苏区，写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书。马海德则留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要职务，死后葬在了八宝山，而斯诺的部分骨灰则葬在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八宝山、未名湖，这两个具有浓厚象征色彩的地点，似乎显示了两人的不同命运。这两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不同呢？别着急，后面我会慢慢告诉你。
斯诺虽然是记者，但他和现代的职业记者完全不同。现代职业记者会弱化主观色彩，尽量隐身，将自己的报道呈现为“客观的事实”。对斯诺来说，记者只是一个方便的工作和身份，他本人对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都有高度的关切和热情。他愿意主动进行干预，愿意投身到他认为可贵的事业中去。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斯诺并不只是想知道新闻事件，更想知道苏区的方方面面，力图描绘苏区的全貌。于是他既采访领导人，也采访中下军官、普通士兵、农民。他还常常站出来进行热情的评论，很多采访性的章节前面，都有他本人的一段评价。
《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这样动人，和斯诺的文采有很大关系。斯诺善于观察，文笔生动，他笔下的陕北自然景物很有震撼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斯诺的讲述中，美丽的大自然只属于陕北，仿佛只有在陕北，心中充满希望的斯诺才能感受自然之美。更难得的是斯诺的幽默感。对国民党人士，他常常有讽刺。对共产党领袖，他有赞赏的幽默。斯诺还能从中国人的眼里看自己，常常幽自己一默，进行善意的自嘲。在陕北农村，男女老少没见过外国人，都跑过来围观他，其中一个小孩子还被眼前令人震惊的景象吓哭了。与常常自以为是的其他在中国的西方人相比，斯诺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这是一种当时很难得的姿态。
斯诺笔下的陕北及红色政权形象
斯诺对红色中国热情期待与赞美，对白区相当失望
陕北是一个乐观自由，朝气蓬勃的乌托邦
惊叹于赞美，让斯诺忽视红色中国内部的矛盾与危机
斯诺看到了红色中国现实与古老历史间的重要关联
前面我给你介绍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背景，下面我再来说说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怎样描述当时的陕北，红色政权在他的书中是怎样的形象。
斯诺笔下的陕北，是一个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斯诺对那里的人们尊敬、仰慕、激赏。共产党领袖是“超常”的，是“传奇”。他说，不曾受过一次伤的毛泽东“如同神佑”，刘志丹是“现代的罗宾汉”，贺龙是“传奇”。他在陕北的经历和见闻，不亚于一场浪漫的历险，如同做了一场红色的梦，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
对于长征的描述，尤其是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斯诺个人的强烈印记。抛弃采访、转述的色彩，以小说般的笔法叙述。长征部分的材料来自斯诺对很多长征亲历者的采访，这些原始资料在斯诺那里融汇为一体，由他整理成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统一故事，充满了传奇、历险、拯救。在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的话是放在引号之中的，而“长征”这一章没有引号，就好像斯诺本人就是亲历者之一。对于长征，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为了让西方人理解长征的规模，斯诺将长征与西方人熟悉的历史事件相比，而每次相比之下，西方自以为伟大的成绩都显得渺小。同长征相比，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就如同假日的远足了。
我们知道，在红色中国自己后来的革命史叙述中，长征的转折点和最高潮是遵义会议，而遵义会议涉及到党内的权力转换。斯诺在1936年陕北采访中，得到的关于这次会议的信息并不多。在斯诺眼中，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叙述的强渡大渡河紧张动人，充满英雄主义气概。斯诺对长征的热情描述，给西方读者造成了很大触动。书出版后，当时有一篇书评就认为：单是对长征的叙述，“就足以使《红星照耀中国》成为本年度伟大的冒险作品”。
在斯诺看来，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它更能代表中国的人民，也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承人。共产党身上凝聚了过去和现在，未来也将属于它。虽然红军的人数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少很多，但斯诺认为红军有更大的代表性，因为红军中各省的人都有。其他中国军队常常按省划分，比如东北军、西北军，而红军则打破了省之间的界限。
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的，长征在这里，可不是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力量的军事活动。斯诺直接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在转移”。同时，斯诺也把共产党与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联系起来。他在书中记录了一些历史巧合，仿佛天意一般。在斯诺看来，中共的陕甘宁根据地恰好基本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他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员邓发，恰好是在汉武帝旧宫。而他进入陕北的过程，也被他看作是进入中国悠久历史的过程。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未必准确，但重要的是，他在红色中国的现实和中国古老历史之间，看到了一种重要关联。红色中国不只是中国内部的一部分，更是最能代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部分，是中国的精华所在，灵魂所在。
斯诺的陕北之行，是一次探险、探秘之旅，寻找史诗之旅，他也的确找到了史诗。陕北就像一个未知的国度，逐渐在一个陌生来客面前展示它的光辉。《红星照耀中国》的全篇，从第一部分的“寻找红色中国”，到最后一部分“又到了白区”，划出了这样一个轨迹：白区——红区——白区。 “红”“白”两种颜色在全书中反复出现，形成了鲜明的颜色对比。斯诺在西北的经历，同他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历，完全隔离开来，自成一体，仿佛时空穿越。他在西安的旅馆里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王先生；在陕北，一个人突然用英语向他问好，然后他才知道这人就是周恩来——这些时候，作为来访者的斯诺，也分享了革命事业的刺激和传奇。
斯诺能够去陕北，能够采访到毛泽东，已经表明他在此前就具有支持红色中国的倾向。在去陕北之前，斯诺对共产党充满了好奇，有“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但他提出的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岂止是“一些”，而是一页又一页上百个问题，满篇都是问号。这些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一连串的，迫切要求回答。在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中，其实已经预设了答案，暗含了他对中共的赞赏。他会问“这些如此长久、如此顽强、如此勇敢……如此不可战胜的勇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这种热情和好奇，并不是职业记者对新闻的简单追逐。
斯诺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他不愿像在北京的其他外国人那样，自我封闭在舒适的西式“绿洲”里，不问世事，无视中国的现实。对有着平和、优美假象的北京，斯诺已经厌倦，他要与那些生活在幻境里的外国人区别开来，他要冲出假象，寻找中国的真实。他已经在中国七年，目睹了可怕的饥荒和死亡，一边是灾民在大批死去，一边是城里的富人有吃的、有玩的。斯诺在书中记录说，那时他就在想：“穷人为什么不造反”？可以这么说，在到陕北之前，斯诺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共产党相当接近了。
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热情期待和赞美，同他对白区的失望有密切关系。对于白区的人士，包括蒋介石以及他采访到的杨虎城和邵力子等人，斯诺都是极为熟悉的，也完全可以把握和理解。他了解这些权力斗争和手腕，他在中国有很多阅历，白区长官的行为是他可以预见的，他对他们是一种轻微的嘲讽态度：杨虎城“是一个双妻男子”。邵力子在退出中共后，化身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的对话和采访其实就是走过场，他并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真诚，或者真实的信息。同这些人相比，中共人士则是全新的，完全出乎斯诺的意料，使他无法理解和把握，只能仰慕和赞美。在强烈对比中，红区显示出了无比的朝气。
红色中国最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军事和政治成就，而在于它培养了一批新新人类，一群既代表中国，又与传统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这些人单纯，热情，开朗，勤奋，种种品质都与斯诺见到的普通中国人不一样。
斯诺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邓发。邓发在自己被悬赏捉拿的西安出现，却一点不害怕，特别活泼热情，让斯诺很吃惊。斯诺说：“这是怎样一个中国人！怎样一个赤匪”！之后，斯诺在红区看到的各种人都令他惊异：在红军小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中国少年身上从不曾有过的尊严感；而农会的农民自信、开朗，完全不是胆怯的典型中国农民；红军战士是真正地快乐。这也与斯诺对中国的了解相矛盾。
如他所说，消极的满足在中国很常见，但更高的快乐则很少见。在斯诺看来，红色中国的很多人都有孩子的品质，单纯，清新，不承载过去的负担，充满希望。红军的很多军官不过二十多岁，红军战士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红小鬼则都是真正的孩子。在斯诺笔下，即使年龄较大的红色领袖们，也有孩子气质。他觉得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有“男孩子气”（boyish），老同志徐特立也很像孩子。斯诺还写道：彭德怀“非常喜欢孩子，他后面总是跟了一群孩子”。
可以说，对所见所闻的惊异和赞叹，也造成斯诺的盲点。他对自己听到的讲述深信不疑，看不到红色中国内部的矛盾和危机。一片朝气蓬勃的局面，也使他压制了自己的某些潜在的疑问。他很少说到红区的缺点。即使说到似乎是缺点的地方，他也常常会习惯性地进行辩护，提供理由，表示理解。红色剧团的演出，本来是“充满了明显的宣传，道具很简陋”。很快，斯诺又会为他辩解“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没有了铙钹的吵闹和假嗓，而且处理的是活生生的材料。”
一些问题斯诺自己没有想出答案，他后来似乎也就将这些问题忘记、搁置起来，仿佛不需要直接面对。斯诺其实仍是个典型的西方人文主义者，他相信的仍是自由、人权，他确信他在红色中国看到这些都有希望实现。然而革命的过程中必然要使用暴力。暴力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似乎一直萦绕在斯诺脑海里。
斯诺与中共的关系，中国对其态度与定位
斯诺晚年对红色中国依旧支持，但热度有所降温
对于斯诺，红色中国既保持友谊，又维持距离
斯诺是红色中国面向西方的一个窗口和宣传员
了解了斯诺眼中的红色中国，最后我来说一下，《红星照耀中国》对斯诺意味着什么，他一生中与中共的关系，还有中共对他的态度和定位是怎样的。
《红星照耀中国》是斯诺的成名作。在到西安之前，他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他对中国的热情和对共产党的好奇。而在陕北逗留的几个月，使他在短期内获得了非常多的信息和特别深刻的印象，奠定了他此后一生对红色中国的基本态度。
斯诺对红色中国的支持到老年也没有改变。然而，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变化，以及更多信息的浮现，到六十年代，他对红色中国依然支持，但热度显然有所降温。《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第一次面世，一直到1968年，斯诺才进行第一次修订，而他是1972年去世的。1968年这一次修订中，他对正文基本没有改动，但是添加了很多注释，这似乎也在形式上表现出，他对红色中国支持不变，热度降温。新加的注释提供了更多反方向的信息，有时候和正文形成有差别的两种声音。斯诺在注释中提到，1944年自己就发现，毛泽东1936年与自己的谈话中“掩饰了尖锐的党内争吵”。
《红星照耀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对毛泽东的采访。后来红色中国提到斯诺时，主要强调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认为他们是一定意义上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仰慕者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斯诺对毛的多次采访，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的优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中，收集的就是毛与斯诺在1936、1939、1965和1970年的四次谈话。似乎只有在面对斯诺这样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热情听众的时候，毛才会讲起他个人的故事，回忆起个人往事。斯诺的这些采访是珍贵的史料。我们现在关于毛泽东早年的很多信息，都是从斯诺的采访再翻译回中文的。
毛泽东在家里对斯诺讲述早年经历的时候，在场还有一个专注的听众，就是毛的夫人贺子珍。很多时候，贺子珍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斯诺的采访，不仅让外国人了解毛泽东，也让中国人、党内同志了解毛泽东。而这些自传性的往事，对一个中国记者或者党内同志，似乎不必要说，也不合适说。毛泽东的回忆可以说是在斯诺的激发、引导下进行的，他的个人史口述是相当坦诚的。1936年斯诺与毛初次见面，斯诺当时30岁，毛43岁。六七十年代，斯诺几次访华，毛泽东与斯诺之间的确存在旧情。
斯诺去陕北，实际上并不只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发现了陕北，也是陕北方面发现了他，并安排了他从北京到陕北的行程。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共产党显然已经确认了斯诺的左翼倾向。斯诺在中共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到陕北，可以算作一个“国际统战对象”。这一统战工作无疑是很成功的。
北大斯诺墓的墓碑上有叶剑英的题词，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在毛泽东为斯诺发的唁电中，则确认了这种提法，毛泽东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红色中国对斯诺的另一个类似提法是“美国友好人士”，1970年8月19日《人民日报》一条简短报道的标题就是“周总理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和夫人”。
“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美国友好人士”，红色中国一直强调斯诺是资产阶级记者，但他是美国人民的代表。对斯诺的这种定位，可不同于共产党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人士，比如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都是医生。他们对中国事业的参与，既可以理解为国际共产主义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医生的国际人道主义活动，或者是二者的结合。虽然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是作为医生，他们参加实际战斗的次数应该不会很多。他们来自什么国家，是什么国籍并不重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是一家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正是国际主义精神需要跨越的障碍。而斯诺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这强调了他的国籍。斯诺是采访革命而不是参加革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他是红色中国的美国“朋友”，是同路人，但不是“同志”。
此外，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都有中国名字，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外国人身份，而斯诺则一直维持着一个美式名字，也许这并非偶然。对于斯诺，红色中国似乎既保持友谊，又维持一定距离。斯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者，留在西方，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更能发挥他的作用。他是红色中国面向西方的一个窗口和宣传员。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1938年就面世了，与原书的出版只隔了一年，速度很快。这个译本是上海的共产党员翻译的，参与翻译的胡愈之讲述了翻译的过程。当时上海共产党翻译它，是希望借一个美国记者之笔，达到正名和宣传的效果。当时斯诺显然在中国没有名气，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也还是小事一桩，《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更不为人所知，胡愈之甚至不相信斯诺曾去陕北做过采访。胡愈之把斯诺在陕北的广泛采访和旅行，缩减为毛泽东与斯诺的关系，尤其是毛泽东对斯诺的教育作用。胡愈之说：“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红星照耀中国》，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红星照耀中国》。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
这是胡愈之对《红星照耀中国》的看法。有趣的是，197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书的结尾对斯诺的介绍是这样写的：“斯诺是美国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作家兼记者。长期以来，同情我国革命，尊敬毛主席，注意研究中国问题”。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在当时是填补了空白的独家新闻，在现在是一本重要的史料。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热情的、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青年斯诺，他后来和中共保持了一生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红星照耀中国》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何兴起、又是如何兴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