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飞扮演者原型为谁？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10-26 05:03 标签： 徐鹏飞扮演者

刘国志（1921——1949），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生活原型，出身于富商家庭，在兄长的扶助下接受教育。1939年毕业于成都建国中学，同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曾担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他为《挺进报》的编创人员与中共重庆市委接上关系，其后又为《挺进报》的编印提供经费，并且是报纸重要的发行者之一。先被囚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后被转囚白公馆。他的亲友利用上层社会关系营救，但他表示“决不背叛革命”，宁愿放弃去美国留学，拒不在“脱党声明”上签字，他说：“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有死；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1949年11月27日慷慨就义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时年28岁。
——《红岩》人物刘思扬传
刘思扬出身于地主家庭，是个富家弟子，住在嘉陵江边的一栋华丽的别墅里。
在被抓之前，他担任挺进报重要新闻的收听员。在一个深夜里，他与他的妻子刚刚完成记录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他心里一惊，立刻把稿子塞进书桌暗装的夹缝里藏好。被捕就是这样突如其来，他们被甫志高出卖了。在危险情况中，刘思扬首先想到的是党交给他的任务，而不是自己，从而保护了党组织，这对于资产阶级出身的他来说，无疑是非常可贵。
狱中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对于刘思扬这样天天锦衣玉食的人绝对是一大考验。是什么让他坚定信念，又是什么让他忍受了这不是人过的生活？在狱中的墙壁上有许多共产党员留下的用鲜血凝成的诗篇、警句，在这黑暗的洞中犹如红宝石般散发出它特有的光芒，深深地烙印在每个囚徒内心的最深处，正是这些字句在这黑暗的牢房里化为一个个小太阳，照亮了囚徒，温暖了心房，激励着他们，让他们坚定信念，至死都不叛党！是啊，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整个牢中同志们乐观向上，坚贞不屈精神的感染下，他还有什么理由忍受不了这区区皮肉之苦呢？在狱中，刘思扬主动要求自己倒马桶，监狱里缺水，看守特务打伤了放风时找水的龙光华，刘思扬便整天整夜细心照顾他，但他还是不幸逝世了。为此，刘思扬毫不惧怕地站了出来，作为代表与敌人谈判，甚至号召全体成员以绝食相抗，最终胜利。
刘思扬这个富家少爷从未做过苦役，但他要求自己努力习惯新的生活，也希望逐渐得到战友们的肯定。他虽身处困境，但还是想着他人。
在这段时间里，刘思扬的大哥几次出面营救，但刘思扬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愿在悔过书上签字。
“资产阶级出身的三少爷，也成了共产党？家里有吃有穿有享受，你搞什么政治？”特务头子徐鹏飞讽刺并不解地问，“共产党的策略，利用有地位人家的子弟来做宣传，扩大影响，年轻人不满现实，幼稚无知，被利用也是人之常情……”
“我受谁利用？谁都利用不了我，信仰共产主义是我的自由！”
刘思扬追求自由，不因特务的几句话而改变信念。也许特务永远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而永远不懂什么叫作信仰这宝贵的东西，这也正是他们的可悲之处。
在渣滓洞中的那一段时间让刘思扬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关心他人，团结抗敌，宁死不屈。他原有的谨慎细心也帮助他一次又一次的让敌人无功而返。
有一次，刘思扬在白公馆借到书后，刘思扬太过于激动，就描了一张马克思的画像，并贴在封面上。后来被其它同志发现了，为了防止保护刘思扬，就果断把它撕了下来。从这件事中，刘思扬吸取教训，做事更加谨慎了。
在白公馆的人用老许留下的通道准备逃跑时，被敌人的探照灯发现。敌人密集的子弹如倾盆的暴雨般扫射过来，不幸，刘思扬中弹牺牲了！
刘思扬这个富家少爷投身革命，为共产主义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本可锦衣玉食，却偏偏为了信仰劳碌奔波。他像一只离巢的年轻雄鹰，坚定不移地向着朝阳飞去，无论阳光多么炙热，刺眼。他是一个叛逆者，更是一个自由的追求者。
——《红岩》人物刘思扬传
刘思扬，共产党员，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他热爱自由，忠于自己的信仰。
在被捕前，刘思扬和女友孙明霞一起蹲在收音机前，抄录着激动人心的胜利消息，接近凌晨，他拿着粉红色《挺近报》，一点儿不觉着累，突然，他听见了一些脚步声，敏感的他立刻把《挺近报》稿件塞到了夹缝中，他和他的未婚妻双双被捕，得知甫志高正是那个出卖他们同志的叛徒。
狱中审讯时，特务头子一开口就明显的带着嘲讽和露骨的不满：“资产阶级出身的三少爷，也成了共产党？家里有吃有穿有享受，你搞什么政治？共产党的策略，利用有地位人家的子弟来做宣传，扩大影响，年轻人不满现实，幼稚无知，被人利用也是人之常情......”
“我受谁利用？谁都利用不了我！信仰共产党主义是我的自由！”刘思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无理的话，让党和他自己受侮辱，这是不能容忍的事！
渣谇洞中，龙光华因为挖水坑，被故意刁难，在牢门口牺牲，刘思扬与余新江挺身而出，作为代表与特务谈判，要求为龙光华办葬礼，带头绝食反抗，刘思扬这个家中富裕，不愁吃喝玩乐的富家子弟，自然是忍受不了多天不吃上一粒米，但他觉得，既然同志们都能熬，那他也一定可以！于是在声势浩大的反抗下，特务退后了，为他们送上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好油浸浸的回锅肉，并允许为龙光华办葬礼。
释放出狱时，刘思扬料到，明天一早报纸上一定会出现释放政治犯的消息，把他的名字作为敌人欺骗人民的工具，便一再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否则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会一个人出去，就是这么一个崇尚自由的人，首先想到的却是同伴的安危和自由。
被软禁家中的刘思扬，还不能消停，假冒党员“老朱”来到了他家，刘思扬对于党对他失去信任感到悲哀，但在垃圾桶中，看到李敬原同志的提醒后，他彻底明白了，于是将计就计，但还是被投进白公馆集中营，与白公馆里的同志一起对外反抗，最后在越狱中壮烈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刘思扬，这个富家子弟，本可以锦衣玉食，却偏偏要投入每日每夜都得小心提防的地下工作。他崇尚自由，却不为廉价的自由而折腰，他就像一个不愿流连于金丝笼中的鸟儿，渴望像雄鹰一样自由翱翔。他是革命中一面别样的旗帜！他是知识分子中的楷模！
——《红岩》人物刘思扬传
刘思扬，共产党员，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家中富裕。与未婚妻孙明霞感情深厚，两人同在重庆大学读书。家中哥哥在重庆，上海开川药行。刘家在嘉陵江边有一座环境优美的大别墅。
起初，刘思扬与未婚妻孙明霞一直从事地下活动，负责《挺进报》的抄写和收听的工作，在此期间，与成岗进行过一次简单的通信。即使与一个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人通信，也有违秘密工作的原则，但成岗还是忍不住想表达自己对于这位素未谋面的战友的敬意——“致以革命的敬礼！”
“紧紧地握你的手！”这是刘思扬的答复，秀丽，熟悉的字迹，其中隐藏不住有着温暖与热情，虽未谋面，却亲若一家，那是共产党员的意志，联系着两人深厚的感情。
因为叛徒甫志高的出卖，刘思扬与孙明霞两人双双被特务抓入渣滓洞。家里人贿赂了大量的金条，徐鹏飞亲自提审刘思扬，声称只要其“改过自新”，便可重新恢复自由。如此利诱之下，刘思扬仍然丝毫不为其所动，就连徐鹏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高知识分子，甘愿为共产党卖命。
“你想做一辈子牢？！”徐鹏飞无法理解，下了最后的通碟。
“不，到你们灭亡那天为止！”刘思扬态度仍然十分坚决，他偏过头去，蔑视着徐鹏飞，又坚定地看着窗外的阳光，冉冉光芒，刺眼耀目。他明白，总有一天，那阳光，会照进这黑暗的牢房！他更加坚定了信心，坚定了方向。
为了显示释放政治犯的诚意，收了贿赂的敌人还是有条件释放了刘思扬。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并没有因此放下革命，更没有因此忘记狱中的战友们。在“软禁”劣势处境下，他加倍警惕，他常常眺望着嘉陵江，无限向往着新的战斗。但他警敏地发现，公馆外随时徘徊着侦查他的便衣特务，他明白，处境不妙。
“党将不再信任你……你在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了……我们怀疑资产阶级出生的你的忠诚……”一个自称“老朱”的联系人说的话，一字一句地，深深地打击着刘思扬的心理防线，但他并没有因此弃明投暗，纵使他心中怀着无限的委屈，纵使心中有无限的辩解，但他的理智仍在，他仍然明白自己的处境，他仍然遵循着党的原则——“让我考虑一下”，他带着郑重与严肃的口气。无疑，这是最为正确的选择。很快他意识到，老朱正是一条毒蛇！
刘思扬于是被关进了白公馆。他与成岗总有会见，两人一起，虽被那寒冷的铁窗束缚肉体，但刘思扬的精神，他的意志从未消失，从未停止前进。在那破旧不堪的，断垣残壁的图书馆里，他仍然在其中找寻真理，真知。纵使身处如此，他仍然在书海里遨游，畅览。精神上的饱食支撑着他走到现在。
越狱的枪林弹雨中，刘思扬壮烈牺牲。热烈的鲜血从火光中喷涌而出。但他，刘思扬，何曾畏惧生死。
刘思扬的人生，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仰，在无数次敌人的诱惑下，刘思扬的心从未动摇。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他忠心革命，机智顽强，敏捷勇敢。他为的是思想的自由，是人民的自由。他从未违心顺从任何人，他的人生也因而自由驰骋，无畏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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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管理处组织战犯们到全国各地参观。杜建时被俘以前曾有过一个想法：“我要看看你共产党倒底有什么办法治理这个烂摊子！”在天津看守所时，有些镇反时才入狱的犯人说外面物价非常稳定，杜建时将信将疑。如果这是真的话，光这一条，他就可以对共产党心悦诚服。这次真要走出去了，他得亲眼看看。

杜建时心里有一个从来没向人透露过的想法，他想看看天津治理得怎么样。他是国民党天津最后一任地方长官，那时，他又何曾不想搞出点名堂来？任职之初，他就组织各路专家搞了一个“市政建设规划”，并在全市所有各级官员每月一次的“纪念周”上，作了《天津市政建设的商榷》的报告。报告中他指出：抗战胜利后，重要课题是复兴和建国。他首先分析了天津市的“特殊性格”：天津是全国第二金融大市，七七事变前，天津的贸易总额占全国的12%，仅次于上海；占华北的58.73%。事变后，上海、青岛都遭到较大损失，唯独天津没有，并且生产有增长。因此说，天津市有发展。但是天津现状呢，租界并立，杂乱无章，全市没有统一的行政中心，商业区又混乱拥挤，旧城住宅条件恶劣，学校分布不均，人口密度现在已经超饱和，是中国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二十年后将成为现在的两倍(360万)，而市区狭窄……接着他分析说，城市的特殊性格多是由促成都市建设的因素决定的。天津政治上没有特殊地位，没有浓厚的政治空气；文化方面，是新开的商埠，没有历史根底；风景又不美。造成大天津市的因素只有无与伦比的交通上的便利和华北的广大资源。他得出的结论是；天津经济文化未能并行发展，市民有蓬勃热烈的经济活动，却过着粗俗浅陋的生活……所以，第一，市区建设要适应工商业发展；第二，天津市需要全盘整理；第三，市区需要扩大；第四，同时建设文化。下面，杜建时又详述了25年内天津都市计划的原则和草案，如何建设现有市区，如何扩大市区……

他的报告热情洋溢，分析头头是道，远景规划描述得激动人心，听众反映很强烈。新市长上任，确实带来一股生气，一派新气象，会场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烈气氛。

杜建时自己也挺自信。约有近一年的时间吧，每周总有那么几天，他邀请天津的一些经济专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教授到市长府坻共进早餐，席间向他们请教经济问题。仅一年的时间，这位军事专家就粗通了当好一个市长必备的经济方面的知识。作风上，新市长也力开民主之风，上任伊始，他就把市府门口站岗的四个武装警察撤掉了，代之以四个灯笼，上写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又在市府门前设了一个大接待室，以便市民随时出入；市府内每月一次全体例会，与会者可以向市长提意见建议……他很想创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大天津市。

结果怎么样呢？警察撤了，接待室来人却寥寥无几；市政规划提出来了，却根本无法实行。内战一起，国民党的经济日趋恶化。市长一天到晚穷于应付的，一是粮食问题，全市居民以至机关厂矿学校都嗷嗷叫着要粮食，要饭吃；二是货钱贬值，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飞涨，“钱毛了！钱毛了！”这个声音总时时在杜市长的耳边响，搅得他几乎要得神经病。还有就是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国民党三青团闹内讧……市政建设成了一纸空文。

一九四八年初，市府决定在四区东站后地道外一带修下水道。四区是贫民区，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房子。街面比院子高，院子比屋里地面高，一下雨，脏水哗哗倒灌，屋里成了烂泥坑。尤其是沈庄、王庄、郭庄、旺庄这几个地方，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有人提议应该在此地修下水道，修马路，市府决定动工。开工那天，杜建时还去拿铲子比划了两下，以示隆重。沟开了，大水泥管也拉去了，但是在拆迁中遇上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需要拆掉郭庄子头上的一部分民房，以打通一段路。这时，当地的各种势力，象恶霸、商号等，认为这样会损害自己利益，竭力反对修沟铺路。他们雇了一些流氓时时寻衅捣乱，无理取闹，打架示威。有一次四区区长刘宝慧到此地巡视，一个流氓半路上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拦住了刘的路，接着磕头如捣蒜：“区长先生呀，千万别拆房呀！救救咱们吧！”在一次会上，一群流氓呼吆而上，围住了刘宝慧，有人乱中得手，揪着刘宝慧就打。当时拆迁户也都面临着流离失所的危险，市府虽说答应发款赔偿，可谁知道那赔偿可靠不可靠！破家值万贯，当时物价飞涨，粮价一日三变，再没了这个窝！因此这些人也大多不肯拆房。这局面僵持不下，一直到解放军进城。这稀烂巴糟的局面、那些滚刀肉似的地方势力，不知共产党能用什么法子整治！

一踏上天津的土地，看到海河，看到和平区那座座洋楼，看到修整一新的市府门前的中心花园、利顺德饭店，一阵阵的心跳。他尽最大的努力控制着自己，尽力不作出过分激动的表现来。这一次他没有亲眼见到河东区早已修好的新马路、下水道，但是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市区整治如新，南开校园更优美更整齐了，他知道，共产党肯定会将四区接着修好的。

参观中他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汽车，看到了雄伟的长江大桥，事实证明了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他不能不佩服；事实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他服了。

杜建时总结了三条：第一，自己确确实实在认真地学习，从理论上搞通了；第二，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好，不拿我们当阶下囚看待，很真诚地对待我们，使我们受了感动；第三就是共产党把国家治理好了，使我们产生了钦佩之心，自自然然地跟着共产党走了。

当然，杜建时是否真正搞懂了马列主义还很难说，他马列主义的书读得并不多，理论学习也并不系统，也未必透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真心服了。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到干部食堂看电影，看到吃饭的干部人人都端碗黑乎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杨树叶子汤。而此时，战犯们每日仍是管饱，而且每周要吃肉改善生活。这件小事使杜建时感情激荡了很久。共产党以其政策的感召力终于改变了杜建时。

功德林的生活并不全是学习，功德林到底不是一所纯粹的学校。每天学习之余，散步、打拳、种花、种草、打牌、闲聊，可以随便串门，也常开联欢会自己演节目娱乐娱乐。杜建时病秧秧的，自己不上台，但是他当过“导演”，在下面教大伙儿唱京剧。想当初杜市长唱京剧的雅兴也是社交界的一大佳话呢。不过在功德林，他们还是被关押的犯人，最明显的标志当然是不能出大门。来到功德林以后，其实从在天津住院以后杜建时就没有了那种时时想到自己是阶下囚的压迫感。只是偶尔看到大门口荷墙实弹的警卫，看到高墙上的电网，才恍然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在每日有规律的学习、休息、娱乐中，在平静轻松的表现后面，每个人心灵深处都藏着对自由的炽烈的渴望，都急于积极表现，以求早日出去。由此，遂使这特殊学校的另一个特点——“小报告”繁衍发展起来。

到了功德林，刚安顿下来，住房里就来了个陌生人，个子不高，连毛胡子，穿着黑色制服，显然也是位“同学”。这位同学自来熟，见面高呼“老杜”，亲切备至地询问他的身体情况，饮食起居，然后问：

“老杜，你到这里来，有什么感想呀？”

八年了，从没有这种自由交往过，杜建时心中非常高兴，对第一位来访者格外热情。

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来客：天津看守所不行，这么长时间了，自己感到没什么心得，只体会到了共产党对犯人的态度。北京这里好，一看就是有学习空气，云云。

后来才知道这人叫徐远举，临解放时重庆的军统头子(即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的原型)。

第二天，管理员来了解情况，看看杜建时住了一宿有什么不合适。临走，管理员问：“从天津来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呀？”

杜建时连忙答道：“我觉得都挺好的。”

管理员笑了：“听说你从天津来，对天津看守所有不少想法？”

杜建时心里一惊，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什么来。他心里清楚，他只和徐远举说过这个事。

“这个问题要正确对待。”接着，管理员给他讲了一通道理。

从此，杜建时就格外提防这个徐远举，处处提防别人的“小报告”了，以至于到天津参观时，他知道有“同学”会注意他，因而时刻留神，不让自己有什么表现。

功德林里杜建时唯一的陆大同班同学沈蕴存告诉笔者，在功德林里，“小报告”人人都写，为了表示靠拢政府，向政府交心，大家都写小条子。写别人，也写自己。其中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某位同学发牢骚说：“这饭里砂子这么多，都成了八宝饭了。”就有同学向管理处反映。只是徐远举特别积极，他的笔头子快，一天能写好几个。有时他写条交上去，管理员找当事人谈了话，从此这位当事人会对徐私下里恨声不迭。加上徐远举性情粗暴，说话恶声恶气，揭发别人的缺点毫不留情，不少人对他都很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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