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燚家来吗？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08-03 11:46 标签： 闫宏微现在状况
红学家们的“觉今是而昨非”——闫红、聂绀弩、俞平伯、蔡义江（排序不分先后）闫红写有《误读红楼》一书，其中有一节“袭人——准姨娘是这样炼成的”，罔顾文本分析，大谈其“登凤术”：那个四儿，说同年同月同日生就是夫妻，确实大逆不道，那个芳官，才来几天便飞扬跋扈，挑唆宝玉把柳五儿弄进房里，也不是个本分人，她们给怡红院增加了不安定因素，站在袭人的角度上，她的确是难以接受这两个女孩子，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向王夫人汇报也未尝不可——虽然书中没说准就是她汇报的，可是宝玉的两次逼问都切中要害，她的辩解则有虚与委蛇之嫌。她最不能被人原谅的，是陷害晴雯……一系列风波之后，袭人收服了宝玉，取悦了王夫人，剪除了异己，赢得贾府上下包括外围亲戚薛姨妈的一致认同，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近，转正为真正的姨娘指日可待。闫红2005年出版《误读红楼》，十年之后，2016年，又出版《十年心事梦中人：红楼梦中的情怀与心机》，此书中又有一节“袭人是那个告密者吗”，则一改囊日之谬见：唯有一个袭人，始终万劫不复，谁让她的问题主要出在前八十回里呢？在最后那几章，她似乎已经被坐实了“告密者”的形象。但我总不太能认同。《红楼梦》里说得很清楚，晴雯是被王善善保家的黑的，还有“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但就是有人视而不见，偏要说晴雯被袭人暗算。至于芳官、四儿等人被告密，虽然有宝玉那一问：“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挑不出你和麝月秋纹来？”像是作者在发问，加上袭人“心内一动”，显得颇为可疑，但请注意，袭人不是心虚，而是“心内一动”，再加上“低头半日，无可回答”，更像是经宝玉一提醒，她也感觉到了什么，只是不好说罢了。从直觉上，我不觉得袭人是告密者。她一贯维护规矩不错，可能也看蕙香、芳官等人不顺眼，在王夫人面前说些对蕙香不利的话都有可能，但王夫人指出的，都是一些私密细节，笨嘴拙舌的袭人，有本事说得那么全面吗？闫红女士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对袭人黑转粉，可点赞。然而痛改前非、对袭人黑转粉者，非独闫红女士这“小字号”，还有前辈大老如聂绀弩。聂氏1955年文《王国和政策》痛诋袭人：记得乔木部长曾举出宝玉对袭人讲太虚幻境，甲本较乙本含蓄，乙本袭人被写得鬼头鬼脑，丑。周汝昌《新证》就曾以此非难乙本，说“把两个小孩子的天真无邪的胡闹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其实这是就文论文，孤立的看法。就全书看，乙本更露骨地表示了对袭人、宝钗之流的憎恨，袭人这种人从最初起就不让她有好看一点的样子。然而到了《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聂老大赞袭人：袭人，这个通房大丫头，这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卑贱的身分和微小的力量，以无限悲悯，无限勇力，挺身而出，要把她的宝二爷和林姑娘这对痴男怨女从“不才之事”和“丑祸”中抢救出来。多么高贵的灵魂啊！但还有一件很令人唏嘘的“今非而昨是”的事情，便是俞平伯对宝钗、袭人的态度。俞平伯《红楼梦辨》中《作者底态度》一文（1922）：既认定雪芹意思是要使闺阁昭传；那么，有许多“红学家”简直是作者底罪人了。他们每每说，这里边底女子没有一个好的。其实这未免深文周纳。他们（读者）最初是上了高鹗续作底当了。……他们那时候，自然相信《红楼梦》是百二十回的。从后四十回看宝钗袭人凤姐都是极阴毒并且讨厌的；读者既不能分别读去，当然要发生嫌恶宝钗一派人底情感。其实后四十回与《红楼梦》作者很不相干，单读八十回本的《红楼梦》，我敢断言右黛左钗底感情，决不会这样热烈的。既然向失意者——黛玉——表同情，既然对于“钗党”有先入的恶感；这颜色眼镜已经戴上了，如何再能发现作者底态度。感情这类状态，从主观上投射到客观方面，是很容易的。自己这般说，不知不觉的擅定作者也这般说。于是凡他所喜欢的人，作者定是要褒的；他所痛恨的，作者定是要贬的。这并非作者之意，不过读者底偏见罢了。然而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序言》（1958）则又痛诋袭人：八十回中对袭人的贬斥，虽也相当地含蓄，却比写宝钗已露骨多了。如袭人的暗害晴雯，阴诋黛玉，都写得很清楚，而宝钗只在琐屑的小事上，有意无意地嫁祸给黛玉，如二十七回叙扑蝶事。又如七十七回宝玉明知，且已几乎明说晴雯是袭人害的。诸君！俞平伯是百年红学最重要的人物，新中国以来首席红学家。但他何以“今非而昨是”？对宝钗、袭人的看法竟开了历史倒车？这里有一个重大关键转捩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被批判。俞平伯当时被批判的两大罪名其一，便是未能认识到《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谁是反封建的斗士？黛玉晴雯。那么谁是顽固的封建势力、反封建的对立面？必然只能是宝钗袭人啊。上引俞平伯《作者底态度》一文，正收入《红楼梦辨》改版增修后的《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俞氏受批，正因为此！所以俞平伯是孙膑、司马迁所自谓“刑余之人”，经此一劫胆气尽夺，在政治高压气候之下，1958年他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序言》中，哪还敢为宝钗袭人说好话？那不是回避还恐回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去了？所以这么一想来，上引聂绀弩1955年文《王国和政策》痛诋袭人，恐也未必是他心里真正的话了。正所谓形格势禁，不得不发！我们看聂老大赞袭人那篇《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发表于何时？1979年11月。早已是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了。恍然明白，不尽唏嘘。世易时移，红学大佬们著作中的特殊年代政治印迹政治语气，逐渐减淡，甚或改易，乃至删去，还如蔡义江。蔡义江专论红楼中诗词曲赋，蔚成大家，其著前后三版，初版名为《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再版名为《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2001年10月），三版名为《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试看书中论黛玉题帕三绝一段文字：初版之《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宝玉被打得半死。宝钗来送药，虽然也露出一副怜惜的样子，但心里想的却是“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这样吃亏”。还“笑道”：“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处处卫道，处处维护贾政，实际上是用所谓“堂皇正大”的话把宝玉教训了一顿。再版之《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三版之《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宝玉被打得半死。宝钗来送药，虽然也露出怜惜的样子，但心里想的却是“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这样吃亏”。还“笑道”：“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比对上引两段文字：显然，最先之《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比后之《鉴赏》、《全解》，多了这句“（宝钗）处处卫道，处处维护贾政，实际上是用所谓‘堂皇正大’的话把宝玉教训了一顿。”蔡君还在“怜惜的样子”前，加了量词“一副”，以示鄙夷不屑。从《评注》，到《鉴赏》、《全解》，三十年过去，特殊年代的政治语句，“不合时宜”的贬钗之辞，已悄然删去。这正是蔡君的与时俱进啊！蔡义江的“觉今是而昨非”，尚不止此。《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一回剖析“石上偈”：“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便认为曹雪芹对科举的态度未必如世人一般认为的那样，生来就厌恶仕途经济，其内心深处或有深深的隐痛和不甘：“曹雪芹为什么一开头便借那块补天石的遭遇，先作无材补天之叹呢？这倒确实是作者自况。……所以，雪芹说无材补天，意思就是没有资格做一番大事业。成就这样的大事业，必须要通过科举仕宦之途才有可能达到。雪芹少小时的客观环境使他失去了延师教读的机会（他是凭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因而并不精深举业；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家庭的巨变在政治条件上断绝了他这条路。清代制度：凡直系三代之内犯有重罪者，不得参加科考。这只要看看《登科录》中录取者皆详列三代姓名、职业，以备选录放官之用便知道了。父亲曹頫是皇帝下旨抄家的‘钦犯’，又被‘枷号’多年，雪芹哪能靠科举仕途发迹出头？人们总以为曹雪芹也像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贾宝玉那样，生来就厌恶仕途经济，所以能否读书做官，根本就不在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雪芹很自负，对那些名利场中热衷于营求的人白眼相向，又狂又傲，是无疑的。但这不等于他对自己一生注定无缘科场的命运也无所谓。功名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蒲松龄《聊斋》揭露和抨击封建科举制度摧残人才、造成政治黑暗腐败的作品有多篇，既深刻，又沉痛；可他自己却终生未放弃拼搏于科场，屡战屡败，悲愤丧气，直到七十一岁才获得个区区贡生。曹雪芹自然也会对命运的不公感到极大的怨恨和悲愤，所谓‘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他‘燕市哭歌悲遇合’（敦敏诗）所‘哭歌’的不幸，也不是因为生活的贫困，而是因为他是被‘入了另册’的，被宣告了科场之路不通，也就是在他这位有志于做一番大事业者的面前设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脂评对此诗的前两句有批语说：‘惭愧之言，呜咽如闻。’又批‘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说：‘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将它直接与写书联系起来的是批‘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便弃在……’数语，说：‘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有此一部鬼话。’这话的语气，一看便知，是雪芹长辈畸笏叟说的。他把《红楼梦》之写成，归结为雪芹不能与别的年轻人一样有做大事业的机会，可又不甘心去干诸如经商行医、做工务农之类社会所需的平凡事（所谓“补地之坑陷”），在惭恨孤愤的心情下，为了不埋没自己，就选择写小说以传世了。可见，曹雪芹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思垂空文以自见（现）’（司马迁《报任安书》）。”坦率而言，笔者初读到蔡先生此番深刻之论时，眼前是豁然洞开的。蔡先生此论看似新奇，然却并无尖新轻飘之嫌，而是根植于红楼文本，并结合脂评（畸笏叟），对雪芹遭际取“理解之同情”，这样“三管齐下”、“三维定位”，结论之精确、知人之精准，自是自然而然之事了。但蔡先生也并非是初读红楼，便见及于此。再版之《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2001年10月版），对这首“石上偈”的诠解、对曹雪芹对科举态度的认识，与三版《全解》，迥乎不同：“所谓‘无材’，貌似自惭，实则自负，是作者的愤激之言，是一种‘缚将奇士作诗人’的感慨；以顽石为喻，表现自己不肯随同流俗的傲骨。”——可见，蔡先生“觉今是而昨非”，过去是简单认为曹雪芹是“自负”，“不肯随同流俗”（不肯下场科考）；而今则认为曹雪芹“对自己一生注定无缘科场的命运”必然是愤恨不甘的。过去认为曹雪芹是“貌似自惭，实则自负”，现在遮莫已是认为曹雪芹“貌则自负，实则自悲”。从昨天到今天，蔡先生对曹雪芹的认识，可谓更为深刻，更为知人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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