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2023年中国经济迎来了重新开放。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突出做好“三稳”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提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本文拟结合大疫三年中外宏观政策对比，谈谈对2023年中国货币政策的看法。中外疫情应对政策各有侧重也各有优劣印象里，大疫三年中国宏观政策保持了克制。然而，尽管没有实施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没有实施赤字货币化操作，从某些数量指标看，中国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政策力度相比主要发达经济体并不弱。2020年，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上升18.9个百分点，美国更是飙升24.8个百分点；中国仅上升9.7个百分点。但到2022年底，发达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平均仅较2019年上升8.4个百分点，美国上升了12.9个百分点；中国上升16.7个百分点（见图1）。2020年，美国、日本、欧元区M2与GDP之比分别跳升了19.3、24.3和16.6个百分点，中国仅上升了14.4个百分点。但到2022年底，美国、欧元区该比例较2019年底分别上升了12.1、11.6个百分点，中国上升了18.8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31.5个百分点（见图2）。世纪疫情持续冲击，经济循环畅通受阻，使得市场主体面临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两方面的压力。IMF曾提出，针对流动性问题可考虑低息贷款和还款支付延期等举措，解决偿付压力则需要政府补贴和直接转移支付。尽管各个国家均使用了这两种“药方”，但侧重点略有不同。中国宏观政策主要是保供给侧的市场主体，以流动性支持为主，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则是直接刺激终端需求，着力改善偿付能力。结果，疫情三年，中国消费恢复缓慢，涨幅明显低于疫情前三年的水平，而发达经济体的名义消费涨幅在高通胀带动下飙升（见图3）。尽管海外主要央行不断将通胀责任推到供应链断裂、地缘政治冲突和劳动力紧缩等供给端因素上，但是过度刺激后的需求过热和通胀爆表是不争的事实，也彻底戳破了现代货币理论（MMT）的遮羞布。现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央行不得不激进紧缩，陷入稳物价、稳增长（就业）和稳金融的“三难选择”。中国模式没有让通胀失控，却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一方面，依靠投资带动就业、提高劳动收入和促进消费的传导链较长，难以迅速弥补收入下滑的“空白”；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就是企业收入，内生性更强的民营企业眼见消费增长疲软，投资和创造就业也就更趋谨慎。低通胀表象下的总需求不足和资产负债表受损，是中国所要面对的疫情“疤痕效应”，这关系到疫后中国经济修复的进度和质量。今年货币政策进一步加码稳增长在2022年底中国经济年会上，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解读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总量要够，结构要准，强调总量货币政策的力度不能小于2022年，同时要避免资金价格大起大落。在2023年3月初国新办发布会上，他又进一步表示，要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保持正利率和向上的收益率曲线，不大水漫灌、不大收大放。2023年以来，金融数据屡超预期。3月底，M2同比增长12.7%，处于2016年5月以来的高位；社融存量增长10%，较2022年底上升0.4个百分点。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10.6万亿元，同比多增2.3万亿元，多增规模创下历史新高。3月17日，人民银行“意外”降准，稳增长政策靠前发力、适时加力。同时，一季度，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新增3754亿元，主要来自阶段性工具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和科技创新再贷款，三者合计新增2648亿元，贡献新增余额的71%。尽管宏观流动性进一步扩张，但银行间流动性管理回归正常。4月28日，DR007的15天移动均值较2022年底上升29个基点，重回7天逆回购利率2.0%的上方，但较2月底回落4个基点，保持“不松不紧”的状态，金融空转风险降低。在政策持续呵护和疫情防控转段的双重加持下，中国经济运行开局良好。一季度，经济实际增长4.5%，高于市场预期的4.0%。投资依然是稳内需的抓手，当季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4.7%。前3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与2022年全年持平；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0.8%，较2022年全年下降0.7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5.8%，较2022年全年收窄4.2个百分点。消费和服务业开始复苏。当季，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6.6%。前3个月，社零同比增长5.8%，较2020~2022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高出1.9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3.9%，高出14.4个百分点。同期，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高出1.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实际增长5.4%，环比上升3.1个百分点。其中，接触性、聚集性的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增速分别环比回升5.2、8.7、19.4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加值结束“六连跌”，同比增长1.3%。下半年货币政策边际收敛但不改稳健基调尽管国内经济发展回升向好，但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尤其是海外环境较2021年有天壤之别。一季度，外需对经济增长负贡献1.3%。同期，民间投资持续低迷，同比增长0.6%，较2022年全年低0.3个百分点；消费报复性反弹缺席，最终消费支出对当季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同比回落0.24个百分点；企业经营依然困难，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1.4%，降幅较2022年全年扩大17.4个百分点。2023年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肯定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的同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仍然不足。会议强调要把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乘势而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由此，笔者对于下半年货币政策有以下几点预判：首先，通胀尚不构成货币政策的掣肘。近几年，中国通胀保持稳定，也只是刚好触及2%的发达经济体合格线。前期，参考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不少人士担忧中国受抑制的需求短期内释放可能会导致经济明显高于潜在增速水平，进而引发国内高通胀。但是，随着2023年一季度核心CPI回暖有限和PPI连续处于负区间，市场人士又开始担心中国有通缩的隐忧。2023年确实与2021年显著不同，外有全球经济下滑和反通胀力量，内有三年疫情“疤痕效应”。2021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并未经历持续性的需求抑制，疫情也未明显改变欧美消费者行为。中国消费者更为保守和谨慎，难以照搬欧美的经验。而且，通胀高一点不是坏事，关键是企业收入上升后能与劳动人员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巩固经济复苏的基础。人民银行有关领导在前述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3年我国通胀水平总体保持温和是主基调，短期看通胀压力是可控的。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恢复发展过程，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年内货币政策难言由松到紧的快速转向。其次，货币刺激不会有大动作。在见识到海外主要经济体央行的极度宽松转向极致紧缩引发金融动荡后，中国货币政策更不会搞大水漫灌。而且，如前所述，货币政策终究是债务工具，只能解决流动性问题。2022年，M2快速上升但没有形成有效的实体经济增量，导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仅远低于美国，也再次低于同期的日本。据测算，2023年一季度末，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宏观杠杆率环比涨幅可能达到8.8个百分点；货币流通速度为0.435次/年，低于上年底的0.454次/年，更远低于2019年底的0.497次/年（见图4）。相较于上次季度例会，2023年一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将“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改为“搞好跨周期调节”，将“保持信贷总量有效增长”改为“保持信贷合理增长、节奏平稳”，同时提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由此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总量适度，以定向结构性工具为主，而且阶段性工具可能也会有所收敛。下一步需重点关注已经或年内即将到期的结构性工具的后续安排，以及针对新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创新型结构性工具。再次，市场期待的降息预期下半年恐难兑现。2022年，在中美货币政策严重分化背景下，由于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中国货币政策坚持了以我为主、多次动用降准降息等措施，引导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是，对比2022年和2019年发现，企业贷款利率下降的1.3个百分点被低通胀“侵蚀”，导致实际利率仅下降0.4个百分点，而同期以5年移动均值计算的GDP趋势性下降1.45个百分点，是实际利率与GDP差距“被动”收窄1.05个百分点的主要推动力。不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23年4月参加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研讨会时表示，2022年中国CPI通胀为2%，与过去5年和10年的平均CPI通胀一致。因此，若用5年移动均值的CPI涨幅计算实际利率，实际利率下降（1.37个百分点）与GDP下滑（1.45个百分点）基本匹配。根据易纲的介绍，中国货币政策较为保守，会将实际利率设定为略低于潜在增长率。市场对年内降息仍有期待，主要来自对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和通胀疲软的预期。但是，我们无从知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难以准确抓住实际利率与潜在增速之间的“缓冲垫”。不过，即便政策性利率（指MLF和7天逆回购利率）下调概率较小，下半年通过释放存款和LPR利率市场化改革红利“降成本”仍值得期待。必要时，降准或是优先于降息的总量工具可选项。综上，政策选择就是取舍，没有绝对的好坏。大疫三年，中国政策支持力度不弱于西方，但由于侧重点不同，结果各异，也各有利弊。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基本兑现了“总量要够，结构要准”，利率敏感的房地产消费也在逐渐好转。由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货币政策可能更多强调结果导向，既不会有强刺激但短期也难言转向，定向工具边际收敛和适时视情况调整或是下半年的政策主旋律。（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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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 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主要起着衡量和转移与个别商品相分离的价值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货币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它有着深厚的哲学与历史文化的底蕴。 首先 ，货币对社会各种质料的组合，货币经济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 理解趋向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 货币化生存世界直接影响和关联着人的世界观、 人 生观和价值观，它使得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不断压倒品质的价值，从而追求生活意义 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惟一至上的终极追求目标。 其次，货币 是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的产物，它所体现的价值和价值交换，本质上是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 会关系的交换，货币形式的变迁记载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迁。 在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不仅因 为社会而具有重要性，而且也只有通过社会才获得它的价值。 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作 为一群人的共同的行为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着。 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社会，货币进入了社会 的各个细胞，牵动着社会每个成员的生存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 尽管货币是整个社会的共同 创造物，但是对于每一个单个人来说，它仍然是不依赖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最 后，货币交换和形态发展的成熟度乃是量度人性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 货币的存在 并不是货币自身的单纯定在，就货币属人的本性而言，它既作为人的异己对象，又作为人的 活动对象，是属人的存在。 货币与人性、人的自由相联系。 货币被深深地烙上了人类智力进 化的印记，正是人的智力水平使得一些本不具一致性或相似性的对象之间有了对等的关系， 货 币体现了这种社会的抽象理智。 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 资料之间的皮条匠。 ”??〔1〕?正是这个“皮条匠”给人类的个性存在和自由开辟了无 限大的活动空间。 货币反映并升华了人对于他的目的、他的力量施加的对象以及他无能为力 的对象的实际关系。 ? 开展货币哲学讨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其一，当代急剧发展的成熟的货币经济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货币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生活和活动的焦点、关键和要害，对此问题 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在展开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中，去关注和解答现代人生命被物化的本质奥 秘。 在都市化的生存空间里，人们通过包括交换、所有权、个人自由、贪婪、挥霍、生活风 格、文化等，能够充分感受到货币给现代人的个性和自由开辟了无限大的活动空间；同时， 由于人类“现代性”生存状态至今摆脱不了货币经济的 *** 和支配，货币的存在与流动，正 在加速改变着现代人生存交往的理念和方式，人们越来越感到，货币在开拓私人财富和私人 生存空间的同时，却程度不同地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 尤其货币对现代人性的改变和 侵蚀的事实，使我们至今无法消解类似马克思、席美尔、卢卡奇曾对货币、资本所持有的忧 患意识。 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理应包含对货币的哲学批判。 这种批判有助于我们揭示当 代货币经济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去关注当代人生命的形而上学问题。 ? 其二，我国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货币经济 。 当代中国人需要一种成熟的、健康的、适时的货币社会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除了懂得怎 样用钱、怎样理钱、怎样对待钱外，还要深刻地认知货币与人性、货币与自由、货币与人类 交往、货币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认真解读货币的手段与目的、货币的真实性与虚 假性、货币的能动性与杀伤性等矛盾。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度推进，在中国人告别了 传统的义利观后，一种新的货币观念，正在国人心理中发育。 货币经济承载和关联着社会的 各个阶层和各种事物，并正在导致整个中国社会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变化，对国 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变化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现象，它已 进入了人的精神领域。 ? 其三，展开货币哲学讨论是国内经济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 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应当从 “什么是经济哲学”的讨论，转入经济哲学重大个案问题的研究。 而货币既是一切经济活动 的润滑剂，又能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属人本质，更能揭示出人的生存世界的矛盾及其异化根源 等问题，因此，它有着重大个案问题的代表性。 应当说，历史上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探讨货币 问题的思想家比比皆是。 如，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斯密、马克思和席美尔等。 国外货 币哲学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席美尔的《货币哲学》(1900)，此后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所关涉到的某些哲学问题研究。 如凯恩斯的《货币论》、米尔达尔 的《货币均衡论》、托马斯·梅耶的《货币、银行与经济》；二是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心理学等领域来研究货币问题。 如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 ——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小劳埃德.B.托马斯的《货币、银行与经济活动》、安德 里斯.R.普林多的《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栗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等。 国内有 关货币哲学的讨论似乎尚未开始，只是有一些介绍和评价席美尔的《货币哲学》的文章，如 刘小枫的《<金钱·性别·生活感觉>——纪念席美尔货币哲学问世100周年》；还有 学者从社会学或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货币问题，如林继肯的《货币神奇论》(《 东北财经大学 学报》2002)；在某些社会科学著作的章节中也有学者谈到了货币哲学的有关内容， 如李维 森的《经济学如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尽管如此，在我国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的今天 ，货币思想、货币理念的发育发展应当与货币的发展相一致，我国货币哲学理论研究匮乏的 现状应当改变。 ? 关于货币哲学研究的路径席美尔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念：一是从承载货币之存在的实 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二是从货币对内在世界影响的角度考察货币的历史现象、货 币的观念与结构及对个体生命的情感、个体命运的连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三是从社会生 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剖析产生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所满足的需求；四是综合考察货币对 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以此建构起人类理想的生存图景。 总之，哲学对货币的解读，主要 有三个视角：(1)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货币存在的社会本质。 (2)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揭 示交往与货币的互动关系，从而认清货币与交往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 (3)从人 性和人的自由、平等、公正的角度来揭示货币的人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美学的重要理念。
? 当前，货币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西方经济学货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 比较。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关于货币的外在运行规律与现象的科学，是经济现象的表层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则是深入到货币内部本质的关于货币的深层本体论。 马 克思的资本论在揭示货币的动力学机制的同时，深入剖析了这个动力学机制内部的深层人 学价值。 其伟大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正在于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内在力量的人学来源，以及 通过货币增殖与流通过程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过程，并在此科学分析的基 础上，分析了货币对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 ? (2)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以及在当今废除金本位以及电子货币出现 之后货币本质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当代虚拟经济对市场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 理 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具有深刻的人学内涵，是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经 济关系的价值表达形式。 在金本位废除之后，货币本质没有根本性变化，但在表达形式上采 取了虚拟的形式，由此导致货币在市场中的流通方式与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方式的作用发生基 础性变化。 ? (3)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关于货币运行机制的理论，以及现代货币流通方式的新特点与新 机制。 《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货币流通机制，揭示了以货币为交换媒 介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显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基本结构与本质特征。 随着信用机构、股票市场的发达与电子货币的出现，今天的货币流通 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货币关系的深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并且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政治关系与意识形态关系，并对这些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 ? (4)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货币伦理思想。 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 )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货币伦理思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特别是《资 本论》中这些伦理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货币及其各种 变化形态，特别是虚拟经济中的新货币形态，以及信用机构、股票市场的发达与电子货币的 出现，对人们的伦理观念产生了新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 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的建设中，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的货币伦理观念，如何建设这些伦理观念，以及如何建立社 会信誉体制等等。 ? 关于货币哲学的研究方法有三：(1)文本的学习与解读。 从马克思经典原著出发进行双向度 的解读，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链条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从马克思所处的思想环 境和特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对货币进行历史哲学、人学 、 社会哲学和伦理学深度透视的智慧和精髓；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思想内涵的历史时空的超越 性，寻找理论的现代性意义和实践上的张力，尤其是结合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 问题，从中获取指导性的实践启示。 (2)思想史的梳理与提炼。 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历史，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发展历史，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资本 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思想的发展历史，来认真梳理和寻找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的逻辑、方法 和论述的体系，充分体现研究方法上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史料与观点的统一、事实判断与 价值判断的统一，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繁杂和艰巨的。 (3)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法，展示马克思思想的实践性、科学性、批判性的风格和特点。 主要从今天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紧密联系由货币功能所引起的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现象、价值 取向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和讨论；依据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来诊断当 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回答经济理论和经济行为中的疑难问题；同时，立足于新的实践， 积极吸纳当代人的文明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 ?',getTip:function(t,e){return t.renderTip(e.getAttribute(t.triangularSign),e.getAttribute("jubao"))},getILeft:function(t,e){return t.left+e.offsetWidth/2-e.tip.offsetWidth/2},getSHtml:function(t,e,n){return t.tpl.replace(/\{\{#href\}\}/g,e).replace(/\{\{#jubao\}\}/g,n)}},baobiao:{triangularSign:"data-baobiao",tpl:'{{#baobiao_text}}',getTip:function(t,e){return t.renderTip(e.getAttribute(t.triangularSign))},getILeft:function(t,e){return t.left-21},getSHtml:function(t,e,n){return t.tpl.replace(/\{\{#baobiao_text\}\}/g,e)}}};function l(t){return this.type=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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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性过剩”，“钱太多”，这是时下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钱”、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钱”、美国高科技“钱”等等，到处是“钱”，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便就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上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融资219亿美元！在中国，“钱”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那么，1980年中国的广义“钱”量只是GDP的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只有0.22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差不多有2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从表面看，今天世界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尤其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就以2006年为例，日本的广义货币相当于GDP的140%，美国的广义货币为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　　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GDP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却都在2%至3%左右，这说明货币供应多得有因。可是，这么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多”、世界的流动性“过剩”不是问题。为什么“钱”多、资本多而通货却不膨胀呢？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全球金融大泡沫，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得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钱、资本和财富　　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钱？资本？财富？简单讲，“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是具有最普遍接收性的价值载体。钱既可以是纸币，也可以为东西，比如金银、丝绸，只要大家都认就行。资本也是活的价值，尽管其“活”性较钱低，但它是能够生产价值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一般的财富并不一定能产生财富。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　　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是与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与钱之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之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的钱。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　　在2007年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了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经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如果简单点讲，是由于“改革开放”，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当然，“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褥，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是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地对“钱”的需求上升了，“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不过，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一方面，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褥合算。——　　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加深。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份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人口流动以及异地就业的逐年增加也会让货币供应量增加，更何况GDP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年时，美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也用不着“钱”，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24亿美元。到2006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GDP不到2%，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06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13000亿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上了许多层楼！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28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得有因”。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　　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前面谈到，1978年时，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没有资本价值。企业基本全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双手、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虽然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慢慢恢复，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还不等于有资源资本化、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正如前面所说，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从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达到17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1.5万亿美元，相当于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28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这28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无锡尚德公司，但是，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这些公司的未来收入流再多，这个国家也不见得有多少金融资本。比如，在80年代中国还没有股市，中国企业也不少，只是不能在境内或到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靠引进外资。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仅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数额巨大但也是死的。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元，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很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讲到最后，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1978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流、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流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1978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中国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这就是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但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其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深化。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企业国有、土地国有以及人力资源国有在过去抑制了多少资本，机会成本大得无法估算。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查看 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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