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躁老铁匠
发布时间：2022-03-18 09:56:441994年春节刚过，在法庭上，做为被告的曹德旺义愤填膺的对庭长孙逸民说：我听说你拿了人家200万就包他们赢？我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允许你这样的行为存在，就是打到联合国，我也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能引发曹德旺这么大火气的，主要还是工程质量问题。1991年，福耀股票成功发行后，很快募集了2000多万元，曹德旺就开始筹划，用这些钱来做什么投资，能够更好的赚钱。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听从政府的建议，涉足房地产，建设开发福耀工业村。作为福耀工业村的标志性建筑，福耀集团员工宿舍大楼成了重点工程里面的重点工程，选择好的建筑公司尤为重要。因为考虑这是其中最重要建筑体，当时也是没有经验，只想着应该找一家知名度高、有实力的建筑公司承建。就这样，这个工程，选择了总部在三明的福建省第一建筑公司。没想到，承包方省一建将任务下达给了第四分公司。按照合同规定，整个项目必须由省一建直属施工队承包。在他们拿到首笔预付款进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地下室施工外包给了他们长期的合作户。曹德旺这时就开始有所怀疑，因为做基建的人都知道，核心利润都在基础工程，但省一建却把这块肥肉给了别人。曹德旺安排人向省一建反应了这个情况，并且声明对方违约，但这件事始终没有得到省一建的正式回应。到1993年11月份的时候，看施工队连续违规作业，曹德旺坐不住了，要求对方退出这个项目，按已经完成的工程量验收结算。但这个时候，地下室漏水严重，不符合验收条件，曹德旺要求对方修复之后再进行验收结算。问题就出在了这里，如果修复地下室，需要投入资金七八百万元，而工程款，一共才3300万，并且已经结了3100万元。很显然，省一建不会干这个赔钱的买卖，正好他们有一个包工头，有个同学在省法院当庭长，说200万元可以保证打赢官司。就这样，曹德旺被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剩下的200万元工程款。尽管在法庭上，曹德旺提供了各种证据，但庭长只有一句话：我不问这个。我只问你有没欠工程款几百万。很快，曹德旺就收到了判决书，要求福耀支付剩下的工程款。曹德旺上诉省高院，没想到是维持原判！曹德旺不服，找到北京的律师，找国家技术总局做质量鉴定，反过来又把省一建起诉了，要求他们按工程质量赔款。这一次，曹德旺赢了！用曹德旺的话说：打赢这场官司，我花了7年时间，投入资金累计上亿元，我不在乎钱花多少，只是为了国徽的尊严！不蒸馒头争口气，曹德旺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其实曹德旺这种较真的个性，体现在他人生的全过程，特别是后来和美国商务部的官司，真的是让中国人出了一口气，让中国企业出了一口气！这些经历，都被曹德旺详细的记录在了自传《心若菩提》里面。曹德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后来者少走弯路。说实话，曹老的这本《心若菩提》，真的值得我们好好读一读，我读了3遍，初读时，看到的是曹老的人生经历，再读时，就被曹老的人格魅力和经商智慧所折服！在我国，成功的企业家有很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值得我们认真去研读，因为世间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只要脚踏实地的仰望星空。注意！！！注意！！！注意！！！如果您想购买，可是却没看到链接的话，可以退出来再进一次，或者直接到作者主页橱窗购买，橱窗内书籍均为在下亲自挑选的正版好书，绝对物超所值。在下一介寒门，现在却能年薪五十万，身居营销总监一职，我现在的小有成就，离不开书籍对我的帮助，要记住，书籍永远是最高贵，也是最低成本的投资，希望这些书，也能让诸位以及诸位家里的孩子有所收获！

肥水发源及合肥得名辨考马骐肥水发源及合肥得名问题，历史上众说纷纭，解放后时有争论，近年来的书报文章中仍常见歧讹，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大家。关于肥水发源，《水经》云：“肥水出九江成德广阳乡西，北过其县入芍陂，又北过寿春县东，北入于淮。”“施水亦从广阳乡，肥水别，东南入于湖”。《水经》对肥、施二水的记述过于简略，郦道元《水经注》则详细地描述了肥水的源流情形：“吕忱《字林》曰：肥水出良余山，俗谓之连枷山，亦或谓之独山也。北流分为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经荻城东，又北经荻邱东，右会施水枝津；水首受施水于合肥县城东，西流经成德县，注入肥水也。肥水自荻邱北，经成德县故城西，又北，与芍陂更相通注，又北，经寿县故城东，又西北，注入淮，是曰肥口也”。“施水受肥广阳乡，东南流，经合肥县。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施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阳渊；施水又东，经湖口戍，东注巢湖，谓之施口也。”郦道元把肥水的流经路线描述了出来(本文系节引)，这是他的贡献。但他对“肥水发源”的记述，却有不少问题：“良余山”或“连枷山”究为何处?肥、施二水是否由一水“北流分为二水”?分流后又如何能相合?古人围绕这些问题提出不少见解。综合清代以前典籍，大约有六说：(一)鸡鸣山说。唐代庐江郡守卢潘《庐江四辨》：“今按肥水出鸡鸣山，北流二十里，分而为二”。①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肥水在府城东，源出鸡鸣山。”(二)兰家山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肥水出合肥县西南八十里兰家山，东南流入于巢湖。”(三)紫蓬山说。《南畿志》：“肥水出紫蓬山，东北流经鸡鸣山入金斗河，一支西北流。”《紫蓬山志》引明《隆庆志》：“肥源出紫蓬山，北流二十里分为二，其一东南流归巢湖，其一西北流经寿春归淮。”②《康熙庐州府志》、田实发《金斗河议》、《重修安徽通志》、《续修庐州府志》、《紫蓬山志》、《巢湖志》多从此说。(四)小蜀山说。晚清汪士铎《水经图注》：“肥水出良余山，或谓之独山，今小蜀山在大尖山北，当水所出，疑即古独山也③。”又《续修庐州府志》卷六“小蜀山”条下云：“在合肥县西四十里。《水经》肥水所出之独山，当即此。”(五)将军岭说。《嘉庆合肥县志·山水志》“肥水”：“源出将军岭分水田，东流即《水经》所云施水也。”“由是而西乃别，北过其县西入芍陂，过寿春县东以北入淮，此西行之肥也。”“广阳乡盖即今之将军岭也。”曾道唯《寿州志》略同。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江南通志》亦早有此说。(六)乱流说。《续修庐州府志》卷七引嘉庆《庐州府志》云：“自梁韦睿为豫州刺史攻魏，堰肥水，通战舰高于城；唐刺史杜公作斗门，引肥水入后浦，诸水枝津始乱，而淮肥不通于巢湖，然今金城河即肥水，则派河、店埠河、三河盖即水经注所谓施水、阎涧诸水也。今施口入巢湖之水即肥水合施之枝流。”以上诸说孰是?窃以为前人多奉《水经注》为圭臬，只是围绕它去穿凿，胶柱鼓瑟，必然致误。有的学者如左辅等虽提出疑问，并经实地考察，作出了接近实际情形的描述，结末却仍要去附会郦氏的结论。因此，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郦道元《水经注》关于“肥源”的论述是否正确。我的意见：根据科学测绘资料和历史资料来看，郦道元“施合于肥”的说法，无论是“源于良余山，北流分为二水”，还是“施水枝津流于肥”，“夏水暴长，施合于肥”，皆不可能，因为二水中间隔着江淮分水岭(古称“龙干”)。根据一九七四年一月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的《淠史杭沟通综合利用工程图》及一九七七年根据航空摄影资料绘制的《肥西县地形图》④可以清楚看出：江淮分水岭从霍山境内的梅岭南伸至六安小华山，折向东，从井王店西南之牛尾巴山(173米)进入肥西境，经大潜山(289米)、官亭(70米)、焦婆店(70米)、大柏店(60米)、北分路口(70米)、小蜀山(155米)，至昆仑山(76米)转向北，经将军岭(凤凰墩73.2米)至长岗店(72.4米)折向东北，经土山(74米)入长丰县境，至高塘集转向东，又经吴店，入肥东县境，经杨店至八斗岭继续东延。此岭为大别山余脉，分布着一系列70米以上的丘陵，多由50米以上的等高线连结，绵延不绝。岭两侧落差大，往往是数百米外即降至30米等高线以下，数公里外即降至20米等高线以下，形成低洼冲，岭脊之地表径流即在冲心汇聚成河。岭东、南之水皆入江(肥西、合肥、肥东境内流经巢湖)；岭西、北之水皆入淮，故名江淮分水岭。南肥河源于将军岭、长岗店一线的东、南侧，在鸡鸣山(68米)东北的冲心汇成河，东南流数里汇土山西南水，又在合肥城西门外二里处汇土山东南水(即四里河水，此为南肥河上游最大支流，其长度约等正源)然后经城北转城东，在下游的三汊河处汇店埠河水，于施口入巢湖。东肥河源于官亭、大柏店、将军岭、长岗店一线的北、西侧，北流经寿县瓦埠湖(系东肥河水潴积而成)入淮，其支流瓦埠河源于土山、高塘集、吴店一线西、北侧。水系分明，绝无混淆。另外，从小蜀山(155米)、昆仑山(76米)向东南至大蜀山(282米)，亦有一条由50米以上等高线连结的岗峦，东西绵延20多公里。此是南肥河与派河的分水岭(古亦称龙干)。鸡鸣山在此岭北侧10多公里，紫蓬山(188米)在岭南20多公里处。两山脚下，各是40米等高线以下的低洼冲，中隔小蜀山、昆仑山等70米以上的高丘，前人所谓“肥源出紫蓬山，北流经鸡鸣山分为二”也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两条分水岭，古代就有人注意到。左辅在《嘉庆合肥县志·西乡图》中清楚地标出了“龙干”的走向，并说明：“龙干自六安州来，自璋山入界，屈曲东南行至三向庙，一支入城，一支北转至长岗店入北乡。”其图及记述与现代科学测量资料基本吻合。由于左辅考察精细，便看出了《水经注》的记述与《水经》及实地情形的矛盾：“夫《水经·山》云：肥与施同出广阳乡而异入，正得《尔雅》‘出同归异’之旨。《注》乃加言：‘施水枝津西流注肥’，证成‘合肥’名县之义，虽特伸《经》外之意，实与《经》义不同。”“将军岭以北，其水在合肥境者，因为高岗所限，类皆西源东流，迤南而注巢湖，与《注》说又似相戾。”(5)曾道唯《寿州志》亦曰：肥水“为高岗所限”“无承施水之理”。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肥水发源的诸说中，“紫蓬山说”，“兰家山说”，“乱流说”都是荒谬的。小蜀山南水流入派河，北水流入施水，但水流较小，只是二水支流。汪士铎及黄云仅凭郦道元“亦或谓之独山也”之语附会“肥源”于此，亦属错误。至于卢潘的“鸡鸣山说”，其“北流二十里分而为二”显系附会郦说，当然错误，但其首次提出“二十里”的数字，并非妄说。鸡鸣山确有一条河道向北延伸二十华里左右，中经段冲至长岗店东，但此河道北高南低，长岗店一带标高70米以上，而段冲到鸡鸣山皆在40米以下(鸡鸣山为孤立土丘，虽高68米，四周皆低)，水是从北向南流。左辅早就正确记述道：“长岗店水东南行二十里至鸡鸣山入肥水”。此水正是南肥水正源，在上无专名，至鸡鸣山汇将军岭东及土山西南水始称肥水或施水，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肥水源于鸡鸣山”，当有一定道理，可惜卢潘把流向搞错了。这样，只有左辅的“将军岭说”是基本正确的，上已论证，不复赘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古今地形、水系有无变化?左辅在指出《水经注》的错误后曾写道：“然道元亲登八公山，则此地之水，当亦其所目睹，不为虚语，古今水道，既多变易，而地之陵谷高下，亦有不常与?”(6)曾道唯《寿州志》亦曰：“或系陵谷变迁所致。”“古今水道，既多变易”确是有的，黄、淮就多次改道，但“变易”处都在平原，丘陵间河道为高岗所限，“变易”则难，即便潴积成湖，总的流向是不会改变的。至于人工开挖的河道，如古巢肥运河及今大潜山干渠，贯穿江淮水系，与“肥水发源问题”关系不大，不拟赘言。据李则纲教授《安徽历史述要》引述有关地质资料：“中国东部(包括安徽)的主要地势与水系(如长江、淮河)，都是在燕山运动(距今约13000万年的白垩纪)以后形成的”。“白垩纪以后……在全省范围内，古地理的基本情况很少变化”。可知从《水经》以后，肥源处“陵谷变迁”亦无根据。汉代以后历史学、地理学及文学已相当发达，如果发生那样的“变迁”，不会没有文字记载。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汉代曾置成德县。《江南通志》：“在寿州东南、合肥西北界”。三国时期(公元233年)魏将满宠曾在合肥城西三十里筑新城(今鸡鸣山东北之古城郢)，吴主孙权及吴将诸葛恪等曾数次率水军自巢湖沿施水往攻，那里成为著名的战场(《三国志》)。“东晋时新城仍为重镇。”“界楼故城一名金牛山，在合肥县西北五十里，(隋)开皇五年立镇置仓，在庐、寿二州为界。”(7)唐初曾在这一带置肥陵县，《汉书·淮南历王传》：“杀开章、葬之肥陵邑，”即此地。(8)卢潘曰：“肥陵，肥水之上也。”(9)《唐书·食货志》载：“江淮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疏鸡鸣岗，首尾可以通舟。”宋以后方志大兴，亦未闻合、寿间异常。清《嘉庆合肥县志》全面正确地描述了“肥源”地区的情形，这些文献均证明了肥水发源处的地形、水系，古今并无变化。从一九七五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笔者亦曾到过这一带，所见地形及水系与《嘉庆合肥县志》及古人的正确记载仍同。郦道元《水经注》是一本经实地考察写成的杰出地理著作，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时南北分裂，作者北魏人，淮南地则多属梁，寿春、合肥虽曾为魏据，但战事频繁，郦道元是否能实地悉考，很有疑问。左辅说郦氏曾“亲登八公山”，即使如此，肥源处尚远在二百里之外，怎能说“则此地之水，当亦其所目睹也，不为虚语”呢?原江苏师院柴德庚教授认为：作者系北人，“故于南方水道，但凭耳闻，未曾目睹，势不能详”（《史籍举要》），此当确论。可惜的是，左辅对这点未能深究，他虽然在事实上搞清了肥源的情形，结末却仍然附会郦氏，他在认为“郦氏盖溯肥水之源为今之紫蓬山也”后说：“今合肥西境自紫蓬山至将军岭以南肥源不可复见，故《江南通志》云已湮塞。”他更在《嘉庆合肥县志》“紫蓬山”条下写道：“旧志云‘肥水出焉’，今肥源已湮。”这样，他就留下了一个大尾巴，并对后世产生影响。如《重修安徽通志》、《续修庐州府志》、《寿州志》、《紫蓬山志》、《巢湖志》，均有“紫蓬山为肥水发源处，今肥源已湮”等类似记述。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著名学者马其昶(字通伯，后曾任《清史稿》总纂)，在其《游紫蓬山记》(载《抱润轩文集》)文中方作了辨证：“《水经注》：肥水出良余山，西北入淮。兹山之水，皆东南入巢湖，无能西北逾山而过，乃知郡县志以紫蓬山当良余山而谓‘肥源已湮’者，误也。”但是，这在当时没有及时产生影响，解放前的一些权威著作仍沿袭旧说，如旧版《辞海》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皆在“肥水”条下注曰：“源出紫蓬山，北流二十里分为二。”解放后，随着地理科学的发展，新地图的出版，新版《辞海》、《辞源》对“肥水”条作了重大修改，近年来的书报采取正确记述已越来越多，但因旧说影响，争论仍时起；报刊文章中歧讹之言亦屡见不鲜，现仅从今年省内报刊略举几例：《安徽大学学报》(83年1期)金家年《肥水源流探微》一文中说：“古时肥水与施水同出一个源头——将军岭，自发源地往东流二十里许，在当时的成德县城不远的西向一分为二，肥水继续向北，施水朝东南曲折流去。尽管流向不同，但其间有一条枝津横闯肥施二水之间，使肥施二水又串通起来。”《安徽日报》六月二十一日阚家萱《梦里故园》文曰：“名副其实，合肥有条淝水，淝水源出紫蓬山(一说良余山)”。《合肥晚报》八月二十六宣化《李陵山》一文引《字林》、曾道唯、田实发诸文后说：“可见紫蓬山最早是古淝水的发源地。”我的意见：现在是结束一千多年来的争论和歧讹的时候了。关于“肥源问题”，应据科学资料，参考历史资料，拟出准确的记述文字，载入合肥、寿县及省有关的新地方志中，并明确宣布一下，以求得统一，免再歧误。关于“合肥得名”，在“肥源”问题解决之后，讨论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合肥”之名，最早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继见于《汉书·地理志》：“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10)后汉合肥曾为坚镡之侯国。(11)至《三国志》记载甚多，合肥已是名城。但“合肥”由何得名?未见涉及。东汉末应劭始曰：“夏水出城父东南，至此与淮合(一说“肥合”），故曰合肥。”(12)此后阚马因亦曰：“(夏水)出沛国城父东，至此为合肥。”此说曾被后世很多典籍沿用，如《通鉴·地理通释》：“淮水与肥水合，故曰合肥。”《清史稿·地理志》：“肥水经鸡鸣山，淮水来与之合，县名日方此。”旧版《辞海》“合肥”条：“淮水至此与肥水合，故名。”按：源于河南鹿邑之夏水(今西肥河)，与肥水中隔淮河，入淮口相距亦甚远，故郦道元《水经注》曰：“川殊派别，无沿注之理，方知应、阚二说，非实证也。”唐郡守卢潘亦曰：“云夏与肥合者，亦应氏之失也。”(13)郦道元提出自己的见解：“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此说一出，影响极大，历来被当作经典，沿用至今。如：一九六四年版《辞源》、一九八一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古代史常识》等书皆如是说，此类例甚多，不胜枚举。但古人对此说亦有质疑，如左辅等。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我已论证了“施合于肥”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之说，于此不再重复。卢潘在《庐江四辨》中另辟蹊径：“余按《尔雅》：归异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归异也。是山也(按：鸡鸣山，卢潘认为系肥水所出处)高不过百寻，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实同，而所流实异也，故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关于卢潘“肥源”之说的得失，前文已析。这里需要肯定的是，卢潘根据古字书《尔雅·释水)，训释了“肥”字“出同归异”之义，使“肥水”的得名，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得到了后世很多学者的赞同，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左辅、田实发、曾道唯等。新旧版《辞海》、《辞源》“肥水”条亦皆吸收了这种说法。但是，“肥水”得名解决，并不等于“合肥”得名解决了。卢潘说：“合于一源，分而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仍说不通。首先，天下水只有“同源”而未有“合源”。“同”系原在一起；“合”原不在一起，后来相同，水只能“合流”而不能“合源”，否则水就倒流了。说“合亦同也”，甚为牵强。再说，如果因两条“肥水”的源头在一起而称为“合肥”，那么，“合肥”地名应在“成德县广阳乡”即将军岭才对，而事实是汉代合肥城位于今城西门外二里古城郢(14)，离将军岭有五十里之遥，已处于施水中下游，与“合于一源，分而为肥”之说根本攀扯不上。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既然“肥”字之义早已解决，如能找出“合”字来历，则“合肥”之义皆解。在工作和学习中，我发现：“合肥”的“合”字与古“仑”(施)极为相似，有很大可能是古“仑”字之误。我们知道，南肥河古称“施水”，(出《水经》)卢潘又曰：“肥水出鸡鸣山，”“其一东南流经合肥县又东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寿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尔雅》归异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归异也。”左辅更曰：“施水为肥水别称。”由此可知，南淝河古可称“施水”，亦可称“肥水”，更可称“施肥水”，以与东肥河即入淮之肥水相区别。据《中华大字典》子集40页及《康熙字典》(合订书)40页：“，古施字”，则古时“施肥水”；当写作“肥水”。古时多傍水建城，采用“肥”作城名是很自然的。(《三国演义》中合肥多作“合淝”，可见，城名系因水而来。)古人写字以刀刻于竹、木之上，难以准确，“”与“合”极似，笔画又一样，在辗转刻写中，难免将“”字刻成“”形，进而误成“合”字。另外，“肥水别名为施”，这个别名由何而来?我发现：“施()”在古代有“西斜”义，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庚子日施兮”句，“索隐”曰：“施，西斜也。”另《巢湖志》：“施口，一称西口，施、西音谐。”可为佐证。因此“日施兮”意即“日西斜兮。”同样，“施水”意即“西斜之水，”在汉以前的合肥(肥)故城(今城西门外二里)看到的河水，正是从西北方向来的一股水，恰合“西斜之水”意，故别称“施”水。因此，我认为：“合肥”系因水得名，古作“肥”(意思见上)后误为“合肥”。这样解释“合肥”得名，庶几可通，千载积疑，或可冰释矣!注释：(1)《续修庐州府志》卷九十二“金石略”引《舆地纪胜》。(2)《紫蓬山志·山水志》四页。(3)同(2)注。(4)肥西县水利局及肥西县地名普查办公室收存。(5)(6)《嘉庆合肥县志》卷四第六页“山水志·肥水。”(7)《续修庐州府志》卷九页九引《太平寰宇记》。(8)《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五二九页“肥陵”条。(9)同(1)注。(10)(12)据中华书局1962年《汉书》标点本。(13)同(1)注(14)据《续修庐州府志》卷五“形胜志”第一页。(原载《合肥市志通讯》1983年3期)三河镇历史变迁考马骐三河镇是重要古镇，它的历史是很值得研究的，可惜的是过去对此并未引起重视。由于经济建设、旅游事业以及编修地方志的迫切需要，最近，我们对三河镇的历史变迁作了一点考证，初步搞清：(1)它就是春秋“鹊岸”之地，晋代以前称鹊尾渚；(2)南北朝时地名混乱，唐代史、志将“鹊岸”、“鹊尾渚”误为沿江之地。(3)明、清史志又多附会唐人之说，流行至今，成为权威性的结论，过去虽有少数不同说法，但皆没有准确的史料依据；(4)三河镇上段历史被误指别地，而唐宋史、志对三河镇又很少记载。因此，除明清外，三河镇古代历史基本上被湮没了。由于这个原因，三河古代变迁考证是很不易做的，它不仅是史迹的钩沉、整理，更要作大量的辨讹工作，才能恢复三河镇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这，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古今很多权威性的史、志著作。我们不揣浅陋，勉力而草此文，仅希冀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不妥之处，尚待大家指正。三河镇即春秋“鹊岸”之地，晋以前称“鹊尾渚”“鹊岸之名”，见于《左传·昭公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晋代杜预在“鹊岸”下注曰：“庐江舒县有鹊尾渚”。这里的“庐江”，系指晋代庐江郡；“舒县”为今庐江、舒城二县地。杜预指出了晋代庐江郡舒县“有鹊尾渚”(即春秋“鹊岸”)但没有确指它在舒县何地。清《骈字类编》引古《图经》云：“鹊岸在南庐州府舒城县。”宋《舆地纪胜》卷四十五云：“鹊岸在舒城县西”。清嘉庆《续修庐州府志》卷三在引《舆地纪胜》这段话后说：“今考在县东北六十里”。按舒城东北六十里之处，正是三河镇。清嘉庆与光绪年修《舒城县志》皆明确写道：“三河，鹊尾渚在此，即鹊岸，旧有鹊亭”。“三河，县东北六十里，亦名三汊河，相传即古鹊尾渚，北岸合肥界”。(注明此说本自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确实，在三河当地，历来相传本地古名“鹊渚”。为春秋吴楚古战场，新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三河集”条即采用了这个传说。三河镇下横街旧城门上，原有“古鹊渚镇”四字(1950年拆毁)，城门内有一“鹊渚桥”。(原为木桥，现改建为水泥桥，名仍旧。)但是，从古至今，关于“鹊岸”“鹊尾渚”之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沿江说”：唐杜佑《通典》云：“南陵大江中有鹊尾洲即古鹊岸。”唐《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南陵县”：“鹊头镇在县西一百十一里，即春秋时楚伐吴。败于鹊岸是也，沿河八十里有鹊尾洲，吴时屯兵处”。按：唐代南陵县包括今铜陵、繁昌县地。唐代史志所云“南陵大江”即今铜陵、繁昌大江。“南陵鹊头镇”即铜陵县“鹊头山”。南北朝曾于此设“鹊头戍”，唐设“鹊头镇”。《大明一统志》：“鹊头山在池州府铜陵县北一十里，其山高耸，宛若鹊头，今庐江西岸有鹊尾渚与此为匹”。清代史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复杂，乾隆《一统志》六十二卷在“庐州府山川”之下，将“鹊尾渚”列在逍遥津”与“铁索涧”等合肥县地名之间。而嘉庆《重修一统志》虽仍此，却加按语曰：“鹊尾渚，亦见南北史，要属滨江之地，当在今无为州界。旧志云：与铜陵县鹊头山对面”。嘉庆《续修庐州府志》也采取了互相矛盾的记述，它既说：“鹊尾渚，今考在舒城东北六十里”；又说：“按今江南太平府繁昌县西南大江中有鹊洲，盖自铜陵鹊头山至三山为鹊尾，故江曰鹊江，岸曰鹊岸，无为州与繁昌县相对，鹊岸当属无为。晋时无为地属舒县，故杜注云然。俗以为在今舒城东北者，误也。”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同此。按：此说最早见于清初《汇纂》一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曾征引)。到了近现代，“鹊岸、鹊尾渚在沿江”说，相继被很多权威性的书籍沿用，如：《中华大字典》：“［按清一统志］鹊岸与铜陵鹊头山对面，当在无为州界。”旧版《辞海》：“鹊岸，古地名，在今安徽铜陵县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鹊尾渚，在安徽无为县界，旧有鹊亭。”（按：“旧有鹊亭”一语，早见于乾隆《无为州志·杂记》篇引文中：“鹊尾渚。在舒城县东北，旧有鹊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引此，但断章取义。）《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也将春秋“鹊岸”标在今无为江岸(见第一册26页)。类似说法见于它书者还很多。总之此说影响较大，已成为最权威之说，但是此说有很多根本性的讹误，现综合析之。(一)说“鹊岸”“鹊尾渚”在“大江中”(通典)；在“铜陵鹊头山”(元和郡县志)；在“繁昌”(庐州府志等)与《左传·杜注》“庐江舒县有鹊尾渚”明显抵牾。故此说显属谬误。(二)明、清《一统志》、《续修庐州府志》、《中华大字典》、《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书，说“鹊岸、鹊尾渚”在无为江岸，也有不少问题：①《续修庐州府志》说“晋时无为地属舒县、故杜注云然。”并不符合史实。经考：无为从两汉至晋代，皆为居巢、临湖、襄安三县地，舒县则始终与三县并列，同属庐江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晋舒县治在今舒城。离江甚远，而襄安、临湖、居巢三县又在舒县南，沿江边由东而西排列。舒县是不会包括今天无为沿江的。因此，“鹊岸、鹊尾渚在无为沿江”的说法也是与《左传·杜注》相抵牛吾的。②经查明、清《一统志》、嘉庆及光绪《庐州府志》、乾隆及嘉庆《无为州志》、民国《无为乡土志》等书，说“鹊岸”、“鹊尾渚”在无为沿江的文字不少，但皆讲不出具体地点。其“舆地图”“沿江图”对沿江和江中之洲标示甚详，亦皆无“鹊岸”“鹊尾渚(洲)”之类。③说“鹊尾渚亦见南北史，要属滨江之地”。也是不能成立的。经查《宋书》、《梁书》、《陈书》、《南史》并参《资治通鉴》，其中讲到“鹊尾(洲)”时，常与“南陵”、“赭坼”(今繁昌江边)“鹊头戍”等沿江地名连叙，初看确给人一种相联的感觉，但仔细读书便可发现“鹊尾”地名更多和“豫州”(南北朝曾乔置芜湖、历阳，亦曾侨置于寿春、合肥等地)、“梁郡”(多在合肥东)、“合肥”、“汝阴”(侨置合肥)“淮西”、“巢湖”、“姥山”(在巢湖中)、“寿春”、“小岘”(在肥东)等地名连叙。并常用“来入鹊尾”字样，这却不象在沿江的语气。而按“鹊尾(渚)在三河”的说法，却正好可以说通。三河镇向东南过巢湖出裕溪口(古称栅口)水路，与沿江交通甚便，北与合肥、寿县水陆皆通，故史书叙事，可与诸地连叙。用“来入”字样，因系岔河之故。当然，南北史中确有“鹊岸”在沿江的说法，如《梁书·张缵传》就有“近睇赭岑，遥瞻鹊岸”的句子。我们认为，由于侨置州郡及江淮之间长期处于南北拉锯局面，造成地名混乱是不能忽视的。沈约《上宋书表》即说：“土地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历巧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这也就是很多地名在唐代史志中出现错乱的原因。所以南北史中的地名，未加确考，是不能作为依据的。由上可见，“鹊岸、鹊尾渚”在沿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否定。那么，“鹊岸、鹊尾渚在三河说”能不能成立泥?我认为完全能够成立，理由如下：(一)从位置看，它在舒城、庐江(即晋代舒县)边境地，与杜注是一致的。历代舒城县志多有记载，因而史志中常说它在舒城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古地理上看，古代巢湖比现代大得多。三河一带原在湖中，为水中小洲，有“鹊渚”“鹊岸”之名，也合乎地名渊源规律。(二)从史实上看，它与《左传·昭五年》楚伐吴之战的记述完全符合。这是一个根本的依据，可惜过去人们对此注意不够，现在让我们根据《春秋经传集解》二十一卷”“昭公五年”有关段落来分析一下：“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蘧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氵内”。繁阳：(一作繁扬)《左传·定公六年·杜注》曰：“繁阳、楚地，在今汝南鱼同阳县南。”按在今河南省新蔡县。夏氵内：根据《左传·昭公元年·杜注》：“水曲流为氵内。”则“夏氵内”应注为“夏水曲流处”。但此处“杜注”却为“汉水曲水汇处。”今按：楚伐吴，是由西向东至江淮之间作战(详见下文)繁阳在汉水之东近千里，江淮间又在繁阳之东，“繁阳之师”(楚盟军)，如果到汉水去会楚师，是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跑两千多里冤枉路，断不会如此行动。故此注有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注为“汉口”，亦错。《中国历史地图册》(1975年版)第一册26页将“夏氵内”标注在淮北下蔡(今凤台)境为是。《水经注》：“夏水出父城东南，东流至下蔡入淮”。“繁阳之师”在此会楚军是向东南。合乎当时情势。“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楚子以驿至于罗氵内，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楚师济于罗氵内，沈尹赤会楚子次之于莱山，蘧射率繁阳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吴不可入。（杜注：有备)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罗氵内：杜注：“罗，水名。”考诸史志，皆未详何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注为湖南汨罗江，与史实明显不合。今考：根据文意，“罗氵内”当在鹊岸不远处，亦即舒县一带。查《庐江县志》：“罗埠河在治北二十里，”“罗昌河在县南五十里。”我们认为“罗氵内”当为其中之一，最可能者为罗埠河。它在三河镇南三十里，按三河镇为鹊岸之说，楚军前锋在鹊岸被吴人打败，“楚子(楚国君)以驿(坐车)至于罗氵内，”在那儿遇到去鹊岸“犒师”的吴子(吴国君)之弟蹶由，“楚人执之”。是完全符合当时情势的。莱山、南怀、汝清，杜注：“皆楚境”。“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云：“应在今江淮间。”坻箕山：《大明一统志》卷十四：“踟蹰山在巢县南三十七里。《左传》楚子观兵于坻箕山即此，盖坻箕、踟蹰音近。”诸史志同此。通过上述地名的考辨可知：春秋“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楚伐吴之战，是在江淮之间的巢湖西南岸一带，而非在沿江!根据地理位置和史实，“鹊岸”“鹊尾渚”即今三河镇之地，甚明矣!南北朝时三河曾称“三汊河”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河镇在府南九十里，会庐江杭埠水舒城城下水桃溪水曰三汊河，胡三省所谓‘保三汊以利于入船也’。”《嘉庆合肥县志》卷三在“三河”条下记曰：“或劝梁韦睿保三汊，诚此地。”嘉庆和光绪两部《舒城县志》亦皆曰：“三河，县东六十里，亦名三汊河。”合肥与舒城县志此说所本皆各注明系引自顾说，所据史实都是南北朝梁豫州剌韦睿攻合肥时事。此说过去似未得到正式承认和注意，现在让我们从史实本身来看看此说能否成立。据《梁书》、《南史》及《资治通鉴》记载：梁天监二年(公元505元)韦睿任豫州剌史，领历阳太守。天监四年，韦睿攻北魏合肥。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至合肥，久攻未克。韦睿到后，察看地形，筑一座堰坝，拦蓄肥水，准备灌合肥。“倾之堰成，舟舰俱至。”不料，“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梁军形势危急。这时，“军监潘灵佑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汊。”韦睿不听，放水灌城，获得胜利。第二年迁豫州治于合肥。根据史实，梁韦睿与北魏原以巢湖为界，在对方援军突至的情况下，以水军为主的梁军如果退军的话，只会退还巢湖或退到自已的根据地巢湖西、南岸边。三河在合肥南九十里，中隔巢湖，又有孤山作为门户，背后是梁军腹地，正是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战略要地。诸将劝韦睿“走保三汊”即三河是有道理的。今查，在梁军退军方向上，还有两个“三汊”，一处在“施口北，城东南三十余里，为肥水、店埠河合流处。”(《嘉庆合肥县志》卷三“三汊口”)另一处在今无为县东南，裕溪口与岔河汇合处。这两处会不会是“或劝韦睿走保三汊”之地呢?我们认为，这两处都是不可能的。前者离合肥太近(仅“三十余里”)，又无险可凭，谈不上“走保”；后者离合肥又太远(二、三百里，已近江边)，梁军非战败，用不着一下跑那么远。根据以上分析，南朝梁所称之“三汊河”即三河镇，是完全能够成立的。唐宋以后的“三河”及其得名辨考唐代史、志将鹊尾渚误指沿江，这与史实及地理实际情况自然矛盾。后世修史、志者对此，或附会；或回避；偶有辨证，亦未深究。宋代情况，可以间接了解一点。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和胡三省《通鉴注》曾说过：“鹊尾渚在舒城县。”说明当时三河还保留着古名。清《嘉庆合肥县志、古迹志》记载曰：“冲元观，在三河镇北岸，旧志：宋建。”“石佛寺，在三河镇南岸，有黄道日书：‘独笑不休’额。旧志：宋建。”1983年10月17日，我们到三河考察时，在三河一小操场发现两块残碑，是清道光元年和光绪十二年两次重修大王庙的记载。中有一段云：“盖闻三河北岸大王神庙，创自前宋，庙厅辉煌、香烟极盛。”这些记述告诉我们：宋代三河建有不少寺观。可以推测它当时是繁华的。“三河”之名。首见于《大明一统志》十四卷“庐州府”：“三河，在府城南九十里，其源有三，合而为一，入巢湖。”自此以后，三河记载渐多，并继续对其得名作出解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河镇会庐江杭埠水、舒城城下水、桃溪水曰三汊河。《通志》：三河镇外环两岸，中峙三洲，而三水贯于其间，故曰三河。”后世典籍多采此说。如《古今地名大辞典》等。雍正《合肥县志·山水志》：“三河外环两岸，中峙三洲，而三水贯其间，故曰三河。原在中洲墩上建石佛寺，门外旧系河口古渡，南有小楼，石墙外属舒城。”嘉庆《合肥县志·南乡图说》：“丰乐河自彭家湾入界，东行，舒城西山水会焉；又东行，庐江马槽山水会焉；是名三河。”《舒城县志·山川志》：“三河，巴洋河、界河俱会与此”。《中国名胜词典》“三河集”条则说：“丰乐河、杭埠河、中河三水流贯其间。”今考：三河之水，主要是丰乐、杭埠二水在此汇合。丰乐河清代称界河，为合、舒二县分界，其源为六(安)、舒(城)肥(西)交界处的江淮分水岭南侧，过桃溪、丰乐镇至三河镇。旧志所谓“界河”“舒、六水”、“桃溪水”即此河。杭埠河源于舒城西南山区，向东北方向流贯舒城，在三河镇东南不远处的舒拐附近汇庐江马槽山水，至三河镇汇丰乐河，东流入巢湖。此水古曾称龙舒水、巴洋河等，亦即旧志所称“舒城西山水。”《嘉庆合肥县志》记载：马槽山水在三河镇东南直接入丰乐河。可能古今水道不同，但此河远比丰乐、杭埠二河为小，只能算是二水支流。至于三河以下，《嘉庆合肥县志·山水志》云：“又东南十五里至南河镇，(按：今庐江南闸)又东五里至横沟，归巢湖。”(此河古今皆称“南河”)《嘉庆合肥县志·南乡图》标明“南河”当时属合肥(今属庐江县)，又在其北画有“新河”(今仍名“新河”，为肥西庐江分界，三河之水由此入湖)。以此度之：古代三河之水源经南河入湖，但河道曲向南，不易泄洪，后开新河，河水直向东入湖。总之，三河镇主要是丰乐、杭埠两河在此交汇。街道主要分布在杭埠河口的南北两岸。(1969年三河大挖防空洞时，不少单位在地下数米深处发现古街道遗址，如青石街道。直立的锅灶等，地基不断加高，但仍在原址筑街、并未移迁)。从地形上看，“其源有三，合而为一。”“三水贯其间”以及后世对“三水”的解释，不仅诸多歧异，也与实地情形合不上。我们认为：三河之地，南北朝时即称“三汊河”(详见上文)，古今二水交汇处常有“三汊河”之名，这符合三河实地情况，又符合地名规律。“三河”之名，系由“三汊河”演变而来。但“鹊渚”古名，实际上亦并存下来。只是唐宋以后史、志对前者记载较迟，对后者又未承认而已。(原载《合肥春秋》1985年1期)将军岭古“江淮运河”的考察及发现马骐高韵柏周克来(一)一个令人嘱目的问题翻开安徽省地形图，我们便可看到：流入巢湖(再入长江)的南肥河(古亦称施水)与流入淮河的东肥河发源于合肥西北的江淮分水岭两侧，在肥西将军岭处，两河支流非常接近。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如在此开凿一条河，便可把两条肥水连接起来，沟通江淮水系，其分洪、灌溉，航运的价值是很大的。1953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过这个设想。他在安庆与傅大章(地委书记)谈话时曾问：“淮河的水位比长江高多少?要不要把合肥附近的将军岭切开，在洪水季节把淮河的水调一部分到长江来，以减轻淮河下游的压力?”(1)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个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除水利部门提出“江淮运河”的几种设计方案外，还有一些同志从历史角度进行了研究。1958年第一期《地理学报》发表的杨钧《巢肥运河》一文，提出在先秦时期这里就开凿过沟通江淮的运河。他将其命名为“巢肥运河”，并认为“在某一历史时期，巢肥运河的重要性远过邗沟。”他还认为“巢肥运河”与古芍陂(今寿县安丰塘)工程有直接联系，是靠芍陂来调剂水量，保持通航的。1960年第三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文章，则称其为“江淮运河”，并认为“江淮运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通航、漕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他探讨说：“江淮运河是怎样维持水量和水位通航泥?毫无疑问是在将军岭两肥河源流处建有闸坝蓄泄来维持航道通行和灌田的”。以后，又有杨国宜等同志发表文章，对此进行研究，并与刘彩玉同志展开讨论。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断了十几年。1979年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史稿》首次把“江淮运河”的探讨写入专著，在上册第二、四两章中设了“巢肥运河”的条目，但该书又说：“近人曾实地勘察，迄今未发现有较长的运河遗迹。一时难以定论。”“这些水道能否通航和有没有人工运渠沟通施肥二水，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1984年第三期《安徽史学》发表的金家年《江淮水道疏证》一文则认为：“所谓的‘江淮运河’是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理概念，……与自然情况大相径庭。”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以前的文章，限于客观条件多是从史料角度进行分析，而缺乏实地考察资料。因此我们决定从史料和实地两个方面对古“江淮运河”问题进行考察，试图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二)丰富的历史记载通过查考史籍可知，古代关于在将军岭沟通江淮的记载，确是史不绝书。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在记述先秦时期水利工程时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史记》所记楚国“东方，通(鸿)沟江淮之间”的水利工程在那里?过去曾有人说是江苏邗江县的古“邗沟”。《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但该地属“吴”而非属“楚”。《史记·河渠书》又将“楚”“吴”分叙，故此说显然不能成立。而肥水发源地将军岭在先秦时期却正是楚之“东方”，在地形上也是最便于沟通江淮水系的。所以很多史家认为《史记》所记楚国东方沟通江淮的水利工程应在将军岭，是有道理的。《史记·货殖列传》有句话可为佐证：“(楚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汉书·地理志》也说：“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这说明：秦汉以前，寿春、合肥间的“皮革、鲍、木输会”是依靠南北潮(湖)水运来实现的。这只有利用肥水在将军岭沟通江淮水系才行。三国时，魏以合肥为重镇，肥水成为沟通江淮的重要通道。《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他在自己的故乡“谯”(今亳州)“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曹操大军沿淮、肥水路到合肥，是非经将军岭不可的。晋代，据《晋书·陈敏传》，合肥设漕运“度支”，为南北水运要路。兴宁二年(361年)，“桓温遣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等凿杨仪道通运，温帅舟师次于合肥。”此处所述在合肥附近凿的“杨仪道”，《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早有类似记载：“吴将陆逊向庐江，宠整军去杨宜口。贼闻大兵东下，即夜遁。”时满宠为魏杨州刺史，驻合肥，“杨宜”与“杨仪”同音，姚汉源教授认为：“杨仪水道应在这一地区(巢肥运河)，凿以通运是开运河。”(2)《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第三册亦标出在东晋和南北朝，两肥水源头处有运河联结。唐代，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曾提出：“疏鸡鸣岗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新唐书·食货志》)，今将军岭东有鸡鸣山，文中“鸡鸣岗”应指此地。唐以后，两肥水之间通航已不见史籍记载，但在清嘉庆《合肥县志·古迹志》中却有一段文字说：“将军岭在城西四十五里，一名分水岭，岭下有田，名分水田。一源二流，即肥源分流之处。土人相传，宋有杨将军欲开分水田，使二水相合，引淮入肥，募万人挑之，工不成，后将军与工人约至鸡鸣时稍憩，山上鸡鸣，而群鸡皆鸣，工人息挑处复合，将军遂自刎。今岭上犹有碑，年远剥蚀，不存一字。将军名亦无考，或又云隋炀帝时人。”上述这些记述说明了古代利用肥水通航沟通江淮的情形，但在肥水源头处的将军岭是否挖过运河?即使开挖过，是否通航?却语焉不详，仅凭史料分析。就难以令人信服。我们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实地考察。(三)实地考察经过及发现1986年，我们先后三次实地考察。6月27日至28日，由肥西县马骐、张宪昌、周克来等同志考察东肥河源流及安丰塘。11月3日，由任仕中、马骐、高韵柏、周克来、汪宏传等同志考察将军岭及鸡鸣山一带。11月10日至13日，又由马骐、高韵柏考察鸡鸣山、将军岭及东肥河源头处的东岳庙一带，拍摄照片并到六安查阅地质钻探资料。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并基本搞清了古“江淮运河”遗址。这项宏伟的古代水利工程是由“曹操河”、“鸡鸣坝”、“大陂”、“小陂”等几个部分组成的。“曹操河”是群众习称。位于肥西县将军乡中部，呈东西向，全长5公里，又称“十里旱河”、“十里黑风洞”(因旧时树木茂密，土匪出没，故称)。当地群众传说为三国曹操派两将军发动军民所修，以利通航、灌溉，因河未修通，将军死于岭上，百姓立庙祀之。这些传说与嘉庆《合肥县志·古迹志》所记略同。“曹操河”全程：西起东肥河支流王桥小河源头处的东岳庙附近（高程47米)，经皂角树郢，小油坊郢，紧贴将军岭街南而过，在凤凰墩处越过江淮分水岭(墩上高程73.2米，河底高程52米)，经“二龙戏珠”到四十坎止(高程降至40米以下)。“曹操河”大体平直，随着地面地形变化可分为明显的两段：西段：从东岳庙到将军岭街南，长2公里，其中，起点东岳庙至皂角树郢约1公里的河道，已被淠史杭工程滁河干渠利用，重合为一。从皂角树郢至将军街南的1公里的河道遗迹仍模糊可辨，中间河床平直，宽百余米，高程52米左右。已改为水稻田，两边旧堤遗址仍断续可见。群众说：“曹操河”十几年前还是河道，长满水草，七十年代中期平整土地，才把老河埂挖掉，平整成田，在小油坊西的长塘，长约200米，宽50米，就是古河遗迹。东段：从将军岭街东至四十坎长约3公里，为高切岭，工程巨大，最深处由河底到堤上有20米，坡比约1∶3，底宽70～80米，河底最高处(凤凰墩下)高程52米，向东渐降到45米以下。这段河槽前些年为新的水利工程利用，打了三道坝子，两头存水，中间凤凰墩一段地势较高，仍是旱河，河坡长满树木，古运河风貌赫然在目，十分壮观。群众所称的“曹操河”到四十坎就终止了。以下可利用下游“鸡鸣坝”拦截南肥河支流，形成约1.5公里长的冲心河道。“鸡鸣坝”位于鸡鸣山北麓，此山在将军岭东5公里，高程63米。将军岭顺曹操河流下来的水由此汇入南肥河。“鸡鸣坝”，群众称“大岭”，传说是曹操所修，当年蓄水面可达到将军岭，曹操还在此练兵。坝南连鸡鸣山，北接一小岗头，坝长560米，净高13米(坝顶高程43.2米)。内坡约1∶1.5，虽然长满杂草，但是分层筑压的土层阶痕仍清晰可辨，外坡较缓，长满树木，坡比约1∶2.5。此坝正好横截南肥河支流，与岭上的“曹操河”遥遥相对，其筑坝拦水，抬高水位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坝型、坝址皆符合拦水坝的设计要求，可以确定它是一座人工古坝。坝北端的岗头旁有一缺口，坝内洪水可由此泄入南肥河。坝外坡有一口大塘，群众称“大陂”，说是曹操的“量兵塘”，可容万人。我们估计是筑坝取土，挑挖成塘的。“大陂”北连“小陂”，“小陂”有两边堤坝，实际也是人工渠道，坝长0.5公里。底宽100米，已改成田，底高程30米左右，呈西高东低的缓坡直下南肥河主流。我们认为是南肥河的上水航道，合肥船只可以沿南肥河顺“小陂”、“大陂”，到达“鸡鸣坝”下，或翻入坝内。曹操河、鸡鸣坝、大陂、小陂，所有这些工程自西向东排成一线，正好把两条肥水的源头联结起来，总长为：5公里＋1.5公里＋0.5公里=7.0公里，这就是我们所发现的古“江淮运河”遗址的全貌。见图(四)几个有关问题的分析1、从我们考察发现的几处工程遗迹，结合史料和口碑资料分析，可以断定：将军岭古“江淮运河”的开凿，确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2、开凿时间：根据史料，它的开凿最早应在先秦时期，为楚国所修。到三国时又作了一次大规模重修，现存运河遗迹主要皆成于此时，故有“曹操河”等名称流传下来，晋以后还有几次重修，不过是在原基础上疏浚而已。3、它是否通航及如何通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必须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在先秦时期，淮河、长江流域的水位较高，在两条肥水源头处“通(鸿)沟江淮”，是可以通航的，所以从先秦到汉初，“江淮运河”确是沟通寿春—合肥的水运通道，这不但有《史记》等史籍资料作依据，而且关于远古时的水位情况，还有一些科学资料可作佐证。1958年，地质学家李毓尧等曾发现：沿南肥河低洼处的第四纪粘土含有砂礓及铁结核，这与长江、巢湖流域土质不同，而与淮河流域土质类似，他们推测在第四纪粘土堆积时期，淮河流域有过上升，淮河洪水曾越过不高的江淮分水岭，贯入南肥河，带来这些土壤。(3)他们的推测，虽然是远在第四纪的事，但是这一现象如果存在，则可能影响到先秦时期。后来水位下降，通航困难。到三国时，曹操出于军事需要，乃派人在原运河基础上拓挖“曹操河”并在鸡鸣山筑坝拦水，以图维持通航。从现在的高程看，“曹操河”底高处为52米。而东端的鸡鸣坝顶仅高43.2米。高差达9.8米。考虑工程经历沧桑，坝顶有所降低，而河首淤塞抬高。我们查阅1964年“曹操河”底的钻探报告(存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资料室)，这份资料显示：“曹操河”底下数米土质“极坚”，42米高程处出现“砂岩”，因此：我们估计“曹操河”原河底应在50米左右，而“鸡鸣坝”经历近两千年水土流失约降低1～2米，则坝顶原高程应在45米左右，这样它与“曹操河”底原高差大约为5米，假设河道能够通航，水深为1米，水头差就是6米，比降太大，行船是困难的。因此我们推测：“曹操河”可能是一个未能最后完成的工程。但其河底平阔，船只在此翻坝，还是比较方便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三国时“江淮运河”的通航，要在岭头首尾翻坝过船，才能实现，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沟通江淮的重要水路。到唐代，肥河水位进一步下降，杜佑提出“疏鸡鸣岗，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说明“曹操河”渐成“十里旱河”。嘉庆《合肥县志·古迹志》载“宋有杨将军欲开分水田引淮入肥，工不成将军自刎”，说明唐以后仍有开凿“江淮运河”之举，而却未成。“江淮运河”便渐渐不为人知了。4、关于杨钧同志提出的“巢肥运河”与“芍陂”(安丰塘)有直接关系，是靠芍陂调剂水量维持通航的说法，我们在考察中对此也作了分析：按现状看，似不大可能，因为安丰塘高程仅27～30米，而且在将军岭北40公里，高差、距离皆太大，同时现在将军岭的水直入东肥河、瓦埠湖，并不入安丰塘。但古时情形究竟如何?这牵涉到安丰塘的变迁史，尚待进一步探讨。附注：(1)《亲切的接见》，载《安徽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P3。(2)《中国水利史稿》上册P284注(二)，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3)李毓尧等编《合肥地质》油印稿，1958年3月，存安徽省地矿局档案室。(原载《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合肥地方志史话马骐合肥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修撰地方志，并且从宋代以后相续不断，形成一个修志传统。据笔者初步考查，合肥历代修成各类志书多达36种以上。现存较完整的有十种左右，其余皆已亡佚或残缺。但通过古今各种书籍引用或记述，我们今天还能够知道他们的某些概况。(一)宋、元、明时期的合肥地方志不少地方志专家认为：地方志的起源之一是古代的图经。合肥早期的地方志的产生亦显示出这一特点。北宋刘分攵纂的《嘉佑庐州图经》是目前可以确考的合肥方志的源头。刘分攵，庆历进士。早年曾任州县官二十多年，后调京任学官和史官，曾奉校《后汉书》、助修《资治通鉴》。《嘉佑庐州图经》是他早年担任庐州推官时编纂的。时间约在1056年—1063年之间。在这以后，合肥地方志逐步兴起并形成志书的初步体例。根据《宋书·艺文志》、《舆地纪胜》及后世志书的记载，宋代合肥地方志有如下几种：(1)练文修《庐州志》十卷。(2)《庐州旧志》，宋合肥县学教谕东阳楼悌所辑。按：此志目录见于清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九十一“艺文略(下)”二十六页，但在光绪《庐州府志·职官表·县学教谕》栏内，又载楼悌为明成化间任合肥教谕。楼悌到底是宋代人还是明代人，这就有了矛盾。经考明天顺《庐州府志》朱镛序(载光绪《庐州府志》卷九十一第26页)曰：“有旧志一篇，前合肥县学教谕东阳楼悌所辑。”则楼悌任合肥县学教谕是在明天顺年之前。但如按光绪《庐州府志》的《职官表·县学教喻》栏所载“楼悌为明成化间任合肥教谕”，时间就颠倒了，因成化在天顺后。据此，“楼悌在明成化间任合肥县学教谕”是错的。在此仍按原著列为宋代人，而其志自应为宋志。(3)王知新撰《合肥志》十卷(年代不详)。(4)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郡守郑典裔主修、合肥县主簿唐钅奇撰《合肥志》四卷。(5)李大东撰、刘澹然序《新合肥志》，此志又名《嘉定合肥志》十卷。纂于嘉定六年(1213年)后，李大东系南宋将领，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在引用此书时称李大东为“宋庐帅”，可知此书是他在镇守庐州时所撰。刘澹然在北宋宁宗时曾任庐州府学教授。以上宋志皆早亡佚。元代仅成《庐州府志》一种，原书早佚，明《一统志》曾征引。明代合肥方志的修纂取得很大成绩，根据目前所查，共成书九种：(1)明景泰间诸儒所修《庐州府志》。见之于明天顺《庐州志》朱镛序中。(2)明天顺间郡守朱镛修《庐州志》。朱镛此志比较简略。到宏治年间，西充人马金任庐州知府，曾极力补修，但在接近垂成之际，马金调升他处，事遂不果(见明正德《庐州府志》潘堂序)。(3)明正德壬申(1512年)郡守徐钰修《庐州府志》。以上三志皆佚。(4)明隆庆壬申(1572年)郡守吴道明修、仪部杨循吉撰《庐州府志》十三卷。吴道明，字行甫，元城人，乙丑进士，前河南道监察御史。此志石星序曰：“吴君守庐阳期年(即周年)，又期年而志成。”(5)吴中杨循吉著《庐阳客记》一卷。光绪《续修庐州府志》“艺文略(下)”将此书作为志书收录。今佚。(6)明崇祯壬申(1632年)知府严尔王圭修《庐州府志》。严而王圭，浙江临安人，进士，崇祯四年知庐州。此志已佚。以上三种《庐州府志》编修皆在壬申年，恰六十年一修。府志除上述外，还有另外两种：(7)年代不详的《庐阳志》三十卷；潘鉴修。(8)年代不详的明《庐阳文献志》；合肥孙荆撰。以上两志今佚，清光绪《庐州府志》“艺文略(下)”作为明志收录。(9)明隆庆六年(1572年)知县胡时化修、魏豫之纂《合肥县志》二卷，胡时化，字龙汇，余姚进士，明隆庆五年知合肥。(二)清代合肥地方志的鼎盛与成熟合肥地方志的发展，在清代达到鼎盛时期，清代修成的各种志书达十八种之多。按清代合肥地方志的特点，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即康熙、雍正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搜罗毁于明末兵火的旧志，加以整理、补修、续修；中期即乾隆、嘉庆时期，以《庐州卫志》及嘉庆《庐州府志》、嘉庆《合肥县志》为标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考证认真，标志着旧志的成熟；晚期即光绪时期，山水小志取得很大成绩，修志从官修发展到民修。现将清代合肥修志情况分述如下：(1)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庐州府志》十卷；知府胡献珍，奉天(今沈阳)人，贡生，由运同升知庐州，主修。朱弦纂。龚鼎孳序曰：“太守胡献珍开局修志，十阅月而稿成，三千里走函索序。”（龚鼎孳，合肥人，著名文学家和官吏，时任户部尚书，主持全国修志工作。)光绪《续修庐州府志·艺文略(下)》按曰：“康熙癸丑郡守胡公修志稿成未刻，仅见此序于康熙丙子重修志中。”(2)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庐州府志》四十七卷，十二册，知府张纯修主修，顾梁汾等纂。张纯修，奉天正白旗人，号敬斋。康熙三十二年以扬州府同知升知庐州。康熙三十四年修成府志，“为部二十有八，为卷四十有七。”次年刻印，“首春开局，入秋竣事。”光绪《续修庐州府志·艺文略(下)》将此志记为康熙二十四年修，显误。(3)康熙十八年修《合肥县志》十三卷，六册，朱弦修。(4)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修《合肥县志》二十卷，知县贾军修，王方歧纂。(5)雍正八年(1730年)重修《合肥县志》二十四卷，五册，知县赵良墅主修，邑人田实发纂。赵良墅，考城人，岁贡生，雍正七年由舒城县调任合肥知县。田实发，字玉禾，合肥人。雍正已酉、庚戍(1730年)联捷进士，时年已六旬，任徐州府学教授。(6)乾隆十一年(1746年)修《庐州卫志》六卷，尹焕修。尹焕，直隶灵寿人，在1741年左右任庐州守备。从1746年春三月始，历时一年零两个月，修成此志。这是本省唯一的地方军事专志。其内容专在屯田、漕运方面，是一部很珍贵的专业志。(7)嘉庆七年《庐州府志》五十四卷，十六册。知府张祥云主修，孙星衍纂。张祥云，晋江人，进士，嘉庆四年任庐州知府。嘉庆七年，他有感于“庐郡志类多残缺，盖未修者已一百有六年，”又加上朝廷诏修《一统志》，遂设局修志。延请观察孙星衍及蒋棠、王祖怡等到局负责纂辑，书成稿后，曾请所属合肥、舒城、庐江、无为、巢县的长官讨论修改，并请当时著名古文家姚鼐审阅。此志体例完备合理，内容丰富翔实，考证认真精当，达到庐州旧志的较高水平。(8)嘉庆七年修《合肥县志》，三十六卷，十二册；知县左辅修纂。左辅，字仲甫，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曾任安徽南陵、霍丘知县，能勤政爱民，曾因“催科不力免官”，“嘉庆四年复之，补合肥”(《清史稿》)。嘉庆七年(1802年)修《合肥县志》，由五十多人用了一年半功夫修成。嘉庆九年刻印。左辅修志能深入实际调查，不泥古、不轻信、既广征博集，又详细考证，使此志超越前人，成为《合肥县志》中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结论最准确的一部。(9)光绪九年《续修庐州府志》一百卷，首一卷末一卷，四十八册。知府黄云主修、汪宗沂纂，参与其事者一百五十余人。黄云，清泉人，监生出身，光绪四年知庐州。光绪九年开局修志，第二年成稿，光绪十一年刻印。此志修在光绪初年的所谓“中兴”时期，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刚被镇压下去，以庐州人为主的淮军声名赫赫。同时，由于太平军长期在庐州作战，对这一带的封建势力打击也特别沉重，这在志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志书有大量内容吹捧淮军的“赫赫战功”，同时更多地记述了死于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所谓“忠烈”人物。书中“烈女”、“完节”、“义烈”、“忠义”等表传竟多达三十八卷，实在太滥了。专记淮军战事的内容亦有五卷之多，从史料角度看，尚有一定价值。此书其它部分，多抄自《嘉庆庐州府志》，无多创新。所以此书虽达百卷之巨帙，但从志书修纂的角度看，实属庸平之作。(10)光绪《合肥县志》，不分卷八册；年代、作者未署。(11)时间不详的清《合肥县志》不分卷四册抄本(选举志至同治九年)。光绪《庐州府志》编修时，合肥知县谭廷献、合肥县学教谕曾参与同修，并提供了合肥县资料。此两稿本，可能即是根据那些资料欲修成合肥县志而未成者。(12)光绪二十一年王尚辰修《庐州府志剩》一册。王尚辰，合肥人，曾参修光绪《庐州府志》。王尚辰在已亥年(光绪二十五年)《巢湖志叙》中云：“余近有庐阳轶事之辑。”可能即指此书。(13)吴步林纂《庐阳名胜便览》六卷一册，清刊本，年代不详。(14)李恩绶纂《庐阳名胜辑要》，今佚。李恩绶，字亚白，江苏丹徒人。于光绪十年(1884年)来到肥西周老圩任塾师。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南归。他在肥西十几年，遍游合肥一带山水，修成《庐阳名胜辑要》、《紫蓬山志》、《巢湖志》、《(合肥)香花墩志》等山水小志，为晚清合肥地方志增添了新内容。(15)《大潜山志》(年代、作者不详)今佚。见于《紫蓬山志》李恩绶、僧虚腹等人序中。根据序文所言，此志在《紫蓬山志》之前。(16)李恩绶《紫蓬山志》不分卷一册；修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此稿传至民国时，又由紫蓬山住持僧三惺增补，于1931年募资铅印。此志对紫蓬山周围名胜古迹、物产人物等记载甚详，尤其是记述宋抗金将领葛升及太平天国将领袁宏谟(后出家于紫蓬山为僧，曾募修明教寺)的生平事迹，极有价值。(17)李恩绶《巢湖志》四卷两册，仅有抄本传世，此志汇集了有关巢湖的大量资料，值得称颂。但体例及内容失当，有关巢湖的地理、历史资料仅占全书六分之一，其余大部分是艺文，多属重复滥收当时所谓名流的唱和之作。此志约成稿于1894年。(18)李恩绶《(合肥)香花墩志》不分卷一册；约成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香花墩位于合肥城南包河中，上有包公祠，为合肥名胜。此志收录有《宋史包公本传》及包氏后人的传略、历代歌颂包公的诗文、碑记等。李恩绶的几种小志是私修的。此为晚清合肥修志的一个特点。(三)民国时期的修志余绪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合肥地区修志活动虽有几次，但成绩甚微，值得一提的有：民国五年(1916年)孙序学、陶希靖辑《香花墩志》。此志内容与李恩绶《香花墩志》略同，可能是在李本基础上整理的。民国九年(1920年)合肥谋修县志。因旧志散佚，从邑人李国松处借得《嘉庆合肥县志》原刻本(有缺)，又从他处得此书残本，校补缺漏，影印数百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刘述达编著《合肥今古》四卷，图一卷、分疆域沿革、农田水利、风土教育、战争灾异、祀典古迹、官职选举、名宦人物、文集、杂记等十二类。历时半年告成，由上海国光印刷局分平装、精装两种版本于1947年5月出版。刘述达，合肥人，曾任《教弩周刊》编辑。(原载《合肥春秋》198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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