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珠海无事，至拱北“文华书城”闲逛，得见一套新书，共两本，名“温故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月版，一本叫《：文武北洋》李洁著；一本叫《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马来西亚华人温梓川著。第一本作者为今人，到底隔了一层，所以没有买；第二本作者却是民国的亲历者和过来人，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许多民国的知名文人，此君都与之为徒为友，或有一面之缘，所以写来真切。翻翻觉得文笔清新可读，遂买之。　　夜晚细细读来，竟是不能罢手，每每随作者之回忆或唏嘘慨叹，或会心大笑。其中所记之民国文人行状，栩栩如生，真叫人心向往之。　　近日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大卖，一时洛阳纸贵，正好这本《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里面也有文章回忆罗隆基的，录在下面，诸君看看可读不可读？　　向大家诚意推荐此书！　　（因电脑输入法的限制，有些生僻字打不出来，以相近字代替）　　　　“世人皆欲杀”的罗隆基　　　　作者：（马来西亚）温梓川　　　　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的一伙人占最多数，除了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顾一樵，闻一多，陈铨等人之外，如罗隆基，梁实秋，叶公超，刘英士，余上沅，饶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卫聚贤，沈从文，顾仲蠡，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过书；至于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杀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他初期的作品，《鬼与人心》和《圣徒》等也是在《新月》杂志发表的，甚至还在新月书店出版过几本集子，也可以说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然而，那时新月社这一伙人是被人号为“新月派”的。但依照梁实秋先生的说法“办这杂志的一伙人，常被人称做新月派，好像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这不是事实……新月派这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自命的人所使用。当然，在使用这顶帽子的时候，恶意的比较多，以为一顶帽子可以把人压个半死。”不过，在外人看来，新月社这伙人当中，有三个人最为特殊。一个是胡也频，后来因为参加了左联而被捕枪毙。另一个是闻一多，因政治问题被暗杀。还有一个是罗隆基，后来也走上政治的道路，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要员，被人目为左翼政团宣传家，为朝野所侧目。梁实秋先生在《论罗隆基》一文的结尾，便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话，并不是无因的。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星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原来他的发妻是英国留学生，是星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罗隆基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送美留学，他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他因为要著博士论文，以“英国选举”为题，搜集材料，远赴英伦，从英儒拉斯基请益之便，而致结识了张小姐。他之追求张小姐，由相恋而结合，原以为发妻方面，既是有资产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谁知道他的丈人翁，虽然是苦工出身的华侨资本家，却是一位有真实信仰的同盟会会员，并且是孙中山先生不折不扣的忠实信徒。他原是广东饶平人，十多岁南来星加坡谋生，因种植胡椒树胶起家而致成为巨富。并且因为少年失学，而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行世。星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翁也正是他。一九二五年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翌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他任汕头中央银行分行经理，不久，调任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同年十月间，国民政府发表他当汕头市长。那时他不过五十多岁。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汪精卫投敌，他因为与汪精卫最接近，感情最好，因此从汪，任伪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十月间张永福被捕，被判入狱一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获释，年已九十余，一年后以病在九龙去世。他早年在星加坡时，常常接待国内的客人，总以他的信仰为标准；如系党员，便立即予以优惠招待，临行还致送丰厚的盘缠。可是罗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丈人翁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励和胡适的介绍，夫妇俩才到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来教几点钟书的。　　他的这位发妻，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为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离开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报》的主编去了，这都是后话。　　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励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励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的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是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的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张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罗隆基每天的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罗隆基和她分手以后，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当年在北方给国民党做妇运工作。他自己时常对人说他对王家右非常好，但王女士不原谅他。他还说他和发妻的离婚，完全是为了她。想不到现在结果如此。他对她好，而她却要分离，这也许可以说是最早造成的错误---犹如他后来在政治上一样。但他一直不承认王女士和他已经离婚，她后来却嫁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的第五任太太。　　罗隆基是以大学教授和学者资格，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但一般人对他具好感的极少。他在天津主《益世报》笔政时，即因事饱受人恐吓枪击，可是他却因此而享大名。他唯一的本领，即一方面骂，一方面又捧，甚至在前面骂，在后面捧；或者当面捧，而背后骂，自以为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结果却为人不满，说他是政治扌肩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扌肩，可是又扌肩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罗隆基的话，说得很坦率。他当时是没有国社党，就不能当参议员。以后有所谓三党的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的职教派、救国会派、乡建派合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罗隆基以国社党代表而当委员，成为“民盟”的有力的发言人。后来他脱离国社党，大概是找到比较满意的房子，他的作风，也正是如此。　　有一次，在国大会前的一个晚上，罗隆基曾作了一番有意义的“夜谈”，那晚的话是由在场的一位高级官员无意中偶然提起来的。他和罗隆基有很厚的私谊。那时国大召开在即，第三方态度不明，而他正是“民盟”的“准发言人”。他因为提到国大名单，便显得分外感慨。他批评到与国大有关的人物，如曾琦，他就表示很不屑予，认为蒋主席高兴曾琦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曾琦连一点派头都没有，见马绍尔特使要带翻译，而“我罗隆基最少比他强一点”。他还批评廖云台，说他没有理由充任“社会贤达”。　　他满腹牢骚，说话未免偏激。但政治还是人的关系，人与人互相批评，原本没有什么奇怪。　　后来他又谈到他自己。只要和他见过两面的人，必定会知道他的口才。不过，在谈到他个人时，他的口才却显得很笨拙。他过去曾当过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他这些话，无疑的是悲哀，而且是“怀才不遇”的抑郁。从他的谈话看来，也可以看出当年中国政治圈中一些准悲剧性文人的心情。　　至于罗隆基在被除名后，才产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一组织。据左舜先生说：“它是一九四一年发动的，其直接的动机，是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议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抗战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后来因为救国会分子沈均儒、张申府、史良、刘清扬、邓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后成立，活动范围加广，盟员也逐渐加多，好奇者投机者，纷至沓来，盟员也一天天复杂，中共想利用民盟作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趋于明显。这时主持昆明支部的为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诸人，他们觉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团’两字，对于以个人资格参加者颇感不便，因提议取消‘政团’两字，该称中国民主同盟。后来民青两党退出后，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边倒’……”　　在抗战期间，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还流传了不少佳话。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见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惯伎，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时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　　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也经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而名声昭著，每个去游公园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称为“罗隆基花生米”。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的要员，便开始远走高飞，有的远适异国。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称的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事实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恰巧罗本人那时也为了行动的不自由而苦恼。于是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别约了他的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不过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情话喁喁，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动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全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而罗浦两人却正在互相拥抱，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气坏了。他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员调解之下而平息下来。罗袁双方也为了颜面关系，互作让步了事。　　不过，经过这次闹剧演出后，罗隆基和浦熙修的艳事到底揭开了。关于浦熙修这个人，可以说的是她当年正是四十二岁，和袁子英结婚也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罗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的时候。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复员还京，再度相值，便种下了这桩不解缘。至于袁子英，则任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他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很使人注意。因为三个主角中，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名记者，一个是现任官员。袁子英还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缚。”当中只有罗隆基也许还想自辩，但他的行为已受限制，嘴巴当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国内地易手后，罗滞留在故都，行动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敛抑锋芒，得以终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时，也不过享年六十多岁。　　罗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称。他在《新月》发表有关人权问题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后来汇印成书，名曰“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现在自然成了绝版。新月社在今日已经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历史名词了。当年这伙人也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观乎罗隆基，闻一多辈的行径，堪作这些话的注脚。当年新月社的这一伙人，今日都已风流云散了，有的垂老投荒远适异国，有的已经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数老而弥坚，尚闪耀着他们本身的光芒。　　（原载一九六七年马来西亚《蕉风》第一七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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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多谢 apacherain 兄。该书除罗隆基外，还提到那些人物？
　　《情书一束》作者章依萍、潘光旦、徐志摩、叶公超、梁实秋、沈从文等皆有。
　　《情书一束》作者章依萍一篇也写得非常生动有趣
　　有时间的话,把章依萍的那篇也打出来.
　　的确是另一面　　　　
　　如此说来,罗隆基跟胡兰成差不多啊,房子都没找对.不过,胡的个人魅力(之于女人)比罗强,据说胡晚年到台湾,还有一班女才人围绕着他争风吃醋.文人无行哦.
　　还是有些不同吧。　　但都可称为“风流”
　　有时间去书城找找这本书。
　　这样的文字怎么能和章的文章比！！！
　　这样的文字怎么能和章的文章比！！！　　-----------------------　　承认，但这本书胜在讲你所不知，他不讲，你就不会知道的。　　书有多种，不是本本都是那么“如烟”。
　　有时间的话,把章依萍的那篇也打出来.　　－－－－　　等
　　感谢楼主，下面一篇我来贴吧　　　　《情书一束》?　　　　在书摊上偶然购得港版的《情书一束》一册，不禁使我想起作者章衣萍的往事来。?《情书一束》原名“桃色的衣裳”，是当年在北京的北新书局出版的。后来北新迁沪，再版的《桃色的衣裳》才改了“情书一束”的书名，可是经此一改，这部小说竟然畅销起来。我初读衣萍的作品，还是在中学时代，他最初的一部作品是四十八开的《深誓》，其中收有《怀一个烧饼店的小朋友》，是一篇写得很好的小品文。我当年读过的衣萍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的便是这篇小品。我那时之所以喜欢读衣萍的作品，也就是由这篇小品所引起的。其实他那部《情书一束》虽然名气很大，我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虽则当年衣萍很重视他这部作品，拼命宣传，一时说是北大俄文教授柏伟烈给他译了俄文，一时又说是已有了英、法、日的译本出世，可是我却始终没有看到过这几种版本。后来北伐成功了，又听说成了禁书，因为是禁书，所以也就立刻不胫而走起来，本来不注意的读者，也为了好奇心的驱使，争相购置一册。其实这部书自始至终没有被禁过，还是一版一版地印下去。甚至连后来出版的散文集如《樱花集》、《古庙集》、《秋风集》等也接二连三地畅销起来。读衣萍的作品，就像吃冰淇淋，入口即化，看完了也就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只是他的造句很简洁，那种长达五六十个字一句的欧化句子，在他的文章里是找不到的。据他后来对我说他这种文体，是当年他在北京替胡适抄写过不少的文章，多多少少受到的影响。衣萍之所以会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句子出现在他的文章内，也是贤者不免的。?我认识衣萍，是他在暨南大学当郑洪年校长的秘书时。那时衣萍住在上海施高塔路，可是几乎常常到我们的宿舍来找住在我寝室隔壁的章铁民和徐元度聊天，说到得意处，简直是笑声震瓦。有时我偷闲也进去参加摆龙门阵，真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谈起衣萍的文体，我说他那种浅显的文句，最适宜于写儿童文学。他应该走孙毓修的路子，中国的儿童读物也最缺乏。在座的章铁民也颇以为然，衣萍自然首肯，“一·二八”后，他果然出版了不少儿童文学丛书。我相信衣萍在文坛上的地位，将来恐怕不会是《情书一束》，倒是那一大堆的儿童文学丛书吧。?他在暨大当秘书时期，一星期还兼了两节选修的“国学概论”。我虽然喜欢他那种流畅如话的文章，可是对于他讲授“国学概论”却没有选听的兴趣。况且他的功课都排在下午四时，上完了课，便是晚膳时间。后来我也曾偷闲去旁听了几课，结果还是大失所望。原来他把“国学概论”取消了，改授了修辞学。我听不出什么道理，想不再听下去了。不料他却宣布他自己健康不好，要长期请假到吴淞海边去休养，他介绍了汪静之来继续他的课程。这样一来，他那个在教室里穿着大氅和戴着风帽的影子也就在暨南消逝了。?“一·二八”战役发生后的第二年春天，我从南洋北返度假，到上海去看战迹。到了上海汇山码头的时候，已经快要亮灯了，彭成慧兄还在苦等。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已经给我在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开定了房间，同时还告诉我衣萍打算晚上到大东旅社来邀我去吃饭谈谈。我们到了大东，行装甫卸，衣萍飘然来了。一见面，他就没遮拦地对我说；“怎么，还是光棍一条么？怎么没有带了南洋姑娘回来！”?“你别急，南洋姑娘倒有几个，你来迟了，她们都找朋友去了。”成慧故意跟他开玩笑说。?“那可惜，可惜，她们回不回来？”衣萍焦急地说。?“那我可不知道了，她们也许没有这么快回来的吧？”我也像煞有介事地说。?“那么，我们去吃晚饭去吧，南洋姑娘看不到，我的肚子也饿起来了。”衣萍说。?于是我们一行三人，跑到附近的大三元去吃晚饭。?点菜的时候，衣萍坦然地说他什么也不吃，只要一个清炖鹿根鸽子。?所谓“清炖鹿根鸽子”，也不外是淮山杞子之类的中药炖鸽子罢了。菜肴来了，他就一个人吃像冬瓜那么大盅的炖鸽子。?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喝了几杯高粱，因此大家也有点酒意，话也多说了几句，尤其是衣萍牢骚也最多。他说看情形，上海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中日的战事，终有一天会重新爆发起来的；他说我可以回到南洋去，彭成慧回到广东海丰去，再不然还可以到海外去。他自己除了到西南去，恐怕不会有什么出路的。他说他最近还走不成，他答应给儿童书局写的稿子都快要写完了。他的太太吴曙天又生了蛊胀病，大腹便便，艰于行走，这是他最伤心的事。那天晚上我们在南京路大三元一直谈到九点多钟，才踏着月色回到大东旅社。?一回到旅社，衣萍就又记起所谓南洋姑娘来，他连连地说着怎么他们还不回来呢。他打算坐等到十一点钟，要是还不回来的话，他便应该回去了。成慧兄却恶作剧地向我作了个眼色。?“啊啊，没有女人真无聊，几条光棍棍打棍有什么意思呢？”衣萍慨然地说。?“你觉得无聊，还是给我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吧。”我从行箧里取出一本纪念册请他留字。?他接去翻了一翻，对成慧兄说：“我没有带钢笔，你有钢笔么？”?成慧兄从衣袋里把那枝派克钢笔取下来递给他，于是他就在我的纪念册里写上了几个鸡蛋那么大的字，“推倒一时豪杰，开拓万古心胸”，把上下款都加上了，然后才把纪念册交还给我。成慧兄却替我接过去看了。?“啊，我的新钢笔呀！”成慧兄失声地叫起来，“我这样尖幼的钢笔尖，竟给你写成了像两条铁轨似的开了叉。”说着还把钢笔在纸上试了几试。?“这就叫做开拓万古心胸。”衣萍幽默地说。?成慧兄满脸露出了啼笑皆非的神气！?衣萍果然逗留到十一点打响了才愿意走。临走时，坚要我和成慧叫德士①陪他回家，以免曙天误会他在外面跟女人胡闹。说起来，衣萍倒有点怕曙天的。?我假期满后，重行南返。后来，抗战军兴，衣萍果然早已先行入川，还听到说他在成都开了一家书店。抗战胜利后，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中央社的一条电讯，说衣萍患了脑溢血逝世，说是和家人吃晚饭时，伏在饭桌上死去的。衣萍本有肺病，可是却不死于肺病，而竟死于脑充血，我相信服补多少都有关系的。现在看到故人的遗著，真不免有点怃然，诚如陆放翁说的“旧朋云散尽，我亦感飘零”，真是一点不错呢。〖LM〗　　　　《情书一束》和章衣萍??我和章衣萍认识是在一九二七年头。那时他在暨南大学当郑洪年校长的秘书，一星期兼了两节选修的“国学概论”。我和他的交情，却是介乎师友之间。起初我去旁听他的课，后来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虽然讲了两个多月的“国学概论”，后来却改讲“修辞学”。他说，“国学概论”没有什么讲头，也没有什么意思，尤其是在这个新时代，这门功课也只好当作常识而已，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倒不如改讲“修辞学”要切实一点，相信大家不至反对吧？大家听了既没有什么表示，也不置可否。他接着说：“那么既然如此，从此以后，我就开讲‘修辞学’了。讲义下次上课时才补发吧。”于是他便滔滔不绝地讲授“修辞学”。后来这部厚厚的讲义，竟成了一部《修辞学讲话》的专书，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衣萍原是以《情书一束》成名。该书为短篇小说集，共收短篇九篇，初版时书名为“桃色的衣裳”，再版才改为“情书一束”。内容是描写一个三角恋爱的悲剧故事。其中有几封写得最好的情书，据说是出自那个“浙江暴动总司令”后来在杭州陆军监狱中被枪决的叶天底的手笔。在《桃色的衣裳》内，他叫“谢启瑞”。他原名叶天瑞，是杭州一师的学生，也是深受弘一法师的熏陶，在艺术方面最有成就的一个。离校后才改名叶天底。《情书一束》出版后，衣萍倒很会宣传，一时说是北大俄文教授柏伟烈给他译了俄文，一时又说已有了英、法、日的译本出世，甚至还在小报上登出了《情书一束》成了禁书的新闻，因此也就立刻不胫而走成为畅销书了。其实这些都是衣萍自己变的戏法；他为人倒是爽直天真，否则他在小说里绝不会写出“我解下她的桃色的外衣，松下她的湖色的裤子，在她的小腹下亲了一个吻”来了。他的太太吴曙天女士，《桃色的衣裳》的女主角，也和他一样，在女作家群中胆子也很大。她写过一部《恋爱日记三种》，其中有一篇《恋爱日记》这样写：??
十月十七日?晚上，我们照例睡得很早，一吃完晚饭就上床了。?我说：“我们是上海第一家睡得早的。”?他说：“睡得早好玩些。”?我说：“上帝叫你上床睡，没有叫你上床玩。”?他说：“上帝要有黑夜，是留了给人做秘密的事的。”?我说：“天下没有秘密的事。”?他说：“你敢当街??吗？”他真?皮，我想打他，又打不下手。??三月三日?衣又有点病了，我自己也腹胀得不舒服。?我怕衣病，所以总是担心着，不让他玩，他又像小孩一般地，有时非玩不可，我也没有法子了。?我觉得我的性欲很强，要不是肚子有病，我是会生孩子的。今天衣又在我的身上打滚，而且，说：我愿永远这样抱着。?
我笑了，我说：“你不要太贪玩了吧，我希望你成就一个文豪，不是一个淫棍。”?他恼了，他说：“没有一个文豪不是淫棍的。”?他还说了许多弗洛伊德的学说，但我都不懂。我想，节制是重要的，性欲正同食欲一般，该有节制。?他欢喜ＫＩＳＳ，说ＫＩＳＳ比吃饭要紧。但是我想，吃饭当然要紧些；没有饭吃的人，ＫＩＳＳ也没有味了。?他也笑了。??衣萍和她简直就是一对璧人，曙天的为人也很有风趣、天真、坦率，甚至坦率得口无遮拦与口不择言的地步。她执笔为文，对于夫妻床笫的幽事，也时有露骨的描述，一点也不避讳。但是，如果以之比较今日坊间流行的黄色小说，却又含蓄得多，这倒是有关文艺修养的问题，不可以道里计的。?衣萍的文章最爱骂世，牢骚也最多。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吃喝嫖赌，他都有一手。一点也不避讳。甚至男女间的床头幽事也不隐瞒，绘声绘影，描述得淋漓尽致，和他闲聊也最为有趣。有一次我因为燕饮的酬酢，时间太晚，不能赶回真茹，便在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开了房间歇宿，衣萍和彭成慧闻风而至；他要叫局，结果叫来了一个“白牡丹”，他说是赵景深叫过的，没有什么意思。接着还像唐伯虎点秋香一般，开了一票又一票，先后叫来了好几个“风花雪月”，都不合适，真有点意兴阑珊。但他一时兴起，却又大讲“嫖经”。他说他比不上杨骚，据杨骚自己说，他在星加坡几年，就曾先后嫖过“诸色人等”的妓女，合计一百名以上，才回来找白薇，重圆旧梦的。?当邵洵美创刊《论语》半月刊时，衣萍也是发起人之一。创刊号一出版，列有戒条十则，其中第六条为：“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这条戒条竟刺了章衣萍一记，因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就是在衣萍的文章里摘录出来的。因此致使衣萍怀恨终身。他除了在创刊号的《论语》发表过一篇摘译昆西的《一个吸鸦片者的忏悔录》的《鸦片随笔》以外，再也没有文章在《论语》出现了。而他这句“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口调，也成了后来最流行的名句。?此外，他还有一句名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而致被人封为“摸屁股的诗人”的名号。其实这个“封号”，应该送给他的安徽绩溪同乡汪静之的。因为这句名句，原是汪诗人的创作，为衣萍录入他的《枕上随笔》内，外间人多不知底蕴，竟误认为衣萍所撰的诗句，真是冤枉。?衣萍对人相当诚恳，姚名达兄创办女子书店的动机，原是衣萍所引起的。外间人多误会为衣萍所创，其实他不过参加了五十元股份，我参加女子书店的股份还是改组为“有限公司”以后的事。名达兄倒很希望我为“女子书店”服务，协助他的太太黄心勉女士主编的《女子月刊》。衣萍也很赞成，但我觉得不合口胃，才没有答应下来，虽则那时的《女子月刊》销数相当可观，据说就有近万份之谱。后来心勉女士因为难产去世，这个担子也就落在姚名达兄的身上。?我南返之前，衣萍竭力主张留我在上海做事。他竟要介绍我进儿童书局，他说像我下笔那么勤快的人，交游又那么广阔，在上海亭子间里只消住他三二年，制造一些轰动社会的新闻，何愁不名满全国。诸如许钦文的“无妻之累”事件，只要胆大妄为，包管名成利就。我知道他是在发牢骚，也只好付之一笑。?衣萍早年因为穷，由中学到大学，从南到北都是半工半读的苦学生。胡适之和陶行知两位先生帮忙他也最多，尤其是胡适之先生。衣萍就曾为他抄写著作，一面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功课。他文章的语法和造句，和胡适之的也最相似，简洁流畅，尤其是短句应用得也最多，和胡适之的文章混淆，简直可以乱真。他这种文笔用于写儿童文学最为适合，我曾对他这样表示过，同时也希望他走儿童文学作家孙毓修的路子。他后来果然为儿童书局写了几十种历史人物等儿童读物，裨益小学生不少。?一九三六年春，衣萍应当时民政厅长王治宇之邀，举家由沪入川，任省府咨议。旋转任军校教官等职。他和太太吴曙天女士虽卜居成都，可是他却另营藏娇的金屋。那位小太太却有“锦城之花”的美誉。吴曙天原有鼓胀病，大腹便便，在抗战期间竟因此一病不起。“锦城之花”却在吴曙天去世之前，就已作了出墙红杏。不过，衣萍也并未久作鳏鱼，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冬，与广东南海伍玉仙女士缔婚。续弦夫人倒是名门闺秀，还替他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念天”，现在大概已长成为廿二三岁的英俊青年了吧？?抗战胜利后，衣萍仍息影成都城郊，从事著述；续弦夫人因省亲之故，于一九四七年三月间遄返广东南海县原籍，并拟先事布置，准备举家南迁。?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二日晚上八时许，衣萍由外间返寓吃晚饭，因嫌剩饭味劣，曾与佣妇白嫂吵架。白嫂后为他调制一碗他夙所喜食的酸辣蛋汤佐膳。食饭时，衣萍曾表示在最近期间要赴南海和夫人相聚，并说要追随他十年的老仆左昌贝同行。惟左表示不愿离川赴粤，致遭衣萍叱骂，责左仆毫无主仆情谊，并令左将所有衣物脱下，意欲驱逐之门外。左仆因深知衣萍性格，亦未置辩，却匿于室外。但衣萍仍闷闷不乐，致于浴室濯足时，气犹未平，濯足完毕，并拟卸衣就寝，不料竟因眩晕倒地。当时适值佣妇白嫂自外购物归来，忽闻扑通巨响，似为重物着地，急入内探视，才知是衣萍倒卧地上，口角流血，乃急唤衣萍的长女小萍连同扶掖上床。唯衣萍喉管中痰涌不已，乃急令家人电召揣怡然医生诊视；揣医生因染恙，遣助手来诊。当医生抵达时，衣萍已气息奄奄，救治乏术，延至夜间十一时许，终因急性脑溢血症不治逝世，享年仅四十七岁。善后事悉宜由他的胞兄伯怀料理。衣萍本有肺病，可是却不死于肺病，而竟死于脑溢血，我相信服补多少都有关系。衣萍一生著作等身，已出版的著作达二十余种之多，但今日仍为世人所知的，恐怕也只有那部《情书一束》吧。??（原载一九六八年二月马来西亚《蕉风》第一八四期）〖LM〗　　活跃于文坛的几个暨大教授??　　在三十年代，国立暨南大学改组，郑洪年先生重任校长。他原是清末的暨南学堂的首任堂长，重作冯妇，恰巧又做了首任的校长。他有志把暨南当作他的终身事业，把暨南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完全的大学。他所延揽的学有专长的文人学者，为数不少，如黄季刚、龙榆生、叶公超、梁实秋、罗隆基、蒯淑平、夏?尊、洪深、沈端先、蒋彝、李青崖、曹蜗庐、汪静之、章铁民、章衣萍、梁遇春、林语堂等，真是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来。即使以我个人听过的课的知名教授来说，经过了卅多年的岁月，尚深印在脑海中的，也的确不少。?当年文学院的西洋文学系主任是叶公超先生。梁实秋先生也在那里教书，新月社的一群几乎大半都在暨南担任功课。叶公超原想把徐志摩也拖进去，郑洪年不答应，他说：“徐志摩？此人品行不端！”因此才未能成为事实。郑校长之有此一说，大概是因为徐志摩早年和张君劢的妹子张幼仪离婚，另娶王赓的夫人陆小曼，徐的家庭始终反对他们的结合，但我们的诗人却不顾一切，致为世所诟病。其实志摩除了任性之外，倒不是什么“品行不端”！?此外和徐志摩同出一辙的，还有郁达夫。因为那时郁达夫正和王映霞搞恋爱，出版《日记九种》，致遭苏雪林先生为文抨击，说他行为颓废，浪漫，不足为人师表，并且还向教育部控诉，因此不获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致未能到暨南教书。这件已成陈迹的往事，后来达夫在那部未完成的《自传》的序文里，还发了不少的牢骚。他说：“……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虽然是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文中所讽嘲的那位女作家，在文艺圈中，几乎人人都知道是指苏雪林而说的。?在暨南的许多教授当中，后来在文坛上喧腾一时的，也大不乏人。如沈端先、章克标、蒋彝诸先生都是理学院的教授。齐克标和蒋彝教的是数学，沈端先教的是理化课程。?章克标原是留日学生，攻习算学，是一个算学家，但却以文艺作品见称于时。他的文艺著作不少，如《风凉话》、《银蛇》、《文坛登龙术》；并且还译介了不少日本文学作品，如夏目漱石的《哥儿》，谷崎润一郎、菊池宽、正宗白乌等人的短篇小说集。他还先后为《一般》月刊以及邵洵美创办的“金屋书店”出版的《金屋月刊》主持过编务。后来邵洵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十日谈》杂志，也是由他主编。?他的著作以《文坛登龙术》最著名。在出版这部书的时候，还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登过广告、解题和后记。解题的开头第一段，说：“登龙是可以当作乘龙解的，于是术便成了乘龙的技术，那是和骑马驾车类相似的东西了。但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坛似非女性，也不至于会招女婿，那么这样解释，似乎也有引起别人误会的危险……”这一段妙文，也就惹起鲁迅的“误会”，引用来作嘲笑邵洵美的大好资料。?章克标个子瘦削，头上蓄着陆军装的短发型，终年穿着不发亮的黑皮鞋，陈旧的长袍，其貌不扬。如果不戴近视眼镜的话，倒有点像当年上海滩上的跑街型的人物。?沈端先留学日本多年，读的是工科，回国后便在暨南教书，起初还译了几部书，其中有一部是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在金屋书店出版，还有一部《欧洲文艺思潮》，却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至于他后来翻译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还是左转后的事。他作的小说叫做《包身工》，是名噪一时的报告文学。离开暨南后，从事电影戏剧工作以“夏衍”作笔名，著有《上海屋檐下》、《天涯芳草》、《一年间》、《愁城记》、《心防》、《赛金花》等剧本，其中尤以《赛金花》一剧最为轰动。当年在上海演出时，是由“四十年代”剧社作首次公演，王莹饰赛金花，夏霞演顾妈，都演得很出色。当时还有一个故事在圈中流传，说是夏霞为了《赛金花》的演出，曾以四十元一月的薪金，请了一个姓王的记者在大小各报替她写“宣传稿”。不料演出时，因剧情刺激了观众的民族自尊心。当剧情进展到“你们中国人只配磕头！”这句台词时，观众群情愤激，大喝倒彩，把茶杯、茶壶、香蕉皮、水果、皮鞋纷纷掷向舞台表示抗议，秩序大乱。因此不但迫得停演，而且第二天“四十年代”社还要在各报大登道歉启事，一场风波才告平息。而夏霞费了几许心机为《赛金花》的演出作的宣传，结果竟是如此，殊出人意料之外。夏霞原来就是个古怪的女人，她父亲是个体育教员，母亲是个票友。她自己当过歌舞教员，也当过交际花，后来到东北去，做了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位副官太太。因为副官的脾气大，她吃不消，结婚不久便闹翻了。她拿了一笔赡养费，只身南下上海，闲居了一个时期，钱花光了，迫得下海去做舞女。后来又因为不惯于这种搂抱生涯，便跑上舞台去与傅威廉等合作，坚毅地干起戏剧工作。她的脾气也相当古怪。她喜爱猫狗，也很爱清洁，但是猫狗吃过的东西，她也毫不嫌它肮脏，随手送到自己嘴里去，甚至连猫狗舔吻她的脸，她也若无其事。此外，她也很喜欢打牌，但牌品不大好，输了钱便生气。有一次，她叫了一碗蛋炒饭，因为吃不下，竟把剩饭倒落马桶内，她的为人竟是这么落拓不羁。?夏衍也因《赛金花》的演出，而名更噪。抗战期间，他主编过《救亡日报》。他是有风趣，有灼见的。?蒋彝先生也是暨南理学院的教授，教的也是数学。后来离开暨南，到江西省的一个小县去做父母官。因为他喜欢说话，而且说得太多，他原来就想做一个好官，想对地方上有所建树，提出不少建设性的建议，而遭到上司的不满，碰了钉子丢了官，才知道做官非装哑不可，因此才以“重哑”作号，以志终身不忘。后到伦敦去读书，以“哑行者”作一连串游记的书，如《哑行者在伦敦》、《哑行者在纽约》之类。他还会绘得一手精致的工笔画作插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为英国宣传部写过一本中文的《伦敦散记》，有画有诗，印得非常精致可爱。他用英文写的十几部游记，版式一律，颇使读者喜爱。去年（一九六六年）他曾到星加坡小住一个时期，大概是搜集材料，写一部《哑行者在星加坡》也难说。?在暨南教书时间最短的，恐怕只有王任叔和彭家煌，他们恰巧又同是小说家。王任叔是代冯三昧师的功课的。三昧师因到白马湖去了，王任叔便来代了一个月的功课。他是浙江宁波人，说的是一口宁波官话，并不怎样难听。人瘦瘦的。他教国文几乎是讲授社会科学，什么“奥伏赫发”、“布尔雪维克”、“普罗烈塔利亚”、“布尔乔亚”之类的名词，冲口而出，沉闷得很。但是他修改的课卷却非常认真仔细，甚至一个字的用法，妥帖不妥帖，他都异常重视。例如有一个同学的习作，写一个夜行人在深夜的街头踯躅，街上不时响起他的皮鞋发出的清脆的声音，他就将“声音”改作“声响”，还在课卷的天地头加上注释，说明为什么要这样修改，说是“声音”较微弱，不如改作“声响”响亮。他那时在课室里听讲的功课，并不受欢迎，同学对他也没有好感，上他的课的同学，也时常半途退出。他写的小说颇如其人，使人觉得是那么沉闷，那么严肃，简直一脸孔的“左派”气味，难怪他后来成了“左联”的红人，并不是无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胡愈之之邀，南来星加坡编报。日军南进，他和胡愈之等逃亡到苏门答腊去。他之所以懂印尼文，也是在这期间学会的。战后，中国内地易手，他回到中国去，不久就又被派到椰加达去做什么驻印尼大使。有一次，在印尼庆祝国庆的大场面，他在讲台上，一面慷慨激昂地演说，一面旁若无人地拿起汽水瓶猛灌汽水，给新闻记者拍了照片，拍发到世界各地的报馆发表，到处出洋相了。像他这样的人，连外交使节的礼仪都一窍不通，而被派作大使，其不闹天大的笑话，则是奇闻异数了。?此外，彭家煌在暨南，前后也只教了二个月书，而且教的是国音，是代马国英先生的课的。他是湖南人，写过十多本小说。他的处女作似乎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怂恿》，后来在现代书局先后出版了《皮克的情书》、《茶杯里的风波》、《喜讯》、《死后》，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在火神庙》等。他的小说颇近似柴诃夫的作品，充满了忧郁的气息。他在暨南教国音，简直非其所长。他的国音，老实说，完全是湖南腔。他原来是南京矛盾社的同人之一。潘孑农、庄心在、徐苏灵等人编的《矛盾月刊》，还出过“追悼彭家煌先生逝世特辑”。他是在一九三三年春间，患胃溃疡症去世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张忧郁的瘦脸，脸上都是刮不干净的虬髯，天天老是穿着同样的西装，结着一条浅蓝的黑领带。他的颓唐的神气，倒使人很容易兴起怜悯的感情。??（原载一九六七年三月马来西亚《蕉风》第一七三期，?原题为“登龙有术”，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伦敦蝴蝶　:感谢楼主，下面一篇我来贴吧　　----------------------------------------------　　感谢感谢！近日有事，无暇干此工作，有人又在等，所以尴尬。　　辛苦辛苦！　　　　
　　最喜欢的章衣萍太太吴曙天女士的《恋爱日记》里的两段！
　　温梓川这书是旧书来着，在海外出了几十年了吧。在香港见过。
　　温梓川的确在1960年夏天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过《文人的另一面》一书，这本书出版以后，他对于这种忆旧的文章还是兴趣不减，这本书是本书的编者钦鸿在原书的基础上又搜集了散见于《蕉风》、《南阳商报》、台北《自立晚报》等众多的报刊的文章，于是有了现在这本《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　　
感谢钦鸿先生
　　昨天书局里还在卖这本书的香港版
　　找到了：　　　　41. 文人的另一面 溫梓川著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 8頁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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