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样松抒情三丰中心思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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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4-06
字数:280000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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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问答(0)全新正版.我的一辈子:季羡林人生哲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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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原价:38.00元作者:
著出版社:ISBN:6页码:359版次:1装帧:平装开本:16开出版时间:印刷时间:字  数:450000商品标识:内容简介
  在这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重山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  本书是纪念季羡林先生诞辰百年的作品,其中收集了先生的很多精品散文,如《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的先生和朋友》《相期以茶》《自传》等,均为大师经典散文,让我们在品读大师经典的同时又能缅怀大师。季老一生耕耘,在学识上功力极为深厚,但他为人敬仰的品格更值得我们学习。这篇散文集不仅让我们领略了季老传奇的一生,更让我们贴近了季老那伟大的思想和品格,作为季老百年诞辰之际,使人愈发的怀念这位伟大的世纪老人。&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第一章 坎坎坷坷,一路走来自传回忆母与子我的心是一面镜子那提心吊胆的一年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学八十述怀德国学习生活回忆第二章 月是故乡明回家临清县招待所――《还乡十记》之一聊城师范学院――《还乡十记》之一五样松抒情――《还乡十记》之一月是故乡明故乡行第三章 行走天下的日子去故国――欧游散记之一表的喜剧――欧游散记之一听诗――欧游散记之一富春江边遥琳仙境别印度重过仰光观秦兵马俑下瀛洲登蓬莱阁延边行台游随笔第四章 我的先生朋友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怀念朱光潜先生西谛先生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悼念姜椿芳同志回忆梁实秋先生悼念沈从文先生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又兰先生)怀念丁声树同志哭冯至先生回忆陈寅恪先生悼念赵朴老追忆李长之忆终身挚友克家悼巴老痛悼钟敬文先生第五章 逝去的趣忆晨趣观剧枸杞树兔子海棠花Wala别稻香楼――怀念小泓咪咪二世听雨老猫清塘荷韵黄昏第六章 九十述怀九十述怀老年谈老我的书斋藏书与读书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夜来香开花的时候一座精美绝伦的汉白玉雕像――一个幻影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北京忆旧寂寞红老人第七章 相期以茶养生无术是有术赋得永久的悔一个影子似的孩子三个小女孩两个小孩子大放光明我爱北京的小胡同怀念西府海棠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年我写我
  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荣辱不惊。  季老有“爱美”之心,篇篇文章,透“美达”之意,季老是“多情”之人,句句箴言,唯“真情”二字,品味书中情之浓、郁之深、悲之切,感受季老豁达超然、充实丰厚的人生境界。  本书将先生的一生回忆散文作品收录于其中,记录了季老对人生、亲人、朋友的感情和感悟,让我们在缅怀大师的同时又能一睹大师的风采,与读者一起在追忆中怀念大师。  出身贫寒,却天资聪颖,积极乐观;求学坎坷,却拥有远大志向,坚持不懈;世事多变,依然清白做人,爱国持家――这就是一代伟人季羡林。本书为季羡林先生所著,以“求学”“思家”“游记”“居家”“忆友”“忆文革逆流”等为主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博学睿智的季羡林,一个性格坚毅的季羡林,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经历的季羡林。他的思想,他的品格,他的处世原则,所带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仰慕,更是不断前进的动力和精神食粮。本书内容翔实,文笔优美,为纪念季羡林先生百年诞辰而推出,是一本值得向每一位读者推荐的好书。  书中散文,篇篇情真意切,文笔自然而隽美,读来既美轮美奂又寓意深长......使读者与大师一起感悟美的事物、美的情感、美的人生......
书摘与插图媒体评论
  您是提倡真的。要真情、要真实、要真挚、要真切。&&&&&&&&&&&&&&&&&&&&&&&&&&&&&&&&&&&&&&&&&&&&&&&&&&&&&&&&&&&&&&&――******&  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荣辱不惊。&&&&&&&&&&&&&&&&&&&&&&&&&&&&&&&&&&&&&&&&&&&&&&&&&&&&&&&&&&&&&&&&&&&&&&&&&&&&――《感动中国》感动印象&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自传  我于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10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1929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我的学士论文是The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 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时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1934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同学的还有比利时W.Co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从1937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1945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  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三十五岁。  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对我当然也要照此办理。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铝恕  我体会,一些报刊之所以要我写自传的原因,是想让我写点什么治学经验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可谈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细考虑,无影无踪。总之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上面讲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现在谈一点具体的东西。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我在下面分别谈一谈。  ?一理论  现在一讲理论,我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几点:(1)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绝非僵化不变的教条。(2)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哲学家们有权利去作深奥的阐述,我辈外行,大可不必。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如此而已。我这种幼儿园水平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是和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二知识面  要求知识面广,大概没有人反对。因为,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窄狭,多么专门,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这样说已经近于常识,不必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精通一门自然科学,那就更好。今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学科阵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此外,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不管你认为多么离奇荒诞,也必须加以研究,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不能简单地盲从或拒绝。  ?三外语  外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若再详细论证,恐成蛇足。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听,能说,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不能出国门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我们不能不认真严肃地加以考虑。  & 四汉语  我在这里提出汉语来,也许有人认为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我还不能说汉语吗?”“我还不能写汉文吗?”是的,你能说,也能写。然而仔细一观察,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汉语水平是非常成问题的。每天出版的报章杂志,只要稍一注意,就能发现别字、病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真要想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绝非轻而易举。要能做到这一步,还必须认真下点工夫。我甚至想到,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只有承认这一个事实,汉语水平才能提高,别字、病句才能减少。  我在上面讲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都平淡无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这同我在上面引鲁迅先生讲的笑话中的“勤捉”一样,看似平淡,实则最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我想到这样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写了出来,其意不过如野叟献曝而已。  我现在想谈一点关于进行科学研究指导方针的想法。六七十年前胡适先生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在那一段教条主义猖獗、形而上学飞扬跋扈的时期内,这个方针曾受到多年连续不断的批判。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试问哪一个学者能离开假设与求证呢?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入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如果连这一点胆量都不敢有,那只有循规蹈矩,墨守成法,鼠目寸光,拾人牙慧,个人绝不会有创造,学术绝不会进步。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还要进行烦琐的论证吗?  总之,我要说,一要假设,二要大胆,缺一不可。  但是,在提倡大胆的假设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小心的求证。一个人的假设,绝不会一提出来就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一个随时修改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想到一个假设时,自己往往诧为“神来之笔”,是“天才火花”的闪烁,而狂欢不已。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证。求证要小心,要客观,绝不允许厌烦,更不允许马虎。要从多层次、多角度上来求证,从而考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又不正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实事求是,容不得丝毫私心杂念,一切以证据为准。证据否定掉的,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神奇,多么动人,都必须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扬弃。部分不正确的,扬弃部分。全部不正确的,扬弃全部。事关学术良心,决不能含糊。可惜到现在还有某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奇妙”的假设,不惜歪曲证据,剪裁证据。对自己的假设有用的材料,他就用;没有用的、不利的,他就视而不见,或者见而掩盖。这都是“缺德”(史德也)的行为,我期期以为不可。至于剽窃别人的看法或者资料,而不加以说明,那是小偷行为,斯下矣。  总之,我要说,一要求证,二要小心,缺一不可。  我刚才讲的“史德”,是借用章学诚的说法。他把“史德”解释成“心术”。我在这里讲的也与“心术”有关,但与章学诚的“心术”又略有所不同,有点引申的意味。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写什么东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写出来要读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自己不懂而写出来要读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我这些话绝非无中生有,无的放矢,我都有事实根据。我以垂暮之年,写了出来,愿与青年学者们共勉之。  现在再谈一谈关于搜集资料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可这也不是惟一的办法。陈寅恪先生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竟比原文还要多几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盒上。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约略等于陈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积太小,这样做是办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后,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否则,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片,上面记的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材料,这样会影响你整篇文章的质量,不得不黾勉从事。至于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鱼的精神,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这样写成的文章,其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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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使用财付通购买“”标志的商品,在确认收货后14天内出现质量问题,与卖家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有权申请先行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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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买卖方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纠纷,沟通无果并发起维权的情况下,平台将在7天内介入处理。
(1) 全部卖家都加入了诚信保证计划
(2) 全站商品都是诚保商品
(3) 质量有问题,平台可先行赔付给买家
维权过程中请注意:
(1) 买家赔付申请在形式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赔付请求金额仅以买家实际支付的商品价款、邮费(含退货回邮费用)为限;
(3) 提出“先行赔付”申请应在线上确认收货后的14天内。
诚信保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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