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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上古董是真的吗
09-05-20 &匿名提问 发布
拍卖会上古董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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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管理民族事务，管辖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沿革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王朝都设有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一定的管理办法。 周朝 设置“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仪”，接待远方宾客。在六官中,大行人属秋官,后来还设过“小行人”。此外，还设“象胥”，掌“异国”来使的语言翻译。 秦汉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夏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 秦时称华夏族为 “主人”，而称其他民族为“客”。秦朝中央设“典客”，“掌诸归义蛮夷”。秦将非华夏族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两类：①在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设道，不设县。②在归降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置属邦（又称臣邦、外臣邦），设臣邦君长或臣邦君公统领其地。为管理这些属邦，中央职官中设典属邦（汉改称典属国）。《汉书·公卿百官表》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 汉承秦制。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 177)改典客为大行令,“掌诸归义蛮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又改大行令为大鸿胪。大鸿胪设行人、译官、别火及郡邸长丞。其中行人、译官，汉初已设置；别火，为狱令官；郡邸长丞，是管理各郡、各属国“邸在京师者”。王莽时曾改大鸿胪为典乐。汉朝对少数民族的管辖，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基本上承袭秦制：①在原有的和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郡以下设道，汉朝共设32个道。②在归降的少数民族设属国。如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匈奴昆邪王降汉，汉朝把他们从河西走廊迁到黄河以南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故塞外，分设五个属国管辖。汉朝的属国与道不同，它一方面臣属汉朝，另一方面又保存民族原来的“国号”和风俗习惯。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汉朝中央也设典属国，专门管理各属国事宜,属官有九译令。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撤销典属国，并入大鸿胪。 魏晋南北朝 自三国至北魏，各朝大都设有大鸿胪，并置谒者仆射或鸿胪卿等官职，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只有梁朝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改大鸿胪为鸿胪寺；后周设宾部。 隋唐 隋袭梁制，称鸿胪寺。唐初亦设鸿胪寺，高宗龙朔年间（661～663）改为同文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为司宾寺,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又恢复为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置寺卿以掌其事，另设典客署，专司民族工作事宜。鸿胪寺在民族事务方面的职责有：①“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②凡“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③“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典客署具体掌管“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对各地来京的少数民族首领，“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领马。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如疾病死丧,量事给之。还蕃,则佐其辞谢之节”（《旧唐书·职官志》）。唐朝分关内为十道，道设府、州、县；对所属少数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多都督府”，统称为羁縻州。唐最盛时，辖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共 856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皆属十道中边境的都督府或都护府管辖，并由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任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宋朝 宋元丰年间()设鸿胪寺，置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宋史·职官志五》）。宋时鸿胪寺既掌管国内所属少数民族事务，也管理与外国通使等事宜。南宋时，废鸿胪寺，民族事务归礼部管理。宋朝废都护府、都督府一类建置，羁縻州、县由邻近的正州（非羁縻性质的州）管辖。 金 辽、金设部族节度使，以统领藩部各族。辽称“部族节度使司”，金称“诸部族节度使”。金朝除置节度使、节度副使、判官之外，还设有知法、司吏、通事、译人等官。 元朝 中央不设鸿胪寺，“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由礼部的侍仪司掌管；“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由礼部的会同馆掌管。元朝中央设总管政务的中书省，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分置十个行省。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元代对各少数民族实行诸制并举的管理体制。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统归各行省管辖，在契丹、女真、党项、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设路、府、州、县统治，“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对西藏，中央“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指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总制院,“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列传》)。至元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1288)，援引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的典故，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西藏为宣政院辖地，下设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斯宣慰司等统属。元朝对黑龙江边远地区的水达达、女真人，在辽阳行省之下设合兰府、水达达路等,各仍其俗，随俗而治,以相统摄。四川行省设上罗计、下罗计等长官司和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等，以管辖“诸部蛮夷”。云南诸路行省设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乌撒乌蒙宣慰司；湖广行省设管番民总管、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八番顺元蛮夷官、沿边溪洞宣慰使司等，设蛮夷官，分别治理当地少数民族。元朝中央还设有都护府，“掌领旧州城及畏吾儿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至元十一年（1274），“初置畏吾儿断事官”。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 明朝 恢复鸿胪寺，并设过九关通事、外夷通事等官，掌少数民族事务。还设有提督四夷馆，掌国内外各种民族文字的“译书之事”。从永乐五年(1407)起，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翻译语言文字。正德年间 () ，增设八百馆；万历年间()，又增设暹罗馆。明朝在全国分置十三个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其边境海疆则增置行都指挥使司”。在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主要有三种形式：①沿袭唐制，设羁縻之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②推行土司制，全国有土官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九，蛮夷长官司五。③在西藏设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并广封当地佛教各派法王。 清朝 设鸿胪寺，但只管朝会、宾飨赞相礼仪，不管民族事务。中央设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其职位与六部等同。理藩院的机构和职责是逐步扩大的。清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便设蒙古衙门，专理蒙古事务。蒙古各部尽归服于清之后，崇德三年(1638)蒙古衙门改名为理藩院，以后其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全国的民族事务。从咸丰五年(1855)起，理藩院与礼部协同，分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理藩院的主要机构有 6个：①旗籍清吏司，掌考内扎萨克(即内蒙古)的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疆里，“畴封爵，辨谱系。凡官属、部众会盟，军旅邮传，并隶治之”；同时，还兼稽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布特哈等游牧内属各部。②王会清吏司,“掌内扎萨克宾礼,典朝觐、贡献仪式。凡飨赉、馆饩,视等级以为差”。③典属清吏司,掌包括外蒙古、青海蒙古及新疆金山、天山之间各部在内的“外扎萨克”各部旗封爵、置邮驿、颁屯田、互市政令；同时兼稽游牧内属的察哈尔、额鲁特、乌梁海、哈萨克等部。④柔远清吏司,“掌治外扎萨克众部,凡嘛、番僧禄廪、朝贡，并司其仪制”。⑤徕远清吏司，“掌回部扎萨克、伯克岁贡年班”，及四川土司之政令，并掌回城卡伦外各民族的职贡。⑥理刑清吏司，“掌蒙古、番、回刑狱诤讼”（《清史稿·职官二》）。理藩院的直属机构还有:“主章奏文移”的蒙古译房;“主宾馆缮完除”的内馆、外馆，为培养熟谙蒙文、藏文、托忒文人才的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和托忒字，编拟理藩院则例的则例馆等。 清朝全国地方行政区域分为省、府(州、厅)、县三级，省设总督、巡抚以统辖。府设知府等官。同时，清朝还“自畿辅达各省，东则奉、吉、黑，西回、藏，北包内外蒙古，分列将军、都统及大臣镇抚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除了西南各省相当一部分实行改土归流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大都采取了不同于内地府州县制的组织，主要有 5种形式：①在内、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派驻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办事大臣等军政大员，分别统管当地少数民族事务。如在内蒙古设有察哈尔都统、副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等官。这些军政大员的职责是“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②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分全国蒙古族为19盟、203旗，除察哈尔、归化土默特、准噶尔和呼伦贝尔等蒙旗之外，各旗都设扎萨克（旗长）,旗以上是盟,设盟长。旗扎萨克和盟长，都由中央王朝委派蒙古王公贵族担任。③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沿用当地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等官。阿奇木伯克为伯克中最高的职位,“掌综回务”;其次为伊克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再次为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粮赋”，以及商伯克、哈资伯克等。各城的伯克都听命于驻防大臣。④在西藏，由驻藏大臣统辖全西藏的政教事宜。以达赖嘛掌全藏政令,驻拉萨;班禅嘛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驻扎什伦布。达赖和班禅都“受成于驻藏大臣”。“藏地分卫、藏、喀木、阿里四部，各置噶布伦治其地,职任綦重。仔以降,为佐理国事官。戴以降，为各城典兵官。边营官以降，为各城治民官”。西藏的僧官，“有国师、禅师、扎萨克大嘛、扎萨克嘛、大嘛、副嘛，并堪布监督之”。自国师至嘛，专司教事。⑤在西南各省和甘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沿袭明制，设置文武土官，由当地少数民族头人、贵族自理其政。土官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指挥使、宣慰司宣慰使、安抚司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等。土官有文职、武职之分,文职由吏部验封司“堪土官世职”,武职由兵部武选司典“土司政令”。各地土官由各省督抚、大臣分别管辖。 　　一、姓氏源流　　宁（Nìng 甯）姓源出有三：　　1、出自嬴姓，以谥号为氏。据《姓纂》和《急就篇》记载：“宁氏与秦同姓，秦襄公曾孙谥宁公，支庶因以为姓。”春秋时期，秦国国君秦襄公有曾孙去世后谥号“宁”，其支庶子孙有以其谥号“宁”为氏，世代相传姓宁。　　2、出自姬姓，来源于封地，以邑名为氏。上古周朝时，卫国有位公族叫卫成公，卫武公将其儿子姬季亹（Wěi 音伟）封于宁邑（今河南省修武县）。他的子孙便以封地名为姓，称宁氏，世代相传姓宁。据《元和姓纂》四十六：“甯，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季亹，食采于甯，弟顷叔生跪，跪孙速生武子俞，俞生殖，殖生悼子喜，九世卿族。”又《潜夫论》引《世本》云：“甯氏出自卫武公子季亹，食采于甯，因以为氏。”再《姓氏考略》：“甯，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季亹，食采于甯，以邑为氏。望出齐郡，又与宁通。汉甯成，史记作宁城。”据此，宁氏发祥于春秋时代距今两三千年前的河北、河南一带古老家世，始祖卫康叔是周武王同母弟，当时被封为诸侯的周文王众多子弟之中，相当出类拔萃。卫武公则为卫国第二任国君，其在位时间相当于公元前812-758年。　　3、出自满族复姓所改。清满族有宁佳氏、宁古塔氏，入关后有从汉姓习俗，改单姓为宁氏。　　得姓始祖：季亹。宁氏的远沮乃是周文王第九子姓姬名封，因他初封于康，后人称他为康叔。周武王灭商后，把殷民七族和商故都（今河南省安阳）周围地区分封给他，国号“卫”，定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成为西周卫国的始祖。传至卫成公时，其子姬季亹分封于宁邑（今河南省修武县），后来他以邑为姓氏，其后裔世代相传姓宁，这便是宁姓的来源。到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其后裔宁相、宁渝、宁喜等，皆为卫国史籍有名的大夫。其中一名宁戚者，从卫国迁去齐国的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居住，也当上齐桓公的大夫，后来世代为官。故宁氏后人尊季亹为宁姓的得姓始祖。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很多朝代在此建都，至今保留着许多文物古迹。它西起乌鞘岭，东至太行山，南靠秦岭，北抵长城，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7省(区)的50个地(盟、州、市)、317个县(旗、市、区)，总面积64万km2，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精粹所在地，也是21世纪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根据地。 但她却也是 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生态环境最恶劣、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极大地威胁着黄河下游的安全，成为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心头之患。 一、水土流失的原因 1、黄土高原地区处在 国第二级阶梯，及由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 2、黄土高原还是 国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影响的边缘区，从而使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或自西南向东北递减。黄土高原南北地跨亚热带、暖温带、温带三个温度带；东西跨半湿、半干旱和干旱等干湿地带，气候的地域差异性和过渡性十分显著。本区位于季风的尾闾区，干旱与半干旱范围大，降水不稳定，干旱、风沙频繁，天然草地与旱作农业生产能力低且不稳定。气候的干旱与降水不稳定、黄土及风沙物质的不稳定相结合，使得本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3、从土地利用形式上看，这里是农业耕作区和畜牧区交错的地区。土地利用受降水波动和历史上农耕、游牧民族交替控制的影响，在农牧交错地带表现为有农有牧、时农时牧的变动，导致土地退化加剧。 二、水土流失的特点 1、侵蚀强度大。该区侵蚀模数大于15000 t/km2 以上的水蚀面积达3.67 万km2，占全国同类侵蚀强度面积的89%，局部地区侵蚀模数高达3万-5万t/ km2。 2、时空分布集中。6－9月，产沙量占年产沙量的80%以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7.86万km2的多沙粗沙区，该区域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2.3%，年产沙量却达11.82亿t，占同期黄河输沙总量的62.8%，其中粒径大于0.05mm的粗泥沙3.19亿t，占粗泥沙输沙总量的72.5%。 3、泥沙主要来自沟道侵蚀。该区沟壑发育，沟道侵蚀十分严重。尤其是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高原沟壑区，崩塌、滑塌、泻溜等重力侵蚀十分活跃，沟谷面积虽占总面积的40％左右，而产沙量却占总产沙量的60％以上。 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群众贫困、经济落后，而且给下游防洪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三、水土流失的危害 1、恶化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水土流失造成耕地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土地生产力降低，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加剧了贫困，制约了经济发展。在国家&八七&扶贫计划中，黄土高原地区贫困县有126个，贫困人口2300万人。目前仍有贫困人口近1000万，是 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 2、泥沙淤积下游河床，威胁黄河防洪安全。该区年均入黄泥沙16亿t，约有4亿t沉积在下游河床，造成河床逐年抬高，平均高出地面4-6m，成为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直接威胁着下游两岸广大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3、影响水资源合理和有效利用。该区水资源相对匮乏，但为了减轻泥沙淤积造成的库容损失，部分黄河干支流水库不得不采用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同时，每年需要150亿 m3左右的水资源量用于冲沙入海，影响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四、水土流失的治理 1、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以县为基本单位，以修建水平梯田和沟坝地等基本农田为突破口，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治理水土流失。 2、坚持以退耕还林还草为基础，着力建设区域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建设必须以林草建设为重点，抓住蓄水、节水这个关键，走综合治理的路子。一是因地制宜，抓好造林种草。要根据实际，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特别要引导群众发展适销对路的经济林果，让群众得到实惠。二是实施雨水集流工程。采取多种形式，蓄存降水，发展窖灌等节水农业，解决好农村饮水和基本农田的补水问题，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三是合理配置资源，调整农业结构，依靠科技进步，搞好产业开发。促进一批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的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改变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改变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眼前经济效益的短期行为，加快恢复植被进程，使生态环境尽快向良性转变。 3、坚持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突出经济效益，走优质高效之路。大力发展集雨节水灌溉，推广普及旱作农业技术，提高农产品产量，积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4、坚持把治理开发和预防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制止破坏林草植被的势头，依法保护水土和林草资源，把已建成的烂沙、治水工程管护好、经营好，使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最后，从减少江河水患压力出发，整体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按照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全面推进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提高治理规模、质量和效益。实行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工程、生物、耕作措施统筹安排，集中连片治理，发挥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逐步实现水不乱流、泥不出沟，在较短的时期内，使省内河流泥沙含量明显降低。造福本地群众，惠及下游人民。 黄河不同于其他大江大河的最大特点是：水少沙多，水沙异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继而产生了下游的“地上悬河”及河口的摆动、延伸等特点。这些特点无不与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相关。 1、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流域头号生态环境问题 1.1关于对生态环境的认识 国外曾把生态和环境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生态是指生命“代码”、生物习性及它们与周围环境的联系[1]。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可以形成不同的生态系统。如陆地生态、海洋生态……高原生态、河流生态、草原生态等。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背景。在环境科学中，指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主要是地球表面与人类发生相互作用的自然要素及其总体，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体系[2]。因此其包括了生命要素和非生命要素。生命要素中主要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非生命要素主要为大气、水、土壤、光热（温度）。由此可见生态和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生态的失衡将破坏和污染环境，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会影响生态，人在研究环境问题过程中很难把生态和环境区分开来，他们与人类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环境系统，人类也成为整个生态环境系统中的关键要素，可以用简单的结构关系图来表示。 生态系统是指特定地段中的全部生物和物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任何统一的整体[2]，因此可以认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局部整体。在生态体系统内，能量的流动导致形成一定的营养结构、生物多样性、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当处于稳定和通畅状态时，被称为生态系统平衡（平衡还表现为物种数量的相对稳定）。生态系统之所以能保持平衡稳定状态是因为其内部具有自动调节（或自 恢复）能力。自动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外力干扰超过限度就会引起生态平衡破坏，表现为结构破坏或功能衰退。 1.2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特点 主要体现在大气、水、土壤、植物（被）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上。 （1）表层覆盖着深厚的黄土。黄土土质疏松，遇水崩解，极易侵蚀。当水以集中、一定强度的运动时，就能产生侵蚀—水蚀。 （2）降水少而不均（由图三年降雨等值线及历史暴雨记载图可见）。黄土高原自东面向西北，年降水从700mm递减到不足200mm，由半湿润向干旱地区过渡，但又属于暴雨集中的地区。 （3）光热通量大。日照时间长，蒸发能力强，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加之强烈的大陆季风，在西北部干旱地区，产生了另一种侵蚀—风蚀。 （4）植被覆盖率低。且自东南至西北逐步递减，由乔灌植被向草灌植被转化，直至北部鄂尔多斯荒漠植被。大量的地面裸露，使土壤失去了有效保护及对水的调节作用。 （5）随着该地区人口的增长，毁林（草）开荒、陡坡种地、过度放牧、破坏植被，使原有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而难以恢复。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采矿、基础设施建设，城镇扩展等造成生态环境新的失衡。 以上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后果即是形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最典型的是河口镇至龙门区间，集水面积11.2万km2,属半湿润气候向干旱气候过渡地带，全年降雨集中在夏季，连续4个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70—80%，暴雨强度可达1mm/min以上，暴雨期的径流系数可达66%，地表被暴雨洪水切割成千沟万壑，成为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沟壑密度达7km/ km2以上，每年以66.7亿m3的地表径流向黄河输送达9亿t泥沙[3]。 1.3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黄河流域头号生态环境问题。 黄土高原地区，西起日月山，东至太行山，南靠秦岭，北抵阴山，海拔800～3000米，是地球上最集中且分布面积最大的黄土区，总面积64万km2。 根据1990年全国土壤侵蚀遥感普查资料，黄土高原侵蚀模数大于1000t/km2.a的轻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为45.4万km2，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70.9%，其中水蚀面积33.7万km2。 侵蚀模数大于8000 t/km2·a 的极强度以上水蚀面积为8.51万km2，占全国同类面积的64.1%；侵蚀模数大于15000 t/km2·a的剧烈水蚀面积为3.67万km2，占全国同类面积的89%。局部地区的侵蚀模数甚至超过30000 t/km2·a。 从时间上来看，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汛期（6～9月），其产沙量一般占年产沙量的80%以上，且往往又是几场暴雨造成的。从地域上来看，据最新研究成果，输沙模数大于5000t/km2、粗沙（粗泥沙粒径0.05mm以上）模数大于1300 t/km2的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面积为7.86万平方公里，仅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12.2％，而多年平均输沙量（11.8亿t）却占黄河总输沙量的62.8％。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大量的泥沙进入黄河，使黄河的多年平均输沙量（陕县站，下同）达16亿t。每年约有4亿t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河床的抬高速率达10cm/年左右，形成了著称于世的“地上悬河”，黄河下游防洪形势险峻不缓的原因于此。一旦决口，危及12万平方公里的人民生命财产和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及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大片土地沙化造成长期的生态环境问题。 严重的水土流失也给黄土高原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地表被切割成千沟万壑，加重了风蚀、水蚀、重力侵蚀的相互交融和增大了雨洪及干旱灾害的产生频率，植被破坏、植物退化、生态功能急剧衰退，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使黄河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江河的突出矛盾，成为黄河流域头号生态环境问题。 2、水土流失防治途径及成就 2.1 水土保持的发展历程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防治—水土保持工作真正开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1） 开创时期（上世纪50年代） 这一时期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被作为“变害河为利河”的关键工作，开始设立一定数量的水保治理和科研机构，积极开展试验示范推广。1955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把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建设计划。与此同时，水土保持由过去分散进行单项治理，发展为一沟一坡成片治理。 （2）规划及有序治理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 60年代起，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开始从无序治理向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转变。国务院相继召开了三次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会议，确立了重点治理区。70年代，加强了梯田、坝地、小片水地等基本农田建设，提出了“以土为首、水土林综合治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同时，在陕、甘、晋三省,水坠筑坝、机修梯田和飞播林草的科技攻关和推广也取得重大突破。 （3）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防治阶段（上世纪80年代） 80年代，水土保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提出了工程措施、耕作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以经济效益为主的基本工作思路。各地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出现并大力推行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调动了群众治理开发的积极性，加快了治理进度。 （4） 依法防治与科学防治相结合阶段（年以后） 1991年《水土保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水土流失的防治突出了“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这既确定了依法防治的观念，也确定了科学防治的新观念。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以生态建设为主体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把水土保持纳为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在此期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专项治理规划》，把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列为国家经济开发和国土整治的重点项目，形成了集中规模治理的格局。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水土保持也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黄土高原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四荒”地拍卖治理开发的重大举措。流域各省及流域机构同时还注重了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强化了预防监督和监督执法。 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发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伟大号召，极大地激发了黄土高原人民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国家投资快速增长，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进入了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2.2防治途径 （1）通过封禁措施，利用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或自 恢复）能力，恢复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中最重要的生态要素—自然植被。 （2）通过人工植被措施，提高土地利用和生态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有效支持封禁措施的落实； （3）通过工程措施，拦截水、土，提高土地生产力，协调水对土壤的侵蚀作用，减少水土流失，同时为封禁、人工植被提供基本保障。 （4）通过耕作措施，减少土壤结构的扰动和破坏，合理利用（雨）水资源减，少水土流失； （5）通过法规措施，强化监督执法，预防在先，规范人的生活、生产活动，控制人为水土流失。 这五方面的措施有机结合组成了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途径。可用图四的水土流失防治途径示意框图形象显示。 根据不同的侵蚀类型区，还可以建立起相应的综合防治体系，黄土高塬沟壑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的结构模式见图五。 黄委提出了“防治结合、保护优先、强化治理”的水土保持近期方略，是水土流失防治途径和经验的基本总结。 2.3防治成就 截至2002年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初步治理面积达到18万多平方公里，建成淤地坝11.35万座，营造水土保持林1.3亿亩，人工种草4000多万亩，建设基本农田9700万亩。现有治理措施平均每年可增产粮食50多亿公斤，使1200多万人解决了温饱和农村生活用水问题，年均减少入黄泥沙3亿吨左右。 2000年—2002年 委第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流域水土保持遥感普查，其结果与1990年全国土壤侵蚀遥感普查资料比较见表一[4]。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防治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黄土高原大型水土保持项目的推动。无定河、皇甫川、三川河和甘肃省定西县四大国家重点治理区，1983年开始实施，目前项目已经实施了两期。截止2002底，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初步面积15400 km2，通过近20年的治理，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其中三川河成为 国目前唯一通过国家验收的一级重点支流。 1986年国家批准立项的重点流失区治沟骨干工程项目，结束了长期以来沟道治理无序的状况，扭转了淤地坝拦泥是“零存整取”的普遍认识，使大型淤地坝建设步入了科学正规的基本建设管理程序，显示出淤地坝工程重大、特殊的治理效益。截至2002年底，已建成治沟骨干工程1500多座，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对中游地区中小型淤地坝的安全和拦泥保土、利用水资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是 国第一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的大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共涉及陕、晋、蒙、甘四省（区）的59个县（市、旗）。第一期项目1994年启动实施，项目引进世界银行贷款1.5亿美元，项目总投资人民币近21亿元，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02年，一期项目顺利通过世界银行的竣工验收。二期项目于1999年启动实施，建设期为5年。项目利用世行贷款1.5亿美元，项目总投资20.95亿元人民币，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00km2 。 2001年正式启动的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重点支流治理项目，是黄河水保生态工程的主体项目，也是黄委直接立项管理的大型水保项目。共涉及黄河流域的11条支流和8个省（区）的36个县（旗、市、区），共17个项目区，项目区总面积9761km2，该项目2001年全面启动，计划五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20 km2，修建骨干坝590座。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全面推行工程建设监理制，资金管理上实行中央资金报账制，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和工程质量。 3、今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重点 今后一个时期，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国务院批复的《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为依据，按照“防治结合，保护优先，强化治理”的水土保持方略，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加快以治沟骨干工程为主体的小流域沟道坝系建设，促进退耕还林还草；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 修复能力，采取封山育林、封坡禁牧等措施，加快林草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的改善；通过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由传统水土保持向现代水土保持转变，调整产业结构、节约保护、优化配置、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区域经济，减少入黄泥沙为目标，建设黄土高原地区生态屏障，为治理开发黄河，实现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支撑和保障。 3.1在治理的战略布局上，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为重点 根据分析研究，黄土高原侵蚀模数大于5000t/ km2·a的水蚀面积为14.6万km2，集中分布在河龙区间、泾洛渭河上中游，以及青海省的湟水、内蒙古的十大孔兑、河南的伊洛河部分地区，其入黄泥沙多年平均形成的输沙量为14亿t，占黄河总输沙量的87.5%。其中，7.86万km2的多沙粗沙区，集中分布在河龙区间的21条支流及泾河、北洛河上游的部分地区，形成的多年均输沙量却达11.8亿t，其中粗沙3.19亿t，占全河粗沙输沙量的72.5％[5]。在黄河下游河道每年淤积的4亿t泥沙中，一半左右是粗沙，大部分来源于中游的多沙粗沙区。该区域的产沙是影响下游河道冲淤变化的关键因素。年，下游河道平均每年淤积2.5亿t泥沙，其中70%淤积在主河槽，使得平槽流量由过去的6000 m3/s下降到3000 m3/s。该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对黄河的治理开发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危害，集中治理这一区域势在必行。 由于该区为 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亟待治理区域环境条件越来越差，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加之该区属国家级贫困县集中地区，地方财政基础薄弱，群众生活贫困，依靠地方政府和群众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比较困难。今后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治理，将针对该区目前存在的问题，加大中央投资力度，开展以沟道坝系建设为主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田，改变水资源利用条件，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促进退耕还林还草和封禁轮牧，保障大面积的植被恢复，推动区域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2 在治理措施安排上，加强沟道坝系工程建设 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成因机理上看，由于坡面的水蚀，汇集后形成集中径流，长期冲切土壤形成沟道，由浅变深，造成沟坡变陡失衡，并产生泻溜（剥落）、崩塌、滑塌、滑坡等形式的重力侵蚀。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既是地表径流和泥沙的输移通道，又是主要的土壤侵蚀区域。据有关研究成果，黄土丘陵沟壑区沟谷面积占总面积的45～55％，产沙量占50～70％；高塬沟壑区沟谷面积占总面积的30～40%，产沙量占85％以上。这就决定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防治必须以沟道治理为主的特点。 建于沟道中的淤地坝，可以从源头上封堵泥沙的输移通道，它不但能够拦蓄坡面汇入沟道的泥沙，而且能够固定沟床，抬高侵蚀基准面，稳定沟坡，制止沟岸扩张、沟底下切和沟头前进，减轻沟道侵蚀。同时，淤地坝的拦泥效益非常显著，是水土保持措施中拦泥减沙最有效的措施。据《人民治黄50年水土保持效益分析》计算，淤地坝减沙量占水土保持各项措施总减沙量的67％。另据调查资料，黄土高原大型淤地坝每拦蓄8000t左右泥沙，中型坝每拦蓄6000t左右泥沙，小型坝每拦蓄3000t左右泥沙就可淤出一亩坝地，而一亩坝地的粮食产量是梯田的3—5倍，是坡耕地的5—10倍，利用淤地坝还可进行有计划的引洪淤地，改造荒碱地。如果通过产业结构合理调整，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生产效率可大幅度提高。因此，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防治中，必须重点加强淤地坝工程建设。 截止2002年底，黄土高原地区已建成骨干坝1500多座，中小型淤地坝11.2万座，淤地32万hm2，保护川台地1.87万hm2。目前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投入不足，工程建设比较缓慢，工程配置不合理，布局分散，设施不配套，同时现有工程老化比较严重。水利部党组已将淤地坝建设列为近年内水利工作的“三大亮点”之一， 委也于今年上半年编制完成了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规划。今后，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将改变过去布局分散，规模效益低的状况，坚持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以小流域为单元，以骨干坝为支撑，以原有沟道工程为基础，完善配套，合理布局，形成沟道坝系，充分发挥工程群体防护和整体综合效益。 3.3 在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 修复功能，加快大面积的植被恢复 长期的陡坡开荒，滥伐森林，过度放牧，乱弃乱挖等，使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不断恶化，生态建设的最急迫问题是植被恢复。地域广阔且自然环境恶劣的黄土高原，单靠人工的力量来恢复植被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在不同的降雨条件下，就会有相应种类的生物生长繁衍，这就使生态系统具有自然修复功能，其必要条件是停止或减少人类的干扰影响。因此，在继续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同时，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 修复功能。这一点钱正英院士在2000年11月对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两河两川、十大孔兑进行了实地考察后首先提出，并且再三强调了这一论点。特别是针对黄土高原大片人口密度比较小、降雨适当的地区，要采取退耕、封育、禁牧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恢复植被覆盖，加快水土流失治理进程。 2001年，黄委在黄河流域的10个县率先开展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工作，内蒙古自治区进行了年百万亩草场的禁牧、轮牧，2002年共完成封育治理面积8万hm2。同时在青海、四川两省启动了黄河源区水土保持预防保护项目。水利部也在全国106个县启动实施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工程”，涉及黄河流域20个县。今后，黄土高原生态修复将重点处理好大范围封育保护与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关系，按照宜封则封、宜治则治的原则，使小流域综合治理与大面积植被恢复和改善有机结合，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战略目标与群众生存、生活、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同时，积极开展生态修复机制和潜力方面的研究，建立生态修复效益监测和评价体系。 4、今后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4.1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改善的长远目标及实现途径的研究 研究要点： （1）黄土高原生态类型区划分及其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 （2）黄土高原不同生态类型区的生态环境容量（承载量）及其改善的目标体系； （3）实现黄土高原不同生态类型区生态环境改善目标的途径（战略思路及关键措施及配置的重大原则）。 4.2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评价体系研究 主要包括： （1）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 拟通过能量循环和平衡理论探讨生态系统内的生命组成、营养结构、生物多样性、物质循环、环境扰动等，建立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分级平衡理论及评价方法。 （2）侵蚀环境评价 通过水资源、地质、地形、地貌等重要自然因子评价，确定侵蚀特征、侵蚀风险及可逆性分析，制订改善目标。 （3）生态建设评价 通过侵蚀环境评价生态建设工程现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等研究，评价人类活动的破坏风险、生态改善的制约因素，提高可逆性措施的合理性，从而选定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目标，提出表征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经济指标和关键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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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远古帝王少昊金天氏有子名殷，担任工正官(掌管百工技巧)，被封于尹城(今山西隰县东北)。后来，殷的子孙便以封邑名称为姓氏，姓尹。
           尹氏以邑(地方)得姓，出自少昊的后代。传说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少昊为黄帝的二十五子之一，殷是少昊的儿子。殷因任工正之官而被封于尹城，他也因此被称为尹殷，尹氏因此得姓。古尹城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北、新安县东南，也有人考证说其在今山西省隰县东北，因为两地相距不远，因此，今河南西北与山西西南交界一带，是古尹氏的发源地之一。尹殷的子孙袭其职位，世代任工正，一直生活在尹这个地方。即使到了周朝，尹氏子孙世代袭为卿士，其封地仍在尹这个地方。因而，先秦时代，尹氏的主要聚居地在今河南西北、山西西南的交界区。
           上古时期，只有到了父系氏族公社的建立和原始社会解体时期，人类的历史才逐步建立。尹氏先民的活动则和这一时期的部落联盟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奴隶社会，尹氏宗族的活动与奴隶社会紧密联系的宗法制、诸侯争霸、奴隶制思想文化息息相关；在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的战国时期，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各国的兼并战争和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它影响了尹氏宗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总之，由于资料的不足，先秦时期尹氏历史及其名人并不十分翔实，但它仍能曲折而较详尽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除了少昊之子殷因任工正被封于尹城而世称尹殷之外，尹氏最早的名人要数担任帝尧之师的尹寿了。传说尹寿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博学多才而被召为帝尧之师。尹寿任帝尧老师时，要求尧讲求仁义道德，并对尧讲授无为之道，即以无为来治理天下，实行仁政，与民休息，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我们从帝尧即位后采取的种种仁政、无为而治的方略来看，他确实是以尹寿教授的仁义道德、无为来治理天下的。可见，作为尧师的尹寿，对当时整个社会民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据说尹寿还曾传道于彭祖。彭祖是舜的大臣，竭忠辅佐舜治理天下。
           夏代有记载的一位尹氏人物叫尹谐。尹谐是夏代最后一个国君夏桀的大臣。夏桀为帝期间荒淫无道，诸侯都来讨伐他。最终，他被商汤击败流亡而死。作为夏桀大臣的尹谐，也在这场混乱中被商汤杀死。
           西周时期最早见于史载的尹氏名人是尹逸。尹逸是周朝的史官，因此又名史佚。尹逸和当时的太公、周公等被合称为“四圣”。虽然关于尹逸的具体事迹史书记载甚少，但既然能与太公、周公齐名，当是西周一位起辅佐作用的贤臣。
           西周时期另一位尹氏名人是周穆王时的尹轨。尹轨是位有道之士，居住在终南山
           (今陕西秦岭山脉)。周穆王是周朝的第五代国君，好巡游征战，为政严酷，曾令人作五刑三千条。周穆王虽不是一个好君王，但为了表彰自己有仁义道德之心，他曾召见尹轨”。至于他向尹轨询向了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是否认真采纳了，由于史书未载，不得而知。
           西周时期最著名的尹氏人物就是前文曾提及的尹吉甫了。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大臣，是辅佐周宣王修文武大业、实现周朝中兴的重要人物之一。周厉王时，其残暴的统治激起了国人起义，厉王被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而死，大臣拥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周宣王。宣王即位后，任用贤臣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为辅佐，整顿朝政，使业已衰落的周王朝重又复兴。尹吉甫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少数民族。宣王五年(前823年)，猃狁(即西戎)内侵焦（禾+艹+隹+又）
           (今陕西泾阳县北，一说今山西阳城县西)，进至泾水(今陕西境内)北岸，逼近周朝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宣王令尹吉甫率军反击。尹吉甫指挥有方，兵士作战勇敢，在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两军交战，尹吉甫率军奋勇冲杀，大胜猃狁，一直打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猃狁向西北逃去。尹吉甫平定西北后，凯旋而归，又发兵向南攻打淮南夷。尹吉甫很快使淮南夷归顺，并向他们征收贡物。尹吉甫的赫赫战功，深受周宣王的赏识。周宣王封吉甫官名为尹，任为内史，辅佐自己。后来，宣王把钜
           (今河北南安县)赐给尹吉甫，作为封邑。尹吉甫是周宣王中兴的重要辅臣，也是尹氏得姓的先祖之一。
           二、以官得姓
           尹作为官名，主要存在于先秦时代。甲骨卜辞中有王令尹、多尹，为从事农作或做王寝之官，另外还有所谓的族尹，当为一族之长。商、周时尹常做官号，西周时，尹还可以是官吏的范称。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书《尚书》和西周金文中有“百僚庶尹”、“百尹”、“诸尹”之称，意即百官、百僚。当时尹还是作册、内史之长，如铜器铭文中常见“册尹”、“内史尹”之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以尹为官者不多，现能见到的文献中尹多为较低官位的官职。如《论语·国语》称关吏、门吏为关尹和门尹。《礼记·檀弓》中有“工尹商阳”，工尹就是工官之长；《礼记·月令》提到的奄尹，是宦寺之长；《杂记》里所说的里尹，则为一里之魁首。
           尹氏以官(官名)得姓，产生于周代。尹作为官名，在商、西周时期是辅弼天子的大官，职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周宣王时一名叫兮甲的重臣，字伯吉甫，曾任师尹，以尹为氏，世称尹吉甫，尹氏因此得姓。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师尹，三公官也，以官为氏。周有尹吉甫。”这里所说的尹吉甫，即为姓兮名甲、字伯吉甫(甫一作父)的宣王重臣，尹是官名，故名尹吉甫。吉甫任太师，是周宣王时的重臣，位居三公(太师、大傅、太保)之首。“师尹”之名见于《诗·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毛传》曰：“师，太师，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为太师。”另外，史书记载，吉辅的儿子为尹伯奇。由以上可知，“以官为氏”的尹姓，源于西周宣王时的尹吉甫，始于吉甫之子尹伯奇。
           尹氏以官得姓，现在仍有历史碑记可资验证。汉代豫州(今河南)从事尹宙载其先辈：“出自有殷，乃迄于周，世作师尹，赫赫之盛，因以为氏。”与史书记载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尹氏以官得姓为其得姓来源之一，无可置疑。
           上古时期，还有一个叫尹寿的，传说是帝尧的老师，居住在古河阳(今河南孟县)；夏桀有个臣子叫尹谐，大概居住在今陕西东北(尹谐在夏商交战时被汤杀死)。周代，尹氏除了在周中央政权任职外，周之列国中亦多有尹氏：郑国(今属河南)有尹河；晋国(今属山西)有尹铎，赵筒子曾派他到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秦国(今属陕西)有尹喜，曾任函谷关令。作为南方的楚国(今湖北一带)，其长官也多称尹，可能亦有尹氏分布。另据《通志·氏族略》记载：“今汾州尹吉甫墓，即其地也。”也就是说尹吉甫生前活动的地方在汾州。古汾州为今山西汾阳。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先秦时代的尹氏分布地主要在今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区。            介绍文件            尹姓迁徒史
           尹姓迁徙史
           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由于秦始皇的横征暴敛和严刑苛政，秦王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15年。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全国，建立起汉王朝，史称西汉。西汉王朝在公元8年被王莽篡代。公元25年，刘氏宗族刘秀击败各对手，重新统一全国，实现汉室中兴，史称东汉。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洛阳，东汉灭亡。
           秦至汉的440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及交流创造了条件。这一切，又都为人口的迁徙流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尹氏宗族人口大量增：加，人口的分布较先秦时代更为广泛，迁徙流动也十分频繁。从尹氏宗族名人的出生地、迁徙地，可以看出其大致情形。
           秦汉时期尹氏的分布地主要在北方。像汉武帝时的酷吏尹齐为东郡茌平(今属山东)人；昭宣帝时的酷吏尹翁归为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宣帝时的经学大师尹更始为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成帝时酷吏尹赏为巨鹿杨氏(今河北宁晋)人；成帝时的御史大夫尹忠是魏郡(今河北临漳)人；东汉光武帝时的经学大家尹敏为南阳都阳(今河南方城东)人；和帝时的太尉尹睦为巩(今河南巩县)人。
           秦汉时期尹氏人物迁徙活动范围也主要在北方。这一时期，北方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中心区域，也是各种人员迁徙、流动的中心区域，其中自然不乏尹氏人物。如武帝时的酷吏尹齐出生于山东，在陕西、河南都曾长期为官；昭宣帝时的酷吏尹翁归出生地也为山东，但长期在关东为官，后又供职京师，迁徙于北方各地；成帝时的酷吏尹赏出生于河北，但主要活动地域都在长安、三辅地区；成帝时的御史大夫尹忠，生于河北，为官时一直居住京城长安，后因参与治理黄河又长驻河南、山东境内。至于那些在秦汉、两汉之际，四处征战、出生入死的尹氏豪杰，像汉高祖时的尹恢，两汉之际的尹尊，东汉光武帝时的尹绥，更是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尹家人物频繁的迁陡活动，扩大了尹氏的地域分布，也为人员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另外，秦汉时期尹氏开始向南方发展，在西南一些地方还成为大姓。东汉初年，掸舸一带形成了四大著姓做龙、傅、尹、董，他们还为东汉统一西南地区做出过贡献。明帝时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尹兴，主要活动于今浙江一带。桓帝时的经学大师尹珍，出生于掸舸毋敛(今贵州独山)。尹珍因感到家乡文化落后，曾到汝南学习经书，学成后回乡教授，对南方的文化发展影响至深。尹珍官至荆州(今湖北一带)太守，活跃于湖北地区。
           总之，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尹氏人口的增长和迁徙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尹氏的分布与迁徙范围日益扩大，作为一个北方大姓，其踪迹正不断向南拓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大一统社会持续了400余年后，被分裂战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所代替。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突出的特点是北方各政权的封建割据和南方经济的发展。三国以后，北方相继出现了许多封建割据政权，它们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展开了连年的混战，人民群众掀起的反剥削反压迫斗争，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形势更加动荡复杂。相反，南方在这一时期略显安定与和平，北方不堪战乱的各族人民纷纷南迁。北方人民的南迁，补充了南方劳动力的不足，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尹氏在全国的分布格局同秦汉时期一样，没有大的改变，仍主要遍布在北方的各地。在尹氏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的是，这一时期，尹氏在今天的甘肃发展为望族。如在天水(今甘肃天水)、西州(今甘肃中部和西北部一带)等地，都分布有大量的尹氏族人，这一时期这两地尹氏名人的频出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后秦大将尹纬、南北朝的文臣武将尹冲、尹弘以及北魏的尹挺等均为天水人；后秦的大将军左史尹东是西州人。
           同秦汉时期相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尹氏的迁徙和活动范围更趋广泛。南迁的人数大大多于秦汉时期，在南方涌现许多尹氏名人。如三国时的尹默为梓潼涪(今四川绵阳东)人，南朝尹略为淮南(今安徽寿县)人。南迁的尹氏宗族同其他南迁的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与交流，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隋唐时期
           隋唐，特别是唐末，开创了尹氏大规模南迁的时期。尹姓是发源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典型的北方姓氏，其南迁始于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南迁的步伐有所加快，隋唐特别是唐末，则是他们大举南迁的时期。唐末的藩镇割据战争主要发生于北方，南方相对稳定，南方的经济发展有逐渐赶超北方的趋势，因此，此时北方人大举南迁，尹氏宗族也夹杂其中，开始了大规模南迁的时代。这一时期南方尹氏名人迭出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迁徙趋势。
           北方各地仍是尹氏人物的主要聚居地。如初唐与徐敬业发生战斗的尹元贞及诗人尹懋，均为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孝子尹思贞、道士尹情(yin)、书法家尹守贞，均为天水(今甘肃天水)人；工部尚书尹思贞为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研究老庄思想的尹章为绛州乐寿(今河北献县)人，等等。这一时期北方的尹氏著名人物多出生于甘肃天水与河北河间，是与这两大尹氏郡望的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
           南方尹氏族人持续增多。隋唐时期湖北襄阳一带已经形成尹氏在南方的一个聚居地，名人不断涌现，像尹嗣宗、尹怦父子都是襄阳人。这一时期南方其他地区的尹氏人物也不断增多，至于在南方亦官亦商的尹氏人物，则更不尽其数。
           宋元时期
           两宋是一个战乱不已，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她却创造了非凡的文明，像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是在此时出现的。蒙元统治者重用汉人，在各个领域内也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尹氏宗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异：行路难是诗,而蜀道难像是散文,而且比行路难更有气魄同：它们都是乐府诗，作者都是李白一下是一些简介：讲李白，不能不讲与中国道家思想的关系，酒仙，诗仙，剑仙，没有道家思想写不出来蜀道难。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形式上，原无分别，如果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如果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的艰难，行旅之辛苦。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描写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对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都没有注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与他同时代的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三十四首。他在自序中说明这些诗起于甲寅，即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终于癸巳，即天宝十三载。他选了李白的诗十三首，其中就有《蜀道准》。这是一个无可推翻的证据，证明《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它显然不是讽谕明皇幸蜀的诗了。如果《摭言》、《本事诗》的记载可信，则此诗的创作年代还可以提早到开元末年。为此，我们不取以上那些讲法，而把此诗定为李白赠入蜀友人的诗。【行路难其一】原文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解诗题《行路难》古代乐府《杂曲歌辞》。722年诗人应昭入京，供奉翰林，试图施展自己的经国济世的宏愿，但他很快感到受到排挤，找不到政治出路，在或去或留之时，写下这首诗。全部注释1《行路难》：乐府《杂曲歌辞》调名，内容多写世路艰难和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开头。今存最早的《行路难》是鲍照的十八首。前人认为李白的《行路难》“似全学鲍照”。第一首乃取意于鲍照《行路难》“对案不能食”一首。2樽：古代盛酒的器具。斗十千：形容酒价昂贵。珍羞：珍贵的菜肴。羞通“馐”。直通“值”。3鲍照《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4闲来两句：传说吕尚（姜太公）末遇周文王时，曾一度垂钓于磻溪（今陕西宝鸡东南）。乘舟梦日边：相传伊尹在受商汤聘请的前夕，梦见自己乘船经过日月之旁。吕尚和伊尹都曾辅佐帝王建立不朽功业，李白借此表明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仍存极大的希望。5长风破浪：据《宋书·宗悫传》载：宗悫少年时，叔父宗炳问他的志向，他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济：渡过。金杯盛着昂贵的美酒，玉盘装满价值万钱的佳肴，但是我停杯扔筷不想饮，拔出宝剑环顾四周，心里一片茫然。想渡黄河，冰雪却冻封了河川；要登太行山，但风雪堆满了山，把山给封住了。当年吕尚闲居，曾在碧溪垂钓；伊尹受聘前，梦里乘舟路过太阳边。行路难啊，行路难！岔路何其多，我的路在何处？总会有一天，我能乘长风破巨浪，高高挂起云帆，在沧海中勇往直前！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置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行路难三首》作于天宝三载（744）初离朝廷之时。李白此时心情复杂：失意、愤懑、迷惘困惑、愤世疾俗、自负、自信等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感慨万千。在诗里，他以行路艰难比喻世路的艰难，抒发了不平之感和继续追求理想的愿望。《唐宋诗醇》：“冰塞雪满，道路之难甚矣。而日边有梦，破浪济海，尚未决志于去也。后有二篇，则畏其难而决去矣。此篇被放之初，述怀如此，真写得‘难’字意出。”应时《李诗纬》卷一：“太白纵作失意之声，亦必气概轩昂。若杜子则不然。”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是李白遭受谗毁初离长安南下时写的一组诗。诗中写世路艰难，充满着政治上遭遇挫折后的抑郁不平之感。逐句理解：（1）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置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2）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李白本是个积极用世的人，他才高志大，很想象管仲、张良、诸葛亮等历史上杰出人物一样，干一番宏大的事业，可是受诏入京后，皇帝却没有重用，而且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被“赐金放还”，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像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性格的人，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垂钓碧溪”“乘舟梦日”的典故，表达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古人一样，为统治者信任重用，建立一番伟业的信心。（3）这四句节奏短促，反复感叹过去自己那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表现出进退失据而又不甘自弃，继续探索寻求出路的复杂心理。（4）最后两句诗人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李白毕竟是盛唐的大诗人，他悲而不伤，那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诗人用“长风破浪”比喻其宏伟抱负，接以“会有时”，肯定这一抱负有施展的时候。其坚定的信念，不屈的精神，表现得何等豪迈、直爽！“直挂云帆济沧海”由乘长风破万里浪推演而来，创造出一个雄浑阔大的意象，融入了诗人“辅弼天下”，大济苍生的宏伟蓝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首诗一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名句赏析：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诗人相信自己总会有一天高挂云帆，乘风破浪，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是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现在常用这两句诗表达自己有宏大的理想包袱和实现理想抱负的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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