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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4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关于刘建东： 　　刘建东，1967年生，河北邯郸人。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就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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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是我们这代人绕不过去的”
&&&&&&本期共收录文章15篇
　　关于刘建东： 中国论文网 /5/view-4341463.htm　　刘建东，1967年生，河北邯郸人。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就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联部主任。1995年小说处女作《制造》发表于《上海文学》，从此开始小说创作。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短篇小说《自行车》入选2001年度中国文学排行榜，小说集《情感的刀锋》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女人嗅》、《十八拍》，小说集《情感的刀锋》、《午夜狂奔》等。新近出版长篇小说《一座塔》，受到好评。 　　导语： 　　刘建东的文笔老练而灵透，对人物的性格特征刻画入木三分。著名文艺评论家施战军称其“语言具有大地的敦厚气息。讲述的故事关涉亲情、爱情、友情，能够引发读者深刻的共鸣。……作品无一不通往人性幽曲的深处，不乏反讽的力量。独特的故事结构令人不由得佩服作者超强的问题意识和稳健的探索精神”。可以说，刘建东对小说的可能性与陌生感的追求，使他在“先锋已死”的年代却仍然保持着一个先锋作家的姿态。刘建东说，六十年代的人，永远都无法绕开“先锋文学”这座高峰。八十年代的影响太深远了。我们必须承认，刘建东的小说里，有一种真正“陌生化”的东西，它与我们的阅读经验有点悖离。荒诞情节、幽默色彩、先锋技法，这些小说品质一直是刘建东所坚守的。 　　有作家与评论家认为：刘建东这位北方作家的笔下，充溢着一种南方叙事之美。某种程度上，他与女作家中的金仁顺有某种相似：身居北方的南方叙事者。 　　文学评论家郭宝亮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刘建东的小说：“它以奇诡的想象力和出人意表的情节设计，演绎着小说自身的逻辑。它以舒缓的节奏、细密的叙述和淡蓝色的忧伤，营造着小说的诗意氛围。”刘建东最近出版的长篇《一座塔》，其叙述上的舒缓与细密、语言上的忧伤以及想象力的奇诡依然刘建东式的痕迹。刘建东的《一座塔》在《十月》杂志首发，评论家施战军和《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均认为《一座塔》是刘建东创作二十余年来的峰巅之作。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且慢慢道来。 　　刘建东（以下简称刘）：好的。 　　姜：先说《情感的刀锋》吧。这篇小说，你有没有考虑到它的节奏快了点？ 　　刘：是的。不仅仅是这一篇，我的一部分小说可能都让人感觉到这一点。节奏可能是我比较注意的一个技巧。我喜欢激烈一些，偏执一些的小说。 　　姜：当然，这篇小说有一点极有意味，那就是细节的暗示性。小说是用了细节的重复来暗示了情节的推进；像严雨冲到马路上以及最后死于马路上的细节，就有极强的冲击力的。 　　刘：我早期的小说大都有这样的痕迹。对小说技巧的迷恋，对小说写作各种可能性的尝试。细节的重复是起到了一个强化主题的作用。 　　姜：这篇小说让我想到一个重要的题目：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我们很长时间里不再谈这一点了，但是，其实仍然得谈。譬如说有作家认为，作家是引导读者的。但是拿什么来引导读者呢？如果拿文学性引导读者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文学给人提供一种审美情绪以外，也还会带给人理性的思考。 　　刘：是的。文学性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首先学到的功课。如果一个作家，他的作品连最起码的文学性都贫乏而软弱，那真成了笑谈了。但文学性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像你说的，文学与社会是从来不可能分得开的。作品拿什么引导读者？我们不能让读者只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不让他感觉到花朵背后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就是作品的社会意义。 　　姜：所以，我一直觉得，文学的单纯的审美特点从来都是经不住推敲的。文学的意义，其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或伦理意义，有时候界限很模糊。这一来，我就想问一问，《情感的刀锋》意义何在？或者直白地讲，它想要表现什么？当然，这样的问题低级了，但恰恰有很多作家在低级的甚至原点性的问题上绕不过去。 　　刘：解读自己的小说，一向是我不大喜欢的。表现或者意义之类的，我觉得有些高高在上。我们回到这篇小说，就像是我看到了自己的手掌，它们纹路清晰，中指永远比大拇指长。是的，在这篇小说里，我要说的是，文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有另外的温度、另外的风景，同时，文学也让生活有点胆战心惊。《情感的刀锋》不是单纯的关于情感纠葛的故事；通过情感的放大镜，我想看到的是对伦理与道德的审判。 　　姜：《减速》这篇小说可能想要表述的是一种生活的原则，但其风格是不是显得油滑有余？油滑与幽默，我一直觉得不符合中国小说的文化品质。关于小说文化品质，我在与王旭烽、储福金等人讨论时，他们曾作过充分的展开。而关于幽默品质，我在与刘震云对话时，也谈得比较多。我一直觉得，中国小说其实无法幽默起来。真正想要幽默，可能还是刘震云讲的那种冷幽默。 　　刘：你所说的无法幽默，或者说冷幽默，可能和我们的社会环境有关。这其实是一种妥协。我们为什么没有黑色幽默？应该有。但一直都没有土壤。但我这篇小说的意义并不在幽默与否。我追求的是小说的可能性，小说的陌生感。也许，我感觉到，在那种故事的环境里，幽默能够起到润滑剂的效果。 　　姜：《减速》里有一种陌生化的东西，它与我们的阅读经验有点悖离。荒诞情节、幽默色彩、先锋技法，看来是你很长时间内都无法舍弃的；至少在你刚出道的那些年代，你一直坚守着。 　　刘：六十年代人，永远都无法绕开“先锋文学”这座高峰。八十年代给我们的影响太深远了，尤其是文学。 　　姜：我还在想，你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小说走上这种幽默、荒诞的审美格局呢？当然，我们看到的可能仅仅是《减速》、《我的头发》等几篇。 　　刘：是的。我说过了，对于小说可能性的迷恋，对于一成不变的文学格式的背叛，使我对小说保持着一种敬畏。如果每一篇小说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我觉得作家不应该叫作家了，应该是工厂的熟练工人了。早期的写作中，将人物变形、让故事脱离它正常的轨道，都让我觉得写小说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在这种冒险中找到了乐趣。
　　姜：《制造》、《女医生的风衣》、《33朵牵牛花》和《自行车》这些精短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小说品质则非常智慧了：在形而下的精彩叙述中，想要抵达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这一过程自然而圆润。但看得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种东西“压”在精神世界里。《制造》被迫于某一个骗局的压力，《女医生的风衣》迫于一种残酷得无法避开的亲情之殇。当然，如果我们从宏大的角度来谈论这些小说也挺有意思，特别是《自行车》，似乎只是在人们最习见的自行车易被盗的连环链上起跳，是有点匠心独运了。 　　刘：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词：不可能。是的，不管我对小说的技巧多么痴迷，不管我多么想要表达一种陌生感，但是有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那就是小说的品质。尤其是短篇小说，品质是第一位的。优雅，或者圆润，都可以短篇小说的外衣。《制造》是我的小说处女作。《自行车》属于我为数不多的小说中更接近现实的一类。你说的连环链很有意思，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你的话让我非常佩服，对于小说的思考，你是有深度的。链条——是的。写作其实可以在这个链条的任何一个点开始，但是起跳的这个点必须是有意义的、独特的、有着作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情趣的。 　　姜：我由此想到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很多作家可能一生都在他开始出发的地方流连忘返，或者迷恋于自己所寻找到的小说技法，或者迷恋于小说品质中的某个元素，再不就是迷恋于对人物或人物关系的处理。当然，如果再说开去可能还有语言风格等等。不知你是否也这样认为？ 　　刘：作家也是有情性的。对自己熟知的东西流连忘返并不为过，可怕的是大家认同了你这样的风格，而你又刻意地去迎合。 　　姜：罗望子与我交谈时，谈及你作为一个北方作家却有南方叙事的特点。 　　刘：我和罗望子也是相知多年。我先是看他的作品，然后向他约稿。南方叙事与北方叙事，我倒不大在乎。我想罗望子说我属于南方叙事，是因为我们写作的方式倾向于一致。 　　二 　　姜：《全家福》这个长篇确实充分体现了一种南方叙事的品质。譬如二姐关于妈妈的皮鞋被金银花穿丢的叙事，从叙事学上讲，可以认为二姐是在虚构。而对你和读者而言，则可能是一种叙事圈套。当然，这样说近乎“先锋”的理解；而你的这部作品，与先锋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刘：在这部长篇里，我努力想达到一种妥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减速》、《我的头发》、《心比蜜甜》等一系列小说可能过于荒诞，过于变形，所以我想往回走一下，是想达到一种先锋与写实的统一。当然，这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你说的叙事圈套，确实是先锋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方式。它会让小说更像是一件艺术品，可以让读者回味、思考，而不是一览无余。 　　姜：但皮鞋无疑成了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道具。不，甚至不能说是道具，简直是另一种“人物”。“爸爸后来的突然病倒是和那双皮鞋有关系。”杨怀昌突然死掉，父亲可能就是一直游走在各个关键地方的人，大姐徐辉和母亲的关系，书的最后讲到的“面对着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和一个已经躲藏起来的生命”……竟然都和这双皮鞋绾结在一起，无法分出表里了。 　　刘：是的。这篇小说里，我刻意地运用了道具，皮鞋、药片，甚至父亲的那张床，都成了内容的一部分。陈晓明先生在《重返现代性氛围及其更有效的超越》一文中提到：“有时候生活的悲愁是如此让人难以承受，一双皮鞋就把一个人的生活压垮了，就把一个家庭的生活摧毁了，生活是如此脆弱，人性是如此脆弱，不能不说刘建东对生活的揭示令人震惊。” 　　姜：“爸爸”以欺骗的方式存在着，却给了“我们”的生活一种神性的提醒：时时刻刻，总有一个心灵面对着我们的生活。这可能也是你这部小说一个重要的主题了。 　　刘：一个无处不在的灵魂，一个神性的提醒，父亲以略微荒诞的方式存在着，并且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家庭里所有的人。生活中的真实更为荒诞，只不过有时候我们都在回避，并且是刻意回避，如同“父亲”，他死了吗？他活着吗？对他的儿女们、妻子来说，这成了一直都在困扰他们的问题。 　　姜：但是，《全家福》里又谈到，“爸爸的病与猜疑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猜疑一直跟着我们，生活会多么地乏味呀。”在我看来，猜疑是一个接近文学母题的主题词。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就是讲的这种东西。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生活可能真的就经不住推敲。特别是现在，虚妄与欺骗已经渗入我们的生活与机理了，而我们却不自知与自觉。 　　刘：我不想让我的作品里有太多的理性。理性有时候会掩盖文学的光芒，文学需要的是一种感性的直觉，这可能是更接近于艺术特质的一面。对于生活，对于我们通过文学的镜子照出的那个生活，我的直觉告诉我，它们存在着，它们是本质，不管是猜疑，还是坦诚。 　　姜：相关的接近文学母题的关键词还有“白色”，是写金银花的视觉偏差的。但在这里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我不是太能理解你的用意。 　　刘：白色代表着混乱，不仅仅是视觉上的。 　　姜：这部小说里的一些情节，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荒诞元素？譬如父亲的复又疯长的头发、徐琳收藏药片的爱好，还有徐辉对男人的恐惧。这一点，我们在谈你的《减速》时也谈到了。显然，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并没有很适合幽默与荒诞的文化背景与品质。 　　刘：我刚才说过，我想在这部小说里融合进一种平衡，我想让先锋与写实并驾齐驱。荒诞是先锋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全部。我觉得先锋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重要的是对小说可能性的挖掘与发现。如果说，荒诞能够在这部小说里很好地完成了我想完成的任务，可以说，它就达到目的了。其实父亲就是荒诞的，他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不管他行走着还是躺着，他都在影响着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但荒诞是基于生活的本质的，它不是空中楼阁，它有它特殊的机理。 　　姜：这无疑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它在平静的叙述中将死亡、情欲以及爱和生的纠缠，全都写出来了，令人感伤感喟。当然，我说是平静的叙述，也只是我的感觉；事实上，这部小说的叙述基调是一种淡淡的感伤。
　　刘：是的。淡蓝色的忧伤。在写这部小说时，我能够感觉到时间的流转，因为我回到了八十年代，我让我的生命重新走在八十年代的土地上，你会发现许多你不曾发现的东西。另外，对叙述来说，平静其实也成为一种手段。在平静的叙述外表下，那些个体的生命是鲜活的跃动着的，是沸腾的。 　　姜：对叙述者，你在整部书中都是以悬置或游离的方式处理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独独让徐静处于一种旁观的位置？而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也就是徐静，是另一个“我”；在“我”的体内，体察着包括“我”在内的全部世界。这样叙事视角就大为洞开了。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你这部小说对文学的贡献。 　　刘：我们以前熟悉的全知全能的叙述是不够让人亲近的。我感觉它有些让人觉得生硬：我们在阅读时能时刻感觉到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一个预知一切的人存在着；他掌控着一切，而又不是生活本身。如果你和女友谈恋爱时总感觉到有人在偷偷地看着你们，你会感觉到不自在的。徐静是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又不是小说人物，其实她只是一个象征，她是生活本来面目的象征。 　　姜：这样一来，《全家福》的题目好像得改了。一笑。但这部小说的叙事基调，正如前面讲到的，充满了淡淡的感伤。这种极具沧桑感的叙事基调应该是你刻意选择的吧？ 　　刘：当我写下妈妈的那双皮鞋时，这部小说就注定披上了忧郁的外衣。皮鞋，而且还是双猪皮皮鞋，你不觉得那个时代让我们感伤吗？当然，选择是无奈的，内容决定了一切。就像我说的，生活是不能由作者改变的，它是由徐静在记录着，在用心去看。 　　姜：还有，在《全家福》里还套了一个“全家福”，就是刘军所叙述的那个充满暴力的家庭与世界。这种中国套盒式的叙述，也是别有意味的啊；毕竟，在绾结点上，这两个家庭差点儿绾结起来。 　　刘：“全家福”本身就是反讽的。因为不是正常的“全家福”，所以它是忧伤的。徐家的“全家福”与刘军的“全家福”其实是走在一条线上的。 　　三 　　姜：《午夜狂奔》这本集子里，很多小说既注重传统的情节性，也注重先锋性。《刺》就非常重视情节。这本集子我觉得重拾了被很多作家悬置的悬念等小说元素。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你的回归？《三次相遇和三次擦肩而过》也似乎将巧合、悬念等小说元素调用到了最为充分的程度。 　　刘：作者每一个写作阶段所想的和想要达到的目标都不一样。那个阶段，试验和先锋是太迷人的两个词。它让我的写作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其实在《全家福》里，我是把我以前所试验过的各种技术和元素都用到了极致的。我觉得，如果一个写作者从一开始写作就四平八稳得像个老头子，那样，写小说也太没有乐趣了。 　　姜：《午夜狂奔》这一个短篇小说非常有意味。一起杀人案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铺叙下去，也许也就是用悬念和紧张作为情节的标志。但杀人案引发的躲避则是对过去生活的厌倦与逃避。也许，这种生活的底色是平常不经意的生活所无法破解的，唯有一次改变生活走向的凶杀案才能显现出这一底色，也才能考量出我们的信心与爱的能力。像马德里和女友、平安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因为这杀人案而有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改变。这可能也是你写作这篇小说的初衷吧？ 　　刘：没错。我记得陈超老师在讨论我的小说《减速》时说过，我的小说开始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想，用最直接的方式一下子抵达生活最深处，我们需要的是对能够发生的事情去判断、去思考，而不是设想美好的未来。由此我想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只甲虫从我们想要动写作的念头时就开始烦我们了。 　　姜：这起凶杀案同样改变了对过去生活不但不讨厌、不逃避，而且热爱生活、留恋人生的马德里的人生走向。这种改变，我觉得更可能关乎人们“等待”的耐心乃至信心。如同那那所讲的，她不能让新男友等得太久。 　　刘：等待，有时候是过于无助的表现，而打破那种等待的耐心却更有难度。 　　姜：这篇小说可不可以看成是平安与马德里以否定自己的方式企图重新介入过去的生活中呢？从这个角度看，这篇小说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其实提示着我们所有人，关于过去与现在，关于逃避与等待。 　　刘：这是一个关于困惑的主题。还原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他们不得不以另外的新面孔去开始新的生活。猜疑，揣度，不安，惊恐……使新生活一开始就有些步履蹒跚。当他们以那种面目进入我的文字时，其实我一直在给他们找出路。可是小说家的出路毕竟是有局限的。过去与现在，逃避与等待，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可能都是难以琢磨的。 　　姜：当然还有信心。等待的信心。从小说中看，是那那的等待；对新男友而言，她本身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已经没有多少优越感可言，由此你揭开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期待、等待，其实指向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经不住推敲的位置感与身份。小说可能也是着眼于人的这种尴尬。 　　刘：也可以说是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对自己位置的烦恼。期待和等待，就像你说的，并不是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其实是对自己的否定，对自己生活的不确定而感到的焦虑，这也是当下现代人的一个写照。 　　姜：看《心比蜜甜》时，我突然想到，也许，你的写作严重地受到了卡夫卡和残雪的影响？ 　　刘：没有。残雪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直到现在，她还经常给我稿子，我把它们发在《长城》上。我记得我上大学时，我的一位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批评残雪的小说，我还愤愤不平过。卡夫卡的影响不仅仅是对我一个，他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学。但是真正对我起到致命一击的是马尔克斯。 　　姜：我又一直在想，我们的写作有无幽默与荒诞之必要呢？我注意到，在你的很多荒诞而幽默的作品中，语言节奏总是非常快的。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一种放纵的结果？而在那种试图掩盖幽默与荒诞的作品里，语言的节奏则要舒缓得多，譬如《女人嗅》。虽然这一部长篇，也仍然有着它最本质的幽默与荒诞的地方。 　　刘：节奏的问题确实存在着。正因为荒诞的存在，所以节奏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正常的节奏进行下去，小说的面目会很难看，肯定是个丑八怪。《女人嗅》，包括《全家福》，都属于你说的舒缓的节奏。因为荒诞成了一种命题，成了小说的核。如果你再让这个“核”去宣泄，小说就散架了。
　　姜：坦率地讲，譬如《心比蜜甜》，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这样的作品。因为，我实在无法把握纯粹想象中的那种情节的推进。我觉得这里的想象的品质，与我们一般意义上写作的想象，有着很大的不同。 　　刘：我们还一直没有提到想象这个词。你终于提到了。谢谢。你是个令人疑惑的思考者，你把想象分成两个词，就像一个人把自已分成现实和精神中的两个人。很多作家都惯用这个伎俩。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做一下研究：“关于小说中的精神分裂”。我们现在说的是想象的精神分裂。有点难度。细想想，我小说中的想象确实与惯常意义上的想象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想象依附在快节奏的文字中，依附在荒诞的故事中，更依附在一个内在的逻辑中，是的，我找到了这个词：内在的逻辑。我的想象的源头不一样，所以你感觉有些别扭；我的想象源于每一篇小说已经存在的那个逻辑，而不是生活本身的逻辑。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你可别把我搞糊涂了。 　　姜：《天边的椰子树》的叙事风格保持了先锋性，特别是布尔亚的死，这里有着多重叙述的可能。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先锋叙事手法——《夜行》和《时间的雕刻》也保存了非常浓厚的先锋色彩。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布仲秋的角色迷失与身份恍惚其实也是在提示着人类的困境。只不过，在布仲秋这里非常尖锐，那个姐姐布仲夏则不愿挑破这里的尴尬而已。 　　刘：我觉得“先锋”能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警惕，也能让我们对文学保持着警惕。文学所思考的问题本身就是生命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发表在《花城》杂志上的《天边的椰子树》，是我对此的一个注解。 　　姜：我发现你对这种角色迷失与身份恍惚的叙写比较充分。《心比蜜甜》里有这种叙写，《兄弟》里的丁少聪和丁少明也存在着这种的情形。看来，角色恍惚与迷失问题，你可能很长时间里都在为此焦虑着。我们看到，《广场上空的鸽子》里有王小红的角色，它也多少是这一类型的小说。 　　刘：把它们排成一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问问自己，我都焦虑些什么呢？那是我的焦虑还是人物的焦虑？我想都是。这种现象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文学承载的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许多。 　　四 　　姜：《女人嗅》这部长篇非常好。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全家福》。它似乎是家族小说，但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解剖命运的小说。 　　刘：谢谢你对这部小说的夸奖。实际上，在这部小说里，我想做的尝试要远远多于《全家福》，但我怀疑自己能不能达到。我不否认这是对命运的解剖。但这种解剖和医生的解剖是两回事。医生解剖能找到真正的病理和病灶，但文学能找到什么连作家本身都有些怀疑。这也是对作家的考验。 　　姜：极有意味的是，这部小说写了农耕时代的商业行为与政治年代的爱情方式。它指向的是不是命运呢？好像是，又好像还有更多庞杂的内容。巧合与偶然，看来也是你想要表达的；同样，你多次叙写过的角色迷失与身份恍惚，也在这部小说里大行其道。譬如这部书里梁依薇与梁依莉的关系会让人体会到这一点。至于彭维年和王宝川、彭启珍和林红玉等“二而一”（林红玉其实是“三而一”了，她最初还叫过银锁）的关系，我觉得便是对此的一种直接的证明。 　　刘：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命运是极其渺小而无助的。历史模糊了角色的界定，所以你看到的人物是“几合一”的。他们代表着某类人，他们有时候只是个符号，这也是一个无奈的暗示。 　　姜：这本书，我觉得至为精彩的是对王宝川的嗅觉描写太出色了。这种嗅觉描写细腻而扎实地从开头一直推进到全书结束，想来，对这一个问题的设置，是花费了你相当大的力气的。当然，没有相当的文学功力，想写出这种嗅觉，是断断做不到的。当代作家中，写嗅觉写到这种程度的，坦率地讲，可能还没有。特别是书的最后，女人嗅从有到无，写出了一个政治时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地方。切入政治的方式很多，在你这里，我看到了更为独特的视角。 　　刘：嗅觉是我这本书最为重要的内容。从嗅觉的角度去展开人生、铺陈命运，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嗅觉不仅仅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判断，它还是个体与世界互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对外部世界的知觉中，嗅觉是很敏感的；有男人对女人的嗅觉，有对情感的嗅觉，或许还有对政治、对人生、对历史的嗅觉。在这部书里，我想要赋予它更加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是靠着嗅觉来指引方向的；嗅觉不只是靠鼻子，还要靠大脑。在这本书里，嗅觉也成了命运的一把钥匙。 　　姜：当然，这本书，我觉得是一部唯美的作品；特别是梁依薇跳舞的事，唯美地描述了人生逃离与平庸的本质。当然，还有恐惧。这些，我都觉得是接近文学母题的努力。 　　刘：我承认。有时候，逃离也是美丽的。死亡的鲜血不也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吗？文学真是个神奇的天地，它能让任何看似平庸的东西披上美丽的外衣。 　　姜：你只是在书的后半部才非常不情愿地照顾了像我们这样的读者。是啊，我们这样的读者，其实，已经被自己的阅读经验惯坏了；或者说因为一种庸常的阅读经验，使我们的审美敏感度钝化了，我们总想在这样的书中读到政治与社会。然而，你却偏偏没有顺着我们。虽然最后让王锦昌成了革委会主任，并让他指定林红玉的父亲是台湾特务，但仍然旨在幽默与荒诞人生底色的揭示，而并不在于刻画一个时代或一种社会政治。 　　刘：是的。如果你回忆一下看过的我的作品，你会发现，我小说的轨道，或者说我写作的切入点，与惯常的思维是不同的。在通常认定的那些必须与政治和社会接轨的地方，我都绕道而行了。小说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个制作工厂。为什么我们非得要不断地重复别人做过的东西呢？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更看重的是个体本身的命运。时代的背景仅仅是一个背景。这就像是坐火车，窗外的景色会匆匆地闪过，并不清晰；清晰的是火车上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你认真地打量他。 　　姜：因而，寻找、逃避、抛弃，也就成了这本书重要的关键词。这些品质非常尖锐，切近人性的核心地带。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一开始动笔时就考虑到的东西。一个作家如果不考虑人性中这些最为本质的东西，或者疏忽了这些重要的内涵，那么是否还能做一个真正的作家，肯定是非常难说的事情。
　　刘：我考虑过。一部书里，我们总要表达一些更加文学化的命题，或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关于这些，那些文学大师们已经做得足够多了，也足够让我们学习一辈子了。 　　姜：长命锁这一道具，使得这部小说行云流水般疏密有致又浑然一体。 　　刘：在个人的历史中，道具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一双鞋、一片药、一枚长命锁，都可能决定或者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人物在小说中流动，会需要这样的道具。 　　姜：现在，我又想起刁斗讲过的一句话。委实，在我们当代作家这里，对长篇的驾驭应该是超过现代作家了。技术的圆熟是一个方面，小说所掘进的深度也是现代作家们望尘莫及的。虽然在那个时代，有名家以几篇散文或几篇中短篇小说而跻身了大师之列。这同样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代文学发展到世纪之交，并不是缺少伟大的作品，而是缺少最为深刻的提炼与评论。《女人嗅》我个人认为是不多的好小说之一，特别是通过嗅觉来组织一本书，我觉得这既是一种冒险，也是对已有的小说写作经验和艺术的一种突破。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在突破你自己了，是在为一代作家做着这样的突破。 　　刘：冒险是值得的。我害怕的是有一天，我的小说写出来让大家觉得非常圆润，和某人的作品可以归为一类。我不怕冒险，我怕重复与临摹。 　　五 　　姜：最后，我们说说《十八拍》吧。我认为这是一部残酷的小说。特别是在读到伍东风写给黄彩如的第二封信时，我非常希望自己的猜想不要在你这里实现，我真的不希望那场火灾是出于伍东风之手。当然，监狱里董家杰收到的信，我也不希望真的如我猜测其实是来自王英侠的。 　　刘：一本书里，如果没有这样残忍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王英侠冒名写给董家杰的信，把人生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我们想要生活本身更温柔一些，可是事实往往是相反的。而文学显然要直面这些，而不是回避。 　　姜：当然，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像王锦昌一样的有关抛弃的情节；这次还是个姓王的，王占文，准备丢弃董家杰。看来，我们刚刚讨论《女人嗅》，还忽略了一个抛弃的主题。 　　刘：是啊。抛弃。《女人嗅》里的抛弃是对前途的不确定性的恐惧，《十八拍》里的抛弃也同样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无数次这样的抉择，我们要不要抛弃真理选择谎言，我们要不要抛弃真诚选择虚伪，我们要不要抛弃沉重选择回避？这些都要需要我们面对和回答。但是抛弃也是艰难的一件事。王锦昌想抛弃王宝川，就没有成功。相反，他的抛弃成了催化剂，让王宝川在他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姜：《十八拍》里，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生的一种极端状态。很多作家，似乎只有在描写极端状态时才神采飞扬。在你这里同样如此。譬如极端状态下的伍东风、黄彩如、董家杰、王英侠……甚至，这种状态之下，董家杰比起伍东风来更为生动、丰满。而相较王英侠爱到极端的状态，黄彩如那种生不如死的极端状态是另一种极端状态，来得深沉，也来得伤痛。 　　刘：对，偏执与极端，是这本书里这些人物的共性。我不否认我是刻意把他们放在这样的状态下，这让我觉得快意。董家杰对酒精的迷恋，可能是其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了。一个事件，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姜：当然，极端的还有那种生活，那种被扭曲得让人觉得有点陌生的生活；似乎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都被扭曲了似的。所以，我也因此说这是一部残酷的小说。只有这里的王英侠，让人觉得有些暖色，善良的温馨。 　　刘：王英侠是一个“向回拉”的人物，她在这本书里被赋予了很重要的使命。你不是说他们的生活极端吗、扭曲吗？她会让我们感到生活不全都像是那些人那样疯狂，我们仍然生活在正常的轨道上。 　　姜：对了，读完《十八拍》，我没有找到那场大火是为什么发生的，虽然你时时让伍东风处于一种悔恨或者充满难言之隐的状态。你是不是有意引导读者往那方向上想啊！当然，我后来想，还是不能理解为伍东风做的，否则，伍东风这个人物就不可能那么丰满了。当然，如果真的是他做的，我又觉得，这是一部在探索人性底线的书。 　　刘：我没有想过那场大火是源于他。那只是个意外。那场大火其实也毁掉了伍东风正常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伍东风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姜：这部书还真的充满了残酷的意味。两个人，两个一开始相爱的人最终都被改变，最终都带着不甘、疼痛和麻木走到了那个世界，让人唏嘘不已。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回过头来发现，原本，董家杰与黄彩如才是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 　　刘：残酷就在这里。两个原本相爱的人，却因为种种的机缘与不可逆转的政治环境硬生生地给撕扯开来，所以才会产生你说的极端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大火，不是因为政治上的意愿，董家杰与黄彩如可能像所有白头到老的人一样，有过热烈与激情，然后归于平淡。 　　姜：这本书再一次让我想到你的几部大部头作品都存在着一种“耦合结构”。这是我自造的一个词，是在论述毕飞宇小说《充满瓷器的时代》的主要人物时使用的。他小说主要人物的活动是在两条线上进行了。这两条线或者一虚一实，或者互相交织，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绾结点。在你的小说里，这样的耦合结构也似乎很多。我后来想，这都能看成是一种小说哲学了，所谓一阴一阳、一起一伏，有时候双峰并峙，有时候峰谷同在。 　　刘：这个词很好，其实就是这样。虚实结合，一阴一阳，一明一暗，峰回路转，都能使小说更像一本小说，而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这是长篇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比如《全家福》中的父亲与每个人，徐静与整个故事：一个人物影响着另外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交织着另外一个故事。 　　姜：当然，《十八拍》里，有些地方的叙述可能过于粗疏了些，使得这本书带上那么点美中不足。譬如桑敬东出场后有一部分，对这个人物的动物本性的交代可能过于集中了些，破坏了小说的动态美。 　　刘：有些地方需要改进。极端化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你说的桑敬东，在设计这样一个人物时，可能带有明显的标签了；因此，把他引向那个地方，就显得缺乏韵味，也缺乏美感。
　　六 　　姜：好了，现在，我们差不多谈完了我所能找到的你的全部作品。于是想问相对固定套路的一些问题了。你是如何走向小说写作这条路的？ 　　刘：被迫无奈。在报考大学志愿时，我没报一个中文系，却鬼使神差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又赶上同宿舍的虎良灿、贺斌和傅鹏峰都是文学的痴迷者。我想，如果上中文系都得要写作，都得梦想当作家，我也试试吧。 　　姜：在你的小说阅读和写作中，哪一位作家给了你最悠久的影响？ 　　刘：谈不上最悠久，都只是阶段性的影响。但至少在我看来，马尔克斯给我的震动最大，至今让我想到这个名字都对写作充满了恐惧。 　　姜：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你是北方作家中鲜见的有着南方叙事风格的作家。这种风格形成的真正原因何在？ 　　刘：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阅读的倾向对自己的写作不自觉地产生了影响。 　　姜：我判断这可能源于最初受先锋作家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你作品中的先锋印记。我想问的是，你对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他们是如何看的？后来，先锋作家们那种唯美的与唯技术的做派，你又是如何看的？ 　　刘：也许是。八十年代的“先锋”是我们这代人绕不过去的。余华、苏童、马原与格非，是我大学时期必看的几个作家。我上大学时也正是他们刚刚走上文坛的时期。我的小说处女作《制造》其实就很受他们的影响。大学时现代派作家对我有着惊人的魔力，卡夫卡、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罗伯·格里耶……至于你说的后来中国先锋派作家们的走向，我想这是必然的趋势。先锋作家可能对技术都过于迷恋，但是技术不能代表一切。技术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才是最高的境界。 　　姜：这里就牵涉到小说观的问题了。我常常想，小说面貌各异、风格各不相同，是文学生态；然而，真正具有小说品相的可能是哪一种小说呢？生活平平静静，小说却水起风生。尺幅之内，惊涛骇浪，峰回路转，是不是与生活又相距太远了呢？所以，我总觉得貌似老实的叙事风格可能更接近小说的本真。再有，生活平平静静，我的意思是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庸常的时代，甚至，有时候，我们回顾以往那段充满“英雄”的时代时，会觉出那些时代的滑稽与荒谬，或者说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局限与幼稚。所以，坦率地说，如何经营我们的小说，以及选择什么样的话语风格，我总觉得会挂一漏万。甚至，有时候，对小说存在的意义与理由，我也觉得非常恍惚。 　　刘：是的。小说发展到今天，面貌已经足够丰富多彩了。而真正具有小说品相的，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但一个作家还是应该保持清醒，小说就是小说，它不是政治宣言书，也不是娱乐的传声筒，更不是媚俗的哈巴狗；它要有自己的气象，要有自己的个性，要有自己的品质，更要有自己的坚持。 　　最后，我还要感谢你对我作品的阅读，并且引出了那么多令人尊敬的思考。如今，阅读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更别说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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