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2015届高三第二次调研考试文综历史试题（解析版）&&人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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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2015届高三第二次调研考试文综历史试题一、选择题12．六虱指的是危害国家的六事。《商君书?靳令》指出，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六虱”。这反映了秦国当时( )A．儒家思想没有市场B．法家思想倍受冷落C．道家思想成为主流D．墨家思想渐趋没落【考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商鞅变法【解析】“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都是儒家思想的主张，在商鞅变法中被称为“六虱”，可以判断出儒家思想在当时不受欢迎，故A项正确；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在秦国推行变法，推崇法家思想，故B项错误；道家思想并没有成为主流，故C项错误；“非兵羞战”和墨家思想的“非攻”相似，但不能因为这点就片面的认为墨家思想渐趋没落，故D项错误。【答案】A13．《宋史?职官志一》：“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同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下列结论较为合理的是( )A．谏官保证宋代政治清明B．谏官的设立不利专制皇权C．谏官种类繁多造成冗官D．谏官的谏议减少了行政失误【考点】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宋代谏议制度【解析】谏官制度有利于宋朝的政治清明，但这一制度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清明，故A项错误；谏官的设立有利于大臣之间相互牵制，最终仍是皇帝大权在握，加强专制皇权，故B项错误；“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并没有体现谏官种类繁多造成冗官，故C项错误；“凡朝政阙失，……皆得谏正。”可以看出谏官的谏议减少了行政失误，故D项正确。【答案】D14．明清时期我国城市化出现“离心现象”――在其它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在中国，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 )A．小农经济的发展B．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C．工商业市镇大量兴起D．新航路开辟【考点】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工商业市镇兴起）【解析】明清时期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受到手工业、商业的冲击，对于人口特别是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小，故A项错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只是出现在江南纺织业部门中，对于人口和城区规模的发展影响较小，故B项错误；明清时期工商业繁荣发展，市镇大量产生，从而影响到人口和城区的规模发展，故C项正确；新航路开辟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影响不大，故D项错误。【答案】C15．有学者认为：革命党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到武昌起义之前，所有革命党的起义，没有一次起义有成功的机会。这可用来说明( )A．维新变法的必要性B．辛亥革命的偶然性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迫性D．国民革命的仓促性【考点】辛亥革命【解析】革命党应该主要指的是革命派，维新派是改良派，故A项错误；“到武昌起义之前，所有革命党的起义，没有一次起义有成功的机会”可以看出材料主要指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具有偶然性，故B项正确，C、D项错误。【答案】B16．1936年，胡适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张学良忽然造反了”。胡适评论的是( )A．九?一八事变B．西安事变C．抗日战争D．重庆谈判【考点】新民主主义革命――西安事变【解析】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与题中的1936年不符，故A项错误；根据题中“1936”年，“五年的忍辱不战”应该指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张学良忽然造反了”可以得出应为西安事变，故B项正确；抗日战争的时间为1937年至1945年，时间不符，故C项错误；重庆谈判的时间为1945年，时间不符，故D项错误。【答案】B17．梅州市蕉岭县丘逢甲故居外墙上写有一条标语“让钢花开遍蕉岭，让铁水全县奔流。”这条标语最早可能书写于( )A．1953年B．1956年C．1958年D．1979年【考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大跃进运动【解析】根据材料中的“让钢花……”和“让铁水……”，应该是“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时间应为1958年，故C项正确，A、B、D项错误。【答案】C18．“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它”指的是( )A．恢复“双百”方针B．恢复高考制度C．改革开放D．科教兴国战略【考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恢复高考制度【解析】从材料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可知材料主要涉及教育领域，“双百”方针属于文艺领域，故A项错误；根据材料“……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结合所学可知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故B项正确；改革开放主要是经济上的决策，与教育无关，故C项错误；科教兴国战略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的，不存在还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故D项错误。【答案】B19．“他们的公民可以在聚会时提出驱逐某一位影响其制度的官员，也可以罢免当时的政府，立刻更换执政团队。”下面的描述与此相符合的是( )A．罗马的法律制度保障了公民的权利B．真正的民主是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C．直接民主是雅典民主制度的特色D．欧美代议制度确保了公民广泛的权利【考点】雅典民主政治――直接民主【解析】材料中并没有保障公民权力的信息，故A项错误；题中未体现“广泛”的含义，故B项错误；根据题中“他们的公民可以在聚会时提出驱逐……官员，也可以罢免当时的政府”，体现了雅典的直接民主，故C项正确；欧美代议制度主要是间接民主，不是直接民主，故D项错误。【答案】C20．瑞士牧师慈运理（UlrichZwingli）（）将希伯来文、希腊文或是拉丁文版本的圣经翻译成苏黎世当地语言；后来，苏黎世市议会决定了《圣经》改革方案，成为官方政策。1525年苏黎世市议会废止弥撒，改由慈运理的圣餐版本替代。据此推论合理的是( )A．慈运理是民族英雄 B．人文主义逐渐深入人心C．宗教改革取得初步成果 D．启蒙运动冲击传统教权【考点】宗教改革【解析】民族英雄主要是抗击外来侵略，慈运理宗教改革上的功绩并不能算是民族英雄，故A项错误；题中主要针对的是宗教问题，并没有体现人文主义，故B项错误；根据题中“1525年苏黎世市议会废止弥撒，改由慈运理的圣餐版本替代”可以看出宗教仪式简化，是宗教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故C项正确；启蒙运动是发生在17、18世纪，与题中的1525年的时间不符，故D项错误。【答案】C21．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国家干预的政策，一些人就讥笑他抄袭了一本书，另一些人称他以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这“一本书”可能是( )A．《人权宣言》B．《共产党宣言》C．《国富论》D．《社会契约论》【考点】《共产党宣言》；罗斯福新政【解析】《人权宣言》不体现国家干预政策，故A项错误；《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体现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建立的是国家全面干预的计划经济，故B项正确；《国富论》主张用市场的手段来发展经济，不体现国家干预政策，故C项错误；《社会契约论》不体现国家干预政策和社会主义内容，故D项错误。【答案】B22．谈及苏联年饥荒发生的原因时，波兰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这样说到：“他们（农民）屠宰的牝牛有1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约4000万只，猪700万只、马400万匹。全国牲畜减少了一多半。”对此解释最为合理的是( )A．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为稳定农产品价格B．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农民消极怠工C．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农民利益被忽视D．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农民消极应对【考点】“斯大林模式”――农业集体化【解析】世界性经济危时间为1929年至1933年，主要在欧洲资本主义市场，并未在苏联出现，故A项错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时间为1919年至1921年，不符合题意，故B项错误；苏联斯大林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题中没有反映重工业的信息，故C项错误；为了摆脱粮食供应困难，苏联政府加强对农业的管理，推行了农业集体化运动，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出现了题中消极应对现象，故D项正确。【答案】D23．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从古至今，一个强国领头的‘联盟’，不过是另外一个形式的霸权而已。”可以作为例证的联盟是( )A．华约B．欧盟C．亚太经合组织D．联合国【考点】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华约成立【解析】华约是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北约，体现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故A项正确；欧盟是在欧洲各国面对美苏争霸的前提下，为了自身的发展走向联合，不存在强国领头，故B项错误；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官方论坛性质的组织，故C项错误；联合国有五大常任理事国组成，初期有美国占主导，后来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入，推动世界和平方面的合作，没有体现霸权色彩，故D项错误。【答案】A二、非选择题38．（25分）外语在近代中国教育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阅读材料，回答问题：古代中国从孟子时代开始，“华夏正音”之外的语言被贬为“鹱（hù）鸟之音”，意思是并非人类的语言，读书人谁要学它，就是“下乔木而迁于幽谷”――自甘堕落。近代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陆续设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等。同文馆开始只招收10名学生，后扩大到100多名。1904年，政府规定“中学堂以上必勤学洋文”；大学堂“必深通洋文”，译学馆“以储交涉之才”。现代中国第一阶段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1952年明确指出：“俄文，它是列宁、斯大林的语言，它是社会主义大门上的一把钥匙。我们学会俄文，就能打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搬掉放在我们发展中苏友谊大道上的一座大山。我们学会俄文，就能更加直接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使我们祖国更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学好了俄文，就可以更加促进两大民族的文化的交流，促进两大民族的友谊和合作。”现代中国第二阶段1978年底，《北京日报》刊出文章，号召“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1984年，教育部宣布“英语成为高考必考科目”。（1）据材料，概括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对待外国语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8分）（2）1862年前后清政府开始了一场什么改革？简要说明1904年后学习外语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联系。（9分）（3）材料中现代中国两个不同阶段“外语热”有何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怎样的变化趋势？（8分）【考点】（1）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年间列强侵略；西学东渐思潮（2）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日本明治维新；新文化运动（3）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一边倒”；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多极化趋势的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解析】（1）第一小问根据表格中的“古代中国”中的从孟子时代开始，“华夏正音”之外的语言被贬为“鹱鸟之音”，可以看出态度为认为并非人类语言，不屑于学习，原因结合古代中国强盛，中华文明先进，领先周边世界，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等来作答；第二小问根据表格“近代中国”中的“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和“1904年，政府规定……”，可以得出态度为政府主导（鼓励）学习外语，原因结合近代近代中国遭受外国侵略，民族危机深重，西学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有识之士的推动；外语是与西方沟通的媒介等来作答。（2）第一小问结合问题中的“1862年前后”可以得出当时进行的改革为洋务运动；第二小问结合1904年左右的历史如民族危机加重，日俄战争，清末新政，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完全西化等主张来作答。（3）第一小问结合表格“现代中国第一阶段”中的“俄文，……它是社会主义大门上的一把钥匙。我们学会俄文，……搬掉放在我们发展中苏友谊大道上的一座大山。我们学会俄文，……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学好了俄文，……促进两大民族的友谊和合作。”可以得出第一阶段学习俄语为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另外结合表格中“现代中国第二阶段”中的1984年，教育部宣布“英语成为高考必考科目”，可以得出第二阶段学习英语为主；第二小问结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末国际政治经济特征来作答，即政治格局从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趋势方向发展，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答案】（1）古代态度：认为并非人类语言，不屑于学习（2分）原因：古代中国强盛；中华文明先进，领先周边世界；儒家正统思想影响。（2分，每点1分，其他言之成理也可给分）近代态度：政府主导（鼓励）学习外语（2分）原因：近代中国遭受外国侵略，民族危机深重；西学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有识之士的推动；外语是与西方沟通的媒介。（2分，每点1分，任答2点即可，其他言之成理也可给分）（2）改革：洋务运动（3分）原因：明治维新，日本强盛；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深重；清末新政，政府推动；邻近日本，方便留学。（6分，每点2分，任答三点即可，其他言之成理也可给分）（3）不同：第一阶段学习俄语为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2分）第二阶段学习英语为主（2分）趋势：政治格局从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趋势方向发展（2分）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2分）39．（27分）择业观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变迁。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士为四民之首，从师受学，便有上达之路”，“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生者。”“商贾近利，易坏心术；工技役于人，近贱。”材料二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年）认为一个“国家可以致富”，“只有靠着商人们所掌握的秘诀才行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商人“列为这样一种受人尊重的地位；因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实在是受之无愧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材料三1952年出版的苏联小说《茹尔宾一家》是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优秀作品。该作品以近乎理想化的正面人物形象来表达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道德和优秀传统，成功地塑造了“新世界的主人”的艺术形象。作品中有一情节：主人公茹尔宾全家庆祝孙子的诞生，他们为一个新工人的诞生而骄傲。材料四2005年，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了《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质量公益调查》的报告。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上海学生家长进行拦截调查，共搜集总样本数为1324份。在回答“今后希望孩子做什么”的单项选择题时，30．9%的家长选择公务员，仅有1．1%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等。（1）17世纪欧洲对外贸易最发达的是哪一个国家？材料一和材料二所反映的择业观有什么不同？（6分）（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析16－17世纪中国与英国形成不同择业观的原因。（10分）（3）材料三和材料四对工人这一职业的认识有何不同？这两则材料对于探究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分别有何局限？（8分）（4）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究，你认为影响择业观的因素有哪些？（3分）【考点】（1）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扩张；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农抑商”政策（2）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农抑商”政策；新航路的开辟；英国的殖民扩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3）史学理论――史料使用（4）影响择业观的因素【解析】（1）第一小问根据问题“17世纪欧洲对外贸易”，可知17世纪时，荷兰已经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上拥有商船的数量众多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故这里的国家应该为荷兰；第二小问结合材料一中的“士为四民之首，从师受学，便有上达之路”，“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生者。”“商贾近利，易坏心术；工技役于人，近贱。”可知中国耕读为正途的传统择业观（做官务农），歧视商人，另外结合材料二中的我们应该把商人“列为这样一种受人尊重的地位；因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实在是受之无愧的。”可以得出英国商人地位高，商人职业受重视。（2）结合材料一中“士为四民之首，从师受学，便有上达之路”，“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生者。”“商贾近利，易坏心术；工技役于人，近贱。”和材料二中我们应该把商人“列为这样一种受人尊重的地位；因为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实在是受之无愧的。”，以及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科举制的影响等因素，传统择业观仍占主流和英国受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重商主义思想的流行等影响来作答。（3）第一小问结合材料三中成功地塑造了“新世界的主人”的艺术形象，可以得出材料三推崇工人这一职业，认为工人是新世界的主人，另外根据材料四中的“……30．9%的家长选择公务员，仅有1．1%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等。”可以得出工人这一职业的社会认同感低，仅有少量人愿意当工人；第二小问根据材料三中的“该作品以近乎理想化的正面人物形象来表达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道德和优秀传统……”和材料四中的“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了《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质量公益调查》的报告。”可以分别得出材料三来源于小说，带有明显的主观夸大的色彩，材料四只反映局部。（4）通过四则材料和前三题的答案，通过中外传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对比可以归纳得出影响择业观的因素有时代环境（背景）、立场、地域、传统思想、主流价值观等。【答案】（1）国家：荷兰（2分）不同：中国耕读为正途的传统择业观（做官务农），歧视商人（2分）；英国商人地位高，商人职业受重视（2分）（2）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科举制的影响等因素，传统择业观仍占主流。（4分，每点2分，任答2点即可）英国：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重商主义思想的流行等。（6分，每点2分，任答3点即可）（3）不同：材料三推崇工人这一职业，认为工人是新世界的主人；（2分）；材料四工人这一职业的社会认同感低，仅有少量人愿意当工人（2分）局限：材料三来源于小说，带有明显的主观夸大的色彩；（2分）；材料四只反映局部。（2分）（4）因素：时代环境（背景）、立场、地域、传统思想、主流价值观等。（3分，每点1分，任答3点即可，其他言之成理也可给分）广东省惠州市2015届高三第二次调研考试文综历史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题号121314151617181920212223答案ADCBBCBCCBDA38．（25分）参考答案（1）（8分）古代态度：认为并非人类语言，不屑于学习（2分）原因：古代中国强盛；中华文明先进，领先周边世界；儒家正统思想影响。（2分，每点1分，其他言之成理也可给分）近代态度：政府主导（鼓励）学习外语（2分）原因：近代中国遭受外国侵略，民族危机深重；西学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有识之士的推动；外语是与西方沟通的媒介。（2分，每点1分，任答2点即可，其他言之成理也可给分）（2）（9分）改革：洋务运动（3分）原因：明治维新，日本强盛；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深重；清末新政，政府推动；邻近日本，方便留学。（6分，每点2分，任答三点即可，其他言之成理也可给分）（3）（8分）不同：第一阶段学习俄语为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2分）第二阶段学习英语为主（2分）趋势：政治格局从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趋势方向发展（2分）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2分）39．（27分）参考答案（1）（6分）国家：荷兰（2分）不同：中国耕读为正途的传统择业观（做官务农），歧视商人（2分）英国商人地位高，商人职业受重视（2分）（2）（10分）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科举制的影响等因素，传统择业观仍占主流。（4分，每点2分，任答2点即可）英国：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提高；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重商主义思想的流行等。（6分，每点2分，任答3点即可）（3）（8分）不同：材料三推崇工人这一职业，认为工人是新世界的主人；（2分）；材料四工人这一职业的社会认同感低，仅有少量人愿意当工人（2分）局限：材料三来源于小说，带有明显的主观夸大的色彩；（2分）；材料四只反映局部。（2分）（4）（3分）因素：时代环境（背景）、立场、地域、传统思想、主流价值观等。（3分，每点1分，任答3点即可，其他言之成理也可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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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进：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几个问题讨论述略
陈克进：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几个问题讨论述略
作者：陈克进（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zgs/zgs_sxzl/804.shtml
内容提要：20世纪下半叶，史学界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围绕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性质、“和亲”的实质和作用、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异同等问题展开讨论，作者简明综述了有代表性的不同看法。关 键 词：民族关系主流民族战争 “和亲” 民族同化与融合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就如何正确处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涉及的论题很多，通过讨论，有的看法已大体相同或相近，有的则难以统一。笔者曾就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问题的讨论情况向读者作了介绍（见《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这里主要概述对于中国古代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性质、民族间的“和亲”、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诸问题的争鸣情况，算是一种补充吧！　　一、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　　吕振羽认为，在阶级社会时代，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间的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在他们之间本质上不存在着压迫、剥削、特权和不平等的关系，在某种情况下出现过的疏远、隔阂、敌视等现象，是统治阶级所制造和强加于他们的；所以，在他们，利于彼此间的团结、友爱、互助和合作，也不断发展了这种团结、友爱、互助和合作。这也是统治阶级禁止、离间和阻拦不了的。[1],[2]王铎也说：在历史上，各民族间和睦相处的时间大大长于分裂和战争的时间，何况这种分裂和战争状况是由历代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利益所造成的，各族劳动人民之间本质上不存在利害冲突和不平等关系。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和文化上取长补短的友好往来，一直是各族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大事，这种友好关系在和平时期是这样的，在战争时期也从不间断。各族劳动人民之间友好互助这个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不能阻挡的。[3]　　陈永龄同意这种看法，并有所补充：民族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反映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关系只是假象。而历史上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和亲、会盟、册封、贡赐等关系，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侧面。在某些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民族关系中也确曾出现过短暂的民族战争、民族压迫和民族仇杀以及影响深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这些民族关系中的逆流，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曾严重地影响甚至破坏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但从历史的全过程看，统治阶级造成的消极因素是一时的、局部的；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联合和互相友好合作、取长补短等积极因素，则是长期的、主要的。过多地、片面地强调消极因素的作用，描绘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阴暗面，是错误的。[4]～[5]　　吴晗则认为，一方面承认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却又一味强调，在长期的历史关系中，各族都是友好相处的，个别的甚至说成是兄弟般的关系，这样一来，就把实际存在的民族矛盾掩盖了，或者说，以今套古，把古代的民族关系也现代化了。片面强调和平共处是非历史主义的。同样，用相反的方法，不讲和平共处的一面，只讲战争、压迫、屠杀的一面，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说成是民族相斫史，那就更是错误的。[6]　　翦伯赞也认为，在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强调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把各族劳动人民和各族统治者分开，是完全应该的，但必须给予这种关系以具体的历史内容。不能忘记一个事实，即阶级社会的各族统治者为了便利他们的战争动员，经常挑拨民族之间的仇恨，制造民族之间的不和，在统治阶级长期的挑拨之下，各族人民不能不受到影响，因而他们不可能没有偏狭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还要进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教育的原因。[7]　　李维汉、马寅也说：从总的看，2000多年来，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友好团结是主导方面，发展了密切不可分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但在反动统治下，它不能不受社会制度和民族压迫制度的制约。他们又指出：古代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并不是和谐地开展，而是往往伴随着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或者就是通过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来实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常常是经过民族战争和民族压迫来实现的，而不是各民族平等、自愿联合的结果。[8]～[9]　　范文澜则指出：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民族和国家，各民族和各国家间完全依靠力量的对抗，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一类的概念。[10]孙祚民对此表示同意。[11]肖黎也说：我们古代民族间的关系，决不像某些论者讲的那么甜美和谐。恰恰相反，在剥削制度下，更多的却是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民族间的交往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是不容粉饰的事实。[12]杨建新等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民族的剥削阶级基本上在各民族的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民族关系上，当然也要反映各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说，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只能建立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基础上，而不可能以民族平等、民族友好为基础。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实质或主流不可能是友好往来的基本原因。[13](P9)　　谷苞不同意范文澜等同志的上述意见，认为那样说实在是过头了。在古代的民族关系中，有民族斗争的一面；也有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一面。民族斗争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要发生的事；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事，确是年年月月天天都在进行的，因而我们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各族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乃是无声的律令，它能够冲破一切障碍而力求满足。就我国长城以内从事农业、手工业的汉族和长城以外从事游牧业的各游牧民族的关系来说，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和在文化上取长补短的友好关系，一直是各族人民生活中的头等重大事件。对游牧民族来说，他们所需的粮食和衣着、工具等许多手工业产品都靠农业区取得。取得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一种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一种通过交易，以牲畜和各种畜产品来换取。前一种不仅是不能经常采用，而且往往是很危险的，总是要碰到顽强的抵抗，要付出很高的血的代价，尤其是还会遭到最大的报复，因而往往得不偿失。通过和平的交易，是安全的，对双方都有利，因而也是一种经常采取的最主要的方式。即使在战争状态和双方不和睦的情况下，这种交易还是照常进行。[14]吴泰就宋辽金时期的和战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时也指出：在宋、辽、西夏并立的160多年内，宋辽之间的战争只有20年，宋、西夏之间的两次战争总共也不过30年。这中间，战争主要是边境的小规模冲突，真正大规模的战役甚少。在这16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峙的各个政权相互间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礼节的往来，对各族人民来说，被卷入战争更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极次要部分。所以，互相友好相处，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明的过程中互相融合，才是各民族关系的主流。[15]　　谈到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时，翁独健首先指出，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和它们的关系存在着下列史实：第一，我们这个领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有一个长期发展形成的过程，有从小到大、从单一民族到多民族的发展过程。表现在政治上的这个过程，是基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基于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日益接近和互相吸收和融合。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共同创造的。第二，在阶级社会，我国民族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是剥削压迫的关系。当我国领域内同时存在由不同民族建立的不同国家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关系虽然有时是平等交往，但各国内部仍然存在着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第三，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也就造成民族矛盾和战争，以致经常发生民族战争。但同时，在不平等和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各民族又存在着和平相处和发生着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即使是在战争时期，这种经济文化关系也没有中断，甚至战争反成为加强这种关系的手段。根据这些史实，如果说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学习，互相依存，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伟大国家。[16](P15-16)　　白寿彝也持类似见解。他说：在民族关系主流问题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对方的说法，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说服对方。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开阔一点，不要争论不休，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支流。这是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可能友好合作比较多；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也可能打得难解难分。这如何解释呢？一定要在两种现象之间找出个“主流”，定出个“支流”来，这不好办。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17]　　二、如何判断历史上民族战争的性质　　翦伯赞说：在长期的封建时代里，各族统治阶级之间，曾经发生过战争。这种战争，有时是侵略他族来扩大自己的领土，有时是抵抗他族的侵略，保护自己的领土。在讨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应该承认这种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实是存在的。汉族和其他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所发动的战争，有很多都是带有侵略性质的，说这些战争是反动的侵略战争一点也不冤枉；但不能说只要他们还手，就是反动、侵略，因为也有些不是侵略战争。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有很多都是为了反对汉族或其他统治民族的压迫，因而大多数都是带有反抗的革命的性质，但不能说凡是少数民族拿起刀子杀汉人都是革命。[18]～[19]，周乾潆则举例说：从民族间的战争来看，像金和宋的战争，应该看作是两国交兵，而且是金国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宋是反侵略战争。若把它看成是一国之内两个民族的争夺，战争的性质就要发生变化，而宋朝抗金斗争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岳飞等人便成了帮助本族统治者争夺或保持地盘以维护其统治的奴才，哪里还能称什么民族英雄呢！当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违反历史主义的，因为那时交战的双方不是一国内的两个民族，而是两个族国。[20]何兹全、王玉哲也认为，匈奴、契丹、女真、蒙古等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但对当时中原具体的王朝来说，他们之间又是对立的国家，彼此可以称对方为外国或外族。他们之间的战争，当然也就存在羞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不过，他们和当时王朝的对立和战争，不是外国或外族侵入中国，只能说对当时某个王朝的入侵，而不能说是对“中国”的入侵，因为他们同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21]～[22]　　范文澜等不同意以上的看法。他说：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或国家，经常残酷地进行斗争，今天看来，却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汉族有很多祖先，对谁偏袒好呢？当国家完全失去抵御外来侵犯的作用，仅仅是一部剥削机器的时候，如北宋、南宋末年这样的腐朽国家，民众自己不起来，强大的邻国进来消灭它，那是很自然的。虽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汉人，但汉族史学工作者不值得替他们呼喊，说是受了侵略，并且谴责侵略者。我们应该严厉谴责那架剥削机器，赞成有人出来打倒它，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一个小兄弟用武力打倒老朽残虐的大哥，替大哥管理家务，管得好坏，应作别论，打倒老朽，代管家务，本身总是一件好事。[10],[23]　　吕振羽也认为：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只能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一个国家之内的民族战争、阶级战争或同一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战争，是不存在侵略、反侵略战争的前提的。南北朝、宋辽、宋辽金、宋金元、明清之间的战争，既然都是国内战争，都是压迫和反压迫的民族战争，因此，它们就不存在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前提。“在过去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为着对群众进行反侵略的教育，连我在内，每每未加深思地把这种战争渲染为侵略、反侵略的战争。这是不确切的。”[2]　　陈永龄、陈梧桐、王铎等指出：历史上的汉族王朝和其他少数民族国家，既然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国家政权，那么他们之间的战争，就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甚至可以是非不分。大体说来，任何民族的统治者对其他民族实行压迫和掠夺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压迫和掠夺的战争，是正义的。某些民族的上层分子发动分裂祖国、破坏统一的叛乱战争，如清代的三藩之乱、阿睦尔撒纳叛乱等，是反动的；中央政府镇压叛乱、维护统一的战争，是进步的。某个民族的王朝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扩大剥削对象，带有强烈的掠夺性，这应予揭露和谴责；战争的结果是消除了全国的分裂割据状态，客观上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进步，又应给予历史的肯定。至于不同民族的统治者为了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互相战争，如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在西晋亡后又与北方各族割据政权混乱不休，这只能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则应予以彻底的否定。[3],[5],[13],[24]～[25]　　孙祚民对上述观点都不同意，认为战争既然发生在敌对的民族国家之间，就必然具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如历史上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对汉、唐、宋、明等王朝的侵略，可以说是外族或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以宋代历史为例，如果不同意“以宋朝代替当时的中国”，难道还能够以女真征服者代替中国么？即便把当时的中国视为汉族和女真所共有，也是很荒谬的，因为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女真侵略中国神圣领土的既成事实，等于要人民放弃光复国土的正义斗争。再者，如果抽掉侵略与反侵略的具体内容，那么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就成了空洞的名词。[11],[26]～[28]　　在判断战争性质问题上，吴晗、杜荣坤等强调：不但要联系具体的史实进行阶级分析，而且应当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要好像找到了一条公式，只要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打仗，总是把帐算在汉族的统治阶级头上，或凡是中原王朝征伐少数民族的战争都是统一、平叛；也不能唯社会制度论、唯民族成份论，似乎只要游牧民族、落后民族进攻农耕民族、先进民族，就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斥之为掠夺、破坏，甚至扣上叛乱、分裂祖国的帽子，或凡是少数民族反对中原王朝的战争，都说成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6],[29]～[32]　　翦伯赞还认为，在谈到古代民族战争时，既要指出战争的主观目的，又要说明战争的客观效果，尤其要把这种战争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中来考察，即看它对于当时世界史的发展是起了推进作用，还是起了阻碍作用。以汉武帝出兵西域为例，虽然最初是为了抵抗匈奴的侵略，但后来则发展成为对西域各族人民实行掠夺的政策。不承认这一点而替汉武帝辩护是不对的。可是，同时要指出，西域各族人民曾成为西汉帝国的一部分，免除了较落后的匈奴人更残暴地奴役西域各族人民，而且，西域各族人民因此而加入了较为高级的经济体系，取得了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人民接触的机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西域并入西汉帝国，因而又使汉族获得了来自西域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由于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同时，又由于东西文化的沟通，推动了世界史的发展。[7],[18]　　孙祚民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它模糊了政治目的与客观效果的关系，错把后者当成了判断战争性质的标准。虽然有些非正义的战争，有时客观上也会带来某些有益的后果，从而给予应有的肯定，但战争的客观效果与其政治目的绝不是一回事；客观效果再大、再好，也不能改变战争的性质。这种观点，绝对化了社会制度先进性的意义，错把社会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同战争性质的正义与非正义划了等号，因而它不仅有严重错误，并且是十分有害的。[11]　　翁独健综合分析了大量的史实后指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也像其他战争一样，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革命的和反动的，或者说有征服和反征服、压迫和反压迫、镇压和反镇压等等性质。当前在评论民族战争性质的问题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倾向，是过多地考虑它的后果和影响，而在后果和影响中，又过多地强调是否对我国政治统一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如过分强调国家的统一和社会进步，就可能犯大民族主义的毛病或成为征服与压迫的鼓吹者。[16](P11～12)　　三、关于民族间的“和亲”问题　　对于历史上民族间的和亲，范文澜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说，西汉初年，匈奴强盛，经常入寇，破坏西汉边境。汉朝无力反击，只好用和亲政策，对匈奴忍让，企图换取边境的暂时安静。然而，匈奴却愈益骄横了，连年入侵边郡，抢掠人口畜产。不过，虽然和亲就是对匈奴忍辱退让，但在当时却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33](P33～81)有些同志认定，和亲是“屈辱的”、“投降”、“卖国”政策。[34](P14)　　翦伯赞不同意上述意见。他认为，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却是维持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律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间的和解呢？和亲政策总比战争政策好得多。[35]～[36]他还说：把女人当作历史的弹簧，这是和亲政策的实质。但是哪里需要装上这样的弹簧，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使用这种弹簧，却决定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37]　　梁多俊认为，对和亲的评价，无论全面肯定，还是全面否定，都是片面的。把和亲看作封建社会时代改善民族关系的最好方式，这夸大了和亲的作用。把和亲视为屈辱，看不到它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38]肖之兴说：从阶级关系来看，和亲主要是我国各民族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不能不影响到有关的民族，及其经济和文化。一般说来，和亲在客观上或多或少有利于缓和国内民族矛盾，或多或少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并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一定的作用。[39]卢勋在考察有唐一代特别是唐蕃联姻的史实后也指出：毫无疑问，历史上和亲双方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即各自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但和亲的背景和客观效果各有所不同，自然不应一概而论。但对中央王朝来说，大多数情况都是把它作为缓和矛盾或实现羁縻的一种手段。其次，和亲后，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大多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及经济和文化交往，从而有利于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关系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综观历史上和亲，在客观上大多（而不是所有）都起到某种进步作用。[40](P145～146)　　刘先照、韦世明认为，在私有制社会里，不可能有民族平等的基础。所以，不能用民族平等的观念去要求和衡量和亲政策的好坏，而只能把和亲政策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及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们以汉代为例，说明汉朝同匈奴的和亲，主要是通过双方统治者之间的联姻来建立一种罢战言和的政治关系，因而它是双方订立罢战和好盟约的同义语。这种和亲，否认当时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是真的希望和好还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其结果都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这也是不以双方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41]　　任崇岳认为，和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互相利用的一种外交工具，是统治阶级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而进行的政治运动。至于和亲究竟是平等的抑或是屈辱的，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进行的，像刘邦无力退敌而采取这种权宜之计，说成屈辱，似无不可；如果不存在威胁，而是自愿采取的行动，像汉武帝、汉元帝时的和亲，也看作是屈辱，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但就和亲者个人的遭遇来说，她们是演了一出悲剧。[42]～[43]　　贾敬颜认为，物质第一是和亲的实质。对和亲一则，公主的真假并不要紧，要紧的乃是因此关系的确立而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尤其是贸易的利益。[44]　　四、关于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　　吕振羽认为，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这两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在阶级社会时代，各王朝为巩固、维护统治及其狭隘的阶级利益，采取种种手法愚弄人民，制造民族间的隔阂和歧视，其中也包括实行强制同化政策。这种强制同化，一般都遭到劳动人民的反对。因为强制同化是建立在阶级和民族压迫基础上的，违反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所以它反而常常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至于强制同化政策的某些方面或步骤，所以能够为人民接受而起过某种进步作用，是由于它在客观上适应了自然融合的趋势，产生了促进这种趋势的作用。作为与强制同化有原则区别，并且正是其对立面的，则是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各民族、尤其是长期生活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在不可避免的相互接触、不断增强的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作用中，在共同进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必然地互相影响互相传授、学习和吸收彼此的东西，逐渐引进差别性的削弱、减少以至消失，共同性的形成、增长和发展，表现为一种自然融合的趋势。民族融合的自然趋势在阶级社会时代也能表现为进步趋势，因为它是以劳动人民间的相互平等为基础的，是适应历史前进的趋向的；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融合，谁也不受到任何迫害或损失，只会增强人类集体的力量和加快历史的进程，不过在阶级社会时代，其道路是很狭隘的、进度是很迟缓的。[45]　　吴永章说：对于民族同化总是不可一概而论。一种情况是，封建统治者采用政治力量强行推行其政策，如清初在南方一些民族地区强令S发易服，其间有民族压迫的内容，应该加以否定；另一种情况是，封建王朝为巩固自身统治，以武力为后盾强制同化，甚至采用武力征服的办法，必须给予历史的批判。然而这种强制同化，有时在客观上也会起到进步作用，如南方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在谴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屠杀时，对这一事件本身的进步意义，则应予以肯定。另外，对于历代王朝及其地方官吏，在民族地区兴办教育、改风易俗等方面，均应具体内容具体分析，肯定进步的一面，批判其民族歧视的一面。他还提到，在民族文化的交融方面，并非凡是“汉化”就是好的、进步的。经济发展有发达与不发达之分，而广义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是没有优劣之分的。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与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一样，都有其生态的、人文的、历史的基础，绝不能以经济的发达与否来区分文化的优劣，否则便会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46](P5)　　杨建新等认为，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既存在民族同化的现象，也存在民族融合的现象。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族或这个族的一部分，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被吸收于另一个民族之中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很普遍的。我国的匈奴、鲜卑、羌、氏、突厥、回鹘、契丹以及蒙古、满等族，都曾有不少同化于汉族。历史上大量进入边疆地区的汉族，也曾同化于少数民族之中。有人把历史上我国各族之间的相互同化称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也很形象。另一种现象，即两个以上的族或其一部分，在长期交往中，互相吸收其特点，逐渐形成另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普遍。如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就是由突厥人和蒙古人等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于15、16世纪融合而成的；回族是由进入我国的阿拉伯人、中亚人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万分结合而成的等等。这就是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历史上的民族同化，基本上是民族压迫的产物；而民族融合的发生，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民族压迫、民族斗争的因素，但其直接原因不是民族压迫。他们还指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将来共产主义实现后各民族的融合，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13](P2～5)　　翦伯赞认为：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是有区别的。按照严格的科学的定义，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代，只有民族同化，没有民族融合。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民族在它的影响之下，消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变成大民族的一部分。因此，在同化过程中，大民族越变越大，小民族就越变越小，最后，变得没有了。融合则不是一个大民族在其他民族消失其民族特点而同化于自己的情况下扩大自己，而是几个民族，在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之上相互影响，形成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这在阶级社会历史时期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同化基本上是带有强制性的，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有自然同化。所谓同化，实际上就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但是，欢迎同化，不等于欢迎同化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来消灭另一民族的特征。[7],[47]　　范文澜认为，民族融合的现象在历史上还是存在的。他说：在历史上战争和大屠杀造成的割据分裂这一黑暗时期，有残酷斗争的一面，也还有民族融合的一面，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斗争完成了的时候也就是融合完成了，汉族因增添了新鲜血液而进一步发展。从远古传说中的黄炎之战和黄帝与九黎蚩尤之战，一直到满洲入主中国，几乎无例外地说明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经过程，归根还是民族融合。从历史上看，汉族好像是一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炉。汉族之所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是由于几千年来不断吸收附近各民族的缘故。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永恒的历史规律”。他强调：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民族融合到经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民族里面，这是好事情，有进步的性质，历史学工作者用不着避讳这一点。[10]　　章鲁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历史上的同化分作带有暴力的强迫同化和非暴力的自然同化两种，前者是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的一种形式，后者是劳动人民自愿选择的，归根结底，还是由“经济情况”决定的。自然同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斗争的过程，斗争结果，必然是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战胜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反对强迫同化，欢迎自然同化。虽然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实质上就是民族的消亡问题，但民族同化只能消灭一部分民族之间的民族差别，只是由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而民族融合则是要消灭一切民族的民族差别，把全世界的一切民族的人民融合成为没有民族差别的新人类。因此，两者有着本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正因为民族融合指的是全世界一切民族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它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以后才能实现。[48]　　李维汉同意章鲁等对民族融合的理解以及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同化”的说法。他还指出：“民族同化”是一个表现历史上某种民族关系的名词，它适于用来表明存在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的社会中发生的一个民族同化另一个民族或同化于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就不经过暴力压力这一点来说，自然同化和民族融合有某些共同之点。他认为，在今天，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来讨论民族融合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把“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这两个名词混合起来使用。[49]　　参考文献：　　[1]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J].　　[2]吕振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63,(1).　　[3]王铎.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序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陈永龄.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J].历史教学，1979(4).　　[5]陈永龄.戏曲也必须要正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1、2合刊）.　　[6]吴晗.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人民教育，1961,(9).　　[7]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1、2合刊）.　　[8]李维汉.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J].民族团结，1979,(3).　　[9]马寅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Z].<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1" Mont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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