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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我的生活》第九章 大学一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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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每天教我鼓起劲，坚持下去；是她教我去发现人们最好的一面，即使他们看到的是我最坏的一面；是她教我要感谢每一天，并微笑地迎接每一天；是她教我坚信，只要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就能做成任何我想做的事，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是她教我坚信，最终爱心与善良会战胜残酷与自私。
大学一二年级
大学生活前的那个夏天结束得太快了，就像所有童年的夏天一样。月日那天，我和母亲飞往华盛顿。在我开始接受新生入学指导前，我们将在那里花上一周时间观光游览。我不是很清楚自己将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我充满了期待。
这次旅行对母亲来说更难受一些。我们总是很亲密，我知道每当她看着我时，她也看到我父亲的影子。她将抚养小罗杰，和大罗杰打交道，而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失去了我的帮助。对此，母亲不能不担心。我们也会分离而想念对方。我和母亲的性格既很相似，又很不相似，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我的朋友们很喜欢母亲，她也喜欢让他们到家里来。此后我的朋友们也来过我家里，不过通常只有在我圣诞节或夏天回家的时候。
那时我不可能像现在这么了解她对我有多么担心。最近，我偶尔发现了一封她写于年月的信，这封信帮助我成功地申请到了慈善互助会领导奖。在设有慈善互助会的城市里，该奖项每年被颁发给一两个高中的毕业班学生。她写道，她的信“稍稍减轻了我对比尔的愧疚情结。我的职业是做手术麻醉，麻醉总是占据着我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我感觉本来应该要陪着比尔。因此，由于这一点，对他个人品行的肯定，对他在自己的生命取得的成就的褒奖实际上是他自己独力做到的。因此，我觉得他是一个“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的人”。这话她说得可就不对了！是她每天教我鼓起劲，坚持下去；是她教我去发现人们最好的一面，即使他们看到的是我最坏的一面；是她教我要感谢每一天，并微笑地迎接每一天；是她教我坚信，只要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就能做成任何我想做的事，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是她教我坚信，最终爱心与善良会战胜残酷与自私。那时母亲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宗教信徒，尽管随着年岁渐长，她变得越来越虔诚。她目睹了这么多人死去，很难相信会有什么来世。但如果神是爱的化身，那么，她就是一个神灵般的妇女。我真希望我能更经常告诉她知道，我根本不是一个“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的人”！
尽管很担心我们生活中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和母亲在到达乔治敦时充满了兴奋和欣喜。离主校区仅几个街区之隔是所谓的东校区。那里有外交学院和其他拥有女生并在宗教和种族方面更为多样化的一些学院。大学于年由约翰卡罗尔大主教建立。那是乔治华盛顿当总统的第一年。在主校区进门处的大圆形广场上矗立着卡罗尔大主教的塑像。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批准乔治敦大学拥有学位授予权。我们大学从一开始就对持各种信仰的人敞开大门，而且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帕特里克希利神父，是这所白人居多的学校在—年间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校长。学校球队清一色为白人男性，而且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外交学院成立于年，创始人是爱德蒙沃尔希神父。他是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我到那里时，教职员中还包括众多从欧洲或中国共产党政权逃离出来的，或曾在那里受过苦的教授们。对于美国政府的任何反共活动，他们都表示支持，包括越战。
外交学院的政治并不全是保守的，其课程也一样。学院严谨的学风反映了耶稣会教士于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教育理念——《教育计划》（根据《教育计划》，耶稣会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和教士，使学生绝对服从天主教会、为教皇效忠。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耶稣会学校非常重视培养服从、顺从、守纪律等品质，严格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师和学校当局）。在大学的头两年，每学期要上六门课程，每周加起来共有或课时，而且直到三年级第二个学期前不开设任何选修课。而且对着装也有要求。我当新生那年，男生上课时还要求穿礼服衬衫，穿夹克，打领带。化纤材料的随洗随干的衬衣能买到，但穿起来很不舒服，因此来到乔治敦大学后，我决定在我每周美元的膳食和其他开支中拿出五美元用于五件衬衫的干洗费用。此外学校还有宿舍规定：“新生除周末外，必须每晚待在宿舍学习，并于点前熄灯。周五与周六晚上必须在夜里点以前回到宿舍……绝对禁止异性访客，宿舍内不得饮酒，不得豢养宠物，不得私藏枪支。”我知道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年我和希拉里送切尔西去斯坦福时，男女混住宿舍楼的情况仍让人看了不舒服。显然全国步枪协会也没有成功地放宽对枪支的限制。
我和母亲走进学校前门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负责向新生进行入学指导的迪宁神父。他向我打招呼，接着就表达了他的困惑：一个除拉丁语外不懂其它外语的南方浸礼会教徒，为什么会想上外交学院？他说话的语气还表明，他们不明白学校是怎么同意录取我的。我只是笑了笑说，也许过一两年我们会一起弄明白。看得出来，母亲有些担心，因此，迪宁神父离去后，我跟她说不用多久，他们就都会清楚是什么原因了。我认为当时自己有点儿虚张声势，但听起来还是那么回事。
在做好入学准备后，我们去找我的宿舍，并见到了我的室友。罗耀拉宿舍楼位于第街与街的交汇处，就在沃尔希大楼后面并与之相连，沃尔希大楼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分配给我的是号房间，就在宿舍紧挨着第街的前门旁，可以俯瞰罗得岛的杰出参议员克莱本佩尔家的房子和漂亮的花园。我当总统时，他还在参议院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努阿拉成了我和希拉里的朋友。在我首次凝视这所气派的老宅外部的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了它的内部。
当我和母亲来到宿舍门口时，我大吃一惊。年的总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贴在我门上的是一个戈德华特的黏胶标签。我记得自己把标签都留在了阿肯色州！原来，标签是我室友汤姆坎贝尔贴的。他是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来自长岛的亨廷顿，出身于一个坚定的保守共和党家庭，曾是纽约市沙维尔耶稣会中学的橄榄球队员。他父亲是位律师，在当地获得了法官职位，走的是保守党路线。汤姆对我可能更为吃惊，没想到我被安排成了他的室友。我是他见过的第一位南方浸礼会教徒，而且更糟的是，我是个坚定支持林登约翰逊的民主党人。
母亲不会让政治之类的“小事”影响到宿舍生活安排向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她开始和汤姆聊天，就好像认识了他很久一样，她和别人也总是这样，没过多久，她就赢得了汤姆的好感。我也喜欢他，心想我们定能和谐相处。在乔治敦朝夕相处的四年中，在后来将近年的友谊中，我们的确如此。
不久，母亲高高兴兴、神情自若地与我告别。我随即便开始观察研究身边的环境，先从我宿舍的那一层开始。我听到大厅那头传来音乐，那是电影《飘》里的《塔拉的主题曲》，于是便找了过去，希望能再遇上个南方人，哪怕不是个民主党人。来到播放音乐的房间时，我却发现了一个不属于任何范畴的人物。他叫汤米凯普兰，正坐在这层楼里惟一的一张摇椅上。他告诉我，他是个独生子，来自巴尔的摩，他父亲做珠宝生意，他认识肯尼迪总统。他说起话来非常清脆明快，在我听来有点儿贵族派头。他说他想当作家，我欣然地听他讲了一些有关肯尼迪的故事。尽管我知道自己喜欢他，但当时不可能知道我又碰到了一位后来被证明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在后来的四年中，汤米将带我去参观巴尔的摩；带我到他在马里兰州东岸的家做客；带我去了解圣公会教堂及其礼拜仪式；带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去品尝美味的印度咖喱；将带我到卡莱尔宾馆，那是我头一回享受昂贵的客房服务，还带我到“”俱乐部和其他几人一起庆祝他岁的生日。他还将带我到马萨诸塞州和科德角，在那里我因为没抓住长满贝类的岩石而差点儿淹死，而且在努力抓住岩石的过程中，我的双手、两只胳膊、胸部和双腿又被划得伤了。在拼命游回岸边的过程中，一道偶然出现的又长又窄的沙堤和汤米以前学校的朋友费夫希明顿伸出的援手救了我的命。投身共和党的希明顿后来当上了亚利桑那州的州长。（他当时要能预见未来，也许就得考虑到底要不要救我了！）作为回报，我也向汤米介绍了阿肯色州、南方的民俗民风和草根阶级的政治理念。我想自己在这笔“交易”中赚到了。
在后来几天中，我见到了其他同学，并开始上课。我还想出了每周如何靠美元生活的方法。除了必须拿出五美元用来干洗五件礼服衬衣外，我决定周一到周五每天吃一美元的伙食，另一美元用来周末打牙祭，这样还剩下美元可用于周六晚上的外出。按年的消费水平，美元已经能够用来约会女孩去吃饭，有时还能看场电影，当然我得让女孩先点菜，以确保我俩点的菜加起来不会超过自己的预算。那时乔治敦有许多很好的餐馆，在那里，美元就够用了。此外，在最初几个月，我每周六还没有结识到约会的对象，因此预算常有节余。
其余时间一天一美元的伙食并不难做到——我总是感觉自己钱还不少，甚至足以支付学校舞会或其他什么特别活动的额外开支。我的大部分课是在沃尔希大楼上，大楼正对面的第街上有一家威斯米勒熟食店。我每天早晨在那里花上美分就可以喝一杯咖啡，吃两个甜面包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咖啡。喝咖啡的习惯现在我也时不时地要克服一下，但成绩有限。午饭我就挥霍美分。一半的钱用来买苹果或樱桃馅“老板娘”牌油煎饼；另一半钱用来买盎司的皇冠牌可乐。我很喜欢喝这种可乐，他们不再生产后让我很是失落。晚饭就更贵了，要花美分。我常常在距宿舍几个街区的霍亚外卖店吃晚饭。尽管名字叫外卖店，可店里也有一个柜台，你可以在那里享用晚餐。在那里吃饭本身就能带来乐趣。花美分，我可以买上一大杯软饮料，花美分能买到一块巨大的黑麦粉金枪鱼三明治——大得都塞不进嘴。花上美分就能买到一块同样大的烤牛肉三明治。偶尔，如果上一个周六晚我那美元没有挥霍光的话，我就会来上一块。
然而霍亚外卖店真正吸引人的还是店主唐和罗丝。唐，高大强壮，一块鼓鼓的二头肌上刺着纹身。那时纹身极为少见，不像现在的摇滚明星、运动员和嬉皮青年身上那样随处可见。罗丝做了个硕大的蜂窝发型，美丽的脸庞，体态婀娜，穿上紧身毛线衫、更紧身的裤子和细高跟鞋时就更是曲线毕露。对于那些预算紧张但想象力丰富的男孩子来说，她就像块大磁铁，而只要好脾气但警惕性高的唐往那里一站，就确保了我们在那里只能是吃吃饭而已。每当罗丝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吃得很慢很慢，以保证好好消化。
头两年里，我很少大胆跨出学校及其周边区域。这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南边以街和波托马克河为界，北边是大街，东边是威斯康星大街，西边则是大学所在地。在乔治敦，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墓地”，那是“餐厅”下面地窖里的一个啤酒馆，多数学生都到那里去喝啤酒，吃汉堡；还有“比利马丁餐厅”，我不用超出预算就能在那里享用到很好的饭菜和气氛；此外还有“地窖门”俱乐部，从我宿舍走下山坡到大街就是它的所在。那里有很棒的现场音乐表演。我听过年代很受欢迎的民歌手格兰亚伯勒的演唱，还有伟大的爵士风琴手吉米史密斯，以及现在已被人遗忘的“酋长”乐队。他们在我到乔治敦后不久便散了伙。其中两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更加有名的乐队，叫做“满匙爱”，其领唱凯思艾略特后成为“老爸老妈”合唱团的“凯思老妈”。有时，“地窖门”周日下午开门，你可以只花上一美元就在那里一边慢慢地喝着可乐，一边听“酋长”乐队演奏。
尽管偶尔我也会产生出一种被禁闭在乔治敦的感觉，但多数时候还是非常快活的，完全投入到课堂学习和朋友们的交往中。但是，我也为自己有几次脱离学校的“圈子”去旅行感到高兴。在第一个学期的几个星期里，我去了里斯纳礼堂听朱迪考林斯演唱。她的样子现在还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金发飘飘，一袭长裙，怀抱吉他，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热情的朱迪考林斯迷。年月，在我初次当选州长后，我和希拉里去伦敦短暂度假。一天，我们正在切尔西区沿着国王大道浏览橱窗，一家商店的喇叭突然开始大声播放朱迪演唱的约尼米切尔作品《切尔西之晨》。我们当即决定，如果生个女儿，就叫她切尔西。
尽管我并不经常离开乔治敦周围，但在第一学期里，我还是设法去了两趟纽约。我和汤姆坎贝尔一起去了长岛，在他家共度感恩节。那时林登约翰逊已赢得总统大选，我很高兴地和汤姆的父亲辩论政治。一天晚上，我向他发难，问他们的好街坊好四邻是否已组织起来，制定了一个“保护性公约”，根据这一公约，私房屋主承诺不向被排斥在外的群体成员，通常是黑人，出售房屋。在最高法院裁决这种做法违宪前，这种现象很普遍。坎贝尔先生承认是这样，他们居住的地区确实制定了一个公约，但排斥的对象不是黑人，而是犹太人。我住的南方小镇有两个犹太教堂，也有相当数量的反犹太分子，他们称犹太人是“基督杀手”，但在纽约也看到这么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让我很是吃惊。看来并不只有南方才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反而会安心些，但是我在那时才知道这些。
感恩节旅行前几周，我随乔治敦大学乐队——差不多是个草台班子——来到纽约市，第一次品尝到了这个“大苹果”（纽约城的别称）。我们每周只排练一两次，但是即使这样的技艺也足以受邀到一个很小的天主教学校，布鲁克林的圣约瑟夫女子学院举办音乐会。音乐会办得还不错，在后来的联谊会上，我结识了一个学生，她请我步行送她回家，然后在她母亲在场的情况下，陪她喝了一杯可乐。这是我第一次涉足这样的公寓大楼，纽约的绝大多数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住在无数个这样的公寓楼里。楼里没有电梯，所以我们得步行向上走了很多级楼梯来到她家。由于我习惯了阿肯色州带院子的平房（收人不高的人都能买得起），所以那时她家的房子在我看来是那么狭小。我对那次偶然会面的所有记忆是，她和她母亲似乎非常和蔼可亲。住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也能养成如此随和友好的个性，可真让我没想到。
和她们道别后，我独自一人在这个大都市溜达。我叫了辆出租车，说要去时代广场。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霓虹灯。这儿喧闹、快节奏，充满了生命的悸动，但也有一些阴暗面。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在街上拉客的妓女，挑逗一个倒霉的标准嫖客：一个看上去惨兮兮的家伙，穿一套深色西装，留着平头，戴副厚厚的黑牛角边眼镜，夹着个公文包。他既受到诱惑，又感到害怕。最后，恐惧占了上风。他继续往前走；她笑了笑，耸了耸肩，继续干她的活儿。我看了些剧院和商店门面，一个耀眼的广告牌吸引了我的眼球——泰德牛排屋——．美元就能买块大牛排。
错过这样的地方似乎太可惜了，于是我走了进去，买了份牛排，找了张桌子。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个大发脾气的男孩和他伤心的母亲。他正在口头上数落他母亲，“太小气了，妈妈，太小气了。”母亲则一个劲儿地对他说，推销员说了，这个东西很不错。过了几分钟，我从他们的对话中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母亲攒足了钱要为儿子买他一心想要的录音机。问题在于这是个标准的高保真录音机，而他却要买一个新的立体声系统录音机。后者的音质好得多，而且显然在追求时髦的同学面前很有面子。然而这种录音机，母亲即使一再缩衣节食也买不起。那孩子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在公共场合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我们所有的都是便宜货！我要好的！”我很生气，真想上去给他一下，也冲他喊叫，告诉他，他有多幸运，有这么个爱他的母亲，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自己干的几乎肯定是一份绝对乏味的工作，挣的是太少的工资。我站起身，气愤地走了出去，留下那块没吃完的便宜牛排。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想一部分是因为他使我想起了我母亲对我所奉献的和所忍受的。这件事使我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奋力挣扎更为敏感。这些人做的是大家都不愿做的工作，而在他们完成工作后，大家又不想多付给他们钱。这件事让我对忘恩负义的行为深恶痛绝，同时决心一定要知恩图报。这件事还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既要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好运，又不要把好运太当回事儿，因为我心里清楚，命运的螺丝只要一拧，我就会回到最初的起点，甚至更糟。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退出了乐队，好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与学生组织工作方面。在一次较为出色的竞选中表现后（人生中的其中一次），我当选为新生班长，而这次的选举者多数是来自东部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天主教徒。我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决定参加竞选的，但有很多人帮我，这很令人激动。事实上并没有出现争议，也没有很多赞助。所以，竞选活动最后就只是基层政治和一个演讲。我的一位竞选工作人员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显示出我们拉票的进度：“比尔：在新人班遇到阻碍；汉诺威获得了许多选票。罗耀拉三楼（派伦那层楼）还有可能——就在楼道尽头挨着付费电话的地方。感谢迪克黑兹。明天见。睡个好觉，先生们。金。”金就是约翰金，他身高英尺，精力充沛，后来成为乔治敦大学赛艇队艇长和我们的同学、总统千金露丝约翰逊的学习搭档。总统曾邀请他去白宫共进晚餐，让我们又羡慕又忌妒。
选举前的那个周二，全班集会听我们的竞选演说。我是被鲍勃比林斯利提名为候选人的，他是一位结交广泛的纽约人，他叔叔谢尔曼以前是斯多克夜总会老板，他给我讲过许多年代就去那儿演出的明星们的好听故事。鲍勃说我有当领导的记录，而且是个“能够办成事儿，并且办得不错的人”。接着轮到我讲话。我没有挑起争论，只是做出保证，无论自己当选与否，都要“在任何时候都全力以赴，服务到底”，并且通过选举带来“一种精神，使我们班更有力量，使我们班在竞选结束时更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一个很谦虚的表态，也应该如此，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为人应多谦虚”。
我两位对手中较强的那位对我们说，他参加竞选是因为不想让我们班跌入“地狱的无底深渊”，试图夸大一个本来并不重要的时刻的重要性。我不清楚他的那种说法是何含义——听起来好像是要同共产党人合作一样。这番“无底深渊”的言论说过了头，对我来说可是第一个难得的好运。我们奋力争取，最后我终于当选。选票清点完后，我的朋友们捐献出了好多美分、美分和美分的硬币，让我能够抓起最近的付费电话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赢得选举的消息。我们聊得很开心。我听得出来，电话那一头没有什么麻烦，母亲也能听出我开始不再那么念家了。
尽管我喜欢做学生组织工作，喜欢去纽约走走，喜欢待在乔治敦大学区，但学习仍是我新生期间的主要任务。那是我第一次花大力气学习。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所有六门课程的老师都是有趣能干的人。我们都得学一门外语。我选了德语，因为我对德国感兴趣，还因为德语清晰、准确，令我印象深刻。德语教授冯伊赫林博士心地善良，当年纳粹开始焚烧书籍，包括他写的儿童书籍时，他藏在一个农舍阁楼上才躲过了他们的搜捕。地理教授阿瑟科赞斯蓄着白色的山羊胡子，有一种古怪的专业风度。上他的课让人觉得很乏味，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从地理上说，阿肯色是地球上最有趣的地方，因为那里有钻石、石英晶体、铝土和其它矿藏及地岩层。
逻辑课老师是奥托亨茨，一位尚未被委任为牧师的耶稣会教士。他头脑灵活，精力充沛，关心学生。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吃汉堡包。我受宠若惊，同意了邀请，然后驾车沿着威斯康星大街来到一家霍华德约翰逊快餐店。简短轻松的谈话后，奥托变得严肃起来，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士。我笑了笑回答说：“那我不是要先成为天主教徒吗？”我告诉他自己是一个浸礼会教友，并且半开玩笑地说，即使成为天主教徒，我觉得自己也守不住独身的誓约。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相信。我看过你的论文和试卷。你写得就像个天主教徒。你思考问题也像个天主教徒。”我在阿肯色州竞选时总是给天主教听众讲这个故事，让他们放心，在他们能选出的州长候选人中，我是最接近天主教的。
另一位耶稣会教授约瑟夫塞贝斯是我认识的最杰出的人中其中一位。他长得干瘦，驼着背，却是个天才的语言学家，主要兴趣在亚洲。共产党取得胜利时，他一直在中国工作，后来被关押过一段日子，多数时间是被关在一个地洞里，此种虐待损害了他的胃，废掉了一个肾，因此后来他身体一直不好。他教的课叫做比较文化，实际上应被称为“世界宗教”：我们学习了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神道教、儒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拜火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我喜欢塞贝斯，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全世界的人们如何界定神、真理及好生活的内容。他知道有多少学生来自外国，因此给予每一位学生参加期终口试的机会——用九种语言。第二学期，我得了个，得到的总共只有四个学生，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学习成绩之一。
其他的两位老师都是有性格的人。罗伯特欧文教新生英语。他对新生们作文时倾向于罗唆含糊给予了连珠炮似的尖刻评论。对此，新生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会在作文空白处写出令人难堪的评语，称一个学生是“一台变化无常的小舱底水泵”，对另一个令他失望的表达方式的回应则是“你是不是变成一棵白菜了？”我的作文则受到了更多乏味的斥责：在两边的空白处或在作文末尾处，欧文博士写了“丢”，表示丢脸，还有“呸”、“真乏味，没劲儿”等评语。在我保留下来的一篇作文后面他终于写了“清楚、有思想”几个字，但紧接着又要求我“下次大方一点”，作文写在“好一点的纸上”！一天，欧文博士大声朗读了一篇他以前学生写的关于马维尔的文章，以说明慎用语言的重要性。这位学生指出，马维尔即使在妻子去世后仍爱着她，然后不幸地加了一句，“当然，在极大程度上，物理意义上的爱在死后便结束了。”欧文吼道：“在极大程度上！在极大程度上！我认为对某些人来说，在温暖的一天中没有什么比一个高雅的人的冰冷尸体更好的东西了！”对一帮岁的天主教学生和一个南方浸礼会教友来说，这有点儿滑稽。无论他现在在哪儿，我都害怕他会看到这本书，我只能想象到他正在空白处写那些尖刻的评语。
乔治敦大学最享有盛名的课程是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文明发展史，这是所有新生都必须上的课。每个班都有多名学生。尽管有难度，但这门课极受欢迎，原因在于奎格利先生的才华、观点和古怪。他的古怪包括他对超自然现象的详细讲解，包括他声称亲眼目睹过一张桌子从地板上立了起来，一位妇女在降神会上飞了起来，包括他在课上谴责柏拉图让绝对理性凌驾于观察到的经验之上。每年这门课程结束时，他总要讲到这一点。讲课结束时，他总是会把简装本的柏拉图《理想国》一撕两半，然后扔到教室后面，一边喊道：“柏拉图是法西斯！”
考试中尽是些让人精神错乱的问题，比如“写一篇简短但组织严密的巴尔干半岛从冰河时代最初到荷马时代的历史”，以及“宇宙进化过程与抽象维度有何关系？”等等。
奎格利有两个见解对我有着特别持久的影响。首先，他说，社会必须发扬有组织的手段来达到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知识等方面的目标。在奎格利看来，问题是所有手段最终被“制度化了”——也就是说，特权阶级更致力于保住它们的特权，而不是致力于满足最初创造他们特权阶级去满足的需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改革或绕过这些制度才能产生变化。如果失败，就会发生倒退和衰败。
他的第二个具有持久影响的见解是，他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伟大，西方文明之所以具有不断改革与振兴的能力，其关键所在。他说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成功，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宗教和哲学信念：人性本善；真理是存在的，但肉身凡胎的人类却得不到；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接近真理；通过信念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并在来世得到褒奖。按照奎格利的观点，这些思想赋予我们的文明乐观向上、求真务实的特性，使我们始终坚定信念，相信有可能发生积极的改革。他用“注重未来”四个字来总结我们的意识形态。他指的是一种信念，即：“未来可以比过去更好，每个个体都负有个人的和道德的义务来努力实现这一点。”在年的竞选以及在我的两届任期内，我都常常引用奎格利教授的话，希望以此鞭策我和我的美国同胞来——共同实践他的教诲。
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和第一个关系稳定的女友已约会了几个月。丹尼斯海兰是个身材高挑、满脸雀斑的爱尔兰裔女孩，眼睛温柔美丽，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她来自新泽西州的北蒙特克莱，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二，父亲是个医生。在邂逅丹尼斯的母亲之前，他正在学习，准备当牧师。我和丹尼斯在三年级末分了手，却一直保持着友谊。
我很高兴马上要回家了，那里至少有我的老朋友和我喜欢的炎热夏天。我早已经在约克敦湾营地找了份工作。这是一个海军协会的营地，专为穷人孩子开设，这些孩子主要来自德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营地位于沃希塔湖边，那是温泉城的三个湖泊之一，也是美国最洁净的湖之一，可以一眼看到英尺深的湖底。这个人工湖位于沃希塔国家森林公园内，因此周围的开发和排污是受到限制的。
几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一早就起床，驱车来到约英里外的营地。我在这里负责监督游泳、棒球和营地的其它活动。许多孩子希望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暂时远离他们的艰苦生活。有一个孩子，家里有五个兄弟姊妹和一个单身母亲，来到营地时身无分文。他母亲正在搬家，他不知道自己回去后会住在哪里。我和另一个孩子谈过话，他怎么也学不会游泳，而且被从水里拖出来时已不像个样子。他却说没事儿；在他短短的生命中，他已经咽下过自己的舌头，中过毒，在严重的撞车事故中幸存。三个月前他失去了父亲。
夏天很快过去了。我和朋友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也收到此时在法国的丹尼斯写来的一些有意思的信。老爸最后又弄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变。一天，他早下了班，回到家，但醉醺醺的，火气很大。我当时在耶尔德尔家，但幸运的是，罗杰在家。老爸操起把剪刀，朝母亲扑过去，把她推进厨房外面的洗衣间。罗杰冲出前门，来到耶尔德尔家门前，一边尖叫：“大哥，救命！爸爸要杀“大肚”了！”（罗杰很小的时候只会说“爸爸”，还不会说“妈妈”，所以他就为她造了一个词“大肚”，以后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跑回家，把老爸从母亲身上拉开，夺下他手里的剪刀。我把母亲和罗杰领到起居室，然后回到洗衣间，斥责老爸。我直视他的眼睛，从中，我看到了更多是恐惧，而不是愤怒。不久以前，他被诊断患有口腔癌和咽喉癌。医生建议做彻底的但会毁容的切除手术，老爸拒绝了。因此医生只能尽力而为。这件事变发生在他去世前两年的早期，我认为，他对自己活着的方式感到很羞耻，对死亡深感恐惧，正因为这样，他才最后一次爆发出来。这以后，他仍喝酒，但变得比较沉默并且没有攻击性。
这件事变对我弟弟造成的影响尤其恶劣。将近年后，他告诉我，当时跑出去喊救命让他觉得有多耻辱，阻止不了他的父亲的暴行让他觉得有多无助，此后他的仇恨又是多么刻骨铭心。这时我意识到，在这件“插曲”刚过，我就再次应用家庭的默认方针，即，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回到“正常”生活，这有多么愚蠢。我应该早告诉罗杰，自己多么为他骄傲，正是他的警觉，爱与勇气救了母亲一命，他所做的比我已经做过的更为艰难，他不应继续仇恨，因为他父亲是个病态的人，仇恨父亲只能让这种病态在他身上扩散。事实上，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写信给他，常打电话给他，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活动，告诉他我爱他。然而我忽略了创伤的深度及其不可避免将带来的问题。罗杰花了很长时间，自己给自己施加了大量的伤痛，才最终寻找到了内心伤痛之处的源头。
尽管对于母亲和罗杰的安全我始终放心不下，但我相信老爸从此不再动粗的保证。另外，他当时也正在失去制造家庭暴力的能力，因此我做好了回到乔治敦大学上二年级的准备。月，我获得了美元的奖学金。另外，必须打领带、穿衬衣上课的规定也被取消。我期待着将自己每周美元的生活费的使用范围变得较为宽裕一些。我再次当选为班长，这次我将实施一个真正的计划，重点是校园问题，包括多教派的宗教仪式和我们将从毕业班那里接手的社区服务计划：，即乔治敦大学社区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学生志愿者将分头前往贫困街道帮助那里的孩子学习。我们还通过其扩展计划辅导成人取得高中文凭，尽我们所能，帮助那些为勉强生活而挣扎的家庭。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但是去的次数不够多。在华盛顿市内城区的所见所闻，加上自己在阿肯色成长过程中的经历，让我相信，仅靠志愿者的慈善行动永远也不足以解决贫困、歧视、缺少机遇等制约我们无数同胞的艰难问题。这也使得我更加支持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公民权利、选举权和反贫困等计划。
我的第二学年和第一学年一样，重点也是课堂学习，但这的确也是最后一次我把重心放在学习上面。自那时起，在乔治敦大学的最后两年，再到牛津留学，再到上法学院，我的正式学习越来越受到政治、个人经历和私下探索的冲击。
在那时，教室里有数不清的事吸引了我关注。首先是第二年的德语课，然后是玛丽邦德那引人入胜的有关英国重要作家的课程，还有乌尔里希阿勒斯的政治思想史等等。阿勒斯是个德国人，脾气不太好。一次，他在我关于古代雅典法律体系的论文上写了这么个评语：“乏味但很得体。”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名褒实贬。在当总统几年后，要是再有人给我这么个评语，那我可真没法儿活了。
在第一学期乔怀特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上我得了个“良”。第二学期怀特教授教宏观经济学，这次我得了“优”。我想这两个成绩是一种预兆，因为作为总统，我在国家经济方面干得卓有成效，但在个人经济状况上却相当糟糕，至少在我离开白宫之前是这么回事。
教我们欧洲历史课的是路易斯阿吉拉尔。他从古巴流亡来到美国，在巴蒂斯塔被卡斯特罗推翻前，曾是在野的民主反对党领袖。一次，阿吉拉尔问我这一辈子打算干什么。我对他说想回家乡从政，但现在又开始对许多其它事情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说：“挑选职业就像从十个女朋友里面挑选妻子。即使你挑选了其中最美丽、最聪明、最善良的女人，失去那九个也还是让你心痛不已。”尽管他喜欢教学，也教得很好，但我感觉，对阿吉拉尔教授来说，古巴就是那“九个女人”合起来给他带来的心痛。
我二年级最难忘的课是沃尔特贾尔斯教授执教的《美国宪法与政府》。在这门课程上，他主要分析最高法院的案例。贾尔斯红发、平头，打定主意要当独身主义者。他把生命献给了学生，以及对美国宪法和社会公正的爱，对华盛顿红人队的拥戴，无论他们是输是赢。他邀请学生到他家吃饭，几个幸运者还得以跟他一起观看红人队的比赛。贾尔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位左派的民主党人，他这种人那时就不多见，现在更稀少，足以让他受到《濒临灭绝物种法》的保护。
我想他之所以对我感兴趣，一部分是因为我来自和他相邻的州，尽管他喜欢在这个问题上拿我逗乐。我上他的课时，已经和睡眠缺乏症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并且养成了一个习惯，在课堂上一定要眯上五分钟或十分钟，然后就精神爽利了。然而这个习惯有时让人很难堪。贾尔斯上课时，我坐在大教室的最前排，成为他辛辣机智的最好陪衬。一天我正在课堂上打瞌睡，他大声指出，某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异常地清楚明白，任何人都能理解，“当然，除非你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某个乡巴佬。”我一下子醒了，只听全班哄堂大笑，以后他上课我就再也不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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