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句话都像张爱玲一样狠”，文珍新作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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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公振
中国网1月9日讯（记者杨公振）今日80后作家文珍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新书《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发布会。作为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文珍得到了李敬泽、孟繁华、格非、谢有顺、阿乙、梁鸿等人的鼎力推荐。
文珍的新作甫一上市，就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文珍这本《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写的序里如是说：“一个一个的人，只有封闭自己，把自己外部化，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去与人共享，她才能确立起部落的认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她被从内部打开，回到她的本心和初心时，她就超越了她的部落，面对天和地，面对普遍的人性。所以，文珍的读者包括她选定的人，也包括那些未被选定的人，比如我。”而曾获“华语传媒年度批评家”大奖的孟繁华则称文珍的小说如一首流浪者之歌，“深情、苍凉也迷茫”。
同时获得老舍文学奖的作家格非赞扬这位年轻的同行“节奏明快，情感细腻，风格别致”，《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尤喜文珍举重若轻的一面：“以缜密朴素又极富吸引力的故事，写出了爱的辩证法和庸常人生所包含的光亮与意义”，著名学者谢有顺则强调文珍小说个体经验的细微与境遇关怀的宽阔之对比，认为这种“均衡之美、超拔之志”，正成为文珍身上独异于其他写作者的写作品质。
在众多评价中，以作家阿乙的评语最简短也最有力：“像海明威一样光明，每句话像张爱玲一样狠”，这句话也被出版社挑出来作为宣传语放在了书的腰封上。之所以光明，乃因为深解幽暗；之所以决绝，正可能出于深情。这也的确是文珍这本新作给人带来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文珍作为近年崭露头角的八零后作家，事实上在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已近十年，长久以来保持了相当低调自洽的写作姿态。她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金融系，却是北京大学暨中国大陆首位创意写作学硕士。对这个颇有噱头的头衔，她从未接受过任何正式采访，只称“机缘巧合”。
毕业后几年，她一直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保持公众低出镜率的同时，在《人民文学》、《当代》、《山花》等文学杂志持续发表小说若干，多被各选刊转载，并历获第二届“西湖”新锐文学奖、首届“紫金.人民文学未来之星”中篇提名、“广州文艺新人奖”、“创作与评论”创作奖等，而她写于三年前的中篇《安翔路情事》，则勇夺今年的老舍文学奖。老舍奖作为中国四大文学奖之一，是北京市文联的最高文学奖项。这也是文珍目前获得的最高奖。相信此次得奖，与耗时三年的新作品终于结集，将会同时成为这位年轻作家在写作这条光荣而漫长的荆棘路上迈出的重要坚实的两大步。
文珍照片摄于1月9日新书分享会关于《现代文艺》与《志摩遗札》
本刊本期发表的徐志摩书信六封,是新近在一九三五年的《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上发现的。 《现代文艺》创刊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终刊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出九十五期。刊物是由当时在武汉大学执教的一些作家、学者办的。主要作者有陈西涝、凌叔华、苏雪林、陈衡哲、袁昌英、朱东润等。编者在《发刊词》中提出五条宗旨:一、“不想借本科宣传什么主义”。强调文艺的尊严和独立性,“以为文艺的任务在于表现那永久的普遍的人性,时代潮流虽日异而月不同,文艺的本质,却不能随之变化”。二、“想竭力戒除党同伐异的恶习”。三、“愿意借本刊尽一点提倡健全文学的义务”,反对“病态文学”。四、“主张本刊对于艺术须力求其完整”。五、“希望对华中文艺空气的造成可以有点帮助”,把武汉“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可以看出,这个刊物的文艺主张,与以前新月派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是很相近的。 在沉寂的武汉文坛,出现这样一个名流主办的文艺刊物,是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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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凌叔华女士在新加坡版《凌叔华选集》的《后记》中,列举了一部分往日发表过她的作品的刊物的名字,并且特一别指出:“就中《武汉文艺》我自己还是个主编。有三年之久,我仗它搜罗华中文艺天才的工作,直到日寇打过南京,方收拾了笔墨西上四川。那已是一九三八了!”①1982年,她又在一封致友人信中重提其事说:“我后来回去武大,办武汉文艺周刊,……是附属于武汉日报的。不知你们有无办法可以找到武汉文艺周刊的日报?”②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女作家对当年在武汉办刊物的往事,至今还常常怀念。不过这毕竟是遥远的回忆了,难免有些模糊,因此两次都把刊物的名称记错(应当是《现代文艺》而不是《武汉文艺》),时间也于实际有出入。本来这种年远失记的情况,出现在老人的回忆材料里,并不足怪。只是我们一些有关凌叔华生平事迹的著作,提及此事时,都是以作家的自述为依据,未及进一步考辨,就不免因循其误了。 说到凌叔华在武汉的往事,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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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人，马文珍、马君价的名字时常被提到。唐达晖在《凌叔华·》①中曾提到，由凌叔华主编的《现代文艺》创刊于1935年2月巧日，终刊于日，共出95期。编者曾在《停刊之词》中，将刊物创刊以来的撰稿人列出一份名单，在男作家中有马文珍。((文学杂志》是一份月刊，主编为朱光潜，1937年5月l日创刊，至8月出了四期，因抗战爆发而停止。1947年6月复刊，1948年11月第3卷第6期出版后，奉国民党“节约纸张的命令”而停刊，前后共出版22期。吴泰昌先生的文章《的编者和作者》中，列出了《文学杂志》的作者，其中同时列出的有马君价、马文珍，看来吴泰昌先生也不了解马君价。实际上马文珍、马君珍是同一个人。马文珍，字君价，日生于湖北武昌，回族。年在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读书，1927年任职清华学校。1928年9月罗家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大力精简职员，马文珍于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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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内山完造 一九三六年老板: 肚会日报上税:“文求堂出版《聊斋志异列传》,内山书店已有书到。” 此事不知确否?如果其有此书,猜抬我一册。 L拜 三月廿日①①原信无年份,参考一九三六 年三月二十日.餐迅日言己》, 可能是这年写的。昨晚发热,无力动弹。我想大概是疲劳的关系。 拜托你翰至须藤先生,萧他今天下午来落察一下。内山先生几下 L上①①原信无日期。参考一九三六 年欲鲁迅日豁如可能是这年 十月写的。致须膝 一九三六年须藤先生几下: 体温已减退很多。昨日是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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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的小儿子唐刚卯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最近给我一封信，附有陈寅格致唐长孺的信的复制件，内容如下：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来示并大著。寅熔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寅。恰壮不如。’、，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吹口。于研索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旧作（从史实论切韵）一册附呈，藉博一笑。专此复谢，敬颂著祉。寅烙敬启。九月十九日。（加标点及改写简化字是本文作者做的。）唐刚卯的信中说：“今寄上陈寅烙先生给我父亲的那封信的复印件。信封上的邮票是我童稚无知时剪下的，所以此信的时日成为有待考证之问题。大约应是在1955－－56年间。记得文革中，家中我父亲的信件，甚至有父亲眉批的书籍，都尽数由红卫兵拖一板车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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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前故去的齐燕铭，在海内外文化界向负盛名。三十年代初，他在北平诸大学教授时，就有《中国文学史》等著作面世。抗战后去延安，数十年来，他因忙于统战、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多年治学的心得大部未及形诸文字。这是异常抱憾的事。比如，他对《红楼梦》就有不少卓见。1963年，国内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在故宫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会，曾轰动一时，不久被邀去日本展出，深得扶桑友人赞誉。齐燕铭与阿英主其事。他们常常为此交换意见，书信不断。这个展览，那些年被判为黑的，阿英保存的这类信札被作为罪证抄走了，至今多半下落不明。近日清理阿英遗物，意外地发现幸存二封，从中也可窥见齐氏红学观点一二。故特介绍。阿英同志：近得《龙岩诗词含钞》，其中有两则涉及《红楼梦》者，不知可供访求资料之线索否？送上一阅。原书阅后盼仍掷还。敬礼齐燕铭（1963年）七月四日另一封也写于1963年。其时红学家对新近发现的曹雪芹像及《曹氏宗谱》有争议，他从北戴河来函，提出自己的见解。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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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逸梅 ( 1895— 1992 ) ,著名作家。 2 0年代 ,任上海影戏公司编辑 ,写《国色天香》、《糖美人》、《新婚的前夜》、《桃花梦》等八种剧本 ,拍摄上映后 ,卖座率极高。逸老有六十年教龄 ,历任诚明文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徐家汇志心学院诗词教授 ,陕北中学校长。一生发表四百万字随笔 ,有“补白大王”之称。还致力学术 ,以《南社丛谈》为代表力作。晚年出版《郑逸梅文集》三巨册 ,囊括了一生重要著作。生平具《自撰年表》 (刊《文教资料》) ,及 80年代美国纽约刊行《民初作家传记》 (英文版 ) ,有较大篇幅介绍。以下五札作于 80年代前后 ,多系毛笔书写。(一 )左高兄 :旬日不晤 ,殊念。杭州大学胡宛春士莹先生患脑栓塞症 ,不省人事 ,甚为危殆。姚苏凤兄中风 ,在昏迷状态中 ,恐亦凶多吉少。兹有邮票数纸 ,附呈以博一粲。港报载一消息“皇二子袁克文 ,在报上连载。乃曩时《大华》半月刊登刊过之旧稿 ,作者拙庵系上海文化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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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珍:从幻灭到追求
聚焦文学新力量　　文珍，生于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与研究方向硕士。在《人民文学》《当代》《山花》《大家》等刊物发表小说数十万字。出版小说集《十一味爱》。曾获“西湖”新锐文学奖、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提名奖等。从幻灭到追求　　“80后”女作家文珍的写作从个人出发，由一己的爱恋悲欢、浅吟低唱或者内心的风暴生发开来，渐渐辐射至更为广阔的社会与时代。十余年来，文珍从一个“小资文艺女青年”成长为女作家的历程，或可借用茅盾《蚀》三部曲的命名来概括：幻灭——动摇——追求。　　从幻灭开始　　正如文珍的第一部小说集的书名《十一味爱》所昭示的，爱情一度构成了文珍的“世界观”，构成了她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一种重要的角度和方式。以 形而下之视觉、嗅觉与味觉写形而上之爱情，是作者惯用的象征手法。在她早先的三篇直接以食物命名的小说中，这种倾向更是明显：《色拉酱》——丰盛之爱； 《关于我所爱吃的花生》——隐秘之爱；《果子酱》——甜腻的俗世之爱。这三篇小说均为文珍在攻读北大创作学硕士学位时期的“习作”，有着浓重的“文艺 腔”，也散发着强烈的文珍式文学气息。　　文珍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她操练着文字的炼金术，遣词造句仿若古人吟诗炼字，推之敲之，雕之琢之，文字被打磨得通体透亮、温 润如玉，极雅致，极细腻，确实才气逼人、诗情洋溢；而她的叙事腔调高度内敛，叙事空间又极封闭，全是内心的意识流动，似叹息，如呓语。　　《果子酱》堪称文珍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她赢得了最初的荣耀，获得北京大学首届“王默人小说奖”第一名。小说几乎不是靠情节，而是靠细节和情绪 的叠加和发酵完成叙事的。来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舞者萨拉背井离乡来到广州的一个酒吧表演费兰明高舞，爱上了在同一酒吧谋生的同乡、贝斯手鲁斯特。这段爱 何其浓烈，却又何其隐忍，不曾言明又不言自明。这爱完全是不及物的，与日常生活无关，只化作生命之舞、灵魂之舞。萨拉的爱犹如一场内心的风暴，乍起骤灭。 颠沛流离的命运尚且没有令她幻灭，错爱的痛苦——鲁斯特大啖果子酱的一个动作却足以令她幻灭。“她千里迢迢地来了，却料不到遇到的人仍然是错的。”“其实 也没有什么。她只是觉得很幻灭。”“很幻灭。”夹杂着叹息声的喃喃自语、浅吟低唱，是彼时作者经典的叙述语调。　　作为一名“80后”的写作者，“幻灭”是文珍笔端常常出现的两个字。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代人情感和内心的真实经验。这是一种“一切坚 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历史/现实虚无感。文珍认真地呈示了这个并无兵荒马乱的“太平盛世”里的情感幻灭，以及因幻灭而生的疼痛，她的幻灭因之不显轻 飘，反倒形成了一种美感和悲剧感。或许可以称她为一名真诚的幻灭书写者。
动摇：在想象与现实之间
　　《果子酱》是关于艺术的、关于爱的凌空虚蹈，是作者以小说形式所作的爱的哲学思辨。在《关于日记的简短故事》及“外一篇”《关于我所爱吃的花 生》中，这种思辨仍在继续。它们事关灵魂的秘密，以及对这秘密的细心看护。在文珍高度内敛甚或自闭的叙述里，爱情甚至无需对象，也与所爱者几无关系；爱是 在想象之中，在心灵之上隐秘孕育、生长，拒绝表演、甚至放弃言语交流，直至内心孕育成熟的一枚巨大的果实，这隐秘的狂喜仅供独自咀嚼，独自品尝。
　　而在文珍稍后创作的《衣柜里来的人》和《气味之城》中，爱情动摇于想象与现实之间。两篇小说有某种主题上的延续性：前者写的是准婚状态，而后者则描摹已婚状态。
　　都市女孩小枚与男友C相恋多年，在面临婚姻的门槛时犹豫不决，不辞而别只身去了西藏。这是她的第二次西藏之旅——半年以前，在对未来的规划与男 友产生分歧之后，她也曾出走拉萨，在此结识了一群“拉漂”，并与其中的一名叫阿七的男子产生了似有若无的感情。西藏与漂泊沧桑的阿七在她的潜意识中，隐隐 成为庸常生活的反面，吸引她再度寻访。然而，面对阿七的追求，她又退却了，这一方面是她的道德感使然，另一方面她并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爱阿七。在与阿七 同游纳木措的途中，她得知了阿七曾因热爱旅行而痛失所爱——那提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危险。她也开始想念相隔迢远的男友C，那是一种熟悉而安稳的日常生活。最 终，她放下了阿七，回归到属于她的、虽时感窒息沉闷，但又割舍不下的生活。《衣柜里来的人》便是这样一个逃离——回归的故事。作者以反浪漫的方式，呈现人 物内心真实的困惑、动摇、纠结与抉择——关于什么是“爱”，关于生命的意义何在，关于什么是我们应过的生活。
　　《气味之城》的叙事则更为虚化，它又一次显示了文珍构思意象的才华。两个人的婚姻“围城”，各种气味充斥弥漫其间，每一种气味都是一段生命的印 记，都是“活过”的证明。在她离家出走之后，他于她留存的气味中感知她的存在，他凭借对于气味的记忆，追缅过去的好时光；他于气味的变异中觉悟到爱情的僵 死变质，觉悟到自己婚后如何凝滞于平庸的生活，如何以自己的慵懒疲沓与漠然无视冰封了另一个鲜活的生命。他懊悔不已，痛哭流涕，他想告诉她：“我们可不可 以重新来过。”然而，他们将如何重新来过？在这个精神全面平庸的时代，激情与梦想早已渐渐远去，粗粝的生活一天天露出它的利齿，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保持对气 味(生命)本身的敏感，免于被吞噬，我想，这也是作者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地下》则讲述了一段中年情殇，这是文珍的小说中较具戏剧感的一篇，较为平淡的叙述之下其实暗藏汹涌。“我”于被囚禁在地下密室的人生绝境中， 觉悟到年少的背叛如何铭心刻骨地伤害了自己的初恋，如何摧毁了他的爱情乃至一生。而“我”也终将为年少时的任性付出代价，背负起灵魂的十字架远行。此情可 待成追忆，再回头已是百年身。自此，文珍的小说渐渐地有了沧桑感。
发现时代的“精神内伤”
　　若以一言蔽之，文珍的小说写的大多是“大城”与 “小爱”。文珍曾生活于深圳和广州这两个大都市，后又定居北京，都市经验已深刻植根于她体内。文珍写作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其对都市病和边缘弱势人群的观察 勘探和生动的文学呈现。在文珍的理解中，“不是只有进城务工人员才算弱势，有很多有正当职业、收入稳定、但性格相对软弱的人同样属于弱势”。通过对他们精 神世界的深入探究，文珍探讨了当下都市人的生存和精神危机，进而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内伤”。
　　《第八日》是文珍的“学位作品”，也是她迄今最好的小说之一，充分地发挥了她自身的才华。作者以密不透风的叙事将一个弱者的失败心路展现得跌宕 起伏、惊心动魄。顾采采——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女孩儿，一个漂浮在大都市的小人物，一个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她何以如此，何以至此？只因身处这个凉薄的世界， 她还有微薄的憧憬，还有不多的梦——朋友、爱人，一个独处的空间以及一个安然的睡眠；而她这些微薄的憧憬与不多的梦都一一幻灭了，她陷入了绝对的孤独，成 为这个运转不停的大都市里的多余人。在这个硕大无边却又无处安身的北京，分外敏感内向的顾采采比一般人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绝境，而事实上，无论贫穷还是 富有，成功或是失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顾采采，这是生命永恒的绝境。文珍以她的深刻体察与明锐发见，写出了她自己的“城市文学”。
　　《录音笔记》仍聚焦顾采采式的都市边缘人。礼品公司的接线员曾小月除了拥有一副好嗓子，并无更多资本，因而无法引起他人关注，既缺乏男人青睐， 在公司地位也很边缘。对于声音的敏感，使她总是能听到身边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对话，也时常被淹没在电话铃声、顾客的扯皮和投诉声浪中。曾小月在种种噪 声中苦苦挣扎，终于有一天她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录音笔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再放给自己听，以此将自己同她所不堪忍受的环境隔绝开来，她完全沉浸在自我的 世界中……这样的情节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一颗多么孤独、多么卑微的灵魂！进而，这是多么令人窒息、杀人不见血的生存环境！文珍的批判笔触直指当代人泛滥的 “一腔废话”，以及由此造成的沟通的虚妄与人心的隔膜。
　　文珍现在居住在北京一个叫安翔路的地方。她的住所不远处是我们这个伟大盛世的象征——“鸟巢”，而近处则是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文珍穿行于其 间，构思于其间，便有了《安翔路情事》。仍然是“情事”，而此次却将目光从她所熟悉的人群移开，写了一个卖麻辣烫的姑娘与对门卖灌饼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故 事。她有意选取了3个城市空间：鸟巢所代表的硕大无朋的“国际化大都市”地标，安翔路所代表的都市平民的市井生活以及圆明园所代表的传统古典的生活理想， 人物浮沉于其间，内心的灵魂纠结撕扯于其间，无法安适。文珍于时代的大迁徙中体味到“爱”与生命的微末，漂流的人们无家可归，时代轰隆的快车远远地把 “人”甩在后面。一场现代都市建设中微不足道的拆迁就足以摧毁一份弥足珍贵的爱情，改写他们的命运轨迹，他们束手就擒、无能为力，但是他们的痛苦却是无比 真切的。文珍写出了这个惊鸿一瞥的瞬间，写出了人物如浮萍般的命运，也写出了天长地久的爱情愿景与时代的瞬息万变之间的巨大悖论与张力。身处这个“加速前 进”(昆德拉语)的时代中，我们其实多么想要一点安稳。
追求：瞬间与永恒
　　在今年完成的三篇新作《到Y星去》《我们一定要幸福》和《助理律师奥特曼》中，文珍进一步展现了她切近现实的勇气和魄力。《到Y星去》是一则诙 谐幽默小品。都市小白领许先和张爱这对情侣“漂”在京城，面对不断上涨的房租，收入微薄的他们6年里搬了7次家，终于在一个黑夜又被房东赶出家门，流落到 青年旅馆。深夜，两人面对天花板上的渍迹，展开了他们对于Y星球“美好生活”的想象。白日梦很快醒来，天明他们又要开始一天的生计奔波，要以仅有的一万多 元存款寻找一处尚能落脚的居所。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两人对Y星球“美好”生活的向往、描述，有意味的是，连他们自己都很快感觉到这“美好”的乏味。现实的逼 仄限制了一代青年关于未来或他处生活的想象力，令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又生出几多心酸无奈。
　　《我们一定要幸福》中，几个都市的大龄剩女喊出了“我们一定要幸福”的宣言。然而，故事里却没一个人真正幸福。都市男女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受困于 自己无法克服的欲望和现实的种种冲突。小说触及“剩女”与“同妻”等都市新题材。性取向、宗教信仰、个人隐私等等，区隔着人群，但这并非关键，关键是当代 人与人之间的互不沟通与不谅解，冷漠、无视乃至于歧视，最终彼此倾轧，互相摧毁。
　　《助理律师奥特曼》中，在律师所当了7年助理律师的“普通青年”宋笑，因为种种屈辱、憋闷，在一个暴雨天准备自我终结，却在营救一个四五岁小孩 乐乐的过程中，激发起勇气和能量，成为孩子眼中的英雄“奥特曼”。小说给出了另外一种结尾：天晴了，被救助的孩子如雨滴般“人间蒸发”了，宋笑怀疑，是否 真的有过一场雨天的救助壮举，但确凿无疑的是，他借此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文珍为她所善写的都市边缘弱势者完成了一次英雄般的成长，这种成长的力量来自何 处？是来自沉睡的英雄主义情怀、朴素的人道主义或是内心善与爱的凝聚爆发？答案似不明晰。值得肯定的是，文珍在人物由弱转强的瞬间，寄予了她对于人类永恒 价值的思考与追求。
　　“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与肉来”。在不断地克服其“洁癖”——文字的洁癖、情感的洁癖、道德的洁癖的同时，文珍的文学也在不断通往一个更真实，或许也更残酷的人类世界。(作者：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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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选刊》副主编:80后作家的分化与渐熟
　　郭红松绘
　　80后作家的出现，在文坛和社会上都是一件持久发酵的事情。到如今，80后作家似乎不那么刺眼了，他们基本到了而立之年，自身的群体也在发生变化，而且社会对他们也慢慢熟悉并接受了。翻开最近的文学期刊，会发现80后作家渐渐占据了一些重要版面。湖南的《创作与评论》近两年来每期刊发一名80后作家的小说，《广西文学》今年5月推出80后作家专号，《芳草》近期推出80后作家周李立小辑，杭州的《西湖》杂志刊发了不少80后的作品。《小说选刊》去年选载了5位80后作家的5篇小说，今年上半年选载了11位80后作家的11篇小说。许多出版社为80后小说家出版了小说集，云南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80后批评家文丛”。80后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让文学的版图发生了变化。
　　告别校园文学的胎记
　　80后在文坛最初亮相，是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一群“青春文学”作家，“反叛”“都市”“时尚”等曾是他们的标签。韩寒、郭敬明近来投身电影事业，《后会无期》和《小时代》成为热议的话题，这也让他们暂时离开了文学的领域。这种转变，是他们在反叛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之下，改弦更张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必然。
　　时至今日，韩寒、郭敬明显然不能再代表80后作家的整体面貌。80后作家的数量从当初的十来人发展到数十人，同时这个群体的构成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写城市的80后，还有乡村写作的80后；除了“青春文学”的80后，还有“纯文学”的80后；除了反叛的80后，还有回归传统的80后；除了国际化写作的80后，还有中国化写作的80后；除了用纯粹现代汉语写作的80后，还有用方言写作的80后……总之，80后作家的写作出现了可喜的分化，原先比较单调的格局被打破了。
　　80后作家的一个特征是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或许因为他们最初是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进入文坛的，因而始终难以摆脱校园的气息，校园的生活仿佛胎记一样伴随着他们的写作。校园像一个温暖的摇篮也像青春的孵化器，培育了他们的人生基调。校园让80后叛逆，也让80后怀念。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虽然是70后导演作品，但它在80后中引起的反响甚至超过70后，因为80后对校园的依赖更强。80后作家小昌的《我梦见了古小童》（《广西文学》2014年第5期）便带有强烈的后校园文学色彩。“我”大学毕业后，又成为大学老师，“我”的情爱故事与大学校园有关，古小童就是这个大学校园爱情的基因，始终萦绕着“我”的情感世界，相恋分手，分手相恋，当古小童最后出现在电视相亲节目中，爱情也不再是两个人的私密世界，而是一道被看的风景。周李立发表在《芳草》2014年第3期的《如何通过四元桥》《八道门》体现出从纯粹的个人情怀向社会更大层面的转化。起步于校园的80后，终于告别了校园的青涩和清新，在更丰富、更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
　　乡土80后的出现
　　曾经的80后小说有着强烈的城市色彩。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近些年来80后作家中出现了另一支队伍，这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辉、郑小驴、宋小词等。他们来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他们不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式的城市宠儿，而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的苦难，小说就有了苦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他们为读者呈现了80后写作的另一种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也标志着80后乡土写作异军突起。
　　他们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对方言的提炼。80后作家普遍长期在高校接受教育，惯用纯粹现代汉语，用方言写作的凤毛麟角。但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风貌也是成就作家风貌的重要原因。去年马金莲的《长河》、宋小词的《血盆经》，以及曹永的乡土小说，就是这样一类异质性的80后作品。马金莲小说中最底层的西海固，是“空巢”的乡土。郭敬明笔下的豪奢大都市和马金莲们的偏僻乡土构成分裂。《广西文学》今年第5期推出的80后作家专号中，5位作家直接书写的也是乡土。另外，也有作家在城乡交叉叙述中凸显乡土本色。肖潇的《黄金船》写的是一个淘金的故事，本身又像一出“皇帝的新衣”。乡村的发财梦，连着社会的拜金主义。小说最后揭开谜底，父亲惦记城里的儿子，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让在城里淘金的儿子回到乡村，回到自己身边。父亲的苦心可以理解，但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心酸和无奈。而儿子最后死于乡村淘金梦的结局，更是让人心酸。《来自杨庄》的二保为躲避水灾来到县城，没想到县城也遭了水灾，小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美女来到我们村》用乡村孩童的视角写城市对女性的窥视，也写成长。
　　80后的方言、乡土写作，并非仅仅在80后同代作家中具备横向的比较意义，他们的方言运用也有承接前辈作家而来的纵向路径：如马金莲承接郭文斌、石舒清的方言提炼，宋小词承接陈应松的方言叙事。可是，同样是写乡土，80后眼中的乡土也不同于前辈作家。他们是传媒时代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看乡土时，带着国际视野。同时，他们又是纯然情感写作的群体，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缺少历史大记忆和感情共同体，这就不难理解马金莲笔下西海固的苍凉和温情。
　　方言和乡土是绝佳的匹配。方言中的乡土，能把读者运送到原生态的乡土世界。语言蕴藏着人类的情感、记忆和当地土著的思维特征。乡土80后作家的出现，是80后写作分化完成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大都市是80后的写作前站。很快，偏离一线城市的城镇成了80后写作的第二站。稍后，乡土80后出现，穷乡僻壤的独异，似乎更能成就80后的文学风景。80后由此真正找到了“各自为政”的写作根据地。
　　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一样，也和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不一样，相比较而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向经典文学传统致敬
　　随着主体的成熟和分化，80后作家逐渐走出了当年的“青春文学”主场，写法上也开始表现出对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认同。韩寒的小说基本上需要依靠对传统的亵渎和嘲讽才能完成，而郭敬明的玄幻或悬疑则是畅销书意念的成功实践。韩寒、郭敬明的存在对经典文学传统是挑战，也是叛离。
　　新一代80后作家不再是传统的掘墓人。他们回望世界文坛，悉心研读中外名著，在经典文学和潮流文学中汲取养料，充实、发展自己。笛安的创作也许能说明80后作家的这一特点。作为作家李锐、蒋韵的女儿，她继承了他们的文学基因，加之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让她的视野更为开阔。在她的小说中，时常读到中外经典小说的韵味，长篇小说《西决》甚至有《红楼梦》家族小说的影子。
　　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延续的是萧红文脉，可以说是一部当代《呼兰河传》，写出了家乡父老乡亲在苦难中的人性美，写出了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作品在平淡叙述中蕴藏着一股力量，这来自信仰，来自优美而质朴的语言，也来自对人性、对自然、对灵魂的无限关怀。今年马金莲写的《绣鸳鸯》，从小说名字就不难感受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此外，80后新人郭珊的小说《思旧赋》（《青年作家》2014年第1期），那些古色古香的语词，构成了典雅的语句。小说在人际往来和细节中，传达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平静、含蓄，墨光四射。郭珊这篇小说，连语言都是张爱玲的民国腔。深圳的大学教师蔡东的《出入》，带着禅意，写的是现代都市，骨子里是传统人文的内核。蔡东还写过《净尘山》（《当代》2013年第6期），也是在都市生活中寻找内心的安然。马金莲生活在偏僻的西海固，郭珊和蔡东则是广州、深圳的时尚女性，看来无论在哪里，80后都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靠拢。
　　现在，大量的80后作家经历了高校教育，张怡微是复旦硕士、台湾的博士，文珍、郭珊从北京大学毕业，蔡东、小昌是高校教师。他们早就不是那个带着“愤青”情绪的少年“韩寒”，而是兼容中西、心态平和。80后作家与文坛的“意气之争”“针锋相对”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80后作家成熟并分化后，回到了文学本位，诚实地从事着文学创作。
　　他们也开始反思和感伤
　　在人们的印象中，80后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像韩寒的赛车一样一直往前冲行，很少瞻前顾后，不会回首往事，更不会反思自己。然而时间无情，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伤感了，渐渐摆脱了“青春文学”的小情怀。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伤》（《收获》2014年第4期）可能是这种转折的标志。小说写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他们俩都是带有“混蛋”性质的玩世不恭者，但当对方生命消失了，“混蛋”对“混蛋”的怀念和追寻，居然带着悲伤和伤感。而悲伤和伤感以前在80后的字典里寻不到，或者是被删除了。于一爽作为80后女作家具有强烈的叛逆性，她此前的小说颇具当年张辛欣的京味和锋芒，而她居然率先感受到悲伤和伤感。这是生命也是文学的内在力量使然。
　　80后开始了“致青春”写作，这和苏童们成年后的“残酷青春”，和70后赵薇们“致青春”的回望、怀念不同。80后的“致青春”现场感犹在，他们在青春中“致青春”。周李立是80后作家转型的一个代表。她的小说集《欢喜腾》艺术感觉敏锐，笔法细腻尖锐，充分体现了80后作家独有的特征。《更衣》（《都市》2014年第2期）虽然叙述自身的故事，但已开始进行自我的反思。女主人公是一个剩女，因为健身不小心将钥匙锁进了更衣柜，又因为天色已晚，无人帮她打开更衣柜。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主人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现自己在生活中的处境就像被隔离的更衣室一样，“剩”得必然。小说没有写女主人公走出困境之后的改变，但反思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
　　张怡微的短篇《不受欢迎的客人》（《上海文学》2014年第3期）表面上风轻云淡，作品中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家庭伦理的关系，随着情节变化，迅速转移，如飞机起飞一样，跑着跑着，迅速拉升，飞向对生命的反思：一个人该怎样对待他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个体生命。1985年出生的青年作家不有，在今年第3期《西湖》杂志上发表了短篇《人面鱼》。这是一篇和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味道有些近似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对人性的反思。《人面鱼》用第一人称叙事，“我”作为叙事者，读者轻易地信任了“我”的讲述，对“我”具有好感，但实际上只要脱离叙事者的控制，跳出来，客观看待“我”讲述的一切，就会发现“我”的性格和人性的弱点，正是促成旅游也是错过景观的缘由，“我”的紧张、猜疑等负面情绪，皆为心像，与外物他人无关。不有用的是一种推迟批评的策略，先让读者感同身受，觉得自己可能也是这样，之后再让读者发现，这是人性中的弱点。
　　80后在“致青春”中感伤和反思，也写青春的病痛。孙频的《假面》，下笔凌厉，前景黯淡、生存高压等种种因素，作用于底层青年不堪重负的稚嫩心灵和肩膀，处在应急状态下的人，做出了非常态的生活选择，试图缓解焦虑。他们无法改变不光彩的历史，而他们渴望被接纳、渴望新生活，内心保留着正确的价值判断。他们不愿与自己的历史会晤，但一个人无法摆脱自己的个人史。文珍的《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有一群年轻不羁的鲜活生命，在寻求幸福的生活，坚持自己的信念。小说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描摹，也有对年轻人都市生活现状的呈现，此外，就是“谁对不起谁”的叩问，以及感受到的疑难，还有在疑难中开始的对生活和情感的反思。
　　视界与境界
　　作家是生活的传感器，又是生活的记录者。由于80后作家涉猎生活不久，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生活苍白，但相对单调和平淡是客观存在。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社会没有发生太多的动荡，没有太多的苦难感和沉重感，与前辈作家经历的大风大浪、大是大非相比，他们有时候感到的是失重和虚妄。而社会的动荡、理想的破灭、信仰的纠结，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驱动力。
　　他们最容易描写的是外来者的陌生感、融入社会的艰难和困惑，带着校园的青春忧伤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和无奈，这也是他们在叙述上频频喜用第一人称的原因。虽然一些作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实际上的叙述视角还是出自那个潜在的“我”，以至于甫跃辉在创作谈中要声明小说的主人公只是他生活的影子，不是他本人。
　　第一人称叙述让他们在自己的天地里自由驰骋，优点是少了虚伪和做作，“我”如果作为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独特的，但同时个人的视角又会屏蔽掉一些社会生活内容。尤其是一个带着校园记忆和校园经验的作家，他的视角必然会屏蔽或丧失一些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与第一人称相对而言，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个广角。对文学来说，需要广角，也需要纵深。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叙述人称好与不好，但如果都是同一种叙述人称，而且口气又容易接近，是不是艺术的个性和气质也难免给人单调和狭隘的嫌疑？80后在走向成熟时，如何进一步扩展、丰富自己，是他们面临的考验。他们能够经历的事情和过程确实比不上前辈作家那般丰富多彩，而磨难容易产生创造力，对80后作家来说，超越前辈的动力何在？
　　（王干 作者为《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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