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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在我看来，这位出生于安徽颍上的一国权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与老子一样，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不过，管仲显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时间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时候，管仲已经逝世数年了。如果把管仲与孔子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虽然在《论语》中自夸：“如果谁用我执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但事实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容易。孔子五十二岁那一年，受鲁国国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为杀了一个少正卯，限制了鲁国的思想自由，也影响了鲁国的经济发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选拔人才；更不懂发展经济要用非常手段、军事要搞阴谋、外交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孔子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就能将国计民生的问题解决。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也有他本身的价值所在，但以此为方法，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军事和政治之外，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伦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关的理论总结。按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个开拓政治局面，影响历史发展，并且导致社会产生巨大变化的人，应该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地位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远远低于同时代那些怀才不遇的“空谈者”，比如孔孟、老庄等。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将管仲列入《管晏列传》，总共只有数百字的篇幅。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有晚清时的梁启超算讲了一句公道话，认为管仲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现在看起来，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有两处，一处是有人问孔子：“管仲俭朴吗？
”孔子的问答是：“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管仲将一些市租据为己有，不算俭朴，即不算廉政。另一处是子贡和子路问孔子，对管仲背叛公子纠辅佐齐桓公怎么评价？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张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对管仲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同时认为管仲做人还有很大缺失，谈不上一个道德完人。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想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薄弱之处在于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总是由于不够深入，理解能力不够而出现偏差。中华文明一直算是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有着狭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过于相信个人的自觉，不重视人道，理性意识淡泊，科学精神匮乏，辨伪机制、创新意识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这当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孔孟所提倡的
“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楼阁，由于缺乏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显得虚无缥缈。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实际情况呢，人性本来就是无是无非的，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它只是复杂多变。儒家的出发点有问题，决定了“君子之道”的整个哲学体系有问题，也决定了那种“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国的方式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又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和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已变得相当渺茫了。因此，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很难通过当时的世俗人心去比较和鉴别。这样的方式，使得历史的整理者很难，也无法体会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这当中的反差，或许，还有人性阴暗的成分吧。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看起来细枝末节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对于那种实际上迂腐，却更有悲壮的色彩的方式更为推崇；或者，推崇洒脱而富有游戏精神的老庄。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则更纯粹，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并且，像孔孟和老庄，一辈子都在“修身”，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总有道德上的瑕疵。历史的记述者总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们更觉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无边，孟子的英气勃发，庄子洒脱自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地位远远地高于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节选《名与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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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论“仁”》之《“仁”人表现》（15）
管仲之“仁”
【原文】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今译】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随之自杀身亡，而管仲却不肯像召忽一样殉节而死。”他接着问：“管仲的行为说明他没有达到仁的标准吧？”孔子回答说：“齐桓公不凭借武力征服，却多次会盟诸侯而成就了霸业，这是管仲努力的结果。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
【心得】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曾任齐国上卿（即丞相），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逐步富强起来，辅助齐桓公成为当时诸侯中的霸主。但是他的从政经历并不光彩，其人品表现也多有瑕疵。孔子就曾不无蔑视地说：“管仲之器小哉！”（《八佾》）尤其是，他先和召忽一起追随公子纠，为避齐襄公无道造成内乱而逃奔鲁国。齐襄公死后，齐国果然发生内乱，鲁国派兵护送纠回齐国争夺君位，并让管仲率一支军队途中设伏，企图截杀从莒国返齐的公子小白。后来小白回到齐都临淄做了国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逼使鲁国杀死了纠，并扬言要把管仲和召忽剁为肉酱。召忽得知纠被杀害，遂自杀而死。但管仲却请求将其囚禁，交给齐国。在其好友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不但留下了他的性命，而且还委以国相重任，才使管仲的才华和抱负得以施展。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管仲的行为当有不忠不义之嫌，跟仁更是搭不上界的。所以，孔子的弟子对管仲的德性多有质疑，认为他不仁。但孔子在这里不仅承认了管仲之仁，还连用两个“如其仁”来加重语气，这在孔子论仁的言论中比较特殊，值得仔细揣摩领会一番。
在《论语·宪问》这一篇中，还记录了孔子评价管仲的另一段话：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子贡说：“管仲不是有仁德的人吧？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他不能像召忽一样以身殉难，反而做了桓公的丞相。”孔子说：“管仲做桓公的丞相，协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享受着他带来的这个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已沦落到野蛮人的统治之下，披头散发并穿着左开襟的衣服。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像普通男女那样拘于小节，不声不响地在小河沟里勒死自己而不让别人知道呢？”
从如上两段孔子评价管仲的话中，我得出了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孔子对仁有不同的定义，其衡量标准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读过了《论语》，可知孔子对仁的论述有所不同，概其要者，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具体的仁，体现在人与人的日常交往行为中。只要是符合礼的要求，都被列为仁的表现。如“孝弟”（《学而》），如“爱人”（《颜渊》），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如“恭”、“敬”、“忠”（《子路》），如“恭、宽、信、敏、惠”（《阳货》）。这样的仁，是人人都应并且能够做到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二是全德之仁，即朱熹解释的“本心之全德”（《论语集注》）。全德之仁是个综合性的概念，是人的德性的最高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所以，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指的就是全德之仁。管仲的私德有些问题，但他能够通过改革使国家富强，用外交手段替代战争，协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使人民免受涂炭之苦。这从公的角度来说，符合儒家对仁的理解。孔子曾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成仁的极高层次——“何事于仁！必也圣乎！”（《雍也》）而管仲做到了这一点。孔子正是从这个角度肯定管仲之仁的。由此可见，管仲之仁仍然属于具体的仁。孔子称赞他是仁者，与对他的私德的批评并非自相矛盾。1
第二，人的德性表现有大节、小节之分。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我们看出他对人的道德观察是注重大节，不是求全责备，这与古今许多教条或虚伪的道德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必要把管仲私德表现的瑕疵拿出来晒晒，以求对其小节也有个恰当的认识，避免给人掩饰腐败行为的口实。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曾说：我还年轻未出道时，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的时候总是自己多留一些，鲍叔牙不以为我是贪财，而是照顾我家里贫穷。我常把鲍叔牙的事情办砸，鲍叔牙不以为我是愚蠢，而是可怜我运气不好。我每次做官最终都被炒了鱿鱼，鲍叔牙不以为我是无德无能，而是安慰我机遇未到。我曾多次从战场上逃跑，鲍叔牙不以为我是怕死，而是体谅我上有老母需要赡养。公子纠争位失败被杀，召忽以身殉主，我却宁愿做了囚犯，鲍叔牙不以为我是无耻，而是认为我有建功立业名扬天下的远大抱负。他感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从这些情况看，管仲私德上的瑕疵，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而且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与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不可并提。至于他背叛死了的公子纠而归顺已登上君位的齐桓公，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终归于国家和天下有利。如果硬要说有什么问题，也是道义方面的。而在现实政治中，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究竟谁上台执政能使齐国富强起来，只能看历史的结果了。我们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孔子虽然把忠作为对君子的要求之一，但他不赞成盲目的愚忠。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就是主张君子应当待时而出，积极参与政治，兼善天下。这是大节。
第三，孔子是讲政治的。这个观点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单独提出，是因为有人企图把孔子的政治学说从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剔除出去。我不否认孔子的政治学说有些内容已经过时，需要进行批判、清理或重新加以诠释和发展。但政治学说是孔子以及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将其剔除，就破坏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有机统一。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来看，如果否定了孔子在肯定管仲之仁时的政治立场，就无法理解孔子仁学的完整性。我特别反对把《论语》当成“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的书来读，更反对“如果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如果改变不了事实，就改变心态”这样非常低俗的观念（参阅于丹《论语心得》）。把这样的观念强加给孔子，是对儒学的肆意阉割，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肆意阉割。
另外，孔子说管仲“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与历史真相不完全相符。管仲在辅佐齐桓公称霸的近40年里，还是打过一些仗的，先后以武力灭了谭、遂等小国，多次举兵讨伐宋、鲁、卫、楚、蔡、陈、郑等不肯俯首听命的诸侯，以及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等。不过，管仲不赞成穷兵黩武，提出了“安四邻”和“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的外交策略，把会盟作为达到齐国称霸目的的主要形式，避免了一些大规模战争，用《谷梁传》的话说就是“未尝有大战”，这在当时已然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孔子说他“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虽有理想主义的情愫，但大致也还说得过去。
1．冯友兰先生认为，《论语》所讲的仁，有些是“四德”（仁、义、礼、智）或“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而居其首；有些是全德之名，包括诸德。他后来又说：“作为四德之一的仁，是一种道德范畴伦理概念，对于它的讨论，是伦理学范围之内的事；作为全德之名的仁，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对于它的讨论，是哲学范围之内的事。”（《对于孔子所讲的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见傅杰选编《论语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我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冯先生的观点，但本文说的“全德之仁”与其“全德之名的仁”不完全一致。本文所说的全德之仁，既是人生的精神境界，可以放在哲学范围之内讨论；但又未脱出伦理学的范围，仍可作为道德范畴伦理概念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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